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建筑行业的设计逻辑与建造方式。生成式设计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在输入场地条件、功能需求和材料限制等参数后，可自动生成成百上千种建筑方案。例如，某设计团队使用图神经网络对北京旧城区的四合院街区进行分析，AI通过学习大量传统院落的布局数据，自主生成了既保留“院落”空间特征、又能显著提升采光与通风效率的新型合院方案。这种“人机协作”的设计模式，并非简单模仿既有形式，而是通过算法提取传统建筑深层规则，再创造出符合当代需求的变体。

在建造环节，机器人砌筑、3D打印混凝土以及无人机测绘等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工地。2024年，上海某实验性建筑项目采用AI控制的机械臂群组，以“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比对施工进度与BIM模型，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更值得关注的是，AI开始介入结构优化：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能够生成比人类工程师更节省材料的梁柱布局。有学者指出，智能建造并未颠覆建筑学的核心问题——空间、功能、形式与意义的统一，而是提供了更高效的求解工具。

然而，AI的介入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过度依赖算法可能使建筑陷入“平均化”陷阱——AI倾向于生成符合统计规律的“最优化”方案，从而消解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建筑师的个人风格。对此，一些建筑师提出“可解释AI”的路径，要求算法在生成结果的同时，给出符合建筑学逻辑的解释，从而保持设计过程的人文可控性。

文本二：

当人工智能试图理解或生成中国传统建筑时，一个根本问题浮现出来：软件如何识别“斗拱”或“抬梁式”的规则？梁思成先生曾将中国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一套“文法”——即木结构体系的组合规则，而将斗拱、柱子、屋顶等称为“词汇”。这套“文法”的核心在于标准化构件与灵活组合的逻辑，这与今天机器学习的模式识别不谋而合。

研究者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营造法式》中的木构架图样进行训练，发现AI不仅能够自动分类不同时代的斗拱样式，更能从大量实例中“习得”材分模数、举折比例等隐含规则。这意味着，传统建筑的“文法”可以被编码为算法可理解的数字规则。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生成式对抗网络能够在给定地形和功能后，输出符合“院落”空间伦理的平面布局，仿佛AI已经学会了“天人合一”的选址智慧。

但数字转译并非完美。有学者提醒，传统“文法”不仅是形式规则，还承载着等级秩序、工匠经验和现场应变智慧。AI只能处理“可编码”的部分，而对于“目测心记”的营造口诀、因地制宜的材料运用以及现场应变智慧，则难以捕捉。因此，真正的智能传承应当是人机协同：由AI提供符合“文法”的优化方案，再由建筑师依据场地和文化语境进行筛选与转化。这正是梁思成所谓“可译性”的数字延伸——不同时代的建筑语言，可以通过新的“译法”相互贯通。

（文本一二均摘自《智能建筑：从数据到文脉》）

文本三：

各民族的建筑之间，它们的任务和建造技术以及美的观念，乃至许多内容上都能够找到共通之处。我们如果说，各民族的建筑各有它们自己独立的“词汇”和“文法”，那么，它们之间也一定存在一种“可译性”。例如，一座中国建筑和一座希腊建筑，虽然它们在形式、结构、装饰上截然不同，但为了表达相同的设计内容（如住宅、礼拜堂、宫殿等），它们所用的构件、组合方式以及空间处理，往往存在着某种对等的关系。如同语言中的翻译，尽管文字不同，但原意可以准确地传达出来。这种建筑上的“可译性”，正是世界各民族建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基础。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人工智能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生成式设计中，AI可能陷入_______，导致建筑风格单一化；在智能建造环节，AI对_______这类依赖口传心授的知识难以编码；而在理解传统建筑时，AI也无法完全把握_______所承载的礼序内涵。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机协同。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西方哲学家马斯洛提出一个哲学理论叫“自我实现”。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实践和完成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他的这一份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不可遏止的。我以为，陶渊明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了的人，他完成了自己最超越的、最美好的一种品格。

现在【A】我们看一看陶渊明在那官僚腐败的社会之中经过怎样的痛苦挣扎，是如何完成了他自己的。我们先看第一首诗，《饮酒二十首》之四：“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我说过，我的重点并不放在伦理道德的内容上，现在我所要探讨的是艺术，是他所以能传达出来的这一份兴发感动的生命的因素是什么。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开头两句很简单，却开辟了联想的天地。鸟是需要同伴的，人也不愿意离群索居。马斯洛认为，人类最低等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就像陶渊明所说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可是，陶渊明这首诗里所说的这只鸟却是一只“栖栖失群鸟”，它失去了它的同伴和它的归属。

讲到这，我要扩展一下。陶渊明特别喜欢使用飞鸟的形象。例如在《归鸟》中他描写了这样一只鸟：它早晨飞离自己居住的山林，飞向极远之处，但天气突然由风和日丽变成了风狂雨骤。如果是一个积极的诗人，他就要和暴风雨做斗争；可陶渊明是一个实现自己的能力强而改造社会的勇气少的诗人，所以面对风雨就只能“翻翮”——翻转翅膀往回飞。他说，【B】我既然没有办法使整个社会达到那最高的境界，我只能翻回过头来实现我自己了。真诚和自然是我的天性，如果让我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那苟且逢迎的事情，我会觉得比忍受饥饿寒冷更为痛苦。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从生存的需要到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再到自尊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

