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木叶”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而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落木”无疑正是从屈原诗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来分析一下“木”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而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取材于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诗歌是一种微言见大义的文学样式，这得益于语言的暗示艺术。诗歌语言的暗示大体上可分为“同构暗示”和“异构暗示”。

“同构暗示”指的是诗歌所展现的景象（外在世界）与作品的“意”（内在世界）在力的结构上是一个方向的。在自然界中，许许多多的事物，比如山脉、河流、枝叶等等，它们在不同条件下变化出来的表象，都传达了人的某种内在的情感。比如春天树木发嫩芽给人一种生命萌动的欣喜；而万木葱茏则让人感觉到勃勃生机；当秋天到来，树叶发黄或枯死则让人倍感萧条。通过树叶由萌发到凋零，由绿变黄的变化与人的内在情感生活的联系，从而沟通了大自然与心灵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传达出了人的情感生活的跌宕起伏的变化。古代诗歌就常常巧妙地借用物理世界的事物来暗示内心世界的变化，通过这种大自然的种种风物的律动与人的心灵的律动的沟通，真正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同一的境界。

善于发现那些属于不同范畴的或很少相同之处的事物之间的对应点、共同点，正是诗歌产生美感和诗意的源泉。利用这些对应点、共同点，作者可以从宇宙中、大自然中，甚至平常生活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超越了自我，把“我”等同于自然万物，用心灵去感受宇宙运动的规律。

“异构暗示”指的是诗歌的物理世界（外在世界）与诗歌的精神世界（内在世界）在力的方向上不一致。这有点像修辞中的反衬，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但“异构暗示”探讨的是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沟通，写景是为了表现情，而不是为了衬托情。诗人在诗里客观地展现了一个画面，但这幅画是不和谐的，这也许是作者想极力隐藏内心的情感波动，或者是要让这种情感以极深刻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将思想感情的变化放置在一个相悖的画面之中，让画面来说话，让读者自己找答案。

“同构暗示”说明了物我的协调与同一，而“异构暗示”恰恰打破了这种协调与同一。作者可能会被某个景象感染，但由此产生的情绪并不是诗歌意境的深化，而是与诗歌画面的情感基调不相协调的情绪波动。所以，在阅读这一类诗歌时，我们往往会被表面的景象迷惑，对诗歌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好在有诗歌的语言提醒着我们还有一些未曾道破的东西，只要细细品味、好好体会，这些隐匿起来的景致便豁然显现。

（取材于刘燕玲《浅谈诗歌语言的暗示艺术》）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建筑油漆彩绘实际上就是古代人们在建筑物上利用一定的物质材料绘制的装饰画，不但增加了建筑物的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防水性能，一定意义上也增加了建筑物的使用期限。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之一的古建筑油漆彩绘，在我国境内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历史悠久，从上古时期绘画出现之后，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古代中国人就开始了绘画与建筑艺术的融合，在凝固的时光中展现他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古建筑油漆彩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精神追求，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建筑的实用价值意义的无限追求。古代中国，木质结构是当时建筑物的主要结构形式，而木质结构建筑材料在经历较长时间后容易出现受潮或者虫蛀等情况，于是人们开始在木材表面涂以厚重的红色或黑色油料来加以解决，进而增加了其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实现了实用和美观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古建筑油漆彩绘的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就有“山节藻棁”的记载，是说在大斗之上涂饰山状纹样，在短柱之上涂饰藻类的图案。到汉代建筑雕梁画栋，隋唐建筑更加绚烂，元代彩绘风格豪放，明代呈现规律化、装饰化特征。清代进一步程式化、制度化，大量使用蓝色调，彩绘更加华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建筑油漆彩绘见证了古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象征，也记载了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是我们中国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建筑油漆彩绘的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绘画的形式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古建筑油漆彩绘作为封建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龙和凤的图腾是其宫殿建筑的突出代表，也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皇家建筑的专属和标志，更是封建统治者进行装饰不可替代的题材。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向往，而建筑彩绘通过图案寓意吉祥和美好，作为祥和如意的象征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摘编自林珠龙《关于中国古建筑油漆彩绘的研究》）

