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的。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只有在对历史、现在、未来史诗般的全景观照中，在对时代、国家、社会宏大脉动的整体把握中，崇高的意义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不是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而往往是相互交融、并行不悖。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体》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丰富的内容、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人视角。

细节饱含着现实生活的汁液，连接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叙事从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等平常细节入手，塑造有血有肉的常人形象，展现普通个体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所爆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平常与伟大的对比中，崇高的故事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经验中唤醒了巨大的力量，因而更能够冲击人的心灵。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家利奥塔强调：“崇高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因努力而满足。”细节叙事可以展现这种努力的过程，因而更能够凸显崇高。

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生命力的阻碍矛盾越激烈，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涌流越强烈。正是故事中贯穿着的深刻矛盾，使读者因为感受矛盾冲突积累了深深的痛感，当故事人物做出选择、完成转变或者取得胜利时，这种痛感才能瞬间释放，转化成崇高的精神愉悦。因此，作者对矛盾的刻画越逼真，读者的痛感越强，对崇高的感受就越充分。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微小细节的精致点缀，调动着读者的感官，在点滴间氤氲出真实的氛围，在读者的脑海中投射下清晰的形象，并将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精确的数字细节、形象的情景细节使人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志愿军战士所面对敌我矛盾之激烈，为凸显其后战士们英勇斗争的崇高意义蓄足了劲。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正确对待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光明的细节帮助人们驱散黑暗，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恶。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材料二：

有时作品中的几句话，就可能构成一个绝妙的细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从儿子有庆的坟前来到村口，悲伤难掩。余华在这里只写了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在这里，仅一个“盐”字，便足以构成隐喻，内心的伤口被盐渍涂抹而产生的疼痛感与撕裂感被书写殆尽。没有伤痛欲绝，却悲凉彻骨。这样的细部深描，令人叹服不已。所以，细部是生活的纹理。好的细部描摹，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洞悉了岁月的沧桑和人情的幽微。透过细部、细节，人物细腻的情感与事物、背景之间暗含的隐秘关系若隐若现。

细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升华，更是作家情感在文字中的延展和外化。细部修辞的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有着特别氛围的场景，来自生活中的一件琐碎小事，来自一段充满浓郁的日常性、哲理性的话语。或许它就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叙述。细节也好，细部也罢，都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

一个好的叙述，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仔细想想，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是无数个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当然，细节、细部都经过了精心打磨和设计，细部所产生的力量覆盖人物、情节、故事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彰显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涵养和生活态度。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温情，才可能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从基本、普通、细致的生活着眼，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的文字才更加令人信服，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价值观、生活观、美学观的问题。对细部的迷恋和重视，至少说明这个作家回到了具体的事物，回到了事物的本体，回到了生活的原点，没有凌空蹈虚般凌驾在基本的“生活流”之上。从一定程度上讲，细节也是作家聚焦生活和人心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重要元素。虽然在文学叙事中，细节也常常被一些作家忽视，代之以“心理流”“意识流”，但是这些同样离不开人性、人情外化的心理场景。只要有情景和情境，便无法离开细节的存在。

发现生活的细节，书写精彩的细节，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平常心和朴素的审美情怀。发掘或提炼细部的光芒，平常心是一种大境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叙述心境或者写作心态，修炼出阅尽人间生命万象之后的坦然、坦荡和虔诚。可以相信，任何好的细部书写和叙述，都是从这样的叙事心态出发的。其实，这也是考验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叙事性文本，还是影视创作，莫不如此。

（摘编自张学昕《好的叙述，精华之处在细部》）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化小说在现代中国蔚为大观，众多小说文本当中渗透了诗歌的审美元素，具有“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等特点。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创作萌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理论家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是在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五四时期。这类小说淡化故事情节，着力表现内在心灵世界，以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为审美构成的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跳跃性、音乐性的诗化语言。

小说文体的规范性

尽管诗化小说形成了潮流，但一些批评家主张不能过于混淆艺术和文体的边界。早在五四时期，梁实秋就非常反感浪漫主义的文体“混乱”，反对诗歌和小说互相渗透，认为小说的诗化不是值得肯定的现象，而是小说家根本就没法完成其本职工作。在梁实秋看来，小说的抒情化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自我膨胀，情感难以自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缺乏掌控小说写作的能力，根本没有故事要讲，只好依赖自己一点零碎的感受和记忆，夸大有限的、狭窄的主观印象。梁实秋将小说的诗化归为一种时代的病症表现，也是文学的不健康：“文学的型类完全混乱”。

梁实秋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诗歌和小说的确有其不可忽视的差异。诗歌是直接呈现心灵的，小说当然也可以表现作家的主观心灵，但其表现有文体上的规范和纪律，小说表现情感向来是间接的、含蓄的，小说家的主观倾向总是隐藏在客观的描写后面。作家无论如何叙述主观的经验，都是承载在某个人物名下，以客观的、外在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为主，心理描写无论怎样主观或深隐，也都是出之于客观观察、剖析、展开某一人物内心的形式。就算是自叙传的形式，这个“自己”显然也是虚构的、社会性的，与人类、民族、社会、时代、生活等较广大的外在世界关联在一起。

小说源于神话和历史，其最基本的基因总是与解释社会历史、探索人生世相有关。小说构筑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一段人生，总是旨在掌握外在客观世界，这是一种理智的审视和思考。小说具有客观性、外向性和时间性，任何一部小说，不管怎样在文体上创新，其最基本的特点仍是指向外部世界和人的存在，企图整体呈现、探索人生。

与小说不同，诗歌不是再现外部世界的，而是暗示、表现内在心灵体验的，诗歌的跳跃性、节奏韵律、直觉象征，都是与内在的意识之流、情绪之流互相契合、生发的。小说的本色在于以类似日常生活话语的语言来再现外部世界，而诗歌的语言是非日常、非概念、非逻辑的，诗歌所把握的是一个直觉的世界。诗歌当中有时候会有类似小说的因素，如人物形象、事件或说理，但这些元素仍是服从诗歌整体的文体建构的，这些元素都是用以暗示某种主观顿悟、内心直觉的。

