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仰视苍穹浩渺无垠，俯察大地辽阔无际。每天昼夜更替，每年寒暑变迁。日月星辰，东升而西落；星宿月亮，昼隐而夜明。恒星布列，井然有序：银河伸延，终始不移……这一系列自然现象，自古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探究的兴趣，并促使人们试图探明其中的奥秘。

人为万物之灵，具有极强的思维能力。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往古的往古，以至于无穷；又可以思虑及将来的将来，亦至于无穷。在空间上，可以扩张至某有限空间外之外，以至于无限广阔；又可以缩小到某有限空间内之内，亦至于无限细微。在这无穷无限的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或以他们已掌握的知识、理念为基础，试图对天文的真相作出某种合理的外推；或以他们的主观臆想为前提，作随心所欲的猜测。在探究上述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古人从各自的基础或前提出发，阐发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撰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瑰丽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包含宇宙论、天体论、天象论等，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学的认识。宇宙论是从整体角度研究宇宙构造和演化的理论；天体论是关于日、月、星辰、陨石等天体的性质、生成、形状与大小等的讨论；天象论则是关于月相、月影、日月食等天象形成的理论，以及关于异常天象的观念等。由于所依据的出发点、观念和思想方法等存在差异，对于上述种种论题，古人差不多都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说。

而对于上述每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之间的争辩，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些论争有的甚至颇为激烈。其中有些论题，随着人类天文历法知识的丰富，或有公认的客观标准可供判别，使得不同论说得以分出是非优劣。

也有不少论题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形成了几种论说长期并存的局面。而在这些并存的论说中，往往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如浑天说、日月星辰的地生说、潮汐的日月生成说、异常天象的天人感应说等，这些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总体发展水平。当然，每一种论说自身，又都经历了从比较原始、粗糙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原有缺欠的修正、对原有论说的深化等。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与天文历法同步发展，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又与社会政治有关。出于政治的需要，某些天文学论题的阐发被加上政治色彩，确定了某些天文学思想的官方性质，即由官方加以肯定与保护、而其他的天文学思想则被否定与排斥。天文学思想还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有关，域外传入的天文学思想被吸收，或者直接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丰富了中国天文学思想的内容。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简要说明，下面我们拟分章予以详细介绍。而关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自身的认识，因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故先在前言中作些讨论。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是由天文学所具备的科学性质，及与之有关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思想与天文学在实践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决定的。《易·系辞下》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史记·天官书》又载：“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未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所谓“观象于天”或“历日月星辰”，实有二义：一是观天象以授人时，二是观天象以见吉凶。这二者即是天文学的两大社会功能，它们都与治理社会、巩固统治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的荀况提出“天行有常”的观点，认为一年四季变化、一月和一日长短的客观尺度，是那样的有信、有准。于是天行有常，含有一种秩序的、典范的神圣意义。人们发现，依据这些客观的时间尺度，调节、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节律，是那样的有理、有效。于是敬天顺天、顺时施政的观念油然而生，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接受的理念。又因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时而出现人们认为反常的或异常的现象，如日月食、彗星的突然出现等，这势必引起人们的疑惑和恐惧。在尚未能够解释这些天变真正原因的古代，对正常天象奉若神明的古代，人对于天变的含义颇费猜测，多以为天变是对人事的吉凶有所预示，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既然天象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于是观象就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顺应天象行事也就成为一种神圣的理念。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谓“时变”，指四时节候之变，又指阴阳吉凶之变。古人认为通过对天文的观测、研究，来了解、掌握这些“时变”，进而采取相应的修德、改过等举措，便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观象以授人时和观象以见吉凶的两大功能，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两大杠杆。所以，古人对于这两大功能本身的大量论述，其背后蕴含的宇宙观、自然观和政治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应是天文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也深刻反映了天文与哲学、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思维方式和智慧结晶。在本书绪论中，我们将对其作进一步的介绍。

（摘编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前言》）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指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摘自《隋书·天文志》）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显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吠陀》《圣经》《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

（摘编自吴笛《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材料二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做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何谓“文学经典”作品？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古罗马批评家、修辞学家朗吉努斯。他在《论崇高》中提出：“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我国老一辈学者伍蠡甫认为，该论点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经典”或“经典作品”这一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经典”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有审美的力量才能融入经典。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经典往往表达、指涉或隐喻了一个时代，既切中时代而又超越时代，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民族疆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了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莱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各种文学体裁树立了典范，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民族化道路，而且创造了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为确立其规范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述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德国诗人歌德主张“每天保持和伟大艺术品的接触”，强调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还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经典的密切接触使歌德不仅成为著名诗人，也成为具有敏锐艺术眼光的批评家。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也曾提到，他每年秋季都要重读一遍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英译本。而与拜伦、雪莱齐名的英国诗人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已成传世之作，博尔赫斯则在他的《诗艺》中引用过济慈这首诗的诗句。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摘编自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工智能时代普罗大众可以通过各种人工智能大模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信息与方法。然而，它们的功能与效用常常因人而异，这与提问的内容形式及使用者素质相关。康德曾指出，科学发展源于对世界的提问。中国“学问”传统也强调“问”的意义。AI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能力，提问素质成为掌握AI的重要素质。

