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化小说在现代中国蔚为大观，众多小说文本当中渗透了诗歌的审美元素，具有“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等特点。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创作萌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理论家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是在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五四时期。这类小说淡化故事情节，着力表现内在心灵世界，以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为审美构成的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跳跃性、音乐性的诗化语言。

小说文体的规范性

尽管诗化小说形成了潮流，但一些批评家主张不能过于混淆艺术和文体的边界。早在五四时期，梁实秋就非常反感浪漫主义的文体“混乱”，反对诗歌和小说互相渗透，认为小说的诗化不是值得肯定的现象，而是小说家根本就没法完成其本职工作。在梁实秋看来，小说的抒情化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自我膨胀，情感难以自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缺乏掌控小说写作的能力，根本没有故事要讲，只好依赖自己一点零碎的感受和记忆，夸大有限的、狭窄的主观印象。梁实秋将小说的诗化归为一种时代的病症表现，也是文学的不健康：“文学的型类完全混乱”。

梁实秋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诗歌和小说的确有其不可忽视的差异。诗歌是直接呈现心灵的，小说当然也可以表现作家的主观心灵，但其表现有文体上的规范和纪律，小说表现情感向来是间接的、含蓄的，小说家的主观倾向总是隐藏在客观的描写后面。作家无论如何叙述主观的经验，都是承载在某个人物名下，以客观的、外在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为主，心理描写无论怎样主观或深隐，也都是出之于客观观察、剖析、展开某一人物内心的形式。就算是自叙传的形式，这个“自己”显然也是虚构的、社会性的，与人类、民族、社会、时代、生活等较广大的外在世界关联在一起。

小说源于神话和历史，其最基本的基因总是与解释社会历史、探索人生世相有关。小说构筑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一段人生，总是旨在掌握外在客观世界，这是一种理智的审视和思考。小说具有客观性、外向性和时间性，任何一部小说，不管怎样在文体上创新，其最基本的特点仍是指向外部世界和人的存在，企图整体呈现、探索人生。

与小说不同，诗歌不是再现外部世界的，而是暗示、表现内在心灵体验的，诗歌的跳跃性、节奏韵律、直觉象征，都是与内在的意识之流、情绪之流互相契合、生发的。小说的本色在于以类似日常生活话语的语言来再现外部世界，而诗歌的语言是非日常、非概念、非逻辑的，诗歌所把握的是一个直觉的世界。诗歌当中有时候会有类似小说的因素，如人物形象、事件或说理，但这些元素仍是服从诗歌整体的文体建构的，这些元素都是用以暗示某种主观顿悟、内心直觉的。

但另一方面，必须正确看待文学体裁的确定性。虽然小说与诗歌自有其文体的边界，然而作家总是要不断创新的，创作服从于灵感的迸发，不会恪守文体的“纪律”，只以充分表现内心为满足，因此具体的作品从来不会完全符合理论家所界说的文体规则，总是不同程度地偏离文体的规范，甚至有些作品的体裁归属是模糊的、含混的，或者甚至是反体裁的。越是伟大的作家，便越是创新体裁。以鲁迅的小说为例，《狂人日记》是杂文化的；《社戏》《在酒楼上》是散文化、诗化的；《故事新编》中有些作品则杂糅了杂文、戏剧的形式。

小说文体开放性的边界

当然，文体的开放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开放性和模糊性存在一定的边界，虽然在小说文体的边界之内，其形态的多样和写法的自由是无限的。但不管怎样的体裁创新，文学体裁的基本界定总是不可磨灭的。

理论家一直以来认为典型是小说最高的审美形态，小说家应当致力于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社会历史的普遍性。诗化小说以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为审美构成的中心，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构建带有社会性和外显形态的典型人物和环境。在诗化小说当中，往往融情于景、借景写情、情景融合。但是诗化小说当中的诗情画意与诗歌不一样，它仍然是“小说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味。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小说，通常注重物我合一、主客交融。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外在视景的变化意味着相应的内在心理的变化，人的心理状况影响到其看到的客观物象的色调，因此小说家可以以景写人。小说本来是再现客观世界的，诗化小说的作者以自己的心灵突入客观世界，照亮对象世界。铁凝《哦，香雪》中的山村、月下的人家，抹上了浓浓的恬美、欢愉的色调，同时也带上一点紧张和期待。对人物的描写也是点到即止，仅仅点染了几笔香雪对自动铅笔盒的向往。只有这些细节和氛围，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深入细腻的心理活动的铺陈，但这些描写、情调和意象既暗示了一个农家少女淳朴、爱幻想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味，这正是转型期新农村渴望新文明、步入新时代的象征。

（摘编自王颖《诗化小说的文体边界》）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的。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只有在对历史、现在、未来史诗般的全景观照中，在对时代、国家、社会宏大脉动的整体把握中，崇高的意义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不是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而往往是相互交融、并行不悖。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体》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丰富的内容、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人视角。

细节饱含着现实生活的汁液，连接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叙事从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等平常细节入手，塑造有血有肉的常人形象，展现普通个体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所爆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平常与伟大的对比中，崇高的故事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经验中唤醒了巨大的力量，因而更能够冲击人的心灵。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家利奥塔强调：“崇高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因努力而满足。”细节叙事可以展现这种努力的过程，因而更能够凸显崇高。

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生命力的阻碍矛盾越激烈，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涌流越强烈。正是故事中贯穿着的深刻矛盾，使读者因为感受矛盾冲突积累了深深的痛感，当故事人物做出选择、完成转变或者取得胜利时，这种痛感才能瞬间释放，转化成崇高的精神愉悦。因此，作者对矛盾的刻画越逼真，读者的痛感越强，对崇高的感受就越充分。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微小细节的精致点缀，调动着读者的感官，在点滴间氤氲出真实的氛围，在读者的脑海中投射下清晰的形象，并将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精确的数字细节、形象的情景细节使人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志愿军战士所面对敌我矛盾之激烈，为凸显其后战士们英勇斗争的崇高意义蓄足了劲。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正确对待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光明的细节帮助人们驱散黑暗，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恶。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材料二：

