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仰视苍穹浩渺无垠，俯察大地辽阔无际。每天昼夜更替，每年寒暑变迁。日月星辰，东升而西落；星宿月亮，昼隐而夜明。恒星布列，井然有序：银河伸延，终始不移……这一系列自然现象，自古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探究的兴趣，并促使人们试图探明其中的奥秘。

人为万物之灵，具有极强的思维能力。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往古的往古，以至于无穷；又可以思虑及将来的将来，亦至于无穷。在空间上，可以扩张至某有限空间外之外，以至于无限广阔；又可以缩小到某有限空间内之内，亦至于无限细微。在这无穷无限的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或以他们已掌握的知识、理念为基础，试图对天文的真相作出某种合理的外推；或以他们的主观臆想为前提，作随心所欲的猜测。在探究上述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古人从各自的基础或前提出发，阐发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撰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瑰丽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包含宇宙论、天体论、天象论等，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学的认识。宇宙论是从整体角度研究宇宙构造和演化的理论；天体论是关于日、月、星辰、陨石等天体的性质、生成、形状与大小等的讨论；天象论则是关于月相、月影、日月食等天象形成的理论，以及关于异常天象的观念等。由于所依据的出发点、观念和思想方法等存在差异，对于上述种种论题，古人差不多都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说。

而对于上述每一论题的不同论说之间的争辩，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些论争有的甚至颇为激烈。其中有些论题，随着人类天文历法知识的丰富，或有公认的客观标准可供判别，使得不同论说得以分出是非优劣。

也有不少论题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形成了几种论说长期并存的局面。而在这些并存的论说中，往往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如浑天说、日月星辰的地生说、潮汐的日月生成说、异常天象的天人感应说等，这些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总体发展水平。当然，每一种论说自身，又都经历了从比较原始、粗糙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原有缺欠的修正、对原有论说的深化等。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与天文历法同步发展，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又与社会政治有关。出于政治的需要，某些天文学论题的阐发被加上政治色彩，确定了某些天文学思想的官方性质，即由官方加以肯定与保护、而其他的天文学思想则被否定与排斥。天文学思想还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有关，域外传入的天文学思想被吸收，或者直接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丰富了中国天文学思想的内容。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简要说明，下面我们拟分章予以详细介绍。而关于人们对天文历法自身的认识，因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故先在前言中作些讨论。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是由天文学所具备的科学性质，及与之有关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思想与天文学在实践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决定的。《易·系辞下》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史记·天官书》又载：“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未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所谓“观象于天”或“历日月星辰”，实有二义：一是观天象以授人时，二是观天象以见吉凶。这二者即是天文学的两大社会功能，它们都与治理社会、巩固统治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的荀况提出“天行有常”的观点，认为一年四季变化、一月和一日长短的客观尺度，是那样的有信、有准。于是天行有常，含有一种秩序的、典范的神圣意义。人们发现，依据这些客观的时间尺度，调节、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节律，是那样的有理、有效。于是敬天顺天、顺时施政的观念油然而生，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接受的理念。又因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时而出现人们认为反常的或异常的现象，如日月食、彗星的突然出现等，这势必引起人们的疑惑和恐惧。在尚未能够解释这些天变真正原因的古代，对正常天象奉若神明的古代，人对于天变的含义颇费猜测，多以为天变是对人事的吉凶有所预示，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既然天象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于是观象就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顺应天象行事也就成为一种神圣的理念。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谓“时变”，指四时节候之变，又指阴阳吉凶之变。古人认为通过对天文的观测、研究，来了解、掌握这些“时变”，进而采取相应的修德、改过等举措，便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观象以授人时和观象以见吉凶的两大功能，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两大杠杆。所以，古人对于这两大功能本身的大量论述，其背后蕴含的宇宙观、自然观和政治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应是天文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也深刻反映了天文与哲学、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思维方式和智慧结晶。在本书绪论中，我们将对其作进一步的介绍。

（摘编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前言》）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指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摘自《隋书·天文志》）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 “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 “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文学真实”的维度》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现代诗大多短小，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璞玉被切开时亮出闪光的横截面，是我们在人世的深深一瞥。这似乎在说瞬时的体验也可成诗，无须过多关注诗歌的结构问题。但事实上，一首好诗应该是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有着严谨的内在逻辑。在阅读时，我们会发现有的诗有句无篇，有的诗凌乱松散，有的诗主题不明，这都是因为作者没有处理好诗歌的结构或内在的逻辑关系。在我看来，一首好诗的结构或内在逻辑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小切口、深挖掘、入海口。

