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摘编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材料二：

20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接踵而至，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全球共有16亿人死于灾害。破坏性的灾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也会挑战乃至根除相关主体的联结关系，对人们的情感造成开放性的创口。而这种形势下的相互帮助，则有助于产生新的情感联结，将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人联系在一起，重塑信任与认同，乃至形成新的情感共同体。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首次提出了“灾难外交”这一概念。“灾难外交”就是一国以救灾为契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国家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围绕灾难的预防、救援和重建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或深化。

已有对“灾难外交”的认识仍局限于传统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分析框架之中，强调“灾难外交”通过发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来促进国家间关系升级。然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情感因素对“灾难外交”的实践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喜爱、信任等积极情感可以使援助国免受受援国对其动机的怀疑，而担忧、恐惧等负面情感可能使受援国拒绝接受援助或只接受援助，但不改变对援助国的刻板印象和态度，从而使灾难外交难以达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的。

从心理层面上看，灾难外交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实践，当受灾者和援助者寻求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经历或感受时，灾难外交通过向双方传达对方的情感来吸引两国民众形成情感联系——援助者可以借此表达同情与友谊，受灾者则从中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孤立的个人情感由此被嵌入更大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着对灾难共同的情感理解。

近年来，我国的灾难外交实践也证实了灾难外交培育共同情感的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我国作为受灾国受到多国援助，我国在疫情好转后又主动向他国伸出援手，在相互的援助与协作中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巩固了国际团结，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疫情前期，日本官方和民间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口罩等医疗物资，我国的社交媒体、人民和政府也积极主动回馈着这份善意。外媒评论称，中日两国民间和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相互支援“缓和了中日几代人的敌意”。

当然，灾难外交要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基础，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民主党在“9·11”事件后针对中东受众的一项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倡议的失败中得到证明——仅仅展示了美国的观点，缺少同中东国家经历与情感的相互承认。遵从受援国情感表达的规则也不是可有可无。不同国家在情感交流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日本文化对公开展示震惊和恐怖的表情有规定，而美国文化则没有。规则表达了某种社会确定的规范或习俗对情感信息交流方式的期望，包括语言、强度等，在跨文化环境中，违反特定文化的情感表达规则就会导致沟通障碍和敌意，不利于人类的共同情感建设。

（摘编自韦红、马赟菲《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观点，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才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才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是靠一砖一瓦砌成的，人民的幸福是靠一点一滴创造得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勉励广大劳动者，指出“美好生活都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强调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提出“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这些温暖有力的话语，激励着无数劳动者、建设者、创业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汇聚起广大劳动群众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当前，我们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根本上还是要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伟大的事业呼唤着我们，庄严的使命激励着我们。新征程上，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劳动的价值、重视发挥劳动的作用，越是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越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广泛凝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亿万人民诚实劳动、勤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摘编自求是网《劳动光荣、创造伟大》）

材料二：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精神是劳动者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实践中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及呈现的精神风貌。我们应当大力弘扬新时代劳动精神，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用创新引领社会发展，用奋斗体现人生价值，奋力奏响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赞歌，全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篇章。

擦亮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底色。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成为一种生活需要。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大力弘扬新时代劳动精神，需要坚持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激励人民群众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伟大事业。

劳动成就美好生活，要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我们应当深入学习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劳动楷模，特别是灾情防控、改革发展、农业生产、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的一线劳动者，在全社会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良好风尚。

彰显创新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本色。创新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抓住了创新这个核心，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实践，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大力弘扬新时代劳动精神，需要始终坚持创新引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推进创造性劳动的大发展，引导人民群众在创造性劳动中促进社会进步。

