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

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材料二：

①要研究杂交水稻，首先必须在自然界中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不仅没有实物可利用，而且连中外的科研资料上也没有记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那么，（        ）。在水稻吐穗扬花时节的稻田里寻找雄性不育株不啻大海捞针。盛夏时节，稻田里气温通常高达40℃，袁隆平和妻子邓哲踏遍了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终于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袁隆平欣喜若狂，视为珍宝，细心地繁殖栽培，亲自播种、浇水、施肥，仔细观察它们细微的在每个生长发育阶段的变化，并作出详尽的记录，经过两年的艰苦试验，获得了珍贵的科研数据，写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引起了国家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1975年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推广的范围，此后的十年里，杂交水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隆平成功之后，国内国际各种令人眩目的荣誉、大奖也纷至沓来，但他并来陶醉于此，改变初心，而是一如既往地潜心农业科研，继续头顶烈日，脚踩泥泞，奔波在绿色的田野中。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③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材料一：

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摘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材料二：

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谈及红军长征的历史和其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刚刚结束的长征时，感慨万千。他历数了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军轨迹、途中经历的艰难险阻，高度赞扬了红军官兵所表现出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火车上和陪同的尼·费德林谈起长征途中的诗词创作时说：“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艺术地再现了长征途中红军遭遇到的千难万险、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官兵们的豪情壮志。

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诗词等内容中分析、提炼，可将毛泽东阐述的长征精神的基本要义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透露”了红军之所以不可战胜并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奥秘——中国共产党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其二，艰苦奋斗、敢于牺牲的拼搏精神。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回忆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情形时说，那时只能露天而眠，在断粮之际，不得不以树皮、树叶充饥。在装备简陋、战事紧张的不利条件下，红军将士星夜兼程，长途奔袭，击退上百万的追兵阻敌。其三，乐观向上、意志如钢的豪迈精神。据统计，红军长征沿途进行了约600次重要战役战斗，而师以上的战役战斗就有120余次。每一次战斗无不体现出红军将士乐观向上、意志如钢的豪迈精神。其四，紧密团结、反对分裂的团队精神。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联合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和军队高层领导，批判“左”倾错误路线。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峻挑战，毛泽东强调“决不能让步”，但必须以加强两方面军的团结为重。其五，实事求是、决不盲从的求实精神。毛泽东深刻反思指出，“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遵义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习近平高度重视对长征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创新发展了毛泽东的相关重要论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红军长征的重要意义作出了新的阐释。他强调，长征不仅是一次彰显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以及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历程中树立的一座巍峨丰碑。

在对长征精神的内涵作出新阐述方面，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对长征精神的历史地位作出新诠释方面，习近平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摘编自张勇《习近平毛泽东关于长征精神重要论述的比较研究》）

材料三：

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中不仅延续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更在制度体系、文化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中实现了动态嵌入，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力量。

红色资源作为精神文化资产，正通过制度化路径转化为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单元，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组织体系重塑、社区动员机制中的关键变量。红色文化不再是象征性存在，不再依赖传统的政治宣传，而是内嵌于教育、文旅、城乡建设等政策系统中，各地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组织实践的制度工具。如江西赣州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将红色教育与基层党建相结合；贵州遵义市将红色文化纳入地方立法，形成刚性约束与持续供给机制；重庆等地通过红色空间规划，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入长征精神内涵，推动制度性文化空间建设。

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核心元素之一，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语境中被不断再生产。红色文化的展演形式从讲述转向共演，从教育转向参与，形成了情境化、沉浸式的传播结构。例如“云游长征路”“红军VR战役”等项目，通过空间还原与任务模拟，增强用户的临场感与代入感，使之在数字情境中对长征精神获得具体可感的体验。在数字平台上，高校青年群体通过视频剪辑、配音模仿等方式进行二次创作，将红色记忆转化为具有娱乐性、传播力和共鸣感的内容。数字化的仪式场景赋能重复性内容，使长征精神在日常化的媒介环境中不断被激活、感知、记忆与认同。

