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是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55年建成，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7时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信息时代，万物皆媒（       甲     ）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迭代，受众每天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新闻早已进入“审题”时代。作为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标题一直以来都有“（            ）”的说法，被称为新闻的“眼睛”，决定着新闻的阅读率和传播价值。

信息传递效率是满足阅读需求的基础。当前，受众碎片化阅读习惯加巨，压缩新闻标题符合受众追求“短平快”的阅读习惯， ① 有时候拉长标题也能让新闻更加通俗易懂和表明观点立场（       乙     ）不论“言简义丰”，还是“厚题薄文”，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传递有效信息和吸引受众眼球。吸睛表达是正能量找到大流量的钥匙。随着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变，受众更易于接受省目直观和突出重点的标题。在标题中突出数字信息， ② 是合理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的体现， ③ 可以有效契合受众的阅读习惯。

a.客观事实成为维护传播力的基本要求。b.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丙     ）新闻标题则是对新闻内容具有概括性的简短文字。c.在全媒体时代，受众被海量信息裹胁，逐渐丧失了对客观事实的判断与思考能力。d.新闻工作者要坚守新闻底线，避免不要在新闻标题制作过程中出现以偏概全、断章取义、题文不符等问题（       丁     ）维护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公信力。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美国的了。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的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材料二：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抨击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扶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向美帝国主义告别，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新华社记者于1997年7月1日合写的一篇短新闻，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表达了民族强盛的自豪感。

“别了”一词被当代中国人民普遍理解和使用，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史的告别宣言。不说“再见”，只道“永别”，“别了”一词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帝国主义欺凌史。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意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转到马歇尔身上，他相中了司徒雷登，1946年的7月，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5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避免中国倒向苏联，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遭到拒绝，无奈回国。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种种策略，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将帝国主义的欺凌史扫进了垃圾桶。

别了，“不列颠尼亚”，别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史。别了，“不列颠尼亚”，既是向不列颠尼亚号邮轮告别，也是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

英国、美国等国家在之后也始终没有停止搅乱香港的图谋，1997年掀起金融危机冲击香港金融市场、2013年挑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2019年煽动香港暴乱，均被祖国一一化解。

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帝国主义的殖民史、欺压史都将一“别”不复返。

（摘编自王洪涛《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别了，“不列颠尼亚”〉》）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4点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7点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0点40分，刚刚参加完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

（节选自《别了，不列颠尼亚》）

文本二：

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仪式程序来展现的。6月30日下午4点30分，末任港督彭定康在港督府举行降旗仪式；晚6时15分，英国政府在添马舰军营举行告别仪式；晚11时59分，英国国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缓缓降下；7月1日零时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香港回归的新闻报道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记者通过精确的时间记录和场景描写，将历史性时刻具象化。从下午的港督府降旗到子夜的政权交接，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其次，报道采用了大量象征手法，如“不列颠尼亚”号的离去象征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终结，雨水的意象既烘托了现场气氛，又暗含着洗刷历史耻辱的深意。第三，报道在客观叙述中蕴含着深沉的情感，既有对历史变迁的理性思考，又有民族情感的含蓄表达。

这种新闻写作方式，既保证了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又通过文学化的表达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使读者能够在了解事实的同时，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民族的尊严。

（《香港回归：历史性时刻》）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残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___①___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___②___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协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节选自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侵略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精神层面而言，中华民族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犹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共同体认识深入人心，爱国主义空前高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华民族经由抗战而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不仅是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勇毅前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物质基础薄弱。以钢为例，20世纪30年代，中国钢的年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一，军队装备远不及日本军队。物质基础薄弱，也导致国人精神世界受到侵蚀，“一盘散沙”似乎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代名词。

但是，中国有着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致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并焕发出无敌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被全面激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并且以精神力的强健与发扬，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着物质力的短缺与不足。