回到“栖栖失群鸟”这首诗，陶渊明尽力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结果，就使他自己不得不失群了。“栖栖失群鸟”，黄昏已经是人归家、鸟还巢的时候了，可这只栖栖的不安的鸟还在飞，这就已经传达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悲哀，也表现了一种独自飞翔的勇气。一首好诗，它的每一个字都起一定的作用。“犹”是“仍然、依旧”的意思，说它依旧在独飞，就可见这只鸟独飞的时间有多么长了。有的鸟可以独飞两分钟，要它飞三分钟就坚持不下来了，可这只鸟是“日暮犹独飞”，它“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它已经飞来飞去很久，而且度过了不止一个独飞的长夜。“夜夜声转悲”的这个“转”字，中间是有所变化的。也就是说，不是同样的悲，而是一夜比一夜更加悲哀了。

它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落下去呢？陶渊明说它“厉响思清远”——听到它那哀厉的叫声就可以知道，它是要找一个真正清洁的、高远的、没有污秽的所在。“去来何依依”，我们常说“依依不舍”，那好像只是对于过去的留恋，其实“依依”可以留恋过去，也可以向往未来。我以为，这里的“去来”两个字是承接了上一句的“徘徊无定止”来去地飞，而“依依”两个字表现了这只鸟是怀着多么深切的依依的感情在寻找一个它真的愿意终身依托、永不离开的地方。陶渊明是一个实现了自我的人，他终于找到了这一片境界。马斯洛说“竭尽所能，趋求完美”，在这一方面，陶渊明虽然没有使整个社会都趋向完美，但是他自己实现了完美。所以，那只鸟也终于找到了它的栖身之所——“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中国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当众草荒芜、众芳芜秽之后，松树的叶子依然是长青的。还不止如此。这只鸟找到的这棵松树还是一棵“孤生松”——是因为有人了解你，支持你，赞美你，你才这样做的吗？不是。陶渊明是坚强的，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他也要保住自己的持守，所以他才用孤生的松树来做象征。也许有人要问，陶渊明找到的那棵“孤生松”到底是什么？是他的田园吗？是他住的茅屋吗？这“孤生松”不在现实之中，而是陶渊明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不必实指。“劲风无荣木”——这株松树是一棵怎样的树？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没有一棵树木还留有枝叶花朵。大家都被腐败沾染了，然而，居然有一棵孤松在劲风之中并没有凋残——“此荫独不衰”。因此，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无论外界再有什么艰难困苦，不管我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我永远也不会改变了。这就是“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以上，我们讲完了陶渊明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好像说故事一样，有一个先后的次第：一只失群鸟，它的独飞，它的徘徊，它来去依依，它终于遇到一棵松树，它落到松树上决定不走了。这在结构上是一种非常平顺的、直接的叙述。

（摘编自《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①）

材料二：

根据马斯洛在其论文《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可被描绘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五层金字塔模型，依次为：生理需求（如食物、睡眠）、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求（如友情、归属感）、尊重需求（如自尊、他人认可）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如发挥潜能、实现理想）。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驱动个体行为的主要动机才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

【注】①20世纪80年代初，叶嘉莹在温哥华受邀讲授中国诗词，其演讲录音经学生整理汇编成了《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一书。本文就是节选自此书。

战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抒写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面对楚国的腐败和理想的破灭，他与陶渊明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不是①________，而是以以身殉道的方式完成了对信念的持守。屈原在诗篇中建构了一个芬芳高洁的②________，这类似于陶渊明诗中“孤生松”的意象，均成为其超越现实的精神支撑。尽管路径殊异，但两人都以其生命实践，回应了马斯洛理论中关于③________的深刻命题。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阿Q正传》的精髓就在对“阿Q相”的有力的揭发。

事实上失败或屈服的时候，便有“精神上的胜利”聊自安慰，于是“反败为胜”，睡觉也酣甜了。阿Q的名言，所谓“被儿子打”，所谓“我的祖宗比你强”，就是他“精神胜利”的哲学。

赵太爷或赵秀才的大棍子打来时，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来时，也是无抵抗；但在阿Q视为平辈或低一辈的王胡小D之类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时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权了，虽然结果常常只有“精神的胜利”，可是阿Q的“壮志”永远不会消沉。

这便是所谓“阿Q相”，也就是身受数千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教育的中华国民的普遍相！

《阿Q正传》出世以后，“阿Q相”很受人讥笑了；但是讥笑尽管讥笑，“阿Q相”仍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会现象中。特别在九一八国难以后，“阿Q相”的“精神胜利”和“不抵抗”总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但“阿Q相”又不能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因为同是黄脸孔的中国人——东北义勇军过去一年来都在浴血苦战！这原因大概就是那些投身义勇军的东北老百姓没有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的心法。

这一点上，“阿Q相”的别名也就可以称为“圣贤相”或“大人相”。

（摘编自茅盾《阿Q相》）

材料二：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文章从鲁迅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认定出发，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但随之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之类的文章牵强附会地把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为了纠正阿Q典型研究的错误倾向，何其芳发表著名论文《论阿Q》。文章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阿Q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文章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文章一问世，学术界反响强烈。李希凡发表《典型新论质疑——关于阿Q典型问题的商榷》，认为何文有把问题引向另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当作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而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使它们成为“阿Q精神”的概念。后来李义在《〈阿Q正传〉简论》中强调阿Q是一个真实的时代的社会的典型，精神胜利法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

何其芳发表《关于〈论阿Q〉——〈文学艺术的春天〉序文的一部分》做答辩。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比《论阿Q》更为严密，也更勇于面对事实，直接承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都可以有阿Q精神”这一事实，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视野拓展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畴内，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发现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莱特、奥勃洛摩夫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具有的共同的特点与规律，发现他们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精神启悟意义。