所谓小切口，就是说开头的切题要小，找准一个点进入。如何找好这个点，很考验创作者的审美眼光和选材能力，最好是小中见新，呈现出一种独特性、异质性，同时要小中见大，小中见深。我们来看一首诗，《禅房习字图》（李元胜）：

毫无准备的，整个尘世/突然悬挂在他手腕上/禅房微微颤动了一下/那些从墨，从漆黑的空虚中/提起来的笔画/那些不甘心的骨头/终究要被按回纸上/爱过它们的人/早已渡过了银河/而我们仍旧滞留此间/他写啊写啊，走失百年的羊/一只又一只/跌跌撞撞地回来/一刀宣纸/可作汉字隔世的羊圈？/同样在滞留中/墨的孤独/拥抱着纸的孤独/而我们的孤独各自不同/他放下笔/低下来的天空触及远山/此刻之外，人间恍若茫茫留白

这首诗写的是在禅房里练字的普通场景，一个人写字时，我们的目光常常聚焦在字的本身，它的形状、笔画、力道，往往会忽略写字的手。这首诗恰恰便以写字时手腕的发力作为切入口，整个尘世悬挂在手腕上。切口小，视角新，主题大，以写字之人在创作上的状态，来演绎对历史文化与人生的理解与态度。

如果没有找到独特的角度进入，倒也不必担心，还可以在后面的书写中进行补救，从主题中提炼出广阔的深义和异质的新意。这很考验一个写作者总结、归纳、分拣生命体验的能力，与学养、境界、情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在一首诗的书写中需要注意到的第二个步骤：深挖掘。

所谓深挖掘，就是对主题的描写要深入、深刻，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呈现厚度与深度，让作品的意蕴更加浩大和宽阔。如何对主题进行深挖掘？从写作技巧而言，有以下三种方式可供尝试。首先是找到各类与主题相关联的细节，进行深入书写，呈现多元的指向、丰富的张力、复杂的维度。就是说，我们的写作需要处理好主题和细节的关系。有的作品写得空泛、单薄，就是因为缺少了细节的有效支撑。何谓细节？细节是组成作品主旨、推动作者写作情绪、完善文本结构的事与物。由于细节是无穷尽的，创作者就必须有所取舍，做到详略得当，张弛有度。细节的选择需要服务于主题，多层次、多维度地开掘主题的内涵和外延。第二是在主题上进行创新，从普通的、常规化的事与物中找到与众不同的新意。因为有创新，才会给作品注入惊奇，指向崭新的意义。第三是在面对情感和情绪的爆发点时，要深入书写，较大程度地赋予一首诗以饱满的意蕴。这三种技术性手段，既单独成立，又可彼此融会，互相补充。在《禅房习字图》中，中间部分是对主题的深入挖掘，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来阐释写字的更高境界：写字的笔画和风骨（也包括写字人的风骨）需要在纸上呈现；那些在书法上精神气象更高的人已经远去，我们还滞留人间；写下的字，也包括字的气韵，如同走失百年的羊，在笔下回来；墨、宣纸、人，有着不同的孤独。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写作技巧上运用了暗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对写字这一行为赋予了更深刻的精神层面的意义。

由李元胜这首诗中的修辞手法，引出一个问题：社会大众为什么读不懂现代诗？自现代主义发轫以来，现代诗的边界在不断拓宽，今天的诗歌现状是融现代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一体的多向度的诗歌审美格局，它们之间是相互融会、彼此交叉的，各种手法也在一首诗中交替使用。现代主义之后，大量的暗喻、隐喻、象征手法的运用，替代了清晰直白的抒情、言说和判断。这对于那些只在教科书上读到过少量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诗歌的普通读者而言，会有一定的阅读障碍。他们仍在以老旧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来衡量、评价当下的诗歌，于是得出了读不懂或写得差的结论，这自然是可笑的。当然，那些装腔作势、在语言上胡乱堆砌、不知所云的诗歌作品，不在我的讨论范围。

一首诗前面大量的铺垫和描写，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结尾服务。如何结尾？这就是我上文说到的关键词：入海口。意思是说，结尾要开阔、辽远，像入海口一般通往无垠的大海，让读者站在入海口眺望大海的浩渺无际。而做好这一点，就要求结尾要立体，要升华主题，最好有点睛之笔，给读者以启迪。在《禅房习字图》中，结尾写到习字的人放下笔，望出去，天空矮下来，与远山连在一起，人间恍若茫茫留白。此处的结尾也是一个留白，让读者去想象，去回味，书法的留白不仅仅是艺术的审美，更关乎人间的精神。

