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闻一多先生上课

汪曾祺

①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②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整天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簃”，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③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注]

④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⑤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⑥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乙）“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文本二：

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散文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的。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丙）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诗强说愁”，感情不那么真实。

（摘编自汪曾祺《关于散文的感想》）

文本三：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节选自闻一多《红烛》）

[注]诗句描绘了祭祀礼成后，人们载歌载舞、传递鲜花的热烈场面，表达了人们希望祭礼不绝、传之千古的美好愿望。春兰与秋菊象征着生命的绵延不息，也成为了《九歌》祀神祈福的主旋律，体现了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对生命的礼赞。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节选自茹志鹃《百合花》）

材料二：

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流罢！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节选自闻一多《红烛》）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比，在《诗经》中是指明比，如：《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意思是：伸出手来就像茅草的嫩芽，皮肤光洁丰润如凝固的脂油。《诗经》还有特殊的比，像《硕鼠》全诗就一个比，已经超越了修辞学的范围，朱自清先生把它称作比体诗，很像寓言诗。

把比和兴联系起来看，比本来不具备象征意义，但古人吟诗常常比、兴连用。古人在解说《诗经》的时候说“比而兴也”。《诗·卫风·氓》中写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①桑叶未落时非常茂盛，②作者借此形容女子正值青春美好之时，③后面又用桑叶形容女子青春已逝，④这些都是“比”，⑤因此我们大多都会解说成“比而兴也”，⑥就是说它既是明比，⑦也含有隐喻的意义。

闻一多色彩丰富的诗歌，正好实现了他的艺术理想，成为“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注]”。这朵中西艺术开出的奇葩，究竟有怎样的美呢？

其一，是富于感观效果。逼人的色彩夺人眼目，我们似乎能从文字中大饱眼福。

色彩丰富的文字容易引起通感，让感官得到享受。如“紫得像葡萄似的涧水”，读者不仅能看到紫色的涧水（视觉），还能用肌肤体会到凉爽的溪水（肤觉），更有吃紫葡萄的甜美感（味觉），喝葡萄酒的陶醉感（味觉）；又如“黄金笑在槐树上，赤金笑在橡树上，白金笑在白松皮上”（《秋色》），不仅让读者的视觉得到了享受，满眼是黄、红、银……还让我们的听觉也得到了享受，满耳是色彩爽朗的笑声。

其二，色彩使闻一多诗歌集异国情调与民族特色为一体，让读者在奇异中感到亲切。

闻一多色彩浓丽的诗，让习惯了淡雅自然的中国诗读者耳目一新。如诗人的小诗《稚松》，在“夕阳底红纱灯笼下”，松树的颜色成了“金色”“海绿色”，这就借用了西方绘画色彩的理论，不画物体的“固有色”，而画对比中的色彩。这一新奇的色彩画面，大大地满足了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不过，闻一多很会掌握度，他不会像自己批评的拉斐尔前派那样走得太远。除这首略为猎奇的小诗外，闻一多大部分诗的色彩，都是异国情调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如他的《秋色》，总的来看，其注重色彩的写法颇具西方风格，而在这些色彩中，不仅有美国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肥厚如熊掌似的/棕黄色的大橡树”，更有“黄浦江上林立的帆船”“紫禁城里的宫阙”和“陵阳公样的瑞锦”。对于中国读者，如果在《秋色》中读到的通篇皆是“蔷薇窗”“天使画”之类的，我们会从开始的新奇感变为陌生感，继而拒绝读下去；而当我们在《秋色》中看到了“黄浦江”“紫禁城”，对民族文化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因此，即使我们读的诗与本国诗歌冲淡的色彩风格相去甚远，我们也能在浓郁的色彩中，在感受异国情调的同时，感受亲切。而这正是闻一多诗歌与西方诗歌艺术融合的结果，是他对诗歌恰到好处的着色使然。

其三，闻一多诗歌的色彩让读者经历了热烈与深沉的情感享受。

色彩是有情感的，不同的色彩能激起读者不同的情感。读中国素色的古诗，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的情感是冲淡、平和而闲适的；而读闻一多富于色彩的诗，       。