材料二：

汉代漆器设计在图案上有自然景象，在造型上有自然界的动物，在理念上也有自然之思想。也就是说，汉代漆物的创作离不开自然。自然不仅是汉代工匠的教科书，还是汉代漆器设计者的范本。

从美学层面看，汉代造物艺术观是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将自然纳入设计的审美视野的？《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从设计学角度看，这段文字论述了一个关于“工巧”与“材美”关系的问题。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巧工有“米”造物也难成，这是因为设计材料具有相对性与适应性。良匠为什么不能斫金？巧冶为什么不能铄木？这是因为“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也就是说，物质材料的自然性具有使用或设计的相对性。其实，“夫物有以自然”，在汉代设计艺术中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不仅指设计材料的自然性，还表现为自然化。“自然化”是指在设计中将自然物转化为审美对象或表现对象。自然化既是一个设计的过程，也是一个设计的结果。譬如汉代漆器“三鱼纹耳杯”，杯内用红漆绘三鱼，三鱼首尾嬉戏，围绕着形象规整的四叶纹，图案设计鲜活而富有生趣。其中作为自然物的鱼、叶，经过巧工点化而形成“三鱼纹耳杯”图案。自然化是一种艺术化与技术化的形式，也是巧工干预的结果。从装饰和造物的技法看，它就是一种艺术的典型化。“三鱼纹耳杯”中的图案可谓三鱼一世界、四叶成宇宙。

另外，汉代造物艺术中的自然概念还表现为非人为干预的天工开物的形态。张衡《灵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自然相生，莫之能纪。”当然，自然相生并非绝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鹿便是一例，整体上看，它属于真实仿造，但局部上看，鹿头上的鹿角却是一对真鹿角。可谓“有象可效，有形可度”，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自然相结合的设计，同样是自然相生的设计典范。

汉代漆物仿生设计非常普遍。譬如昆明羊甫村发掘的西汉羊甫头墓出土了大量模仿动物的漆木雕，有兔头、水鸟、牛头、犬头、猴头、猪头、鹰爪、鹿头等形象。再如许多汉代灯具、漆器等日常生活器具，也是仿生设计思想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生活器具的造型设计原则是“顺物自然”，其设计灵感来源于对自然的体悟和对生活的感受。工匠们运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将自然界中生动的动植物形象作为设计的参照对象和摹本，而用现代设计语言来说，这种设计是仿生型设计。汉代漆器的很多设计灵感来源于自然，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广西罗泊湾一号墓漆器器型多模仿自然植物，如漆铜蒜头扁壶，其壶口为六瓣蒜头形。这种将自然仿生与真实使用相结合的设计，是仿生设计的典范之作，也是人化自然的杰作。

（摘编自潘天波《汉代漆物的文化品格：美学的视角》）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纵观历史，戏曲艺术一向善于借助新的传播方式再焕生机。在互联网时代，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应当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借力互联网思维和传播手段，推动自身繁荣发展。

自幼成名的京剧女老生王珮瑜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红出了戏曲圈，红遍大江南北。年轻时尚的王珮瑜成为“戏曲网红”，不但维系了原有的京剧戏迷，还培养了大量新粉丝。这是新媒体时代传统戏曲艺术借助新传播方式宣传戏曲艺术、扩大戏曲受众的新途径、新手段。

20世纪以来，戏曲艺术的传播方式就先后经历过“戏曲+电影”“戏曲+广播”“戏曲+电视”和“戏曲+互联网”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戏曲艺术从来没有自甘保守，总能借助和利用新的传播方式进行推广和宣传。如今，无论是戏曲演员、戏迷还是戏曲院团、各演出场所，都在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建立自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戏曲动态信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戏曲知识、交流戏曲心得，数不胜数的移动网络平台成为戏曲资讯和戏曲知识的“集散地”。这种即时性、平等性、共享性的信息交流，改变了戏曲艺术此前的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

