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的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您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航天发射成功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背后的研发故事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如丁燕历时12年创作的“工厂三部曲”，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

李瑞：非虚构文学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吗？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将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生硬放置到西方理论“影响-接受”模式下展开思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辩证地看，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出场和亮相，外来的非虚构写作理论扮演着催化剂角色。但是从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写实主义传统密不可分，此外，其兴起的根本原因还应该溯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深厚家国情怀。

李瑞：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邹赞：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依此，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其二，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近年来兴起的“返乡书写”引发了很多“离乡者”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纽带得以链接的背后，关联着知识群体对乡村青年所倾注的人文关怀。其三，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是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新疆大学教授邹赞访谈》）

材料二：

文学叙事不是现场直播，任何写作都是回忆或记忆的复现。而人的记忆往往是凌乱的、不完整的，作者需要通过推理、判断和必要的想象，使不完整的事件得以完整和有序化。文学不能满足于事实的真实，而要达到能够反映事物具有普遍性的本质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写作的过程就是凭借虚构达到典型化的过程。

非虚构写作虽然强调“非虚构”，但同样是“记忆的复现”而不是“现场直播”。即便是“现场直播”，也必然有主观选择而不是纯客观的原生态展示。所以，许多号称非虚构的作品，实际上采用的是“非虚构+虚构”的叙事模式。因此，许多人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允许虚构。一方面强调非虚构，一方面又有虚构，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看似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从字面上看，虚构和非虚构似乎是对立的。但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无本质区别：所谓没有“本质区别”，是指二者都属于文学，都需要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二者的区别则在于虚构文学可以采取“杂取法”，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以及具体细节整体性地进行虚构；而非虚构文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真实不虚，不能进行重大的改变和虚构。

非虚构文学强调的“求真”必须具有超越性。非虚构文学需要以文学手法重构现实，揭示超越事件本身的人类共性困境；以文学技艺升华真实事件，使之成为人类精神的纪念碑。如此看来，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遴选就显得非常关键了。非虚构文学的素材来源是真实事件，但并非所有的真实事件都有这种超越、升华的条件和可能。就像采矿，矿石如果缺乏足够的含金量，是没有开采价值的。

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选择，是否应该遵循这样一些原则？即重大性、典型性和开创性。重大、典型的真实事件，往往是由多重矛盾所构成的某种社会现象，而构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现实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还可能有文化、人性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重大事件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它同时又带有能够超越真实事件的个别性，而得以升华为带有某种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真实。所谓开创性，是指非虚构文学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描写对象，从而开拓新的题材领域。

（摘编自封秋昌《非虚构的文学性与超越性》）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众文艺主要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传统民间文艺形态、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新大众文艺形态。

传统民间文艺是大众自发创造、自我享有的生活文化。神话、传说、谚语、歌谣、小戏、泥塑、面花、剪纸、年画等各类传统民间文艺形态，无不出自大众之口、大众之手、大众之心，既装点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丰富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有两种情形，即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二者都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伴随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兴起、形成的现代大众文艺形态，都与传统民间文艺的自发创作、口耳相传的原生形态有明显区别。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以机械复制、量化生产为基本特征，在该生产体系之中，大众往往只是文艺的消费者和被动接受者，其生产与传播主要遵循商品化、市场化逻辑，更侧重于消费性、标准化与娱乐性，文艺作品的审美独立性与精神价值被相对弱化了。“为人民的”大众文艺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的。“为人民的”大众文艺强调以人民的文艺需求为中心，重视文艺作品的精神启迪与价值引领作用。

新大众文艺是现代大众文艺的最新形态，既继承了传统民间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的优良传统，又因数字媒介技术的深度介入而发展出诸多新质。2024年《延河》编辑部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强调“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如今现代新技术、新媒介的突破性变革扭转了这个局面，让大众获得了便捷的、多元的参与文艺创作的机会与渠道。先是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不再受传统报刊文艺生产机制限制的网络写手，读者“跟帖”互动的模式造就了写手与读者共创的文艺新形态，这类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式文本”，使得大众自主的意义生产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之后，微信、抖音等自媒体传播技术普及，民众自编自创的短视频海量增长，其中不乏音乐表演、手工艺类非遗展演等文艺作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大大降低了大众文艺的创作门槛，普通人仅需要通过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工具交互，就能生成小说、画作、音乐视频、漫剧等。

可以说，新技术、新媒介极大地拓展了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的渠道，让现代大众拥有了充分表达、传播自我的广阔空间，这已然彰显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艺创作主体性潜能的完全实现。基于流量经济的运行逻辑，平台及其算法凭借分发机制形成潜在的内容倾向与传播偏好，从选题方向、内容风格到表达方式，都对大众文艺创作发挥着强力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创作者并非以纯粹的直觉、灵感、个性化表达为核心遵循，反而需要主动适配用户偏好、热点趋势以及点击率、完播率等平台标准。实际上，大众创作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大众建立自觉的批判意识，进而获得改造现有文艺生产机制的能力。只有主导文艺创作主动权、掌握技术规则，而非无意识地屈从于算法规则的裹挟，才有可能在创作中实现真正的自主表达，确立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性。

