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

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材料二：

①要研究杂交水稻，首先必须在自然界中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不仅没有实物可利用，而且连中外的科研资料上也没有记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那么，（        ）。在水稻吐穗扬花时节的稻田里寻找雄性不育株不啻大海捞针。盛夏时节，稻田里气温通常高达40℃，袁隆平和妻子邓哲踏遍了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终于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袁隆平欣喜若狂，视为珍宝，细心地繁殖栽培，亲自播种、浇水、施肥，仔细观察它们细微的在每个生长发育阶段的变化，并作出详尽的记录，经过两年的艰苦试验，获得了珍贵的科研数据，写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引起了国家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1975年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推广的范围，此后的十年里，杂交水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隆平成功之后，国内国际各种令人眩目的荣誉、大奖也纷至沓来，但他并来陶醉于此，改变初心，而是一如既往地潜心农业科研，继续头顶烈日，脚踩泥泞，奔波在绿色的田野中。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③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材料一：

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摘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材料二：

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谈及红军长征的历史和其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刚刚结束的长征时，感慨万千。他历数了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军轨迹、途中经历的艰难险阻，高度赞扬了红军官兵所表现出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火车上和陪同的尼·费德林谈起长征途中的诗词创作时说：“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艺术地再现了长征途中红军遭遇到的千难万险、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官兵们的豪情壮志。

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诗词等内容中分析、提炼，可将毛泽东阐述的长征精神的基本要义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透露”了红军之所以不可战胜并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奥秘——中国共产党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其二，艰苦奋斗、敢于牺牲的拼搏精神。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回忆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情形时说，那时只能露天而眠，在断粮之际，不得不以树皮、树叶充饥。在装备简陋、战事紧张的不利条件下，红军将士星夜兼程，长途奔袭，击退上百万的追兵阻敌。其三，乐观向上、意志如钢的豪迈精神。据统计，红军长征沿途进行了约600次重要战役战斗，而师以上的战役战斗就有120余次。每一次战斗无不体现出红军将士乐观向上、意志如钢的豪迈精神。其四，紧密团结、反对分裂的团队精神。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联合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和军队高层领导，批判“左”倾错误路线。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峻挑战，毛泽东强调“决不能让步”，但必须以加强两方面军的团结为重。其五，实事求是、决不盲从的求实精神。毛泽东深刻反思指出，“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遵义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习近平高度重视对长征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创新发展了毛泽东的相关重要论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红军长征的重要意义作出了新的阐释。他强调，长征不仅是一次彰显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以及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历程中树立的一座巍峨丰碑。

在对长征精神的内涵作出新阐述方面，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对长征精神的历史地位作出新诠释方面，习近平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摘编自张勇《习近平毛泽东关于长征精神重要论述的比较研究》）

材料三：

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中不仅延续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更在制度体系、文化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中实现了动态嵌入，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力量。

红色资源作为精神文化资产，正通过制度化路径转化为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单元，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组织体系重塑、社区动员机制中的关键变量。红色文化不再是象征性存在，不再依赖传统的政治宣传，而是内嵌于教育、文旅、城乡建设等政策系统中，各地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组织实践的制度工具。如江西赣州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将红色教育与基层党建相结合；贵州遵义市将红色文化纳入地方立法，形成刚性约束与持续供给机制；重庆等地通过红色空间规划，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入长征精神内涵，推动制度性文化空间建设。

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核心元素之一，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语境中被不断再生产。红色文化的展演形式从讲述转向共演，从教育转向参与，形成了情境化、沉浸式的传播结构。例如“云游长征路”“红军VR战役”等项目，通过空间还原与任务模拟，增强用户的临场感与代入感，使之在数字情境中对长征精神获得具体可感的体验。在数字平台上，高校青年群体通过视频剪辑、配音模仿等方式进行二次创作，将红色记忆转化为具有娱乐性、传播力和共鸣感的内容。数字化的仪式场景赋能重复性内容，使长征精神在日常化的媒介环境中不断被激活、感知、记忆与认同。

