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刘兰芝、焦仲卿作为《孔雀东南飞》全诗的主角，是诗人 ① 塑造的人物，写得最为充分和成功，刘兰芝更是格外 ② 。她不但美丽可爱、勤劳能干，而且感情真挚、性格坚毅。她未出嫁前，也曾接受过一些当时社会①“妇德”的熏陶，②“诵诗书”“知礼仪”，明白在婆媳相处中自己作为晚辈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必须具备的克制。婚后，原以为自己的勤快和温顺能够赢得婆婆的好感和信任，可是婆婆不仅任意驱使她，还视她为仇人，对她③“久怀”憎恨，充满敌意。如果她满脑子充塞着封建愚孝观念，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还会 ③ 地生活下去。但是，刘兰芝并非如此，她尊重自己的人格，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反抗家长的淫威，主动表示愿意④“遣归”，这种勇气和胆量在当时是惊人的。她最后选择了殉情，在这一贞烈之举中，同样也强烈地表现出她不容母兄逼迫自己改嫁、蹂躏自己意愿的可贵人格精神。为维护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反抗、斗争，这是刘兰芝性格中最可贵的地方。
1．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审悲快感，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说明。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审悲快感是作为艺术活动而存在的。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不能等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失去亲朋，或陷入困境，或目睹了别人的不幸，而你又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那么，除哀痛之外，是不会有丝毫愉悦的。因为当人遭遇不幸时，全部注意力都被苦难本身吸引，伴随着痛感的是该如何手忙脚乱地处理后事，反反复复地考虑得失，忧心忡忡地瞻望未来，想超脱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欣赏，则是拉开距离的超越功利的观照。这样的“审悲”，也就是把苦难通过艺术这支弓箭，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这时候，哀伤痛苦的呻吟变成了五彩斑斓的意象，使人在瞬间离开现实的重压而升腾于幻境。这样，悲哀本身就变成并非全然是痛苦了，我们的回味给它添上一种甜美。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强调艺术家对感情要“再度体验”。一个男孩子在遇到狼的那一刻，他只能处在惊恐之中，无暇顾及其他。但是当事过之后，这个男孩回忆他遇到狼时的情景，将遇狼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出来，那么这种再度体验过的感情，就是审美观照，就是艺术。
在审悲体验中，形式化则是造成“距离化”并促成痛感转化为快感的又一原因。苦难是悲哀的，但艺术创作中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用愉悦之情与之对抗，并进而征服它。这样，在审悲观照中痛感就转化为快感。一出悲剧，譬如《红楼梦》，要是除去了它的富于表现力的文字、无懈可击的结构等一切表现形式的魅力，把悲剧化为单纯的事实，用报道性的语言讲出来，那么《红楼梦》悲剧的全部的美也就失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钩心斗角、争风吃醋的人类的丑恶行为而已，它至多只能引起我们某种好奇心，但要我们去欣赏它却是万万做不到了。乔治・桑塔耶纳说：“在艺术中，题材的真实使我们悲哀，但传达的媒介却使我们喜悦，一喜一悲的混合，构成抒情之别有风味。”
同时，艺术创作与欣赏又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悲艺术活动而存在的。人生苦难的描写所引起的感情反应是独特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审悲活动，人生苦难的描写往往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这正是审悲区别于审美、审丑等的特殊性。而怜悯和恐惧都不是单一感情，而是混合感情。在描写柔弱的对象遇到不幸时，首先，我们会觉得对象的娇嫩弱小又处在苦难中，这样处于优越地位的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惋惜感。这种惋惜感基本上是一种痛感。其次，我们在惋惜的感情反应中，又觉得对象有几分秀美，这就很自然地唤起我们的同情与爱。我们对一个柔弱而又处于苦难中的对象由惋惜而转化为同情与爱的过程，也正是由痛感到快感的过程。
在描写崇高、伟大的对象遇到毁灭之时，很自然地会引起我们产生恐怖情绪，情感上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巨大的危险不能不让人惊慌，然而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让人体会到普通生活难以体会到的振奋，体会到鼓舞人心的活力。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作为“最高尚的圣人和殉道者”，他让我们懂得作为一个最充分的意义上的人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由恐惧转成赞叹，由赞叹转成震撼，而审悲痛感也就转化为审美快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审悲活动中，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变不但在情感的层面上实现，而且也在理智的层面上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对真理是深感兴趣的。因此，描写苦难的作品总是以最强的刺激启迪我们，它具有像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使我们的注意力、思考力不能不转向它。例如《红楼梦》所展示的悲剧，不但给我们以情感上的满足，而且那“一把辛酸泪”中的无穷的意蕴，那“树倒猢狲散”后面所隐藏的真理，总吸引我们去探寻，去钻研，并从这探寻、钻研中获得理性的慰藉。