有时作品中的几句话，就可能构成一个绝妙的细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从儿子有庆的坟前来到村口，悲伤难掩。余华在这里只写了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在这里，仅一个“盐”字，便足以构成隐喻，内心的伤口被盐渍涂抹而产生的疼痛感与撕裂感被书写殆尽。没有伤痛欲绝，却悲凉彻骨。这样的细部深描，令人叹服不已。所以，细部是生活的纹理。好的细部描摹，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洞悉了岁月的沧桑和人情的幽微。透过细部、细节，人物细腻的情感与事物、背景之间暗含的隐秘关系若隐若现。

细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升华，更是作家情感在文字中的延展和外化。细部修辞的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有着特别氛围的场景，来自生活中的一件琐碎小事，来自一段充满浓郁的日常性、哲理性的话语。或许它就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叙述。细节也好，细部也罢，都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

一个好的叙述，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仔细想想，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是无数个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当然，细节、细部都经过了精心打磨和设计，细部所产生的力量覆盖人物、情节、故事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彰显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涵养和生活态度。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温情，才可能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从基本、普通、细致的生活着眼，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的文字才更加令人信服，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价值观、生活观、美学观的问题。对细部的迷恋和重视，至少说明这个作家回到了具体的事物，回到了事物的本体，回到了生活的原点，没有凌空蹈虚般凌驾在基本的“生活流”之上。从一定程度上讲，细节也是作家聚焦生活和人心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重要元素。虽然在文学叙事中，细节也常常被一些作家忽视，代之以“心理流”“意识流”，但是这些同样离不开人性、人情外化的心理场景。只要有情景和情境，便无法离开细节的存在。

发现生活的细节，书写精彩的细节，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平常心和朴素的审美情怀。发掘或提炼细部的光芒，平常心是一种大境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叙述心境或者写作心态，修炼出阅尽人间生命万象之后的坦然、坦荡和虔诚。可以相信，任何好的细部书写和叙述，都是从这样的叙事心态出发的。其实，这也是考验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叙事性文本，还是影视创作，莫不如此。

（摘编自张学昕《好的叙述，精华之处在细部》）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赛马》《金蛇狂舞》……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近些年，不管是大型音乐会，还是基层惠民演出，上述作品总是民乐演出中的保留曲目。这些“老面孔”频繁出现在舞台上，而民乐新作品较为缺乏，能够传得开、留得下的民乐新作更少。

近些年，民乐新作难出经典作品，与民乐创作人员不足有直接关系。过去，民乐团都有专门的创作部门、创作人员，可如今民乐团基本不再配备专职创作人员，而更注重表演与指挥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比如，山西某民族乐团的创作中心曾有8名专职作曲，如今创作中心的牌子还在，但已无专职作曲人员，需要创作新作品时都是外请作曲家来完成。从高校作曲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看，如今每年近千名作曲专业的本、硕、博毕业生，毕业后专门从事民乐创作的少之又少，他们多从事电影音乐、广告音乐等创作工作。十几年前，民乐仅占文艺演出市场1%份额，如今虽有所扩大，但市场规模仍很小。由于稿酬偏低、待遇保障不足，很多民乐创作人才为了生计不得不转行，或搞起艺培等副业，无法潜心创作。

__________________。

民乐要创作出新的经典曲目，核心不在于技法的繁复、形式的新奇，而在于守住“以乐传情、以乐载道”初心，把作品写得好听、动人、有魂。

优秀的民乐作品无不深植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深入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创作者，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民乐作品。比如，浙派笛子艺术创始人赵松庭先生，精通中国古典诗词，熟悉中国戏曲音乐，对《易经》也颇有研究，正是基于如此厚重的积累，他才创作出《早晨》《婺江风光》等笛子名曲。过去，音乐院校的人才培养不同程度地存在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今后，院校的人才培养亟须补齐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关键环节。要强化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夯实文化认知。同时，要鼓励学生主动走进民间，向民间艺人学习，感受民歌、戏曲、说唱的独特魅力——陕北信天游的高亢苍凉、江南评弹的婉转细腻、侗族大歌的和声之美，这些都是民乐创作的灵感之源。

每一种乐器都有其性格，民乐经典的诞生，往往与乐器的特性深度绑定——二胡的悲怆成就了《二泉映月》，琵琶的灵动在《十面埋伏》中得到彰显，古筝的婉转与《渔舟唱晚》的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民乐创作一定要尊重乐器特点，“顺器而作”，让乐器成为情感表达的载体：二胡擅长歌唱性旋律，就重点发挥其揉弦、滑音的韵味，不刻意追求极限音域；琵琶擅长点、轮、扫的技法，就用其传递叙事感与张力，不盲目追求速度；吹管乐器擅长气、腔、韵的表达，就用其营造意境，不刻意制造刺耳音响。近些年，很多民乐新作品之所以听起来没感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器而作”，不顾民族乐器的特点，用错了配器手法。

最了解乐器的是演奏者，优秀的演奏家也应是伟大的创作者，从俞伯牙到华彦钧（阿炳），再到刘德海（琵琶演奏家、作曲家）、任同祥（唢呐演奏家、作曲家）、齐·宝力高（马头琴演奏家、作曲家），莫不如此。可是，当下很多民乐演奏家对创作是陌生的，甚至是排斥的，无形中削弱了民乐创作力量。笔者建议高校学习民乐演奏的学生兼修作曲理论，民乐演奏家也要搞搞创作，将民乐演奏家兼作曲家的优良传统发扬下去，不仅可以壮大民乐创作力量，也有利于提升民乐作品质量。

当下，民乐界很多人都在谈创新，但创新必须是克制的、内化的，而非盲目的、表面化的。一些民乐创作，失去民族韵味，难以被受众接受，就是因为陷入“创新即西化”“创新即炫技”的误区，盲目移植西方现代技法，或滥用非常规演奏法。

民乐创新应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让现代技法、外来形式成为强化作品意境、丰富作品表达的手段而非主角。在技法运用上，要做到少而准。西方现代和声、节奏、配器等技法可以用，但要适配民乐的音色与韵味，不追求晦涩、刺耳的效果。例如，在民乐合奏中，适当运用现代和声，可以丰富音响层次，但不能掩盖民乐的旋律优势；融入电子音乐元素，可以增强作品的现代感，但不能让电子音效盖过民族乐器的本色。在风格融合上，要做到内化而非拼接。民乐与流行、交响等音乐的跨界融合，不能是两张皮式的叠加，而要做到神韵统一。民族乐器应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外来风格只应是衬托，目的是拓宽作品的表达边界，而非削弱作品的民族特质。此外，还要懂得留白。像国画一样，民乐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写满，而在于留白——适当的停顿、简约的配器、舒缓的旋律，反而能给听众留下想象空间，传递出虚、空、淡、远的意境，这也是中国民乐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魅力，更是未来民乐创作必须始终坚持的审美追求。