这种提问包括科学与人文两种基本形式。提问的质量与水平不仅取决于逻辑训练、问题结构化能力等科学的方法论，更取决于其中的价值追求、人生品位、认知偏好与语言形式等。所以，在充分重视科学性的同时，强调提问的人文取向是非常必要的。它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个性特征，体现了沟通与表达的能力，展示了求知欲与好奇心，以及终极关怀的价值观，等等。它不仅取决于个体知识的类型与数量，也并非单纯是某种技术与工艺的过程，而是体现了精神世界的差异；它具有逻辑思维的特征，但也包含了很多非逻辑的因素与特点。它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境界，以及一种精神的内在张力与文化的性格。

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并非只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阐释，更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探索现有知识体系与理论定律的边界条件，进而追问在新的可能性中知识与理论的变迁与拓展；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索取答案与办法，而是在更恢宏的视野中挖掘具体问题与知识的深层次涵义及内在价值；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所关注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外部客观世界与社会现实，更多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忧虑与寻根。它需要一种直觉与悟性，在看似没有问题的领域发现问题，在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现象中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它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在知识领域中进行各种形态的转换，将人们的此岸现实与彼岸梦想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执念，对某些问题有着一种刨根问底，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可动摇的念头；等等。在这种提问中，问题的指向不仅是工具的实用性价值，而最根本的是人性，是真理、是意义、是目标。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不仅能够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赋能，而且是引导人工智能与各种大模型健康规范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模型自身的进化，也可以通过强化学习，逐渐形成所谓“机器好奇心”，获得生成假设性问题与自主提问的能力。但人类智能的各种提问，特别是能体现人文取向的好问题，客观上会帮助“训”出非常有价值与高效能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各种产品。例如，哲学风格的反思性问题能够提升人工智能的语言理解与思辨能力，增强对某些抽象概念中复杂语义的领会，提高表述与叙事的准确性，培养人工智能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塑造大模型的价值观，提升其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文学色彩的问题形态则能够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语言能力，丰富它们文字表达的风格与修辞手法，增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信仰意义的问题表达则能够引导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深入终极关怀层面，将现实问题与理想境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超自然的思维方式；类似的提问取向还包括目的性提问、时空变量的提问，以及对人性的提问；等等。

在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中，语言的修养是关键因素之一。有些专家认为，所谓大模型，就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其中，说人话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目标，对应的设计思想是：从人类规模语料中自动提取关键性语言痕迹，并用于语言的自动生成”。而且，“由于大模型的服务过程将积累大量新的语言痕迹，可用于改进大模型的性能，导致大模型的介入能力不断提高”。所以，提问中的语言因素，包括对结构、修辞与语气的要求等，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效能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陈述句与祈使句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语言优雅的问题可以增强人工智能的语感与输出的韵律感，逻辑严密的表达则可以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精确性，而适当的副词与状语则能够强化它们的情感理解，以及与人类情感的共鸣，并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创意和想象力，等等。这样的提问能够极大地丰富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数据的积累与类型，不断优化与改进模型，拓展应用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增强其伦理与安全性，甚至是对用户进行教育与引导。而问题的清晰度、复杂性、相关性，甚至是文字数量，以及其中可能包含的创新或者某种偏见等，都将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效能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而那些庸俗或粗鄙的低质量提问甚至可能诱导大模型生成虚假信息，训练出偏见放大的各种大模型，影响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谢维和《提问的力量——人文教育助人工智能更强大》）

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催生了一个危险_____：有AI就够了，何必苦学课本基础知识？实则恰恰相反， _____，才是驾驭AI的关键。同样是探究“二战起因”，缺乏历史知识框架、认知浅薄的人向AI提问，只能得到一份罗列时间、地点、事件的标准答案，学习就此止步。而具备扎实知识积淀、拥有深度认知能力的人，才能提出直指核心的专业问题：“请扮演地缘政治和经济史学者，以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为视角，结合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立足经济传导路径分析凡尔赛和约是如何从经济层面撕裂魏玛共和国社会共识，最终诱发二战的。”这正是AI时代的核心分化：AI的能力上限，永远受制于使用者的_____；而使用者的素质，决定提问的水平。

4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果物种只是特征明显而稳定的变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其杂交的后代，在某些性质和程度上，如在连续杂交之后，彼此可以融合等方面，酷似其父母，并且都如公认的变种的杂交后代一样，遵循着同样复杂的法则。如果物种是独立创造的，而变种是由次级法则所产生的，上述相似性就变得颇为离奇了。