但另一方面，必须正确看待文学体裁的确定性。虽然小说与诗歌自有其文体的边界，然而作家总是要不断创新的，创作服从于灵感的迸发，不会恪守文体的“纪律”，只以充分表现内心为满足，因此具体的作品从来不会完全符合理论家所界说的文体规则，总是不同程度地偏离文体的规范，甚至有些作品的体裁归属是模糊的、含混的，或者甚至是反体裁的。越是伟大的作家，便越是创新体裁。以鲁迅的小说为例，《狂人日记》是杂文化的；《社戏》《在酒楼上》是散文化、诗化的；《故事新编》中有些作品则杂糅了杂文、戏剧的形式。

小说文体开放性的边界

当然，文体的开放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开放性和模糊性存在一定的边界，虽然在小说文体的边界之内，其形态的多样和写法的自由是无限的。但不管怎样的体裁创新，文学体裁的基本界定总是不可磨灭的。

理论家一直以来认为典型是小说最高的审美形态，小说家应当致力于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社会历史的普遍性。诗化小说以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为审美构成的中心，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构建带有社会性和外显形态的典型人物和环境。在诗化小说当中，往往融情于景、借景写情、情景融合。但是诗化小说当中的诗情画意与诗歌不一样，它仍然是“小说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味。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小说，通常注重物我合一、主客交融。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外在视景的变化意味着相应的内在心理的变化，人的心理状况影响到其看到的客观物象的色调，因此小说家可以以景写人。小说本来是再现客观世界的，诗化小说的作者以自己的心灵突入客观世界，照亮对象世界。铁凝《哦，香雪》中的山村、月下的人家，抹上了浓浓的恬美、欢愉的色调，同时也带上一点紧张和期待。对人物的描写也是点到即止，仅仅点染了几笔香雪对自动铅笔盒的向往。只有这些细节和氛围，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深入细腻的心理活动的铺陈，但这些描写、情调和意象既暗示了一个农家少女淳朴、爱幻想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味，这正是转型期新农村渴望新文明、步入新时代的象征。

（摘编自王颖《诗化小说的文体边界》）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最古老的三种写诗表现方法，是“赋”“比”“兴”。有人一听“赋比兴”，说这个很古老了，两三千年前的《诗经》讲的，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其实中国传统的一些概念，虽然很古老，可实在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我以前也讲到心物相感，心跟物之间有一个关系，那么在写诗的时候怎么表现这个关系？“赋比兴”就是表现心物相感的几种基本关系。

兴：见物起兴，由物及心

所谓“兴”的关系，中国古人说是“见物起兴”，看见了外物的现象，所以引起你的“兴”。“兴”就是感发，内心的感动和兴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看到外物，你的内心就“性情摇荡”。

我常常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它所表现的内心与外物的关系是见到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可以说是“由物及心”。

“关关雎鸠”，“雎鸠”是鸟的名字，“关关”是鸟的叫声。鸟在什么地方叫？“在河之洲”，在河水中间的沙洲上。这个鸟是有伴侣的。你常常看到树枝上，两只小鸟“咕咕咕”，好像是在谈话的样子。鸟都有这么好的伴侣，这么快乐的生活，人也应该有美好的伴侣和快乐的生活，所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的淑女，“窈窕”是美的样子。这个女子是很美的，不只有外在的美，而且有一种内在的修养、品格的美。“淑”是善的意思。如果有这样一个内在外在都很美好的淑女，就应该是品格美好的君子的配偶，“逑”是配偶的意思。这种写法就是“见物起兴”，心物的感发关系是由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

比：以此例彼，由心及物

除了“兴”以外还有“比”和“赋”。比是“以此例彼”，“以”就是用，“此”就是这个，“例”就是比，用这个比那个。这跟“兴”是不一样的，“兴”是一种引发，一种感动，有时候你可以用理性解释，有时候你不能用理性解释。可是“比”呢，就不然了。“以此例彼”是作者有心找的比喻，“兴”可以是作者无心的感发。写一个男子本来也没有想到要结婚要交女朋友，忽然见到河上那一对鸟，他想起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能是无心的感发，不一定是有心的比喻。可是“比”是作者有心安排的比喻，作者内心先有了一种情意，然后找外物来比喻，所以是“由心及物”的关系。

“兴”跟“比”，无论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主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可以用比较现代的语言归纳，就是情意与形象的关系。

情意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由物及心”，由外部的现象引起内心的感动常常是比较无心的、自然的，不是用心思意念勉强安排出来的形象。而“由心及物”，内心的情意用一个外在的物象来表达的时候，这种现象比较像是作者、诗人的有心安排。

赋：直言其事，即物即心

“赋”的主要关系不在情意与形象的关系，“赋”的表现能够产生感发的力量，主要在它叙写的句法、篇法的结构。我们说写诗的动机，是你内心有了感动，情动于中，一定要使你的诗写出来以后能够将其传达、表现出来，而且使读者读了也受到感动，这才是一首诗的完成。

怎么使读者感动？一个是用形象。你说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我想追求她，这不是一首诗，读者听了以后没有美感，没有感动。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你的情意借着这个形象。在水边上，水边飘着水草，“参差”是不整齐的；“荇菜”，水面上的植物。水面上的植物随波流动，很难抓到。那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寤寐求之”，不管是我睡的时候还是醒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在思念追求她。情意结合了形象，用韵律的谐和增加美感，诗的感发的力量才传达出来。

“赋”的写作方式是直言其事。内心有什么情意，不借用形象来传达你的感发，就直接写内心的情意。不用“雎鸠”的形象，不用“参差荇菜”，直接写你的感情，也可以使人感动。

大家常常讲“比兴”，认为形象是最重要的。形象当然重要，可是诗歌里面最重要的是“赋”，是你叙写的语言的结构、句法、篇法，是你怎样写出来的，而不是你用了多么美丽的形象。形象要跟“赋”结合起来。说“关关雎鸠”，你一定要从鸟引到一种叙写的情感，这样才能够情景相生。所以感情和形象，二者是互相关联的，而使景物跟感情、形象跟情意结合起来，一定是靠句法、篇法的结构。所以大家只看见形象的重要，是不错的，但是使诗篇结构组织起来的，是你叙写的方式，是你的句法，是你的结构，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把“赋比兴”告一段落，加一个总结补充。“赋比兴”这三个字本来是《诗大序》里讲的，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是六种重要的道理、义理。我们只讲了“赋”“比”“兴”，没有讲“风”“雅”“颂”，为什么呢？因为这“六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的东西。“赋”“比”“兴”是诗之作法，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是“由物及心”“由心及物”，还是“直言其事”。那么“风”“雅”“颂”呢？是诗之分类。“六义”不仅是《诗经》的创作原则和分类方法，更是中国古代诗歌表达情感、反映社会、传递价值观的核心范式，对后世诗歌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叶嘉莹《何谓赋比兴？》）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赛马》《金蛇狂舞》……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近些年，不管是大型音乐会，还是基层惠民演出，上述作品总是民乐演出中的保留曲目。这些“老面孔”频繁出现在舞台上，而民乐新作品较为缺乏，能够传得开、留得下的民乐新作更少。