当然，结尾也可以不必留白，而是直接言说、判断、抒情。但是，这种表达要深刻、新颖，让读者受到启迪，获得共鸣。这点非常考验作者对世界独到的认知，以及在情感上的普遍性（就是说能感受他人的悲欢）。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关键词不是独立的，而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并且要体现整体性。在主题、形式、字词和句子上，都要做到上下文之间的和谐统一，全面营造作品的节奏、呼吸、气息和气韵。同时，仅仅在结构上做到紧凑、精致，仍远远不够，还需要体现语言的自觉意识。如此，才有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摘编自熊焱《自在人世的深深一瞥——现代诗的结构或内在逻辑》）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文学的发生远比史的发生为早。可以说，人类诞生伊始，文学就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学。人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意识、感情存于人体之内，外物感应、刺激人的大脑，人便会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怎么表现？人类最便捷利用的就是语言、肢体动作，《诗大序》说：“诗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们不是比较史学与文学孰早孰晚，而是希望说明文学是什么，为什么史书撰写会用文学的手法。史官记事的目的，本就是为国家的活动做记录，让后人能够了解前人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事实上，史官若只遵守实录原则，不对文字进行加工，所反映的只能是生活真实的表面。

文学手法在策书中的表现主要是修辞，其夸饰、想象则表现在言语文辞和事件的叙述中，比如《尚书》所记诸圣王与贤臣的言辞，就运用了许多文学手法，如比喻、排比、夸饰等。但是文学的夸饰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真实的本质，这也就是艺术真实。

文学的本质是对人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抒发，所谓内心世界则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人所观察和感受到的才是客观外界的本质真实。因此实录是对表象的描摹，既有优点，也有缺憾。优点是客观记录，能够如实地反映事件面貌，缺憾是不能反映本质性的内容。这种缺憾，就需要用文学性手段加以弥补。文学性不仅是为了好看、好听，它的手段如夸张、比喻、描绘，能够将实录史笔的先天不足弥补完备。此外，人们对事件的观察、思考、感受和总结，都必须使用非史笔手段来完成。

文学写作能够反映事件的本质，有无数的例证。由古至今，无论是帝王、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没有人轻视文学的作用。他们多有诗文写作，深知文学的教化作用和感动人心的作用。《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会关注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东汉末建安年间发生了大瘟疫，史辞的记录是：“是岁大疫。”这个记录只能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至于大疫大到如何，伤害如何，都不能反映。而曹植《说疫气》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始让后人知瘟疫感染的严重，及时人感受之恐惧无奈之切痛，正所谓“动天地、泣鬼神”，这才是本质真实。

综上所述，文学的手段其实一直存在史家的书写之中，这也是书写本身的规律。书写本身就是文字技巧，文字技巧是为了更准确、贴切地表现和表达。上古史官其实深谙此道。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史，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说是史官。是以史官记事出现了虚华无实的写作。这是说过分追求言语文字的修饰，会出现“文胜质”的现象。但是孔子并不反对文辞的加工，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充分肯定了文辞的作用。只是孔子的理想是文质相符，所谓“文质彬彬”。因此上古史官的书写，对文字作加工，是书写的必然。当然，如果掌握得不好，就是“文胜质”。

（摘自傅刚《史与诗：史书写作中文学的发生与作用》）

材料二：

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总是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同一事实。作为通俗的例子，我想到了美国的“西部片”。为这类影片所颂扬的英雄总是来自西部的荒野，而在他们对面为他们所轻蔑的，则是代表了软弱、怯懦、自私和妄自尊大的文明社会。情况像是，当历史学家选择了“文明”的地方，艺术家却一再地选择“野蛮”。你在处于“荒野”与“文明”之交的几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中，都不难遇到类似现象。这种对于“荒野”的留恋甚至令人疑心是出于潜隐的天性、人类的“荒野时期”的精神遗留——人类本来是打荒野中走出来的。

历史学家把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不计及其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如道德意识变动），文学却往往用另一种尺度度量历史。你可以想到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整个18世纪、19世纪文学之上笼罩的浓重阴影，你更可以想到尤金·奥尼尔、卡夫卡和几乎全部西方现代文学。你绝不会轻率地把这看作文学对于历史的“反动”。因为文学正是在从自己的方面发现历史，发现矛盾着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的真实，从而补了另一种眼光的偏蔽，而“历史真理”的确并非只有一个。不同于历史学的由历史总趋向及其总后果提出问题，文学因其本性始终更关心作为个体的人，人的命运、人性的完善等等。为历史学所忽略的东西，成为文学对生活思考的起点。