如果我们承认地质记录的极端不完备性，那么地质记录所提供的事实就强有力地支持了遗传变异理论。新的物种缓慢地出现在连续的时间间隔内，而在相同的时段内不同类群的变化量是很不相同的。物种和整个类群的绝灭，在生物演化史上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是遵循自然选择原理的必然结果，因为旧的生物类型要为新的改良类型所取代。世代链条一旦中断，单个的物种也好，成群的物种也罢，将不再重现。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伴随着其后代的缓慢变异，从而使得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后，生物类型好像很突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变化。各地质层中的化石，其性状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其上下地层的化石之间，这一事实可以简单地以它们处于世系链的中间来解释。一切绝灭了的生物可以与所有现生生物一样进行分类。这一重大事实是现生生物与绝灭生物来源于同一共同祖先的必然结果。由于生物在漫长的演化和变异历程中，通常其性状都随之发生了分异，所以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比较古老的类型或每一生物群的早期祖先类型，在分类谱系上常或多或少地处于各现生类群之间的位置。总的来说，现生类型的组织结构要较古代类型更为高级，因为在生存竞争中，新的改良类型征服了较老的、较少改良的类型，它们的器官也更为特化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这一事实与大量生物由于生活条件简单，因而仍保留着简单且改造少的构造相吻合。同样的，某些类型在生物演化的各个阶段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退化的生活习性，而在体制上发生了退化。最后，同一大陆上的近缘类型，如大洋洲的有袋类、美洲的贫齿类等诸如此类的例子，为何能长期共存在一起，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在同一地区，现存的和绝灭的类型通过世系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取材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证明》）

材料二

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已，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晕眩战栗。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

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人类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人类朝气蓬勃，勇敢好学，前途无量。几千年来，我们对宇宙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作出了最惊人的和出乎意料的发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想象经常能够把我们带领到崭新的境界，没有想象，我们就到处碰壁。怀疑可以使我们摆脱幻想，还可以检验我们的推测。宇宙神秘非常，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取材于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

材料三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这样所推出的，必然是盖天说所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暅的一段话可作代表：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南北朝时，南朝的梁武帝偏爱盖天说，曾集合群臣，公开宣讲盖天说。对于他的主张，天文学家中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但梁武帝并未采用暴力手段迫害那些不相信盖天说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与浑天说亦不一致，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佛教学说为依据，强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所信奉的宇宙结构学说的事例。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取材于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10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作家创作而言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鲁迅小说中的未庄、鲁镇，茅盾小说中的双桥镇、1930年代老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以及萧红、孙犁、赵树理小说中的中国北方农村景观，都是实实在在非常自然地矗立在他们的作品中。要说地域与文学创作没有关系，似乎没人相信。

②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也不是止于这些。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写一些地方景观，搜罗一些地方的人物传奇和故事，再添加一些方言俗语，以为这就是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有个性的文学作品，那也是把文学中的地域问题简单化了。

③如果你真的是照着鲁迅的作品景观去绍兴看看，或许会觉得有点迷茫，未庄在哪里，鲁镇在哪里呢？我想这些小说家们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标志，有现实的影响痕迹，但不是现实的直接对应物，而是作家们虚构创造出来的。小说家们能够用文字打造一座地方的文学景观，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这种地域标志的文学打造，是一个作家写作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某种标志。不少写作者尽管也描写了人物故事以及相关的活动场景，甚至生怕读者不知道这些人物、故事的发生地，特地标出这是东北、这是1930年代的上海，但这样精确的陈述有时并不一定有助于小说景观和地标的打造。

④还是应该从文学创作方面来思考地域与写作者写作的关系。地域问题，有时也可以理解成影响作家写作的地方经验的构成。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点独特的个人地方经验的积累，仅仅是靠着所谓的一点文学经验和文学阅读体会来进行创作，那是行之不远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和发明。我以为这种地方经验与作家写作之间的联系，是精神、气质之间的关联，只要你走进绍兴，就会感受到鲁迅小说的味道，只要你到了浙江乌镇，就会感受到茅盾《春蚕》《林家铺子》中荡漾的江南味道。这是地方经验在小说家作品中无形的影响，构成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世界。

⑤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语言、生活习俗和人物故事活动场景共同交织的独特空间——所谓独特，是指它的具体性，是指它的不可替代性。地方经验不可替代，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风俗、方言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学的具体性，常常是借助这些方言、俗语来加以呈现，没有了方言俗语，没有了地方风俗习惯，文学的很多独特具体的人物、景观就会失去表现力。文学的语言，很大程度上不是标准规范的书面语，而是方言俚语等活的语言，是那些跟说话腔调、神气、姿态、场景、风俗混杂在一起的语言动态。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强调地域与写作的关系，其指向是多层面的，从实际的地方经验到更为具体的文学语言，这种粘连着地方俗语俚语的文学话语，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方言俚语，而是需要小说家们用心去发现、体会其中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