近些年，民乐新作难出经典作品，与民乐创作人员不足有直接关系。过去，民乐团都有专门的创作部门、创作人员，可如今民乐团基本不再配备专职创作人员，而更注重表演与指挥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比如，山西某民族乐团的创作中心曾有8名专职作曲，如今创作中心的牌子还在，但已无专职作曲人员，需要创作新作品时都是外请作曲家来完成。从高校作曲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看，如今每年近千名作曲专业的本、硕、博毕业生，毕业后专门从事民乐创作的少之又少，他们多从事电影音乐、广告音乐等创作工作。十几年前，民乐仅占文艺演出市场1%份额，如今虽有所扩大，但市场规模仍很小。由于稿酬偏低、待遇保障不足，很多民乐创作人才为了生计不得不转行，或搞起艺培等副业，无法潜心创作。

__________________。

民乐要创作出新的经典曲目，核心不在于技法的繁复、形式的新奇，而在于守住“以乐传情、以乐载道”初心，把作品写得好听、动人、有魂。

优秀的民乐作品无不深植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深入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创作者，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民乐作品。比如，浙派笛子艺术创始人赵松庭先生，精通中国古典诗词，熟悉中国戏曲音乐，对《易经》也颇有研究，正是基于如此厚重的积累，他才创作出《早晨》《婺江风光》等笛子名曲。过去，音乐院校的人才培养不同程度地存在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今后，院校的人才培养亟须补齐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关键环节。要强化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夯实文化认知。同时，要鼓励学生主动走进民间，向民间艺人学习，感受民歌、戏曲、说唱的独特魅力——陕北信天游的高亢苍凉、江南评弹的婉转细腻、侗族大歌的和声之美，这些都是民乐创作的灵感之源。

每一种乐器都有其性格，民乐经典的诞生，往往与乐器的特性深度绑定——二胡的悲怆成就了《二泉映月》，琵琶的灵动在《十面埋伏》中得到彰显，古筝的婉转与《渔舟唱晚》的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民乐创作一定要尊重乐器特点，“顺器而作”，让乐器成为情感表达的载体：二胡擅长歌唱性旋律，就重点发挥其揉弦、滑音的韵味，不刻意追求极限音域；琵琶擅长点、轮、扫的技法，就用其传递叙事感与张力，不盲目追求速度；吹管乐器擅长气、腔、韵的表达，就用其营造意境，不刻意制造刺耳音响。近些年，很多民乐新作品之所以听起来没感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器而作”，不顾民族乐器的特点，用错了配器手法。

最了解乐器的是演奏者，优秀的演奏家也应是伟大的创作者，从俞伯牙到华彦钧（阿炳），再到刘德海（琵琶演奏家、作曲家）、任同祥（唢呐演奏家、作曲家）、齐·宝力高（马头琴演奏家、作曲家），莫不如此。可是，当下很多民乐演奏家对创作是陌生的，甚至是排斥的，无形中削弱了民乐创作力量。笔者建议高校学习民乐演奏的学生兼修作曲理论，民乐演奏家也要搞搞创作，将民乐演奏家兼作曲家的优良传统发扬下去，不仅可以壮大民乐创作力量，也有利于提升民乐作品质量。

当下，民乐界很多人都在谈创新，但创新必须是克制的、内化的，而非盲目的、表面化的。一些民乐创作，失去民族韵味，难以被受众接受，就是因为陷入“创新即西化”“创新即炫技”的误区，盲目移植西方现代技法，或滥用非常规演奏法。

民乐创新应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让现代技法、外来形式成为强化作品意境、丰富作品表达的手段而非主角。在技法运用上，要做到少而准。西方现代和声、节奏、配器等技法可以用，但要适配民乐的音色与韵味，不追求晦涩、刺耳的效果。例如，在民乐合奏中，适当运用现代和声，可以丰富音响层次，但不能掩盖民乐的旋律优势；融入电子音乐元素，可以增强作品的现代感，但不能让电子音效盖过民族乐器的本色。在风格融合上，要做到内化而非拼接。民乐与流行、交响等音乐的跨界融合，不能是两张皮式的叠加，而要做到神韵统一。民族乐器应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外来风格只应是衬托，目的是拓宽作品的表达边界，而非削弱作品的民族特质。此外，还要懂得留白。像国画一样，民乐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写满，而在于留白——适当的停顿、简约的配器、舒缓的旋律，反而能给听众留下想象空间，传递出虚、空、淡、远的意境，这也是中国民乐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魅力，更是未来民乐创作必须始终坚持的审美追求。

（王婷《民乐创作：守住“以乐传情”初心》）

时代在发展，民乐新作却较为匮乏，难出精品，活跃在民乐舞台上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老面孔”，这与当前①_____有着直接的关系。民乐创作要创造出新的优秀作品，关键在于②_____。创作中，应倡导深植民族文化，顺应乐器特性，鼓励演奏者参与创作。民乐创新应③_____，避免盲目、表面化，现代技法、外来形式只应是强化作品意境、丰富作品表达的辅助手段。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螺钿髹饰工艺发轫于商周，最初以蚌泡镶嵌在漆器上的形式出现。中国最早的螺钿漆器为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出土的镶嵌琉璃玉石螺钿漆器，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螺钿器群，唐五代与宋元时期，螺钿髹饰技艺最大的特征表现在螺钿贝片由厚渐薄的技艺变化。在螺钿髹饰中，厚螺钿被称为“硬螺”，薄螺钿则称为“软螺”，厚薄之间是从1毫米到0.1毫米的差距。贝片厚度的转变缘于取贝技术的革新——煮贝法的诞生，在改进贝片薄度的同时，使螺钿发色更为稳定。

