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中国道路、红色经典和人民文艺的重新发现，赵树理再度跃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赵树理的“文学遗产”值得文艺工作者深思与借鉴。

赵树理最大的“文学遗产”，在于其文学实践的“在地性”“民间性”和“革命性”。他出身农民，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积极投身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深度参与时代生活；他身上有着鲜明的农民立场和民间色彩，在农民主体性的塑造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两点，又催生了一种融合传统和现代的“通俗化”写作实践，这是赵树理对当时小说界最大的贡献。他的作品，既不同于茅盾、巴金、李劼人、柳青等人的“史诗”传统，亦有别于以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为代表的“抒情”传统，呈现出民间化“小调”传统的特征，总体上出自对“五四”新文学的欧化、文艺腔倾向的“反叛”，也借此成功弥合“五四”新文学与普通百姓的隔阂。

何以见得？赵树理曾经说过：“新文学其实应叫作‘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通过对“文坛”和“文摊”的警觉和区分，赵树理在汲取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通俗化”实践的首个代表作即诞生于1943年5月的《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成名那年37岁，和鲁迅刊发《狂人日记》时同龄，属于大器晚成，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前后三十余年里，为现代文艺鞠躬尽瘁，留下丰富遗产。

“现实主义”除了紧贴现实，还侧重对“典型”的创造，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常识。赵树理向来秉持“深入生活”的立场，其文艺实践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学界普遍认为赵树理的小说“重事不重人”，是对政策的生搬硬套，这在笔者看来却有失公允。《邪不压正》《三里湾》《灵泉洞》等作品主动融入现实，是对现实的重塑，也革新了我们对小说人物和“典型”的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的“史传”传统多以塑造人物为主，浩瀚的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道璀璨的人物画廊。在《左传》《史记》等经典中，传神、生动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但到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这里，“人物”的作用明显让位给了“问题”。或者说，“问题”和事件是赵树理小说书写社会变迁的着力点，人物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回过头看，不论是短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长篇《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都为我们贡献出诸如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铁锁、小常、“翻得高”、“糊涂涂”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当然和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典型”人物略有不同，他们常以“外号”示人，更多呈现为一种复合式的“类型”，散发出幽默、讽刺的戏剧性色彩。因此，赵树理的人物集现实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身，整体看来更接近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式人物。

这一点，对当代小说也不无启发。当我们提倡反映现实、为人民写作时，不妨稍作驻足，回望丁玲、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作家，继承其身上“深入生活”的文学遗产，学习如何聚焦于人民，从而摆脱僵化的小说观，疗救“现实主义”远离现实的弊病。

（摘编自林培源《一个身在“文坛”、想上“文摊”的人》）

材料二：

启蒙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全局出发，不可能满足于就事论事的细部思辨，而总是链接着关于社会、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检视与规划。在叙事文本中，这就需要赋予个人的生活、社会的一隅以隐喻性的质地，使之同某些宏大命题相对应。鲁迅的小说中，启蒙话语就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模式，并形成了强烈的悲剧风格。

有异于鲁迅小说中强烈的“寓言化”倾向，赵树理的小说更多透露出一种“新闻化”的品格。所谓“新闻化”，在赵树理的论述中虽仅指选取题材的原则，可他对题材之吸引力、新鲜性以及现实针对性的诸般要求，实际上也规定了叙事文本的深层特质：基于当下状况，激发群众兴趣，解决具体问题。这种“新闻化”品格的生成，主要是因为讽喻性话语有它自己独特的功能期待和内在要求。讽喻的前提即在于对讽喻对象的整体肯定，所以它的目的只能是细致而深入地针对讽喻对象思想意识的细部加以改造。这就要求讽喻性话语的所指一定要明晰、具体，而不能简单诉诸抽象概念的陈说。也就是说，讽喻话语往往就事论事，不及其他。因之，尽管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也不免潜在地指向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想象，但较之鲁迅式的总体性观照，赵树理书写的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具体、琐碎的现实问题上，即他所说的：“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摘编自张继超、公言海《从“启蒙”到“讽喻”——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材料二：

戏剧冲突作为戏剧中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按照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性格与性格的冲突以及性格内部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交代背景、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彰明主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指的是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某个横截面的具象化。剧中人物都有各自所处的独特环境，当人物的性格与主流大环境发生某种奇妙的碰撞时，冲突才得以产生，戏剧情节也随之不断向前运动、发展。因而剧中的人物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矛盾，其源头在于周三十年前对鲁的抛弃。这一抛弃的行动是在家族的压迫下做出的，是源于当时社会上“门当户对”的主流思想观念。个人的力量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下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抛弃，鲁侍萍另嫁鲁贵，才有了四凤的出生和后面的那一场不伦之恋，并在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