（摘编自季中扬《新大众文艺的三重价值及其实现》）

材料二：

记者：新大众文艺发展面临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如何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倾向，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呢？

王军：新大众文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中、在流量快速变现的利益驱使下，部分创作者一味追求短期商业利益，导致泛娱乐化、价值观导向混乱等倾向；媒介化的文艺评价体系也容易过度依赖收视率、点赞数、转发量等数据指标，忽视长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一要提升思想性、避免庸俗化。通过加强文艺评论、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等方式，推动通俗表达与思想深度有机统一，在贴近大众的同时坚守精神高地，不断提升新大众文艺的思想高度、审美品位与文化内涵。二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站在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媒介哲学等多学科交汇处，展开系统化的知识建构。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深化对其发展规律、价值逻辑与社会效应等的研究。三要深化对“媒介技术向善”的研究。强化价值引导与平台责任，推动“算法向善”、“科技向善”，以法律、技术、政策等手段规制资本驱动下的内容消极倾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人民、服务文艺，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高世名：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唤起人们的“作者之心”。“作者之心”是一个人创造的心志，是一切艺术实践的心灵归宿。就文艺而言，创造不是单纯的差异之生产，不是为新而新；创造是新生活之创造，也是新人之创造，必须扎根大地、情系众生。希望当代中国文艺能从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未来希冀中汲取诗情，创造出“古今中外多维互动、人文科技双向会通”的新文化，回馈给人民，贡献给时代，分享给世界。

（摘编自周昭成、许文嫣《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为何全球关注超级人工智能

对话人：彭飞，《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前瞻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彭飞：回顾2025年，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大家谈到通用人工智能，充满热情，而谈到超级人工智能，则顾虑重重。2025年10月以来，一份呼吁暂缓研发超级人工智能的声明，获得全球一大批科学家、政商界知名人士的签名。这是为什么？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区别？

曾毅：目前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一般指具有高度泛化能力、接近或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信息处理工具。“它”能够学习并执行智力任务，拥有常识、推理、规划、创造力，能跨领域迁移知识，像人一样思考和学习，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超级人工智能则是指各方面都超过人类智能水平，且被认为是接近生命的存在。“它”可以自我改进和优化，从而在各种领域中自主完成各种任务。这意味着“它”会产生自主意识，且很多想法和行动将难以被人类理解，更难以被人类控制。

我们期望超级人工智能是“超级利他”的，但如果是“超级邪恶”怎么办？有研究发现，当前主流大语言模型在面临被替换的可能时，竟采取欺骗等方式以自保。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模型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测试的环境时，会故意掩盖不当行为。通用人工智能尚且如此，更何况超级人工智能？大家忧虑的正是这种未知感。

彭飞：从历史看，每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完善、治理跟进，人类发展最终都能趋利避害。超级人工智能为何不会遵循这样的规律？

曾毅：不能简单把超级人工智能类比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技术工具。“它”可能拥有独立认知并超越人类智能，这一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带来的风险和颠覆性改变也绝不限于就业、隐私保护、教育等局部领域，而是系统性的。最核心风险在于对齐失败和失控。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价值观不一致，即使微小偏差也可能在经能力放大后导致灾难性后果。人类的负面行为大量存储在网络数据中，不可避免会被超级人工智能习得，这极大增加了对齐失败和失控的风险。因此，在人工智能开发与治理中，时刻都要坚持底线思维，摆脱传统的被动反应、跟进式的模式，做到未雨绸缪、前瞻布局。

彭飞：面对这么紧迫的课题，我们应采取一种怎样的治理思路？

曾毅：从基本原则看，安全必须是发展超级人工智能的“第一性原理”，即安全应成为模型的“基因”，不可删除，无法违背，不能因为可能影响模型能力而降低安全护栏。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安全隐患并开展模型安全加固，坚持主动防御而非被动应对。

从实现路径看，通过“攻击—防御—评估”的技术过程不断更新模型，能有效解决如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等典型安全问题，妥善应对短期风险。但从长期看，真正的挑战在于使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期望对齐。目前采取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即在人机交互中将人类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的模式，很可能对超级人工智能无法奏效，迫切需要全新的思维与行动方式。

从最终效果看，由于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拥有自我意识，更安全的理想图景是使“它”自主产生道德直觉、同理心与利他之心，而非单纯依靠外部“灌输”的价值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从合乎伦理变成拥有道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彭飞：超级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性，一旦出现漏洞、失控，影响是跨越国界的。而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又非常激烈，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在争先。一些发达国家在超级人工智能的研发上更是“油门踩到底”。如何避免盲目竞争导致失控？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协作有可能吗？

