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仰视苍穹浩渺无垠，俯察大地辽阔无际。每天昼夜更替，每年寒暑变迁。日月星辰，东升而西落；星宿月亮，昼隐而夜明。恒星布列，井然有序：银河伸延，终始不移……这一系列自然现象，自古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探究的兴趣，并促使人们试图探明其中的奥秘。

人为万物之灵，具有极强的思维能力。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往古的往古，以至于无穷；又可以思虑及将来的将来，亦至于无穷。在空间上，可以扩张至某有限空间外之外，以至于无限广阔；又可以缩小到某有限空间内之内，亦至于无限细微。在这无穷无限的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或以他们已掌握的知识、理念为基础，试图对天文的真相作出某种合理的外推；或以他们的主观臆想为前提，作随心所欲的猜测。在探究上述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古人从各自的基础或前提出发，阐发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撰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瑰丽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包含宇宙论、天体论、天象论等，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学的认识。宇宙论是从整体角度研究宇宙构造和演化的理论；天体论是关于日、月、星辰、陨石等天体的性质、生成、形状与大小等的讨论；天象论则是关于月相、月影、日月食等天象形成的理论，以及关于异常天象的观念等。由于所依据的出发点、观念和思想方法等存在差异，对于上述种种论题，古人差不多都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说。

而对于上述每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之间的争辩，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些论争有的甚至颇为激烈。其中有些论题，随着人类天文历法知识的丰富，或有公认的客观标准可供判别，使得不同论说得以分出是非优劣。

也有不少论题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形成了几种论说长期并存的局面。而在这些并存的论说中，往往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如浑天说、日月星辰的地生说、潮汐的日月生成说、异常天象的天人感应说等，这些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总体发展水平。当然，每一种论说自身，又都经历了从比较原始、粗糙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原有缺欠的修正、对原有论说的深化等。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与天文历法同步发展，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又与社会政治有关。出于政治的需要，某些天文学论题的阐发被加上政治色彩，确定了某些天文学思想的官方性质，即由官方加以肯定与保护、而其他的天文学思想则被否定与排斥。天文学思想还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有关，域外传入的天文学思想被吸收，或者直接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丰富了中国天文学思想的内容。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简要说明，下面我们拟分章予以详细介绍。而关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自身的认识，因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故先在前言中作些讨论。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是由天文学所具备的科学性质，及与之有关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思想与天文学在实践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决定的。《易·系辞下》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史记·天官书》又载：“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未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所谓“观象于天”或“历日月星辰”，实有二义：一是观天象以授人时，二是观天象以见吉凶。这二者即是天文学的两大社会功能，它们都与治理社会、巩固统治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的荀况提出“天行有常”的观点，认为一年四季变化、一月和一日长短的客观尺度，是那样的有信、有准。于是天行有常，含有一种秩序的、典范的神圣意义。人们发现，依据这些客观的时间尺度，调节、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节律，是那样的有理、有效。于是敬天顺天、顺时施政的观念油然而生，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接受的理念。又因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时而出现人们认为反常的或异常的现象，如日月食、彗星的突然出现等，这势必引起人们的疑惑和恐惧。在尚未能够解释这些天变真正原因的古代，对正常天象奉若神明的古代，人对于天变的含义颇费猜测，多以为天变是对人事的吉凶有所预示，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既然天象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于是观象就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顺应天象行事也就成为一种神圣的理念。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谓“时变”，指四时节候之变，又指阴阳吉凶之变。古人认为通过对天文的观测、研究，来了解、掌握这些“时变”，进而采取相应的修德、改过等举措，便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观象以授人时和观象以见吉凶的两大功能，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两大杠杆。所以，古人对于这两大功能本身的大量论述，其背后蕴含的宇宙观、自然观和政治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应是天文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也深刻反映了天文与哲学、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思维方式和智慧结晶。在本书绪论中，我们将对其作进一步的介绍。

（摘编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前言》）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指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摘自《隋书·天文志》）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为小说选择一个视角可能是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但是，许多作者，甚至那些已有作品出版的作家，面对视角问题也经常一头雾水，一知半解。掌握好视角是所有小说作者必备的技能，因为它跟冲突与悬念关系密切，是小说成功最需要的东西。

可供你选择的视角有两种：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在第一人称的下面还有两个选项：现在时和过去时。在第三人称的下面也有两个选项：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和无限的第三人称视角。

你或许会想：“怎么把第二人称给落下了呢？”是的，有的小说家确实用过第二人称视角。我的建议是你不要跟风这样做。假如你真的非要这样做，那么请记住这条建议：

你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然后以第二人称视角开始创作。这似乎是你拓展自己的文学风格的好办法。你知道这会减少你的作品出版的机会，而且大多数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是难以卒读的。但是，你还是决心要把它弄明白，然后再用它创作，看看效果如何。你希望自己有个好运气。

