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牛顿和胡克在力学、光学、仪器等方面有着伟大的贡献。两人互相启发，但也存在着不少激烈的争论，以致互相仇视。除了关于光本性的争论，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争执，那就是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究竟是谁发明的问题，这在科学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公案。

胡克在力学与行星运动方面花过多年心血，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洞见。1679年至1680年，胡克与牛顿进行了一系列通信，讨论引力问题。牛顿虽然早年就已经在此领域取得过一些进展，但不知是荒废多年还是怎么，这次却大失水准，他竟然把引力看成不随距离变化的常量，并认为物体下落是一个圆螺线。胡克纠正了他的错误，并在信中假设引力大小是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虽然说得比较模糊。胡克把牛顿的错误捅到了皇家学会那里，这使得牛顿极为光火，他认定胡克是存心炫耀，并有意让他出洋相。于是两人间波粒的旧怨未愈，引力的新仇又起，成为终生的对手。

胡克与牛顿的这次通信是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话题。牛顿后来虽然打死也不肯承认胡克对其有所帮助，但多数科学史家都认为胡克在这里提供给了牛顿关键性的启发；没有胡克的纠正，牛顿一直错误地以为行星运动是在两个平衡力——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作用下进行的。到了1684年，胡克和牛顿分别试图证明平方反比的引力导致椭圆轨道（也就是ISL定律）。胡克吹嘘说他证明了，但从未拿出结果；牛顿也说他早就证明过——同样没有任何证据。不过几个月后，牛顿重写了一份手稿，也就是著名的《论运动》，这成为后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的前身。

《原理》发表后，胡克要求牛顿承认自己对于平方反比定律发现的优先权，并在前言里提及一下。牛顿再次狂怒：他暴跳如雷，从《原理》里面删掉了绝大多数有关胡克的引用，剩下不多的，用词也从“非常尊敬的胡克先生”变成了简单的“胡克”两个字。他是如此怒气冲天，甚至拒绝出版《原理》第三卷。在牛顿眼中，胡克完全是个江湖骗子，靠猜想和碰运气来沽名钓誉。许多科学史家也曾以为胡克猜想的成分居多，不过，加州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瑞恩伯格教授从一幅最近披露的胡克的图稿中得出结论：胡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比人们传统认为的深刻得多，他所采用的几何证明手法和牛顿后来在《原理》中所使用的是类似的，所差的只是胡克不懂微积分而已。ISL定律的发明权仍应该归于牛顿，可是胡克显然在其中占有重要甚至关键的地位。

应该说，胡克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曾帮助波义尔发现波义尔定律，用自己的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的细胞，《显微术》更是17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是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曾亲自主持了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城市重建工作，如今伦敦城中的许多著名古迹，都是从他手中留下的。在地质学方面，胡克的工作（尤其是对化石的观测）影响了该学科整整30年。他发明和制造的仪器（如显微镜、发条摆钟、轮形气压表等）在当时无与伦比。他所发现的弹性定律是力学最重要的定律之一。在那个时代，胡克在力学和光学方面是仅次于牛顿的伟大科学家，可是似乎他却永远生活在牛顿的阴影里。胡克的晚年相当悲惨：他双目失明，被几乎所有人抛弃，1688年之后，胡克就再也没从皇家学会领过工资。他变得愤世嫉俗，字里行间充满了挖苦。胡克死后连一张画像也没有留下来，据说是因为他“太丑了”，但也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是牛顿利用职权有意毁弃了胡克的遗物，作为对他最后的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胡克逐渐迎来了翻身的日子，他的名字突然成为科学史界最热的话题之一。2003年是胡克逝世300周年，科学史学者们云集于胡克毕业的牛津和他生前任教的格雷夏姆纪念这位科学家。许多人都呼吁，胡克的科学贡献应当为更多的世人所知。