据陈梦家先生回忆，闻一多诗中用得最多的颜色是红色和黑色（黑灰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液的颜色，能使人热血沸腾。闻一多自己也说：“红给了我情热。”（《色彩》）黑色是大地的颜色，深厚的大地，给黑色笼上了一层沉重感。黑色也是死亡的颜色，闻一多说“黑还要加我以死”。他《死水》的封面是黑色的，那“一沟绝望的死水”，再加些“破铜烂铁”，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黄昏是一头神秘的黑牛”（《黄昏》），黑色黄昏令人退而却步。

闻一多喜欢用黑色，因为当时的中国一片漆黑。忧国忧民的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心情是沉重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正因为他红色般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国家，他才有黑色般的忧和痛：“请你只当我灶上的烟囱：口里虽勃勃地吐着黑灰，心里依旧是红热的。”（《红豆》二七）与闻一多先生感受着这样的黑色，我们的心有了忧患感、沉重感，我们的思想不再轻浮。

其四，闻一多诗中绚丽纷呈的色彩，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使我们思考人生。

“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色彩》）

难怪闻一多要用色彩写诗。色彩在于他，不只是红黄赤橙，更是生命本身，这就赋予色彩以哲学意味。那摔了一地的“白杏儿红樱桃”，是人性的纯洁和热情受到了摧残；春末依旧娇绿的荷钱“不息地仰面朝上望着”（《春之末章》），那是人们在祈求生生不息；秋在“嵌白框窗子的”房檐下（《秋深了》），那是生命必逝的挡不住的悲哀。闻一多的色彩使人们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使我们以哲人的姿态来审视生活。

其五，闻一多的诗歌色彩是他追求艺术理想、人生理想的途径，或者说是色彩帮助他完成艺术追求，实现美的理想。

闻一多用色彩实现艺术理想，他佩服济慈，他的艺术理想也是要像那样，为艺术的美而死。他写了《李白之死》《剑匣》等表现他艺术理想的诗。李白在水中追月而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月宫，正是闻一多向往的艺术殿堂。而他用以构筑艺术宫殿的，当然是色彩：那里有“琼瑶的轩馆同金碧的台榭”，有“满载霓裳”的“云车”，还有“彩佩玲珑的仙娥”（《李白之死》）。剑匣是诗人亲手制作的艺术精品。当这一杰作制成，诗人也醉死了，被艺术的美醉死了。而帮助他完成这一精品的，自然是色彩。你看，他要在剑匣上镶白面的太乙、粉红色的荷花，雕墨玉的凤蝶。他的彩匣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的诗人也“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色彩帮他完成了理想，帮他完成了人生，使他实现了为艺术献身这一崇高目标。因而，色彩本身也具有了崇高性。

总之，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糅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诗歌绘画传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奇异的美。追求美，表现美，正是中西方诗歌的最终目的。

（摘编自周彦《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色彩论》）

【注】宁馨儿，用来赞美孩子的称呼。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①有效进入现代诗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

②诗歌是高度浓缩的文体，颇有一锅牛奶熬制一克奶酪的特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常常省略与隐去许多东西，所以它必须“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知识”，它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用布罗茨基的说法，就是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

③单单是一份诗歌术语清单：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隐喻、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单单是这些必备的基础话语，就够你大大劳神，你究竟了解了多少？而如果更复杂一些的怎么办？

④长期以来盛行文本的宏观研究，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相当匮乏，孙绍振教授曾严声批评道：“有多少人能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由此他引申说：微观分析才是过硬工夫，其特点就是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

⑤那么，怎样进入现代诗，如何有效读解现代诗呢？

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英美盛行的新批评，与中国崇尚的“印象感悟”“体验领悟”是两大通道。可以平行，也可以交错。

⑦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文学主张之一。具体地说，“细读”是一种“细致的诠释”，不主张引入包括作者在内的“外部因素”，仅仅针对语言、结构、修辞、音韵等文本内部问题。它提倡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重视语境与语义分析，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挖掘词语的意象组织（选择、搭配、隐显程度），探究上下文关系及言外之意等，这样一来，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