煮贝技术为螺钿技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发展至元代乃至明清时期，螺钿髹饰呈“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又分壳色，随彩而施缀者，光华可赏”，甚至出现犹如微尘一般的螺钿碎屑平铺在漆面上的装饰风格。如故宫博物院藏元代螺钿器黑漆嵌螺钿舟式盘，以特殊的螺钿髹饰风格引人瞩目，螺钿纹饰不是以整片贝随形嵌入的平嵌形态，而是与之相对地以细密的点、线形式为表现手法，被学者称为立嵌。明万历年间，扬州著名漆艺大师江千里、清代卢葵生等均以制作点螺（薄螺钿）漆器闻名于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江千里螺钿作品，螺钿与金饰并置，几何纹饰精密奇巧，赖于软螺的模凿工具的发明，保证了千万片螺钿纹理如出一辙。

宋人有自己独特的器物文化及造物制度，这从精练讲究的宋代素髹漆器中可见一斑。宋人造物的优雅已经不单体现在使用漆器或瓷器本身之上，更多的是关注这些器物背后的伦理情调与生活哲学。同时，宋人有高度繁荣的漆文化，漆器商业化程度也日益成熟，主要制漆中心集中在温州、杭州等沿海地区。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介绍了都城临安城市经济文化风貌，生动描绘了宋代各行各业的繁华景象。其中就有多家经营漆器的店铺，从漆器作坊林立可见宋代漆器商业化程度高度发达。宋代漆器以素雅为主要特色，古朴高雅的素髹漆器刊心刻骨，描金、戗金银、剔犀、扣器等修饰技艺均有发展。宋人的螺钿工艺更是在唐代的螺钿髹漆技艺基础上走向极盛。但其精美奢华之甚曾遭到宋高宗的抵制，政治因素很有可能是抑制宋代螺钿器流行的主要因素。

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苏州瑞光寺出土的嵌螺钿黑漆花卉纹经箱，延续了唐代厚贝镶嵌，白色贝片呈现五彩霞光；经箱分盖、身、台三部分，盖为盝顶长方形套盖，盖面图案在散花中聚成三朵团花，中间镶半圆形水晶，并点缀五彩宝石。其四周斜坡和边沿嵌有瑞花、菱形环带花纹间以蝴蝶和飞鸟状钿片。箱身壁面四周嵌缠枝形石榴、牡丹等花卉。台座采用须弥座形式，中有堆漆描金瑞草，金碧辉煌。

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北宋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中，我们也能观摩到宋代漆器的风采。画面中出现一对黑漆嵌螺钿家具，螺钿藤面座椅镶嵌青色螺钿间有霞光变色的螺钿纹饰，画者写实描绘的纤细的唐草螺钿纹饰，极有可能运用的就是薄螺钿片的技法。可以臆测，螺钿器至晚在这一时期的造物风格与之前厚贝髹饰法大为不同，演变为点螺（薄螺钿）技法。譬如创新了螺钿片的剥取方法，可以得到更为薄软的螺钿片，改变了唐五代厚贝研磨的技法，这是螺钿髹饰技艺大为提高的关键因素。

日本现存的多件传世元代螺钿器大多为中国僧侣携带传至日本，而宗教对于漆文化的作用不限于相互传播交流，还在于两者相融合创造出髹漆法器，比如夹纻胎漆造像。

就螺钿器而言，正仓院藏唐代传世螺钿重器“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堪为神品，琵琶镶嵌螺钿、玳瑁、琥珀的髹饰工艺，展现了大唐盛世时期厚贝髹饰的风采。随着藤原时代文化的发展，日本螺钿器也备受宋人喜爱。宋人方勺对日本的螺钿漆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日本精巧的螺钿器物已经流入中国，精良程度远超于市面本土所售卖的螺钿器，乃至方勺曾误认为螺钿器的发轫地在日本。日本僧人奝然曾在永延二年（988年）二月派遣弟子赴宋，向宋太宗进献贡品中就有大量的螺钿器。除螺钿成品器的交流，冲绳岛及周边盛产的夜光贝材料早在奈良平安时代就进入中国大陆。琉球螺钿与中国明清螺钿器相似度高，源于琉球螺钿的煮贝技法师从中国，技艺交流频繁。

大唐时期螺钿镶嵌与金银平脱技术输出至朝鲜半岛，对朝鲜髹饰技艺影响深远，现代韩国髹饰技艺仍然以螺钿著称。在宋朝，高丽的螺钿以贸易的方式相继又进入中土，螺钿样式风格不同于中国、日本，存在明显差异。实际上，宋代漆器的海外贸易远不止于相邻的日本、高丽等国家，还远及渤泥国（今文莱）、占城国、佛啰安国等地。

宋人文化自抑内敛，物以用为宗，理应行而生，式因品而为，情因感而发。表现在漆器领域，宋代营造法式以实用内敛的素髹器为宗，去除繁复的髹饰装饰，这也是螺钿器在宋代不属于主要髹饰品种的社会环境。如若宋人螺钿传世，胎骨必定造型如宋素髹器物般考究，形制高度内敛，铺螺点缀，霞光月色，螺钿片趋向微细如尘的转变，亭台点画如宋画一般意境空灵。

（摘编自徐婕《宋代螺钿如画一般空灵》）

我国商周时出土的漆器上便有了螺钿技术，到唐代时，①________，借由目前出土的螺钿漆背铜镜，可以一窥当年的盛况。元代至明清时期螺钿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需要将贝壳②________，比如花鸟、人物、山水、树木等，非常精细。螺钿发展到后来，不仅可以镶嵌贝壳，③________，由此便有了名震一时的“八宝嵌”。

4 . 阅读下文，回答后面各题。

①“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陌生化问题不仅在俄国文艺学界，而且在世界文学论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②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艺创作不能够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对这一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陌生化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经过一定的审美过程完成审美感受活动。形式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论主张就是，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达到一种审美认识，而是要达到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就是靠陌生化手段在审美过程中加以实现的。