（王婷《民乐创作：守住“以乐传情”初心》）

时代在发展，民乐新作却较为匮乏，难出精品，活跃在民乐舞台上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老面孔”，这与当前①_____有着直接的关系。民乐创作要创造出新的优秀作品，关键在于②_____。创作中，应倡导深植民族文化，顺应乐器特性，鼓励演奏者参与创作。民乐创新应③_____，避免盲目、表面化，现代技法、外来形式只应是强化作品意境、丰富作品表达的辅助手段。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螺钿髹饰工艺发轫于商周，最初以蚌泡镶嵌在漆器上的形式出现。中国最早的螺钿漆器为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出土的镶嵌琉璃玉石螺钿漆器，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螺钿器群，唐五代与宋元时期，螺钿髹饰技艺最大的特征表现在螺钿贝片由厚渐薄的技艺变化。在螺钿髹饰中，厚螺钿被称为“硬螺”，薄螺钿则称为“软螺”，厚薄之间是从1毫米到0.1毫米的差距。贝片厚度的转变缘于取贝技术的革新——煮贝法的诞生，在改进贝片薄度的同时，使螺钿发色更为稳定。

煮贝技术为螺钿技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发展至元代乃至明清时期，螺钿髹饰呈“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又分壳色，随彩而施缀者，光华可赏”，甚至出现犹如微尘一般的螺钿碎屑平铺在漆面上的装饰风格。如故宫博物院藏元代螺钿器黑漆嵌螺钿舟式盘，以特殊的螺钿髹饰风格引人瞩目，螺钿纹饰不是以整片贝随形嵌入的平嵌形态，而是与之相对地以细密的点、线形式为表现手法，被学者称为立嵌。明万历年间，扬州著名漆艺大师江千里、清代卢葵生等均以制作点螺（薄螺钿）漆器闻名于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江千里螺钿作品，螺钿与金饰并置，几何纹饰精密奇巧，赖于软螺的模凿工具的发明，保证了千万片螺钿纹理如出一辙。

宋人有自己独特的器物文化及造物制度，这从精练讲究的宋代素髹漆器中可见一斑。宋人造物的优雅已经不单体现在使用漆器或瓷器本身之上，更多的是关注这些器物背后的伦理情调与生活哲学。同时，宋人有高度繁荣的漆文化，漆器商业化程度也日益成熟，主要制漆中心集中在温州、杭州等沿海地区。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介绍了都城临安城市经济文化风貌，生动描绘了宋代各行各业的繁华景象。其中就有多家经营漆器的店铺，从漆器作坊林立可见宋代漆器商业化程度高度发达。宋代漆器以素雅为主要特色，古朴高雅的素髹漆器刊心刻骨，描金、戗金银、剔犀、扣器等修饰技艺均有发展。宋人的螺钿工艺更是在唐代的螺钿髹漆技艺基础上走向极盛。但其精美奢华之甚曾遭到宋高宗的抵制，政治因素很有可能是抑制宋代螺钿器流行的主要因素。

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苏州瑞光寺出土的嵌螺钿黑漆花卉纹经箱，延续了唐代厚贝镶嵌，白色贝片呈现五彩霞光；经箱分盖、身、台三部分，盖为盝顶长方形套盖，盖面图案在散花中聚成三朵团花，中间镶半圆形水晶，并点缀五彩宝石。其四周斜坡和边沿嵌有瑞花、菱形环带花纹间以蝴蝶和飞鸟状钿片。箱身壁面四周嵌缠枝形石榴、牡丹等花卉。台座采用须弥座形式，中有堆漆描金瑞草，金碧辉煌。

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北宋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中，我们也能观摩到宋代漆器的风采。画面中出现一对黑漆嵌螺钿家具，螺钿藤面座椅镶嵌青色螺钿间有霞光变色的螺钿纹饰，画者写实描绘的纤细的唐草螺钿纹饰，极有可能运用的就是薄螺钿片的技法。可以臆测，螺钿器至晚在这一时期的造物风格与之前厚贝髹饰法大为不同，演变为点螺（薄螺钿）技法。譬如创新了螺钿片的剥取方法，可以得到更为薄软的螺钿片，改变了唐五代厚贝研磨的技法，这是螺钿髹饰技艺大为提高的关键因素。

日本现存的多件传世元代螺钿器大多为中国僧侣携带传至日本，而宗教对于漆文化的作用不限于相互传播交流，还在于两者相融合创造出髹漆法器，比如夹纻胎漆造像。

就螺钿器而言，正仓院藏唐代传世螺钿重器“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堪为神品，琵琶镶嵌螺钿、玳瑁、琥珀的髹饰工艺，展现了大唐盛世时期厚贝髹饰的风采。随着藤原时代文化的发展，日本螺钿器也备受宋人喜爱。宋人方勺对日本的螺钿漆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日本精巧的螺钿器物已经流入中国，精良程度远超于市面本土所售卖的螺钿器，乃至方勺曾误认为螺钿器的发轫地在日本。日本僧人奝然曾在永延二年（988年）二月派遣弟子赴宋，向宋太宗进献贡品中就有大量的螺钿器。除螺钿成品器的交流，冲绳岛及周边盛产的夜光贝材料早在奈良平安时代就进入中国大陆。琉球螺钿与中国明清螺钿器相似度高，源于琉球螺钿的煮贝技法师从中国，技艺交流频繁。

大唐时期螺钿镶嵌与金银平脱技术输出至朝鲜半岛，对朝鲜髹饰技艺影响深远，现代韩国髹饰技艺仍然以螺钿著称。在宋朝，高丽的螺钿以贸易的方式相继又进入中土，螺钿样式风格不同于中国、日本，存在明显差异。实际上，宋代漆器的海外贸易远不止于相邻的日本、高丽等国家，还远及渤泥国（今文莱）、占城国、佛啰安国等地。