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杰出代表。抗战时期牺牲的共产党人千千万万，他们无不体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赵一曼，这位貌似柔弱的女子，有着“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的抗日情怀。她在被日军关押期间，成功地以爱国心民族情打动看守和护士，于是他们帮她逃出了关押地，虽最终未能成功，但使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共产党人的意志感染力和普通中国人内在的爱国情怀。借用毛泽东形容抗美援朝之语，抗战时期的中国，是“钢少气多”，但就是这样的“气”，也就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抵抗，不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伟大抗战精神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近代以来，列强压迫激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感。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让中华民族精神“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矗立了起来”。个个争先，义无反顾，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恨不抗日死”，这是令侵略者胆寒的精神力量。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民族气节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在抵抗侵略、生死存亡的刹那间，唯有爱国的情感，可以驱动个人舍生取义。戴安澜将军率队远征缅甸，多次重创日军，后身负重伤，他在遗书中表示：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冀中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日军逮捕逼其劝降，她绝食殉国。马本斋得知后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中国人不畏强暴。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他写下誓词：“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左权将军身负重任，舍弃个人生活换得千千万万中国人独立自由的生活，最后在太行山壮烈牺牲。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对抗。面对困难，坚定抵抗者则永不退缩、心怀必胜信念。毛泽东总结道：“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杨靖宇将军在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时说：“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最后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

共产党人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塑造者和实践者。敢于斗争，就是迎难而上；善于斗争，就是知己知彼。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阐释了两者关系，其中的关键在发动全面抗战、全民抗战。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以自身的政治引领、思想意志、精神作风、实干苦干，团结动员民众，实现全民族抗战，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材料二：

历史可以观照现实，现实也可以反映历史。形成于抗战中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代代不息的中国人爱国情怀的写照；不仅具有历史的特性，更具有时代的价值。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为核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昂扬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升华和锤炼，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强大的精神基础。毛泽东这样总结抗战时期中国的变化：“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伟大抗战精神是我们聚力强国复兴伟业的精神源泉。人要有精神，民族和国家更是如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要发扬伟大抗战精神，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攻坚克难，以抗战先辈为榜样楷模，筑起我们的精神长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两则材料均摘编自汪朝光《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聚力强国复兴伟业》，载《光明日报》2025年9月13日）

作者首先承认近代中国物质基础薄弱的事实。但他指出，这种劣势可以被__________所弥补。因为中国的__________蕴藏着强大的潜能，侵略危机则充当了__________，最终使精神力量战胜了物质上的悬殊。

九十年前，红军战士用脚丈量出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他们爬雪山、过草地，从不曾停下，因为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不能停，不想停，他们要用脚板给中华民族蹚出一条活路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面对自己的“长征路”，你是否也有“不能停”“不想停”的时刻？请结合材料，联系现实，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淬炼形成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良好作风、光荣传统等优秀品质，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情怀，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共识。

为什么是“红色”？这里的“红色”不单指颜色，而是政治文化中的特定概念。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有两大源头。一是传统文化中的红色源流。“中国红”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色。二是国际共运的红色源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红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红色实现历史性汇流，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过程中，经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熔铸，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标志。

生成机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生成过程，是由多种新型“因子”综合作用的组织再造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内核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根本体现，是红色基因生成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新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

内在特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根本特质。马克思主义以探索人类解放、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民性为主要特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也体现了朴素的人民性立场。中国共产党将两者结合形成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一步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可见，人民性是红色基因的底色，是红色基因的根本特质。

瞿秋白曾说，赤色便是革命的意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展现了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革命品格。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了除旧布新、不断变革的革命意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是以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了新时代新的革命性变革。

尽管红色基因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呈现不同的外在表现，但核心本质却始终如一。红色基因的稳定性特质集中体现在，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本质特征的意识反映，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我党最鲜明最优秀的政党特质，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红色基因所蕴含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世界观等始终不变。

象征意义。红色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独特标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这种历史传承使得红色基因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深远的政治象征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身份和形象的核心标志。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史承载了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观念，推动了广泛社会认同的形成。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红色基因传承，引领着党员和广大社会群体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信念。红色基因通过传承和共享，强化了群体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广大社会群体认同赞同和追随的目标，是社会群体认同的“共识传承”。

红色基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红色基因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红色基因包含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创新的坚持，为党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指引了方向，提供了方略。再次，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纯洁性，红色基因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最后，在凝聚社会共识、激发人们奋斗、促进社会稳定中，红色基因发挥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段治文《红色基因的生成机理与时代意义》）