③这种从审美认识向审美感受的转向，实际上是形式主义者把批评由创作为中心转向以文学作品和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为中心的必然结果。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通过阅读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在这一感觉的过程中产生审美快感。陌生化手段的实质就是要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

④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托尔斯泰小说中常常不用事物原有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比如，《战争与和平》称“点缀”为“一小块绘彩纸板”，称“圣餐”为“一小片白面包”。这样，就使读者对已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从而延长对之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强度。

⑤什克洛夫斯基还提出了两个影响广泛的概念，即“本事”和“情节”。作为素材的一系列事件即“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觉地运用这种手法，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因此，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必然让位于现代派小说，因为这类小说更自觉地运用把现实加以变形的陌生化手法。

⑥艺术语言是实现陌生化过程的重要保证与条件。换句话说，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由此什克洛夫斯基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

⑦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生活实用的交际语言中，说话的意义是最重要的成分，其他的一切均作为手段为它服务，而文学语言的内容却没有它的语言外壳重要。在文学语言中，表达本身就是目的。散文语言的陌生化程度不高，所以它接近日常语言；诗歌语言的陌生化程度很高，因此它总是处于文学语言的最高层次上。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引人注意是创作者的目的，因而它‘人为地’创作成这样，使得接受过程受到阻碍，达到尽可能紧张的程度和持续很长时间，同时作品不是在某一空间中一下子被接受，而是不间断地被接受。”他以普希金为例，指出，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杰尔查文情绪激昂的诗歌语言，但普希金却使用俗语来表达并用以吸引人注意，这使当时人感到吃惊，甚至难以接受，而这正是一种陌生化的处理，使诗歌语言受阻、扭曲，延长被接受的时间，打破原有的欣赏习惯。

⑧应该说，在谈论文学语言时，什克洛夫斯基并没有排斥日常语言的作用。他认为，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要成为文学语言，必须经过艺术家的扭曲、变形或陌生化。而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文学语言，不负载一般语言的意义，丧失了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只有“诗学功能”，文学也就是这种自有价值的语言形式。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仰视苍穹浩渺无垠，俯察大地辽阔无际。每天昼夜更替，每年寒暑变迁。日月星辰，东升而西落；星宿月亮，昼隐而夜明。恒星布列，井然有序：银河伸延，终始不移……这一系列自然现象，自古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探究的兴趣，并促使人们试图探明其中的奥秘。

人为万物之灵，具有极强的思维能力。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往古的往古，以至于无穷；又可以思虑及将来的将来，亦至于无穷。在空间上，可以扩张至某有限空间外之外，以至于无限广阔；又可以缩小到某有限空间内之内，亦至于无限细微。在这无穷无限的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或以他们已掌握的知识、理念为基础，试图对天文的真相作出某种合理的外推；或以他们的主观臆想为前提，作随心所欲的猜测。在探究上述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古人从各自的基础或前提出发，阐发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撰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瑰丽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包含宇宙论、天体论、天象论等，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学的认识。宇宙论是从整体角度研究宇宙构造和演化的理论；天体论是关于日、月、星辰、陨石等天体的性质、生成、形状与大小等的讨论；天象论则是关于月相、月影、日月食等天象形成的理论，以及关于异常天象的观念等。由于所依据的出发点、观念和思想方法等存在差异，对于上述种种论题，古人差不多都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说。

而对于上述每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之间的争辩，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些论争有的甚至颇为激烈。其中有些论题，随着人类天文历法知识的丰富，或有公认的客观标准可供判别，使得不同论说得以分出是非优劣。

也有不少论题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形成了几种论说长期并存的局面。而在这些并存的论说中，往往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如浑天说、日月星辰的地生说、潮汐的日月生成说、异常天象的天人感应说等，这些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总体发展水平。当然，每一种论说自身，又都经历了从比较原始、粗糙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原有缺欠的修正、对原有论说的深化等。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与天文历法同步发展，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又与社会政治有关。出于政治的需要，某些天文学论题的阐发被加上政治色彩，确定了某些天文学思想的官方性质，即由官方加以肯定与保护、而其他的天文学思想则被否定与排斥。天文学思想还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有关，域外传入的天文学思想被吸收，或者直接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丰富了中国天文学思想的内容。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简要说明，下面我们拟分章予以详细介绍。而关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自身的认识，因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故先在前言中作些讨论。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是由天文学所具备的科学性质，及与之有关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思想与天文学在实践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决定的。《易·系辞下》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史记·天官书》又载：“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未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所谓“观象于天”或“历日月星辰”，实有二义：一是观天象以授人时，二是观天象以见吉凶。这二者即是天文学的两大社会功能，它们都与治理社会、巩固统治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的荀况提出“天行有常”的观点，认为一年四季变化、一月和一日长短的客观尺度，是那样的有信、有准。于是天行有常，含有一种秩序的、典范的神圣意义。人们发现，依据这些客观的时间尺度，调节、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节律，是那样的有理、有效。于是敬天顺天、顺时施政的观念油然而生，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接受的理念。又因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时而出现人们认为反常的或异常的现象，如日月食、彗星的突然出现等，这势必引起人们的疑惑和恐惧。在尚未能够解释这些天变真正原因的古代，对正常天象奉若神明的古代，人对于天变的含义颇费猜测，多以为天变是对人事的吉凶有所预示，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既然天象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于是观象就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顺应天象行事也就成为一种神圣的理念。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谓“时变”，指四时节候之变，又指阴阳吉凶之变。古人认为通过对天文的观测、研究，来了解、掌握这些“时变”，进而采取相应的修德、改过等举措，便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观象以授人时和观象以见吉凶的两大功能，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两大杠杆。所以，古人对于这两大功能本身的大量论述，其背后蕴含的宇宙观、自然观和政治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应是天文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也深刻反映了天文与哲学、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思维方式和智慧结晶。在本书绪论中，我们将对其作进一步的介绍。

（摘编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前言》）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指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摘自《隋书·天文志》）

3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①古时候，故人相逢常道一句：“别来无恙？”此为最大的关切。然而，生老病死，实乃自然法则，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病？人固有一死，或早或晚，或长或短，无疾而终者罕有，病亡者众多。病可谓生命的一部分，人与之相伴，与之相搏，其中也将不同的人生态度显露无遗。

