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底蕴的核心要义，即要说明白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有何内容”。精神现象在本质上是人的意向性活动的重要呈现，内蕴着主观思考、目标导向、价值判断、理想寄托、自我内省等丰富内容，是客观存在与人的意识活动二者的辩证统一。

第一，以“四海一家、九州共贯”为立身之本。精神底蕴的立身之本，指决定着精神底蕴是其所是、遗世自立的根本要素。“四海一家、九州共贯”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大一统传统。数千年来，多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交融汇聚、繁衍生息，在经济生活上相互交往、相互依存，共同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逐步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今日中华民族以一体为主线和方向、以多元为要素和动力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中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以“民惟邦本、富民厚生”为价值之轴。精神底蕴的价值之轴，指贯穿于精神底蕴之中，规约着其核心价值观念、持久价值追求、深层价值取向、公认价值准则等的价值主轴。“民惟邦本、富民厚生”体现了古代中国所倡导的民本思想和执政理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共识，寄托着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摆脱贫困、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深切渴望。中国共产党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既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高水平供给和高品质消费的实际需要，也体现了生产关系和分配结构的性质要求务必彰显共创财富和共享成果的价值导向。

第三，以“厚德载物、富而后教”为生发之钥。精神底蕴的生发之钥，指渗透在精神底蕴发轫、沉淀、积蕴、升华等生成发展全过程的催化密钥。“厚德载物、富而后教”内蕴着中华民族崇德向善、明德践行的不懈追求和在“饱食、暖衣、逸居”之上须有圣贤教化的治理传统，体现了古代先贤对道德涵养、礼乐教化的重视，希望民众在吃饱穿暖、安家立业的同时也要注重修身养性、明德弘道。物质富足、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自然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财富创造与精神财富累积两手抓、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硬，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也要进一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让全体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磅礴力量。

第四，以“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为践悟之思。精神底蕴的践悟之思，指交融于精神底蕴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中，通过再检验、再修正、再创造、再发展等得出的现实沉思。“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反映了古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思考，强调人始终是宇宙自然的一个部分，与世间万物共同构成了统一的整体，理应像天地以生生之道运转不息、化育万物那样，以生生仁德三才并立、创造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的限度内开展经济建设和社会活动，致力于形成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质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携手世界各国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第五，以“立己达人、协和万邦”为行进之径。精神底蕴的行进之径，指反映着精神底蕴自身相对独立的演化轨迹、变迁趋势及其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呈现出的行径特质、发展路向等。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秉持自力更生、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坚持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依靠全体人民辛勤劳动、接续奋斗来发展壮大自身，通过和平利用外部资源、有效开掘内生力量来实现国家富强，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也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即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黄蓉生、徐佳辉《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探赜》）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二三十年来的国内移民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研究，也就是“农民工”问题研究。但最近五到十年关于“城—城”移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它与“乡—城”移民研究一样，都绕不开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流入地城市市民权利分享、不同人群在城市公共资源再分配上的权益之争等话题。在特定地域内对特定群体进行权利再分配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这种矛盾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认同困境，他们是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或工作的常住居民，同时却在市民权利的分享上面临各种障碍或来自本地人的质疑。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对流入地存在着地域上和群体心理上的归属矛盾心理，即把对城市的地域认同与对城市市民的群体认同区分开来，如“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这句话经典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但他们又是哪个城市的孩子呢？他们在群体认同上将自己归属于“城里人”，但在地域认同上，却无法将自己归属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那个城市，更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外地人”，只有回到农村老家才是“本地人”，可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农村的孩子。他们到底是“谁”？

群体认同和地域认同的不一致的根本内涵是，移民对所在城市虽然有认同（或归属）的意愿，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意愿却不相一致，他们想做“某地人”，但最终要么不得不继续做“农民”，要么就变成非农的“外地人”。然而，“外地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只是有着共同生活际遇的人的集合体，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在某些方面（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外地人”争取权利的抗争往往以个体权利诉求的形式出现，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立场。同样，当下在一些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外来人口个体化赋权的路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是外地人”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它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不是本地人”，这应该就是“外地人”这一地域身份意识的核心意涵。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本地人”呢？