若只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则《雷雨》中悲剧的根源在于大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与裹挟，这一论断显然失之偏颇——只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剧本之中的人性塑造。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性的挖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一个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性格与性格的冲突是戏剧冲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手段。同样是《雷雨》之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一段戏，通过人物短短的几句对话和几个戏剧动作，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与蘩漪两个人之间爆发的矛盾看似简单，只是喝药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朴园借着喝药这一件事在树立他在整个周家的权威，他要蘩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咄咄逼人，最后甚至逼迫周萍用下跪的方式劝蘩漪吃药。蘩漪只好步步后退，最终在喝了药之后“哭着跑下”。而周冲之前想把学费分出一半的想法也被立即掐灭。在这一段兔起鹘落的冲突中，周朴园作为一家之主的独断、周萍的软弱、蘩漪的辛酸无助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性格内部的冲突实际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复仇的王子”哈姆莱特一角，当他证实了叔父杀父仇人的身份、决心复仇之后，却因为对方正在祈祷的行为而犹豫不决，最终与仇人同归于尽。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昭示了人物性格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莎翁设计的这种人物的“延宕”，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是不合理的，但站在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剧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来看，却又是最合理不过的。

（摘编自纪超《从人物与冲突看戏剧的本质——以〈雷雨〉〈哈姆莱特〉为例》）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者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与尊严，尤其强调人性的善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哈姆莱特曾经对人类有着高度的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单就作为修辞术的说理本身来看，它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逻辑”“信誉”和“情绪”。

说理中的逻辑也就是理性。亚里士多德称逻辑是“存在于证明本身之中的东西”。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而没有逻辑或是逻辑混乱的说理则说不通。人天生有逻辑辨别能力，但并不充分；这就像人天生有语言能力，但不完善一样。一个人哪怕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别人也可以与他说理，他也不会完全弄不明白“说得通”与“说不通”的区别。但是，只有通过学习，他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说理能力。

说理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一个人说理的时候，一定是在对他人说理，他说理，是想要说服他人。说理并不总是相互争执、相互对立的辩论或争辩，说理并不需要老是与他人针锋相对，也并不需要以自己压倒对方为目的。说理常常是与他人“一起”讨论，“共同”辨明事理，虽有不同看法，但能相互了解，这样才有可能与他人形成共识或者做进一步讨论。

说理的第二个起作用的部分是“信誉”，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在说理中，信誉与伦理相关，有好品质的人才会有信誉，才会让别人觉得可靠。这样的人说话，才会对别人有说服力。一个人是否可靠或可以信赖，当然是一种印象，但却是一种合理的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人们一般不这么看，一旦他们形成了可靠或不可靠、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靠性或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个人或其他说话者都是一样。

人们觉得谁可靠或可信往往是出于习惯的力量，与说话人的职业、知识、地位等因素有关。如果你信任一位医生，那么他嘱咐你做什么，即使你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也还是会照着他的话去做。相反，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人，就算他把道理说得再明白透彻，再坚持表明他对你的善意，你也未必会被说服。因此，在一个信任普遍匮乏的社会环境里，当人们普遍觉得难以信任他们本该信任的那些有地位、身份或权威者时。说理也就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说理的第三个因素是“情绪”，这个字的意思是哀婉、同情、同感，感情。亚里士多德称“情绪”是“存在于听众那里的东西”。说理不只是晓之以理，而且还需要动之以情。所谓情，当然不只是哀婉，还可以是怜悯、快乐、崇敬、热爱、恐惧、愤怒、仇恨等等。人们常常凭感情接受说服，并不需要先弄清道理，也不在乎说话者可靠或不可靠。

逻辑说理是理性论证的主要力量，但是单单依靠这种力量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想的说服效果。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单纯逻辑的说理是枯燥无味的，很难引起人们愿意被说服的意愿，逻辑对于没有兴趣被说服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哲学家罗蒂就曾因此提出“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的说理主张。所谓叙述，就是要让听众运用他们的想象，这是一种诉诸情绪的说理方式，它甚至显得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说故事。说故事引导对方想象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你我他都能认同或感同身受的境遇，由此形成的共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推理出来的。