互联网文化也进而直接对戏曲艺术创作产生影响，比如网络资源成为戏曲创作题材来源，戏曲艺术借助已经走红的网络IP吸引新的戏曲观众。“越剧王子”赵志刚早在2002年就把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搬上越剧舞台，网红小说《甄嬛传》也被上海越剧院搬上戏曲舞台。此外，专业戏曲创作者将经典折子戏或名家名剧设计改编成动漫艺术在互联网上传播，将戏曲的触角伸向年轻时尚的动漫受众，吸引网络观众关注戏曲。在艺术创作之外，互联网还能推动戏曲相关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如一些商业化戏曲公众号运营平台，借助资本力量，寻求围绕戏曲消费的可能商机。

当前，已经普及的互联网技术正在为以戏曲艺术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提供难得的传播与发展机遇。传统艺术需借助新的传播手段激话生机与活力，也应当有充分文化自信，能用好互联网手段，为自身的发展繁荣增添助力。一方面，戏曲人在以戏曲艺术为本体的前提下，积极开疆拓城，为古老戏曲不断培养年轻观众群体，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时代特质；另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可积极返归传统艺术，从中汲取与当代审美契合的文化要素，创作出有传统味道的新的大众文艺。而作为文艺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者，亦可关注这一新现象，及时为创作者提供理论支撑与适时指引。

（摘编自李小菊《把最传统“传播”成最时尚——从“戏曲网红”谈起》）

材料二：

中国戏曲作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面临着后继人才匮乏、一些优秀的传统剧目濒临失传等种种困境。这和拆北京老城的道理是一样的，拆掉它很容易，可再想建立起来，却永无可能。丢掉了传统以及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就是失掉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国民普遍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普及；同理，对戏曲来说，只有当大众认识到戏曲是精粹，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欣赏、去了解时，戏曲艺术才能得以弘扬。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如何在吸收西方科学精神的同时做到保存、发扬自己，是许多志士仁人努力的目标，以梅兰芳大师为代表的戏曲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表演艺术领域的转换，适时地保存、弘扬并发展了古典戏曲中的传统人文精神。今天，作为舞台艺术的戏曲，要走的仍然是“经典化”的道路。戏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使戏曲艺术继续走“精致典雅”的道路，而不是在所谓“市场价值”的哄抬下，降低它的艺术品格和古典趣味。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做到“继承创新，雅俗共赏”。中国戏曲是中华传统艺术的杰出典范，其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我们要把戏曲作为一种文化来提倡和发扬，使其活在舞台上、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

艺术有形，文化无形。左右着戏曲艺术兴衰存废的无形之手，不仅在于戏曲自身的文化底气，更在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戏曲是前辈艺术家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古典戏曲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戏曲的传承与创新，实现古典戏曲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历史证明：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地扬弃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

（摘编自尚长荣《戏曲现代化：一个永恒命题》）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

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的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落木千山天远大”（黄庭坚《登快阁》），充分说明了这个空阔，这是到了要斩断柔情的时候了。“木叶”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柳枝上刚萌发出点点的细叶，料峭的春风便已来到了人间。这个细节，诗词中又称为“柳眼”，仿佛在说碧玉妆成的柳树，忽然从睡梦中一觉醒来，睁开了眼睛，同时也就是春天的开始了。所谓“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草透出了绿意，柳睁开来眼睛，这是多么富于生意的绿色世界啊。

世界是绿色的，可是诗人却爱说“青青河畔草”“青青夹御河”“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春天叫做青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青春复随冠冕人，紫禁正耐烟花绕”。而春游也叫做踏青，却不说踏绿。春天唤做青阳，春神名曰青帝，少年称为青年，那么到底是谁代表着春天呢?