红色文旅正成为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的情感动员场与记忆体验场。长征沿线红色文化景区正逐步由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通过故事叙述、角色体验、仪式参与等方式，红色精神被激活为一种可感知的价值秩序。如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AR互动、沉浸式演出重构会议现场氛围，使游客在身临其境中理解政治决策的艰难；于都长征出发地景区引入互动剧场、实景红剧演绎，强化游客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摘编自朱虹、黎文嘉《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与意义探析》）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雄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雄性不育系是一种雄性退化（主要是花粉退化）但雌蕊正常的母水稻，由于花粉无法存活，不能自花授粉结实，只有依靠外来花粉才能受精结实。因此，借助这种母水稻作为遗传工具，通过人工辅助授粉的办法，就能大量生产杂交种子。保持系是一种正常的水稻品种，它的特殊功能是用它的花粉授给不育系后，所产生后代，仍然是雄性不育的。因此，借助保持系，不育系就能一代一代地繁殖下去。恢复系是一种正常的水稻品种，它的特殊功能是用它的花粉授给不育系所产生的杂交种雄性恢复正常，能自交结实，如果该杂交种有优势的话，就可用于生产。要在生产上有效利用水稻杂种优势，首先必须选育出雄性不育系。

水稻三系法杂交，于1973年成功实现“三系”配套，成为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经典方法。“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于1981年获中国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摘编自《杂交水稻育种的三系法二系法和一系法》）

材料二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论断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大学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交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只有培育出一个雄蕊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在独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很长时间之后，袁隆平才从国外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的琼斯就发现了水稻杂种优势现象。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学家，当时是50年代。但都因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1964年7月5日，“泥腿子专家”袁隆平又走进了安江农校的稻田，去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淤泥弯腰驼背去寻找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14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株雄花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袁隆平欣喜异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找到了。

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发表，它证明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是科学的，是切实可行的。

（节选自《喜看稻菽千重浪》，有删改）

材料三

国际上，日本科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粳型杂交水稻的研究。至60年代中后期，育成了“藤坂5号”不育系等一批粳稻雄性不育系，实现了杂交粳稻“三系”配套。但是，由于亲缘关系太近而没有杂种优势，或者种子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上无法利用，目前基本处于停滞阶段。中国科学家于1961年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首创的籼型杂交水稻于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于1995年研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应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截至2019年，中国育成各类型杂交水稻品种超过7000个，增产粮食近9×10⁸吨，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9年美国引种了中国种子公司提供的3个籼型杂交水稻品种，这些品种比当地良种增产165%以上，被称为“东方魔稻”，引起了世界极大的关注。杂交水稻技术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列为增产粮食、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技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热带农业研究中心等国际组织，以及德国拜耳公司、美国水稻技术公司等跨国种业公司均派高级专家到中国学习与交流。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

中国于1998年启动了“超级杂交水稻育种研究计划”，中国科学家采取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水稻超高产育种技术路线，2014年先后实现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单产每公顷15吨的育种目标。2018年在中国云南省个旧市百亩示范片中验收的平均单产达到17.28吨每公顷，刷新了世界水稻大面积种植产量的最高纪录。超级杂交水稻先后实现了中国四期超级稻研究计划育种目标。三等以上优质品种由“十五”规划期间的32.0%提高到“十三五”规划期间的51.4%。推广面积目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以上，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大面积成功应用超级稻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挽起裤腿走下稻田，是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季节见到的袁隆平最标准的“形象”。人们常提出的一个疑问是：中国的稻田里如何走出了袁隆平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农业科学家？

中国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岁月里，都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自古流传。到了当代，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普遍发生的饥馑给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时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农校——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他在19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的经典事例。

材料二：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在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时，并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从事过研究，但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况且，他还得顶着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等权威学者的指责和压力。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眼光断定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究。

材料三：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蕊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甚至有著名学者断言这“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在独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很长时间之后，袁隆平才从国外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的琼斯就发现了水稻杂种优势现象。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学家，时为20世纪50年代。此外美国、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也相继开始了这项研究。尽管实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有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材料四：

