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

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有删减）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老人与海》用简洁的文字塑造了鲜明的“硬汉”形象。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后更是遭到了失败。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借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奋勇抗争。虽然大马林鱼没有被保住，但老人却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里，海明威描写了一些拳击师、斗牛士、猎人等形象，他给这些下层人物的身上赋予了一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性格，《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形象就是这种性格的发展与升华。老人在与鲨鱼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不失人的尊严，虽败犹荣，老人的精神并没有被打败。可以说，他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把评价圣地亚哥的形象停留在老人与外界困难之间的斗争上，认为这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精神，这样的分析未免浅薄。老人与大马林鱼、鲨鱼等的斗争是大家可以看见的。它们象征了社会中的或明或暗的危险，但别忘了圣地亚哥是一个人在与危险作斗争。一个人的战争是残酷的，他既要与外界的敌人斗争，还要与自己斗争，而与自己的斗争是最关键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没有人能够打败自己，打败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海明威作品的内涵是丰富的，这就是他的“冰山”创作风格的体现，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作品是八分之一，读者的理解是八分之七。老人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斗争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割断钓丝和绳子，从而免受皮肉之苦，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与自己斗争，他调动自己的精神、毅力和智慧与困难和自己作斗争，他认为“痛苦在男子汉不算一回事”“我也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一个人在无依无靠时，人性中懦弱的一面会显露出来，这源于“本我”的原始性，但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不足以表现人类的顽强进取精神。弗洛伊德把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人只有克服自然本性的“本我”，克服“自我”的弱点，才能达到“超我”的境界。老人正是在内心与“本我”和“自我”的斗争中才成就了伟大的圣地亚哥和海明威。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勇士，海明威正是这样的英雄。

作家把创作当作自己的生命。海明威在1945年后遭遇一连串的变故，加之创作上的“瓶颈”，导致诽谤声四起。他于1952年创作《老人与海》，彰显了自己的人生高度。此后，病痛、流言、写作高度的不能逾越一直折磨着他。他不能突破自己，他选择了用死来捍卫自己创造的高度，他把自己定格在人生的辉煌巅峰。

（摘编自李兴春《〈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与海明威》）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出访古巴，习近平都特意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海边的栈桥、戏水的孩子、海明威爱喝的“莫希托”酒，让他对海明威这位文坛硬汉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和感悟。“《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浩如烟海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中着重提及海明威和《老人与海》，足见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身处伟大时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仍会感动，仍会受到作品中的精神的鼓舞。

（摘编自蔡小文《〈老人与海〉：描述永恒的精神》）

材料三：

《老人与海》中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颁奖给海明威的赞辞特别提到这本书，说它鼓舞了人类的斗志，给人们带来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海明威属于“迷惘的一代”，但他即使身处迷惘仍积极反抗，反抗当时时代的悲颓。当今时代大不相同，如今我们远离战争，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现在有些年轻人却被看作“迷惘的一代”，他们越来越没有工作动力，生活状态可以用无精打采形容。

海明威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塑造的硬汉形象却激励了无数代人不懈奋斗，也激励着现在的年轻人。《老人与海》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激励青年人不颓废、不消极，面对生活要斗志昂扬，像圣地亚哥一样有斗争精神。在《老人与海》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乐观开朗，积极面对生活的老人。当今年轻人应该学习他对待生活充满希望的心态，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无论何种境遇，始终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此才能够真正面对遇到的一切困难，这是我们对待困境必备的态度。

（摘编自李莉《失败的英雄圣地亚哥—经典英文作品〈老人与海〉赏析》）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是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材料二：

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核心的艺术特质，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追求与表达习惯共同孕育的结果。这一传统历经三千年积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诗的国度”最鲜明的标识，也与中国诗歌自源头便确立的抒情道路形成深度呼应。

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抒情传统形成的核心文化根基。中国人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不将自然视为单纯的客观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情感的投射载体。诗人见草木荣枯而感人生起落，观星月流转而念故土亲朋，借山水风物抒发内心情志，如《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杨柳的柔婉牵出离别之绪；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香草的芳洁喻自身的高洁。这种“物我相融”的表达，让诗歌的抒情摆脱了直白的宣泄，转而成为情景交融的含蓄抒写，也让抒情成为中国诗歌最自然的表达选择。