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数作家都在用心探索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用自己认为最具文学性的语言在叙事抒情。我们会发现，像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老舍、孙犁、汪曾祺等，小说作品中都有方言俚语保留着。这说明方言俗语等对文学地方经验的表达传递，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它。

⑦但我们又会说，地方经验不是文学的全部，它还有其他的关联物。

⑧除了可见的地域景观和方言俗语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尤其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应该是文学写作者在思考地方经验时引起重视的。这些看不见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超越具象、重造文学世界的原理性原创性的东西，构成了作家和一个时代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许在文学世界中，人物故事、地域景观就是这些，但构成方式和呈现方式却是可以多姿多彩的。同为浙江作家，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与茅盾小说中的乡土人物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与作家理解世界以及关注世界的方式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⑨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人们会涉及社会政治、人文、哲学等比较宏大抽象层面的问题。从文学构成看，作家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的，能够接收和吸取各种文化信息，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资源。

⑩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学中的地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有虚拟、超越实在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地域，似有似无、虚实相间，引导人们从一种具体实在向更高更遥远的方向思考和追寻。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最善于从一个具体的地域物象出发，引导人们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审美世界。像鲁迅小说中有很多江南人物、故事，但很少有人会认为鲁迅只是一个擅长于表现民俗风俗的乡土作家。

⑪小说家不能仅仅凭感觉经验进行创作，还需要在文化哲学思想层面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空间，有一种经验之上的叠加和超越。与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作品相比，21世纪中国文学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包括地域与文学问题，需要有一种时代水准和高度的新拓展、新理解和新的表现。

（摘编自杨扬《文学的地域指向意味着什么》）

创作具有地域性的优秀文学作品，既需要作家扎根于独特的________，从中汲取不可替代的生活质感与精神滋养；又需要作家超越具象层面，形成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在________的融入中，实现对地方经验的重构与升华；最终引导读者从具体实在走向更为开阔的________。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某中学“悦己心理社”计划开展“基于MBTI人格测试的自我认知”专题研究，旨在帮助同学们理解认识MBTI人格测试，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研究小组查阅了相关文献（材料一、二），收集了MBTI四度说明表（材料一表格）。请你协助研究小组完成后面的研究任务：

材料一：

网络爆火的“I人E人”等相关话语到底指代什么？其实，“I人E人”出自MBTI人格类型测试。MBTI的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简称MBTI），该指标基于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将人格分为四个维度，并且每个维度呈现两种方向。分别为外向的（E）和内向的（I）、实感的（S）和直觉的（N）、理性的（T）和感性的（F）、判断的（J）和理解的（P），由此组合衍生出16种不同倾向的人格模式。人们可以通过MBTI测试，获得自己的人格类型指标。

认识自己，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思考的经典话题。诚然，一个人只有充分地了解自我、全面地认识自我，才能知晓如何去发展自己，才能知晓自己又如何融入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内卷青年”“躺平青年”等标签，本身带有一定的污名化意味，而由MBTI测试产生的如“I人E人”“ENFP”“ISTJ”等标签则是中性的，并且与MBTI测试相配套的测试结果解读不仅十分详细，有一定科学理论支撑，而且在结论导向上往往是积极的。因此，MBTI既满足了青年认识自我的强烈需求，又容易在情感上获得青年的接受和认同。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群体的归属与认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联系而产生的。在过往“乡土中国”时代的传统社会，人们往往是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找到群体归属和形成情感纽带。但在“数字中国”时代的今天，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网络用户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交往的方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此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找寻归属、认同的方式较之以往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当下青年群体流行的进各种“圈子”、找各种“搭子”的社交现象。“圈子”“搭子”的形成不再是以传统的地缘或血缘为联系基础，而是以“趣缘”或“信缘”为交往纽带。青年人基于共同的爱好、乐趣或基于共同的信息交流集散地、信息交流方式来建立密切联系，在共同话题、共同场域、共同信息交流方式的交往中生成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MBTI正是一种集“趣缘”和“信缘”为一体的交往纽带，是青年获得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新载体。从“趣缘”看，MBTI 满足了青年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兴趣，基于MBTI衍生的话题和二次创作则提供了青年社交的乐趣。从“信缘”看，各大互联网社交平台不仅有MBTI的总话题、总讨论群（组），还有对应MBTI各个测试结果的分话题、分讨论群（组），这提供了信缘群体形成的信息互联场所。

整个社会的节奏加速，驱动着每个社会成员工作、生活步调的加速。在这样的加速社会下，青年人往往处在一种“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的生活状态，经常产生“时间都去哪了”的共鸣。“加速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状态，自然也影响着青年的社交行为。MBTI能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是因为MBTI具有帮助青年进行高效社会交往的功能。一方面，MBTI可以方便青年快速认识他人；另一方面，MBTI 还可以帮助青年处理好人际关系，提升工作效率。