宋人文化自抑内敛，物以用为宗，理应行而生，式因品而为，情因感而发。表现在漆器领域，宋代营造法式以实用内敛的素髹器为宗，去除繁复的髹饰装饰，这也是螺钿器在宋代不属于主要髹饰品种的社会环境。如若宋人螺钿传世，胎骨必定造型如宋素髹器物般考究，形制高度内敛，铺螺点缀，霞光月色，螺钿片趋向微细如尘的转变，亭台点画如宋画一般意境空灵。

（摘编自徐婕《宋代螺钿如画一般空灵》）

我国商周时出土的漆器上便有了螺钿技术，到唐代时，①________，借由目前出土的螺钿漆背铜镜，可以一窥当年的盛况。元代至明清时期螺钿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需要将贝壳②________，比如花鸟、人物、山水、树木等，非常精细。螺钿发展到后来，不仅可以镶嵌贝壳，③________，由此便有了名震一时的“八宝嵌”。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最古老的三种写诗表现方法，是“赋”“比”“兴”。有人一听“赋比兴”，说这个很古老了，两三千年前的《诗经》讲的，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其实中国传统的一些概念，虽然很古老，可实在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我以前也讲到心物相感，心跟物之间有一个关系，那么在写诗的时候怎么表现这个关系？“赋比兴”就是表现心物相感的几种基本关系。

兴：见物起兴，由物及心

所谓“兴”的关系，中国古人说是“见物起兴”，看见了外物的现象，所以引起你的“兴”。“兴”就是感发，内心的感动和兴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看到外物，你的内心就“性情摇荡”。

我常常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它所表现的内心与外物的关系是见到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可以说是“由物及心”。

“关关雎鸠”，“雎鸠”是鸟的名字，“关关”是鸟的叫声。鸟在什么地方叫？“在河之洲”，在河水中间的沙洲上。这个鸟是有伴侣的。你常常看到树枝上，两只小鸟“咕咕咕”，好像是在谈话的样子。鸟都有这么好的伴侣，这么快乐的生活，人也应该有美好的伴侣和快乐的生活，所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的淑女，“窈窕”是美的样子。这个女子是很美的，不只有外在的美，而且有一种内在的修养、品格的美。“淑”是善的意思。如果有这样一个内在外在都很美好的淑女，就应该是品格美好的君子的配偶，“逑”是配偶的意思。这种写法就是“见物起兴”，心物的感发关系是由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

比：以此例彼，由心及物

除了“兴”以外还有“比”和“赋”。比是“以此例彼”，“以”就是用，“此”就是这个，“例”就是比，用这个比那个。这跟“兴”是不一样的，“兴”是一种引发，一种感动，有时候你可以用理性解释，有时候你不能用理性解释。可是“比”呢，就不然了。“以此例彼”是作者有心找的比喻，“兴”可以是作者无心的感发。写一个男子本来也没有想到要结婚要交女朋友，忽然见到河上那一对鸟，他想起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能是无心的感发，不一定是有心的比喻。可是“比”是作者有心安排的比喻，作者内心先有了一种情意，然后找外物来比喻，所以是“由心及物”的关系。

“兴”跟“比”，无论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主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可以用比较现代的语言归纳，就是情意与形象的关系。

情意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由物及心”，由外部的现象引起内心的感动常常是比较无心的、自然的，不是用心思意念勉强安排出来的形象。而“由心及物”，内心的情意用一个外在的物象来表达的时候，这种现象比较像是作者、诗人的有心安排。

赋：直言其事，即物即心

“赋”的主要关系不在情意与形象的关系，“赋”的表现能够产生感发的力量，主要在它叙写的句法、篇法的结构。我们说写诗的动机，是你内心有了感动，情动于中，一定要使你的诗写出来以后能够将其传达、表现出来，而且使读者读了也受到感动，这才是一首诗的完成。

怎么使读者感动？一个是用形象。你说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我想追求她，这不是一首诗，读者听了以后没有美感，没有感动。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你的情意借着这个形象。在水边上，水边飘着水草，“参差”是不整齐的；“荇菜”，水面上的植物。水面上的植物随波流动，很难抓到。那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寤寐求之”，不管是我睡的时候还是醒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在思念追求她。情意结合了形象，用韵律的谐和增加美感，诗的感发的力量才传达出来。

“赋”的写作方式是直言其事。内心有什么情意，不借用形象来传达你的感发，就直接写内心的情意。不用“雎鸠”的形象，不用“参差荇菜”，直接写你的感情，也可以使人感动。

大家常常讲“比兴”，认为形象是最重要的。形象当然重要，可是诗歌里面最重要的是“赋”，是你叙写的语言的结构、句法、篇法，是你怎样写出来的，而不是你用了多么美丽的形象。形象要跟“赋”结合起来。说“关关雎鸠”，你一定要从鸟引到一种叙写的情感，这样才能够情景相生。所以感情和形象，二者是互相关联的，而使景物跟感情、形象跟情意结合起来，一定是靠句法、篇法的结构。所以大家只看见形象的重要，是不错的，但是使诗篇结构组织起来的，是你叙写的方式，是你的句法，是你的结构，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把“赋比兴”告一段落，加一个总结补充。“赋比兴”这三个字本来是《诗大序》里讲的，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是六种重要的道理、义理。我们只讲了“赋”“比”“兴”，没有讲“风”“雅”“颂”，为什么呢？因为这“六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的东西。“赋”“比”“兴”是诗之作法，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是“由物及心”“由心及物”，还是“直言其事”。那么“风”“雅”“颂”呢？是诗之分类。“六义”不仅是《诗经》的创作原则和分类方法，更是中国古代诗歌表达情感、反映社会、传递价值观的核心范式，对后世诗歌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叶嘉莹《何谓赋比兴？》）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仰视苍穹浩渺无垠，俯察大地辽阔无际。每天昼夜更替，每年寒暑变迁。日月星辰，东升而西落；星宿月亮，昼隐而夜明。恒星布列，井然有序：银河伸延，终始不移……这一系列自然现象，自古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探究的兴趣，并促使人们试图探明其中的奥秘。