儒家的“诗教”思想，为抒情传统赋予了社会与精神内涵。《毛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歌的抒情与个人志向、社会民情相联结，主张诗歌不仅要抒发个人情感，更要“观风俗，知得失”。从《国风》中反映民间疾苦的怨叹，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情怀，再到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家国之思，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始终与时代、社会、民生紧密相连，形成了“寄情于志”的抒情特质。这种抒情并非囿于个人悲欢，而是兼具个人情志与家国情怀，让诗歌的抒情传统拥有了厚重的精神内核。

而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也塑造了诗歌抒情的表达风格。中国人历来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不主张情感的直露表达，而是追求“意在言外”的含蓄之美。这种心理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比兴见意等多样的抒情手法。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朦胧的意象抒写复杂的身世之叹与相思之苦，情感藏于物象之后，需读者细细品味方能领会，这正是含蓄抒情的典型体现，也让中国诗歌的抒情更具韵味与张力。

时至今日，这一抒情传统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亡，反而在当代得到了新的延续与发展。当代诗人依然以自然为载体、以含蓄为风格，抒写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追求；古典诗歌中的抒情意象、抒情手法，也被融入歌词、散文、短视频文案等当代表达之中。从《经典咏流传》中被重新谱曲的古典诗词，到当代文学中借山水抒怀的文字，抒情传统始终在以新的形式焕发生机。

（摘编自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与抒情》）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在这里我们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木”仿佛本身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它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它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引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木”与秋天似乎并无必然联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李白的《梁园吟》写道：“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其中的“木”就是写夏季高大茂盛的树。还有杜甫有名的诗句“城春草木深”《春望》）及韦应物的“春深草木稠”（《游灵岩寺》，写的都是春天长势挺拔、生机盎然的树，但都未用“树”而用“木”。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呢？其实也不然。“树”也常常被古诗人用来描写枝干枯秃、少叶或无叶的疏朗的形象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马戴的诗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漏上秋居》），用的却是“树”。李白的有些诗也是如此，如“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灞陵行送别》），“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秋下荆门》），“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战城南》）；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秋思》则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至于古人为何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树叶”呢？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还有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较多，“木叶”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童年的两件趣事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力，并且引导我走上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历程。

记得那时我的父母亲不时带我去旧金山游览著名的日本茶园。我蹲在那里的一个小池边，为慢慢畅游于睡莲之间的五彩斑斓的鲤鱼所陶醉。这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之一。在那静静的时刻，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只有小孩儿才问的傻乎乎的问题，比如水池中的鲤鱼怎样观察它们周围的世界。我想，它们的世界一定奇妙无比！

鲤鱼们的一生就在这浅浅的水池中度过。它们相信它们的“宇宙”就由阴暗的池水和睡莲构成。它们大部分时间在池底漫游，因此它们只模糊地意识到在水面之上存在有另一个外部世界。我的世界的本质超过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喜欢坐在距离鲤鱼仅仅几厘米的地方，然而，我们之间却如距深渊。鲤鱼和我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宇宙之中，从不进入对方的世界，我们之间被水面这一薄薄的“栅栏”分隔开来。

我曾想：在水底的鱼群中可能有一些鲤鱼“科学家”。我想这些鲤鱼“科学家”会对那些提出在水池之外还存在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鱼冷嘲热讽。它们认为，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鱼儿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水池就是一切。水池之外看不见的世界没有科学意义。我想，鲤鱼“科学家”们将会聪明地杜撰某种虚构的东西——它被称为“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它们给这种现象发明了一整套荒谬的理论，由于它们完全是在“水池”内部思考，所以它们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外面的世界”。

这使我想到，人类是否也像这些鲤鱼一样，生活在某种自认为的“宇宙”之中，而实际上存在着我们无法直观感知的更高维度的实在？科学家发明像“力”这样的概念，以及对高维时空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像鲤鱼科学家一样，在为我们看不见的“水面之上”寻找解释呢？