前些年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贬斥杂交稻的文章，说杂交稻是“三不稻”——“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给农业科研人员和广大农民心头蒙上了阴影。袁隆平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人民日报》，凭着他杰出的学识和无与伦比的实践，用事实说明“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199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袁隆平的来信。

信中，袁隆平用平和的语气、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最近社会流传杂交稻米质太差，有人贬杂交稻为“三不稻”，说什么“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果真是这样吗？我想用事实来回答：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杂交稻比一般水稻每亩增产100千克左右。1976-1991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9亿多亩，增产粮食近2000亿千克。由此可见，杂交水稻的推广，对解决我国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一个水稻良种“汕优63”是杂交稻。近几年的年种植面积都超过1亿亩，平均亩产稳定在500千克左右，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米。的确，在我国南方生产的稻谷中，有相当一部分米质较差，这主要是双季早稻。目前积压的稻谷以及历年来粮店出售的大米，大多数为这种早籼稻。他写道，双季晚稻和一季中稻一般品质较好，粮店偶尔出售这种稻米时，则出现排长队争购的现象。而杂交稻则占双季晚稻和中稻面积的80%左右，产量占90%以上。因此，说杂交稻属劣质米与事实不符。

袁隆平进而写道，其实，杂交稻、常规稻与任何其他农作物一样，品种不同，产量和品质是有差别的，有的甚至相差悬殊。一般地说，大多数杂交稻品种的米质属于中等，其中也有个别杂交稻品种的米质较差，但绝不能以个别品种的优劣来概括一般。

就这样，袁隆平捍卫了事实，也捍卫了真理。

—— 节选自《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12年11月，美国宇航局制订了一个基因研究计划，以此来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基因会产生什么影响。

2015年3月27日，斯科特·凯利搭乘“联盟—TMA16号”飞船飞往国际空间站。2016年3月2日，他搭乘“联盟—TMA18号”飞船返回地球。此次实验，斯科特在国际空间站共生活了340天8小时42分，总计环绕地球飞行了5356圈。

通过此次实验，科学家最终确认：太空生活会改变人类基因的表达方式。该实验结束6个月后，斯科特的大部分基因表达恢复了基准水平，但仍有7%的基因表达存在变化。基因表达会影响基因如何读取或表达，但不影响用于遗传的基因代码本身。

人体细胞染色体末端有一种端粒。染色体每复制一次，端粒就缩短一点。如果端粒消耗完了，那么人体也就走向了死亡。端粒与细胞老化及人类寿命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家发现斯科特的细胞染色体端粒变长了。这表明人类在太空环境中能延长寿命，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是：当回到地球，斯科特的细胞染色体端粒就迅速恢复到了正常值。

对此，科学家评价道：“这个实验结果非常振奋人心。我们将了解保护和修复遗传变化的方法，为更长远的太空任务作准备。比如人类登陆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

（摘编自天星、严磊《太空生活趣事多》）

材料二：

太空食品与普通食品有什么区别吗？太空食品与普通食品并无本质的区别，但由于太空环境与地面环境的不同，以及航天员生活、工作的特点，对太空食品又具有许多特殊要求，如体积小、质量轻、营养丰富、方便进食等。太空食品必须安全可靠，绝对没有化肥、农药和其他污染。为了减轻废物收集系统的负担，太空食品都要求不含残渣（如骨、皮、核等）。

同时，太空食品必须符合失重条件下航天员生理改变的要求。太空飞行会导致航天员出现太空运动病、心血管系统功能失调、钙流失、肌肉萎缩、红细胞数量减少等症状。因此，太空食品要求针对航天员的生理改变，适当调整膳食营养。例如，针对肌肉萎缩，要求食品能够提供充足的优质蛋白质；针对钙流失，要求食品能够提供充足的钙质，以及适宜的钙磷比例和维生素D。此外，在飞行初期，食品的脂肪含量不宜太高，以免加重太空适应综合征；为防止心血管系统功能失调，要限制食品中钠的供给，保证充足的钾元素。