（节选自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

材料二：

应该说，在与胡克的交锋中，牛顿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于1687年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巨著不仅为物理学和天文学提供了精密的数学工具，还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使科学探索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理论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石，直接推动了蒸汽机、铁路等技术的创新，极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胡克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胡克定律，还在显微镜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首次提出的细胞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并通过对植物细胞壁的观察奠定了微生物学与病理学的基础。胡克的研究凸显了观察与实验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性，推动了科学启蒙的进程。他的诸多发明使得实验科学成为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回溯牛顿与胡克的争端，宛如在跨越时空见证当初的科学发展。两位学者之间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碰撞，也不只是意气之争，更是科学方法与知识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复杂博弈。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场300多年前的争端揭示了科学进步的复杂本质：伟大发现往往伴随着思想竞争与制度创新，科学不仅是发现真理的工具，更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学方程式”《胡克VS牛顿：科学之争？意气之争？》）

“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

——选择性必修下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发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古代中国为何科技发展长期领先世界？中华文明具有怎样的科技文化基因？不妨从以下维度进行探究与阐释：

一是实用性与经验性。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首要特质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导向，遵循“实用需求驱动——实践经验积累——技术优化迭代”的路径。古人按月记载星象、气象与农事，将北斗斗柄指向与二十四节气对应，形成“斗柄东指，天下皆春”的物候体系和“观天知时，因时务农”的系统认知。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摒弃玄虚之论，聚焦生产实效，强调精耕细作对土壤的保护，设计交替种植的轮作制度，利用豆类固氮特性恢复土壤肥力，皆为提升作物产量、保障人民生计。

二是继承性与连续性。中国古代建筑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宋代李诚编撰的《营造法式》，记载了木作、石作等13个工种的标准化做法，这些技术并非宋代独有，而是对秦汉以来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以斗拱结构为例，汉代就已出现，经魏晋南北朝发展，至唐宋达到成熟。山西佛光寺东大殿的“五铺作双下昂”结构兼具承重与审美功效，斗拱从“单一承重”演化到“铺作体系”，在传承基础上不断精进。官方典籍系统保存技术规范之时，民间匠人还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工艺秘诀代代相传。

三是本土性与多元性。中国古代水利文明在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中铸就辉煌，都江堰是中原筑坝技术与蜀地治水经验交融的代表。李冰率众修建时，继承中原“疏川导滞”理念，吸纳古蜀“竹笼装石筑堤分水”工艺以及当地工匠的“鱼嘴分水”技术，创造性采用“无坝引水”方式，实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奇迹。元代大运河开凿可谓“跨区域协作”的典型，会通河段落差大、水流急，朝廷征调各地工匠参与，采用女真人的“闸坝航运”技术，实现“南北漕运畅通，商货骈集”的景象。

四是整体性与综合性。天人合一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整体性思维。区别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将人体视为缩微宇宙，以阴阳五行构建天人相应模型。《黄帝内经》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这一理念贯穿中医诊疗始终，并具象化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明确健康与否是外在环境与内在气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局部病灶的孤立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构建人体健康六经辨证治疗体系，提出因时制宜的诊疗原则，形成春季疏肝、夏季清热、秋季润燥、冬季温补的动态平衡健康管理模式。

五是创新性与突破性。中国古代科技亦不乏突破性创新，包括本土技术改良和外来文明吸收转化。郭守敬编纂《授时历》，引入“岁差”概念，精度与现代公历仅差26秒。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传统数学侧重解决田亩计算等实际问题，“勾股定理”以“勾三股四弦五”的特例呈现，还未上升到普遍定理高度。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时将西方“定义——公理——定理”逻辑体系与中国“实用算学”结合，推动“算术”向“代数”“几何”的转型，开启中国近代科学 “理论先行”的先河。

（摘编自张晓普《古代中国科技发展何以千年领先世界》）

材料二：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还仍然为云翳所遮蔽，没有被人们认识。

虽然从耶稣会士17世纪初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合在近代科学的整体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这些问题是本书想讨论的问题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事情是已铸定了的：世界只有一个。我们生活在一种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时期，假使人类能战胜那些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强权而不负责任的人们所带来的危机，那么，大同世界的观念便能把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合作的社会。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

（摘编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宇宙生成演化理论，首先出现在《淮南子》这部书中。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段详细描述宇宙万物生成过程的文字：“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