⑧现代诗歌当然不要求像古诗那样字字落实，许多时候做大体把握就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多“后理解”空间和格式塔未完型，未尝不是件好事。施蛰存先生曾经有个意见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对诗既要求解，又要求不甚解，仿佛得之即可；读诗不要刨根问底，只要产生与诗人大体相近的感觉就行了。他强调“解诗”的原初感觉。

⑨蒋述卓先生则在古今文论交融点上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做整体的艺术把握，即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以生命感受生命。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对象，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点到枢机处。以此来光扬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在本质上，现代诗是灵性与体验的产物，本能要排斥那些常态的、秩序化的“编程”，故在与它遭遇时，心灵上的体验领悟是高于一切的，至少是个前提。

⑩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更有一番感性见解，他说：“阅读者是对另一生命精神留痕的进入，充分感受自身内在直觉的运行速度、体验面积及再生质量，进而激活生命原本的沉寂状态，并在阅读品的智慧空间之外享受自我生命的抚摸与扩展。”

领教诗歌，就是真正进入诗歌内部，起码条件是能够“感应”到属于诗歌本体性内部的各种要素，这是诗歌阅读的基本功。在通常情况下，结合各种方法论角度和本体性“钥匙”的配备，大致是可以进入诗歌门户的。诗歌本体性要素有很多，例如想象、感觉、意绪、语词、语感、意象、张力、智性、排列、节奏等等，都是诗歌发生与传达必不可少的“机关”。首先是要一眼中的，然后打开，从各个向度、别具一格地打开它。

我们来读一读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三）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四）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六）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选自陈仲义《现代诗歌的解读策略》）

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受到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新诗中常有传统意象的闪现。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的新诗创作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

戴望舒重视选用古典意象，主张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来表现。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

《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诗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而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首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凄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都只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

在意象构思上，现代诗人普遍锐意于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

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而面临着内涵的改变。古代诗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象”。比如“黄昏”，古代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让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因此，尽管“黄昏”也易勾起愁绪，但古人宁愿将表现愁绪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并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涵，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

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二是意象的个性化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

（摘录自朱寿桐《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节选自闻一多《红烛》

①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然而，现阶段我们有些诗歌充斥着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除了能够看到诗歌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外，在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上反而给人以萎缩和晦暗之感。尤其是某些口水诗和网络诗歌竟然以规避崇高和抵制优美为傲，在它们那里，生活仿佛真的只有苟且，没有光亮和远方。显然，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侏儒症和自闭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②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家国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应该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③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致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淡忘人民，不去领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④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⑤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中国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理性就显得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而时代的史诗，或者说，史诗性写作，需要与之匹配的堂皇卓越的恢宏结构以及使之最终得以呈现的华美壮丽的诗意辞藻。

⑥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红烛啊/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误再误/矛盾！冲突！

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烧罢，烧罢/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5 .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各题。

红烛（节选）

闻一多

①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②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误再误；/矛盾！冲突！

③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④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我爱这土地

艾  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本诗写于1938年）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向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

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写作背景：本诗写于1919年9到10月间。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影响，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①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②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④“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⑤“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节选自《正午的诗学》，有删改）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①中国在20世纪上溯的几千年中，创造了世上无与伦比的古典诗歌的辉煌。这些由方块字铸成的古代瑰宝，是东方审美创造的极品。这些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语言，它以高贵的形式，华彩的节奏，典雅的词汇，特别是隽永的意境，造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诗意世界。音乐、色彩和非凡的想象力的综合，传达着古老文明的迷人神韵。它凝聚着人们关于追求功名和理想，咏叹乡情和友爱的情怀：寄情于田园，流连于山水，一树枫叶的怀想，几枝红豆的相思，微风中的燕子，细雨中的游鱼，大漠的孤烟，春江的花月，在露水的晶莹中颤动的花枝，还有深深庭院中的无望的等待……这一切，经过无数代诗人的锦心绣口编织而成的、永久的心灵的梵音，正是这个建立在悠久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老民族的永世的骄傲。

②而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灾难，促使人们对那一切产生了怀疑。此时的中国是在强敌逼境下的节节败退中无路可走。当时的普遍想法是，苟能救亡图存而宁肯抛却一切。中国诗界更是如此，经过上个世纪那一批改良主义者的并不成功的探路，如今好不容易终于寻到了“诗体大解放”这一服妙方。于是，下决心对以往的旧古董来一番天旋地转的“大破坏”。胡适有言：“文学革命一面是推翻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那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的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来代替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