创造性劳动是衡量社会活力的重要标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性要素。我们应当坚持求实创新的实践导向，从制度设计、政策支持、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社会环境等方面为创新创造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勇于创新创造，以创新创造实践提高劳动效率，形成尊重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良好环境，有效发挥劳动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推进创造性劳动大发展，是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增强奋斗体现人生价值的生命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奋斗是梦想成真的最佳途径，是人生价值的最好展现。大力弘扬新时代劳动精神，需要明确奋斗体现人生价值的未来导向，坚定刻苦奋斗的人生追求，汇聚奋斗伟力，在刻苦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劳动光荣依靠奋斗来书写。任何劳动成果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需要依靠辛勤的努力奋斗。我们应当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把奋斗作为一种人生追求和生活习惯，把奋斗贯穿于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让奋斗成为人生永不褪色的主题，用踏实的劳动丰富人生经验、实现人生目标、彰显人生价值，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奋斗是梦想的阶梯，幸福的人生也是靠劳动来书写的。我们应把攻坚克难作为一种责任担当，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敢于啃硬骨头，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炼意志、彰显担当，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者和引领者。

（摘编自于波《大力弘扬新时代劳动精神》）

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他从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为了解“三害”，起风沙时，焦裕禄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下大雨时，他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他所开创的水利工程，经后来引黄淤灌，最终让二十多万亩盐碱地变为良田。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焦裕禄精神”。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摘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材料二：

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谈及红军长征的历史和其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刚刚结束的长征时，感慨万千。他历数了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军轨迹、途中经历的艰难险阻，高度赞扬了红军官兵所表现出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火车上和陪同的尼·费德林谈起长征途中的诗词创作时说：“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艺术地再现了长征途中红军遭遇到的千难万险、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官兵们的豪情壮志。

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诗词等内容中分析、提炼，可将毛泽东阐述的长征精神的基本要义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透露”了红军之所以不可战胜并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奥秘——中国共产党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其二，艰苦奋斗、敢于牺牲的拼搏精神。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回忆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情形时说，那时只能露天而眠，在断粮之际，不得不以树皮、树叶充饥。在装备简陋、战事紧张的不利条件下，红军将士星夜兼程，长途奔袭，击退上百万的追兵阻敌。其三，乐观向上、意志如钢的豪迈精神。据统计，红军长征沿途进行了约600次重要战役战斗，而师以上的战役战斗就有120余次。每一次战斗无不体现出红军将士乐观向上、意志如钢的豪迈精神。其四，紧密团结、反对分裂的团队精神。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联合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和军队高层领导，批判“左”倾错误路线。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峻挑战，毛泽东强调“决不能让步”，但必须以加强两方面军的团结为重。其五，实事求是、决不盲从的求实精神。毛泽东深刻反思指出，“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遵义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习近平高度重视对长征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创新发展了毛泽东的相关重要论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红军长征的重要意义作出了新的阐释。他强调，长征不仅是一次彰显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以及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历程中树立的一座巍峨丰碑。

在对长征精神的内涵作出新阐述方面，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对长征精神的历史地位作出新诠释方面，习近平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摘编自张勇《习近平毛泽东关于长征精神重要论述的比较研究》）

材料三：

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中不仅延续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更在制度体系、文化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中实现了动态嵌入，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力量。

红色资源作为精神文化资产，正通过制度化路径转化为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单元，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组织体系重塑、社区动员机制中的关键变量。红色文化不再是象征性存在，不再依赖传统的政治宣传，而是内嵌于教育、文旅、城乡建设等政策系统中，各地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组织实践的制度工具。如江西赣州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将红色教育与基层党建相结合；贵州遵义市将红色文化纳入地方立法，形成刚性约束与持续供给机制；重庆等地通过红色空间规划，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入长征精神内涵，推动制度性文化空间建设。

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核心元素之一，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语境中被不断再生产。红色文化的展演形式从讲述转向共演，从教育转向参与，形成了情境化、沉浸式的传播结构。例如“云游长征路”“红军VR战役”等项目，通过空间还原与任务模拟，增强用户的临场感与代入感，使之在数字情境中对长征精神获得具体可感的体验。在数字平台上，高校青年群体通过视频剪辑、配音模仿等方式进行二次创作，将红色记忆转化为具有娱乐性、传播力和共鸣感的内容。数字化的仪式场景赋能重复性内容，使长征精神在日常化的媒介环境中不断被激活、感知、记忆与认同。