绿与青原是相近的绿色，所以春天又称碧落、碧空，碧也就是绿。绿草可以称为青草，绿柳却不能称为青柳，但是“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却又正是好诗。“春晚绿野秀”，这绿野却很少称之为青野。大概由于绿指的是具体的现实的世界，而青则仿佛带有某种概括性的深远意义。

绿原是一种谐和的色调，在万紫千红的春天，绿乃是多样统一的典范。而青则更为单纯、凝净、清醒、永久，松树因此就都称为青松。

所谓青山绿水，何尝不正是两种性格的说明呢?这里或者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生活中的启发吗?谁不愿意青山不改、青春常在呢?但这只是一种理想，从现实到理想，从具体性到概括性，本来是绿的却说成是青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青青。

（摘编自林庚《青与绿》）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老人与海》用简洁的文字塑造了鲜明的“硬汉”形象。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后更是遭到了失败。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借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奋勇抗争。虽然大马林鱼没有被保住，但老人却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里，海明威描写了一些拳击师、斗牛士、猎人等形象，他给这些下层人物的身上赋予了一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性格，《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形象就是这种性格的发展与升华。老人在与鲨鱼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不失人的尊严，虽败犹荣，老人的精神并没有被打败。可以说，他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把评价圣地亚哥的形象停留在老人与外界困难之间的斗争上，认为这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精神，这样的分析未免浅薄。老人与大马林鱼、鲨鱼等的斗争是大家可以看见的。它们象征了社会中的或明或暗的危险，但别忘了圣地亚哥是一个人在与危险作斗争。一个人的战争是残酷的，他既要与外界的敌人斗争，还要与自己斗争，而与自己的斗争是最关键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没有人能够打败自己，打败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海明威作品的内涵是丰富的，这就是他的“冰山”创作风格的体现，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作品是八分之一，读者的理解是八分之七。老人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斗争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割断钓丝和绳子，从而免受皮肉之苦，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与自己斗争，他调动自己的精神、毅力和智慧与困难和自己作斗争，他认为“痛苦在男子汉不算一回事”“我也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一个人在无依无靠时，人性中懦弱的一面会显露出来，这源于“本我”的原始性，但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不足以表现人类的顽强进取精神。弗洛伊德把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人只有克服自然本性的“本我”，克服“自我”的弱点，才能达到“超我”的境界。老人正是在内心与“本我”和“自我”的斗争中才成就了伟大的圣地亚哥和海明威。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勇士，海明威正是这样的英雄。

作家把创作当作自己的生命。海明威在1945年后遭遇一连串的变故，加之创作上的“瓶颈”，导致诽谤声四起。他于1952年创作《老人与海》，彰显了自己的人生高度。此后，病痛、流言、写作高度的不能逾越一直折磨着他。他不能突破自己，他选择了用死来捍卫自己创造的高度，他把自己定格在人生的辉煌巅峰。

（摘编自李兴春《〈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与海明威》）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出访古巴，习近平都特意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海边的栈桥、戏水的孩子、海明威爱喝的“莫希托”酒，让他对海明威这位文坛硬汉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和感悟。“《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浩如烟海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中着重提及海明威和《老人与海》，足见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身处伟大时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仍会感动，仍会受到作品中的精神的鼓舞。

（摘编自蔡小文《〈老人与海〉：描述永恒的精神》）

材料三：

《老人与海》中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颁奖给海明威的赞辞特别提到这本书，说它鼓舞了人类的斗志，给人们带来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海明威属于“迷惘的一代”，但他即使身处迷惘仍积极反抗，反抗当时时代的悲颓。当今时代大不相同，如今我们远离战争，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现在有些年轻人却被看作“迷惘的一代”，他们越来越没有工作动力，生活状态可以用无精打采形容。