材料二：

奋进新征程，我们需要从红色基因中感悟党的苦难与辉煌、汲取精神滋养与前进力量，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坚毅的精神气质、厚植深切的人民情怀，使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红色基因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从不畏艰难、不惧牺牲、坚定信念的革命历史中汲取“营养”，这是补足精神之“钙”，引领中国人民自立自强、勇往直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以明大德之觉悟尽忠诚之赤心，练就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的良好品格；时刻严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构筑起抵御诱惑的坚强防线；不断强化职业操守，修其家廉、修其党性、修其美德。

培育坚毅的精神气质。红色基因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将红色基因中所呈现的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勤奋学习精神等，作为培育新时代共产党人坚毅精神气质的宝贵资源。

厚植深切的人民情怀。人民至上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新时代新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厚植为民情怀，学深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摘编自肖述剑《红色基因的伦理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材料一：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从嘉兴南湖的红船到天安门广场的红旗，从“爬雪山、过草地”的跋涉到“小米加步枪”的抗争，“站起来”的背后，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决绝，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

材料二：新时代领路人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从“嫦娥”团队平均年龄35岁到“脱贫攻坚”一线的青年驻村书记，当代青年正以行动诠释着“强国一代”的责任。

上述材料能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以深刻启示，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久前，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语贯古今字载中华——教育部、国家语委重大语言文化工程建设成果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一批重大语言文化工程取得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出版一批重要著作，中华精品字库、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等数字化建设迅速推进……这些宝贵成果，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筑牢根基。

探源中华文明，从历史深处延续而来的语言是珍贵符码。正如有学者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其间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中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让人们得以从汉字原初构型中破解文明起源的奥秘。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留下“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沉淀在中华典籍里的人文思想，蕴含着跨越时空的魅力，成为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得益于重大语言文化工程建设，中国话、方块字的文化名片更为亮丽，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更为丰厚。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两句诗曾扣动无数游子的心弦。方言是地方文化的坐标，沉淀生活记忆，凝结深厚情感。作为一项国家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已完成全国所有省份1700多个调查点的调查保护，覆盖国内120余种语言和方言。只要登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就可以随时随地聆听“来自家乡的声音”。一个个词条，内容涉及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婚育丧葬、节日活动、说唱表演等，如同一枚枚生动的文化切片，为地方特色文化留下珍贵的记录。被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语言文化，留住了文化乡愁。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自然语言处理成为热门应用领域的背景下，语言文化工程的成果开发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以数字技术赋能古文字传播应用，让冷门绝学走近大众；精选历代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开发成“中华精品字库”，实现书法艺术和信息技术、汉字应用的高度融合；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开发甲骨文互动展区，让观众能够深入了解甲骨文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创新应用。创新是语言的活力所在，当记录在甲骨、金石、简牍、绢帛、纸页上的古文字化身数字比特，插上大数据的翅膀，我们的语言文化必将在数字时代焕发更为独特的魅力。

语言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身处全球化时代，彰显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记录着厚重历史和多样文化的语言是资源宝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沿着文明的脉络，从古文字里探究文明源头的奥秘，从各地方言里感知文化的多样，从数字化创新中触摸时代的脉动，让中国语言文化的长河生生不息。

（摘编自智春丽《让语言的长河生生不息》）

材料二：

生活中，无论是日常攀谈还是正式发言，语言都可谓交流的工具、思维的载体。重视语言，善用语言，让语言释放智慧与力量，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语言的力量，首在言之成理。“言贵于有物，无物，非言也”。就拿开会发言来说，一个人的讲话之所以能振奋人心，引起共鸣，关键在于相关语言都找到了恰当的支点，在事实和逻辑层面无懈可击，有说服力。语言的力量，贵在言之有德。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讲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纵观历史长河，誓言“舍身为国”、发出惊人之语者不在少数，他们终能流芳千古，为民族精神注入生动元素，反观那些“两面人”、投机者，纵然信誓旦旦、巧舌如簧，但由于没有人格的光亮、缺少修养的支撑，说出来的话自然无法令人信服。语言的力量，亦在言之共情。《文心雕龙》有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这是行文的典范，又何尝不是语言的真义？话语真情充沛，逻辑严谨，自然能生发出直抵人心的力量。穆青采访焦裕禄事迹时情动于衷，挥洒热泪，多年后，其采访日记上仍依稀可见斑斑泪痕。有了真情的贯注，那么语言和作品就都有了永不枯竭的活力，可以抵御时光而历久弥新。