（摘自徐责《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有删改）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一些个性十足的表达方式在网络上层出不穷，折射出年轻网民活跃多样的思想观念，与他们求新求变的特点互为表里。但近来，一些网络媒体浮夸荒诞的文风，却令不少读者感到不适。

部分媒体行文浮夸，背后是“眼球情结”在作祟。修饰文辞、创新表达无可厚非，但裁剪素材、哗众取宠，则少了一份真诚，也容易助推谣言肆虐。当网络流量与广告收益挂钩，“眼球情结”就与“营销心态”结成了同盟，于是，一些新闻信息产品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唯“买家”需求马首是瞻。长此以往，忽视了多方求证、核查事实的基本功，难免出现漏洞；而一旦为了抓眼球不择手段，记录历史、传播价值等媒体责任更无从谈起。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一个时代的文风与社会风气相互作用。汉初文章质朴畅达、经世致用，折射出开明务实的治世风貌；为扭转晚唐“俪偶章句”的浮靡，古文运动开启了中国散文的又一高峰；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要求文章摆脱空洞抽象，“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全党文风焕然一新。而当下，祛除媒体报道里的浮夸风、标题党，让沾泥土、带露珠的文字喷涌而出，网络环境才会风清气正。

好文风源自好作风，祛除浮夸不单是改文字，也要改思路。一些自媒体写作者乃至媒体从业者不深入生活，闭门敲键，杜撰文章；不掌握情况，标题惊悚，文章空虚。把讲故事当作讲大话，把喜闻乐见等同于耸人听闻，放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放弃了守正求真的舆论担当，让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蚕食。

不管在什么时代，持中守正、推陈出新，都是最重要的文风。一方面，媒体人应转换“声道”，掌握互联网语言，强化互联网思维。近年来，不少主流媒体创新表达语态，迅速“刷屏”“图粉”无数，靠的正是对互联网规律的洞悉。另一方面，也不要把制造噱头当成传播规律，盲目跟风。用各种招式吸引受众固然重要，但能真正赢得读者的，是权威的信息、理性的观点、真诚的写作。

曾经，读者反感“裹脚布”式的八股文章和“板着脸说话”的态度。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人热衷故弄玄虚，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人沉迷卖萌八卦，失于轻佻。种种不良文风，需要引起警惕。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内容真实、情感真切、态度真诚，才是不可移易的竞争力。

（摘编自石羚《表达当守正，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指出文风与社会风气相互影响，汉初文章质朴务实，正是当时_______的体现。反观当下，部分媒体受“营销心态”驱动，忽视_______的基本功，导致浮夸文风泛滥。要改善这一现状，媒体人需摒弃“眼球情结”，坚守_______的舆论担当。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修”“辞”便常常连着用，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谓截然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

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消极的手法。（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消极的手法，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虽然同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却也不是毫无侧重：

（1）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中的“秋”字，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

（摘编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材料二：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节选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材料二：

几乎所有的科学定律都体现出一种“不”的内在规定性。例如，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人们建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说“热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流入高温物体”（克劳修斯说法），或称“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即建造一种装置，使其将热量百分之百地转化为机械能而不产生任何其它影响，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普朗克说法）；热力学第三定律则指出“绝对零度不可达”。当然，还有许多重大理论也包含了这种“不”的严格限定。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则表明在量子力学中不能同时准确地给出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等等。

一般说来，科学理论中的“是”往往是有条件地、相对地成立的，它们都是在做了多种假设，进行过多方面简化，有意忽略了数不胜数的次要影响因素之后，才从实验事实中抽象出来。因此它们也只有在严格的“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状态”也许永远都不会存在。但是科学定律中的“不”却是无条件地、绝对地成立的！对某一领域的不断求“是”固然可以使我们逐渐深化对事物的认识，然而只有求得到“不”才算摸到了这个领域的终极边界，才能够从闳阔的视野把握住该事物的整体，也才可以说对这一领域达到了彻底的认识。

当牛顿力学建立起来以后，它几乎可以精确完美地解释一切力学问题，人们都认为这种力学理论应用范围无限广阔，物理学已经最后完成，人们的眼中对它看不到一丝一毫的“不”。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开始遇到了麻烦，正像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所指出的，虽然物理学是万里晴空，“可是现在，这种理论的优美性和明晰性被两朵乌云遮蔽得黯然失色了”。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力学的建立彻底扫清了物理学天空的乌云，同时也为经典物理寻求到了“不”，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低速运动。这不仅划定了经典力学的最后疆界，同时还开拓了更为广阔、更为壮观的物理学新天地。可见，求得一个领域的“不”并不是认识的终结，它正是一个全新领域求“是”的开始。