全知型视角又是怎么回事？顾名思义，它的意思是知道一切。叙事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洞悉任何人物的心灵深处，或者叙事者可以腾空而起，然后像摄像机一样描述事态。

这种全知的口吻可以评论世间百态，比如他可以发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样的感慨；或者，作者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超然物外。作者可以灵活自如地把主观看法强加于人物，其主观程度可高可低。

如今，全知型叙事已经很少见了，可是对于某些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对长篇史诗性小说来说，这个视角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允许作者向读者灌输大篇幅的背景信息。但是，如果你不知节制地运用这个视角，那么你的小说就会变得拖沓冗长。对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来说，作者未必非得使用全知型视角。

有时候你在一个章节的开端也可以使用全知型视角，等写到后面再恢复原来的视角。我说的是下面的意思：

村民们早就知道舍伍德的密林是一个有点儿阴森恐怖的地方。里面可能躲藏着强盗，他们在那儿等待着没有警惕性的马车夫。从马厩到酒馆，这样的故事流传很广。小心，别被坏人抢劫了，说来说去，故事的主题就是让人们防患于未然。

罗宾·洛士利站在那棵远近闻名的大橡树下，长弓在手。这种感觉很好，而且显得很强大。他心里想，我要把信送给约翰王子。

第一段给读者呈现出广阔的视野，随后又回到了视角人物身上。此后就一直停留在人物身上了。

注意，全知口吻的运用不能剑走偏锋，就是说你不能极端到画外音的程度，使用19世纪的那种风格。谁会在乎一个作者对于时代有什么看法？把视角交给人物就行了。

你可以把视角当作一台摄像机，它能够捕获观众可以看到的场景。下面这个片段摘自达希尔·哈米特的《马耳他之鹰》：

斯佩德一屁股坐进了转椅中，转了小半圈，对着她礼貌地微笑着。他笑不露齿，这让脸上的皱纹都拉长了。

艾菲在打字机上轻敲键盘的嗒嗒声和微弱的铃声从关着的门背后隐约传来，偶尔还能听到隔壁办公室里一台电动机器枯燥的震动声。斯佩德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满是烟蒂的铜烟灰缸，里面一个被捻扁的烟屁股还在冒烟。

这是摄像机的视野。假如我们是在斯佩德的脑子里，那么就不能看到他脸上的皱纹拉长的情形。我们也无法捕捉到斯佩德的所思所想。注意，这里还描述了斯佩德办公桌上的香烟，仿佛镜头在逐渐靠近被拍摄的对象。

最后一点，在有些文学类型中，比如推理小说，作者越是公然使用自己的声音，效果或许越好。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中，作者的声音就一览无遗。正如作者在五部曲之四《再见，多谢你们的鱼》的前言中所说：

在银河系西侧旋臂那个并不漂亮的末端，有一片未曾标明的旋涡星系，在其深处悬挂着一颗不被人注意的小小的黄色恒星。

距离这颗星球大约9800万英里之外，有一颗更加无足轻重的蓝绿色行星围绕它旋转。在这个小行星上面，猿猴后裔的生命形态神奇而原始，他们仍然认为数字手表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

同样，乔·霍尔德曼的科幻推理小说《海明威骗局》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对读者作了这样的开场白：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佛罗里达最南端旅游区基维斯特的一家破败失修的酒吧，距今也没有多少年。这个酒吧并非海明威喝过酒的那个酒吧，也不是自称海明威曾在此喝酒的那家酒吧，因为那两家酒吧不仅非常奢华，而且游人如织。这家酒吧位于小镇上更加有趣的地方，是一个颇具古巴特色的所在。它既算不上窗明几净，也谈不上灯火辉煌，不过，这里却有冰镇啤酒和上佳的古巴咖啡。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低廉的价格和下里巴人的特色，这让学者与百无聊赖的游客走到了一起。

（摘编自詹姆斯·斯科特·贝尔《冲突与悬念：小说创作的要素》，王著定译）

①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②他就想得很多，而且还继续琢磨罪过这个问题。你杀死这条鱼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卖给别人吃。你杀死它还是为了自尊，因为你是个渔夫。

——海明威《老人与海》

③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就因为这个缘故，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在四渡赤水期间因势因时因地发布，讲清楚了红军指战员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为中央红军夺取四渡赤水战役乃至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1300余字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具有两大特点，内容针对性强是它的第一特点。首先，该文讲清楚了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两个原因：一是四川军阀利用长江天险，集中全力在长江布防，拦阻红军渡江北上；二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其次，讲清楚了现在怎么办的问题：第一，要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第二，必须消灭这三地区以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第三，要明确目前最中心的任务，那就是要消灭大量的敌人，要打大胜仗。再次，讲清楚了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必须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等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最后，分析全国革命形势，号召全体红色指战员“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该文的文字通俗易懂，是它的第二特点。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很多红军战士文化水平都比较低，甚至大多是文盲，因此，当时要给他们讲清楚战略战术问题，必须讲通俗易懂的话，写通俗易懂的文。