（节选自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朝气蓬勃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盛唐气象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境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飞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饱满的情绪，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朝的“文”装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载，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人均粮食达到700斤。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太和殿的施工技艺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精华，金砖墁（用砖或石块铺地）地则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金砖是一种大型号的大方砖的“雅称”。“金砖”名称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砖由苏州陆慕御窑村（现为陆慕御窑址）所造，运送至京城，所以称之为“京砖”，后来演变成了“金砖”；二是金砖烧成后，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宛如金子一般，故名“金砖”；三是这种砖烧造工艺复杂，造价极为昂贵，因而民间唤其为“金砖”。与普通方砖不同，金砖在烧造、砍磨、铺墁等各方面要求极为苛刻，所铺墁的地面平整如砥，光滑似镜，质坚无比，数百年光亮如新，非普通方砖地面所能及。

金砖的烧制，有着极为苛刻的工序，从取土到出窑，共包括8个步骤。烧制工序往往费时一年半，而普通方砖的烧制，仅需10余天。烧制后的金砖必须颜色纯青，敲之声音响亮，形状端正，毫无损伤。为保证金砖使用，每块金砖还配有副砖（备选砖）。金砖烧制好后，由京杭大运河船运至北京通州漕运码头，再由骡车运至紫禁城。

金砖的铺墁工艺与普通方砖类似，但要求极为苛刻。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规定：砍磨二尺（1尺≈0.333米）见方的金砖，每一个工人每天只能砍3块；铺墁金砖地面，需要瓦工1人和壮工2人，且每天只能铺墁5块。太和殿金砖铺墁的具体步骤，主要包括处理垫层、定标高、冲趟、样趟、揭趟、浇浆、上缝、铲尺缝、刹趟、打点、墁水活、泼墨钻生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工序是泼墨钻生。“泼墨”即将热的黑矾水分两次泼洒或涂刷在地上，其主要目的是对地面进行防止风化的保护。“钻生”即在地面浇筑桐油，以增加砖层的硬度。当地面干透后，在地面上浇约3厘米厚的桐油，然后将桐油来回推搂。当桐油充分渗透到砖层中后，再用刮板将多余的桐油刮去。之后在生石灰粉中掺入青灰粉，使之与地面砖的颜色相近，然后将灰洒在砖面上，厚度为3厘米左右，2至3天后，灰与砖面粘牢，再将砖灰刮去，用软布将地面擦净。泼墨钻生之后，还要对金砖地面烫蜡。“烫蜡”即打蜡，是用蜡烘子将石蜡烤化后使其均匀地淌在砖面上。打蜡的主要目的是使地面光亮，且蜡固化后可隔绝空气、水、灰尘，还可起到防磨损的作用。

（摘编自周乾《故宫太和殿的建筑细节与文化之美》）

材料二：

故宫古建筑的营建技艺，是我国古代工匠卓越智慧的结晶，并透射出和谐之美。以榫卯连接为例，所谓榫卯，即两个相互连接的构件，其中一个构件端部做成榫头形式，插入另一个构件预留的卯口中。故宫古建筑梁柱连接所用的榫卯节点，类型丰富，有燕尾榫、馒头榫、箍头榫、透榫、半榫，等等。

榫卯节点的连接方式，有利于紫禁城整体的营建。我国古代工匠巧妙地利用了木材易加工、重量轻的特点，将这些木构件预先加工好，避免了对木材进行现场剔、凿、刨等工序造成的杂乱环境。而柱、梁枋在现场只需安装即可，有利于快速施工，而且榫头与卯口之间精确的尺寸咬合也使得构件不易产生错位。

榫卯节点优秀的抗震性能是故宫古建筑木构件的重要结构特性之一，也是我国木结构古建筑的智慧体现方式之一。从连接方式来讲，榫头与卯口的连接属于半刚接。所谓“半刚接”，即节点不能像铰球一样随意转动（铰接），也不像固定的刚架一样完全无法转动（刚接），而是介于铰接和刚接之间的一种连接方式，其特征为可以转动，但受到一定限制。这种连接特征是非常有利于古建筑抗震的。因为这样一来，有限的转动能力有利于减小梁柱构架的晃动幅度。