另有一种深蕴哲理的“求不”，那就是科学上的“证伪”原则。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曾经提出过“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却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的回答是，“证实是归纳问题，证伪则是演绎问题”“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虽不能为大量经验事实所肯定，但却能被个别经验事实所否定”。例如，为了验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结论，哪怕你走遍七大洲，考察了全世界上千万只乌鸦都是黑色的，也不足以证明这一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只要有人发现一只白乌鸦就可以彻底否定“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既定结论。可见，不管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事实都无法严格证明为“真”，相反，仅仅一个“证伪”就足以否定整个科学原理或科学定律。

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计划时也应当有意识地增拓“求不”思维，自觉地寻找相关的边界限制。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只对我们展示了精深的至理，还为我们规定了严格的戒律。“求是”与“求不”这一对称思维，会使我们既善于进取又胸怀戒规，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选自唐克明《实事求“不”》，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摘编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材料二：

历史的必然性（亦即规律性）是通过对无数历史偶然性的研究而抽象出来的。历史之所以有其偶然性，是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都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活动、人的思维往往不能预料历史的直接后果。对此，恩格斯指出：“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希特勒发动战争时，他是想成为欧洲的霸主，但战争的结局，却和他自己的愿望完全相反，德国未能独霸欧洲，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因战败断送了生命。类似这种例子很多，许多历史人物的行动，其结果都和他们原先预期的目的背道而驰。从表面上看来，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似乎都被偶然性支配着，其实不然。当时希特勒发动战争，给欧洲各国带来灾难，由于这场战争是和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个人的野心、残暴和富有侵略心理密切相关，所以他发动战争是具有偶然性的。但是，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联合起来打败希特勒，扶正了历史的轨道，这却是历史的必然。正因为历史偶然性不能长期起作用，当它偏离历史规律的轨道时，迟早要被重新纳入历史的必然性的轨道，使历史继续向前发展。

不过，历史规律（即历史必然性）在支配历史偶然性时，由于它是隐蔽的，也由于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现象往往不是短暂的，有时甚至延续几十年上百年，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历史偶然性也可以长期支配历史的进程。这一点，从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影响看，大多是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这些杰出人物常常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可以起左右历史的作用；但究其实际，他们的行为同样不能摆脱历史规律的支配。拿破仑作为一个杰出的人物登上法兰西帝国的王位，完全是一种偶然现象，他发动的对各国的征服战争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动荡的法国当时需要有个杰出人物来稳定其社会，这却是历史的需要。拿破仑东征西讨树敌过多，最后导致失败，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几乎没有例外，这些偶然出现的突出人物其个人的性格、意志、才能往往要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欧洲历史上的拿破仑、希特勒这两个人的历史作用当然不能同日而语，前者对历史进程起过一定的推进作用，后者对历史的进程则起了纯属破坏和逆转的作用。

（摘编自苏双碧《论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特殊性》）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很多作家通常与一个地理坐标联系在一起，这个地方可能真实存在，也有可能只诞生于一种虚构，读者们称之为“故乡”，或者是他们的写作出发地，作家由此发轫，开始从零以至无限广大的探求。由此一个问题诞生了，他们动笔时是不是只出于某种安全感和经验的依赖，然后在长时间的摸索中意识到，这样一个坐标将为其创作带来别样的张力和色彩？换句话说，离开这些，写作会不会变得无来无由？

那么，批评家呢？批评家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来处？换而言之，他们有没有必须出发以及返回的根据地，并以此作为永久的滋养和动力的来源。可能不是某一个确切的地理、时空标记，而是在宏阔、长久的阅读和研究中确立的立场，或者说是自己的方法论？

它会发生改变吗？也许会，不过一个成熟的批评家一旦在文学阅读和审美世界中建构起独立的坐标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会有微调，但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批评者自有其堪称经典的美学立场，同时由此建构出一个兼具理性和感性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莉的批评轨迹基本印证了这一点。她最新的著作《小说风景》，所论对象从《祝福》起，至《过去》《萧萧》《呼兰河传》《荷花淀》《登记》《红高粱》《活着》《玫瑰门》《我爱比尔》，最后以《爱情九种》结束。在对这些文本的选择和分析中，可以看到互文性的对话和比较，她将自己一直以来热爱的作家放在同一个时空里观照，从百年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序列里进行研究、论述。这不是一本简单的文学评论集，而是试图从一个更阔大、更深远的框架里思索作家如何在百年文学传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探索中国百年小说史中的核心命题。