该文发布后，迅速在红军中进行了全面的传达贯彻。《伍云甫日记》记载，2月16日当天，周恩来“向中央纵队二局作报告”，即传达了该文，发出了东渡赤水河、重占遵义城的动员令。《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18日，毛泽东出席红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2月20日，出席红三军团干部会议，作战斗动员，号召要提高消灭敌人的勇气。他在报告中通俗生动地用五个指头比喻敌人，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作为党中央、中革军委长征时期的唯一一份报纸，《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出版过长征专号共28期，其中1935年2月19日即白沙会议后第三天出版的第10期，便在头版上全文刊发了该文。各部队根据党中央要求，也采用干部会议、飞行集会等形式迅速将该文传达到了基层指战员中。

该文影响深远，具有极大的历史作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一句比较经典的概括，“红军的生死就由这个口号掌控”；也有著述认为，该文对于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乃至对于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该文特别是其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运动战战略思维，影响远不止于此。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人民战争思想和运动战战略思维的坚持和发展一以贯之。他鲜明指出：“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他还生动地讲过两个“两”。第一个，“两句话”。他说：“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第二个，“两个东西”。他说：“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反观在当时具体的情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的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解疑释惑，理顺指战员情绪，鼓舞指战员士气，增强部队战斗力。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时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的萧锋回忆，1935年2月下旬，部队到达桐梓城西60里的高桥镇。在那里，进行了两天的传达和学习，以《遵义会议决议》和《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为主要内容，联系实际，讨论了半天。许多干部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具体地批评了王明“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带来的严重损失；总结了经验，汲取了教训，坚决拥护毛泽东回到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拥护党中央的果断决定。大家纷纷要求打回遵义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创建黔、滇、川边区新苏区根据地英勇奋斗。《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和《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到连队后，战士们个个喜形于色，情绪高昂，好似透过迷雾，看到了阳光一样，思想豁然亮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种种疑团澄清了。在部队折回桐梓时，无论走到哪里，都听到指战员们高兴地议论：“这回毛主席重新回来指挥部队，胜利有希望了，革命前途有盼头了！”

二是旗帜鲜明、生动具体地阐释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运动战战略思维。该文代表性地阐释了“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要做到的“三个必须”（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我们必须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六有”策略，这些策略贯穿了把握好“走”与“打”辩证关系这一运动战战略思维的要领，道理深刻，表达通俗，红军指战员口口相传、耳熟能详。严肃部队纪律、加强地方工作等，成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同时，《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为促进党的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走的尽是‘弓背路’”的埋怨情绪和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会议肯定了毛泽东采取的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摘编自杨亚光等《一份凝心聚力影响深远的长征文献——〈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研究》）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谈中国诗

贵国（美国）爱伦·坡（Poe）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 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short swallow flights of song）。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epigrammatic point）。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make the infinitesimal a window on the infinite）。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Verlaine)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Keats）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ubisunt）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Villon）的《古美人歌》（Ballade des dames du jadis）：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的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Hamlet）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因此，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我们的旧诗词。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一个复杂错综的心理表现每为标点所逼，戴上简单的面具，标点所能给予诗文的清楚常是一种卑鄙负薄的清楚，妨碍着霍夫孟斯戴儿（Hofmannsthal）所谓：

背景烘衬的大艺术，跟烛影暗摇的神秘。

它会给予朦胧萌拆的一团以矫揉造作的肯定和鲜明，剥夺了读者们玩索想象的奢侈。所以近代西洋作者像乔哀斯（Joyce）和克敏（Cummings）都在诗文里放弃传统标点。我们自己写作时，也每踌躇于“？”号和“！”之间，结果只好两用“？！”。白拉姆（AleanterreBrahm）还提议在感叹疑问之外，添个正言若反的微词婉讽号“！？”，标点中国诗的人反觉得“！”号、“？”号和“——”号该混合在一起用，否则达不出这混沌含融的心理格式（Gestalt）。譬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结句可以有三个解释，三种点法，而事实上这三个意义融和未明地同时存在于读者意识里，成为一种星云状态似的美感。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orchestral），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airy-fairy），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brute force）和惊天动地的神威（divine rage），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Whitman）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versd'occasion）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Horace）《讽训集》（Sermones）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Gray）《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农夫倦步长道回家，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Eingleiches）：