（摘编自童庆炳《审美中的苦难与甘美 —— 谈审悲快感》）
材料二：
悲剧和人生之间自有一种不可跨越的距离。你走进舞台，你便须暂时丢开世界。否则倘若坠楼的是你自己的绿珠，无辜受祸的是你自己的伊菲革涅亚，你会心寒胆裂。但是她们站在舞台时，你却袖手旁观，眉飞色舞。纵然你也偶一洒同情之泪，骨子里你却觉得开心。有些哲学家说这是人类恶根性的暴露，把“幸灾乐祸”的大罪名加在你的头上，这自然是冤枉。
看戏和做人究竟有些不同。杀曹操泄义愤，或是替罗米欧传情书，就做人说，自是一种功德；就看戏说，似未免近于傻瓜。我们的世界中有的是凶灾险恶，悲剧所描写的固然也不外乎凶灾险恶，但是悲剧的凶灾险恶是在艺术的锅炉中蒸馏过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奥瑟罗信谗杀妻，悲剧也，而读者在兴酣采烈之际亦忘其为悲。
悲剧都有些古色古香。虽然莎士比亚并不醉心古典，在这一点他却近于守旧。他的悲剧事迹也大半是代远年淹的。拉辛曾说：“如果剧情在哪一国发生，剧本就在哪一国表演，我不劝作家拿这样近代的事迹做悲剧。”莎士比亚也很明白这个道理，《奥瑟罗》的事迹比较晚，他于是把它的场合摆在意大利。
悲剧的“主角”和平凡是不相容的。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乃至于无恶不作的埃及皇后克莉奥佩特拉都不是你我凡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你我凡人没有他们的伟大魄力，却也没有他们那副傻劲儿。许多悲剧情境移到我们日常世界中来，都会被妥协酿成一个平凡收场，不致引起轩然大波。悲剧压根儿就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语，如果能拿理性去解释它的来因去果，便失其为悲剧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而事实往往不如人所期望，不能尤人，于是怨天，说一切都是命运。
悲剧把生活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苦恼的呼号变成庄严灿烂的意象，霎时间使人脱开现实的重压而游魂于幻境，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从形相得解脱”。
（摘编自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下列选项中，最符合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再度体验”观点的一项是（ ）4．材料一和材料二论述的内容有何相似之处？试做简要概括说明。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先民及历代服饰文化的先行者与创造者，在服饰材料方面，搜尽多种动植物，以超乎想象的智慧与耐心，将皮毛、枝条化为绕指柔。葛麻的发现与驯植自有其厚重的积累，而蚕丝的发现与创造更是为人类谱写了一首伟大而响彻古今的乐曲，从而建构了与异域先民创造的棉花文化圈、皮毛文化圈、亚麻文化圈互补的丝麻文化圈。在中国服饰文化的叙述格局中，服饰材料的探索、发现与完整巧慧的工艺过程，不只是客观外在的物质罗列，而且是渗透着温馨情愫的人文意象。
春秋战国时期，葛纤维逐渐被麻纤维替代。随着丝、麻、裘等新材质的发展，葛渐渐成为平民之物。到了唐宋，人们甚至把获得官职称为“释葛”。对葛麻所织褐衣的唱叹，往往就是平民情怀的抒写。《诗经·采葛》中的男子对心仪的女子一往情深地唱叹：“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服饰材质也延伸到了动物。从工艺层面说，因皮革鞣化技术的出现，兽皮的美观性、舒适性得到空前释放，从而确立了其真正成为衣装的可能性。从心理层面说，皮装在身从远古的炫耀到今日的羞怯，也有着以兽为神、以兽为役、以兽为敌、以兽为伴乃至以兽为友的多样性历史迁延。考虑到兽皮获得不易的珍稀性，加之图腾神圣的铺垫、官方的垄断，它的社会地位超拔而起，在一定时间段曾成为梳理社会秩序与文明、象征层级的高端符号。周朝曾专设“司裘”和“掌皮”之官职。在这时，“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裘之裼也，见美也”（《礼记·玉藻》），成为常态与共识。
如果说葛麻，异域或许有之，而丝绸，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服饰文明独有的贡献。《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得简洁且神奇：“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欧丝即吐丝。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所著《博物志》记载：沿里海及西梯亚洋海岸线东北行，即抵赛里斯（意为丝国，即中国）。其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在树上，取下后湿于水，理之成丝，织成锦绣，贩运至罗马，贵妇人做服饰，光彩夺目。
史载凯撒大帝因为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绸袍多层而仍能清晰地看见肚脐而引起满堂轰动。东汉刘熙《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于其价如金。”况西行数万里，出口到罗马，早就贵于黄金，甚至被视为国家衰败的象征。罗马元老院多次以法令禁穿丝绸。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把连接中国和西方的交通网命名为“丝绸之路”。