红色文旅正成为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的情感动员场与记忆体验场。长征沿线红色文化景区正逐步由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通过故事叙述、角色体验、仪式参与等方式，红色精神被激活为一种可感知的价值秩序。如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AR互动、沉浸式演出重构会议现场氛围，使游客在身临其境中理解政治决策的艰难；于都长征出发地景区引入互动剧场、实景红剧演绎，强化游客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摘编自朱虹、黎文嘉《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与意义探析》）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面对国民党调集的50万重兵，面对规模空前的“铁桶围剿”，面对党内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生死存亡危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86000多人离开中央苏区时，没有谁能预知即将开始的远征，他们不过是怀揣一个简单的信念：改造中国。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照古今。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行经15个省份，转战地域超过半个中国；翻越20多座高山，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几乎和法国的面积相等……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3天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扭转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障壁、通过严峻党内斗争的考验，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的西北角迎来了光焰万丈的日出。

在这条征途上，年轻的共产党人以对国家的深刻忧患、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惊人奇迹，谱写下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每一步都是创造历史的脚注。被国民党认定“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条“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新路。

这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生忘死、抛洒热血。“如果要念一遍倒在湘江边的官兵的名字，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湘江战役，红军浴血奋战7个昼夜，战士马革裹尸，湘江血可漂橹，当地居民“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激战独树镇、强渡乌江、浴血娄山关、飞夺泸定桥、鏖战腊子口……万水千山之路，也是万死千伤之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青山有幸埋忠骨”，这条血色之路上，至今仍有大量红军墓、红军碑，诉说80年前这支队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勇与坚贞。

这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涅槃蜕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的一栋小楼里开了3天会，“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而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从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路线，到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创立刚刚15年的政党，在这条路上完成自己的“成人礼”。

这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朝气蓬勃、淬火成钢。长征队伍中，大约54%的人都在24岁以下，只有4%的人超过40岁。“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经过长征锤炼的同志，“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1000多位将军中，90%以上参加过长征。那些经受过生死考验的幸存者们，增长了胆识与才干，成长为革命的中坚。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多少人千难万险中跋涉，多少人枪林弹雨中战斗，多少人壮怀激烈中牺牲，多少人上下求索中坚定……旗帜指引理想，鲜血铸就丰碑，让长征成为萦绕于世界东方的“红飘带”。

（选自任仲平：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写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有删改）

材料二：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只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霎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长征胜利万岁》）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向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

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写作背景：本诗写于1919年9到10月间。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影响，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

(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节选)

毛泽东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二)《不自由，毋宁死》(节选)

帕特里克·亨利

主席先生，他们说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不能与如此强大凶猛的敌人抗衡。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呢？是下周？还是明年？还是等到我们完全被缴械，家家户户都驻守着英国士兵的时候呢？难道我们就这样仰面高卧，紧抱着那虚无缥缈的和平幻觉不放，直到敌人把我们的手脚都束缚起来的时候，才能获得有效的防御手段吗？先生们，如果我们能妥善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有利条件，我们就不弱小，如果我们三百万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神圣的自由事业而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是无法战胜我们的。此外，先生们，我们并非孤军作战，主宰各民族命运的正义之神，会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力量的强弱，胜利永远属于那些机警的、主动的、勇敢的人们。况且，我们已没有选择余地了，即使我们那样没有骨气，想退出这场战争，也为时晚矣!我们已毫无退路，除非甘愿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锁链已经铸就，波士顿草原上已经响起镣铐的叮当响声。战争已不可避免，那么就让它来吧！我再重复一遍，就让它来吧！