张莉的批评是有自己的根据地的，她坚守自己文学研究的理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丰富着属于她的方法，比如文本细读、感受式批评，还有她一直坚持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等，在《通往更高级的小说世界——关于鲁迅（祝福）》一文里，她论述了小说的戏剧张力和命运冲突感，分析了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来由、经验以及美学意义，同时再次运用她所坚持的女性视角提出，“对祥林嫂的命运关注，是这部作品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如果鲁迅只把她当成‘人’而不当成‘女人’写，这部小说不会成功……《祝福》的魅力在于，小说家将祥林嫂还原成一个女人，还原成一个下层的女佣，还原成一个受困于各种话语及伦理的女人。作为读者，我们只有和祥林嫂一起看世界，才会看到一个女性的真实生存境遇”。

（摘编自李晓晨《张莉：以文学批评，勘探通往文学的隐秘入口》）

材料二：

为什么会有祥林嫂这个人物，是什么触发了小说家写她，或者，什么是《祝福》的情感发动机？这是围绕《祝福》研究的著名问题。不同研究者给过不同的答案。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人物来源于现实生活。周作人有一篇文章叫《彷徨衍义》，里面指出祥林嫂的“真实原型”。在他看来，人物原型是鲁迅本家远房的伯母，一个因为“失去”儿子变得精神有些失常的女人。“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但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被狼所吃，也即失去儿子的悲哀，在这一点上，她们两人可以说是有些相同的。”这篇文章讲到再嫁女人死后的际遇，以及孩子被狼吃掉的传说等，可以被理解为鲁迅写作《祝福》的一个背景。很可能，是现实中的某个人物引发了小说家的思考。

最近十年来，研究界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祥林嫂这一形象的诞生与佛教故事有关。因为读者发现这篇小说使用了一些佛教用语，也有地狱与魂灵的说法，而鲁迅本人，包括周作人，都喜欢读佛教故事。目前看来，第一篇关于这个说法的论文是甘智钢《〈祝福〉故事源考》。这篇论文发现《祝福》的故事与佛经《贤愚因缘经》中微妙比丘尼的故事有一定联系。微妙的前世是一位有权势的贵夫人，她真诚忏悔前世罪业，后来佛陀将她收为了弟子，她也反复宣讲自己因果报应的故事，以此为众人说法。甘智钢注意到，《鲁迅日记》1914年7月4日记载，鲁迅午后赴琉璃厂买书，其中有《贤愚因缘经》四册，后来他还将它寄给了周作人。

刘禾在《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从〈造人术〉到〈祝福〉的思想轨迹》里认为，《祝福》与鲁迅想回应当时的一些问题有关。因为鲁迅当时对人类的灵魂问题有自己的困惑。他把自己的思考与困惑，以及阅读佛教作品的经历糅合在了一起，所以才有了这部作品，这一观点深具启发性。

以上是关于为什么会有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研究成果的梳理。其实，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为何会有这样一个人物，原因肯定很复杂。很可能是由许多原因、许多感慨共同促成的。

小说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924年2月7日，这是那一年阴历的大年初三。在家家户户的爆竹声中，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想象了一个女佣的发问与死去。这一年离他读《贤愚因缘经》过去了大概有十年，而他也离家很久了。小说里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来自一个小说家的创造性想象。他用9000字的篇幅构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创造了一个在鲁镇讨生活的女人，一个一直在努力争取命运自主权的人，也写出了她最后走向毁灭的悲剧。换句话说，无论脱胎于哪儿，祥林嫂这个人物都是被鲁迅创造出来的，他以不长的篇幅“无中生有”，给予这个女人生命和血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九十多年来，这个女人从被创造之初就活着，活到今天。创作者的肉身已然离去，但是祥林嫂活了下来，她有人间气，有生命力，也活过了时间。