（摘自赵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中国道路、红色经典和人民文艺的重新发现，赵树理再度跃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赵树理的“文学遗产”值得文艺工作者深思与借鉴。

赵树理最大的“文学遗产”，在于其文学实践的“在地性”“民间性”和“革命性”。他出身农民，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积极投身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深度参与时代生活；他身上有着鲜明的农民立场和民间色彩，在农民主体性的塑造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两点，又催生了一种融合传统和现代的“通俗化”写作实践，这是赵树理对当时小说界最大的贡献。他的作品，既不同于茅盾、巴金、李劼人、柳青等人的“史诗”传统，亦有别于以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为代表的“抒情”传统，呈现出民间化“小调”传统的特征，总体上出自对“五四”新文学的欧化、文艺腔倾向的“反叛”，也借此成功弥合“五四”新文学与普通百姓的隔阂。

何以见得？赵树理曾经说过：“新文学其实应叫作‘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通过对“文坛”和“文摊”的警觉和区分，赵树理在汲取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通俗化”实践的首个代表作即诞生于1943年5月的《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成名那年37岁，和鲁迅刊发《狂人日记》时同龄，属于大器晚成，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前后三十余年里，为现代文艺鞠躬尽瘁，留下丰富遗产。

“现实主义”除了紧贴现实，还侧重对“典型”的创造，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常识。赵树理向来秉持“深入生活”的立场，其文艺实践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学界普遍认为赵树理的小说“重事不重人”，是对政策的生搬硬套，这在笔者看来却有失公允。《邪不压正》《三里湾》《灵泉洞》等作品主动融入现实，是对现实的重塑，也革新了我们对小说人物和“典型”的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的“史传”传统多以塑造人物为主，浩瀚的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道璀璨的人物画廊。在《左传》《史记》等经典中，传神、生动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但到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这里，“人物”的作用明显让位给了“问题”。或者说，“问题”和事件是赵树理小说书写社会变迁的着力点，人物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回过头看，不论是短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长篇《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都为我们贡献出诸如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铁锁、小常、“翻得高”、“糊涂涂”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当然和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典型”人物略有不同，他们常以“外号”示人，更多呈现为一种复合式的“类型”，散发出幽默、讽刺的戏剧性色彩。因此，赵树理的人物集现实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身，整体看来更接近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式人物。

这一点，对当代小说也不无启发。当我们提倡反映现实、为人民写作时，不妨稍作驻足，回望丁玲、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作家，继承其身上“深入生活”的文学遗产，学习如何聚焦于人民，从而摆脱僵化的小说观，疗救“现实主义”远离现实的弊病。

（摘编自林培源《一个身在“文坛”、想上“文摊”的人》）

材料二：

启蒙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全局出发，不可能满足于就事论事的细部思辨，而总是链接着关于社会、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检视与规划。在叙事文本中，这就需要赋予个人的生活、社会的一隅以隐喻性的质地，使之同某些宏大命题相对应。鲁迅的小说中，启蒙话语就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模式，并形成了强烈的悲剧风格。

有异于鲁迅小说中强烈的“寓言化”倾向，赵树理的小说更多透露出一种“新闻化”的品格。所谓“新闻化”，在赵树理的论述中虽仅指选取题材的原则，可他对题材之吸引力、新鲜性以及现实针对性的诸般要求，实际上也规定了叙事文本的深层特质：基于当下状况，激发群众兴趣，解决具体问题。这种“新闻化”品格的生成，主要是因为讽喻性话语有它自己独特的功能期待和内在要求。讽喻的前提即在于对讽喻对象的整体肯定，所以它的目的只能是细致而深入地针对讽喻对象思想意识的细部加以改造。这就要求讽喻性话语的所指一定要明晰、具体，而不能简单诉诸抽象概念的陈说。也就是说，讽喻话语往往就事论事，不及其他。因之，尽管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也不免潜在地指向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想象，但较之鲁迅式的总体性观照，赵树理书写的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具体、琐碎的现实问题上，即他所说的：“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摘编自张继超、公言海《从“启蒙”到“讽喻”——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4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果物种只是特征明显而稳定的变种，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其杂交的后代，在某些性质和程度上，如在连续杂交之后，彼此可以融合等方面，酷似其父母，并且都如公认的变种的杂交后代一样，遵循着同样复杂的法则。如果物种是独立创造的，而变种是由次级法则所产生的，上述相似性就变得颇为离奇了。