人为万物之灵，具有极强的思维能力。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往古的往古，以至于无穷；又可以思虑及将来的将来，亦至于无穷。在空间上，可以扩张至某有限空间外之外，以至于无限广阔；又可以缩小到某有限空间内之内，亦至于无限细微。在这无穷无限的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或以他们已掌握的知识、理念为基础，试图对天文的真相作出某种合理的外推；或以他们的主观臆想为前提，作随心所欲的猜测。在探究上述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古人从各自的基础或前提出发，阐发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撰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瑰丽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包含宇宙论、天体论、天象论等，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学的认识。宇宙论是从整体角度研究宇宙构造和演化的理论；天体论是关于日、月、星辰、陨石等天体的性质、生成、形状与大小等的讨论；天象论则是关于月相、月影、日月食等天象形成的理论，以及关于异常天象的观念等。由于所依据的出发点、观念和思想方法等存在差异，对于上述种种论题，古人差不多都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说。

而对于上述每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之间的争辩，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些论争有的甚至颇为激烈。其中有些论题，随着人类天文历法知识的丰富，或有公认的客观标准可供判别，使得不同论说得以分出是非优劣。

也有不少论题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形成了几种论说长期并存的局面。而在这些并存的论说中，往往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如浑天说、日月星辰的地生说、潮汐的日月生成说、异常天象的天人感应说等，这些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总体发展水平。当然，每一种论说自身，又都经历了从比较原始、粗糙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原有缺欠的修正、对原有论说的深化等。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与天文历法同步发展，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又与社会政治有关。出于政治的需要，某些天文学论题的阐发被加上政治色彩，确定了某些天文学思想的官方性质，即由官方加以肯定与保护、而其他的天文学思想则被否定与排斥。天文学思想还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有关，域外传入的天文学思想被吸收，或者直接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丰富了中国天文学思想的内容。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简要说明，下面我们拟分章予以详细介绍。而关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自身的认识，因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故先在前言中作些讨论。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是由天文学所具备的科学性质，及与之有关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思想与天文学在实践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决定的。《易·系辞下》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史记·天官书》又载：“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未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所谓“观象于天”或“历日月星辰”，实有二义：一是观天象以授人时，二是观天象以见吉凶。这二者即是天文学的两大社会功能，它们都与治理社会、巩固统治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的荀况提出“天行有常”的观点，认为一年四季变化、一月和一日长短的客观尺度，是那样的有信、有准。于是天行有常，含有一种秩序的、典范的神圣意义。人们发现，依据这些客观的时间尺度，调节、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节律，是那样的有理、有效。于是敬天顺天、顺时施政的观念油然而生，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接受的理念。又因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时而出现人们认为反常的或异常的现象，如日月食、彗星的突然出现等，这势必引起人们的疑惑和恐惧。在尚未能够解释这些天变真正原因的古代，对正常天象奉若神明的古代，人对于天变的含义颇费猜测，多以为天变是对人事的吉凶有所预示，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既然天象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于是观象就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顺应天象行事也就成为一种神圣的理念。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谓“时变”，指四时节候之变，又指阴阳吉凶之变。古人认为通过对天文的观测、研究，来了解、掌握这些“时变”，进而采取相应的修德、改过等举措，便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观象以授人时和观象以见吉凶的两大功能，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两大杠杆。所以，古人对于这两大功能本身的大量论述，其背后蕴含的宇宙观、自然观和政治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应是天文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也深刻反映了天文与哲学、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思维方式和智慧结晶。在本书绪论中，我们将对其作进一步的介绍。

（摘编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前言》）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指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摘自《隋书·天文志》）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闻一多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采取的办法是承接传统并借力传统，实行中西诗歌的传统汇流，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姿态见长。首先，他深受中国传统诗歌及其文化的滋养。中国古典诗歌是闻一多创作的源泉：前期，诗人就发表了《律诗的研究》，提出中国的律诗是“最合艺术原理的抒情诗文”，又说“均齐是中国的哲学、伦理、艺术的天然的色彩，而律诗则为这个原质的结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格律化运动；后期，诗人通过钩沉神话、《诗经》《楚辞》和唐诗等文化瑰宝，在挖掘古典文学宝藏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性和创造性探索，期望培植能够深耕于现代国家的民族传统精神。其次，他是有选择性地对西方诗歌传统进行采纳学习。闻一多在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借鉴学习比较明显，比如济慈“艺术纯美”的思想。在追求“诗的格律”时期，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对闻一多的影响也很大，一如他在《诗的格律》中对王尔德“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之语的肯定。当然，闻一多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延续到他的诗论作品中，如其诗论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便鲜明地提出了“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的观点。他的系列诗论观点，将草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中西交融”的方向，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头和新的路径。

闻一多在探索新诗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不管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借鉴，都实现了辩证统一。他追求“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然而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因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汇聚到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理论上，则表现为注重诗音与诗形。

其一是“诗的三美”主张，呈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便是“三美”观点，明晰地指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其中音乐的美在于音节，专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表现的美，包括节奏、押韵、停顿等要素的美，要求语音和谐、声音流畅，且符合诗人的情绪；而绘画的美在于辞藻，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和现实，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想象画面；建筑的美则立足空间，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的字数长短需要均齐，形成一种外形匀称、均齐的格律诗形。闻一多的诗的“三美”主张，借鉴消化了中外传统的诗和诗的传统，并对中国文字重意、诗歌依托吟诵等民族传统精神的艺术元素进行了充分吸收和改进，从而引发读者听觉、视觉上的双重诗美体验。

其二是借传统之力，让诗歌创作具有难度，筑牢诗歌艺术门槛。闻一多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欲引领一种诗的风气，从《红烛》到《死水》，薄薄的两本诗集以倡导新格律诗而开一代诗风。《诗的格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新诗格律化追求，提出“做诗的趣味就是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格律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传统，要求作者必须有很厚的积累才能收放自如，一如杜甫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在新诗白话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三个原点也构成一种稳定关系：“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量体裁衣’、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

事实上，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一步步将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合二为一，做到了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最终使得新诗摩擦出了中外诗歌交锋融汇的火花。

（摘编自颜同林   何婷《闻一多：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

材料二：

闻一多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英雄。当他看到动荡的社会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便认识到了和平、民主和正义是他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是比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理想。于是，他从书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当他一旦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中，他那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怕吗？不怕。为什么？因为“为人民”是一项至善的事业。闻一多在“为人民”的事业中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牺牲，但他不会失败；即使牺牲，精神也会永存。他挑战的权威，不再是他以前所面对的诗坛明星和学界名流，而是国民党政权。他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就这样在“为人民”中找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就闻一多投入到民主斗争时所保持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言，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信仰者。