（摘编自康岚《“谁是外地人”：大都市居民的地域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二：

自19世纪中叶成为通商口岸以来，语言和原籍一直被用作上海社会阶层的代名词以及歧视外来人口的依据。自2001年《语言文字法》通过以来的20年间，普通话逐渐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占据主导地位。这大大降低了外来人口为日常工作、生活而学习方言的动力和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和10年代中期，在上海定居的三组外来人口所受的语言歧视，已经从公开转变为隐蔽，从在整个上海本地人群中普遍存在到仅局限于年长且相对弱势的本地人群中。多年来，“外地人”这一标签逐渐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建筑工人或家政服务人员等体力劳动者脱离，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已逐渐减少，但外地人与上海人之间的认知鸿沟仍然存在。对于大多数上海本地人来说，一个人的价值仍然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或听上去是否像上海人来判断的，即是否具备上海人的习性。尽管上海本地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背景迥异，但上海人的身份仍暗示着城市的精致和西方的现代性。高教育、高技能的外来人口拥有社会阶层及个人财富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又明确表示他们的自我认同是流动的：永远是外地人，但对上海有着明显的归属感。这种矛盾性表现在他们对这座城市在物质上的象征性的拥有权，承认自己不精通上海话或没有掌握上海话的意愿，以及对家乡逐年来的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个人背景、语言文化等原因，他们与土生土长的真正上海人的区别烙印在各自的脑海里。正是这区别使他们形成以上海人身份自居的模仿倾向，那些希望迅速融入本土上海人社群、并在上海定居的外来年轻职业女性群体尤其如此，她们有种种愿望，但在实现愿望、被认可为中产阶级的同化目标方面手段有限，缺乏个人经济水平做支撑，语言能力就成了一条捷径。

2017年，笔者采访过原籍哈尔滨的伦，她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在此工作生活超过15年。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要被认定为上海人，就必须有不容商榷的标准：“首先，你需要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其次，要了解这座城市。我在这座城市里完全没有方向感，总是依靠导航。但是我老公（上海人）对每条路和每条街都很熟悉！如果我说自己是上海人，我自己都不相信！”上海方言不熟练、城市建筑环境不熟悉，使通过工作获得上海户口的伦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丈夫有很大不同。这两个标准很有意思，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扩张让许多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都感到陌生。伦对典型上海人的描绘依赖于传统的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假设了一个冻结在时间河流里的城市语言和物理空间。这样的限定，并不适用于上海这几十年来的状态或轨迹；或者说，自上海开埠后从未如此。

（摘编自徐舫《永远的外地人还是名义上的上海人》）

口音不仅是发音的差异，更是都市空间中隐秘的分类标志。菜场问个价、小区散个步……每一处都可能因为浓重的乡音而被怠慢、被看低，而________无疑帮助外来移民拆除了融入大都市的无形门槛。它未必能够消除偏见，但至少让“沟通”先于“辨认”发生；它并不能带来权利分享，但让方言不再是都市生活的资格凭证，促使都市从“本地人的城市”变成“_________”。它让外乡人站在都市的入口，不再被问：___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________？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

（摘编自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孔子的“治愈力”

近些年流行一个词叫“治愈”，说的不是治疗身体的伤病，而是抚慰心灵的创伤。这让我想起孔子，虽被后世称为圣人，但他其实是极具亲和力的人。在我看来，孔子算是非常有“治愈力”的人。在《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经典中，我们常常能够领略夫子的人格气象，他与弟子、朋友，甚至与陌生人之间的相处细节，都能让人体会到他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孔子的弟子可谓三教九流，有贵族、有商人、有官吏，更有贫寒子弟。他从来不会以嫌贫爱富之心对待学生。作为孔子最有名的弟子，颜回和子路的家境都十分贫寒。此外，出身卑微的冉雍也是孔子最器重的学生之一，《论语》中孔子曾经七次夸赞冉雍，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意思是耕牛之子身上有赤色的毛，并且有圆满端正的两角，即使不用来祭祀，难道山川之神会舍弃它吗?可见孔子对冉雍的认可与看重。