营销学专家乔纳·伯杰指出，当某种事物成为一种谈资，可供人们谈论和娱乐，并且参与其中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更加时尚、更有品位等积极心理感觉时，这种事物便可称为“社交货币”。“社交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现实的商品，而是用来获得他人与群体对货币使用者的正向认可和积极评价。从“社交货币”的理论角度审视，MBTI 测试便是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有青年人说：“网上的一些热搜榜经常跟MBTI相关，周围同学也都对此津津乐道，自己也就自然加入其中了，因为如果不知道、不了解MBTI，恐怕自己就与这个世界脱节了。”由此可见，MBTI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学的人格测试工具，而是一种助力青年融入潮流、找到归属、开启话题的“社交货币”。

（摘编自游志纯《I人，E人？：青年“MBTI热”现象的分析与审思》）

材料二：

面对MBTI的流行，有人担心：简单将所有人分为16个类型，会加剧年轻人给他人“贴标签”的不良习惯，使他们忽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MBTI人格测试如此方便、如此宜人，难免令人怀疑：在心理学领域，这东西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大众对MBTI的追捧，又是否会滑坡为一种盲从、盲信的“新玄学”？

一方面，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千千万万个不同细节组成的，不可能仅靠四个字母完全定义，MBTI类型一致的人，可能大不相同，MBTI类型“不搭”的人，也未必不能投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个体认知外界、认知自我的过程中，“贴标签”式的分类法并非一无是处。很多时候，只有先把接触到的人与事划分到熟悉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找到更进一步认知信息的切入口。我们当然无法被4个字母精准定义，但这4个字母有时可以成为自我认知的起点，找到性情相知的“同类”。

（摘编自杨鑫宇《年轻人爱上MBTI，是心理学还是“新玄学”》）

（1）物理课上，老师问：“如果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如何估算教学楼的高度？”小张立刻举手说：“我用自己的身高作为参照，在阳光下同时测量自己的影子和教学楼的影子，然后列比例计算。”小张的认知方式更偏向于 _______ 。

（2）班委竞选时，小吴说：“我选班长不看谁跟我要好，就看谁的计划最可行、做事最靠谱。”小吴的判断方式更偏向于 _______ 。

（3）语文课上，老师让同学们分析一首古诗的情感。小静习惯先一个人默默思考，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她说：“我觉得写诗的人一定很孤独，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绪。”小静的注意力方向更偏向于 _______ 。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阿Q正传》的精髓就在对“阿Q相”的有力的揭发。

事实上失败或屈服的时候，便有“精神上的胜利”聊自安慰，于是“反败为胜”，睡觉也酣甜了。阿Q的名言，所谓“被儿子打”，所谓“我的祖宗比你强”，就是他“精神胜利”的哲学。

赵太爷或赵秀才的大棍子打来时，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来时，也是无抵抗；但在阿Q视为平辈或低一辈的王胡小D之类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时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权了，虽然结果常常只有“精神的胜利”，可是阿Q的“壮志”永远不会消沉。

这便是所谓“阿Q相”，也就是身受数千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教育的中华国民的普遍相！

《阿Q正传》出世以后，“阿Q相”很受人讥笑了；但是讥笑尽管讥笑，“阿Q相”仍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会现象中。特别在九一八国难以后，“阿Q相”的“精神胜利”和“不抵抗”总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但“阿Q相”又不能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因为同是黄脸孔的中国人——东北义勇军过去一年来都在浴血苦战！这原因大概就是那些投身义勇军的东北老百姓没有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的心法。

这一点上，“阿Q相”的别名也就可以称为“圣贤相”或“大人相”。

（摘编自茅盾《阿Q相》）

材料二：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文章从鲁迅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认定出发，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但随之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之类的文章牵强附会地把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为了纠正阿Q典型研究的错误倾向，何其芳发表著名论文《论阿Q》。文章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阿Q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文章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文章一问世，学术界反响强烈。李希凡发表《典型新论质疑——关于阿Q典型问题的商榷》，认为何文有把问题引向另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当作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而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使它们成为“阿Q精神”的概念。后来李义在《〈阿Q正传〉简论》中强调阿Q是一个真实的时代的社会的典型，精神胜利法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

何其芳发表《关于〈论阿Q〉——〈文学艺术的春天〉序文的一部分》做答辩。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比《论阿Q》更为严密，也更勇于面对事实，直接承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都可以有阿Q精神”这一事实，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视野拓展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畴内，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发现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莱特、奥勃洛摩夫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具有的共同的特点与规律，发现他们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精神启悟意义。