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并不就等于否定阶级论。不仅阿Q身上存在精神胜利法的弱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统治者表现得更为丑恶。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革命”后又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假洋鬼子”没捞到一官半职，却在人前一边谎称他不肯上湖北，一边扬起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这就是无耻透顶的精神胜利法！但鲁迅为什么不以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为主要人物，而专以阿Q为中心呢？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受压迫、被侮辱者的自我的消极抵御，可怜、可悲，令人同情，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精神胜利法是压迫者、辱人者的逞凶与显摆，可憎、可恨，让人愤怒，鲁迅对他们是要痛打的。1926年，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时把九章变成八章，“序”全被删掉。据说鲁迅对罗曼·罗兰的称誉感到荣幸的同时对译者删去“序”很不高兴，因为“序”精辟地勾画出旧中国的缩影——未庄的阶级对立状况，如果删去，就难以看到中国社会的阶级情状和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胜利法。研究典型人物应该从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乡土性、个体性这五个层面着眼，忽视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阿Q典型性的何、李之争，持续了近十年。何、李之争，双方都有意气用事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一场严肃、深入的学术理论论争，双方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谈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综合双方所谈的真理部分，继续向前进行思索，无疑有助于阿Q典型研究的进展。

从文艺思潮以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宏观流向来看，何其芳所占的真理是主导的，符合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学术主流，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宗旨和本意，对扭转阿Q典型研究的绝对化阶级论倾向和揭示阿Q不朽艺术典型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张梦阳《论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文学与美术、音乐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有时诗从绘画、雕刻或音乐中汲取灵感。正如自然界的事物和人是诗的主题一样，其他的艺术品也可以成为诗的主题。诗人描写雕刻、绘画甚至音乐作品，一如描写别的事物一样，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理论要遵循。蒂博代说，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就是诗人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看了布歇的一幅画后受到启发创作的。诗人们，特别是雨果、戈蒂埃等19世纪的诗人都曾以某些绘画为主题写过诗。反过来，文学显然也可以成为绘画与音乐的主题，特别是声乐和标题音乐的主题。

②然而，文学有时确实想要取得绘画的效果，成为文字绘画，或者想要取得音乐的效果而变成音乐。有时，诗歌甚至想成为雕刻似的。白璧德在他的《新拉奥孔》中那样为艺术类型的彼此混淆而悲伤，但人们确实无法否认各种艺术都力图互相转借效果，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然，人们可以否认这样的可能性，即诗歌从形式上完全转变成雕刻、绘画或音乐。

③尽管许多人都认为诗歌可以取得音乐的效果，但这仍然是大可怀疑的。仔细分析起来，诗中的“音乐性”与音乐中的“旋律”是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音乐性的意思是指诗中语音模式的某种布局、避免辅音的累积。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诗人写诗时就明确表示该诗是为入乐而写的。在很少的情况下，诗人与作曲家是同一个人，但很难证明，音乐与歌词的创作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④音乐与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作之间的关系似乎极为淡薄，这只要看那些能够谱曲的最成功的诗作所提供的证据就可以明白。可以肯定，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合作是存在的，但最好的诗歌很难进入音乐，而最好的音乐也不需要歌词。

（摘编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材料二：

①鲁迅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音乐性。他的语言音乐性是直接来自对汉字的特殊感悟和驾驭能力，这其中就有骈文的影响。周作人曾经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鲁迅。老师们不妨去读读鲁迅的《<淑姿的信>序》，那就是一篇带有游戏性的骈文。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写完以后，自己也十分欣赏，并且和她一起朗读，全篇铿锵入调，鲁迅显然为文字里的音韵、节奏陶醉了。这对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也是一个重要启示：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而必须通过朗读来体会。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里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才能体会并触动心灵。这也是我多年从事鲁迅作品教学的一个经验：靠朗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的艺术和他的内心世界的入门通道。这背后是有一个语文教育理念的：阅读鲁迅作品和文学作品，首先不是分析，而是进入情境，获得感觉和感悟。

②全班性的集体朗读，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我清楚地记得，读着读着，学生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后来，一位学生还特地写了一篇诵后感，我给这位学生的诵后感，写了这样的评语：“通过朗读，感悟到了鲁迅语言魅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奇峻的想象，后现代的画面，受伤的力量的感性表达”，这是比我们课堂上的许多分析和借题发挥的解说，更直抵心灵和文学的根本：这是一种情感和生命的“高峰体验”。在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里，这样的“高峰体验”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在生命成长的起始阶段，有时只要有一次，两次，三次，就可能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影响一生。这样的能够激发高峰体验的文本，是并不多的：这也是鲁迅作品教学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③鲁迅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镜头感。鲁迅很喜欢电影，对电影艺术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镜头组成的，是很适合于拍成电影短片的。比如《野草》里的《求乞者》和《彷徨》里的《示众》都是很好的范例。用分镜头的方法分析鲁迅作品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路。

④《记念刘和珍君》是教材里的篇目，有一次一位老师来信问我，讲这篇课文，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一回这位老师又给我出了个难题。于是，我反复阅读文本，突然有了发现：《记念刘和珍君》其实是可以转化为一个个由画面、色彩和声音组成的场景的。比如开头就是这样的场景——

（追悼会场外）

鲁迅独在徘徊。

后景中可以看见刘和珍的灵堂。

女学生程君：“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君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鲁迅：“没有。”

程君：“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君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⑤接着，镜头就转向第二个场景：深夜，“老虎尾巴”里，鲁迅独坐，手里拿着一枝烟。然后，随着鲁迅内心的思绪，不断响起“画外音”，不断出现各种“幻景”，随着鲁迅的回忆，又“闪回”许多的画面镜头。