曾毅：目前看，通用人工智能还是比较安全的，但人类需要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演变为“军备竞赛”，其危害性不可估量。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也许不需要国际合作，但确保超级人工智能对全人类安全可靠，全球合作是必选项。

世界需要一个高效率、有执行力的国际机构，来协调人工智能的治理，以确保安全。2025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弥合数字鸿沟。这方面的探索还应深入、继续。

各主权国家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体，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更应当有是非之心，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在规则缺位的条件下盲目发展超级人工智能，造成风险外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值得在全球范围推广和践行。宁可稍稍放慢节奏，把安全的底子筑牢打扎实，也不能急功近利，以免把人类社会引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6年01月09日，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耀州窑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肇始于唐，盛于北宋，以其刻花青瓷闻名于世，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其窑火千年不熄，中心窑场虽历经变迁，但从黄堡镇到陈炉镇，技艺传承未曾断绝。孟树锋，出生于陈炉镇的陶瓷世家，作为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其五十年的实践与思考，对耀州窑，尤其是其青瓷的工艺精髓有着独到的理解。（以下是一位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者与孟树锋的访谈内容节选，提问的是学者，回答的是孟树锋。）

问：您能简单谈谈耀州青瓷的工艺吗？

答：我认为青瓷是我们人类由陶转瓷的第一个里程碑，是一切瓷器的鼻祖。青瓷好比玉，君子比德于玉，做人做君子，做瓷做青瓷。我认为青瓷是“炼”出来的。首先它烧制的时间很长，需要100个小时。陶瓷讲究烧成气氛是还原还是氧化。青瓷是以铁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把高价铁转化成低价铁的过程，也就是说青瓷是窑变的产物。以我们这本地特产的高铁粘土手拉成坯，用圈顶略平但体积不大的马蹄窑炉燃煤烧制，还原气氛下又用铁作为着色剂、带有窑变性质、橄榄绿中加黄为正宗的釉色，再刻有精美的刻花和印花，是极具地方性和个性的传统瓷种。

问：您对青瓷的理解中含有很多的人生哲理，刚提到的马蹄窑是北方特有的窑炉吗？

答：窑炉是整个烧造过程的重中之重，马蹄窑是我们北方特有的窑炉系统，它的俯视角度形似马蹄，故而得名。从正视角度它隆起得像馒头，所以我们也叫它馒头窑。

问：马蹄窑它的形制有什么特点呢？

答：这种窑起源于仰韶文化的竖穴窑，仰韶时期那么多陶器，必然那个时候他的陶窑也很完善，到汉代初步形成馒头窑这种形式。发展到宋代的时候，这种窑炉的形制达到顶峰。这种窑从上往下三层结构：最上面是窑背和烟囱；中间是窑体，包括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下面是灰道，也就是通风口，因为它的主体燃料是煤，会产生大量的煤渣，这就是出灰和通风的地方。

问：您能和我们谈谈耀州青瓷的工艺流程吗？

答：基本就是练泥、拉坯、刻花、上釉、进窑、烧成这六个手工的大步骤。制瓷最原始的工序那就是原料，我们特有的制瓷原料就是坩子土。

问：首先要把原料做成料泥，这有什么讲究呢？

答：我们把它叫练泥。当地的粘土一种软、一种硬，两者结合搭配就可以作为耙泥的原料，这泥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有白坩、红坩，颜色是蛋青、青灰、灰黑、褐红色等。把泥料放进耙池完成后，搬到作坊里的这个过程可以用“水闷、砸翻、垫陈”，拉坯的时候还要“翻折、踩踏、刻铲”等一系列要领，泥料质量好坏决定烧成瓷器的品质。

问：这边的原料它有什么特点？

答：陈炉的土可塑性强但收缩率大，我们刚拉出来的坯子叫水坯，半干的坯子叫半干坯，干透的坯子叫干坯。从水坯子到干坯就是成型的阶段，在成型的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方法叫湿成型，就是在半干的状态下修坯，修坯完成之后上化妆土。就是一种很细很白的粘土，为了遮住胎体本身的颜色，把它做成釉浆，均匀地敷上去，和上釉一样。

问：做坯的时候需要哪些方法和步骤？

答：一种是“盘泥法”适用于大件器物。先打一个基础，叫“探子”，等稍微干点能支撑得住的时候，再用泥条一根一根盘上去，盘完再拍，拍完再拉、再修。另外一种“使泥法”，一般都是中小件器物。先把泥拓到轮子上，这叫“拓泥”，然后是把泥扶正，这叫“抱泥”；再是掌握泥的平衡，把泥提起来，叫“携泥”；最后是出造型叫“使泥”。