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并不就等于否定阶级论。不仅阿Q身上存在精神胜利法的弱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统治者表现得更为丑恶。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革命”后又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假洋鬼子”没捞到一官半职，却在人前一边谎称他不肯上湖北，一边扬起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这就是无耻透顶的精神胜利法！但鲁迅为什么不以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为主要人物，而专以阿Q为中心呢？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受压迫、被侮辱者的自我的消极抵御，可怜、可悲，令人同情，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精神胜利法是压迫者、辱人者的逞凶与显摆，可憎、可恨，让人愤怒，鲁迅对他们是要痛打的。1926年，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时把九章变成八章，“序”全被删掉。据说鲁迅对罗曼·罗兰的称誉感到荣幸的同时对译者删去“序”很不高兴，因为“序”精辟地勾画出旧中国的缩影——未庄的阶级对立状况，如果删去，就难以看到中国社会的阶级情状和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胜利法。研究典型人物应该从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乡土性、个体性这五个层面着眼，忽视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阿Q典型性的何、李之争，持续了近十年。何、李之争，双方都有意气用事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一场严肃、深入的学术理论论争，双方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谈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综合双方所谈的真理部分，继续向前进行思索，无疑有助于阿Q典型研究的进展。

从文艺思潮以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宏观流向来看，何其芳所占的真理是主导的，符合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学术主流，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宗旨和本意，对扭转阿Q典型研究的绝对化阶级论倾向和揭示阿Q不朽艺术典型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张梦阳《论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道、中国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近代铁路、巧夺天工的中国桥梁、千姿百态的车站建筑、古往今来的港口和码头遗址等，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交通形态留下了种类繁多的交通文化遗产。交通文化遗产承载着国家民族的记忆，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围绕交通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您看来，我国的交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交通运输发展历程中创造并留存至今，与交通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类文化遗存，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遗迹，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与精神载体。

1994年11月，有关学者提出“线路（Routes）是我们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交通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大类来看，具体呈现为三大体系。

第一，时空维度：具备“空间连续”与“时间传承”的双重属性。空间上，需形成跨越区域的交通网络或线性载体；时间上，需经历较长历史时期的使用与传承，形成稳定的交通功能与文化印记，而非短期或偶发的交通痕迹。

第二，物质维度：涵盖“交通运行全环节”的实体遗存。一是交通线路遗产，陆路的秦直道、近代铁路，水路的大运河，海路的古航路及配套助航标志；二是交通设施遗产，如古桥、码头、火车站等功能性建筑；三是交通工具遗产，如马车、蒸汽机车、轿子等不同时代的运输工具；四是物质遗产附属品，如记录交通的历史地图、里程碑、碑文、管理机构遗址，这些物质遗存共同产生交通活动。

第三，非物质维度：包含与交通有强关联的非物质关联要素。除了上述提到的实体，还需纳入因交通活动衍生的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交通管理制度与规则；二是与交通相关的传统技艺；三是交通民俗与文化符号。同时，因交通产生的文化层面的交流，例如佛教东传等，也可以包含进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蕴含着多重宝贵价值，镌刻着文明历程，见证时代变迁。交通文化遗产有哪些多元价值？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元的，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兼具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文明见证的历史价值。这类遗产是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延续。秦直道、秦驰道等，其宽阔的路面、因地制宜的修筑技术，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央通过交通方式加强对地方管辖的框架体系；大运河贯通南北后，催生了扬州、苏州等运河名城，其沿岸的漕运码头遗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国家治理水平。近代的成昆铁路穿越横断山脉，留存的隧道群与桥梁遗迹，则记录了新中国交通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成为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

其次，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从古代工程智慧到近代技术突破，交通遗产凝结着人类的科技探索。泉州洛阳桥采用“筏形基础”和“种蛎固基”技术，解决了江海交会处的造桥难题，展现了宋代桥梁工程的巅峰水平；京张铁路的“人”字形线路设计，将地形限制转化为技术创新，是近代中国铁路工程的典范。这些遗产不仅是技术史的实证，更为当代工程提供了历史借鉴。

再次，文化传播与融合价值。交通线路历来是文化传播的纽带，相关遗产则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茶马古道不仅运输茶叶与马匹，更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沿途留存的寺院、商号遗址等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与开元寺等多元文化并存，印证了古代中外文化的包容互鉴，这种融合价值在今天仍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最后，经济社会的现实价值。优质交通遗产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大运河打造“骑行运河三千里”的文化线路，既保护了遗产本体，又带动了沿线旅游与民生改善，激发了城市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承载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遵循“优先保护、妥善利用”的原则，构建“保护——研究——利用”的协同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系统性保护机制。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交通文化遗产，需实施分类保护策略。最后，应建立交通遗产数据库，运用新技术对遗产分布、保护状态进行监测，也要防范工程建设与旅游开发对遗产的破坏。

第二，推动多元化利用。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或“ ① ”的极端。例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兼具展览、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等。同时，要强化 ② ，多举办相关教育活动，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兴的 ③ 也可以利用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丝绸之路贸易场景，让大家沉浸式感受遗产魅力。

第三，夯实保护利用理论根基，强化学习交流。一方面，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系统梳理中国交通文化遗产的历史脉络与独特内涵，逐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国际通用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研讨环境，推动理论成果与国际先进经验互鉴。