⑥最后，镜头又闪回到“刘和珍的灵堂，遗像逐渐拉近，她微笑着，向着我们每一个人”。

⑦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对电影、电视，以及游戏机上的镜头，都极其熟悉，这样的分镜头分析，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我们可以将课文的文字文本转换为电影、电视镜头，学生的阅读也从被动的接受，变成主动的参与，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势必要反复阅读鲁迅的文本，在多少带有游戏性的阅读活动中，也会受到鲁迅特有的文笔、文风和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编自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创作主题上看，它们可以互相成为表现的题材，例如绘画可以描绘文学故事，____________。从创作方法上看，文学也常主动借鉴其他艺术的独特美感，如追求语言的音乐性以增强感染力，____________以营造画面感。然而，这种借鉴并非没有边界。正如《文学理论》所提出的观点：____________。因此，在教学中运用跨艺术方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搭建一座桥梁，引领学生回归并深潜于文学语言的本身。

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然而，《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从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非得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不可。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教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一般说来，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区别还是容易分辨的，对我们不少同志来说，难办的是往往不大善于把新闻评论同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加以区别，因为这种区别是比较微妙的。我们说，新闻评论较之理论文章，虽在表达方法上相近，但在选题的确定、论证的方法、语言的运用以及篇幅的长短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

（2）具有更强烈的时效性。所谓时效性，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社会效果。新闻评论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它以迅速及时评述最新事件、阐明事理、指导群众见长，以提出和解决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取胜。大量事实表明：凡是抓住能够拨动亿万人民心弦的问题来论是非，抓住能够触及当前实际工作中一扣就响的“关节”来说短长的评论，就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中发挥重要作用。恩格斯说：“我写作不是为了永古长存，相反的，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新闻评论正是以此为特点，它犹如思想舆论战线上的排头兵，打的是前哨战。而一般的理论文章，虽然也服务于现实需要，却要注重道理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它犹如大兵团中的中坚力量，打的是纵深战，歼灭战。它从现实出发，通过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阐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给人们以理论上的指导。这就决定了新闻评论的论题一定要抓在火候上，评在当口上，要打主动仗，不放马后炮。

（3）总之，时效性对新闻评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一篇评论的生命与价值，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和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以及在国际斗争方面，情况更是如此。无怪乎胡乔木同志说：“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这就要求我们有志于学习评论写作和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革命责任感，努力掌握评论的主动权。须知任何迟缓拖沓的作风，都是和评论写作不相容的。

（4）具有更鲜明的针对性。虽然新闻评论和理论文章都要求从现实出发，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是新闻评论所论之题要求更具体一些，所论之物要求更实在一些。新闻评论在分析有关事件、阐述重要问题时，注重密切联系当前的工作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着具体的针对性。或者是针对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需要提出来加以克服；或者是针对社会上的某种倾向，需要提醒人们加以注意；或者是针对群众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错误思想，需要加以澄清；或者是针对人们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问题，需要给予正确的回答和指引；或者是针对某种新人、新事、新风尚出现以后，尚未被人们认识，需要加以倡导；等等。实践表明，新闻评论的论题只有置于社会生活的旋涡之中，才能真正帮助群众释疑解难、明辨是非，达到扶正祛邪、兴利除弊的目的。

（5）当然，新闻评论的针对性，并不意味着非得将干部群众的具体思想在评论中一一点出不可，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每篇评论主要针对什么倾向发言，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作者必须心中有数，目标明确。事实上，即使是以正面论述为主的评论，也是有一个暗靶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在文章中亮出罢了。

（6）具有更直接的实感性。新闻评论一般不担负探讨、发挥理论的任务，它多半是联系现实。以现成的理论来开导人，用已经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先进经验等启发人们，力求使读者看得见、摸得着，给人以实感。《人民日报》于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的得奖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篇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这样一个重要观点，紧密联系现实，通篇都是用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比较典型的实例来进行分析、论证，不尚空谈，不发宏论。

（7）经验告诉我们，借助新闻，依托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报道来发表议论，撰写评论文章，这是新闻评论具有实感性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我们前面分析的《让少女们笑得更美好》那篇评论，不正是借助于那则新闻，使所议之事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特征，使说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使文章更有情采，从而让读者历历在目，感受倍加真切吗？

（8）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评论较之理论文章，具有更突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实感性的特点，是“时事性论文”和“政治性论文”的结合，这就是它常被人们简称为“时评”与“政论”的道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这些区别都是相对而言的， ① 。我们指出和认识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 ② ，而不是在新闻评论同理论文章之间去建壁垒，划鸿沟，去取消或抹杀后几种体裁应该而且可能起的某种程度的评论作用。古人说：写文章“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体裁之间的区别只能是一个“大体”， ③ ，并加以绝对化，反而无助于写作。

（摘编自丁法章《新闻评论学》）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沉浸式新闻是5G技术支撑下的信息传输新形态，在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沉浸式新闻可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由于5G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和作为社会一份子之间的矛盾，因而当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信息差异性需求与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信息集体供给产生分裂时，主流媒体的传统互动渠道就往往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沉浸式新闻来发挥平衡沟通、填缝罅隙的功能，促使人、信息、情感之间形成网状联结，深化社会沟通。

③一方面，沉浸式新闻本来就拥有独特的大众讯息智能化表达方式，5G技术赋能的大数据系统又进一步强化了沉浸式新闻的吸引力，既能实现用户需求匹配基础上的信息内容精准、高效分发，提升信息流动效率，同时也会吸附不同圈层间的相互注意，成为圈层间建立横向连接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流动框架中，受众的新闻选择主要受信息内容获取需求的驱动，而沉浸式新闻出现后，用户对“体验”和“共情”的需求逐步增强。基于此，新闻生产者的任务从单纯的“事实呈现”，开始转变为搭建配套技术、给用户重现新闻场景，帮助其以“第一人称”视角去体验和理解新闻。受众除了获取表层的信息本体外，还能进入一个浸入式的虚拟内容空间，同时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的立体感知，并在“参与”新闻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更新、更真实、更逼真的信息体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在人、信息、情感层面形成新认知，深化传播者、媒介、受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④主流媒体生产的沉浸式新闻依托庞大的5G信息技术系统，能构建出强烈的用户“在场幻觉”，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带来人与信息表层、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信息背后情感的网状共振，进而构筑社会关系认同。因而，从此层面上看，沉浸式新闻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共情传播，对于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具有巨大助推作用。