回避现实是毫无用处的。先生们会高喊：和平？和平？但和平安在？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从北方刮来的大风都会将武器的铿锵回送进我们的耳鼓。我们的同胞已身在疆场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希望的是什么？想要表达什么目的？生命就那么可贵？和平就那么甜美？甚至不惜以戴锁链、受奴役的代价来换取吗？全能的上帝呀，阻止这一切吧！在这场战争中，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淬炼的、在建设改革时期发展的理想信念、光荣传统、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团结理念等的集合。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一处革命圣地、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位革命英雄烈士、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峥嵘岁月、谱写的英雄壮歌，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与追求、牺牲与奉献、情怀与担当，凝结成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深入研究红色基因蕴含的丰富思想和精神资源，继续推动红色基因创新发展。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进一步加强对党史的研究，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总结历史经验，更好阐发红色基因、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内涵和外延，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必须保护好、利用好。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引导全社会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永葆初心、勇担使命，矢志不渝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红色基因镌刻在红色印记中，沉淀在红色故事里。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充分利用大数据，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工作。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推进红色资源数字化，探索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启迪。

（摘编自杨生平、李泓磊《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材料二：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的见证，凝结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成就与精神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一大会址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地点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重要纪念场所等，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文化铭刻着我们党诞生以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峥嵘岁月，记载着我们国家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发展历程。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大力传承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形成了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这些宝贵精神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精神财富，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孕育的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元素，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文化渗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向往、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对时代精神的创造。挖掘红色文化的丰富内容和时代价值，大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石苇《从红色文化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9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爆火的“I人E人”等相关话语到底指代什么？其实，“I人E人”出自MBTI人格类型测试。MBTI的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简称MBTI），该指标基于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将人格分为四个维度，并且每个维度呈现两种方向。分别为外向的（E）和内向的（I）、实感的（S）和直觉的（N）、理性的（T）和感性的（F）、判断的（J）和理解的（P），由此组合衍生出16种不同倾向的人格模式。人们可以通过MBTI测试，获得自己的人格类型指标。

认识自己，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思考的经典话题。诚然，一个人只有充分地了解自我、全面地认识自我，才能知晓如何去发展自己，才能知晓自己又如何融入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内卷青年”“躺平青年”等标签，本身带有一定的污名化意味，而由MBTI测 试产生的如“I人E人”“ENFP”“ISTJ”等标签则是中性的，并且与MBTI测试相配套的测试结果解读不仅十分详细，有一定科学理论支撑，而且在结论导向上往往是积极的。因此，MBTI既满足了青年认识自我的强烈需求，又容易在情感上获得青年的接受和认同。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群体的归属与认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联系而产生的。在过往“乡土中国”时代的传统社会，人们往往是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找到群体归属和形成情感纽带。但在“数字中国”时代的今天，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网络用户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交往的方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此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找寻归属、认同的方式较之以往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当下青年群体流行的进各种“圈子”、找各种“搭子”的社交现象。“圈子”“搭子”的形成不再是以传统的地缘或血缘为联系基础，而是以“趣缘”或“信缘”为交往纽带。青年人基于共同的爱好、乐趣或基于共同的信息交流集散地、信息交流方式来建立密切联系，在共同话题、共同场域、共同信息交流方式的交往中生成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MBTI正是一种集“趣缘”和“信缘”为一体的交往纽带，是青年获得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新载体。从“趣缘”看，MBTI 满足了青年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兴趣，基于MBTI衍生的话题和二次创作则提供了青年社交的乐趣。从“信缘”看，各大互联网社交平台不仅有MBTI的总话题、总讨论群（组），还有对应MBTI各个测试结果的分话题、分讨论群（组），这提供了信缘群体形成的信息互联场所。

整个社会的节奏加速，驱动着每个社会成员工作、生活步调的加速。在这样的加速社会下，青年人往往处在一种“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的生活状态，经常产生“时间都去哪了”的共鸣。“加速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状态，自然也影响着青年的社交行为。MBTI能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是因为MBTI具有帮助青年进行高效社会交往的功能。一方面，MBTI可以方便青年快速认识他人；另一方面，MBTI 还可以帮助青年处理好人际关系，提升工作效率。

营销学专家乔纳·伯杰指出，当某种事物成为一种谈资，可供人们谈论和娱乐，并且参与其中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更加时尚、更有品位等积极心理感觉时，这种事物便可称为“社交货币”。“社交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现实的商品，而是用来获得他人与群体对货币使用者的正向认可和积极评价。从“社交货币”的理论角度审视，MBTI 测试便是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有青年人说：“        ”由此可见，MBTI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学的人格测试工具，而是一种助力青年融入潮流、找到归属、开启话题的“社交货币”。