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鸟眠静不噪，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Lytton Strachcy）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poesie pure），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他们叫它“北京狗”（Pekinese），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

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摘编自钱锺书《谈中国诗》)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这首先是自觉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主体意识，巩固中国史学主体性。当我们回溯中国史学主体性的漫长发展历程时，就如何理解“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关系、如何“巩固主体性”可得出如下规律性的结论。

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学，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只有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统领历史研究，才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史学主体性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各阶段虽有不同的内容，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指导思想始终顺应时代发展，自觉回答时代之问，和社会历史的进步趋势相伴同行，即使在封建社会也表现出丰富的“人民性”内容。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中国史学主体性从不回避时代的挑战，正是在持续回应时代关切中，不断获取新的生机和活力，持续地获得新的动因。

20世纪初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先后发生，在中华民族空前的伟大觉醒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注入中国史学主体性中。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历史研究中占据指导地位，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形态的构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恒久的影响。

捍卫史学主体性与巩固史学主体性，要求我们自觉抵制侵蚀中国史学主体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二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国史发展是遵循着世界史发展之一般法则，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的特殊性。人类历史矛盾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造就了中国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重要元素，进行了精辟概括，“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既是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力量，也是培育中国史学成长的沃土。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国传统史学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贯通。这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敞开了广阔的空间，使中国史学不断获得推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势能。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误读误解，这割裂了它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内在联系，人们常误认为它是“停滞”的、没有生命的“远逝”之物，甚至是落后守旧的象征。这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再认识，并进行全面的发掘。

三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他不仅第一次记载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且还写了《大宛列传》，记述中亚各国的历史，留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从而赋予《史记》以世界史的内容，至今仍受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史家的赞赏。当代中国史家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例如，在中国史学界，G.巴勒克拉夫、L.S.斯塔夫里阿诺斯、W.H.麦克尼尔、杰里·本特利等欧美全球史名家的代表作，无一例外都有中文本面世；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全球史研究室或研究中心，培养全球史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各种形式的全球史研究的新成果每年都层出不穷。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开放包容、博采众长与中国意识、中国立场并不矛盾。在中外史学交流互鉴中，增强史家主体意识，以坚定文化自信，确立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与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价值目标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应是一致的。

（摘编自于沛《史学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基于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难、文明蒙尘。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目标下诞生的。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魏源编纂《海国图志》，都是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图新自强。这说明，中国世界史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时代风雨同行，是为了自觉回答________。但有人却公开鼓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追踪西方史学”，以实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所谓“国际化”。这种谬说虽然冠冕堂皇，但究其实质，是________，只会消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________，把中国世界史研究变成西方史学的附庸，最终摧毁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西民族意识不同，人格价值不同，所产生的悲剧精神也不尽相同，反映在悲剧作品中的美学特征也各有千秋。

中国古典悲剧特别擅长表现弱小善良的小人物形象，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女子形象，强调悲剧人物的正义性和无辜性，富有人情味。中国悲剧苦情美感的获得，并不因为其主人公地位的超乎寻常，而是由于其力量的弱小，由于善良本性和悲苦结局的反差，这些薄命女子越是娇小、柔弱、温顺、和善，当她们备受摧残、坠入苦难的深渊时，就越发显得无辜、凄惨、痛苦和可悲，令人生出不尽的怜悯和同情，同时也引导观众对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深深思索，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的效果。如汉代百戏《东海黄公》、唐代歌舞剧《踏摇娘》中的悲剧主人公都是下层社会的普通人；明代的悲剧《琵琶记》中的五娘是农妇。

西方古典悲剧中的人物是“高贵”的，悲剧事件是“崇高”的。传统的西方悲剧人物都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这是因为西方悲剧将主人公的地位与他们的社会价值、产生的悲剧效果及观众的审美感的关系看成是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高贵人物对历史事件能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价值比那些普通的小人物显得重要得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中的悲剧主人公都是国王、王子和贵族，描写的也都是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戏曲悲剧的冲突往往带有伦理评判性质。作家总是以奸害忠、恶毁善、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对剧中的善恶、忠奸、正邪、美丑进行伦理评判，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中国戏曲悲剧冲突注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人物的理想色彩。如《赵氏孤儿》通过对孤儿的几搜几救体现了忠奸两大势力的曲折冲突；《雷峰塔》通过法海的步步追逼与白娘子的几经忍辱，表现了正邪冲突的曲折性；《桃花扇》通过妓女李香君与侯朝宗的爱情故事，深入探讨了个人情感与家国大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西方悲剧冲突是一种挣扎冲突。古希腊悲剧是命运悲剧，它的题材往往取自于古代神话，表现了人对自然与命运的挣扎，最后因无法挣脱而导致悲剧结局。性格悲剧出现在莎士比亚时期，它反映的是人对自身性格的挣扎，最后因主人公无法挣脱性格上的缺陷而造成悲剧。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的奥赛罗因嫉妒而丧失理智；《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因自身性格上的软弱和犹豫，而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复仇机会，最后酿成大错，造成了悲剧。