需要说明的是，地震作用下，榫头与卯口之间产生相对运动，有时不能正常复位，称为拔榫。也就是说，榫头具有一定的长度，即使其在卯口中不能完全恢复到初始位置，但是因为其本身有一定的长度，因而仍能搭接在卯口上，使得榫卯节点本身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破坏时，在震后稍加修复即可正常使用。

作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古建筑营建方式，故宫古建筑榫头与卯口的运用，体现出和谐之美。榫卯节点的形式丰富，根据不同结构、不同部位的安装、受力需求，采取不同形式的榫卯节点，这不仅满足了建筑使用需求，其外观也体现了营造技艺之美。榫头与卯口之间的结合或分离，楔入或穿插，都在故宫古建筑的艺术中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和谐内涵。古代工匠利用独特的一凹一凸连接方法，使极为复杂的建筑结构表现得简约古朴，并于其中透露出工匠丰富的灵感和智慧。

（摘编自周乾《北京中轴线建筑的和谐之美——以故宫古建筑为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瓦当是中国古建筑屋檐顶端用于椽头遮朽的圆形或半圆形陶制构件。家喻户晓的“秦砖汉瓦”一词就是传统金石学中对以瓦当为主的秦汉时期砖瓦的概括俗称，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秦汉时期建筑文化的代名词。

①                   

人类建筑史是一部不断超越的史诗。从穴居到半穴居，再到地面建筑，我们的祖先始终在寻找更完美的栖居方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瓦的国家，在文献记述中，最早的瓦产生于夏代。随着先民对中国土木结构建筑中瓦的不断总结，瓦当应运而生。

最早的瓦当发现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年前）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但瓦当大量使用还是在西周时期。在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的素面瓦当，这些朴素的建筑构件，开启了瓦当艺术的千年传奇。

瓦当艺术的发展，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研究发现，从纹饰上说，西周时饰重环纹，后来出现绳纹、饕餮、云山、动物、龙凤纹等。秦代的瓦当以图案和动物纹饰为主，此前七雄各自称霸一方，所使用的瓦当也各具特色，这种多样化的发展局面，使得瓦当艺术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鼎盛发展阶段。山东齐国故城遗址的树木双兽纹半瓦、河北燕下都遗址的饕餮纹半瓦、陕西秦都雍城遗址的动物纹圆瓦各领风骚。而秦都雍城动物纹瓦当上的鹿、豹、虎、雁，折射出早期秦人的游猎生活，这里出土的虎噙燕纹瓦当堪称战国瓦当的杰作。

汉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方面都迈向黄金时代。四神瓦当和文字瓦当很流行。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四神瓦当”堪称典范——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镇守四方，构图雍容堂皇，制作精工细致，艺术水准极高，其精湛的浮雕工艺令人叹服。“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陈根远道。

瓦当的制作工艺，在秦汉时已经非常成熟。西安西郊三桥街南的秦汉古建筑群遗址中，曾发现了九座汉初的宫瓦窑址。从遗存的大量筒瓦、瓦当、瓦范以及制陶工具看，秦及汉初是先造瓦心，与筒瓦套接切割，边轮也随之形成。文字瓦范的凹槽一般作半圆或菱形状，这样不仅利于瓦当脱落，而且也使文字更加清晰立体。

东汉以后，瓦当艺术走向程式化。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莲花纹与兽面纹瓦当大行其道。“莲花纹瓦当的流行，除宗教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莲花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的圣洁、和谐与富足的寓意所致。唐代两京地区的瓦当绝大多数都是莲花纹，质地精细、充盈饱满的莲花瓦当恰恰反映了盛世大唐的自信与繁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崔凯解释道，“至宋元明清时，瓦当艺术虽不断世俗化，但如落日余晖，失去了秦汉雄风的强劲与冲击力。”

②                   

瓦当对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思想意识有哪些学术价值？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朱思红介绍，一枚1982年在凤翔长青乡发现的“蕲年宫当”，解开了曾影响秦国命运的秦惠公所建蕲年宫的地理之谜。

有趣的是，瓦当也反映着古人的习俗喜好。“长乐未央”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汉并天下”彰显着帝国自信，“日入百金米千石”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