②苏轼的一生，以旷达乐观著称，人们喜欢他，也是因为他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活得潇洒自在。那么，苏轼是不是身体健壮、很少得病呢？恰恰相反，苏轼一生百病丛生，肺病、眼病、疮疖、耳聋、臂痛、痔疮、牙病、头痛等，都曾与他纠缠不休，如影随形。有人会说，苏轼如此豁达开朗，不该只活了虚岁六十六啊。这样说，未免有些苛求。在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六十六岁并不算短寿，“唐宋八大家”中只有苏辙一人活过了七十。另外，苏轼历经颠踬，屡遭贬谪，尤其身处蛮荒瘴疠之地的岭南与海南岛，艰难困苦，非常人能想，能活下来已是奇迹。唐人杨炎诗云：“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唐相李德裕等人就把一缕孤魂留在了海南。可以说，倘若苏轼不是一个乐天派，有可能在黄州时就已去世了。

③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至黄州，在东坡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从衣食无忧的朝廷官员到饥寒交迫的农夫，如此巨大的落差，纵使他心态再好，病也会自动找上门来。所以，苏轼在黄州那几年一直疾病缠身。他本来常闹眼病，有“白发长嫌岁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等诗句佐证，到黄州后又患了“赤眼”（红眼病）等眼疾，痛苦不堪。他给陈朝请的信中说：“春夏以来，卧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疾。”这里的“几”是将近、差不多的意思。他给蔡景繁写信说：“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

④苏轼本是一个爱动的活跃分子，又是大名人，久不出门，令人奇怪，于是有传闻说他死了。老友范镇在许昌闻讯大哭，欲备金帛派弟子送往黄州苏家，有弟子冷静，说这事不知真假应先修书一封问安，核实了再吊恤也不晚。范镇派人去了黄州，苏轼问明情由，不由大笑，给范镇写了一封回信，让他放心：“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据说“苏轼病逝”的消息传到皇宫，神宗皇帝信以为真。正在吃饭的他放下筷子，叹息说：“人才难得啊！”

⑤在黄州，苏轼还患臂疼。一次，他去螺师店看一块想买的田，到了那儿，潘县尉和庞医生来访。趁此机会，苏轼让庞医生诊治他肿了的胳膊，庞医生说这不是风气所致，而是药石之毒，如果不用针灸消除，恐怕得长了疮才能好。于是苏轼去庞医生家住了几天，接受针灸治疗，方愈。但实际上，苏轼的臂疾并未除根，此后经常复发，以至于左臂几近瘫痪。元祐年间，他多次以“目昏臂痛”为由上书，要求外放到地方做官。

⑥有趣的是，在黄州给苏轼看病的庞医生名叫庞安常，是个聋人，苏轼和他交谈“以纸画字”“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其实，苏轼的听力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也曾患耳疾。他在《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中写道：“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意思是我的病跟杜甫相似，人家将蚂蚁爬动当作牛斗，我却听着刮风打雷都像一声轻叹。话虽有些夸张，但耳聋却是真的。“右臂虽存”，也旁证了他的左臂的确不好使了。

⑦折磨苏轼时间最长的病是痔疮，长达21年，可谓宿疾、顽疾。他在给亲友的信中数次诉说痔疾给他带来的痛苦。此病虽不致命，但发作起来令人难以忍受。苏轼从惠州被贬往儋州，在藤州与被贬雷州的苏辙相遇，两人同行，夜宿徐闻时苏轼痔疾疼痛，呻吟不止，弄得苏辙也一宿无眠。

⑧苏轼多病，既有先天不足的原因，也与其多灾多难的境遇密切相关，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他管不住自己的嘴。苏轼天性自由烂漫，是个十足的“吃货”，却因酒食无度，终致病从口入。据《萍州可谈》记载，苏轼在担任杭州通判期间，身处这座繁华富庶的江南都会，公务应酬与私人往来异常频繁。终日宴饮酗醉的官场生活令他疲于应接，甚至将杭州戏称为“酒食地狱”。他自控能力也差：“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余欲听之，而口不可。”嘴不听我的，咋办？那就吃呗。他说：“鸡猪鱼蒜，遇着便吃，生病老死，符到便奉行。”该吃就吃，阎王的催命符到了，照办就是。

⑨当然，苏轼并非一味放任自己，病痛的折磨迫使他寻医问药，养生自律。（     ）的他研读了不少医书，他不仅搜集药方，还学会了开方治病，有《苏学士方》刊行于世。梳头、按摩脚心、绝欲、练气等，都是苏轼日常的养生手段。为了“斗痔”，苏轼也曾痛下狠心“忌口”，他在惠州一度断酒断肉，断盐断酱菜，凡有味的食物一律不吃，只吃淡面。

⑩苏轼遇赦北归，从海南一路辗转至常州。时值盛夏酷暑，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已不堪长途跋涉之苦，生命之火几近熄灭。更因热毒侵袭，他不幸中暑，又染上痢疾，持续高烧不退，齿间渗血如蚯蚓蜿蜒。这回的病，真的要了命。他临死前几日对儿子们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我一生没做过坏事，死后必不会下地狱。到时你们不要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⑪苏轼曾写下“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的诗句，道出了他对疾病的独特体悟。病痛固然令人苦楚，却也未必尽是坏事。纵观其一生，他既以昂扬斗志与疾病抗争，又能与之和解，在静默观照中体悟“浮念杂好，尽脱落矣”“屏去百事，淡泊自持”的生命真谛。这种既抗争又和解的辩证态度，最终让他找到了一条积极正向的生命之路。

（摘自刘江滨《苏轼的病》，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秋佳节，除了品尝月饼，赏月也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活动。这一夜的明月，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情感的寄托，更在古人的诗词中，被悄然融入了对宇宙万物的科学思考。

最早指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科学思维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评析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达旦》时写道：“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王国维认为，辛弃疾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已触及月球绕地球运行的科学事实。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球，当这边的人们看到月亮西沉，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则看到月亮初升。辛词中“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正是对地球背面景象的诗意推想。