（摘编自张莉《通往更高级的小说世界——关于鲁迅〈祝福〉》）

关于祥林嫂这个人物形象，我想强调的是，_______，无论鲁迅是否受过佛教故事的启发，无论是否为他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回应，《祝福》这个故事都深具原创性。祥林嫂的故事和微妙比丘尼的故事不能真正构成对话，微妙是不断用自己的苦难感化他人，那属于宗教的布道；而_______，则是一个被当作“物”而不断被贩卖的女人，是一个因不断诉苦而被世人厌弃的人。《祝福》书写的是女性的悲苦命运，书写的是人的生存困境，_______。艺术创造是高级而复杂的行为，小说家所想写、所想表达的和他真的能表达的、作品最后呈现的有时候并不一致。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说起来诗也是不平等的，说诗不平等不是指诗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同样好的诗或同样坏的诗却有绝对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诗除了内在的本值以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这附加值往往还成了诗的主要价值。附加的价值自然来自附加的意义，而附加的意义则来自两件事物：一是时间，一是阅读。时间和阅读常常是比原作者更重要的创作者。我们读《诗经》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诗经》已同当年孔子面前的《诗经》不是一回事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两千年的存放已大大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

时间首先就唤起了你的尊敬，远古的诗比当代的诗更能吸引你凝神关注，这就像是人们重视异乡情调而轻视本地风光，甚至与“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些粗鄙的谚语也有几分理通之处，源于一种很难解释但又毋庸置疑的心理规律。比如说同样是说大话，身边侃爷的豪言壮语，你常常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听，但《卫风·河广》中说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大话你听着就有几分惊心动魄了。

长长的时间隧道放大了古人的声音，远古的神秘与隔膜甚至使当时人们的街谈巷语对今人来说都带上点神祇的味道。人们对古代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带着子孙对宗祖的敬畏，带着生不满百年的过客在无法克服的时间面前必有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带着几分现代人的优越感。敬畏和自谦使人们觉得古人深不可测，连举手投足都大有深意；而那种不能自禁的优越感则又使人们对古人的短处心怀宽容，对古人的一颦一笑都感到惊喜。当然，时间为古诗增添魅力还由于古今语言的奇妙差异。语言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演变，古今的语言同中有异，这相似的影影绰绰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诗经》的语言乍一看来实在是不解其详，但仔细推究又能够恍然大悟，这种掘土见泉、登山望景一样的过程使你有一种创造的喜悦，使你对自己终于获得的理解与欣赏备加珍惜，你无意之中变成了作者的同谋，你会从哪怕是平白无奇的句子中体味出无限深长的意味。

阅读在作品增值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仅次于时间。这两种因素还常常纠结在一起，作品存在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阅读机会当然就越多，作品所积累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越深厚。具体到《诗经》，重要的还不是这部作品受阅读的广泛程度，而是它在阅读中所处的地位。作品的阅读地位关系到它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反过来改变着作品自身的状态。比如说一束光如果它没有为人照明它仅仅是一束光，而一旦它在黑暗中照亮了人们它就成为一盏灯；一束光和一盏灯的意义是不同的。

《诗》本来不过是田野的民谣、宴饮和祭祀的侑曲，《诗》最初是诗，在长期充当了经的角色之后就成了《诗经》。“诗”是它的本来面目，而“经”则是它的后来面目。《诗经》作为经所经历的阅读是一种神圣阅读，神圣阅读赋予它一种庄严性和绝对性，因而那些本来是偷情幽会的诗也就神圣起来了。

对于《诗经》，明代以后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说要把《诗》就当成诗来读，现代批评家更是主张剥去了它作为经的光环。这种阅读立场非常正确，也非常益人心智；但这主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诗经》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确实还同其他诗不一样。就因为它曾经充当过经，它的存在就已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已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心理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它的精神已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赋予；甚至它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语源，我们今天许多日常的成语就来自《诗经》。因而我们今天读《诗经》不仅是由于对古人的好奇，而且还由于对自己的好奇；不仅是一种旁观，而且是一种自省。——就因为《诗》曾经被当成经来读，它于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再也回不到纯粹诗的状态了。或者可以说把《诗》当诗来读是一种文人眼光，而把《诗》当经来读则是一种史家见识；作为一个读者你或者偏执一端，或者兼具手眼，那就看你的高兴了。

（摘编自李书磊《〈诗经〉辨》）

材料二：

甲骨文“美”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而且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此后的传世文献《易经》《尚书》没有“美”字。《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因此，《诗经》里的“美”字全部出现在《国风》中，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诗经》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

（摘编自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静女《诗经·邶风》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己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牛顿和胡克在力学、光学、仪器等方面有着伟大的贡献。两人互相启发，但也存在着不少激烈的争论，以致互相仇视。除了关于光本性的争论，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争执，那就是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究竟是谁发明的问题，这在科学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公案。