现有的材料表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不是原先计划中安排的，而是因为他看到李公朴追悼会上又晃动着特务的身影，他感到愤怒才拍案而起。他在演讲中所用的大气磅礴的祈使句式和不容置疑的语气，展示的是代表正义的自信，是作为忧国忧民的道德担当，是一个超脱世俗的有自信的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宣判。他说：“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历史学家凭理性预测前景，闻一多进行这样的展望，更多的是依靠一种信念。这一信念自有其历史的依据，但它更多的是依据信念本身所作的宣告。

闻一多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前景的光明，表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怀着热烈的感情，表达对未来朴素而美好的期望。他确信自己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他由此找到了牺牲的价值，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摘编自陈国恩《“诗”的闻一多》）

一句话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英文中有一个说法：“Lyrics are bad poetry（歌词就是烂诗）”，这其实是比较粗暴的说法。确实有大量的歌词不是那么好，但是也有很多歌词是非常优秀的诗。在《诗经》与荷马以及萨福的时代，歌就是诗，而当歌开始跟诗分离，歌词的质量就开始良莠不齐。在当代社会，诗的传播力其实是相对比较弱的，能把读诗当作阅读习惯的人非常少，但是流行歌曲的传播力却特别强。这就导致很多特别优秀的诗根本无法被人看到、读到，很多没什么文学性的歌词却被大家传唱。

诗歌阅读与大众的关系在当下是较为疏离的，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生活节奏的变迁、新型媒介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代诗歌文本的晦涩性。T.S.艾略特曾说过，“诗歌在还没有被理解之前就已经开始和你交流了”，这有点类似中国文学中说的“诗无达诂”。在艾略特看来，诗歌也许可以找出意义来，找出的这种意义也许是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认为诗人最主要的就是去表达这个意义，那么就误解了整个诗歌的审美过程。

很多人也许会说：我读不懂诗歌。其实，艾略特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诗歌不需要试图去“读懂”，你只需要去体会它跟你的交流，并不需要在理智上去把握它。就像听外文歌，你可能一个字都听不明白，但是不影响你去享受它。这其实也是对诗歌的一种祛魅化，我们不要把诗歌看成一种很难懂的、技术性很高的神秘之物。当小孩子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过自己懂与不懂。

诗歌文本同样可以向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储备的人敞开。20世纪的思想家马丁·布伯说，世界上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一种是“我与它”的关系。当我们把文本当作“它”去分析时，就会将作品对象化，我们希望的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即在这个文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的中介，我完全地向诗歌敞开，诗歌也完全地向我敞开。

普通读者面对一个诗歌文本，可以不用去涉及任何所谓的文艺理论，或者学术性的知识，因为这很大程度上会让诗歌和我们交流的过程被神秘化，也不用去过多涉及诗人个人生平和历史背景。在跟一首诗交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做一大堆的功课，有一大堆先见的前置知识。我们要做的是作为一个读者，跟这样的文本初次相遇时，会产生一种怎样的体验。事实上，所谓经典的形成，就是一个个在审美中更有经验和优势的读者个体所共同建构的。

在当代，写歌词和写诗已经完全分离，歌词和诗歌也成为两种不同的文本。举个技术上的例子，押韵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大量地、肆意地押韵，不一定有好的效果。诗歌的音乐性不等同于押韵，诗歌往往也不是句句押韵的。诗歌的音乐性有多种呈现形式，并不是只有押韵。押韵也分很多种，并不是每一句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元音都一样才叫押韵。我们知道，打油诗恨不得每句都押韵，一些糟糕的歌词常常也是句句押韵。像很多的喊麦、口水歌、短视频“神曲”，都是从头到尾硬押一个元音，反而没有任何文学性。

中国新诗到现在也就一百余年的历史，但它又同时吸收了中国古诗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和外文诗的传统。那个时候，大量的诗人都学习过外语，而且他们也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像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穆旦、冯至，都同时是翻译家。他们在中国诗歌的传统中吸取了特别多的养分，又在翻译外国诗歌的时候吸收了外国现代诗的一些特质。

中国新诗诞生之初，新月派诗歌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现代汉语中重现了音乐性。新月派诗歌单独看文本时仿佛不过尔尔，可是当把这些诗当成歌的时候，却觉得曼妙异常。它们跟音乐的贴合，简直像是帮你把重拍轻拍都数好了，甚至连小节都标好了。新月派诗歌真的是非常完美的歌词，它们在节奏、韵律、音部、押韵上做得非常好，甚至近乎完美的程度，既继承了中国古诗的音乐性和形式美，同时又借鉴了外文格律诗的格式，已经非常成熟。

优秀的当代流行音乐歌词往往也继承了中国新诗这种传统意象与外文音韵的融合。歌手罗大佑就大量化用中国诗歌的意象，他的歌词明显地葆有这种中国田园牧歌的传统，但同时，他也会写出非常出彩的长句。一般来说，汉语是比较倾向用短句的，所以罗大佑的那种长句子非常具有独创性。同样是采用很简单的意象，他一定会把句子变得有内在的曲折度，比如“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很多时候，他明明可以把句子拆解开来，但却要串在一起，带有长句的特质，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他的歌词有时候还明显带有新月派的印迹，例如“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在你的身上”。

（摘编自顾悦《我们时代的诗与歌词》）

《红烛》是新月派代表人物闻一多第一部诗集的序诗。它既扎根中国古诗的意象、情怀与音乐基因，又主动吸收西方_____与现代诗的象征手法、个体意识，最终形成“形神兼备”的诗歌特质——既保留了中国诗歌的_____，又具备了契合现代社会的表达张力，成为中国新诗_____的典范之作。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毛泽东诗词是宝贵精神财富与传世经典，其总体情况可通过以下问题解答展开。

毛泽东为何能写诗？

江西省吉安县美陂村书院有“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的对联，深得毛泽东喜爱。他人生经历波澜壮阔，知识底蕴与人文修养深厚，终生与书为伴，古典诗词修养扎实。据统计，其藏书中留有圈画、批注印记的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含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涵盖429位诗人，且此数据为不完全统计，成为诗人顺理成章。

毛泽东与诗词的关系？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革命家的一生，也是诗人的一生。读诗、学诗、赋诗等对他而言，是情趣爱好、生活方式、政治工具，亦是交往手段。无论喜怒哀乐、庆贺胜利或抒发豪情，他皆以诗词表达理想、意志、心绪与深情。