进入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的宇宙演化理论进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理论的繁荣阶段，出现了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演化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体系完备，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具有显著的独创性与影响力。其中，张衡的学说值得一提。他在其著名的《灵宪》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他心目中宇宙演化的不同阶段。他的学说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几句话：“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在这里，张衡描绘的宇宙演化的最后格局是“天成于外，地定于内”，这与《淮南子》中天在上、地在下的天地关系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与当时天文界存在着的浑盖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汉代人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学派，一个叫盖天学派，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分离；另一个叫浑天学派，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天包着地。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的宇宙演化理论与浑天说的宇宙认识一致。但是，既然阳气轻清，理应上扬，它为什么不上浮形成天，而是要包在地外?对此，在张衡的理论中找不出合理的答案，这就形成了一对新的矛盾。在宇宙结构领域的浑盖之争中，浑天说是占了上风的。在张衡之后，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演化理论步入了停滞期。这一停就停了差不多一千年。

到了宋代，出现了转机，学者邵雍意识到应该从宇宙演化机制上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不能再从阴阳二气的性质上做文章了，应该换个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他说：“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

邵雍说得很清楚，要想知道宇宙之所以如此，必须从运动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但是，究竟应该如何从运动的角度出发，他并没有构建出一个合理的宇宙演化模型。即使如此，他的主张仍然揭开了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的帷幕，标志着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开始走向了成熟阶段。

中国古代宇宙演化理论的成熟是以南宋朱熹学说的问世为标志的。朱熹把邵雍的学说具体化，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力学解释，他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朱熹不再从阴阳二气的性质出发，而是遵循邵雍的主张，从运动角度出发，用习见的旋涡现象比拟宇宙演化，合理地说明了浑天格局的形成原因。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解释难题，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宇宙观构建上的高度成就。

（摘编自江晓原《科学史十五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起源的思想，一开始就和“气”相联系。“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屈原在《天问》中就天地起源理论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反映出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从混沌中产生气，气分而为阴阳，阴阳参错相合，化生万物。

提出问题只是为了寻得更进一步的说明。而这更进一步的说明，到一百多年以后的《淮南子》中才出现。《淮南子·天文训》的作者们以气为线索，对天地、日月星、四时、万物，描写出了一个演化过程，并对气的来源作了追述：“道始于虚霩，霏霩生宇宙，宇宙生气。”“霩”同“廓”，“虚霩”这个概念有点像现代宇宙学中的奇点。西汉末叶成书的《易纬·乾凿度》说：“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郑玄注云：“虽含此三始（太初、太始、太素）而犹未有分判，故曰浑沦，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纬·乾凿度》的天地形成理论，不但上有源，而且下有流。这里要特别一说的是王符和张衡的发展。

王符在《潜夫论·本训》篇里说：“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

把《潜夫论》中的这段话，和张衡《灵宪》中关于天地起源的一段话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基本上相同，都上承《易纬·乾凿度》，以太素为界限，太素以前是混沌状态，气按照刚柔和清浊的不同一分为二，形成天地；天地之气再积聚构合，生出万物。不同于前人的是，张衡更换了几个名词，他把“道”分配在演化的整个进程中。这种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时间上早于西方类似的哲学思辨，也形成了一套独立于其他文明的天文学解释体系，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与理论完整性。

（摘编自席泽宗《科学史十论》）

宇宙演化示意图

李约瑟眼中的中国古代天文学

李约瑟的研究结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是在相对隔绝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与欧洲的古代天文学完全不同的体系。我国宇宙演化理论早于西方，许多内容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天在上，地在下，天离地的距离是8万里，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

“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并且找到了适合这种模型的数学方法，那就是在立竿测影基础上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测算各种天文数据。该说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能够编制历法，满足社会需求。该说构思的七衡六间，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报二十四节气，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由此，该说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事情起源于历法编制。当时太史令司马迁向汉武帝上书，建议修订一部新的历法。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他组织学者，制订《太初历》。司马迁组织的修历队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者之间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司马迁等信奉的“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而地小。双方主张的宇宙结构不同，所采用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也不同，这就导致了在修历过程中的争论。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到了不能在一起工作的程度。对此，汉武帝采用的解决办法是让他们分别制订自己心仪的历法，然后拿出来接受检验，谁的历法更符合实际，就用谁的历法。最后的结果是“浑天说”者邓平等人制订的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得最好，于是就采纳了邓平的历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初历》的由来。