红色文旅正成为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的情感动员场与记忆体验场。长征沿线红色文化景区正逐步由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通过故事叙述、角色体验、仪式参与等方式，红色精神被激活为一种可感知的价值秩序。如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AR互动、沉浸式演出重构会议现场氛围，使游客在身临其境中理解政治决策的艰难；于都长征出发地景区引入互动剧场、实景红剧演绎，强化游客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摘编自朱虹、黎文嘉《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与意义探析》）

材料一

从2002年4月《科学》杂志介绍中国科学家完成的籼稻基因组测序工作，到今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称赞我国水稻研究，说明中国的水稻研究已经引领世界。

从跟跑、并跑，直至领跑，中国的水稻研究是如何走向卓越的呢？

与今天人们更加关心健康不同，用“7％的耕地能否养活22％的人口”，也就是粮食安全，是20世纪的中国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1994年，植物分子遗传学家李家洋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了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回国后不久，他从拟南芥的研究转向了水稻的研究。提起这一转变，他说，这是为了和当时国家的需求相契合。随后同样回国到遗传所工作的储成才和傅向东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参与了“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承担了第4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之后，中国主导的“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2001年，中国联合研究组后来居上完成了籼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的绘制。

在科研人员眼中，水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作物，而且也是非常理想的单子叶模式植物。水稻的基因组较小，在作物中第一个完成了测序，加之较容易转化，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进入了这一领域。育种家负责培育新品种，水稻的基础研究者负责了解机理，这两者各有侧重。中国职业化的育种工作由来已久，大量的水稻突变体材料为水稻基础研究提供了便利。而育种家通常也会从生产角度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基础的和育种家的有机组合，是水稻研究走在前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傅向东说。

虽然与育种家合作，创制优质水稻品种，但储成才认为，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宜片面强调应用和产业化目标，基础研究常常需要耐心，研究结果的产生需要积累。就拿他认为自己“最有用”的一项关于粳稻氮肥利用效率的研究来说，前前后后也经历不少时间。四川农业大学陈学伟研究组关于“稻瘟病”的研究，从开始到成绩的取得也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

（摘编自邸利会《中国水稻研究缘何引领世界》，《科技日报》）

材料二：

北京时间4月26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报道了“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成果。该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主导，联合国际水稻研究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16家单位共同完成，这是国内外水稻研究专家大协作的重大成果，体现了中国农业科学在水稻基因组研究方面居于世界领先位置。

“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这一重大科技成果将推动水稻规模化基因发掘和水稻复杂性状分子改良，提升全球水稻基因组研究和分子育种水平，加快优质、广适、绿色、高产水稻新品种的培育。此次研究成果的发起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黎志康认为，此次研究成果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深入分析和更多数据产生，包含水稻全部优良基因多样性的数据库将更加庞大与精细，可以从中找到与任何性状相关的关键基因，并应用到育种实践中。这将为培育高产、优质、多抗水稻新品种奠定基础。

（摘编自常理《设计水稻不再是梦》，《经济日报》）

材料三：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黎志康等人完成的最新成果，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基因组遗传多样性，对水稻的起源、基因、分类和进化规律有了全新的更深入的认知。

这一成果表明，中国夺回了对水稻命名的部分话语权，恢复了历史的真实。

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范通过杂交等手段发现了籼稻和粳稻的区别。当时，加藤把籼稻称为“印度型”，把日本栽培极广的粳稻称为“日本型”。自此，籼稻和粳稻在国际上就一直沿用此命名。然而，中国科学家对代表了全球水稻种质约95％多样性的核心种质的3010株水稻的基因组研究表明，这种命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研究结果，中国研究人员首次提出，水稻的籼、粳亚种是独立的和多地起源，要求恢复使用籼、粳亚种的正确命名。在化石证据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植物考古学家日前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在位于浙江省龙游县的荷花山遗址中找到了距今1万多年的野生稻存在以及逐渐被驯化的证据，从土壤剖面中提取的植硅体来自一些野生稻叶片和稻壳。研究人员再次认定，水稻的起源和驯化是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在中国推广种植后，很快传到东亚近邻国家。3000多年前，中国水稻传至朝鲜、日本。到了汉代，中国粳稻传到菲律宾。公元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美洲以至全世界。