⑤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新闻无论在制作还是消费层面，大都以文字、语言、图片为叙事文本，其间隐藏着一种精英化的表达逻辑，由此也曾一度因传播渠道“失灵”而与受众和市场脱节。

⑥5G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困局有了解决的机会。沉浸式新闻将5G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将“场景”嵌入到新闻创作要素当中，把受众的体验真实作为新闻真实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而让新闻的表达者——媒体退居其后，从“讲述者”变为新闻场景的构建者、呈现者、服务者。随着新闻消费用户上升为传播格局中的主角，泛众化的时代特质被进一步深化。以新闻内容属性为划分标准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大众媒体、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边界趋于模糊。在此语境中，主流媒体开始提速“破圈”，主动适应泛众化传播格局，积极升级运营模式，推进媒介融合，加快了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联结，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⑦沉浸式新闻推动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创设连接意义。5G技术促使媒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流媒体的职责定位已不再拘囿于内容创作与生产，数据、服务、用户等都是其关注的因素。未来主流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资本等市场资源的支持，沉浸式新闻就是5G背景下媒体与市场资源耦合的产物。

⑧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中，主流媒体只需对信息采集、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把控。而5G技术条件下的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从大的层面看，需要对网络信息技术、虚拟技术、传播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量，综合施策；从小的方面看，则要考虑到受众需求，为用户配置可视化头盔、眼镜等设备；这种繁琐的新闻生产与运作流程仅凭主流媒体的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必须要强化市场资源整合。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以社交链接属性和资讯聚合属性为基础的商业平台，成为信息管理枢纽，然而其内容生产专业性的缺位、传播价值导向的缺失等负面问题日渐严重。此外，部分公众由于缺乏媒介素养，容易被智能推荐算法等信息传播技术裹挟，从而消耗其主体认知和思维能力，沉溺于碎片化、浅层化、娱乐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中，甚至无视、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与价值，增加了正确网络舆情引导内容的传播难度。由于技术与商业联合打造的沉浸式新闻能够敦促新闻工作者履行媒介责任，因此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也必须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⑨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建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在新媒体发展初期，自媒体、社交媒体依靠流量时代的规则红利，一度在舆论阵地对主流媒体的主导权形成冲击。5G技术使信息传播方式迎来了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所带来的个体观照可以辐射到用户的生理状态及情感体验中，沉浸式技术促进用户反馈升级，信息的“场景”意义将逐渐取代“流量”价值。作为5G技术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沉浸式新闻描绘出了以用户为核心的信息传播图景，促使主流媒体步入全新的舆论阵地，并关注到个体与社会的情感沟通、群体间认知差异的弥合、社会价值共同体的构建等公共话题，不仅满足了大数据时代新闻的社交性需求，还在此过程中重拾了自身的话语主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沟通模式。

（摘编自李明德、王晴《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与传统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不同，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具有________，但是这仅凭主流媒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________。与此同时，作为信息管理枢纽的________，在新闻生产专业性和传播价值导向等主流媒体的优势方面存在日趋严重的负面问题。为了更好地履行媒介责任，二者可以优势互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地理、故事与我们

地理带来人群之间的差异，异质性人群的互动带来历史演化的动力；故事则带来认同，大容量故事在异质性人群中构造出同质性，让他们能够共存。

地理空间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命运，其骨架由大山勾勒出来。大山的存在会阻碍水汽流动，放大纬度所导致的气候差异。差异化的气候，在古代就会造成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组织逻辑、伦理观念等，从而形成异质性的人群，农耕、游牧、渔猎、商贸，各有生境。异质性人群彼此间的交往，是驱动历史演化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所谓交往，包括贸易往来，包括文化传播，也包括刀兵相见。在很多时候，战争甚至是异质性人群彼此交往、相互学习的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同质性人群之间的交往，发生的是物理反应，往往带来重复；异质性人群之间的交往，发生的是化学反应，才会带来演化。

所以，山，带来差异，带来交往的动力。然而，能够阻碍水汽流动、带来气候差异的大山，又会大到阻碍交往。所幸，只要山足够大，就一定会形成水，由山巅流淌下江河。天长日久，水会在大山中切割出一条条通道，沟通大山的两边。所以，水，带来连通，带来交往的可能。水在山中切割出的通道，两端各有一个出口，在两个出口上会历史性地各自形成一个重镇，留下被后世记忆的人物、故事、战争。现代很多城市，都是这些古代政治地理的遗产。

遥远的古早往事，与今天的你我，都有着草蛇灰线般的关联；河、山，则是串起这些关联的线索。我们和古人共享着同一个地理空间，虽然技术进步让空间的意涵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有些底层逻辑一直绵延到今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地理空间结构，塑造着我们的历史，塑造着我们的命运。

然而，地理空间只能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半，还有一半要由人类自主地去把握和创造。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的行为不完全由物质所决定。人会拒绝嗟来之食，人会选择舍生取义；因为人会觉得，有些东西是超越于物质，乃至比生命更重要的。超越于物质世界、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价值，来自超越性的信念。信念则来自我们所认同的故事，各种宗教、各种信仰都属于广义的故事。人与动物相分离的一刻，就是人类拥有语言能力，开始能够讲故事的那一刻。彼此间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会因为共享的故事而彼此认同，进而形成超血缘群体的大规模合作。人类有了讲故事的能力之后，就在生物基因之外，又有了一重文化基因；生物基因会驱动你去保护跟自己共享血缘的人，文化基因会驱动你去保护跟自己共享故事的人。