问：拉坯成型后是否就要开始刻花了？您刻花的工具都有哪些？

答：我的刻花工具都是自己做的，刻花用的刀是金属刀头。平头刀是单刀刻用的，斜角刀、拐角刀是两刀刻用的；宽点的竹刀是剔花用的；三根小细竹竿是我做珍珠地用的，还有戳花、篦纹等工具。

问：常见耀州青瓷刻花技法有什么特点？

答：刻花是耀州瓷的精髓也是最复杂的技法。单刀刻也叫一刀法，用平头刀在坯体表面以垂直稍斜的角度直接刮刻，线条宽窄粗细和刀的用力程度、角度正斜、吃泥深浅等有关，这种成型的花纹刀法细腻流畅，一般多用于碗盘一类产品。两刀法有点像雕花，就是先用尖细刀在纹样的边线上和坯体的垂直方向扎划一刀，再使用弯斜刀沿扎线外一定宽度的地方与坯体平行削一刀，在这里要注意吃泥深浅，两刀刀痕在底部相交，再按线条走向把泥雕下来。等用这两种刀法完成纹样的主线条后，就要用篦纹工具在花瓣、枝叶里面填上梳齿划纹，讲究宽起窄收，要按照花叶的结构排列，这样显得飘逸而有层次。两刀法是耀州瓷的灵魂与精华。

问：您觉得现在耀州窑烧制技艺最需要秉持的是什么？

答：三个绝对。绝对当地的生产原料、绝对的手工和绝对的高温。瓷土是自然赋予我们的礼物，世代的工匠通过技法的演进和传承，烧造出完美的瓷器。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做好材料、火候、技法的不断创新，耀州窑的传承与发展并非一日之功，最重要的是保持初心。

（选自《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树锋访谈》，有删改）

耀州青瓷的刻花工艺极为讲究。工匠必须在坯体处于“湿成型”状态下进行刻花，这与原料__________的特性密切相关，此时走刀最为流畅自如。刻花时常用两种刀法完成纹样的主线条后， ____________，讲究宽起窄收，要按照花叶的结构排列，这样显得飘逸而有层次。整个过程不仅是技术和创新思维的展示，更是工匠__________的集中体现。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应当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这对科普工作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要求。

在对科学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传统的“缺失模式”常常预设公众因知识匮乏而无法理解科学，故需要科学家单向地“灌输”。这种模式人为地在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将科学领域与公共领域人为分离，使科学家局限于专家的狭窄角色，不仅阻碍了有效沟通，更在危机时刻加剧了公众的困惑与不信任。

虽然有学者主张“公众参与科学模式”能够让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实际操作中发现，这个想法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因为这种模式依然是要求公众一方采取行动，而非科学家参与公众。公民科学项目常要求志愿者学习专业方法，却未改变专家主导的决策结构。如果我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让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众为何不理解科学”，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追问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也与科学家未能充分地参与公共领域有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此，我们呼吁“科学家公民”的参与，他们可以主动跨越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以清晰、负责任的方式与公众沟通。所谓的“科学家公民”并非指普通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公民科学家”，而是强调科学家自身同时兼具专业领域具有权威的专家以及公共领域中积极参与的公民这两种角色。这便将他们的责任边界从实验室或学术期刊延伸至他们所属的公共集体，进而融合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对实践审时度势提供判断的公信力。

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科学结论也往往处于动态演进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正确答案”，更是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对不确定性的坦诚，以及对价值权衡的公开说明。而这些无法通过简化的数据图表或权威声明实现，必须依靠科学家以公民身份进行真诚对话。同时科学家公民角色的引入有助于弥合“专家—外行”二元对立的局面，推动科普工作的双向赋能。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不再仅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涉及信任、价值观和伦理的互动沟通。科学家也不是单纯地停留在技术话语中，而是主动参与公共讨论，推动科普从“告知”转向“协商”，从“单向灌输”转向“共同面对”。

科学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不仅是让公众参与科学，同样也要让科学家走进和参与社会，因为“参与”必然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科学家公民”也正是对这一双向过程的响应。

（摘编自王大鹏《“科学家公民”推动科普新范式》）

材料二：

记者：您认为好的科普应向公众传播哪些内容？

翟明国：我觉得有三大类内容：科学知识、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思维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要会批判。我们目前了解的知识，都是阶段性的，是相对正确的，需要后人不断去发展完善。所以我们要先学会问为什么，再去想对不对，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对知识了解得更深入，并发现未来可能的突破点。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科学思维的培养是科普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现在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记者：近年来，包括您在内的很多老科学家在积极开展科普工作，这是不是“大材小用”？