如果我们承认地质记录的极端不完备性，那么地质记录所提供的事实就强有力地支持了遗传变异理论。新的物种缓慢地出现在连续的时间间隔内，而在相同的时段内不同类群的变化量是很不相同的。物种和整个类群的绝灭，在生物演化史上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是遵循自然选择原理的必然结果，因为旧的生物类型要为新的改良类型所取代。世代链条一旦中断，单个的物种也好，成群的物种也罢，将不再重现。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伴随着其后代的缓慢变异，从而使得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后，生物类型好像很突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变化。各地质层中的化石，其性状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其上下地层的化石之间，这一事实可以简单地以它们处于世系链的中间来解释。一切绝灭了的生物可以与所有现生生物一样进行分类。这一重大事实是现生生物与绝灭生物来源于同一共同祖先的必然结果。由于生物在漫长的演化和变异历程中，通常其性状都随之发生了分异，所以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比较古老的类型或每一生物群的早期祖先类型，在分类谱系上常或多或少地处于各现生类群之间的位置。总的来说，现生类型的组织结构要较古代类型更为高级，因为在生存竞争中，新的改良类型征服了较老的、较少改良的类型，它们的器官也更为特化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这一事实与大量生物由于生活条件简单，因而仍保留着简单且改造少的构造相吻合。同样的，某些类型在生物演化的各个阶段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退化的生活习性，而在体制上发生了退化。最后，同一大陆上的近缘类型，如大洋洲的有袋类、美洲的贫齿类等诸如此类的例子，为何能长期共存在一起，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在同一地区，现存的和绝灭的类型通过世系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取材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证明》）

材料二

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已，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晕眩战栗。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

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人类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人类朝气蓬勃，勇敢好学，前途无量。几千年来，我们对宇宙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作出了最惊人的和出乎意料的发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想象经常能够把我们带领到崭新的境界，没有想象，我们就到处碰壁。怀疑可以使我们摆脱幻想，还可以检验我们的推测。宇宙神秘非常，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取材于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

材料三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这样所推出的，必然是盖天说所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暅的一段话可作代表：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

（《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南北朝时，南朝的梁武帝偏爱盖天说，曾集合群臣，公开宣讲盖天说。对于他的主张，天文学家中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但梁武帝并未采用暴力手段迫害那些不相信盖天说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与浑天说亦不一致，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佛教学说为依据，强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所信奉的宇宙结构学说的事例。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取材于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26年伊始，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星际航行”。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在北京怀柔正式揭牌成立，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朱俊强。在接受新华访谈独家专访时，朱俊强直面一个许多人心中共同的疑问：星际航行，这个听起来如此浪漫的词，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究竟还有多远？

中国的星际航行计划，分几步？

朱俊强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任何宏大的理想，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来实现。他提出分三步走：近期3到5年，建立完整的本博贯通培养体系，建设星际实验场，给学生动手的能力和想象空间；中期10到20年，打造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集成一批原创性技术，培养领军人才；远期，中国人要拥有星际航行的完全自主技术体系，在国际上具备话语权，与全世界学者一道共同开发太空。

       ①       

在朱俊强看来，未来能承担星际航行使命的人，必须具备三个特质：要有科学家的严谨与创新，敢于做0到1的颠覆性技术；要有总工程师的系统驾驭能力，统筹推进、探测、材料、生命保障等多个学科；要有家国情怀，像钱学森那样，立足现在、放眼未来。

星际社会学，又是什么呢？

对地外生命，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在星际航行学院的课程设置里，就增设了一门引人注目的课程：星际航行社会学。

学什么？朱俊强举例说，比如如果遇到地外生命，彼此之间怎么交流？怎么共同维护好这个庞大的星系？再比如，如果星际航行成了日常活动，地球上的一些犯罪行为会不会把星际作为一个逃避的场所？这些问题还没标准答案，但必须在出发前就开始思考。朱俊强说，以上都是很具体的例子，涉及深空未来的利用与发展问题，都属于社会伦理学的范畴。

在采访结束前，记者问      ②       

他的回答简洁而有力：“严谨思维，勇于奉献，甘于寂寞，久久为功。”仰望星空，行则将至。新一批扎根大地、敢闯未知的年轻人，他们的征途，不仅关乎技术突破，更承载着一个国家探索浩瀚宇宙的梦想——让文明的灯火，照亮更遥远的星空。

（新华网《朱俊强委员：星际航行学院，让中国人飞得更远》）

材料二：

任何事物的开始总是比较简陋的，只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渐完善，逐渐形成一整套复杂而又有机地结合着的体系。就以交通工具为例，第一次开动的火车并没有什么火车站，也没有什么加水、加煤的设备，更没有修配厂、管理机构和行车信号。这些看来是铁路系统必需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也是如此，在民用航空建立起来的初期，哪里有什么今天我们所习惯看到的飞机场、气象站、通讯网，这些也都是后来逐步增加的，逐渐才形成今天庞大而又复杂的民用航空体系。星际航行事业也自然不会例外。在这最后一章里，我们想谈一谈将来星际航行体系中的可能组成部分，让我们展望它的前景。