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曾言“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偏爱苏东坡、辛弃疾词作，不太喜欢杜甫“哭哭啼啼”的诗。其诗词总体风格亦“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句，豪迈奔放，充满英雄主义气概，读来荡气回肠。

       ？

毛泽东诗词不仅吸引、熏陶几代中国人，还传播至国外，海外诗界公认他是“中国的伟大诗人”。1937年，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次向西方披露《七律・长征》，1938年该书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七律・长征》成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且先在国外发表。1961年，毛泽东赠《水调歌头・游泳》手书给蒙哥马利；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答谢词中引用毛泽东“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

为何多人喜欢毛泽东诗词？

柳亚子赞其“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诗”，陈毅评其“妙语拈来着眼高，诗词大国推盟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毛泽东诗词都是艺术精品。

（摘编自汪建新《读不尽的毛泽东诗词》）

材料二：

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首先体现在叙事宏大。它记录中国革命重大事件，蕴含诗人对革命的感怀与思考，是系统描绘中国革命的史诗。中央苏区粉碎四次“围剿”期间，毛泽东在艰苦斗争中写下《采桑子・重阳》等诗作，记述对革命的忧思、喜悦与礼赞，同时成长为“马背诗人”。1936年2月，他在陕北写下《沁园春・雪》，与《沁园春・长沙》成赞美祖国山河的姊妹篇，勾勒中华万里江山图。

其次，宏大气象体现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蕴含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第二次反“围剿”前，《渔家傲》以“万木霜天红烂漫”显豪情，借神话彰显壮志；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清平乐》以“东方欲晓”喻曙光，“踏遍青山人未老”显意志，皆见磅礴气象。

（摘编自陆振兴《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象》）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60年前，河南林县人民为改善恶劣生产生活条件，摆脱缺水困境，在党的领导下，在太行山上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精神遵循了中华文化“志于道”“合于道”的发展方向。

“道”即宇宙之本，也被视为回归本体的途径、道路、方法和规律。《说苑·谈丛》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都旨在强调，不论是个体修身还是治国理政，唯有遵循“志于道”“合于道”的发展方向，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自强不息是“志于道”的精神动力。《道德经》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只有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才能走向真正的自强，回归纯净纯善的本性。“自强”的关键在“不息”，《中庸》云：“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不止不息就能长久，如果长久专注于一件事，久久为功，就能取得成功。

革故鼎新是自强不息的内在力量，也是“合于道”的实践传统。《周易·杂卦》载：“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表面看，革故鼎新指的是除旧布新，改革进取，究其本质而言，则蕴藏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深刻内涵。变革旧事物并非易事，需要持之以恒，不急不躁，赢得人们的理解和信任，并非对旧事物的全面排斥和否定，对新事物不加拣择地依从和随顺，而是应该辩证地认识到支撑改革创新背后的不变的东西，即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和有序的大道至理。

林县人民在修渠的过程中，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特质，奠定了红旗渠精神形成的基础。历史上的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人民群众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林县县委下定决心“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经过多方实事求是的考察论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动工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林县上下没有选择停下来向上级等靠要，而是立足本地条件，知难而进，没有资金自己筹，没有粮食自己集，没有建材自己制，没有技术自己学，自力更生，设法克服一切困难。红旗渠的建设者们因地制宜，创造出许多开挖方法：上开法、下接法、腰砍法……同时还发明出“明窑堆石烧灰法”，将石灰的产量翻了好几番。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林县人民战胜自我、克服困难，住石崖山洞、吃粗粮野菜，全身心投入到工程中去。在修建水渠的主体材料中，林县人民自制水泥5170吨，占77%；自制炸药1215吨，占44%；烧制石灰14.5万吨，占100%。十年间，1250座山头被削平，211个隧洞被凿穿，1500公里的长渠被建成，一串串数字背后映射的是林县人民自强其志、自力更生、一锤一钎的不息之功。

红旗渠精神契合了中华文化“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

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一体之仁”的观念之下，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乃至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始终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中华文明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得以延续。

团结协作精神是整体思维下取得成功的必要路径。《周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团结的前提是同心同德、和谐相处。事情的成败就在于人是否能够和谐相处，群体在和谐的基础上各自发挥才能，便能够激发出巨大的力量。红旗渠的修建是一项跨省跨县跨流域的工程，没有河南、山西两省的团结协作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修建过程中，山西平顺县的社员让出耕地、腾退民房、盘锅筑灶，给予林县全面支持与配合。建设过程中，林县人民凝心聚力，全县55万人中有30万人先后投入建设。林县县委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本着“前方有求，后方必应”的信念，前后方紧密配合，前方开山劈岭，后方提供支援。正因全体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最终成功汇集起八方力量，凝聚成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创造了“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的人间奇迹。

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国历代圣贤的生命终极呈现。无私奉献是天地间最大的德，是圣人一体之仁的外在表现。《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够时刻做到无私奉献，便是止于至善的圣人境界。历史上儒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仁爱观，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兼爱观，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政治生活，从而积淀形成了特有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气节。

诚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无私奉献的志向使历朝历代涌现出许多怀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民族脊梁”。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为了子孙后代，林县人民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凿洞英雄王师存，为了凿开曙光洞，不畏难险，七陷塌方仍然不下火线；共产党员李改云，面对岩石坍塌临危不惧，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失去了一条腿；还有战斗在排险第一线的任羊成，腰系围绳，荡身在悬崖峭壁之间，双手持挠钩除险，全然不顾自己安危。在修渠的十年间，先后有81位优秀林县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都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使命，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阐释了无私奉献的深刻内涵。

（摘编自刘余莉 刘震寰《红旗渠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

2020年，疫情暴发之时，寒风凛冽，江城封闭。但从千千万万的窗户，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喊：“武汉加油！”

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医疗力量调遣迅速启动，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务人员奔赴抗疫一线。操着各种方言的建设者们昼夜施工，让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在很短时间拔地而起。

《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包容，是中国人心中的天地大德，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智慧。通过“包”“容”二字，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包”，包罗万象、胸怀天下，体现中华文明的宽广胸襟，突显中华文明内容广博、内涵丰富的文明状态和文明格局，以及对外开放的文明心态。“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现中华文明高超的容纳智慧，突显中华文明在包罗各方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差异、化解冲突、实现融合，使各方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就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既有“包”的胸怀，又有“容”的智慧。