中国戏曲以“场”为基本组织单位，采用点线串珠式的结构，将故事段落和情节打碎成无数的小颗粒，再用线将它们纵向地串并起来，让事件在线中按顺序排列而向前发展，所以，在悲剧情节的发展上，追求的是悲喜的对比性，在情节的布局上，追求的是悲欢离合的拉伸性。西方戏剧以“幕”作为基本组织单位，采用板块接进式的结构，一幕一景，将剧情的发展切割成若干幕（几个板块），让戏剧矛盾在若干个板块中作网状交织，以板块的组织来完成全剧，来快速推进剧情的发展，因此在情节的布局上，要求做到高度浓缩，将悲剧主人公由幸福到苦难的变化发展过程，高度压缩成有限的几个板块，使得悲剧结局的到来显得大起大落。

中国戏曲悲剧是善与美的统一，情感重于理智；西方悲剧则是真与美的统一，理智重于情感。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品格，具有各自民族的烙印，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关系。

（节选自《中西方戏曲悲剧美学比较》）

材料二：

《窦娥冤》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窦娥这一悲剧人物的命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反抗精神。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而《窦娥冤》中的冲突尤为激烈且深刻。该剧通过窦娥这一善良女性的悲惨遭遇，展现了封建社会中正义与邪恶的激烈碰撞。窦娥的命运充满了不幸与坎坷，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欺凌，她却坚守妇德，坚决不从，体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坚韧。然而，这一善良与坚韧却遭遇了昏官桃杌的残酷打压，最终导致了她无辜含冤的悲惨结局。

中国人一向重视亲情与伦理，孝道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窦娥冤》中得到了深刻体现。窦娥不仅是善良与坚韧的化身，更是孝顺长辈的典范。她虽历经磨难，却始终不忘侍奉婆母，体现了深厚的孝道精神。作者通过窦娥的孝行，不仅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更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窦娥的孝顺与坚韧，与封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人性的光辉与社会的阴暗。她的孝行不仅是美德的化身，更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该剧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在世界文学悲剧中独树一帜。《窦娥冤》作为一部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以其深刻的悲剧特征、丰富的思想内涵、典型的艺术形象以及超越时空的感染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关注。该剧不仅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更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反抗精神。它不仅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悲剧中的璀璨明珠。

（选自《〈窦娥冤〉的悲剧特征深度评析》）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化小说在现代中国蔚为大观，众多小说文本当中渗透了诗歌的审美元素，具有“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等特点。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创作萌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理论家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是在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五四时期。这类小说淡化故事情节，着力表现内在心灵世界，以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为审美构成的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跳跃性、音乐性的诗化语言。

小说文体的规范性

尽管诗化小说形成了潮流，但一些批评家主张不能过于混淆艺术和文体的边界。早在五四时期，梁实秋就非常反感浪漫主义的文体“混乱”，反对诗歌和小说互相渗透，认为小说的诗化不是值得肯定的现象，而是小说家根本就没法完成其本职工作。在梁实秋看来，小说的抒情化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自我膨胀，情感难以自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缺乏掌控小说写作的能力，根本没有故事要讲，只好依赖自己一点零碎的感受和记忆，夸大有限的、狭窄的主观印象。梁实秋将小说的诗化归为一种时代的病症表现，也是文学的不健康：“文学的型类完全混乱”。

梁实秋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诗歌和小说的确有其不可忽视的差异。诗歌是直接呈现心灵的，小说当然也可以表现作家的主观心灵，但其表现有文体上的规范和纪律，小说表现情感向来是间接的、含蓄的，小说家的主观倾向总是隐藏在客观的描写后面。作家无论如何叙述主观的经验，都是承载在某个人物名下，以客观的、外在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为主，心理描写无论怎样主观或深隐，也都是出之于客观观察、剖析、展开某一人物内心的形式。就算是自叙传的形式，这个“自己”显然也是虚构的、社会性的，与人类、民族、社会、时代、生活等较广大的外在世界关联在一起。

小说源于神话和历史，其最基本的基因总是与解释社会历史、探索人生世相有关。小说构筑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一段人生，总是旨在掌握外在客观世界，这是一种理智的审视和思考。小说具有客观性、外向性和时间性，任何一部小说，不管怎样在文体上创新，其最基本的特点仍是指向外部世界和人的存在，企图整体呈现、探索人生。