我们在之前已经讲到在人造地球卫星上发射星际飞船的好处，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更发展一步，让我们在人造地球卫星轨道上建立一个星际航行站，也就是一个巨型卫星。从地球表面到这个卫星式星际航行站有运载火箭不断来往，把物资和人员送到星际航行站上去，也把人员送回地面。在星际航行站上，我们利用从地面上送来的部件来装配和调整星际飞船，也可以利用最后一级运载火箭的空壳改制星际飞船。就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经送到卫星轨道上的物质。而不像现在那样，运载火箭的空壳放在轨道上不加利用，最后让它坠入大气层而烧毁。

当月球勘探工作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在月球上建立工业，从而能用月球上的资源来生产星际航行所必需的物资。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月球重力场小、容易起飞和降落的优点，把月球变成我们的星际航行站，作为我们在太阳系中旅行的基地。月球离地球约38万公里，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交通必须搞好。这可以用两种工具：一种是载人的往返火箭，为了不使旅行时间过长，将采用大推力的化学火箭发动机或原子火箭发动机；另一种是运货的火箭，飞行时间可以长些也无妨，将采用小推力、高比冲的离子火箭发动机，以提高有效负载的比例。小推力的离子火箭是不能直接从地球表面起飞的，所以上几节中所讲的人造地球卫星式的星际航行站还是需要的，它主要是往返月球的站。这就像我们现在要坐火车，我们要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到火车站，然后才能坐火车旅行。将来的人造卫星式星际航行站就好像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月球站才是太阳系的星际航行站，就好像今天的火车站。

采用什么航行过程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定要全面地考虑了星际航行体系的全面运转情况以后，通盘筹划，才能决定。星际航行的调度工作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节选自钱学森《星际航行概论》）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柄谷行人的笔下，“风景的发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他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地方的风景是怎样被发现的？我们为何可以看到这些风景？

首先，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现成的风景。不是先有个风景在那，然后主体可以看到一个客观的风景，而是当主体学会了看风景之后，才有一种客体出现在主体面前。柄谷行人认为，是我们学会看风景后才学会怎么在自然面前成为主体，而自然由此成为客体。主体和客体都是从风景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它们的区分并非物理意义上的。柄谷行人的这套理论有着浓厚的现象学意味，因为现象学就是讲本质直观的——我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个地方，而是在我的意向性中生成的一个对象。当人看到风景之后，才知道那个看风景的“主体”在哪里。

其次，它也不是文化意义上的现成的风景。柄谷行人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有自然风景的描写，但那是山水画中的山水，与单纯存在于此的自然对象不同。”也就是说，这些画中的山水已经是情致化的、符号化的、文化性的自然，“画家们描写的并非实际的自然，而是程式化的山水……然而，我所谓的‘风景’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通过去除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因此，只有破除了传说、神话色彩之后重新出现在面前的自然才叫风景。柄谷行人有个说法很形象，他说风景之发现即是作为“素颜”的风景之发现。

此处有一个很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古人去踏访名山的时候，究竟访的是名还是山呢？首先，“所谓发现，是通过去除风景背后的宗教、传说等附加的意义，使原本非审美的对象进入审美”。你得自己去发现一些原来没有印在明信片上的东西，一些导游很难说出来的东西。其次，“此种发现被认为与孤独的内心状态相关，发现风景的前提是承认有‘内面的人’（inner man）存在，后者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发现风景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个孤独的人是一个现代主体的形象，《荷塘月色》里呈现的“这天地只有我一人，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的状态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主观—客观”这类认识论框架就是在风景的发现中形成的。以日本而论，首先是西方式的风景审美传到了日本，日本画家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发展出自己的浮世绘以及其他现代绘画语言。日本人从中理解了主客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重新理解了他们与自然的再现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柄谷行人强调，只有到了“言＝文”，也就是说我们的书面语言和口语统一的时代，即“我手写我口”的时代，风景的发现才成为可能。当主体用自己的口语，也就是描绘真实生活的语言去描绘眼前风景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现风景，这与单纯引用诗句存在很大区别。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才算风景的发现。自己的语言既不是纯粹古人的语言，也不是纯粹西方的语言，而是新的语言的创造。主体只有先学会一套新鲜的口语，并且这套口语与其书面语言一致，然后才能发现风景。