（摘编自张杰《不断推进交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访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第二，推动多元化利用。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或“____________”的极端。例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兼具展览、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等。同时，要强化____________，多举办相关教育活动，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兴的____________也可以利用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丝绸之路贸易场景，让大家沉浸式感受遗产魅力。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 “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 “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文学真实”的维度》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们常常被富有东方诗意的“暮山紫”“天水碧”“桃花心木色”等国潮色吸引，也对西方由地名或人名命名的“提香红”“普鲁士蓝”“那不勒斯黄”等色彩感到好奇。中西方的颜色命名各具特色，它们不仅仅是色彩的表达，更是时代、文化、社会和思想的投射。探究其中的差异，既能彰显各自独特的美学追求，也能透视出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

中国色彩命名体现对自然的感知。“竹叶青”“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描绘里蕴含着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向往。在这里，颜色不仅是视觉的感知，它们与四季更迭、天文现象、自然时序以及人的情感体验紧密相连。“春青”寓意生机勃勃，“秋水”则带有一丝宁静与深远，中式色彩之名透露出艺术情怀。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五行”与“五色”关联起来，例如“金”对应“白色”，象征纯净与收敛；“木”对应“青色”，代表生机与生长。同时，也把时空概念纳入进来，青色对应东方和春天，赤色对应南方和夏天等。视觉上的色彩和感受蕴含着智慧，构建了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些文化基因源远流长，影响至今。

古代艺术家与诗人透过色彩之名，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时节的敏锐感知，也传递出广阔的宇宙观以及对“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国的色彩命名并不急于锚定具体事物，而是注重抽象的哲理意境。例如，“丹青”一词既指代红色，又具有艺术与情感的双重内涵。这种命名方式强调意象与气韵，而非单纯的物理呈现。相比之下，西方的色彩命名则更偏向实用与具象。很多西方颜料的名称直接与矿物元素、地理位置相关。“普鲁士蓝”便得名于德国普鲁士地区的特定矿物，“群青”“靛蓝”等色彩也因其珍稀矿物资源而闻名。这些色彩之名往往与物质世界的具体存在紧密相连，并带有对资源或技术的依赖性。

西方一些色彩的命名还残留着殖民掠夺的印记。例如“印度红”反映了18世纪英国对印度资源的控制，“哥伦比亚蓝”也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相关。“安哥拉红”的原料主要来源于美洲的胭脂虫，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胭脂虫作为红色染料的巨大潜力，便大规模运往欧洲，垄断了胭脂虫的贸易。

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强调通过科学实验和观察来认识自然，进而掌握控制自然的力量。他主张将自然视为一个可以被揭示和操纵的对象，通过科学研究“拷问”自然，获取其秘密，并用于改善人类生活。这种观念与东方哲学强调的顺应自然形成了鲜明对比。朱熹的“格物致知”阐明了东方哲学重整体、重体验、重德性、重内省以及天人合一的特点，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两位思想家都注重方法论的构建，但认知路径却截然不同。

如果用颜色的命名逻辑来拆解其背后的理念差异会更容易理解。古代中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类似于朱熹的“理”的道德映射。红色系的命名与社会伦理和情感关联，具有“喜庆”“吉祥”“正统”的价值预设，延伸出“朱门”“红颜”，进而用颜色来指代这些抽象意义，比如过年贴红联、婚礼穿红衣，将红色视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视觉符号”，核心是“以义释色”。西方强调实证观察，红色命名始于物理属性与自然现象——先观察血液、火焰的客观颜色，参照光谱中的特定波长，再用“red”来统称这类视觉特征，不带有固定的伦理标签，其核心是“以物释色”，即由具体现象归纳出颜色的定义。在蓝色系的命名上，中西方自然哲学隐喻与物理分类导向的不同轨迹更为突出。中国古人从“青天”“碧海”等自然景观出发，衍生出“青出于蓝”（进取）、“蓝田生玉”（珍贵）等含义，颜色成了人与自然相通的媒介。再比如“蓝本”指原本，本质上是借自然之色的特质映射抽象的秩序感，核心是“以景喻色”。西方蓝色的命名则偏向科学分类与实用功能，先通过实验界定蓝色的光谱范围，再应用于具体领域。前文提到的“群青”“靛蓝”等，每种蓝色都有明确的成分和用途定义，核心是“以用释色”。

步入新时代，广大美学工作者在传承与创新中推出了许多新的色彩理念。他们从历史、文学、艺术和民俗等领域汲取灵感，对传统色彩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创新应用。比如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敦煌色系”在家居、服饰中得到广泛应用，该色系不仅复原敦煌壁画的色彩，更体现出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元宇宙蓝”和“生态绿”等更具时代感的色彩名也应运而生。

中国消费者也积极接受新事物，欣然接纳了“莫兰迪色”这一源于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的柔和、低饱和度色调，它被广泛应用于服装、配饰和化妆品中，因其温柔、优雅的特质备受青睐。这些新颜色的命名和应用趋势，表现了中国人对国际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转化，成为中外文化互鉴和交流的生动实践。