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具有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宽广胸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的。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存在众多族群，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形成了现今56个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是说各民族都有各自的人员群体、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创造了各自特色的文化传统，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一体”，是说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共同开拓我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我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我国灿烂文化，形成了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共同创造的文明，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公元前一百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国船队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进行物品交换。唐代对外交流非常活跃，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宋朝积极开辟海外贸易，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元朝打通了欧亚大陆的直接联系，颁布一系列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一直抵达非洲。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等知识纷纷传入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中外文明交流交融极大促进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极大促进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大格局和大胸怀。

对待不同民族、国家的文明，中华文明善于在尊重差异性、多元性基础上，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实现融合，具有“容”的高超智慧。

“容”的前提是平等，是相关各方在相同的地位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平等思想。例如，《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佛家强调“众生平等”，等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结成民族统一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在民族平等尊重基础上实现了民族团结互助，融合发展，各民族共同创造国家历史、共同抵御外部风险。

在平等尊重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流、互学互鉴，是实现容纳和融合的根本途径。人类历史正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论语》开篇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学习、善于交往、倡导交流的文明品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进步的。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学习借鉴外界文明，要秉持两个态度：既要积极学习外界文明的长处，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也要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中华文明强调求同存异，把握好同与异、我与他、一与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求同。善于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人类文明在本质属性上是共通的，“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讲，文明本没有冲突。另一方面是存异。在寻求一致的同时要承认不同，充分尊重多样性，充分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独特性，理性处理文明的差异，坚持容纳和存异的态度。

“包”和“容”是辩证统一的。中华文明以其深厚底蕴，兼具胸怀与智慧，实现“包”与“容”统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彰显出鲜明的包容特性。包容特性对中华民族长时间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发挥巨大作用，塑造了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独特形象和气质。进一步激发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要坚持以我为主、贯通古今、融通中外，更加积极主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节选自《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瞭望》2024年第12期）

10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作家创作而言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鲁迅小说中的未庄、鲁镇，茅盾小说中的双桥镇、1930年代老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以及萧红、孙犁、赵树理小说中的中国北方农村景观，都是实实在在非常自然地矗立在他们的作品中。要说地域与文学创作没有关系，似乎没人相信。

②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也不是止于这些。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写一些地方景观，搜罗一些地方的人物传奇和故事，再添加一些方言俗语，以为这就是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有个性的文学作品，那也是把文学中的地域问题简单化了。

③如果你真的是照着鲁迅的作品景观去绍兴看看，或许会觉得有点迷茫，未庄在哪里，鲁镇在哪里呢？我想这些小说家们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标志，有现实的影响痕迹，但不是现实的直接对应物，而是作家们虚构创造出来的。小说家们能够用文字打造一座地方的文学景观，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这种地域标志的文学打造，是一个作家写作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某种标志。不少写作者尽管也描写了人物故事以及相关的活动场景，甚至生怕读者不知道这些人物、故事的发生地，特地标出这是东北、这是1930年代的上海，但这样精确的陈述有时并不一定有助于小说景观和地标的打造。

④还是应该从文学创作方面来思考地域与写作者写作的关系。地域问题，有时也可以理解成影响作家写作的地方经验的构成。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点独特的个人地方经验的积累，仅仅是靠着所谓的一点文学经验和文学阅读体会来进行创作，那是行之不远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和发明。我以为这种地方经验与作家写作之间的联系，是精神、气质之间的关联，只要你走进绍兴，就会感受到鲁迅小说的味道，只要你到了浙江乌镇，就会感受到茅盾《春蚕》《林家铺子》中荡漾的江南味道。这是地方经验在小说家作品中无形的影响，构成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世界。

⑤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语言、生活习俗和人物故事活动场景共同交织的独特空间——所谓独特，是指它的具体性，是指它的不可替代性。地方经验不可替代，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风俗、方言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学的具体性，常常是借助这些方言、俗语来加以呈现，没有了方言俗语，没有了地方风俗习惯，文学的很多独特具体的人物、景观就会失去表现力。文学的语言，很大程度上不是标准规范的书面语，而是方言俚语等活的语言，是那些跟说话腔调、神气、姿态、场景、风俗混杂在一起的语言动态。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强调地域与写作的关系，其指向是多层面的，从实际的地方经验到更为具体的文学语言，这种粘连着地方俗语俚语的文学话语，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方言俚语，而是需要小说家们用心去发现、体会其中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

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数作家都在用心探索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用自己认为最具文学性的语言在叙事抒情。我们会发现，像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老舍、孙犁、汪曾祺等，小说作品中都有方言俚语保留着。这说明方言俗语等对文学地方经验的表达传递，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它。

⑦但我们又会说，地方经验不是文学的全部，它还有其他的关联物。

⑧除了可见的地域景观和方言俗语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尤其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应该是文学写作者在思考地方经验时引起重视的。这些看不见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超越具象、重造文学世界的原理性原创性的东西，构成了作家和一个时代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许在文学世界中，人物故事、地域景观就是这些，但构成方式和呈现方式却是可以多姿多彩的。同为浙江作家，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与茅盾小说中的乡土人物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与作家理解世界以及关注世界的方式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⑨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人们会涉及社会政治、人文、哲学等比较宏大抽象层面的问题。从文学构成看，作家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的，能够接收和吸取各种文化信息，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资源。

⑩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学中的地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有虚拟、超越实在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地域，似有似无、虚实相间，引导人们从一种具体实在向更高更遥远的方向思考和追寻。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最善于从一个具体的地域物象出发，引导人们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审美世界。像鲁迅小说中有很多江南人物、故事，但很少有人会认为鲁迅只是一个擅长于表现民俗风俗的乡土作家。

⑪小说家不能仅仅凭感觉经验进行创作，还需要在文化哲学思想层面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空间，有一种经验之上的叠加和超越。与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作品相比，21世纪中国文学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包括地域与文学问题，需要有一种时代水准和高度的新拓展、新理解和新的表现。

（摘编自杨扬《文学的地域指向意味着什么》）

创作具有地域性的优秀文学作品，既需要作家扎根于独特的________，从中汲取不可替代的生活质感与精神滋养；又需要作家超越具象层面，形成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在________的融入中，实现对地方经验的重构与升华；最终引导读者从具体实在走向更为开阔的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