瓦当也是艺术瑰宝。西汉出现并盛行的文字瓦当，遒美而多变，尽显书法艺术。汉代工匠在瓦当的空间里将篆书演绎得出神入化——“永受嘉福”的圆润流畅，“与天无极”的雄浑大气，瓦文极富意味，刚柔曲直与方圆疏密等篆法变化丰富，浑然天成的笔画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

在岁月更迭和时光荏苒中，瓦当已经远远超出建筑物附丽品的地位，成为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它显示出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的杰出能力，是我国古老文化历史的见证。

如今，这些古老的建筑元素正以崭新姿态回归现代生活。在国家大剧院的金属幕墙上，云纹瓦当元素若隐若现；在文创领域，四神瓦当化身为精美的书签、丝巾；在数字艺术中，动态的瓦当纹样讲述着跨越时空的文化故事。

“传统不是守住的炉灰，而是传递的火焰。”在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馆长任军宜眼里，瓦当艺术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永恒的传承与创新：“瓦当是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它提醒我们，传统建筑元素完全可以与现代设计相得益彰。”

瓦当虽小，却是读懂中国文明史的一把钥匙。从先秦宫殿到现代建筑，瓦当始终静默地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材料二：

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瓦面是弯曲的，已如上面所说。当屋顶是四面坡的时候，屋顶的四角也就是翘起的。它的壮丽的装饰性也很早就被发现而予以利用了。在其他体系建筑中，屋顶素来是不受重视的部分，除掉穹隆顶得到特别处理之外，一般坡顶都是草草处理，生硬无趣。但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匠师们很早就发挥了屋顶部分的巨大的装饰性。在《诗经》里就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句子来歌颂像翼舒展的屋顶和出檐。《诗经》开了端，两汉以来许多诗词歌赋中就有更多叙述屋子顶部和它的各种装饰的词句。这证明屋顶不但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并且是我们民族所最骄傲的成就。它的发展成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节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984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

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一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

观音阁及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改变，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唯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山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为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堕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大约是柱高一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

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个个不同，条理井然。

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

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为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及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

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班。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二年重塑，尚具唐风，其两旁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摘编自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材料二：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为中国辽代建筑之代表作。观音阁及山门在建筑历史、技术与艺术上的价值向来为学术界所推崇：梁思成将其誉为“罕有之宝物”“无上国宝”，陈明达更是宣称独乐寺这两座建筑“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则应推为第一。它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是最佳典范。它蕴含着许多古代建筑学的宝贵知识，有待我们去发掘阐明”。

塑像与建筑之间存在清晰的构图比例之设计手法，还广泛运用于唐、辽、清等不同时期的佛教建筑包括殿、阁或塔之中。于是乎，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设计中，可能常常将佛教雕塑与建筑空间统一设计，使塑像与建筑之间取得和谐的比例关系，建筑空间犹如为塑像度身定制的居所，可谓“度像构屋”的设计理念。

独乐寺这两座辽代建筑杰作及其内部同样杰出的辽代雕塑所运用的一系列基于规矩方圆作图的构图比例，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追求天地和谐的文化理念。这些经典构图比例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可以从《周髀算经》《营造法式》等古代文献,乃至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得到有力的诠释。

（摘编自王南《规矩方圆，度像构屋——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及塑像之构图比例探析》）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许多人了解引力的概念是通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从传说中砸中牛顿的苹果到天上飘落的雨滴，引力无处不在；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数百年来科学家对引力与引力子的探索从未间断。前不久，我所在的科研团队首次观察到引力子在凝聚态物质中的“投影”。

很长时间以来，物理学家一直追求大一统理论，希望用它来解释自然界的所有物理现象。例如，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统一了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运动规律，并构建了牛顿力学，这直接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动力学的研究成功地统一了电与磁的概念，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现代物理学中占据要位，分别成功地应用于宏观和微观世界。科学家们期待二者的统一能像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学突破那样，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广义相对论指出引力的本质不是物体间的吸引力，而是时空弯曲的一种几何效应。这一理论解释了宇宙中的绝大多数宏观现象，并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想象一下，重球会让紧绷的床单形成凹陷，如果你轻轻地推一个小球过去，它会朝着那个凹陷滚动。在这里，床单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度规”（用来描述时空形状的概念），而引力波就是一种源自时空度规波动的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天眼”和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等国内外大科学装置多次观测到引力波的相关信号，广义相对论中关于引力是时空几何效应的观念已被广泛认可。