③打破山林的宁静，装进工业时代的喧嚣，那些由经典的节律和音韵造出的完美受到了轻蔑。中国人好像下定了决心，不惜以一个空前的大破坏，来重建一种理想的诗歌秩序。当时人们要做的事，就是竭力要把他们新发现的白话诗，做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圆润剔透的古典诗。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诗做得不像诗”。这里有一种“破坏”的快感，也有一种从头做起的创造的愉悦。那时的这一班人，像胡适、陈独秀等，他们是开路的先行者，是一迳地往前走的，沿路撒下了“尝试”的果实。他们只知试验创造，他们的目光只望着前面，他们没有、也不会想到回头看看，看看风烟迷乱之处的“战场”上的狼藉景象。

④而实际上，中国新诗在它的草创期就留下了许多弊端。当时也不乏一些有远见的人对此有过评论。就在白话新诗起步之初，当时积极参与新诗革命的俞平伯，就看到白话的“词汇贫乏”，很多都要“借材异地”，以及他认为的“缺乏美术的培养”等。很早，俞平伯就精辟地指出：“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表面上却不很显明，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自然的音节也不是拿机器来试验的。”俞平伯这些话写在新诗初起的1919年，实属难得。

⑤还有周作人，他拥护白话新诗的产生，自己也写过像《小河》那样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他对新诗也有较为尖锐的批评。他在给《扬鞭集》写的序中说过，他“不佩服”白话诗的“白描”和“唠叨的叙事”——“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周作人说：“经过了许多时间，我们才渐渐觉醒，诗先要是诗，然后才能说到白话不白话，可是甚么是诗，这问题在七八年前没有多少人讨论的”“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的一方面，而未曾到诗的艺术和原理的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唯一的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甚么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

⑥从清末的“诗界革命”到五四的“新诗革命”，这一场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关于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大变革，从最初的试验到广泛的实践，走过了跨越19—20世纪的漫长道路。几代诗人为探讨中国诗歌的新生付出了心力。对这一丰富而曲折的变革历程的简单概括，大抵就是：走了两个步子。这两个步子，一是“以旧风格表现新内容”，一是“诗体大解放”。前者被认为是改良的，后者则被认为是革命的。

⑦一般都认为从诗体解放入手，是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之举。“革命”是一种革故图新的行动，是对于“旧皮囊装不了新酒浆”的彻悟。借用郭沫若《女神之再生》诗中一场恶战之后黑暗中传来的一段对话，来印证此一时期的“革命思想”也许是有趣的，对话是：“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吧！”“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再补他了！”“破了的天体”是“弃”是“补”，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其实“补”的办法经诗界革命的实践，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的“弃”，恐也未见正确。事实是，对于一个悠久的传统而言，多大的“革命”都难以造成实际上的断裂。传统是一道长流水，当然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⑧革命总是暴风骤雨般的袭击和取代。它的不可阻挡的迅雷之势，总有一种暴力造出的粗糙。诗是艺术的，艺术的变革而采取革命的办法，难免会留下诸多“病症”。例如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革命，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白话”而忽视“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中国诗歌为寻求与现代的社会人生的契合，以及在承载人的现代思想情感的伟大目标上，经过自“诗界革命”到“新诗革命”的长期试验，最后作了可以说是充满危险的选择，这就是，在它应严的“告别古典”的仪式中，的确蕴涵了为思想而轻忽艺术的隐患。

⑨那一代人都把兴趣和激情倾注于诗体的改革上了。他们在为了使诗实现人与他的现实状态相适应的路途上，的确拥有前无古人的胆识与魄力。然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在百年后的今日，当人们在获得一种崭新的方式表现他们所拥有的诗意时，猛一回头，却发现他们的这种“拥有”乃是一种“不拥有”——尽管人们可以责难中国人对于传统诗意的怀旧、甚至守旧的心态，但几乎所有的责难都无法回避如下的事实：较之古典诗歌精美的极致，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粗粝，以及人们在运用白话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情感时所产生的力不从心的沮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1919年9、10月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