孔子还有一位颇欣赏的弟子叫公冶长，别人都因为他曾经获罪坐牢而瞧不起他，孔子却说他“虽在缧绁，非其罪也”，不仅把他收为弟子，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对此，明代侍御史丁惟宁还曾写诗感慨公冶长的人生际遇：“尼父乘龙客，曾罹无妄灾。片言评骘定，千古几筵开。越父信知己，南冠辨楚材。圣门欣有遇，坎坷未须哀！”

《论语·述而》里还讲到一件事，说一个叫互乡的地方民风不善，社会风评很差，人们都不愿意跟那里的人打交道，可是孔子却接待了一位来自互乡的童子。弟子们对此都有些不解，孔子解释道：“我赞许他的进步之心，（你们）不能抓住别人以往的过失不放呀。”可见夫子的诲人不倦。

孔子的弟子子禽有个疑问，孔子每到一个地方，为何总能很快了解当地社情民意。他跑去问优等生子贡。子贡满怀敬意地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说因为孔子具备温和、良善、恭敬、节制、谦让的美德，所以总是能获得他人的信赖，大家都愿意主动跟他介绍各种情况。五种美德中第一就是“温”，可见孔子的“治愈力”。

此外，正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孔子对人的善意，还体现在他宽厚的心胸，对别人的优点总是由衷欣赏而从不嫉妒。孔子的音乐造诣极高，对音乐的鉴赏力也十分了得。《论语·述而》记载，当孔子碰到一些歌唱家级别的人， “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就是一定让人家单独再唱一遍，充分展现其美妙的歌喉，而后孔子再与他一起唱。

孔子的常态是温暖和治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态度，曾经有人问他“以德报怨是不是值得推崇”，他立马予以否定，说“以（正）直报怨就可以了”，意思是不需要委屈自己去讨好不值得的人。作为老师的孔子，也有对学生责骂的时候。古代照明设备相当落后，白天的时间就非常宝贵。当学生宰予大白天睡大觉时，孔子愤愤地说，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粉刷）也”。

除了大骂弟子，孔子对自己的老熟人原壤也是相当不客气。作为孔子的发小，原壤一向不拘礼节、胸无大志。有一天孔子应邀到家里看他，一进门却看见他叉着腿坐在那里，姿势不雅不说，也没有站起来迎客的意思，孔子就用手杖直接敲了敲他的腿，骂他从小就不上进，年长也没什么能给年轻人做榜样的方面，简直是“老而不死是为贼（害人虫）”。

孔子毕生倡导仁爱思想，其实“仁”的本质就是与他人共情，把别人当成像自己一样的人来爱。

《论语·卫灵公》记述了孔子对待盲人乐师师冕的场景。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提醒说“这是台阶”，待师冕走到座席前，孔子又提醒说“这是座席”。当大家落座以后，孔子又一一为师冕介绍：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如果能换位设想师冕的处境，我们就能感受到，孔子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多么令人感动。

而从另一个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到孔子是怎样面对丧亲者的。早期的儒者是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古代婚丧嫁娶的礼仪主要由他们来操持。礼仪专家孔子经常帮别人操办丧葬之礼，所以他常常会接触到那些处在生命中至暗时刻的丧亲者。《论语·述而》记录：“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说孔子在丧亲者身边吃饭时，是从来没有吃饱过的。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细细想来，真的是令人既钦佩又感动。这不仅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更是体现了与丧亲者的深度共情，能够对他人的悲伤感同身受。

孔子没有老庄的潇洒，即使面对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他也始终满怀深情、不忍归隐。他一生颠沛流离，却从不曾熄灭心中理想主义的炬火。这炬火不仅温暖照亮了他的三千弟子，也能让后世读者从中获得爱的真谛。

（摘自《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3日16版 作者：车凤）

文章结尾说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却从不曾熄灭心中理想主义的炬火”。这里的“颠沛流离”指孔子________的经历，“理想主义的炬火”则象征他对________的坚定信念。这炬火不仅温暖了他的弟子，也启示我们：在逆境中更要___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一般说来，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区别还是容易分辨的，对我们不少同志来说，难办的是往往不大善于把新闻评论同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加以区别，因为这种区别是比较微妙的。我们说，新闻评论较之理论文章，虽在表达方法上相近，但在选题的确定、论证的方法、语言的运用以及篇幅的长短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