但是，这与水稻基因组研究的结果有差异——中国研究人员从基因组获得的证据则提出，无论是籼、粳稻亚种都是独立多地起源。研究人员对来自全球的3010株水稻的基因组测序后，发现亚洲栽培稻品种间存在9万个微细结构变异，同时发现了1.2万个全长新基因和数千个不完整的新基因。研究人员再次挑选出453份测序深度较高的水稻样本，分析核心基因家族和分散式基因家族，得出籼、粳稻亚种都是独立多地起源的假说。

显然，未来需要对这两种证据进行整合，同时补充证据，才能得出更可靠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摘编自张田勘《基因和化石结合探寻水稻起源》，《光明日报》）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雄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雄性不育系是一种雄性退化（主要是花粉退化）但雌蕊正常的母水稻，由于花粉无法存活，不能自花授粉结实，只有依靠外来花粉才能受精结实。因此，借助这种母水稻作为遗传工具，通过人工辅助授粉的办法，就能大量生产杂交种子。保持系是一种正常的水稻品种，它的特殊功能是用它的花粉授给不育系后，所产生后代，仍然是雄性不育的。因此，借助保持系，不育系就能一代一代地繁殖下去。恢复系是一种正常的水稻品种，它的特殊功能是用它的花粉授给不育系所产生的杂交种雄性恢复正常，能自交结实，如果该杂交种有优势的话，就可用于生产。要在生产上有效利用水稻杂种优势，首先必须选育出雄性不育系。

水稻三系法杂交，于1973年成功实现“三系”配套，成为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经典方法。“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于1981年获中国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摘编自《杂交水稻育种的三系法二系法和一系法》）

材料二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论断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大学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交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只有培育出一个雄蕊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在独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很长时间之后，袁隆平才从国外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的琼斯就发现了水稻杂种优势现象。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学家，当时是50年代。但都因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1964年7月5日，“泥腿子专家”袁隆平又走进了安江农校的稻田，去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淤泥弯腰驼背去寻找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14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株雄花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袁隆平欣喜异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找到了。

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发表，它证明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是科学的，是切实可行的。

（节选自《喜看稻菽千重浪》，有删改）

材料三

国际上，日本科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粳型杂交水稻的研究。至60年代中后期，育成了“藤坂5号”不育系等一批粳稻雄性不育系，实现了杂交粳稻“三系”配套。但是，由于亲缘关系太近而没有杂种优势，或者种子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上无法利用，目前基本处于停滞阶段。中国科学家于1961年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首创的籼型杂交水稻于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于1995年研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应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截至2019年，中国育成各类型杂交水稻品种超过7000个，增产粮食近9×10⁸吨，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9年美国引种了中国种子公司提供的3个籼型杂交水稻品种，这些品种比当地良种增产165%以上，被称为“东方魔稻”，引起了世界极大的关注。杂交水稻技术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列为增产粮食、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技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热带农业研究中心等国际组织，以及德国拜耳公司、美国水稻技术公司等跨国种业公司均派高级专家到中国学习与交流。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

中国于1998年启动了“超级杂交水稻育种研究计划”，中国科学家采取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水稻超高产育种技术路线，2014年先后实现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单产每公顷15吨的育种目标。2018年在中国云南省个旧市百亩示范片中验收的平均单产达到17.28吨每公顷，刷新了世界水稻大面积种植产量的最高纪录。超级杂交水稻先后实现了中国四期超级稻研究计划育种目标。三等以上优质品种由“十五”规划期间的32.0%提高到“十三五”规划期间的51.4%。推广面积目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以上，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大面积成功应用超级稻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挽起裤腿走下稻田，是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季节见到的袁隆平最标准的“形象”。人们常提出的一个疑问是：中国的稻田里如何走出了袁隆平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农业科学家？

中国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岁月里，都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自古流传。到了当代，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普遍发生的饥馑给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时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农校——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他在19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的经典事例。