与小说不同，诗歌不是再现外部世界的，而是暗示、表现内在心灵体验的，诗歌的跳跃性、节奏韵律、直觉象征，都是与内在的意识之流、情绪之流互相契合、生发的。小说的本色在于以类似日常生活话语的语言来再现外部世界，而诗歌的语言是非日常、非概念、非逻辑的，诗歌所把握的是一个直觉的世界。诗歌当中有时候会有类似小说的因素，如人物形象、事件或说理，但这些元素仍是服从诗歌整体的文体建构的，这些元素都是用以暗示某种主观顿悟、内心直觉的。

但另一方面，必须正确看待文学体裁的确定性。虽然小说与诗歌自有其文体的边界，然而作家总是要不断创新的，创作服从于灵感的迸发，不会恪守文体的“纪律”，只以充分表现内心为满足，因此具体的作品从来不会完全符合理论家所界说的文体规则，总是不同程度地偏离文体的规范，甚至有些作品的体裁归属是模糊的、含混的，或者甚至是反体裁的。越是伟大的作家，便越是创新体裁。以鲁迅的小说为例，《狂人日记》是杂文化的；《社戏》《在酒楼上》是散文化、诗化的；《故事新编》中有些作品则杂糅了杂文、戏剧的形式。

小说文体开放性的边界

当然，文体的开放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开放性和模糊性存在一定的边界，虽然在小说文体的边界之内，其形态的多样和写法的自由是无限的。但不管怎样的体裁创新，文学体裁的基本界定总是不可磨灭的。

理论家一直以来认为典型是小说最高的审美形态，小说家应当致力于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社会历史的普遍性。诗化小说以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为审美构成的中心，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构建带有社会性和外显形态的典型人物和环境。在诗化小说当中，往往融情于景、借景写情、情景融合。但是诗化小说当中的诗情画意与诗歌不一样，它仍然是“小说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味。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小说，通常注重物我合一、主客交融。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外在视景的变化意味着相应的内在心理的变化，人的心理状况影响到其看到的客观物象的色调，因此小说家可以以景写人。小说本来是再现客观世界的，诗化小说的作者以自己的心灵突入客观世界，照亮对象世界。铁凝《哦，香雪》中的山村、月下的人家，抹上了浓浓的恬美、欢愉的色调，同时也带上一点紧张和期待。对人物的描写也是点到即止，仅仅点染了几笔香雪对自动铅笔盒的向往。只有这些细节和氛围，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深入细腻的心理活动的铺陈，但这些描写、情调和意象既暗示了一个农家少女淳朴、爱幻想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味，这正是转型期新农村渴望新文明、步入新时代的象征。

（摘编自王颖《诗化小说的文体边界》）

苏格拉底 亲爱的格黎东啊，你对我的关怀如果合乎正道，那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不合，那就越关心越难从命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说出更强的道理来，我是肯定不会对你让步的，哪怕众人对我施加更大的恫吓，如同以妖怪吓儿童那样，声称要监禁、处死、没收财产等等。现在我们能够怎样研究最恰当呢？首先可以提起你对意见所说的那些话，看看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说有些意见我们应该注意，也有些意见我们应该不考虑。是不是在我被判死刑前这话说得对，到现在就显然成了空谈，无非是戏言和废话而已？我希望和你一道弄明白，在我现在的情况下，格黎东啊，我们说的那个道理究竟是变了，还是仍然有效，究竟是应当放弃，还是必须遵从。那些思想严谨的人，曾经多次断言在人们的意见中间有些必须高度重视，有些不必理会，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格黎东啊，神灵在上，你不觉得他们说得对吗？从人情上说，你并没有明天就要死掉的危险，你的判断不应该为那种局面所左右。请你考虑一下，你认为我们该不该说，我们不必尊重人们的一切意见，有些意见要重视，有些就没有必要，也不必听从所有的人的意见，有些人的要听，有些人的不必听？你以为如何？这话说得不对吗？

格黎东 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 那就该重视好的意见，不管那些坏的意见吗？

格黎东 是的。

苏格拉底 好的意见不就是明白人的意见，坏的意见不就是糊涂人的意见吗？

格黎东 当然是。

苏格拉底 在这方面，我们该怎么说呢？一个从事体育锻炼并且以此为业的人，是重视一般人的赞美、责备和看法，还是只听从一个人，即医生或教练的褒贬意见？

格黎东 只听从一个人的。

苏格拉底 那他就该畏惧那一个人的责备，喜爱那一个人的赞美，而不理会众人之见啰？

格黎东 很明显。

……

苏格拉底 很好。如果我们由于听从外行的意见而毁掉了我们那个为健康所改善、为疾病所破坏的部分，在这个部分毁掉之后我们还能活吗？这个部分就是身体，对吗？

格黎东 对的

苏格拉底 身体坏了、毁了，我们还能活吗？

格黎东 不能。

苏格拉底 如果那个为道义所改善、为不义所毁灭的部分毁了，我们还能活吗？那一个部分，不管叫什么，是我们的那个与道义和不义有关的部分，我们认为它比身体差吗？

格黎东 不。

苏格拉底 比身体贵重吗？

格黎东 贵重得多。

苏格拉底 我最好的朋友啊，那我们就不能听从众人对我们的说法，只能听从那一个深知道义和不义的人的说法，听从真理本身了。所以，你一起头的提法是不对的，你说我们应当考虑关于正义、美、好及其反面的意见。也许可以说，众人是有权置我们于死命的。