《太初历》的制订问题画上了句号，但由修订《太初历》所引发的“浑盖之争”却拉开了帷幕。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曾停歇，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浑盖之争”涉及与宇宙结构问题有关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先是相信“盖天说”，后来在与另一位学者桓谭的争论中，被桓谭说服，转而信奉“浑天说”。他经过细致思考，发现了“盖天说”的诸多破绽，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

但是“浑天说”也有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隋书·天文志》）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面对王充的责难，“浑天说”者的态度是，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太阳是从地平线下升起，又落到地平线下面，它即使出入于水中又有何妨？晋朝的葛洪就针对王充的责难，提出了判断“浑天说”是否成立的判据：“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隋书·天文志》）

葛洪以太阳落入地平线时呈现出“横破镜”的状态这一事实作为依据，指出这种现象与“盖天说”的推论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他提出的判据是有说服力的。从观测的角度，只能承认“浑天说”是较为正确的。至于太阳从水中出没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的浑天家何承天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隋书·天文志》）何承天的构思很有意思，他的辩解，表现了“浑天说”者为修补自己理论上的漏洞所作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浑天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没有地球观念，没有意识到海洋也是大地的一部分。

浑盖双方的激烈争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

（摘编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4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果物种只是特征明显而稳定的变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其杂交的后代，在某些性质和程度上，如在连续杂交之后，彼此可以融合等方面，酷似其父母，并且都如公认的变种的杂交后代一样，遵循着同样复杂的法则。如果物种是独立创造的，而变种是由次级法则所产生的，上述相似性就变得颇为离奇了。

如果我们承认地质记录的极端不完备性，那么地质记录所提供的事实就强有力地支持了遗传变异理论。新的物种缓慢地出现在连续的时间间隔内，而在相同的时段内不同类群的变化量是很不相同的。物种和整个类群的绝灭，在生物演化史上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是遵循自然选择原理的必然结果，因为旧的生物类型要为新的改良类型所取代。世代链条一旦中断，单个的物种也好，成群的物种也罢，将不再重现。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伴随着其后代的缓慢变异，从而使得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后，生物类型好像很突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变化。各地质层中的化石，其性状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其上下地层的化石之间，这一事实可以简单地以它们处于世系链的中间来解释。一切绝灭了的生物可以与所有现生生物一样进行分类。这一重大事实是现生生物与绝灭生物来源于同一共同祖先的必然结果。由于生物在漫长的演化和变异历程中，通常其性状都随之发生了分异，所以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比较古老的类型或每一生物群的早期祖先类型，在分类谱系上常或多或少地处于各现生类群之间的位置。总的来说，现生类型的组织结构要较古代类型更为高级，因为在生存竞争中，新的改良类型征服了较老的、较少改良的类型，它们的器官也更为特化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这一事实与大量生物由于生活条件简单，因而仍保留着简单且改造少的构造相吻合。同样的，某些类型在生物演化的各个阶段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退化的生活习性，而在体制上发生了退化。最后，同一大陆上的近缘类型，如大洋洲的有袋类、美洲的贫齿类等诸如此类的例子，为何能长期共存在一起，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在同一地区，现存的和绝灭的类型通过世系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取材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证明》）

材料二

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已，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晕眩战栗。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

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人类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人类朝气蓬勃，勇敢好学，前途无量。几千年来，我们对宇宙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作出了最惊人的和出乎意料的发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想象经常能够把我们带领到崭新的境界，没有想象，我们就到处碰壁。怀疑可以使我们摆脱幻想，还可以检验我们的推测。宇宙神秘非常，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取材于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

材料三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这样所推出的，必然是盖天说所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暅的一段话可作代表：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南北朝时，南朝的梁武帝偏爱盖天说，曾集合群臣，公开宣讲盖天说。对于他的主张，天文学家中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但梁武帝并未采用暴力手段迫害那些不相信盖天说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与浑天说亦不一致，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佛教学说为依据，强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所信奉的宇宙结构学说的事例。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取材于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1 . 请以《站在_________的门口》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立意自定；②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