材料二：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在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时，并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从事过研究，但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况且，他还得顶着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等权威学者的指责和压力。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眼光断定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究。

材料三：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蕊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甚至有著名学者断言这“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在独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很长时间之后，袁隆平才从国外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的琼斯就发现了水稻杂种优势现象。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学家，时为20世纪50年代。此外美国、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也相继开始了这项研究。尽管实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有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材料四：

前些年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贬斥杂交稻的文章，说杂交稻是“三不稻”——“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给农业科研人员和广大农民心头蒙上了阴影。袁隆平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人民日报》，凭着他杰出的学识和无与伦比的实践，用事实说明“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199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袁隆平的来信。

信中，袁隆平用平和的语气、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最近社会流传杂交稻米质太差，有人贬杂交稻为“三不稻”，说什么“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果真是这样吗？我想用事实来回答：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杂交稻比一般水稻每亩增产100千克左右。1976-1991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9亿多亩，增产粮食近2000亿千克。由此可见，杂交水稻的推广，对解决我国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一个水稻良种“汕优63”是杂交稻。近几年的年种植面积都超过1亿亩，平均亩产稳定在500千克左右，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米。的确，在我国南方生产的稻谷中，有相当一部分米质较差，这主要是双季早稻。目前积压的稻谷以及历年来粮店出售的大米，大多数为这种早籼稻。他写道，双季晚稻和一季中稻一般品质较好，粮店偶尔出售这种稻米时，则出现排长队争购的现象。而杂交稻则占双季晚稻和中稻面积的80%左右，产量占90%以上。因此，说杂交稻属劣质米与事实不符。

袁隆平进而写道，其实，杂交稻、常规稻与任何其他农作物一样，品种不同，产量和品质是有差别的，有的甚至相差悬殊。一般地说，大多数杂交稻品种的米质属于中等，其中也有个别杂交稻品种的米质较差，但绝不能以个别品种的优劣来概括一般。

就这样，袁隆平捍卫了事实，也捍卫了真理。

—— 节选自《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9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利用杂种优势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之一。植物雄性不育性的发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两性花植物杂种优势利用的大门。使不少两性花植物，如高粱、向日葵、甜菜等的杂种优势能广泛应用于生产。近年来，我国的杂交水稻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摘自袁隆平《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有删改）

材料二：

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或怀疑态度，袁隆平根据自己对水稻的长期观察，经过与玉米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象的比较后，对水稻无杂种优势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袁隆平于1964年正式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探索，两年后终于发现水稻具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将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成功经验迁移到水稻物种上，由此       了“三系法”籼稻杂交路线。所谓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育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从“三系法”的操作程序上讲，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不育系材料。

（摘自雷毅《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与方法——以袁隆平“三系”法杂交水稻为例》）

材料三：

南方水稻集中育秧、东北实施大垄密植、黄淮海地区推广耐密高产抗倒玉米品种……各地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加大合理增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力度，促进粮食单产水平持续提升。

全国粮食亩产399.1公斤，比上年增加4.4公斤，增长1.1%。其中，玉米亩产446.7公斤，增长1.6%；稻谷亩产480.4公斤，增长0.7%；小麦亩产396公斤，与上年持平；大豆亩产135.9公斤，比上年增加2.5公斤，增长1.9%。

（摘自新华社北京2025年12月12日电，记者胡璐、王雨萧、古一平）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张秉贵今年59岁，出身贫农家庭，从10岁起就在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17岁到私营的德昌厚食品店学徒，受尽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凌辱。新中国成立后，他翻了身，打心眼儿里感谢党和毛主席。1955年他刚到百货大楼时，认为只要为商店多销货、多卖钱；就是做好了本职工作，报答了党的恩情，因此他比较注意抓大号买卖。一次，有位农民顾客来买两块桃酥，张秉贵光照顾买得多的顾客，让这位顾客等了很长时间。顾客生气地质问他：“你是不是嫌我买得少，看不起我?”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张秉贵。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对他说：“过去资本家做买卖，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我们社会主义商店做买卖，首先要为人民服务好。”……1958年他入党后，想了又想，一个共产党员到底图什么?图的就是多为人民服务！