（2）具有更强烈的时效性。所谓时效性，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社会效果。新闻评论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它以迅速及时评述最新事件、阐明事理、指导群众见长，以提出和解决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取胜。大量事实表明：凡是抓住能够拨动亿万人民心弦的问题来论是非，抓住能够触及当前实际工作中一扣就响的“关节”来说短长的评论，就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中发挥重要作用。恩格斯说：“我写作不是为了永古长存，相反的，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新闻评论正是以此为特点，它犹如思想舆论战线上的排头兵，打的是前哨战。而一般的理论文章，虽然也服务于现实需要，却要注重道理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它犹如大兵团中的中坚力量，打的是纵深战，歼灭战。它从现实出发，通过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阐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给人们以理论上的指导。这就决定了新闻评论的论题一定要抓在火候上，评在当口上，要打主动仗，不放马后炮。

（3）总之，时效性对新闻评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一篇评论的生命与价值，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和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以及在国际斗争方面，情况更是如此。无怪乎胡乔木同志说：“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这就要求我们有志于学习评论写作和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革命责任感，努力掌握评论的主动权。须知任何迟缓拖沓的作风，都是和评论写作不相容的。

（4）具有更鲜明的针对性。虽然新闻评论和理论文章都要求从现实出发，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是新闻评论所论之题要求更具体一些，所论之物要求更实在一些。新闻评论在分析有关事件、阐述重要问题时，注重密切联系当前的工作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着具体的针对性。或者是针对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需要提出来加以克服；或者是针对社会上的某种倾向，需要提醒人们加以注意；或者是针对群众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错误思想，需要加以澄清；或者是针对人们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问题，需要给予正确的回答和指引；或者是针对某种新人、新事、新风尚出现以后，尚未被人们认识，需要加以倡导；等等。实践表明，新闻评论的论题只有置于社会生活的旋涡之中，才能真正帮助群众释疑解难、明辨是非，达到扶正祛邪、兴利除弊的目的。

（5）当然，新闻评论的针对性，并不意味着非得将干部群众的具体思想在评论中一一点出不可，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每篇评论主要针对什么倾向发言，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作者必须心中有数，目标明确。事实上，即使是以正面论述为主的评论，也是有一个暗靶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在文章中亮出罢了。

（6）具有更直接的实感性。新闻评论一般不担负探讨、发挥理论的任务，它多半是联系现实。以现成的理论来开导人，用已经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先进经验等启发人们，力求使读者看得见、摸得着，给人以实感。《人民日报》于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的得奖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篇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这样一个重要观点，紧密联系现实，通篇都是用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比较典型的实例来进行分析、论证，不尚空谈，不发宏论。

（7）经验告诉我们，借助新闻，依托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报道来发表议论，撰写评论文章，这是新闻评论具有实感性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我们前面分析的《让少女们笑得更美好》那篇评论，不正是借助于那则新闻，使所议之事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特征，使说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使文章更有情采，从而让读者历历在目，感受倍加真切吗？

（8）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评论较之理论文章，具有更突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实感性的特点，是“时事性论文”和“政治性论文”的结合，这就是它常被人们简称为“时评”与“政论”的道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这些区别都是相对而言的， ① 。我们指出和认识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 ② ，而不是在新闻评论同理论文章之间去建壁垒，划鸿沟，去取消或抹杀后几种体裁应该而且可能起的某种程度的评论作用。古人说：写文章“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体裁之间的区别只能是一个“大体”， ③ ，并加以绝对化，反而无助于写作。

（摘编自丁法章《新闻评论学》）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对于刘勰以“味”为核心的味觉审美论，可以从不同词性出发，沿其所关涉的诗文论域去理解。

一方面，当“味”作为名词时，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义味旨趣。刘勰非常注重对诗文义味与文辞关系的阐发，认为义生辞外，《总术》篇曰：“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此处的“义味”是一种潜隐于作品深处的丰富旨趣，与文辞气势相结合，则呈现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余味日新”的审美效果，“余味”是味觉上的延留，更是情思意蕴的回味，它主要依靠“隐”来实现，而“隐”既是一种文学表现方式，又是文学追求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回味空间。