人类在历史上发展出的故事有很多，每一种故事都能带来信众的凝聚力，让他们团结起来，与其他故事的信众竞争。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又是各种故事的竞争史。故事间的竞争，比拼的关键是各自的故事容量。哪个故事能动员起更多的人，它就有更大的机会获胜。但故事在讲出来后并非僵死不变，而是会被人重新阐释、重新构造。如果一个故事能在重构中不断地扩充容量，它便有机会在竞争中长期地存续下去。真实的历史，以地理空间作为展演的舞台，以人们所讲的故事作为精神驱动。地理中的山水关系构成大地的经纬，人们所讲的故事构成人性的经纬，双重坐标系共同勾勒出我们的历史脉络，塑造着今天的你我。

现代技术的诞生，以整个地球为山，以整个大洋为水，驱动着人类这个物种的整体历史演化，也逼问着人类这个物种所能共享的故事的极限；亚欧大陆两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也催生出更高维度的故事，影响直贯当下。眺望未来的前提，是回望过去。在山与水之间的回望，在大地与星空之间的沉思，大概是人类在每一个历史十字路口的必须。

（摘编自施展《河山·序》）

材料二：

星际幻想：什么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容量

时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阿维·洛布有一个大胆的想象。

他说，如果有一个文明，发现自己所处恒星系统的母星，也就是孕育这个文明的“太阳”，将在几百万年后发生超新星爆炸，到那个时候，这个星系中的一切都将荡然无存。这个文明为了延续，便把自己的文明种子打包，做出千百万份，每颗种子都配上一个巨大光帆，然后用火箭把它们运送到星系边缘。几百万年后，超新星爆发，文明所在的行星瞬间汽化，但超新星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会把这些种子一下吹散到整个宇宙中去。它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在宇宙中飘荡上百万年、几千万年，其中总会有几颗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找到适合的星球，重新开花结果。洛布说，如果一个文明能给自己储备如此宏大的后备方案，其耐心或奢侈必然达到当下的人类文明完全无法企及的高度。

如此的想象力、执行力和星际格局，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容量？

暂且停下思绪的彻底放飞，回看我们自身。东亚大陆有着地球上最为复杂的山川地理，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跌宕的空间命运。任何人都是通过他者来看清自我，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小国的他者就是大国，大国的他者就是命运。只有面对命运，看清自己的极限，才会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

山川展开如此辽阔的格局，让中国通达全世界。这些山川，这种格局，必须要有足够的文明容量，才能拥有配得上它的精神世界，能够自信而不傲慢，强大而不暴虐，开放而不放纵，包容而不失原则，真正地获得谦卑与敬畏之心，真正地担当起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这样的文明容量，这样的精神世界，需要在历史的起伏中来孕育。

（摘编自施展《河山·跋》）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独特，它最根本之点，就是结构和艺术造型合理地融洽一致，而不是削足适履，相互抵牾；许多造型艺术上的特点，实际上来自结构本身的要求，并非矫揉造作。

②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的特征。中国古代木结构是骨架系统（Frame System），屋面和楼层的各种荷载，由梁柱负担，传至基础。通常，外围的墙体不承重，厚重的外墙用来增强架刚性，抵抗水平荷载（风、震动、摆动等作用力）；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形成，以构架柱网的布局为基础。由于木料的天然尺度和力学性能，柱网常呈矩形，而且尺度变化幅度有限。建筑的规模即用柱网布局和尺度来表示：四柱形成一“间”，正面叫“面阔”，纵深叫“进深”，建筑术语称以“面阔几间、进深几间”表示规模。

③复杂的平面，往往由几组简单矩形柱网合成。中国古代建筑很少用曲线平面，若用，也是构件尺度比较单一的扇形、正圆形之类。这都是木结构的特性所致。

④……

⑤早期（唐以前）中国木结构建筑很少有纯装饰的附加件，一般即对结构构件本身施以适当的艺术加工，而且和构件的力学性质相适应。例如，柱，有称为“梭柱”的做法，梭柱柱身有轻度柔和的卷杀，上段收杀稍甚，以增加柱的稳定感。于是，着意加工为曲线优美的弧形梁，称为“虹梁”或“月梁”。柱、梁、栱的卷杀，似乎增添了弹性和韧度，虹梁、飞檐，给人以轻飏的快感。其他如驼峰、托脚、蜀柱，一经加工，变平凡为神奇，笨重的原料成为生动的艺术品。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处理构件的内在旨趣。

⑥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造型中，屋顶占有重要地位。从简单庄重到繁复华丽，变化幅度很大。早期屋顶型式简单，唐代开始渐渐复杂。例如敦煌壁画中，除了习见的庑殿、悬山、攒尖、歇山，还有圆、八角、十字脊等；宋画黄鹤楼、滕王阁等著名建筑，以唐代建筑写真为粉本，形体相当复杂。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写：“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十分繁复。现存的古代建筑如山西万全飞云楼、北京故宫角楼、承德普宁寺大乘阁，都足可表现古代重楼杰阁的高度造型艺术水平。外型表现性格。北京天坛祈年殿就是一个典范。它整体稳重，庄严，和谐，三重檐圆攒尖顶，用闪耀金光的宝顶结束；具有崇高、向上的态势，这和祈祷上苍赐予福祉的思想是相适应的。

⑦在古代中国，有经验的匠师处理建筑群，非常重视建筑单体之间的型式、体量以及高下关系。屋顶构成建筑群轮廓线，必须避免单调雷同，要有主有从，跌宕起伏，疏密相间，富于节奏韵律。这方面，北京故宫建筑群是个范例。各地一些民间建筑，屋顶组合自由活泼、切合实用，不乏优美动人的例子。