（摘编自刘进军、朱兴华《太空盛宴》）

材料三：

我国的航天服从“曙光”舱内外航天服到登月服，迄今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舱内航天服护送了35人次安全进出太空；自主研制的我国第一代、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目前已支持17名航天员、33人次成功执行17次出舱活动，有力保障了我国空间站的建造和高效运行。

“曙光”航天服是我国第一代舱内外航天服。1967年，我国制订了“714”载人航天计划，计划在1973年发射一艘无人飞船，1974年发射首艘载人飞船，也就是后来的“曙光一号”。而作为“曙光一号”的配套工程，国产第一代航天服也正式开始研制。

杨利伟在执行“神舟五号”任务时穿着的是“飞天”舱内航天服，它的外观很像俄罗斯的“猎鹰”航天服。后来“神舟六号”航天员乘组身着的“飞天”航天服在细节上与之前的航天服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材质更为轻便。

“飞天”舱外航天服是我国自主开发和制造的新一代舱外航天服，最初是为航天员执行太空行走任务设计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每套总重120千克，造价约3000万元人民币，可靠系数0.997，可在太空环境下工作4小时，具有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及舱外通信功能，各项技术指标完全满足“神舟七号”飞行任务需要。自2007年7月以来，我国航天员们一直穿着“飞天”舱外航天服进行舱外训练。

我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2024年9月，我国一款命名为“望宇”的登月服外观首次公开亮相，展示了我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的阶段性成果，也标志着我国航天服技术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望宇”登月服具有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高可靠、高科技等特点，真正做到了“天衣无缝”。

（摘编自刘进军、刘盈袖《航天员的“第二层皮肤”》）

材料四：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发布《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9年）》，规划部署了我国在空间科学研究领域拟突破的五大科学主题和17个优先发展方向。

五大科学主题包括极端宇宙、时空涟漪、日地全景、宜居行星、太空格物。这些科学主题广阔深远且气势恢宏，既有深邃的哲学高度，也是具体而可触及的，与人类命运、未来以及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回顾地球的历史，鱼上岸和猿下树是生命演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前者在适应环境的尝试中演化为陆生动物，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后者在下树后演化为创造宇宙间璀璨文明的人类。今天，我们探索太空，获得更多的发现，也是在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未来，空间科学聚焦太空条件下的物质运动和生命活动规律研究，有可能为人类找到新的家园。通过改造和改善其他星球的自然环境，如改善微重力高辐射、低氧或无氧等困难条件，人类将可能移居新的星球。这一过程也将是协调人类需求、技术发展和外部环境矛盾的过程，决定着我们能否让另一个人类的栖息地更宜居、更温暖、更美好。

（摘编自张田勘《今天，我们为何探索太空》）

9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利用杂种优势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之一。植物雄性不育性的发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两性花植物杂种优势利用的大门。使不少两性花植物，如高粱、向日葵、甜菜等的杂种优势能广泛应用于生产。近年来，我国的杂交水稻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摘自袁隆平《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有删改）

材料二：

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或怀疑态度，袁隆平根据自己对水稻的长期观察，经过与玉米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象的比较后，对水稻无杂种优势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袁隆平于1964年正式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探索，两年后终于发现水稻具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将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成功经验迁移到水稻物种上，由此       了“三系法”籼稻杂交路线。所谓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育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从“三系法”的操作程序上讲，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不育系材料。

（摘自雷毅《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与方法——以袁隆平“三系”法杂交水稻为例》）

材料三：

南方水稻集中育秧、东北实施大垄密植、黄淮海地区推广耐密高产抗倒玉米品种……各地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加大合理增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力度，促进粮食单产水平持续提升。

全国粮食亩产399.1公斤，比上年增加4.4公斤，增长1.1%。其中，玉米亩产446.7公斤，增长1.6%；稻谷亩产480.4公斤，增长0.7%；小麦亩产396公斤，与上年持平；大豆亩产135.9公斤，比上年增加2.5公斤，增长1.9%。