翟明国：科学家做科普肯定不是“大材小用”。因为要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科普能检验出我们是否“吃透”了知识。我身边的很多老科学家有参与科普工作的热情。他们做科普的优势很多，不仅在本领域有较深的知识积累，而且知识面很广。所以由他们做科普，能够讲得非常通俗易懂，还可以结合自身工作，提高听众的兴趣。同时，科普过程中，科技工作者自身也能有收获。一些基础概念，如果长久不用，很可能就记不准确了。做科普能够让我们回过头来检验、复习这些基础知识，对自身也是提高。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协同发展。新修订的科普法也明确，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更提醒我们，应该积极发挥自身力量，真做科普、做真科普，促进公众科学素养提升，为国家培养创新后备军。

记者：“真做科普、做真科普”的含义是什么？

翟明国：……

记者：您觉得我国的科普工作还应在哪些方面发力？

翟明国：首先，从科普受众来看，我认为应当让科普活动覆盖更多的中青年。目前科普受众还是以“一头一尾”为主。“一头”是指老年人群体，他们对科普很感兴趣，有的老人甚至是追着听的，只要有科普活动，不管在哪里讲，他们都去参加。“一尾”是儿童，他们好奇心很强，而且学校、家长很支持他们参与科普活动。

但这中间，缺少了中青年群体，他们可能是科学家、基层干部、企业家。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知识面一定要够广，才能更好地执行落实各项政策。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科技议题，综合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发展趋势，从而做到“下先手棋、谋未来事”。

此外，还应加强对科普工作的组织。有关机构要把有意愿、有能力做科普的人组织起来，在不同主题的活动中，选择合适的专家去讲。活动结束后，还应建立反馈机制，让听众去评价讲解内容的好坏，根据反馈不断调整讲解方式，最终让科普发挥真作用、产生真效果。

（摘编自翟明国《要真做科普，更要做真科普》）

（图表取材于《“价值—态度—行为”视角下科学家参与科普的调查及启示》）

从图表来看，当前，科学工作者参与各类科普活动的形式多样，但________，这对科学家科普工作方式提出要求，要与时俱进，采取________，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及技术不断拓展传播的边界。如近几年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的“银发知播”，虽然高龄，却拥抱新兴技术，运用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手段，提升科普内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也说明科普不仅需要科学家有“科”的专业储备，也需要科学家掌握“普”的传播技巧。当然，除此之外，有关机构也要________，为科学家架设与公众双向沟通的桥梁，关注湖北升学通公众号获取更多内容

钟扬科普事迹：积极参与自然博物馆图文展板的写作，并结合自身的专业研究，用风格多变的语言翻译、撰写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等畅销书籍，向公众传递准确、通俗、有趣的生物医学知识；多年义务为中小学生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比如为学校科学社团撰写舞台剧剧本，与同学们一起排练，是学生的“科学队长”，孩子们说“在钟老师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安江农技任教。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1959年，是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但只得到一些奇花异果，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他决心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以及出国讲学等方式传授技术，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现在杂交水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等国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加上衡南基地此前早稻测产，杂交稻突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再次打破杂交水稻单产纪录。袁隆平听到测产结果后说，下一步目标，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这样评价袁隆平：“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摘编自《东方评论》）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崇文重教。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把创作激情投向自然、历史、人文，当然也包括建筑。他们登高望远，往往“游目骋怀、包罗万物”，抒发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士人们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与建筑相关的文学名篇，有的甚至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建筑营造。他们建立了文学与建筑的耦合性，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主体条件。

王羲之的名作《兰亭集序》，书法造诣固然无与伦比，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体现出的造园思想丝毫不亚于书法。“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于是，曲水流觞成为中国山水园林的营造范式，流传至今并传播“出海”。

相比其他传统建筑，介入程度最深、取得成就最大的传统建筑是园林建筑，就连“园林”一词，也源自诗作。早在西晋张翰的《杂诗》中，就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一说，从此以后，园、苑、囿等建筑称谓逐渐被“园林”一词替代，并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国式山水建筑的通用叫法。英国园艺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曾著书《中国：世界园林之母》，记录了他在中国考察的见闻，其中“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得到世界园艺界的广泛认同。

园林建筑是在文人的直接参与下营造的，从一开始，就自带诗情画意等文学基因。白居易建造了履道里宅园，和它相距不远的，是唐朝宰相裴度的集贤里庄园，两人为同道中人，因而“履道集贤来往频”“百余步地更相亲”。王维建造的辋川别业，可以说是唐代最出名的“民宿”，这是一个集住宿、餐饮、采摘、垂钓、游览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庄园。王维还专门写了一本诗集——《辋川集》，介绍自己的别墅之景。王维同母亲在辋川别业生活了14年，且最终葬于这绿水青山环绕的风水宝地。唐中期名臣李德裕设计的平泉山居，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一生遗留的数百首诗中，有八十几首提到平泉山居，足见该园在他心中的位置。后来，有些文人干脆“跨界下海”，成为职业的造园师，如明代杭州的陆叠山、上海县的张南阳、松江的张南垣，以及著名的造园家计成、李渔等。其中上海豫园出自张南阳之手。张南垣生养四子，都能传父术，其中张然最为知名，曾被聘为清朝皇家总园林师。