张秉贵常说：“我们售货员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来温暖人民群众，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家里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激发出更大的革命干劲儿，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有了一点儿贡献。”为了当好顾客的参谋，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去熟悉自己柜台里的商品。公休日，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下班后，他又到医院向医生学习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卖糖果时，他虚心向爱吃糖的顾客了解各种人吃糖的习惯和各种糖果的味道……经过刻苦钻研，张秉贵的商品知识十分丰富，为群众服务也有更多的主动权了。在售货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了顾客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孩子一个样。

人们用“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这10个字，来赞扬张秉贵的服务态度。张秉贵用自己心中的一团火温暖人民群众，赢得广大顾客的爱戴和尊敬。张秉贵为革命站柜台的先进事迹广为传颂，多年来受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赞扬，1977年以来就收到200多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摘编自林为民《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材料二：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当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我从七岁就出去捡柴、挖野菜，那些野茱都是人家喂鸡的，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十七岁上，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摘编自冰心《颂“一团火”》）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度，也要有这样的能力。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因此，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社会的情境有多么丰富，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富；社会的韵味有多么淳厚，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么淳厚。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从新大众文艺的发生逻辑以及目前的实践形态看，没有人民性，就不会形成新大众文艺；没有强大人民性的文艺，也不是新大众文艺。

为什么这么说？

大众，众多的人，也即“群众”。新大众文艺，首先是大众文艺，其次是新。什么是大众文艺？说法众多，但这些说法有两个共性。

一是大众文艺必须具有通俗性。“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说明大众文艺必然是人民大众家喻户晓、口耳相传的，具有广泛的通俗性和民间性。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在艺术实践中首先必须研究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审美习惯和思维习惯，注意选取人民大众能够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但要注意的是，通俗，绝不是媚俗，更不能低俗。大众文艺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健康、有益是前提，除了通俗、平易之形，还有载道、传道之能。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伦理道德，就是在这种口耳相传的娱乐中获得最大化的演练和传播。

二是大众文艺必然具有传播力。有广泛传播力的不一定是大众文艺，但大众文艺一定具备广泛的传播力。大众文艺来自生活，来自人民，是一个个具体而现实的人的体验和经验的集合，它渗透力强，传播范围广，能够迅速抵达受众，形成共鸣和共情。广泛的传播面，也使大众文艺具有了影响力和感染力。传播产生影响，影响产生力量。大众文艺由此具有商业价值，被市场和消费者看重，也最有可能从文艺作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并进一步产业化、市场化。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大众文艺形式如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等都是如此。大众文艺的生成过程通常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即介入消费市场和介入社会生活。这种目的性与大众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最终影响和形成了大众文艺各种各样的内容和形式。

大众文艺的两个共性，在根本上体现的就是人民性。在大众文艺的创作传播过程中，“人民大众”四字须臾不离，人民性是大众文艺的文化价值所在。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贯穿大众文艺创作的始终。有人民性，有通俗性和传播力，人民才能参与分享精神创造。有人民性的大众文艺，才对人民大众的精神建设和发展具有指引性，饱含正向意义。有人民性的大众文艺，才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的大众的文艺”。

（摘编自刘琼的文艺评论文章）

材料三：

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曲艺和文学更应该融合共生、挺立潮头。来自民间、服务大众是我国曲艺和文学的优良传统。曲艺具有鲜明的集体性。比如，传统相声《八扇屏》，不同地区、不同艺人表演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融入新元素，最终形成一个丰富多样的版本集合。虽然文学强调个性化创作，但民间文学也具有类似曲艺的集体性特征，很多都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这都表明，曲艺与文学从来不拒绝民间大众的创作，更得益于人民生活的深厚滋养。