（节选自汤拥华《重审“风景的发现”——柄谷行人之后的风景批评》，有删改）

材料二：

孙犁使用的词语是家常的，他喜欢用逗号和句号，句子短而凝练，有一种奇妙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所写当然是自然风光，但书写自然时，他有意写下明亮之色，厚雪与结冰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一丛丛累累的红色果实；大黄风之后紧接着是大雨过后天晴日出，似乎也只是陈述所见，但这些风景并不给人荒芜感、孤独感。“田野里，大道小道上全是忙着去种地的人，像是一盘子好看的走马灯。”

事实上，《白洋淀纪事》里的叙述人，是一位渴望改造世界、对未来有着必胜信念的写作者。于是，从他的自然风景里，你能清晰听到一位革命作家的声音。

《荷花淀》的色调是明朗和乐观的，那是作家对战争前景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早已渗透在他血液里。他谈起过一种必胜的信念。“我们可以写我们要胜利，因为我们一定能胜利。”从青年到晚年，这是孙犁不断重申的写作职责：“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但这样的职责并不意味着某种高蹈。孙犁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在于作家“所见者大”而“所记者实”，而着墨于细微，在于他朴素、日常、切实的美学观。即使他深知要用高昂、渲染的笔墨，但落在笔端时，他依然从“小”着眼，写身边所见之人、所见风物。于是，枣树、野花、桃树、荷花，呼呼的从远方刮来的风构成了冀中平原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之景，它们都烙着孙犁个人鲜明的印记。

（节选自张莉《新鲜风景与故人山河》，有删改）

“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材料二：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航天发射成功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背后的研发故事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如丁燕历时12年创作的“工厂三部曲”，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

李瑞：非虚构文学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吗？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将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生硬放置到西方理论“影响-接受”模式下展开思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辩证地看，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出场和亮相，外来的非虚构写作理论扮演着催化剂角色。但是从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写实主义传统密不可分，此外，其兴起的根本原因还应该溯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深厚家国情怀。

李瑞：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邹赞：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依此，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其二，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近年来兴起的“返乡书写”引发了很多“离乡者”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纽带得以链接的背后，关联着知识群体对乡村青年所倾注的人文关怀。其三，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是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新疆大学教授邹赞访谈》）

材料二：

文学叙事不是现场直播，任何写作都是回忆或记忆的复现。而人的记忆往往是凌乱的、不完整的，作者需要通过推理、判断和必要的想象，使不完整的事件得以完整和有序化。文学不能满足于事实的真实，而要达到能够反映事物具有普遍性的本质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写作的过程就是凭借虚构达到典型化的过程。

非虚构写作虽然强调“非虚构”，但同样是“记忆的复现”而不是“现场直播”。即便是“现场直播”，也必然有主观选择而不是纯客观的原生态展示。所以，许多号称非虚构的作品，实际上采用的是“非虚构+虚构”的叙事模式。因此，许多人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允许虚构。一方面强调非虚构，一方面又有虚构，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看似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从字面上看，虚构和非虚构似乎是对立的。但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无本质区别：所谓没有“本质区别”，是指二者都属于文学，都需要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二者的区别则在于虚构文学可以采取“杂取法”，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以及具体细节整体性地进行虚构；而非虚构文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真实不虚，不能进行重大的改变和虚构。

非虚构文学强调的“求真”必须具有超越性。非虚构文学需要以文学手法重构现实，揭示超越事件本身的人类共性困境；以文学技艺升华真实事件，使之成为人类精神的纪念碑。如此看来，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遴选就显得非常关键了。非虚构文学的素材来源是真实事件，但并非所有的真实事件都有这种超越、升华的条件和可能。就像采矿，矿石如果缺乏足够的含金量，是没有开采价值的。

非虚构文学对真实事件的选择，是否应该遵循这样一些原则？即重大性、典型性和开创性。重大、典型的真实事件，往往是由多重矛盾所构成的某种社会现象，而构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现实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还可能有文化、人性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重大事件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它同时又带有能够超越真实事件的个别性，而得以升华为带有某种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真实。所谓开创性，是指非虚构文学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描写对象，从而开拓新的题材领域。

（摘编自封秋昌《非虚构的文学性与超越性》）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微短剧作为短视频的分支形式，是一种新兴的网络视听样态，根据2022年11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实施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将其定义为：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网络视听节目。