格黎东 这很显然，苏格拉底，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 可是，我了不起的朋友啊，我觉得我们刚才说过的话现在还照样有效。请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还主张：我们应当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

格黎东 我还是这样主张。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浸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大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20世纪30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摩作用。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提升语言基本功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多注意一般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是一种，这是主要的；熟读一些文言的诗文也是一种，这两方面可说的甚多，现在不能详谈。“到处留心皆学问”，这就要靠各种人自己去探索了。“勤学苦练”总是要连在一起的，勤学重要，苦练则更重要。苦练就要勤写。为了谈一点写作练习，我特意把延安整风文件重温了一遍，特别是《反对党八股》那一篇。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申诉得极中肯，可谓“慨乎言之”。三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对这篇经典著作都在学习而又学习，获益当然不浅，可是就当前文风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八股”似未彻底清除，可见端正文风真不是一件易事。目前每个练习写作的青少年在冲破禁区、解放思想方面还要痛下决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千万不要再做风派人物，“人云亦云”。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新起的一代人身上了，所以诸位对文艺方面的移风易俗负有重大责任。我祝愿有勇气担起这副重大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替我们的文艺迎来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回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药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这三条都是作家的金科玉律，对于青年作家来说，第四条特别切合实际，要多作短小精悍的速写，不要一来就写长篇大作。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作为语文艺术的独特地位》）

材料二：

写作教学从古到今都不行。怎么办？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多读多写。写作和别的学科不同。如数学和历史，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它们可以传授，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写文章就不可以传授。写文章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知识。它具有综合性，牵扯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运用文字的能力、知识面、文化水平，等等。所以，写文章还得多读多练。多读就是借鉴别人的长处，多练就是自己勤写。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什么样的文章不好，得有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知道引导学生向哪里去。我觉得文章应该提倡两条：一是准确，二是自然。

作为教师，有一个提倡什么文风的问题。我比较喜欢平淡，这是个人爱好。就初学写作者来讲，不宜先学花哨的东西，基本功是学平淡、学自然，就像一个人学唱京戏，一开始就教他花腔不会唱好，应当先练基本功。

对于初学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生动，而是准确。其实，准确就是生动。大家不要追求离开准确的生动。像小学生描写年画、描写头发像“壶盖”，就很准确，也相当生动。准确和生动并不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生动，否则，就会有很多流弊，就会引导学生追求漂亮的字眼，打好多没有必要的比喻，结果没有什么好处。

（摘编自朱德熙《写作与写作教学》）

9 . 阅读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节选，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段）

7 .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好的细节可以点亮全篇

颜同林

①细节之于小说，犹如“眼”之于围棋。围棋之术有“眼”一说，博弈的双方中只要己方手上有两个“眼”，便宣告自己拥有“两口气”而不会被对手拿住。下棋需要善于做“眼”，在棋盘中讲究巧留空子，多留“眼”方可运筹帷幄，才能步步为营、立于不败之地。“眼”是黑白博弈双方的生存之法，涉及布局、时空、先后、疏密等命题，将其移用作为小说细节的隐喻同样适用。细节这一“眼”让整个小说虎虎有生气，点亮全篇。相比于小说主题的宏大、开阔，情节的曲折、丰富，细节往往显得细微、琐碎而具体，看似平常，实际上并不简单。无论是揭示主题、描绘环境，还是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细节都具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功效。

②现实生活复杂多变，小说家如何观察、思考并重构现实，源自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验和独特表达，源自他对生活细节的重新汇聚和转化。人的感官和心理是细节描写得以呈现的基础。作品中对细节的捕捉，离不开作家的耳闻目睹触摸和心理活动。凡是说到细节，最要紧的是人所感知和获取的真实、细腻、新鲜和独到之处。有了细节就有了小说的性格。小说有诸多细节的加持，则像毛细血管深入肌肤一样，让文本有血有肉，以此精微形象地重构现实生活的版图。