轻视语言的力量、忽视沟通的艺术，往往容易言不由衷、表意不明，甚至造成误解、触发矛盾。现实中，有的干部一讲话，群众便皱眉摇头，原因何在？问题就在于这些讲话内容干瘪，细咂无味，要么是脱离实践的空话套话，要么是违背情理的废话假话。譬如，有的乡村动员植树，长篇累牍都是绿化的道理，对大家最关心的树苗供应等现实议题只字不提。再如，发生安全事故，人们最关切的是伤亡情况和救援进展动态，个别地方的新闻发布却大篇幅着墨于“地方领导重视”，缺少事件本身的信息。凡此种种，消解的都是群众的信任。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语言是行动的影子，行动是语言的土壤。挖掘语言的宝藏，品味语言的艺术，有助于更好传递信息，交流意见，沟通情感，也必将推动行之有恒，行之有格，行之有效。从这个角度来说，从真理中汲取营养，在信仰中涵养定力，于情感中激发共鸣，有利于激发语言的力量，最终做到知行合一、言行并举。

（摘编自何冠军《语言的力量》）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及特邀人士的代表（包括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中，坚定地说出了那一句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相对于1946年1月在国共重庆谈判基础上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所达成的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和平建国、民主建国意向，很快就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方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炮火无情摧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新政协会议”），意在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联合政府”，进而建立起有助于最终形成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

毛泽东在为1949年元旦而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再上溯至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再到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开启了建国大业的理论思考，并逐步为迎接新中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长篇著述，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地提出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历史性的结论，从建国意义上延续着为历史所证明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

“协商建国”发生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全国选举还不可能实行的历史背景下。“协商建国”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展现政治魄力，做出政治决断的结果，本质是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不同于选举民主。现在一些人片面强调选举民主。实质上，民主的核心内容应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主体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摆脱一盘散沙的离心力，勠力同心，众志成城以平天下、立强国。民主与共和的国家建构任务是首当其冲的。通过整合国家权力的集中与人民权利的保障，突显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中国式民主区别于西方民主的重要特征。片面地强调选举，忽视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反而遮蔽了民主的本来面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终止，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形式，那么“协商建国”的过程就是人民政协通过“协商民主”，以制度化方式最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协商建国”不仅是政治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的开端，亦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的开端。它开启了新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的惟幕，形塑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格局。

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彰显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我们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推进事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地位述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行观开展的不同路向，毛泽东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这就是承继和接续王夫之、魏源、陈天华、孙中山的知行观脉络，沿着认识论路向阐发“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主张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理解为“知和行的关系”，正是就这一关系的认识论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这一关系的伦理学意义来说的。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曾以中国哲学史为坐标系，将《实践论》的知行观与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王夫之讲的“知行相资”进行了比较，对三者的关系加以辨析。他说：“《实践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就这一方面说，‘知行合一’也是可以主张的，不过不是‘知是行之始’，而是‘行是知之始’。《实践论》又指出‘理论……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这一方面说，‘知行相资’的主张，是比较正确的。”在中国哲学史上，“知是行之始”是王阳明所主张的，“知行相资”是王夫之所提出的。因此在冯友兰看来，毛泽东赞同和承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冯友兰的这一理解当是准确的。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当然与他少年和青年时代深受湖湘学风影响相联系。王夫之、魏源、陈天华这些湖南思想家都曾给毛泽东很大影响，使他重视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在《实践论》中，他也像魏源一样，举了一个只有通过“吃东西”才能“知味”的例子，说明一切真知都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当然，这里的吃梨子只是比喻性质的说法，并不是说吃梨子就是《实践论》所讲的实践，因而毛泽东在这里特地用了“变革梨子”这个很特别的说法。后来不少人把吃东西也当成了《实践论》所讲的实践，那是没有细读《实践论》这段话的缘故。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与孙中山一样，都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革命家。他们建构知行观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各自在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所遭遇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因而都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毛泽东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的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的原话，如上文所论，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体现了他对“行”的看法。而毛泽东的引述，体现了他对孙中山的知行观的了解和重视，并强调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的密切联系。

（摘自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