除了对文章义味的重视，刘勰也强调诗歌“韵味”需要丽辞偶句的配合。所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主张依照造物赋形，自然成对，做到骈偶句义与文采韵味的完美融合，这样则“左提右挈，精味兼载”（《丽辞》）。精味，即对仗不仅是字句形式的精准对称，还要气脉贯通，韵味深远，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此外，情寄于吟咏之间，则味酿其中，那么，味也与声律有关：“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遣词造句），气力穷于和韵。”（《声律》）从情感出发，若能情声相称，音声和谐，辞义相附，则可以实现主客契合、情貌无遗的艺术效果。

另一方面，作为动词的“味”，涉及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讨论。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具备基本的“辨味”能力。人之口能辨别五味，而以情味为至上。“味”作为动词具有体味情性的审美要求。《明诗》篇云：“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可味”一词，强调对作品的体味，张衡《怨篇》的含蓄蕴藉，提供了可味的情韵之美。《隐秀》篇曰：“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强调文学鉴赏中对作品的整体玩味，即作品若能守正出奇、质文相符，则可玩味无穷，这实质上对作品提出了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

（摘编自马海婷《<文心雕龙>之“味”论》）

材料二：

东汉以还，五言诗逐渐流行。与庄严典雅的四言诗相比，五言诗摇曳生姿，低回往复，更适于抒发个人的幽深邈远之情，更能打动人。然而，也正因为它的缠绵，所以难免有“会于流俗”的非议，特别是刘宋以后的绮靡文风更刺激一些固执之士向四言回望。钟嵘对自己时代的诗歌在文辞方面的进步持少有的肯定态度，而五言诗无疑为诗人们施展文辞方面的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自然要为五言辩护。他用以为五言诗辩护的理由竟是“有滋味”。在他看来，一首诗只要有滋味，能感荡人心，就是最好的诗了：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他把纯诗作为讨论的对象，把“味”作为诗的最高标准，从而把诗的艺术价值抬高到第一位。刘勰没有做的，他做了。

什么是钟嵘所谓的“滋味”？这个问题依赖于：什么样的诗才有“滋味”。与刘勰一样，钟嵘也不满“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的矫情文风，但钟嵘的“滋味”似乎更多地联系于文辞。他欣赏的是诗的可爱的形式带给他的特别的喜悦。这是钟嵘味论在结构上的特别之处。五言诗为什么能有“滋味”？是因为五言诗文辞方面的优势使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在他看来，缺乏文采的诗无“滋味”可言。他批评玄言诗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虽然玄言诗根本的毛病是抛弃了诗的言情本质，钟嵘抓住的却是它文辞枯淡的缺憾，与批评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如出一辙。若我们还记得刘勰说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的话，把它与这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作比较，钟嵘味论重文的倾向就更显突出了。

钟嵘的“滋味”大部分是从文辞上品出来的。《诗品·卷中》评魏侍中应璩之诗最能看出他和刘勰的区别：

“（应璩）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若是刘勰，大概要在“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上品出味来。但钟嵘恰恰看不惯应诗的“指事殷勤”，反倒是“济济今日所”的华靡值得讽味——他品出的是“华靡”中的味。

从字面上看，《诗品》中有限的几次用及“味”这个概念时都与文辞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钟嵘的“滋味”与他所理解的诗情有着更深的关系。关于诗情他有一段著名的话：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他所标榜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的情已完全是烟火人情，没有一点道学气了。可见他所理解的情与刘勰所理解的情颇不相同。如果说刘勰的忠厚蕴藉之情必得简明典雅的文辞来传达，则钟嵘诗的“惊心动魄”之情必待华美丰茂的文辞来传达；若刘勰的情采观必有其“余味”，则钟嵘的情采观亦必有其“滋味”。