透过色彩名字的考察，可以窥见中西方审美背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有机会理解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欣赏不同的文化之美，还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合作基础，实现美美与共。

（节选自李军《中西方色彩命名中的文化密码》2025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

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当作家想要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故乡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故乡不一定是作者的原乡，不一定是籍贯地，可能是他的精神故乡或者文学故乡。这个概念超越了地理的束缚，成为作家构建意义世界的基石。

故乡不仅是作家写作中一种难逃的空间宿命，也是任何人无法割舍的生存依恋。因为故乡总是与童年记忆相关，与一个人的成长紧密相连。当我们遥望故乡，很多时候是在遥望童年。童年是一个人建立自己与世界联系的起点。但儿童只能用感知的方式进入世界，因为他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只能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与周边的环境建立联系，并形成最初的人生经验。一旦这些人生经验形成，它们就与故乡形成潜在的依附关系，并或深或浅地影响着这个人的一生。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恋土情结》中说道：“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所以很多作家谈及童年记忆对他们创作的重要影响时，都坦承自己对故乡的依恋之情，这也折射了故乡对他们创作的潜在滋养。

这种来自生命初始阶段的童年记忆，表明故乡作为人的知觉与记忆的“生活世界”，聚合了他的诸多身体记忆和感官密码，包括故乡的自然环境、生活气息、乡音语调、触觉体验等，并内化为本能性的身体记忆。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话来说，“生活世界”是我们直接经验到的、前科学的、主观的世界，是先于科学反思的直观经验总和。作家笔下的故乡，正是这样一个“生活世界”的缩影。它不是地理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客观实体，而是充满情感、记忆、风俗和人伦关系的意义世界。作家的创作，就是试图捕捉并呈现这个被体验着的世界的某些本质特征，是对故乡知觉经验的“本质直观”的表达，文字只不过是激活“感知场”的媒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在书写故乡时，故乡总是被描绘成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纯净之地。

作为童年记忆的故乡，本质上也承载了一个人的精神归宿与身份认同，具有生命的本体意味。故乡作为“此在”的原始场域，从存在主义角度看，已非简单的地域坐标，而是作家最早体验世界意义的原初境域，也是作家进行自我确认、形成自我意识的原始空间。如果说写作是作家对人生的一种回望与缅想，是作家对于自然、历史、社会和人性思考之后的审美表达，那么借助故乡的山水、乡音与生活习俗，作家的内心形成对“存在”的本体性理解，其中包含作家主体对生之道、生之理、生之质的感知和体悟。任何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都是他所熟悉的经验世界的一种映射。当他试图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安置在一个稳定且鲜活的经验世界里，故乡常常成为他的重要选择。如林斤澜笔下的温州“矮板凳桥风情”，迟子建笔下的黑土地，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市井，以及福克纳对“邮票一样大小”的奥克斯福小镇的书写，都不只是一种情感上的眷恋，而是作家对自我生命本体的确认。

当然，故乡之所以成为一种记忆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和距离。故乡是回望的产物。但时间会重组记忆，距离会产生陌生。随着作家个人生活的不断变迁，尤其是人生阅历和思想积淀的不断增加，故乡作为一种曾经熟悉的、单一的生活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作家创作中的一种主观回望。这种审美上的回望，常常体现出生命内在的欲望辩证法：故乡既是作家创作中渴望回归的“母体”，又是其必须挣脱的“牢笼”。这种张力状态，构成作家叙事的内在动力，如狄更斯对伦敦的爱恨交织，驱动他对社会伦理的深刻批判。

故乡有时也成为作家审视“此在”生活的一种参照，即摆脱现实困境、追寻内心家园的重要符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他者”的功能。也就是说，在时间和距离的驱动下，故乡有时会在作家的回望中变成一个被对象化、被审视的客体，一个被其放在显微镜下，用以观照和反思当下生存的镜像，借此确认自我的现实思考与判断。像鲁迅笔下的绍兴，包括鲁镇、未庄等，就常常成为他反思现代启蒙的重要文化空间，从《在酒楼上》《故乡》到《阿Q正传》《孔乙己》，莫不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作家对故乡进行反乌托邦式的现代性重构，但是，在这种对话性、反思性的书写中，依然渗透了作家对于故乡的复杂情感和内心情怀。

作为作家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故乡，在不断重返作家的笔下时，已不可能是客观现实的复刻，而是被作家情感反复浸润过的“心理现实”，变成记忆、想象和情感需求共同塑造的产物。它可能被美化，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心灵庇护所；也可能被质询，变成反乌托邦式的审视对象；还可能被他者化，成为在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地域符号。但无论如何，故乡都已不再是那个原初的、纯粹的、具体的场域，而是变成某种具有隐喻意味的文化符号，聚合创作主体对于世界的整体性认知与思考。

（摘编自《光明日报》洪治纲《故乡确定作家的身份和位置》，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