如今网络微短剧已成为新的娱乐视听创作风口。它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频出爆款，并多次刷新播放纪录，引发社交媒体的热议，背后具有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动因。首先，在表现形式上，网络微短剧依托短视频的建构形式和传播方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输出大量叙事信息，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又凭借短视频传播快、受众广的传播特点，网络微短剧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指数级传播。其次，在叙事策略上则充分考虑受众心理和流行文化趋势，采用多类型融合的叙事方式呈现当下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如玛丽苏题材、战神题材、穿越题材、逆袭重生题材等网络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叙事母题，以迎合当下大众追求刺激与快感的审美心理，进而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的狂欢式互动模式。

网络微短剧作为短视频的衍生物，为了契合观众碎片化的观看习惯，在叙事时长上严格控制在一分钟到十五分钟，与简短的叙事时长相对应的是新的画面呈现方式，即更符合手机屏幕的小画幅画面。因此，简短的时长与更新的画幅比共同构成了网络微短剧在叙事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以简单直接的镜头语言表现被大幅压缩的视觉空间和故事时间，力求在极致压缩的叙事时空中实现故事的起承转合，进而达到塑造人物、展演故事线的目的，相应地这也促使网络微短剧在拍摄手法上呈现出有别于传统视频的创作手法。首先由于镜头画面的画幅较小、叙事时间短，网络微短剧的镜头往往时刻聚焦于画面中的人物主体，并全方位捕捉呈现主人公的神情体态、动作行为、情感变化等，同时配合大量的特写镜头与中近景镜头细致描摹画面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使被拍摄对象清晰、突出、直观地呈现在画面中，令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领会画面中人物的所思所想，并确保观众在观看视频的几十秒内产生观看兴趣，进入剧情、理解剧情。

除此之外，网络微短剧在叙事策略中不仅追求以人物为中心的简单高效的镜头语言呈现，而且往往倾向于采取经典叙事模式即单一线性的叙事策略，也就是叙事学家玛丽—劳尔·瑞安在叙事性的模式研究中提出的第一种叙事模式：“简单型叙事性，这一模式的文本一般只围绕一个情节，并且每个情节只围绕一个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故事中的人物和行为遵循常规化的线性发展，时间线与真实时间一致，故事情节的建构完全符合从开端到高潮再到结尾的正常叙事逻辑，其目的是创造出一个不违背观众观剧认知和预设经验的叙事时空。因而尽管网络微短剧的类型多样、题材包罗万象，较之传统的电影、电视剧在创作选择上具有更宽泛的操作空间，但网络微短剧的叙事脉络、剧情建构及走向却呈现出一种保守的、传统的、类型化的趋向。观众在短时间内确定微短剧故事类型、理清人物关系后，便可对该剧的后续剧情发展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原因在于同一类型的微短剧在故事的呈现上趋于一致，只在具体故事情境中对人物设置、戏剧冲突的建构有所区别。

（摘编自郑亚鹏《网络微短剧的叙事策略、审美特征及创新路径探析》）

材料二：

《逃出大英博物馆》是由自媒体博主“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赴英国，耗时三个月联合创作和拍摄的一部网络微短剧，共三集。该剧讲述了在大英博物馆中一盏中国玉壶出逃寻乡，为其他文物传递家书的故事。

《逃出大英博物馆》采用拟人化的第一视角叙事。拟人化本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将非人的事物人格化，赋予其“人性”色彩。现在，拟人化已经成为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在网络微短剧中，采用拟人化的第一视角是一种强有力的叙事视角。这种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使故事更加生动，增强了观众与主人公之间的情感连接，从而加深了情感共鸣。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策略，让观众与主人公一同感受文物归还的紧迫性和情感波动。拟人化手法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促使观众更积极地参与到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身成人的故事中，关心小玉壶的命运，希望它们能够实现愿望。同时，这种视角也促进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增强了观众对剧集的投入和参与感。通过这种强有力的叙事策略，网络微短剧成功地营造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世界，让观众沉浸其中。

角色的深刻塑造和符号构建体现在网络微短剧的叙事细节之中。仔细构建角色的性格、动机、背景以及符号的巧妙使用让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剧中发生的情节和冲突。这种叙事策略使观众更容易投入故事中，并与剧中发生的情节产生共鸣。在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中，文物和遗物的符号被巧妙地运用，以代表角色的情感和背景故事。这些符号包括“中国玉壶”“朝冠耳炉”“唐大马”“唐小马”等文物，“家书”等遗物。每个符号都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能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例如，在剧中，作者将“中国玉壶”作为承载着遗失的文物与家乡相连接的一道桥梁，“唐大马”和“唐小马”象征着文物回归家乡的迫切与重要。通过这些符号的巧妙运用，观众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剧情发展和角色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投入剧情中。

（摘编自沈天赟、刘馥《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叙事策略与传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