自量子力学确立以来，物理学家已经将已知的四种基本作用力中的三种——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成功地统一到量子力学的理论框架内。然而，引力仍未被纳入这一框架中。科学家推测引力波在量子世界中的粒子是引力子。物理学家一直试图通过引力子这一概念，将引力融入量子力学的体系，从而实现四种基本作用力的完全统一，也即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统一。

宇宙中的引力子信号很难探测，难度远超引力波。有物理学家指出，即使利用与地球质量相当的理想探测器，也可能需要超过10亿年才会探测到一个来自太阳的引力子。相较于宇宙，生活中大部分可见物质都是凝聚态，通常包括固态和液态。科学家已经发现凝聚态系统存在着和宇宙中的粒子相类似的物理性质。

引力子激发的探测需要依赖双光子过程的非弹性光散射实验。这种实验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且看似矛盾。一方面，实验需要在极低温度下进行，并且需要强磁场支持，一般通过稀释制冷机来实现；另一方面，实验中使用的可见光及制冷机的透光窗口辐射，容易将温度升高。此外，实验测量也对制冷机脉冲管带来的振动极为敏感，实验极具挑战性。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自主设计并集成组装了一套基于稀释制冷技术的极低温强磁场共振非弹性偏振光散射系统。利用这一设备，实验团队近日在砷化镓半导体量子阱中成功观测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中的引力子激发。这标志着科学界首次在实验中观察到具有引力子特征的准粒子，首次在真实的凝聚态系统中揭示了引力子物理的量子规律，为探索量子引力物理开辟了新的途径。

（摘编自杜灵杰《引力子物理探索研究展现科学的魅力》）

材料二：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场暴雨。我注意到成千上万的小雨滴轰击池水的表面。池水表面变得混乱，水中的睡莲在汹涌不息的水波冲刷下摇摆不定。在躲避风雨之时，我想弄清楚周围发生的一切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在鲤鱼们的眼中。在它们看来，睡莲似乎是自己在运动，没有任何东西冲刷它们。因为就像我们看不见我们周围的空气和空间一样，鲤鱼们也看不见它们赖以生存的水，它们为睡莲自己能够运动而困惑不解。

我想，鲤鱼“科学家”们将会聪明地杜撰某种虚构的东西——它被称为“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由于不能理解在看不见的水面上存在的水波，它们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睡莲之所以能够不被触摸而运动，是因为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在对它起作用。它们可能给这种错觉起一个高深莫测的名称（如“超距作用”，或“没有任何接触下睡莲即会运动的能力”）。

我常想，我们就像自鸣得意地在池中游动的鲤鱼。我们的一生就在我们自己的“池子”里度过，以为我们宇宙只包含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就像鲤鱼一样，我们认为宇宙之中只包含有熟悉可见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是地拒绝承认就在我们的宇宙跟前存在有别的平行宇宙或多维空间，而这些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如果我们的科学家发明像力这样一些概念，那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用眼检验出充满于我们周围空间的无法看见的各种振动。一些科学家鄙视更高维数世界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实验室里便利地验证它。

（摘编自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26年伊始，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星际航行”。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在北京怀柔正式揭牌成立，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朱俊强。在接受新华访谈独家专访时，朱俊强直面一个许多人心中共同的疑问：星际航行，这个听起来如此浪漫的词，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究竟还有多远？

中国的星际航行计划，分几步？

朱俊强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任何宏大的理想，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来实现。他提出分三步走：近期3到5年，建立完整的本博贯通培养体系，建设星际实验场，给学生动手的能力和想象空间；中期10到20年，打造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集成一批原创性技术，培养领军人才；远期，中国人要拥有星际航行的完全自主技术体系，在国际上具备话语权，与全世界学者一道共同开发太空。

       ①       

在朱俊强看来，未来能承担星际航行使命的人，必须具备三个特质：要有科学家的严谨与创新，敢于做0到1的颠覆性技术；要有总工程师的系统驾驭能力，统筹推进、探测、材料、生命保障等多个学科；要有家国情怀，像钱学森那样，立足现在、放眼未来。