海明威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塑造的硬汉形象却激励了无数代人不懈奋斗，也激励着现在的年轻人。《老人与海》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激励青年人不颓废、不消极，面对生活要斗志昂扬，像圣地亚哥一样有斗争精神。在《老人与海》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乐观开朗，积极面对生活的老人。当今年轻人应该学习他对待生活充满希望的心态，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无论何种境遇，始终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此才能够真正面对遇到的一切困难，这是我们对待困境必备的态度。

（摘编自李莉《失败的英雄圣地亚哥—经典英文作品〈老人与海〉赏析》）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无不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槽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槽里灌上一半水，摇槽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摹仿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关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回客。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断）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节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签》里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炼而又极典型的姿势，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节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材料二：

戏剧冲突作为戏剧中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按照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性格与性格的冲突以及性格内部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交代背景、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彰明主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指的是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某个横截面的具象化。剧中人物都有各自所处的独特环境，当人物的性格与主流大环境发生某种奇妙的碰撞时，冲突才得以产生，戏剧情节也随之不断向前运动、发展。因而剧中的人物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矛盾，其源头在于周三十年前对鲁的抛弃。这一抛弃的行动是在家族的压迫下做出的，是源于当时社会上“门当户对”的主流思想观念。个人的力量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下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抛弃，鲁侍萍另嫁鲁贵，才有了四凤的出生和后面的那一场不伦之恋，并在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

若只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则《雷雨》中悲剧的根源在于大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与裹挟，这一论断显然失之偏颇——只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剧本之中的人性塑造。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性的挖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一个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性格与性格的冲突是戏剧冲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手段。同样是《雷雨》之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一段戏，通过人物短短的几句对话和几个戏剧动作，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与蘩漪两个人之间爆发的矛盾看似简单，只是喝药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朴园借着喝药这一件事在树立他在整个周家的权威，他要蘩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咄咄逼人，最后甚至逼迫周萍用下跪的方式劝蘩漪吃药。蘩漪只好步步后退，最终在喝了药之后“哭着跑下”。而周冲之前想把学费分出一半的想法也被立即掐灭。在这一段兔起鹘落的冲突中，周朴园作为一家之主的独断、周萍的软弱、蘩漪的辛酸无助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性格内部的冲突实际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复仇的王子”哈姆莱特一角，当他证实了叔父杀父仇人的身份、决心复仇之后，却因为对方正在祈祷的行为而犹豫不决，最终与仇人同归于尽。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昭示了人物性格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莎翁设计的这种人物的“延宕”，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是不合理的，但站在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剧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来看，却又是最合理不过的。

（摘编自纪超《从人物与冲突看戏剧的本质——以〈雷雨〉〈哈姆莱特〉为例》）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者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与尊严，尤其强调人性的善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哈姆莱特曾经对人类有着高度的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在20世纪初期逐渐演变为一门学科。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冯·诺依曼才正式证明了博弈的基础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宣告博弈论诞生。

简单来说，博弈的基本构成要素分为决策人、对抗者、局中人、策略、次序等。

所谓决策人，指的是在博弈的赛局中率先做出选择的一方，决策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身在对局中的感受、自身的状态等，率先做出一种具有方向性的选择。

二人博弈对局中的对抗者，往往是选择滞后的那个人。他需要做出与决策人的行为相反的选择。这个对抗者的选择几乎是被动的，他的行为和动作是落后的，但是这将可能成为他最后的优势。简单来说，他所做的选择极有可能是基于决策者的劣势而做出的，具有空间优势。这样看来，对抗者往往会成为二人博弈中占优势的一方。

我们知道一场竞赛会由多位参与者组成，而在博弈中，这些有决策权力的参与者，则被称为博弈赛局中的局中人。人们参加较为正规的比赛，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还会为自己制订一定的计划或者策略，帮助自己取胜，博弈亦是如此。在一场博弈赛局中，任意一个局中人都会制订自己在实际情况中所要施行的计划或者策略，简单来说，局中人的方案与计划并不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而是针对整个对局过程，这个计划被称为局中人的策略。假设在一个博弈赛局中，局中人的策略是有限的，此博弈便被称为有限博弈，反之则被称为无限博弈。