事实上，新大众文艺的诸多特性，在曲艺和文学方面体现得尤为鲜明。当下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脱口秀，以观众为中心，与观众直接交流，追求幽默风趣，是“说”的艺术的典型，是曲艺的新样式。脱口秀的表演者大多是编剧出身，也有的从事其他行业，而不是过去经过学艺训练的曲艺职业者，脱口秀实实在在是由社会大众创作的。换句话说，脱口秀是一种从业门槛已向公众开放的曲艺形式。文学也是如此，像《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在菜场，在人间》等作品，都是由各行各业的人们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记录下来，并且在互联网上分享，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这启示我们，文艺创作者要热情拥抱人民大众，新大众文艺要真正贴近人民生活。

（摘编自张鑫《从曲艺与文学关系看新大众文艺》）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劳模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劳模精神以特定的时代内涵与形象表征回应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需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一时期的劳模选树也因此集中于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与组织劳动竞赛、完成生产任务紧密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了积极生产、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氛围。如耿长锁、王治俭等农业领域劳模，王进喜、时传祥等工业领域劳模，焦裕禄、雷锋等先进模范代表，均以其团结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激励各地区广泛开展劳动竞赛，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并最终凝练成具有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精神特质的劳模精神。

改革开放后，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升，劳动形态日益多元，社会生产亦由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基调下，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知变化直接扩展了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凡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者都被纳入劳动者范畴。劳模群体也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体育明星等类型的劳模不断涌现。如孔祥瑞、包起帆等生产劳模，袁隆平、吴大观等科技工作者，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王顺友、吴登云等服务业劳模，不仅具有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还以锐意进取、巧干实干的精神风貌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的精神品质，刻画出具有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内涵特质的新时期劳模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劳动内涵进一步更新和拓展，不仅需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还需要创造性劳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大会评选出包括一线工人、企业技术人员、农民工、科教等专业技术人员、科级以下干部等多个群体，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劳模队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由“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特定劳模群体凝塑的精神品质进一步丰富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以精益求精、创新创造为表征的新时代劳模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入，劳动形态日益多元，劳模精神的具体内涵也在新的历史主题下被赋予相应的时代元素，但其基本内涵与精神所指却始终如一。

（摘编自崔延强、孟亚男《劳模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当代高校劳动教育路径创新》）

材料二：“5月是结婚旺季，各位小姐姐们一定要在最美的时节做最美丽的新娘……”

4月16日，一场名为“星婚庆星耀眼”的直播在进行，这次“带货”的两位主播均是劳模。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劳模直播已不是新鲜事，镜头中的他们服务贴心、带货可靠，被网友们称为“劳模天团”。

从80年代的“劳模服务”到如今的“劳模带货”，在南京新百，老典型群星璀璨，新劳模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劳模们在平凡岗位上守正笃实、锐意创新。

“劳模天团”的带头人正是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吕雪瑾。

“我能成为劳模，都是向商场里的劳模师傅们学习的。”吕雪瑾笑着传授经验。

南京新百善“出”劳模。1983年，陶佩芬被评为全国劳模。柜台里有300多种小商品，白天忙，她就把商品的价格、品名、产地、用途等抄下来带回家背，业余时间到牙膏厂、肥皂厂和口腔医院向专业人士请教专业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陶佩芬成了洗化用品行家，蒙住眼睛的她随便拿块香皂一闻，就能准确地报出其品牌、产地、价格和特征。

陶佩芬时常将自己的服务秘诀讲述给同事听。在她的传帮带下，大批从业人员懂得了什么是“匠心”。陶佩芬还组织编写《新百劳模服务艺术》手册，帮助青年员工找到通往劳模舞台的“钥匙”。

2018年7月，吕雪瑾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6位一线劳模共同探索新零售时代变化下的创新服务营销方式。经过一年的摸索，逐步探索出“老字号商业信誉+劳模品牌资源+场景化购物体验”的新型服务模式。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代劳模都有着自己的使命。

陶佩芬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没人在意服务态度，她自己买东西时遭过“白眼”。当上营业员后，她温暖的笑容、处处为顾客考虑的态度让顾客如沐春风。