⑧中国古代建筑多以组群形式出现。把使用功能上不同的若干空间包容在一个单栋建筑之内，中国某些山区住宅也是有此式的；但是，空间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起屋顶排水、采光、通风和结构安排上的困难。因此，通常采取把不同功能分属于若干单栋建筑，而把使用上相互有联系的单栋组成单元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单元通常就是由单栋建筑（主要的与附属的）入口（门）、廊庑（交通连接）、墙垣（分隔）等所围绕形成的“院”。一个大建筑群，由若干个不同性质要求的“院”组成。组成院的建筑，其型式、尺度、数量等，取决于使用功能要求。

⑨例如住宅，最简单的只有一个院，如云南的“一颗印”式住宅和江南的三合头天井院，由主房（楼房）、配房、墙垣组成院。典型的四合院住宅，用墙垣和中门（垂花门）界分内外。内院为居住生活部分，由上房、厢房等组成，外院是客人所到处，大门位于侧近。内院是住宅的主要部分，比较华美的装饰，富有生活趣味的树荫、藤架、花台、鱼池、陈设等，都聚在内院。复杂的大型住宅，则有多组居住内院。

⑩中国古代在处理建筑群或整个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表现为利用和改造两个方面。中国古代重视利用，因此就重视选址。除了地形、水源、交通、防御等因素，城市、建筑群在艺术构图方面的要求，也常是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秦始皇造朝宫（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高峻的山峰为宫前双阙，构图意境气局很大。陵墓建筑群和自然环境关系尤为密切，中国古代的优秀范例不少。第一数秦始皇陵。陵以骊山主峰为屏障，负山面河，俯临平原，左右岗峦环抱，拱绕陵体，其间数十里苍茫原野，以陵体为中心。

⑪其次为改造。为建筑群环境气氛所需，对自然面貌加以改变，高者堕之，低者培之。例如故宫后景山，是故宫构图终点，乃人工所筑。园林中更多人工峰峦洞壑，以制造山林气氛。然而中国古代历史上，城市中最大的改造自然的工程，是治水。除河渠运漕所需之外，绿化、美化环境亦是目标之一。例如汉长安昆明池、魏洛阳天渊池、南朝建康玄武湖、北宋开封金明池、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与杭州西湖等，均为人工拦截溪流、汇成水面，成为著名的风景胜地；许多水面，也是城市景区空间的主要成分。

（摘编自《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传统》）

中国古代建筑以①______为基本框架，形成一组建筑的组合。这种布局方式使得建筑不是孤立的单体存在，而是通过连廊、②______等连接成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重视整体时空构成的设计。③______即为最典型的院落式布局，其用墙垣和中门界分内院和外院，内院居住，院中常种植花木等，外院是客人所到之处。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审视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山西文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这一创作流派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延续了半个世纪左右，并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学。这一流派，以赵树理为代表，以马烽、西戎等为主将，以众多的在不同时期出现在文坛的数代作家为基本阵容。从时间的角度看，这一流派作家的创作横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及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流派作家的创作在体裁上也表现出突出的丰富性。除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外，他们还有大量的中长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虽然这一流派的作家并不从事理论研究，但在他们不多的讨论创作思想的文章中，建构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流派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流派，具有关于文学流派的全部要素。

“山药蛋派”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新样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模式。中国文学一直具有关注社会人生的优良传统。中国新文学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努力中把普通劳动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这是中国文学的进步。但是，这些描写往往存在与描写对象疏离的倾向。“山药蛋派”作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他们不仅对普通劳动者非常熟悉，而且也改变了那种“疏离”的状态，是真正从农民的视角来写农民的。这些作品是真正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是表达普通劳动者精神追求与人生愿望的。

“山药蛋派”极为生动地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以及人们的情感状态。这种描写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具有极为典型的社会文化学意义。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穿透漫长历史，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在农耕文明时代最基本的存在样式。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山药蛋派”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农耕文明的“清明上河图”。“山药蛋派”为我们描写了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之中，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精神生活之中；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社会结构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内在的人格价值中。

“山药蛋派”作家对中国新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新文化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是对现代汉语的完善及其大众化。“山药蛋派”的作品大量地吸收了民间口头语言鲜活、生动的元素，扬弃了其中生僻、粗俗的成分，改善了欧化、古奥的因子，使现代汉语表现出更加生动丰富的表现力、更为完美典雅的结构形式。不仅使现代汉语在语法结构上更加合理，而且表情达意更加准确、生动、鲜活、丰富、高贵。

“山药蛋派”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成果也最为典型地表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这是一些真正热爱人民，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作家。他们感时忧世、心怀天下，对人民的冷暖寒苦牵挂于心，对国家的未来命运殷殷于怀，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总是倡导那些美好的情操、奉献的精神，并给人以向上的力量。他们并不回避生活中的艰难曲折，但从来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的希望。他们强烈的民间情怀、家国意识，以及为人民大众代言的品格、用文学来影响社会改造人生的追求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与重要的引导意义。他们淳朴的、温暖的、活色生香的、如诗如画的审美风格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并将一直如此，散发出艺术之动人光芒，并照亮人生，穿透历史，直达未来。

（摘编自杜学文《“山药蛋派”对新文学的意义》）

材料二：

“山药蛋派”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时代局限性也大可不必讳言，也不需要再去继承，如用现行政策图解生活、人物的倾向，如对“普及”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等。但是，“山药蛋派”中仍有许多宝贵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如这一代作家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意识，如他们表现时代生活的敏感性、及时性……所有这些，我们能说都过时了吗？我们能说不需要再继承和发展了吗？当然，我们的继承绝不是全盘“山药蛋化”，而是让我们的作家在新的审美框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取“山药蛋派”中富有艺术生命的因素，构成一个全新的审美思想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继承中的发展和超越。近年来，山西青年作家中的一些卓有成就者，往往是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超越的问题，才在艺术上走向坦途的。