比赛次序有先后，博弈策略亦是如此。博弈中的决策方在一个赛局中需要做出多次决策，此时便会出现决策的次序问题。在此过程中，如果决策的次序不同，信息结构不对称，即使其他要素相同，其博弈结果也不相同。

根据博弈双方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即通常意义上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参与博弈的人有没有达成一个相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假设有协议可以参照，便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若以时间顺序为基准，博弈也可以分为两类：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前者是指在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共同选择或者非同时做出选择，但是所有的后参与者对此并不知情，即后参与者不知道最初的参与者做出了怎样的决策和实际行动。后者是指在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采取的具体行动有先后之分，而且后来加入的参与者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前面参与者的具体行动。简单来说，囚徒困境^①属于静态博弈，而棋牌类的博弈，或者那些行动、决策有先后的博弈则是动态博弈。

（摘编自《冯·诺依曼〈博弈论〉前言》）

材料二：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博弈中的逻辑推理，冯·诺依曼先构造出一个概念，其包含了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选择。通俗意义上说，参与者的一个策略选择就是一套简单的行动法则，是提供给参与者所有可能情况下的行动指导。假如任意一名参与者都能遵循给定的各种正确的策略，那么所有参与博弈的人在博弈结束时，能够获得的收益就是确定的。

按照作者冯·诺依曼的观点，博弈论是最适合研究经济问题的数学方法。策略能精准建模决策互动，因而博弈论成为分析经济斗争的理想工具。博弈论研究的是斗争，所以在无数斗争的场景中，我们都有可能通过使用博弈论来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例如人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军事上的斗争等。

冯·诺依曼在《博弈论》中对多人博弈中的个体利益最大化问题进行了论证。例如，研究如何用固定长度篱笆围出最大面积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利益最大化问题，我们只需要利用代数或微积分知识便可给出答案。在多人博弈中，当两个理性头脑为了同一个目标产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答案总是会同时依赖于两者的决定，所以这时整个事件的形势与个人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形势便不再相同。比如两个人一起玩井字棋，如果甲方先行，且行棋方式完全正确，那么乙方将永远无法击败他；同样，若乙方先行且行棋正确，甲方也永远无法击败他。此例属于完美信息博弈，证明多人博弈结局由双方策略互动决定。

冯·诺依曼还通过猜硬币与下象棋的案例分析二人零和博弈。他用这个经典的博弈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理论：参与这个零和博弈的人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他们都想尽可能地使对方的利益最小化。在零和博弈中，因双方利益完全对立，参与者需采用随机策略以防止被预判。

要判断一条铁链的强度，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最弱的一环；要判断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首先要知道它的短板在哪里。在最坏的情况下，最可能获得的收益取决于最脆弱的一点。这个时候，参与者可以立足于这种最坏的情况，采用一种随机策略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例如在扑克牌博弈中，玩家能够在信息不透明或对抗性强的博弈中，采用随机策略，通过概率分布打破对手的可预测性，使对手无法通过针对性策略获利，同时也避免自己的单一策略被对手利用，从而在最坏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随机策略也常常出现在考试中，一个老师在为学生出考试题时会随机从教科书中抽取内容，这样一来，就可以促使学生复习整本教科书来保证自己考到最优的分数。

《博弈论》一书既包含了对博弈数学理论的细致说明，又包含了对该理论多方面的应用与实践。博弈论的最终归宿应该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利用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不管是平行利益问题和相反利益问题、完全信息问题和不完全信息问题，还是自由合理的决定、机会影响问题等等，都能够用一个精确的策略来解决。