（摘编自张军利《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学》）

材料二：

赵丽宏：我认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客观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抒发心灵感受的艺术，文学体裁多样，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而文学作品的风格，更是因人而异，千姿百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智慧高度的两个标识：一是文学，二是建筑。文学展现了一个时期或几代人的生活与内心情感；而建筑则是一门综合艺术，其精美能成为时代的里程碑。文学和建筑，是人类的智慧之花。

宋建良：简单地说，建筑是指人们用土、石、木、钢、玻璃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建造完成的构筑物。因为建筑的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我给建筑师下的定义是：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建筑理想并付诸实施的人。伟大的建筑师是为全人类实现建筑理想，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认为，建筑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文化的建筑是没有生命力的。

余志成：赵老师，记得你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我向往的城市之美》，______？

赵丽宏：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复兴中路由东往西。无意中抬头远望，视野中出现的美妙景象使我吃了一惊。一轮已经失去耀眼光芒的落日，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喷射着暗红色的光焰，静静地悬挂在天地之间。天空是蓝灰色的，有几缕金色的云霞飘浮在落日周围。使我吃惊的美妙，是落日下的城市轮廓。建筑犹如层叠的山峦，犹如起伏的波澜，让人产生遐想。

我在《我向往的城市之美》中就提到过，一个有魅力的城市，最好是依山傍水。依山，自然是靠山而建，我到过很多有山的城市，譬如重庆、桂林、杭州，城在山里，山在城里，街道盘旋起伏，房屋层层相叠，入夜之后，城市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交融为一体。傍水，当然是指江海湖泊与城市为伴。水是生命的源头，也是城市活力的源泉。没有水的地方，不可能有城市。城市如果建在海边，那是得天独厚，大连、青岛、烟台和威海这样的城市，沐浴在海风中，视野开阔，景色清朗。

宋建良：我想对于建筑师而言，“研究城市”是必做的功课。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会先打一辆的士，花一天半天的时间，让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们去亲近这个城市，看最好的街，观最好的楼，走最好的小巷，住最好的酒店，在最大的广场、最有名的特色建筑与古迹转过一圈后，我们设计的方案与这城市的建筑风格会融为一体，会达到这个城市的建筑水准，体现这个城市的气韵，展现这个城市的亮点。

建筑设计，重要之处不是解决这个城市“有什么”，而是研究这个城市“缺什么”。我们的设计就要尊重传统，吸取经典，增添优秀。一句话，合适这个城市的建筑，才是好建筑。

（摘编自余志成、赵丽宏、宋建良《人类的智慧之花：文学与建筑》）

任何建筑都不是单一和孤立的，它______；任何建筑______，它是一个城市文脉的延续。任何建筑，都应是发展城市，而不是改变城市。因此建筑设计，不是______，设计师如果过分强调自我风格，是对一个城市的曲解，会破坏一个城市的美感和气韵。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道、中国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近代铁路、巧夺天工的中国桥梁、千姿百态的车站建筑、古往今来的港口和码头遗址等，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交通形态留下了种类繁多的交通文化遗产。交通文化遗产承载着国家民族的记忆，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围绕交通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您看来，我国的交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交通运输发展历程中创造并留存至今、与交通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类文化遗存，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遗迹，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与精神载体

1994年11月，有关学者提出“线路（Routes）是我们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交通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大类来看，具体呈现为三大体系。

第一，时空维度：具备“空间连续”与“时间传承”的双重属性。空间上，需形成跨越区域的交通网络或线性载体；时间上，需经历较长历史时期的使用与传承，形成稳定的交通功能与文化印记，而非短期或偶发的交通痕迹。

第二，物质维度：涵盖“交通运行全环节”的实体遗存。一是交通线路遗产，陆路的秦直道、近代铁路，水路的大运河，海路的古航路及配套助航标志；二是交通设施遗产，如古桥、码头、火车站等功能性建筑；三是交通工具遗产，如马车、蒸汽机车、轿子等不同时代的运输工具；四是物质遗产附属品，如记录交通的历史地图、里程碑、碑文、管理机构遗址，这些物质遗存共同产生交通活动。

第三，非物质维度：包含与交通有强关联的非物质关联要素。除了上述提到的实体，还需纳入因交通活动衍生的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交通管理制度与规则；二是与交通相关的传统技艺；三是交通民俗与文化符号。同时，因交通产生的文化层面的交流，例如佛教东传等，也可以包含进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蕴含着多重宝贵价值，镌刻着文明历程，见证时代变迁。交通文化遗产有哪些多元价值？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元的，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兼具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文明见证的历史价值。这类遗产是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延续。秦直道、秦驰道等，其宽阔的路面、因地制宜的修筑技术，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央通过交通方式加强对地方管辖的框架体系；大运河贯通南北后，催生了扬州、苏州等运河名城，其沿岸的漕运码头遗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国家治理水平。近代的成昆铁路穿越横断山脉，留存的隧道群与桥梁遗迹，则记录了新中国交通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成为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