迈入新时代，一批年轻劳模脱颖而出，劳模精神也被赋予更多内容，一方面要将专业化做到极致，另一方面还要能把握时代脉搏。

吕雪瑾深知光靠之前的“两把刷子”在当下已行不通。她开始带着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试水“直播带货”。如今，“劳模带货”已发展成“全员直播”，在劳模的垂范作用下，南京新百的每一位营业员都拥有了直播带货的能力。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劳模已经过时了，我不这么认为。”吕雪瑾说。

劳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摘编自苏雁、王菲《南京新百的“劳模天团”》）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劳模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劳模精神以特定的时代内涵与形象表征回应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需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一时期的劳模选树也因此集中于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与组织劳动竞赛、完成生产任务紧密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了积极生产、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氛围。如耿长锁、王治俭等农业领域劳模，王进喜、时传祥等工业领域劳模，焦裕禄、雷锋等先进模范代表，均以其团结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激励各地区广泛开展劳动竞赛，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并最终凝练成具有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精神特质的劳模精神。

改革开放后，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升，劳动形态日益多元，社会生产亦由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基调下，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知变化直接扩展了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凡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者都被纳入劳动者范畴。劳模群体也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体育明星等类型的劳模不断涌现。如孔祥瑞、包起帆等生产劳模，袁隆平、吴大观等科技工作者，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王顺友、吴登云等服务业劳模，不仅具有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还以锐意进取、巧干实干的精神风貌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的精神品质，刻画出具有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内涵特质的新时期劳模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劳动内涵进一步更新和拓展，不仅需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还需要创造性劳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大会评选出包括一线工人、企业技术人员、农民工、科教等专业技术人员、科级以下干部等多个群体，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劳模队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由“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特定劳模群体凝塑的精神品质进一步丰富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以精益求精、创新创造为表征的新时代劳模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入，劳动形态日益多元，劳模精神的具体内涵也在新的历史主题下被赋予相应的时代元素，但其基本内涵与精神所指却始终如一。

（摘编自崔延强、孟亚男《劳模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当代高校劳动教育路径创新》）

材料二：

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劳模直播已不是新鲜事，镜头中的他们服务贴心、带货可靠，被网友们称为“劳模天团”。

从80年代的“劳模服务”到如今的“劳模带货”，在南京新百，老典型群星璀璨，新劳模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劳模们在平凡岗位上守正笃实、锐意创新。

“劳模天团”的带头人正是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吕雪瑾。

“我能成为劳模，都是向商场里的劳模师傅们学习的。”吕雪瑾笑着传授经验。

南京新百善“出”劳模。1983年，陶佩芬被评为全国劳模。柜台里有300多种小商品，白天忙，她就把商品的价格、品名、产地、用途等抄下来带回家背，业余时间到牙膏厂、肥皂厂和口腔医院向专业人士请教专业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陶佩芬成了洗化用品行家，蒙住眼睛的她随便拿块香皂一闻，就能准确地报出其品牌、产地、价格和特征。

陶佩芬时常将自己的服务秘诀讲述给同事听。在她的传帮带下，大批从业人员懂得了什么是“匠心”。陶佩芬还组织编写《新百劳模服务艺术》手册，帮助青年员工找到通往劳模舞台的“钥匙”。

2018年7月，吕雪瑾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6位一线劳模共同探索新零售时代变化下的创新服务营销方式。经过一年的摸索，逐步探索出“老字号商业信誉＋劳模品牌资源＋场景化购物体验”的新型服务模式。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代劳模都有着自己的使命。

陶佩芬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没人在意服务态度，她自己买东西时遭过“白眼”。当上营业员后，她温暖的笑容、处处为顾客考虑的态度让顾客如沐春风。

迈入新时代，一批年轻劳模脱颖而出，劳模精神也被赋予更多内容，一方面要将专业化做到极致，另一方面还要能把握时代脉搏。

吕雪瑾深知光靠之前的“两把刷子”在当下已行不通。她开始带着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试水“直播带货”。如今，“劳模带货”已发展成“全员直播”，在劳模的垂范作用下，南京新百的每一位营业员都拥有了直播带货的能力。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劳模已经过时了，我不这么认为。”吕雪瑾说。