古人常将月亮与大海相连，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等名句。然而辛弃疾却否定了月亮从海底升起的说法，指出“谓经海底问无由”，并以“天外空汗漫”形容月亮悬浮于地球之外的太空。不过，他仍困惑于“飞镜无根谁系”，即月亮为何能悬于空中而不坠。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地球引力作用使月球维持在绕地轨道上，不离不弃。辛弃疾的疑问，也反映出古人认知的时代局限。

宇宙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时间，天上人间确实存在时间差异。例如，天文学研究显示，月球上的一昼夜约等于地球上的一个月。这种时空差异的意识，也常见于古诗文中。清代杨芳灿写道：“今夕何年，皓月当头，停杯问之。”易顺鼎亦有句：“天上今夕是何年，人间今夕是何夕。”可见“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时间观，或许已成为古人的共识。这一观念在古代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生动，如《幽明录》所载“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西游记》中亦有“天上一日，下界一年”之说。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既符合生活常识，也暗合科学规律。研究表明，海拔每升高一千米，气温约下降6摄氏度，正如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所描绘的景象。古人据此推测月亮上的低温，可谓巧合中的洞见。事实上，月球夜晚温度可降至零下170℃左右，且因缺乏大气，昼夜温差可达300℃。

中秋诗词中，也有不少关于月亮与潮汐关系的思考。古人对潮汐成因认识有限，多掺杂想象与神话，如“或言如橐籥翕张，或言如人气呼吸，或言海鳅出处，皆无经据”。南宋史达祖在《满江红·中秋夜潮》中则明确提出：“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他认为百川归海，潮汐涨落与月相变化密切相关，中秋的明月与潮水相映成辉，堪称“双绝”。俞安道在《海潮图序》中进一步指出：“望已前为夜潮，望已后为昼潮”，即八月十五前多夜潮，之后则多昼潮。至于潮水之壮阔，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观潮》描绘得极为生动：“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现代科学证实，月球引力是形成潮汐的主要原因。从空间上看，地球不同位置所受月球引力不同，正对和背对月球的区域因引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形成涨潮；从时间上看，朔、望时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线，引力叠加，潮差最大；而上、下弦月时三者呈三角分布，引力部分抵消，潮差最小。

中华文明之外，世界其他文明对中秋与月亮的理解各不相同。清代黄遵宪在《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写道：“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世人虽共享同一轮明月，但因文化差异，中秋节在西方人眼中不过是一个寻常日子。诗句虽短，却体现出跨文化的视野与对文明差异的清醒认知，这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态度的体现。

科学，通常指通过系统观察、实验与推理，探索自然、社会与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具有实证性与可检验性。中国古代的中秋咏月诗词，固然富含文学之美，但细细品味，其中亦闪烁着朴素的科学之光，展现出古人对宇宙万物的好奇、想象与思辨。

（节选自朱美禄《赏月诗词的科学性》，有删改）

材料二：

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第二，认识论，有关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比如观念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第三，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采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这三个方面涉及研究客体的本质、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或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存在问题。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从对已知的比较来了解无知。

（摘编自陈淳《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浸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大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20世纪30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摩作用。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提升语言基本功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多注意一般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是一种，这是主要的；熟读一些文言的诗文也是一种，这两方面可说的甚多，现在不能详谈。“到处留心皆学问”，这就要靠各种人自己去探索了。“勤学苦练”总是要连在一起的，勤学重要，苦练则更重要。苦练就要勤写。为了谈一点写作练习，我特意把延安整风文件重温了一遍，特别是《反对党八股》那一篇。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申诉得极中肯，可谓“慨乎言之”。三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对这篇经典著作都在学习而又学习，获益当然不浅，可是就当前文风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八股”似未彻底清除，可见端正文风真不是一件易事。目前每个练习写作的青少年在冲破禁区、解放思想方面还要痛下决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千万不要再做风派人物，“人云亦云”。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新起的一代人身上了，所以诸位对文艺方面的移风易俗负有重大责任。我祝愿有勇气担起这副重大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替我们的文艺迎来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回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药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这三条都是作家的金科玉律，对于青年作家来说，第四条特别切合实际，要多作短小精悍的速写，不要一来就写长篇大作。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作为语文艺术的独特地位》）

材料二：

写作教学从古到今都不行。怎么办？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多读多写。写作和别的学科不同。如数学和历史，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它们可以传授，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写文章就不可以传授。写文章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知识。它具有综合性，牵扯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运用文字的能力、知识面、文化水平，等等。所以，写文章还得多读多练。多读就是借鉴别人的长处，多练就是自己勤写。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什么样的文章不好，得有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知道引导学生向哪里去。我觉得文章应该提倡两条：一是准确，二是自然。

作为教师，有一个提倡什么文风的问题。我比较喜欢平淡，这是个人爱好。就初学写作者来讲，不宜先学花哨的东西，基本功是学平淡、学自然，就像一个人学唱京戏，一开始就教他花腔不会唱好，应当先练基本功。

对于初学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生动，而是准确。其实，准确就是生动。大家不要追求离开准确的生动。像小学生描写年画、描写头发像“壶盖”，就很准确，也相当生动。准确和生动并不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生动，否则，就会有很多流弊，就会引导学生追求漂亮的字眼，打好多没有必要的比喻，结果没有什么好处。

（摘编自朱德熙《写作与写作教学》）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60年前，河南林县人民为改善恶劣生产生活条件，摆脱缺水困境，在党的领导下，在太行山上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精神遵循了中华文化“志于道”“合于道”的发展方向。

“道”即宇宙之本，也被视为回归本体的途径、道路、方法和规律。《说苑·谈丛》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都旨在强调，不论是个体修身还是治国理政，唯有遵循“志于道”“合于道”的发展方向，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自强不息是“志于道”的精神动力。《道德经》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只有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才能走向真正的自强，回归纯净纯善的本性。“自强”的关键在“不息”，《中庸》云：“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不止不息就能长久，如果长久专注于一件事，久久为功，就能取得成功。

革故鼎新是自强不息的内在力量，也是“合于道”的实践传统。《周易·杂卦》载：“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表面看，革故鼎新指的是除旧布新，改革进取，究其本质而言，则蕴藏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深刻内涵。变革旧事物并非易事，需要持之以恒，不急不躁，赢得人们的理解和信任，并非对旧事物的全面排斥和否定，对新事物不加拣择地依从和随顺，而是应该辩证地认识到支撑改革创新背后的不变的东西，即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和有序的大道至理。