（摘编自《冯·诺依曼〈博弈论〉译者序》）

【注】①囚徒困境用于描述在一种博弈情境下，个体之间可能面临的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冲突，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人们对一切事物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各人所见到的事物的形相都带有几分主观色彩。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画家朋友只管审美，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只会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因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

②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家朋友来说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先说实用的态度。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学会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身以外的一切人和物，有些人和物对我的生活有利，有些对我的生活有害。我对它们便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事物本来是很混乱的，人为便利实用起见，才根据经验把四围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作“饭”，天天穿的东西叫作“衣”，某种人是朋友，某种人是仇敌，于是事物才有所谓的“意义”。意义大半都起于实用。在许多人看来，衣除了是穿的，饭除了是吃的，便寻不出其他意义。明了实用之后，才可以对事物起反应动作，或爱或恶，或求或拒。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⑤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丢开自己的成见和情感，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见到一堆粪，不说“它的气味太坏，我要掩鼻走开”，他只说“这堆粪是一个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它的化学成分，看看有没有病菌在里面”。这种科学的态度很少掺杂情感和意志，它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因果、必然性与偶然性。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⑥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赚钱，植物学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他们的意识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过把古松当作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和它有关系的事物上去。所以实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得到的事物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观者的注意力都不是专注在事物本身上面。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态度的最大特点。比如我们画画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专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作显花植物，总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领住他的意识，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不计较实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关系、条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这种脱净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作“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作“形相”。美感经验就是形相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相于直觉时的特质。

⑦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

⑧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面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⑨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是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壶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 A ，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 B ，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意义，在孤立绝缘时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 C 。因此可以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之《我们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是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壶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A________，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B________，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意义，在孤立绝缘时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C________。因此可以说，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农业文化遗产指的是一种活态的、至今仍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的生产系统。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留下了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保护传承几千年来的农业文化遗产，2012年，当时的农业部开始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评选活动，至今共列入5批118项。这些遗产是中华传统农耕方式的优秀代表，有的形成了循环生态利用的模式，依然造福于当地。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遗产时，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中国的农业遗产中，水稻元素最为显眼。这与水稻在中国传统农业中的重大作用相匹配。中国是重要的农业文明起源地，在万年前开始驯化水稻，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水稻承接了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任务，使中华农耕文明始终得以延续。水稻起源于南方地区，将沼泽地变成良田。稻田所处的低湿地含有的营养物质成分高于北方旱地，水稻的产量优势得到发挥。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人口迁移至江南一带，推动了当地水稻种植。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便于将南方的粮食向北方输送。唐宋之际，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宋代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出现。水稻与鱼、鸭、蟹、虾、鳅等在稻田中共生，形成小的种养系统。自公元9世纪保持至今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水稻、杂草构成了系统的“生产者”，鱼类、昆虫、各类水生动物构成了系统的“消费者”。系统自身不需使用化肥农药，就维持了正常循环，保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其突出代表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2005年6月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水稻还成就了高山梯田与丘陵梯田。只要有灌溉条件，人们就会选择种水稻而不是旱地作物。其中，云南元阳稻作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是其突出代表。在云南元阳的高山上，山顶为森林，接着是村庄、梯田，底下是河流，这个梯田系统被解读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1300多年来，哈尼族人生生不息“雕刻”出了一幅幅山水田园风光画。2013年，该遗产在第三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水稻还与小麦形成了稻麦轮作的水旱轮作系统。这个系统中，因为土壤环境在干湿中轮换，相应的作物病虫害因为转换失去了固有的生存环境，危害大大减轻，“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就是其代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生活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的人每年5月6月栽种水稻，10月11月水稻收获后翻耕播种大麦或者小麦，麦茬翻耕后再栽水稻。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农业面临的问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因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得到广泛认同。到今年为止，中国共有15个农业文化遗产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现代农业系统相比，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应该加以保护、传承与利用。

——徐旺生《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分，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分的描写。

从“女婆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婆”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链接材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