中国社会正置身在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中，即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但乡村社会的危机和衰落，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学的消失。对这种危机和衰落的艺术表现，同样可以成就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品。同时，正在进行的新农村、新城镇建设已然逐渐展开，乡村文明中的宝贵传统完全可以转化成现代城镇和城市中的重要元素。山西作家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山药蛋派”文学的经验仍可借鉴。而高速发展的城市社会，已越来越暴露出现代城市的隐患与弊端，显露出城市人的种种精神情感困境。“山药蛋派”的思想、艺术精华，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当然，山西文学从乡村叙事转变到新的城乡叙事，同样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摘编自段崇轩《“局内人”眼中的“山药蛋派”》）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艺理论百花园里，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最终成为了最绚烂夺目的那一朵，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即“文学审美反映论”这一理论命题本身的提法并非“无懈可击”。有学者认为，若只把文学理解为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无论增加“形象”还是“审美”等修饰词，都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对文学本质的全面把握。受限于时代境遇、学术视野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还未能有机融入到文学反映论之中，到90年代才有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80年代中后期得到的新发展是深化性而不是突破性的。

诚如马克思所讲，问题意识、现实情怀永远是话语重塑、范式革命、体系构建最根本的内驱力。诸多新思想、新方法于80年代中后期提出或形成，但只有其中一部分经过岁月洗礼后还能够被认可、被传播，而文学的审美反映论恰好是“流传至今”的理论资产之一。无论留下了多少遗憾，它们都是一代学人在这一阶段勤于思考、不懈探索的思想结晶。

（摘编自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与深化》，有删改）

材料二

文学虚构世界的建构是作家面临的基本问题。作家如何看待与处理他在现实世界中经历的人物和事件，如何建立文学虚构世界的模型，体现了他的本体论诉求。

非虚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科幻文学似乎都与“现实”有关，但是再现的层次以及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非虚构类作品依托现实世界，如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纪实文学等，虽然不排除各种讲故事的技巧，它的基本要求是“写世界”，“坚持事实……不要凭空捏造”。现实主义文学分明是一种虚构，但是它追求文学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构关系，或者说，它追求文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一致性。科幻文学兼有认知性与实验性，即科幻文学建构的幻想世界虽然是指向未来的，具有乌托邦性质，却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类比与隐喻。可对作家来说“现实”只是一个表象，它存在于作家的意识之中。不同的作家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而文本对“现实”又有不同的处理，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学世界。

文学现有的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使得文学研究需要从先前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追问走向“文学怎样存在”以及“文学可能是什么”“文学应该是什么”的多重思考。文学活动涵盖了作者、读者、语言、作品、世界、媒介等各个环节，形成不同的叙事模型、精神模型及语言模型。文学是人的一种超越性的活动，表达了人们超出现实状况的构想与目标。越来越多的虚构世界也会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精神活动方式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解的一部分。因此文学本体论不仅包含了对文学存在方式的思考，也是对文学应然如此的期待与观照，因而也可以说是对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超越方式的反思。

（摘编自汪正龙《论文学本体论建构中的“世界”维度》，有删改）

材料三

近年来，非虚构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潮流，正在形成多种向度的跨域“凝视”。一方面中国当代作家重审中国现实，聚焦于“中国故事”，以“吾乡吾土”的情怀关注变动中的中国现实。另一方面，还有一批美国记者撰写非虚构的“中国故事”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以西方人的眼光感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记录下了大时代洪流中微观个体的生命体验，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也使得他们的观察难免偏颇。而海外华文的非虚构写作则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海外华文的写作者重新“凝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探索自己家族和民族的传统与根脉。他们的写作较少“东方主义”式的民族偏见，又有跨文化的广阔视角，呈现出在海外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对历史的深情凝视。

海外华文非虚构与国内文坛的非虚构存在诸多差异。海外华文作家在跨域行走中对故国和居留国的社会现实、文化体验都有更深的了解，也更容易从跨文化的边缘地带展开调研和写作。这种主体性也使得海外华文非虚构中“自我”非常突出，形成一种从个体出发审视现实与历史的眼光。在写作客体上，国内文坛非虚构写作的视野主要在国内，常见的题材诸如城乡对比、底层写作、关注边缘群体等，海外华文非虚构的写作则偏于一种跨域视野。海外华文非虚构更具有特稿风格，在“真实性”与“审美性”的平衡、叙事策略的多样尝试等方面，都有比较鲜明的美国新新闻主义的纪实主义风格和写实主义倾向。在写作受体上，更具有家族个人自传和个体记录的色彩，文学性相对较弱，纪实性较强。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变革影响了海外华文写作者的思想与创作。海外华文作家在海外的生活与命运依然与自己的故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尝试用介入性的姿态进入历史的缝隙，通过对海内外漂泊的生命个体的记录，呈现出真实的社会图景，在更具有跨域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同时，形成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维度的叙述。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海外华文非虚构写作由于其题材很难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容易让读者怀疑其客观性，在史料文献的运用上，如何把握好文学、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难平衡的难题，海外华文写作群体较为分散，写作质量稳定性不强，缺乏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代表作等，这些都制约着新移民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发展。海外作家身处国际交流的融合地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海外华文写作应肩负更重要的文化传播使命。期待海外华文的非虚构写作，能够以其独特的域外视角和跨域身份，与国内外非虚构写作一起，用文学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们呈现更为广阔的世界百态与精神图景。

（摘编自张娟《跨域“凝视”：新世纪海外华文非虚构写作的困境与出路》，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