（摘编自游志纯《I人，E人？：青年“MBTI热”现象的分析与审思》）

材料二：

面对MBTI的流行，有人担心：简单将所有人分为16个类型，会加剧年轻人给他人“贴标签”的不良习惯，使他们忽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MBTI人格测试如此方便、如此宜人，难免令人怀疑：在心理学领域，这东西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大众对MBTI的追捧，又是否会滑坡为一种盲从、盲信的“新玄学”？

一方面，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千千万万个不同细节组成的，不可能仅靠四个字母完全定义，MBTI类型一致的人，可能大不相同，MBTI类型“不搭”的人，也未必不能投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个体认知外界、认知自我的过程中，“贴标签”式的分类法并非一无是处。很多时候，只有先把接触到的人与事划分到熟悉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找到更进一步认知信息的切入口。我们当然无法被4个字母精准定义，但这4个字母有时可以成为自我认知的起点，找到性情相知的“同类”。

（摘编自杨鑫宇《年轻人爱上MBTI，是心理学还是“新玄学”》）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6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与疫病的抗争贯穿着人类文明进程。黑死病、霍乱、疟疾、流感、登革热、非典、埃博拉……在漫长而悲壮的缠斗中，多少生灵惨遭涂炭，多少文明因此毁灭。学者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感悟：我们生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病毒史。

疫病，一次次重创人类，也磨砺了人类向死而生的韧劲。对抗疫魔，人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

回顾中国抗击疫情的实践，“科学防治”贯穿始终。面对充满未知数的新型冠状病毒，面对布满艰难险阻的战“疫”，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是我们克难攻坚的重要一招。

从加强病毒溯源、传播力、传播机理等研究，到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并及时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从多学科力量联手进行药品和疫苗研发，到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从“健康码”“云办公”等助力防疫，到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防治，才能看清病毒的“样子”、找到对症的“方子”、走对防控的“路子”。

大疫出良药，中医显身手。从应用“三药三方”等有效方剂，到采取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等防疫做法，中医药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有效防止患者从轻症转为重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方面作用更突出。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认为：“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抗疫，让全社会经历一次科学的洗礼。从传统媒体到网络空间，从社区横幅到农村大喇叭，防控知识科普遍地开花、家喻户晓，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等科学常识逐渐变成人们的日常习惯。非常时期，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伯礼等专家纷纷发出专业理性的声音，及时解释疑惑，拨开团团迷雾，向社会注入正能量。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的不朽的荣誉，在于它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克服了人们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当相信科学、依靠科学、使用科学蔚然成风，我们应对风浪侵袭就有了理性的“压舱石”。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材料二：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曾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繁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了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繁，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其为“韧”的精神。这种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正是这种精神，帮助中华民族安然渡过了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这种“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体表现为：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互相配合。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环境相配合。并且，儒家思想还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但是，在超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让我们也重新回顾了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那就是道家思想。

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人不应该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因而，我们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

其实，不仅是面对自然，在面对现代的社会生活时，道家的态度也值得重视。社会成员长期处于竞争压力和信息爆炸之下，会失掉应有的韧性，感到焦虑抑郁，心灵无处安放。而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又将这种心态失衡进一步放大：对于病症的恐惧、对于封闭的不适、对于未来的焦虑，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让人寝食难安。对此，道家思想强调要对灾变生死抱有顺应的超然心态。这种淡泊自然的生活态度，在任何时代都有其意义，而尤为一日千里的现代社会所需要。在此基础上，道家还指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认为静可以转化为动，柔可以转化为刚，弱可以转化为强。道家思想告诉了人类一个真理，即认识了灾变生死的必然性和正反转换的可能性，我们在面对突发疫情时就能有所寄托，进退自如。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是中国古代治平之世的原则，实际也是对中国智慧的一种概括。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并存，进取和内敛精神的结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基因，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变通智慧和强大生命力。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