（摘自新华社北京2025年12月12日电，记者胡璐、王雨萧、古一平）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张秉贵今年59岁，出身贫农家庭，从10岁起就在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17岁到私营的德昌厚食品店学徒，受尽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凌辱。新中国成立后，他翻了身，打心眼儿里感谢党和毛主席。1955年他刚到百货大楼时，认为只要为商店多销货、多卖钱；就是做好了本职工作，报答了党的恩情，因此他比较注意抓大号买卖。一次，有位农民顾客来买两块桃酥，张秉贵光照顾买得多的顾客，让这位顾客等了很长时间。顾客生气地质问他：“你是不是嫌我买得少，看不起我?”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张秉贵。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对他说：“过去资本家做买卖，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我们社会主义商店做买卖，首先要为人民服务好。”……1958年他入党后，想了又想，一个共产党员到底图什么?图的就是多为人民服务！

张秉贵常说：“我们售货员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来温暖人民群众，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家里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激发出更大的革命干劲儿，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有了一点儿贡献。”为了当好顾客的参谋，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去熟悉自己柜台里的商品。公休日，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下班后，他又到医院向医生学习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卖糖果时，他虚心向爱吃糖的顾客了解各种人吃糖的习惯和各种糖果的味道……经过刻苦钻研，张秉贵的商品知识十分丰富，为群众服务也有更多的主动权了。在售货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了顾客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孩子一个样。

人们用“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这10个字，来赞扬张秉贵的服务态度。张秉贵用自己心中的一团火温暖人民群众，赢得广大顾客的爱戴和尊敬。张秉贵为革命站柜台的先进事迹广为传颂，多年来受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赞扬，1977年以来就收到200多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摘编自林为民《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材料二：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当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我从七岁就出去捡柴、挖野菜，那些野茱都是人家喂鸡的，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十七岁上，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摘编自冰心《颂“一团火”》）

材料一：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总是从主观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出发，总是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即从某种精神因素出发去解释历史事件，说明历史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曲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这个讲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路线，它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揭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时就会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智慧，更加接近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由于它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选自蒋成会、张荣臣《历史唯物主义让我们行稳致远》，《中国纪检监察报》有删改）

材料二：

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标示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所处位置、发展状态和前进方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政治判断，是一项事关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考量，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历史内涵和实践内涵。

从本质属性看，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境界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其历史基点。新时代总体上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者高度统一，互为规定，有机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从产生原因看，新时代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应运而生。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科学认识矛盾变化是发展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形势变化多次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科学判断，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深入发展。从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到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美好生活向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新时代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意义影响看，新时代连接起民族和世界两个大局，对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天安门城楼两侧的巨幅横标，西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侧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体现了我们党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和志存高远的世界眼光。新时代有力宣告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破产，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纪元。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胸怀“两个大局”，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栉风沐雨、勇毅笃行。

从依靠力量看，人民群众是新时代的历史主体和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的中流砥柱。任何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都是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有机统一。新时代是千帆竞逐、百舸争流的时代，也是充分激发创造活力和奋斗热情的时代，人民群众是新时代的主体性力量，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拓者、建设者。面向未来，人民对党期待更高、要求更高，必须以守正创新的精神状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勇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让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在新时代充分彰显，实现从大党、大国到强党、强国的根本转变。

（选自钟纪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担当尽责》，《中国纪检监察报》，有删改）

材料三：

《吕氏春秋》有言：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展望未来，中国正在不断崛起，走向世界，可是我们的很多制度建设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必须不断创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成不变、僵化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这次全会重点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继续完善我们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出来。当今时代瞬息万变，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绝不能僵化教条、一成不变。世易时移，没有一个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行之有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国际国内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些新问题、新情况对我们的制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继续创新，谋求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和研究对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宽，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今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有些新情况、新问题，可能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历史可以遵循，只能依靠创新，以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和理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决。我们必须记住，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复制和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探索，去实践，去创新。