林县人民在修渠的过程中，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特质，奠定了红旗渠精神形成的基础。历史上的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人民群众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林县县委下定决心“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经过多方实事求是的考察论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动工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林县上下没有选择停下来向上级等靠要，而是立足本地条件，知难而进，没有资金自己筹，没有粮食自己集，没有建材自己制，没有技术自己学，自力更生，设法克服一切困难。红旗渠的建设者们因地制宜，创造出许多开挖方法：上开法、下接法、腰砍法……同时还发明出“明窑堆石烧灰法”，将石灰的产量翻了好几番。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林县人民战胜自我、克服困难，住石崖山洞、吃粗粮野菜，全身心投入到工程中去。在修建水渠的主体材料中，林县人民自制水泥5170吨，占77%；自制炸药1215吨，占44%；烧制石灰14.5万吨，占100%。十年间，1250座山头被削平，211个隧洞被凿穿，1500公里的长渠被建成，一串串数字背后映射的是林县人民自强其志、自力更生、一锤一钎的不息之功。

红旗渠精神契合了中华文化“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

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一体之仁”的观念之下，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乃至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始终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中华文明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得以延续。

团结协作精神是整体思维下取得成功的必要路径。《周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团结的前提是同心同德、和谐相处。事情的成败就在于人是否能够和谐相处，群体在和谐的基础上各自发挥才能，便能够激发出巨大的力量。红旗渠的修建是一项跨省跨县跨流域的工程，没有河南、山西两省的团结协作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修建过程中，山西平顺县的社员让出耕地、腾退民房、盘锅筑灶，给予林县全面支持与配合。建设过程中，林县人民凝心聚力，全县55万人中有30万人先后投入建设。林县县委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本着“前方有求，后方必应”的信念，前后方紧密配合，前方开山劈岭，后方提供支援。正因全体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最终成功汇集起八方力量，凝聚成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创造了“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的人间奇迹。

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国历代圣贤的生命终极呈现。无私奉献是天地间最大的德，是圣人一体之仁的外在表现。《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够时刻做到无私奉献，便是止于至善的圣人境界。历史上儒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仁爱观，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兼爱观，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政治生活，从而积淀形成了特有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气节。

诚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无私奉献的志向使历朝历代涌现出许多怀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民族脊梁”。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为了子孙后代，林县人民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凿洞英雄王师存，为了凿开曙光洞，不畏难险，七陷塌方仍然不下火线；共产党员李改云，面对岩石坍塌临危不惧，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失去了一条腿；还有战斗在排险第一线的任羊成，腰系围绳，荡身在悬崖峭壁之间，双手持挠钩除险，全然不顾自己安危。在修渠的十年间，先后有81位优秀林县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都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使命，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阐释了无私奉献的深刻内涵。

（摘编自刘余莉 刘震寰《红旗渠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

2020年，疫情暴发之时，寒风凛冽，江城封闭。但从千千万万的窗户，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喊：“武汉加油！”

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医疗力量调遣迅速启动，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务人员奔赴抗疫一线。操着各种方言的建设者们昼夜施工，让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在很短时间拔地而起。

《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通向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石；“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进路问题。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为我们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迷宫、破解百年困局提供了方法论钥匙，还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结合”不是取消主体，而是壮大主体，从而产生“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文化意义上的“熔铸”，意味着让传统的符号、记忆、情感、伦理与当代的技术、叙事、场景等深度反应，产生新质文化成果。所谓“汇通”，是让中西在同一“问题域”里互相解锁，结出累累硕果。譬如，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生态科学”，表面看是两种话语，一旦放进“气候危机”这一共享议题，两者的本质联系便显现出来——可生成“中国山水式生态城市”的新范式，既非传统园林的简单复刻，也非西方绿色技术的生硬移植，而是人类共通情感与共识理念的有效结合。

“熔铸古今、汇通中西”而生成的重要成果，一方面要在文明对话中产生可共享的新符号、可体验的新情感、可转化的新知识；另一方面要锻造新的文化主体，其衡量标准是自主的精神价值体系、自主的评判标准体系、自主的话语叙事体系、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

（摘编自张允熠《开创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创造新局面》）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藏着许多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具有重要启示的思想文化元素，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文明元素。“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必要，根本依据和内在逻辑正在于此。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拓展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构成了中华文明主体性元素。譬如，立德修身理念、家国一体情怀、崇尚整体思维，等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紧紧抓住这些文化基因和文明元素，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将有力激发历史文化传统的强大活力，使其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包心鉴《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成功之道》）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发展理念遇到了深刻危机。从文化理念层面说，正是戡天役物的取向和人的欲望无度扩张，才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性矛盾。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这对于拯救现代技术带来的生存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以人克天”的，古典技术则是“天人合一”的。倘能借鉴古典技术的文化品格来重建现代技术，也就是通过“天人合一”的理念，重新达成“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就有可能避免人对自然的“僭越”，为摆脱人类生存困境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矛盾，即人的欲望的无限可能性同满足欲望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秉持中庸之道，采取限欲主义方法，既反对人为地诱发和放大人的欲望的纵欲主义，也拒绝人为地剥夺和压抑人的欲望的禁欲主义，所谓“无过无不及”。这种对待人的欲望的中庸态度，有助于约束欲望的人为制造，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的“虚假需要”对自然界的过度占有。

（摘编自王岩的相关文章）

材料四：

与西方文化将作为客体的自然视作主体征服、改造的对象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统摄一切的、最核心的哲学理念。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5000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世界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把这种宇宙观，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基因发掘出来，有助于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掘出富有生机活力的东方源头。

与西方文化强调主体征服、支配客体的单主体性观念和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主张不同，中国文化蕴含着“仁者爱人”的多元主体性基因。这种文化基因的核心要义在于不仅承认自己是人，具有主体性，是目的，而且承认别人也是人，也具有主体性，也是目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主主平等普惠”。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元主体观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多元主体观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征服、支配客体的单主体观和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主张，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支撑。

（摘编自王先鹏《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