星际社会学，又是什么呢？

对地外生命，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在星际航行学院的课程设置里，就增设了一门引人注目的课程：星际航行社会学。

学什么？朱俊强举例说，比如如果遇到地外生命，彼此之间怎么交流？怎么共同维护好这个庞大的星系？再比如，如果星际航行成了日常活动，地球上的一些犯罪行为会不会把星际作为一个逃避的场所？这些问题还没标准答案，但必须在出发前就开始思考。朱俊强说，以上都是很具体的例子，涉及深空未来的利用与发展问题，都属于社会伦理学的范畴。

在采访结束前，记者问      ②       

他的回答简洁而有力：“严谨思维，勇于奉献，甘于寂寞，久久为功。”仰望星空，行则将至。新一批扎根大地、敢闯未知的年轻人，他们的征途，不仅关乎技术突破，更承载着一个国家探索浩瀚宇宙的梦想——让文明的灯火，照亮更遥远的星空。

（新华网《朱俊强委员：星际航行学院，让中国人飞得更远》）

材料二：

任何事物的开始总是比较简陋的，只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渐完善，逐渐形成一整套复杂而又有机地结合着的体系。就以交通工具为例，第一次开动的火车并没有什么火车站，也没有什么加水、加煤的设备，更没有修配厂、管理机构和行车信号。这些看来是铁路系统必需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也是如此，在民用航空建立起来的初期，哪里有什么今天我们所习惯看到的飞机场、气象站、通讯网，这些也都是后来逐步增加的，逐渐才形成今天庞大而又复杂的民用航空体系。星际航行事业也自然不会例外。在这最后一章里，我们想谈一谈将来星际航行体系中的可能组成部分，让我们展望它的前景。

我们在之前已经讲到在人造地球卫星上发射星际飞船的好处，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更发展一步，让我们在人造地球卫星轨道上建立一个星际航行站，也就是一个巨型卫星。从地球表面到这个卫星式星际航行站有运载火箭不断来往，把物资和人员送到星际航行站上去，也把人员送回地面。在星际航行站上，我们利用从地面上送来的部件来装配和调整星际飞船，也可以利用最后一级运载火箭的空壳改制星际飞船。就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经送到卫星轨道上的物质。而不像现在那样，运载火箭的空壳放在轨道上不加利用，最后让它坠入大气层而烧毁。

当月球勘探工作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在月球上建立工业，从而能用月球上的资源来生产星际航行所必需的物资。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月球重力场小、容易起飞和降落的优点，把月球变成我们的星际航行站，作为我们在太阳系中旅行的基地。月球离地球约38万公里，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交通必须搞好。这可以用两种工具：一种是载人的往返火箭，为了不使旅行时间过长，将采用大推力的化学火箭发动机或原子火箭发动机；另一种是运货的火箭，飞行时间可以长些也无妨，将采用小推力、高比冲的离子火箭发动机，以提高有效负载的比例。小推力的离子火箭是不能直接从地球表面起飞的，所以上几节中所讲的人造地球卫星式的星际航行站还是需要的，它主要是往返月球的站。这就像我们现在要坐火车，我们要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到火车站，然后才能坐火车旅行。将来的人造卫星式星际航行站就好像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月球站才是太阳系的星际航行站，就好像今天的火车站。

采用什么航行过程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定要全面地考虑了星际航行体系的全面运转情况以后，通盘筹划，才能决定。星际航行的调度工作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节选自钱学森《星际航行概论》）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是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寄生虫感染。据估计，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人类，近半数都因疟疾而失去生命。这种跨越洲际的致命威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疾病肆虐中愈发清晰。正如全球史先驱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揭示的，历史学不能忽视人类与疾病相互影响的历史，疾病常常影响甚至左右世界历史的进程。

《双药记》正是将人类抗疟历程置于全球史框架中审视。近代以前，东西方各自探索抗疟方法：中医典籍记载的常山、马鞭草，与美洲印加人的金鸡纳树皮，构成平行时空下的智慧结晶。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抵达广州，打破了这种独立状态，欧洲人将美洲金鸡纳树皮奉为“神药”并传至全球。科研人员从中提取分离出活性成分奎宁，康熙皇帝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该药治愈疟疾的人之一。