相比丝麻来说，棉花属后起之秀。众所周知，葛麻是半长纤维，丝是长纤维，它们都有悠久的纺织史。而棉花是短纤维，入境时脱籽、弹松这两道工序在丝麻古国史无前例，其织物质量远劣于丝麻，成为影响推广的瓶颈。差不多到宋末元初，黄道婆出现后，才有突破性的技术进展，从此棉花才可与丝麻抗衡。于是我们知道了《木兰诗》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所述并非织棉布之声；唐代《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游子衣也不是用棉布缝制，慈母手中也不是细细的棉线。
服装款式方面，我们的先民奠定了一种服饰结构模式，即缝合型结构。着装看似感性，虽为生命个体呈现，却极具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依存。笔者认为魏晋风度服饰的三重境界，或可成为人类着装的普世模式，它着意呈现的就是人的自觉与衣的自觉。
其一曰严装。魏晋时代的严装是人体美饰，涂脂抹粉，华衣美服。这种热衷与讲求，是从美化人体自身、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
其二曰粗服乱头。阮籍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头散发，宽衣大袖，袒胸箕踞。这既不符合世俗礼法之美，也不是前一阶段所推崇的容貌之美，而是得到褒扬的超尘脱俗的仪态。
其三曰淡装。陶渊明辞官为民，脱掉冠冕着素装，他的服饰自然平朴。同样是突出了人的欣赏，但他更自在，服饰的平淡如同他的隐身山林，既在不随流俗中展示了人格的高昂，又那么自然随意，平和谦冲。
（摘编自张志春《云想衣裳花想容————衣冠古国的创意与践行》
材料二：
“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在我国流传着黄帝的妻子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的古老神话。近年来，郑州双槐树遗址和荥阳青台、汪沟遗址的相关证据的发现，将这一美丽的神话传说照进了现实。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以双槐树聚落遗址为核心的古国迎来了发展的繁荣阶段，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家蚕，外形饱满作吐丝状。青台、汪沟遗址内的几座瓮棺葬内发现了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丝织品，表明这里的人们在五千年前就开始养蚕制丝。仰韶先民此时已经掌握了用多粒蚕茧抽丝合束以增强生丝韧性的技术，这种制丝方法是织帛的首要条件。青台遗址还发现了浅绛色罗纹丝织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且唯一带有色彩的丝织物，表明丝绸的炼染技术也已形成。丝绸有着比麻、棉、毛等天然纤维更为出色的特质，缫出的生丝不仅纤细而均匀，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都更具优势。丝线织出的丝绸兼具散热和保暖的双重属性，触感柔软光滑且细腻，穿着舒适度也更高。
早在秦汉以前，丝绸就通过贸易的形式到达波斯、古罗马和古埃及等国家，成为那里不可多得的珍贵面料。到了西汉，丝绸之路沿着陆地与海上两条线路延伸开来，北线到达地中海沿岸国家，南线则途经印度到达中东地区，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还带动了当地丝织品的生产。丝绸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为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郭子月《千丝万缕忆衣裳·中国古代服饰的起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4．材料一与材料二都提到“丝绸之路”，二者论述的侧重点有何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①刘兰芝：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孔雀东南飞》）
②宋濂：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送东阳马生序》）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汉乐府继承了《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孔雀东南飞》叙述了焦仲卿与刘兰芝共赴黄泉的悲剧，批判了封建家长制的冷酷无情。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真率，活泼生动；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诗。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其中有十九首南朝梁萧统编入《文选》，当时代表了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的离情别思，官员、士人的仕途失意，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感叹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东汉后期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后人把《古诗十九首》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
1．下列各句中的引号，和文中引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2．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写出修改后的句子，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