（选自张美美《以制度建设点燃中国梦》，《新丝路》，有删改）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同志用大气磅礴的诗句，讴歌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85年前，红军指战员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筑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要自觉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意气风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长征最艰难时，许多人不知道部队明天要开拔到哪里、最终将落脚何处，但红军指战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走。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没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理想信念不能动摇、精神支柱不能缺少。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心有定力、行有动力，在新长征中续写新荣光。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初心的力量。“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习主席曾引用徐解秀老人的话，道出了党同人民的鱼水深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坚守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才给我们以全力的支持拥护。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紧紧依靠人民，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矢志不渝造福人民，就能永远赢得人民支持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坚韧的力量。在原第13集团军军史馆里，有一件“半截皮带”的展品，说的是三过草地的一个班早已断粮断炊，不得不把身上的皮带拿来充饥。战士周广才忍不住攥紧剩下的最后半截皮带，含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带着它见毛主席吧！”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敌人围追堵截，高山终年积雪，草地沼泽遍布……这些都考验着他们的意志，锻造着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争的主体还是人，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永不过时。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革命意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的力量。遵义会议之后，我军重新回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上，重新回到“十六字诀”这一战法运用上，才有了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主动，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才有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后来，正是依靠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思想和战法，我们一路披荆斩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作战理论、作战思想和破敌之法，如此才能掌握制胜先机，打赢未来战争。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样的唤醒跨越时空，让我们至今仍能听到长征的呼唤，感受到理想的崇高、精神的伟力。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就能迈过一道道沟坎，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节选自何东平《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材料二：

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山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八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刹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脚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节选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重大主题、专业表达、长篇叙事，构成了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报告文学在朝着这样“专”而“大”的路径发展时，纠缠在其周围的议论也愈加多重。直面、梳理、分析这些声音，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殊为重要。

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加强报告文学的读者接受。随着报告文学的长度不断增加，中短篇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长篇巨制式的作品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接受，要知道一部报告文学书籍动辄近百元，读者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阅读，许多作品因为篇幅过长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读者检验。作家在创作之初应有读者意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给所写领域、地方、机构记录一段历史，提供一种有人物有故事的“年鉴”或“志书”，还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某一陌生领域、事件、人物热切及时的关注。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要从一味求大求全中跳出来，重新思考其作为轻骑兵的优势。

其次，如何厘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也面临着新情况。小说创作这些年出现纪实化的趋势，故事发生地有现实依据，使得纪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如何凸显其纪实的特质？一些作品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努力还原现场感，但试想，一部描写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要想在对话上如实还原，是非常困难的，要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说，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面对的难题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

再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希望并且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这是文学意识和艺术性要求的体现，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评论家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许多方便简易的角度：题材是重大的，采访是艰苦的，表现是真实的，等等。而文学性往往成为一个看上去来不及探讨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文学性至关重要。应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质地给予特别评述，同时还应从理论上、从创作学的角度，对其文学性提出要求。不得不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叙述上没有特别用心，语言表达也不太讲究，细节化的描写不够丰富、精彩，求大求全的抱负盖过了对语言的追求，没有达到和主题高度相匹配的艺术高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的报告文学界，总被其他一些概念所冲击。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似乎更侧重亲历者的追述，对过往人与事的回忆更值得采信；“非虚构”异军突起，“非虚构”的题材往往没有那么重大，描写却又比较深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出时代潮流，更具文学性追求。留给报告文学的似乎就是以重大题材为主了。

（摘编自阎晶明《锻造报告文学的魅力》，《人民日报》2025年2月18日）

材料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生动蓬勃地发生着。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等特征的文体，又一次被时代所选择，在“新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写作中显示出重要而独特的文体价值。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多了一份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自觉继承了《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先生的创作精神，在这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呼应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研究的文本。

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同频时代、深度参与并书写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已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报告文学同样以即时、在场的态度实践着自身的文体使命。湖南报告文学这种介入山乡巨变的写作态度更为自觉，也更加自信。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点的报告文学乡土写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如题材过度集中，写作者急躁、敷衍甚至是偏移的态度，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等原因，使得写作周期短，造成了书写模式化、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作品辨识度不高，作家自身风格更难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文本样貌会推远读者的阅读初心，最终对报告文学文体带来伤害。