（摘编自张郁乎《“味”与中国传统诗歌批评》）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可谓宏大，《客至》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三：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重新建构“风骨”。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探讨“新诗的‘变’与‘常’”。小明在发言时整理了以下笔记：新诗的“新”在于其“变”，即对旧诗形式的瓦解与创新；然而，诗之为诗，又有其必须坚守的“常”。所谓“常”，在诗歌精神上体现为①_____；在审美表达上，需讲究②_____。题材选择上，诗可大可小，但判断其价值的关键并非题材本身，而是③_____，唯有如此，诗作方能既避免空疏宏大，又克服狭小琐碎。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材料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推动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标准，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一以贯之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巨大提升、突破性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质态，针对这种新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摘编自《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技术支撑和工具各不相同。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马克思曾通过对“蒸汽机”“珍妮走锭精纺机”“手推磨”“蒸汽磨”的描述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阐释了生产力革新引发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一方面，技术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力变革，在于它对生产要素与劳动过程的改造，并构建起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成为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反之，则可能成为新技术应用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今天，国人往往认为儒家教育教学主要遵循单向度的强制灌输模式。我们如果仔细研读一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记载，则有可能会稍稍改变对儒家美育教学实践的固有看法。

这则案例是《论语》所载孔子教育实践的常态，孔子并没有要求学生以他的理想为人生理想，而是让学生畅谈各自的志向。但孔子对各位学生的志趣仍是有他自己的评判的，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或为政或司礼的社会理想，孔子既不加赞许，也不予否定。很显然，这样的社会理想虽符合孔子对弟子们往日的教导，但并不是孔子心目中人生的终极状态。只有在曾皙描述完他颇具人生审美化效果的志趣后，孔子才“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在徐复观看来，曾皙和孔子之“言志”，都达到了仁的道德精神与乐的审美精神相融合的至高人生境界。根据徐复观的理解，孔子的这次教育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审美教育案例，通过曾皙的言行和对此的肯定来向其学生施以审美人格的濡染与熏陶。在此孔子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学生灌输什么理念，整体的教学氛围也极为平等融洽。尤可注意的是曾皙对孔子的回应，没有立即以语言作答，而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皙在老师面前并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同时我们发现曾皙是以感性的音乐作导引，然后才开始用语言来描绘他心目中至乐的人生审美境界，并且这种描绘亦非抽象语言的概括，而是形象化的对艺术人生的审美描摹。朱熹曾高度评价曾皙的这一理想境界，谓其“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朱说不仅点出了曾皙之志意在言外的艺术旨趣，还把这一境界与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这就提醒我们，曾皙和孔子所畅想的人生境界其实和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境一样，乃是将“心源”“扩而充之”的结果。此外，作为学生的曾皙能达到与孔子相似的精神境界，亦为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作了注脚——可见孟子的心性论美育思想与孔子的美育实践确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徐承《中国美育传统中的准“民主”经验》）

材料二：

《论语》中所叙述的师生对话，从形式上来看是以孔子的话语为核心，但是孔子并不希望学生因自己年长、学识更渊博等而不敢言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孔子鼓励每个学生都能畅所欲言，即便弟子的发言和他的想法相差甚远，孔子也只是坦然“哂之（微笑）”，并不急于反对和纠正。对于那些不敢或不愿发言的学生，孔子也积极鼓励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我和他们三人的志向不同）。’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论语·先进》）同时，师生之间的对话也往往是由学生的主动提问而启动的，如《论语》中所记载的学生提问有100多次，有“季康子问政”“子贡问友”“叶公问政”“宪问耻”“樊迟问仁”“子路问成人”“子路问君子”等，且孔子对学生的提问常有表扬与鼓励，如“大哉问”（《论语·八佾》）、“善哉问”（《论语·颜渊》）等。孔子对学生的提问也未必会直接作答，而是从学生的问题中牵引出更多的问题，请学生自己思考后作答，随后再进行回应。如子张曾问孔子：“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反问：“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回答道：“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则指出：“是闻也，非达也。”（《论语·颜渊》）而后对“达”和“闻”的内涵及其区别进行了点拨。