胡克在力学与行星运动方面花过多年心血，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洞见。1679年至1680年，胡克与牛顿进行了一系列通信，讨论引力问题。牛顿虽然早年就已经在此领域取得过一些进展，但不知是荒废多年还是怎么，这次却大失水准，他竟然把引力看成不随距离变化的常量，并认为物体下落是一个圆螺线。胡克纠正了他的错误，并在信中假设引力大小是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虽然说得比较模糊。胡克把牛顿的错误捅到了皇家学会那里，这使得牛顿极为光火，他认定胡克是存心炫耀，并有意让他出洋相。于是两人间波粒的旧怨未愈，引力的新仇又起，成为终生的对手。

胡克与牛顿的这次通信是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话题。牛顿后来虽然打死也不肯承认胡克对其有所帮助，但多数科学史家都认为胡克在这里提供给了牛顿关键性的启发；没有胡克的纠正，牛顿一直错误地以为行星运动是在两个平衡力——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作用下进行的。到了1684年，胡克和牛顿分别试图证明平方反比的引力导致椭圆轨道（也就是ISL定律）。胡克吹嘘说他证明了，但从未拿出结果；牛顿也说他早就证明过——同样没有任何证据。不过几个月后，牛顿重写了一份手稿，也就是著名的《论运动》，这成为后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的前身。

《原理》发表后，胡克要求牛顿承认自己对于平方反比定律发现的优先权，并在前言里提及一下。牛顿再次狂怒：他暴跳如雷，从《原理》里面删掉了绝大多数有关胡克的引用，剩下不多的，用词也从“非常尊敬的胡克先生”变成了简单的“胡克”两个字。他是如此怒气冲天，甚至拒绝出版《原理》第三卷。在牛顿眼中，胡克完全是个江湖骗子，靠猜想和碰运气来沽名钓誉。许多科学史家也曾以为胡克猜想的成分居多，不过，加州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瑞恩伯格教授从一幅最近披露的胡克的图稿中得出结论：胡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比人们传统认为的深刻得多，他所采用的几何证明手法和牛顿后来在《原理》中所使用的是类似的，所差的只是胡克不懂微积分而已。ISL定律的发明权仍应该归于牛顿，可是胡克显然在其中占有重要甚至关键的地位。

应该说，胡克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曾帮助波义尔发现波义尔定律，用自己的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的细胞，《显微术》更是17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是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曾亲自主持了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城市重建工作，如今伦敦城中的许多著名古迹，都是从他手中留下的。在地质学方面，胡克的工作（尤其是对化石的观测）影响了该学科整整30年。他发明和制造的仪器（如显微镜、发条摆钟、轮形气压表等）在当时无与伦比。他所发现的弹性定律是力学最重要的定律之一。在那个时代，胡克在力学和光学方面是仅次于牛顿的伟大科学家，可是似乎他却永远生活在牛顿的阴影里。胡克的晚年相当悲惨：他双目失明，被几乎所有人抛弃，1688年之后，胡克就再也没从皇家学会领过工资。他变得愤世嫉俗，字里行间充满了挖苦。胡克死后连一张画像也没有留下来，据说是因为他“太丑了”，但也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是牛顿利用职权有意毁弃了胡克的遗物，作为对他最后的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胡克逐渐迎来了翻身的日子，他的名字突然成为科学史界最热的话题之一。2003年是胡克逝世300周年，科学史学者们云集于胡克毕业的牛津和他生前任教的格雷夏姆纪念这位科学家。许多人都呼吁，胡克的科学贡献应当为更多的世人所知。

（节选自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

材料二：

应该说，在与胡克的交锋中，牛顿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于1687年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巨著不仅为物理学和天文学提供了精密的数学工具，还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使科学探索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理论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石，直接推动了蒸汽机、铁路等技术的创新，极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胡克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胡克定律，还在显微镜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首次提出的细胞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并通过对植物细胞壁的观察奠定了微生物学与病理学的基础。胡克的研究凸显了观察与实验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性，推动了科学启蒙的进程。他的诸多发明使得实验科学成为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回溯牛顿与胡克的争端，宛如在跨越时空见证当初的科学发展。两位学者之间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碰撞，也不只是意气之争，更是科学方法与知识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复杂博弈。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场300多年前的争端揭示了科学进步的复杂本质：伟大发现往往伴随着思想竞争与制度创新，科学不仅是发现真理的工具，更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学方程式”《胡克VS牛顿：科学之争？意气之争？》）