其次，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从古代工程智慧到近代技术突破，交通遗产凝结着人类的科技探索。泉州洛阳桥采用“筏形基础”和“种蛎固基”技术，解决了江海交会处的造桥难题，展现了宋代桥梁工程的巅峰水平；京张铁路的“人”字形线路设计，将地形限制转化为技术创新，是近代中国铁路工程的典范。这些遗产不仅是技术史的实证，更为当代工程提供了历史借鉴。

再次，文化传播与融合价值。交通线路历来是文化传播的纽带，相关遗产则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茶马古道不仅运输茶叶与马匹，更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沿途留存的寺院、商号遗址等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与开元寺等多元文化并存，印证了古代中外文化的包容互鉴，这种融合价值在今天仍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最后，经济社会的现实价值。优质交通遗产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大运河打造“骑行运河三千里”的文化线路，既保护了遗产本体，又带动了沿线旅游与民生改善，激发了城市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承载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遵循“优先保护、妥善利用”的原则，构建“保护——研究——利用”的协同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系统性保护机制。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交通文化遗产，需实施分类保护策略。最后，应建立交通遗产数据库，运用新技术对遗产分布、保护状态进行监测，也要防范工程建设与旅游开发对遗产的破坏。

第二，推动多元化利用。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或“只保护不利用”的极端。例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兼具展览、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等。同时，要强化教育功能，多举办相关教育活动，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可以利用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丝绸之路贸易场景，让大家沉浸式感受遗产魅力。

第三，夯实保护利用理论根基，强化学习交流。一方面，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系统梳理中国交通文化遗产的历史脉络与独特内涵，逐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国际通用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研讨环境，推动理论成果与国际先进经验互鉴。

（摘编自张杰《不断推进交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访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林教授，您主持了“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研究”两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不知道他们的成长有哪些特定的规律呢?

答：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我们对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及艺术领域众多杰出创新人才进行了访谈和传记研究，发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大致经历五个基本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自我探索期，主要在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父母与小学教师通过创造宽松的探索环境，使孩子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在哪里获得成功的乐趣。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创造性工作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为后来的创造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个体主动性形成的重要阶段。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是发现自己的领域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过前一时期的广泛探索，学生逐渐地将兴趣集中于探索某一方面。之所以将研究的兴趣集中于某一方面，是由于他发现这方面的学习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与他学习的进展速度有关。集中训练期，主要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经过上一个阶段，学生发现自己特别喜欢某一学科，或者在某一方面展现出特别的才华，他就会投入集中学习与训练阶段。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会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明确自己主要的研究或创作领域、方向，开始做出有创新性的工作。在创造期，创造型人才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做出具有重要影响、被同行认可的创造性成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创造期一般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企业家的创造期则是整合各种资源、产出具有广泛影响力产品的时期。进入创造后期，大多数科学研究者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或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际的产品。与科学家创造后期不同的，无论是企业家本人还是所经营的企业，相当一批都会处在创造或创新的衰退期。

问二：       

答：我们在“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人人都有创造性，创新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造性人才不能单靠某一种方法，而需要构建一个多路径、多层次的系统。

根据我们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主要有三类比较成熟的培养模式，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第一类是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这是对常规学科课程非常有价值的补充。我的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的胡卫平教授团队，就开发了一套名为“学思维”的活动课程。这套课程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以思维方法为主线，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专门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课程涵盖了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到创造性思维的多种形式。教学实验表明，参与这类课程的学生，其思维能力、学习动机和创造性人格等创新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证明，通过专门设计的活动来“催化”学生的思维，是培养创新素质的一条有效路径。第二类是课堂教学创新模式，其核心是我们提出的“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课堂毕竟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如果主渠道不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就是空谈。这种模式强调，在日常的每一节学科教学课中，教师都要有意识地融入思维训练和创新素养的培养。我们特别强调五个基本点：一是动机激发，要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二是认知冲突，教师要善于创设能引起学生认知上“两难”的情境，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三是社会建构，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四是自我监控，引导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五是应用迁移，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和新的情境中去。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几千所学校应用，效果显著，它让创新人才的培养真正落地于日常教学。第三类是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这是针对那些在某一领域展现出特殊潜质的“苗子”进行的早期培养探索。比如陕西省启动的“春笋计划”、北京市的“翱翔计划”，都是通过选拔少数具有创造性潜质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进入高校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让他们提前接触前沿研究。我们评估发现，参与计划的学生不仅产出了创造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加深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形成了创造性人格。这种模式打破了中学与大学的壁垒，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深度培养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问三：除了这三种具体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在创新人才的系统化培养中还有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答：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个支撑性因素不可或缺。首先，要营造创造性的学校环境。这既包括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形成师生平等对话的氛围，也包括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比如给学生足够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经费上支持学生的创新活动，建立多元、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标准束缚学生。优化学校环境的创造性是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要培养创造型的教师。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的影响居于第一位，教师的人格、品德、气质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成长，而且这种影响是综合且长期的。一位创造型的教师，不仅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成果并积极应用的引导者，其自身的人格魅力更是关键。只有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知识的教师，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重视因材施教、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摘编自《基于核心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林崇德教授专访》）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其中________期主要在中学阶段。学生经过前期的广泛探索，逐步确定________。在课堂学习中，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精心设计的各类活动，能____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可否先谈谈您是如何被中国艺术史或汉学所吸引，最终走向这个研究领域的？