20世纪初，奎宁生产形成全球合作的工业化体系。1913年《奎宁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首个跨洲际制药垄断联盟（涵盖亚非种植园、欧洲制造商及荷兰等殖民国家）的诞生。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奎宁是维持殖民统治的关键，若无此药“也许早就分崩离析”。

但“二战后，疟原虫对奎宁及其类似药物的耐药性成了全球疟疾防控的最大问题之一”。真正改变抗疟格局的是青蒿素的诞生。越南战争期间，耐氯喹疟疾肆虐促使胡志明向中国求援，中国科研团队启动“523任务”，最终发现青蒿素。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全球社会，推动青蒿素药物实现量产并走向世界，为全球抗疟事业注入新动力。

从美洲金鸡纳树皮到中国青蒿素，两种药物的全球传播史印证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在疾病面前唯有共享智慧、协同行动，才能书写命运与共的全球史。

尽管特效药在手，但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疟原虫这种低等微生物基于快速繁衍和随机变异的基因分布多样性的优势，还在不断演化以适应环境，由此产生“耐药性”问题。迄今为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就有5次颁给了与疟疾治疗相关的研究，正说明疟原虫不会“坐以待毙”。看起来，这些微生物始终要与人类共存，对抗疟疾是一场“持久战”。这警示着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对抗疟疾只是一个缩影，守护健康、攻克疾病之路漫漫，唯有携手奋进，方能砥砺前行。

（摘编自姚泽麟《见证人类与疟疾较量的历程——读〈双药记〉有感》）

材料二：

西方医学基于实证研究和实验科学，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与中医药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西方社会在理解和接受中医药时存在一定困难。各国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注册审批、监管标准不同，只有少数国家制定了专门的、综合的中医药法规。还有一些国家虽无专门的中医药立法，但有补充和替代医疗立法，中医诊疗手段在替代医疗体系内得到承认或部分承认。然而，相当多国家缺乏中医药相关立法，中医的法律地位处于“灰色地带”甚至违法状态，限制了中医在当地的发展，难以为中医药在该地的发展提供充分保障。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计数据，中医药传播范围已扩大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超过三分之一人口接受过中医药相关治疗。然而缺乏足够的国际标准制约着中医药“走出去”，中医药质量不稳定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可，西方国家对中药的原材料质量和安全一直是存在疑虑的，这也是中医药“走出去”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消除文化差异就意味着要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传播出去，使“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获得国际认可。加强中医药国际教育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是消除文化差异的有效途径。

发挥法律法规“保驾护航”的保障职能，需要推动国内外立法协同与并进。首先在国内完善和细化中医药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同时结合各国法治国情，向各国政府的立法与行政机构推介和解释我国的中医药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争取各国在其本国既有的卫生与医疗法律体系中纳入中医药，或专门就中医药出台对应的法律法规。

中医药走向世界需积极推动国际标准的制定，而推动国际标准就要求国内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再将“中国标准”通过磋商推向国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为2024—2026年的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制定了国内目标，又对推动中医药标准国际化制定了计划。目前，中医药领域国际标准主要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标准通过需经该组织成员三分之二以上专家同意。因此，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修订，使各项政策制定朝于我有利方向发展，建立适合中医药发展的标准体系，为中医药国际化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同时，应当培养一批中医药标准化领军、骨干人才，使其成为既了解业务又能参与国际磋商争取利益的“多面手”。

交流与合作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青蒿素是走向世界的中医药，以价格低、见效快、副作用小，被非洲民众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针灸从“东方巫术”到最终进入美国医保支付项目的历程所示，中医药需平衡传统特色与现代标准，以疗效为核心，将文化基因转化为医疗价值，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健康的共同财富。

（摘编自陈倩倩《以交流合作破解中医药国际化难题》）

当今医学技术飞速发展，诸多疾病不再致命。这些成果的背后，传统医学经验功不可没。回首人类与疟疾旷日持久的抗争之路，________举足轻重。其背后，是药品研制的艰难跋涉，________向现代跨越的崎岖转型。科普作家梁贵柏在《双药记》中，挥动生花妙笔，带我们回溯这场跨越时空的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