③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母女俩的爱情道路和观念碰撞。其中一个细节是母亲珍藏着一套27册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和一个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笔记本，任何人都不能触碰。1962年春天一次音乐会上，母亲与她一直深爱的人见面了，两人没有握手，但母亲牵着“我”的那只手“突然变得冰凉，而且轻轻地颤抖着”。对方和“我”握了手，他的手也是冰冷的，也轻轻颤抖着。作品以“我”的触觉感受，来传递两人之间心照不宣、永不相忘的感情。小说家通过锤炼细腻而传神的细节，书写出情感的力度，给人刻骨铭心之感。

④在现实世界中围着柴米油盐转动的日常生活，会源源不断输出不同的细节。譬如环境中的一角、一景、一事、一物，人物的容貌、言行、神态、嗜好，考验作家能否真正抓住生活的根须。要想准确反映琐细的日常生活，让读者产生“就是这样”的共情，就要在细节的捕捉、择取和凝练上下硬功夫。长篇小说因其容量甚大，细节描写繁花似锦，自然不在话下，即使是短篇小说多以呈现片段见长，细节描写也不可或缺。

⑤文学细节有自己的体温和生命特征。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源自现实生活的馈赠，很难凭空虚构出来。自然、真实而不雷同是文学细节的第一生命。会呼吸的细节拒绝遗忘，哪怕在一个不被聚光灯照射到的角落，哪怕呈现的只是生活的细枝末节，因为它有自己的体温和生命特征。

⑥会呼吸的细节，源自小说家的随物赋形，也源自小说中虚构人物本身的存在逻辑。小说家用独特的眼光打量生活的方方面面，捕捉的哪怕是几处微小的细节，也是对生活、命运与时代的感悟。小说家面对革命叙事的母题，其细节描写方法各异、神采不同。王愿坚的《党费》回忆1934年闽粤赣边区反“围剿”的峥嵘岁月，女地下党员黄新上交的党费是一筐咸菜。她的妞儿瘦得厉害，因久不见油盐，两个大眼瞪着咸菜，馋得咂嘴巴，把小手伸进坛子里去，忍不住抓了一根腌豆角想吃，黄新看见了忙伸手把那根菜夺过来。细节会说话，从中不难听到小事件与大时代进行对话后留下的余音。

⑦文学细节能带来一叶知秋、以少胜多的美学效果。细节描写对于小说创作和接受都具有重要意义，既能起到认识社会、洞悉时代的实用功效，也能带来见微知著的审美享受。1958年茅盾说茹志鹃小说《百合花》中的细节“嵌在我们脑子里”。能达到这个效果，多半是经典化的细节，因为细节描写也有大小主次之分，而非毫无差别的等同。

⑧好的细节是作家精心遴选、打磨、创新的结晶，绵密的“细节群”让作品摇曳生姿，处处都有一种力量存在，从而赋予整个作品经典的潜质。经典化的细节是文学经典的必备要素，一个好的细节往往闪耀着跨越时空的人性光芒。同时，经典化的细节与细节之间，细节和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之间存在各种张力结构，比如它对故事情节的支撑、烘托和充实，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暗示和托举。

⑨围棋贵有“眼”，小说贵有鲜活、灵动的细节。小说离不开细节描写，更离不开经典化的细节描写。作家要善于在现实生活中披沙拣金，打捞有生命质感和经典品相的细节。捕捉细节、呈现细节并依靠细节的力量，已然成为小说创作的金科玉律。

（原载2023.11.22《光明日报》“文艺评论”副刊，有删改）

7 .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①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的生活，就觉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

②当然，哲学、宗教都是多义的名词。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宗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③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

④若照这种含义来理解，就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儒家是宗教。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已经看出，儒家不是宗教。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举例来说，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显然是反乎自然而行的。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⑤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中国的丧祭，和尚和道士一齐参加，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

⑥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如果不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为什么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以宗教的观念和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毫无觉解^①?

⑦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的”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有人会倾向于把超道德价值叫做宗教价值。但是依我看来，这种价值并不限于宗教，除非此处宗教的含义与前面所说的不同。例如，爱上帝，在基督教里是宗教价值，但是在斯宾诺莎^②哲学里就不是宗教价值，因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宇宙。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是很成问题的。它是准超道德价值，而斯宾诺莎哲学里的爱上帝才是真超道德价值。

⑧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⑨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种损益的不同暂且不论，《老子》这个说法我也不完全同意。现在引用它，只是要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

⑩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功用，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这个看法，当代西方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也作了发挥，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了不同的目的。从他们的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若是试图给予实际的信息，就会变成废话。

⑪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所以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

⑫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宗教的洪福。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③)

注释：①觉解：觉悟、了解。②斯宾诺莎：荷兰哲学家。③《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为西方读者而写的一本哲学史，以英文写成，已被译为多种语言。

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