“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

——选择性必修下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时内忧外患，民族贫弱，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身心投向了广袤的土地。

作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的鲁迅，从一开始就高扬“人的文学”大旗，寻求着健康人的生存形式。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经常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所考虑的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在鲁迅看来，人生问题不只是温饱、生活境遇、劳动条件等物质条件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因此，鲁迅认为，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去改变他们被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进而使他们得到正常、健全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沈从文向往的同样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而霉斋闲话》中写道：“‘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士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狭隘、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故‘人生文学’这名词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这说明了他承续“五四文学”精神传统的意图。他的大量作品也贯穿了应当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的思想基调，显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要求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传统。

鲁迅和沈从文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呼应了对人的命运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人性及人的健康生存问题的探讨；他们都曾以积极的态度，为改变乡土面貌进行过不同方式的努力，这种相通形成了两位作家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摘编自马海娟《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乡土小说是指20世纪20年代初，寓居京沪的青年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原状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闻一多曾说：“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仅是绘画的一种要素。”“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需要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新文学作家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乡土气息、泥土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于乡土文学发轫，作为领路者”的鲁迅，他笔下是地道的2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砖墙瓦顶的农村生活：鲁镇与未庄古老而缺少变化的生活模式、咸亨酒店、曲尺形柜台、祝福祭祖风习、临河空地的社戏、水乡乌篷船、活动其间的戴毡帽穿夹袄的形形色色人物……无不充满浙东水乡浓郁的色彩。“京派”作家代表沈从文，虽长年身居都市，但一直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固守其“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虽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潜意识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歌咏者，以潇洒随心的文字把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的竹翠花红、风土人情，汇集在其穷尽毕生功力造就的“湘西世界”：古朴风情的吊脚楼、渡口摆船，淳朴的茶峒田园、碾坊，古道热肠的水手船夫，为爱为情而活的少男少女……

一东一西，此水彼山，不同地域的山光水色与文化特质栽培出两棵卓尔不群的参天巨树，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之园。

乡土文学就是以特定地域为客体，用智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去审视并揭示其固有价值属性，表达出作家不同的创作意图。弃医从文的鲁迅以医生把脉问诊的职业行为，对社会本质、人类灵魂质疑拷问。他直面惨淡人生，背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沉重使命，用冷峻犀利的解剖刀去细析病态灵魂。在他的作品里，乡土虽也有承载过百草园的童真、社戏的欢愉、少年闰土月下刺猹的英武，但本着“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感，其笔触更多是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国民的积弱和冥顽不灵的人性丑陋等精神负累现象。读鲁迅的作品，感到国家、社会，“只是一片乌黑乌黑”。《呐喊》和《彷徨》将审视平台搭建在“鲁镇”，以写实主义揭示人的精神状态，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以唤醒麻木不仁的人们。通过对闰土、阿Q等悲剧形象的塑造，说明民主革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对单四嫂子、爱姑等苦情形象刻画，表现对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鲁迅塑造乡下人，采用“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峻冷目光审视乡下人的退守狭隘、自私卑怯、看客心态、自欺欺人、愚昧巧滑……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以手术刀般精准的笔“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体现“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特点。

自诩“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其乡土小说常淡化时代，像人性实验室，将人间美丑苦乐过滤清理。特异优美的湘西世界是作者用来表达“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不在社会动乱中展现人物，而是写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宁静和谐，以秀丽的文字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从人道主义理想出发，歌颂原始淳朴的民风、劳动者崇高的人性美。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者是沈从文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在湘西山明水秀竹翠花红中，远离尘嚣而生活着的女儿烂漫如花、清纯如水，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纤尘；老者世故如松、刚强如石，生活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风俗淳朴的边城美丽风光，突出对湘西下层人民美善理想的人生形式的关注和赞赏。

一丑一美，此贬彼咏，鲁迅与沈从文相异的创作意图共同指向文学的价值真谛——“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

（摘编自黄建章《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探微》）

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常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极。鲁迅直面乡村的破败与人性的麻木，______，试图以痛感唤醒沉睡的国民；沈从文则不同，他有意滤去现实的血腥与嘈杂，在湘西世界中提炼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如果说鲁迅的创作是“破坏”，是为了拆毁禁锢人性的旧屋；那么沈从文的创作则是“建设”，意在为民族品德的重造提供参照。二者看似路径相反，实则______：一个在绝望中反抗，一个在温情中守望，共同完成了对“人”的深层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