在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中，学生质疑孔子观点、与孔子争论的情形时有存在。子路是提出疑问最多的学生，如《论语·子路》中就曾提到，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子路随后提出疑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尽管子路经常挑战孔子权威，但孔子并未因此厌弃子路，反而多有肯定与赞许，甚至将他置于与颜回同样的地位。如《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断也）予。’”可见孔子对子路之珍爱。在所有弟子中，孔子最喜欢颜回，但孔子对颜回凡事都以他的话马首是瞻，从不当面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也是不满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只有在得知颜回私下里会进行反思、表达个人意见时，孔子才表达出肯定之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摘编自高振宇《儿童哲学探究团体的重构与创新》）

孔子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哪怕学生发言与己意相差甚远，他也只是“哂之”；对于那些不敢发言的学生，他则____________；当学生提出疑问甚至质疑时，他也并不恼怒，反而____________。由此可见，在孔门的师生对话中，____________始终居于重要位置。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二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历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讲究阴阳二气，讲究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平衡、它们的和谐。“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贯穿二十四节气的主线，正是阴阳二气的变化。

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口。而要真正把握二十四节气所饱含的中国智慧，非得进入七十二候的肌理不可。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气，六节气为一季，四季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展现出天地之气和生命万物的规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一个又一个的五天不以为意，其实在这五天时间里，天地之气变化巨大。所以在体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候，就要走在泥土地里“接地气”，感受阴阳二气的变化。

大寒节气走在北京郊区大地，突然一下觉得脚底的土开始有点变软，这是在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和空中的阴气进行平衡。随着立春的到来，太阳黄经至315度，会感受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复苏。随着阳气过了小腿，春分节气草就绿了；阳气到了腰间，冬衣也就脱掉了，这是春天的景象。当到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北京的牡丹仙子又回人间怒放。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循着阴阳二气变化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中医学、哲学、民俗、宗教、道德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传统农耕时代发挥了指引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日用而不觉的许多价值观念都蕴含其中。当我们深入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候的更替之中，细致触摸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永恒魅力，以新的文化使命来思考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新价值时，就会领悟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这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应当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每一个节气和物候现象都可以得出关于“天、地、人”的感悟。比如芒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节气的15天里，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三个物候，一个是螳螂，另两个是小鸟，都是小动物，其在此时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均和阴气的初生有关。芒种节气为仲夏之始，阳气渐至极，阴气也悄悄地滋生，螳螂是喜阴之物，所以上年深秋产的卵破壳生出小螳螂，此为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鵙即是伯劳鸟，也喜阴，开始出现在枝头，感阴而鸣。

到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专门学别的鸟儿鸣叫，叫得特别好听，这时却沉默了，因为它喜阳，觉到阴气的出现就不叫了。从这三个物候现象里，我们可以观察到阴阳二气变化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感，追求阴阳二气的平衡，追求万物的平等，强者向弱者倾斜，不管是在谷雨盛放的牡丹，还是在大雪节气顽强挺出小芽的荔草，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农人在芒种节气的状态则是“三忙”，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管。北方收麦子，南方种水稻，田间还有一些农作物需要管理，“三夏三忙”是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景象。“三忙”是遵循天道而为，农人不能不抓紧时间，并且是分秒必争，不然就没有收成。

此时我们从中就会有所感悟。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子。种上以后，还要勤管理，除草，施肥。人生亦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好的思想，就跟施肥一样；要把我们的缺点改掉，也跟除草一样，其实人生也是一门管理学。

那么种下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也会结什么样的文化果实。真正的优秀文化要提倡去掉“我”字，去掉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冲突的偏狭与执念。以此观之，我们更加自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精神。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提倡走进大自然，从天地造化中感悟“忘我”；佛学经典，讲究“无我”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更是明确告诉人们要克制贪念，一言一行要符合“礼”“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引导我们，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管理自己。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所以，从芒种节气的三个物候里，我们感悟阴阳二气平衡的宇宙观，从“三夏三忙”的生命管理中，悟到人类在求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要遵循天道，习得真、善、美。

（摘编自徐冬冬《以艺术的形式开掘中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角龙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传统在距今8000多年前应该就已经产生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和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文明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可能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齐整的装殓、丰厚的随葬，寄托着对逝者特别的关爱与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随葬，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音乐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摘编自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