劳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摘编自《光明日报》《南京新百的“劳模天团”》）

劳动形态的演变影响着劳模群体的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劳模多来自__________；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体育明星等群体加入劳模队伍；新时代，劳模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劳模队伍呈现__________的特点。陶佩芬通过__________成为行业行家，用温暖服务打破行业冷漠。吕雪瑾带领团队探索新零售服务模式。从“劳模服务”到“全员直播”，不变的是劳模们守正创新、乐于奉献的初心。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安江农技任教。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但只得到一些奇花异果，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他决心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以及出国讲学等方式传授技术，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现在杂交水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等国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加上衡南基地此前早稻测产，杂交稻突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再次打破杂交水稻单产纪录。袁隆平听到测产结果后说，下一步目标，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摘编自《东方评论》）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粮食安全系国计民生之根本，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气候变暖致使高温、干旱、洪涝等灾害性天气发生频次与强度显著增加，对农业生产产生很大影响。

应对极端天气频发、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是筑牢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的当务之急。聚焦节水灌溉、田间道路、地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设施，鼓励建设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在雨季易涝区完善田间排水沟渠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田地力培育工作，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探索并推广“海绵农田”建设，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体系建设，推进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发展，全面提升农业气候韧性与灾害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农业灾害应急管理机制，针对区域性干旱、洪涝等灾害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灾物资储备，提升粮食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驱动力。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瞄准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在生物育种、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集中力量选育推广一批高产稳产、优质专用、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突破性新品种。同时，积极推动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建设，加快部署农业物联网、北斗导航、遥感监测等新型基础设施，促进智能感知、大数据分析、自动驾驶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加快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感知、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产能建设和节粮减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条件。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截至2024年底，我国耕地面积达到19.4亿亩，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确定的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目标。但依然必须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深入推进“田长制”责任体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确保农田姓农、良田种粮。在保障耕地数量的同时，更要提升耕地质量，持续推进农田保水保土保肥能力提升工程，优化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扩大高产优质的粮食品种种植。聚焦收获、储运、加工、销售、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大力推广高效低损收获机具、绿色储粮技术、适度加工装备和冷链物流设施，显著降低各环节损耗。全面落实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教育，推动形成节约集约的消费习惯和社会风尚，常态化挖掘“无形良田”潜力，让节粮减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须臾不可放松。新征程上，必须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定不移贯彻“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牢牢把住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摘编自贺培科《端稳端牢中国饭碗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材料二：

1998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和9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19届国际水稻会议上，袁隆平发言：由于采取了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有机结合的技术路线，中国在培育超级稻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经过中国许多科学家10多年的协作研究，目前技术上的难题已基本解决。……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大面积推广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了一次飞跃。有人统计过，杂交水稻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1976—1999年，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万人口，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自给自足难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7年，袁隆平提出了超级杂交稻选育的指标、株型模式和技术路线，选育出一批具有超高产潜力、米质优良的亚种间苗头组合，小面积最高产量达每亩1139千克（每公顷日产107.4千克），达到了日产量100千克/公顷的超级稻产量指标。如果按年推广2亿亩计，年增粮食可养活7000多万人口。袁隆平对我说，这是对看上去表情显得十分深沉的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未来谁来养活中国”疑问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

近十几年来，杂交水稻不断走向世界，已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推广。……袁隆平是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正在引导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摘编自《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个系统工程，得从生产和节约两个维度协同发力。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十四五”的耕地保护任务，但耕地保护这根弦还得始终绷紧，既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目标，①_______，比如多建高标准农田、扩大高产优质的粮食品种种植，让土地的产出能力越来越强。

在节粮减损方面，要建立从粮食收获到消费的全链条节约体系，一方面大力推广高效低损收获机具和绿色储粮技术，降低各环节损耗；另一方面全面落实节约和反浪费行动，②_______，推动形成节约风尚，让大家养成节约的习惯，把节约这种“无形良田”的潜力挖掘出来。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还是要加快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一手提升产能，一手减少损耗，两手一起抓，我们才能握紧③_______，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