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史诗性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时代乡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到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深入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回报家乡的企业家，以及投身乡村建设的广大农民。他们也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是值得书写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乡村新人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必然性与未来可能性，塑造新人形象是一个从个人经验书写上升为时代整体性经验书写的有效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呼唤新的文学审美关系。面对新时代广阔丰富的创作资源，作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做到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五年时间行走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这种与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情感连结，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虔诚，正是对周立波先生“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的有力践行。湘西作家龙宁英则以主人公身份经历了湘西脱贫的真实过程，写下《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

（摘编自黄菲蒂《“新山乡巨变”写作中的湖南报告文学视野》，《湖南文学》2024年7期）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度，也要有这样的能力。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因此，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社会的情境有多么丰富，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富；社会的韵味有多么淳厚，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么淳厚。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从新大众文艺的发生逻辑以及目前的实践形态看，没有人民性，就不会形成新大众文艺；没有强大人民性的文艺，也不是新大众文艺。

为什么这么说？

大众，众多的人，也即“群众”。新大众文艺，首先是大众文艺，其次是新。什么是大众文艺？说法众多，但这些说法有两个共性。

一是大众文艺必须具有通俗性。“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说明大众文艺必然是人民大众家喻户晓、口耳相传的，具有广泛的通俗性和民间性。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在艺术实践中首先必须研究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审美习惯和思维习惯，注意选取人民大众能够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但要注意的是，通俗，绝不是媚俗，更不能低俗。大众文艺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健康、有益是前提，除了通俗、平易之形，还有载道、传道之能。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伦理道德，就是在这种口耳相传的娱乐中获得最大化的演练和传播。

二是大众文艺必然具有传播力。有广泛传播力的不一定是大众文艺，但大众文艺一定具备广泛的传播力。大众文艺来自生活，来自人民，是一个个具体而现实的人的体验和经验的集合，它渗透力强，传播范围广，能够迅速抵达受众，形成共鸣和共情。广泛的传播面，也使大众文艺具有了影响力和感染力。传播产生影响，影响产生力量。大众文艺由此具有商业价值，被市场和消费者看重，也最有可能从文艺作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并进一步产业化、市场化。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大众文艺形式如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等都是如此。大众文艺的生成过程通常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即介入消费市场和介入社会生活。这种目的性与大众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最终影响和形成了大众文艺各种各样的内容和形式。

大众文艺的两个共性，在根本上体现的就是人民性。在大众文艺的创作传播过程中，“人民大众”四字须臾不离，人民性是大众文艺的文化价值所在。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贯穿大众文艺创作的始终。有人民性，有通俗性和传播力，人民才能参与分享精神创造。有人民性的大众文艺，才对人民大众的精神建设和发展具有指引性，饱含正向意义。有人民性的大众文艺，才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的大众的文艺”。

（摘编自刘琼的文艺评论文章）

材料三：

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曲艺和文学更应该融合共生、挺立潮头。来自民间、服务大众是我国曲艺和文学的优良传统。曲艺具有鲜明的集体性。比如，传统相声《八扇屏》，不同地区、不同艺人表演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融入新元素，最终形成一个丰富多样的版本集合。虽然文学强调个性化创作，但民间文学也具有类似曲艺的集体性特征，很多都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这都表明，曲艺与文学从来不拒绝民间大众的创作，更得益于人民生活的深厚滋养。

事实上，新大众文艺的诸多特性，在曲艺和文学方面体现得尤为鲜明。当下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脱口秀，以观众为中心，与观众直接交流，追求幽默风趣，是“说”的艺术的典型，是曲艺的新样式。脱口秀的表演者大多是编剧出身，也有的从事其他行业，而不是过去经过学艺训练的曲艺职业者，脱口秀实实在在是由社会大众创作的。换句话说，脱口秀是一种从业门槛已向公众开放的曲艺形式。文学也是如此，像《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在菜场，在人间》等作品，都是由各行各业的人们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记录下来，并且在互联网上分享，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这启示我们，文艺创作者要热情拥抱人民大众，新大众文艺要真正贴近人民生活。

（摘编自张鑫《从曲艺与文学关系看新大众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