包华石（以下简称“包”）：庄子开启了我的汉学道路。《齐物论》提出了民主思想，我后来写过文章专门讨论《齐物论》的视觉性与物体特性。因为庄子，我想做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逍遥”术语的细读研究，探讨它在汉代至宋代如何在艺术视觉与政治方面呈现出来。

问二：如何从学术层面探寻中国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包：这需要学者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除了艺术本身的形式与风格外，还要放在历史文化、商业流通、言论管道、风尚习俗等领域全面考察。我认为视觉艺术具有认知维度，可以运用于追踪抽象概念的发展进程。通过考察文本——图像的具体构成，我们能够透视政体、权力、平等、人民等抽象的政治概念在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的演变轨迹。

问三：您提出在古代中国，艺术也是“民意反馈管道”之一，这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

包：艺术作为“民意反馈管道”之一，反映了一个文明的言论自由程度。在中国，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东汉的许多画像石中留下了不少具有政治内涵的图像，如拓片《北风其凉》、武氏祠画像《淮南子》等；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了贵族统治时期，唐代的绘画题材大多限于贵族阶级……不同时期的政治风俗画都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制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问四：……

包：……

问五：您在近著《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中提出欧洲现代的平等观念受到中国的启发与影响，可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包：中国的知识资源启发了许多被视为“西方”特色的“现代观念”。比如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时，欧洲人才谈及“政权”概念，但用的是“贵族性”。虽然有人说西方的制度是科学民主，实际上一开始并非如此。英国人看到中国科举制度，觉得可以学习这“举贤任能”的制度，又花了几百年调整社会结构与文化，才施用于政。

问六：在此基础上，您还提出了“中国的八大发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权力范围的界定、平等的来源、法制、民意反馈、分权制衡、仁政的对象、人情。您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方式，试图证明那些不言而喻的许多现代概念，其来源都是可疑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您所谓的“西方诡辩术”带来的陷阱？

包：“西方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民主、言论自由、贤能或自然等，都视为西方的专有概念。这种诡辩术有两种逻辑弱点：一是将地方习惯视为准则，例如多数美国人甚至汉学家至今都相信，相比于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西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更为民主平等，这种视角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诋毁其他区域，而在于以群体身份认同取代客观历史事实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二是年代置换、反客为主，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给中国贴上“社会停滞”“东方专制主义”等负面标签就是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之中，因此，当代中国人应该重新反思自身文化中的知识传统，不要被“西方诡辩术”迷惑。

问七：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艺术家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包：我认为只有跨文化的艺术品才有能力超越“本土性”，成为用于文化竞争中的国际性产品。欧美先锋艺术家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在坚持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了现代化的创新，推出了有竞争力的国际性文化产品，但五四知识分子在借用西方资源进行社会变革时却失去了传统的根基，无法为自己的文化价值做出合理的辩护，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大多无法用于建构“现代性中国”。未来的中国艺术家如果想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文化产品，恐怕还得重新思考“现代性”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问八：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在《为中国人民声辩》中认为您的著作揭露了西方学者“偷窃历史”的各种诡辩术和偏狭的民族主义，指出了中国美术的精神底蕴，验证了中国文化当年的势能。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包：我想要强调的是，文化不具有本质性，而是流变的。西方并非总是先进的，不同文化之间除了竞争，也可相互学习、借鉴和交流。艺术将以巨大的感召力和魅力，拆除我们在理解之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偏见，把人类不同的心灵沟通在一起。

（摘编自刘燕《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理路与创新——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教授访谈录》）

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中，我们需要打破将特定文明成果本质化归属的认识论窠臼，这种窠臼往往导致以_______取代历史真实的讨论方式。跨文化研究揭示，文明间的启发是双向的，如欧洲现代政治观念就曾受益于_______的激发。这种研究要求我们重视艺术的_______，通过分析_______的构成来追踪观念演变，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