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

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有删减）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九点。

（一）单个建筑物，一般地由3个主要部分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

（二）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为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这种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物，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着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在这种布置中，往往左右均齐对称，构成显著的轴线。这同一原则，也常应用在城市规划上。主要的房屋一般地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取得最多的阳光。这样的庭院或天井里虽然往往也种植树木花草，但主要部分一般地都有砖石墁地，成为日常生活所常用的一种户外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很好的“户外起居室”。

……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作中国建筑的“文法”。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之间，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材、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隔扇、斗拱、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红楼梦》在建筑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从对大观园中园林建筑的描写，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建筑使用的几种手法。

在《红楼梦》中，对比手法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建筑形制形成对比。一个大观园，仅一水之隔，却是两种不同的景致。稻香村“里面数楹茅屋”，省亲别墅“金辉兽面，彩焕螭头”。从金辉大殿到荒野茅舍，各种不同档次的建筑对比，使得大观园色彩斑斓，对比鲜明。其次，建筑形态形成对比。曲与直的对比，如“或长廊曲洞”；方与圆的对比，如“或方厦圆亭”。再次，建筑布局对比鲜明。贾府沿纵向轴线布置，讲究对称和严谨，为的是适应家居礼仪以及婚丧嫁娶、接客待人的需要，所以《红楼梦》中的住宅无处不体现着布局的匀称和条理。而大观园的布局却体现着一种自由的思想，凿池堆山，种竹栽柳，为的是满足封建贵族的休闲、静养的需求。匀称和自由，“此两种传统之平面布置，在不觉中含蕴中国精神生活之各面，至为深刻”（梁思成语）。对比手法的运用对于丰富建筑造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满足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亦是功不可没。

中国古代日常家居较现代人隐蔽。就是普通四合院有两进、三进之说。大宅子更是仪门、垂花门重重，才到正房居室。如果家有来客，妇女们要回避。于是，古代的建筑不会进门便是起居之所。总是讲究个遮掩、过渡。如四合院大门前的影壁。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除佛塔之外，单座之建筑物鲜有呈露其四周全部轮廓，使人得以远望其形状者。”影壁作为庭院建筑的一部分，除遮蔽视线外，还有挡风、辟邪和装饰的作用。贾政游大观园，开园门便见“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且看贾政对此山的评价：“非有此一山，一进来园中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此言虽出贾政之口，实为曹雪芹的造园观点。遮掩手法在古代建筑中大到院落，小到一厅一舍都运用得恰到好处。

中国建筑还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天地并列为三，和平共处。天人合一讲求的是不破坏自然，而要尽量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就是生态平衡。“一路行来，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牖。”“绕着碧桃花，穿过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俄见粉垣环护，绿柳周垂。”诸如此类的描写多之又多。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是山环水绕，林木葱郁。建筑皆掩映于林木之中，若隐若现。

（改编自卢成咏《<红楼梦>中的建筑文化》）

材料三：

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进入，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墁成甬路。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①打就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②。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

（节选自曹雪芹《红楼梦》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注】①合着地步，指根据房间大小、方位等具体情况配置家具。②退步，指套间一类可作退居之所的附属建筑。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是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材料二：

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核心的艺术特质，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追求与表达习惯共同孕育的结果。这一传统历经三千年积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诗的国度”最鲜明的标识，也与中国诗歌自源头便确立的抒情道路形成深度呼应。

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抒情传统形成的核心文化根基。中国人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不将自然视为单纯的客观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情感的投射载体。诗人见草木荣枯而感人生起落，观星月流转而念故土亲朋，借山水风物抒发内心情志，如《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杨柳的柔婉牵出离别之绪；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香草的芳洁喻自身的高洁。这种“物我相融”的表达，让诗歌的抒情摆脱了直白的宣泄，转而成为情景交融的含蓄抒写，也让抒情成为中国诗歌最自然的表达选择。

儒家的“诗教”思想，为抒情传统赋予了社会与精神内涵。《毛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歌的抒情与个人志向、社会民情相联结，主张诗歌不仅要抒发个人情感，更要“观风俗，知得失”。从《国风》中反映民间疾苦的怨叹，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情怀，再到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家国之思，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始终与时代、社会、民生紧密相连，形成了“寄情于志”的抒情特质。这种抒情并非囿于个人悲欢，而是兼具个人情志与家国情怀，让诗歌的抒情传统拥有了厚重的精神内核。

而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也塑造了诗歌抒情的表达风格。中国人历来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不主张情感的直露表达，而是追求“意在言外”的含蓄之美。这种心理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比兴见意等多样的抒情手法。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朦胧的意象抒写复杂的身世之叹与相思之苦，情感藏于物象之后，需读者细细品味方能领会，这正是含蓄抒情的典型体现，也让中国诗歌的抒情更具韵味与张力。

时至今日，这一抒情传统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亡，反而在当代得到了新的延续与发展。当代诗人依然以自然为载体、以含蓄为风格，抒写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追求；古典诗歌中的抒情意象、抒情手法，也被融入歌词、散文、短视频文案等当代表达之中。从《经典咏流传》中被重新谱曲的古典诗词，到当代文学中借山水抒怀的文字，抒情传统始终在以新的形式焕发生机。

（摘编自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与抒情》）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在这里我们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木”仿佛本身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它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它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引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木”与秋天似乎并无必然联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李白的《梁园吟》写道：“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其中的“木”就是写夏季高大茂盛的树。还有杜甫有名的诗句“城春草木深”《春望》）及韦应物的“春深草木稠”（《游灵岩寺》，写的都是春天长势挺拔、生机盎然的树，但都未用“树”而用“木”。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呢？其实也不然。“树”也常常被古诗人用来描写枝干枯秃、少叶或无叶的疏朗的形象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马戴的诗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漏上秋居》），用的却是“树”。李白的有些诗也是如此，如“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灞陵行送别》），“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秋下荆门》），“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战城南》）；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秋思》则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至于古人为何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树叶”呢？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还有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较多，“木叶”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童年的两件趣事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力，并且引导我走上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历程。

记得那时我的父母亲不时带我去旧金山游览著名的日本茶园。我蹲在那里的一个小池边，为慢慢畅游于睡莲之间的五彩斑斓的鲤鱼所陶醉。这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之一。在那静静的时刻，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只有小孩儿才问的傻乎乎的问题，比如水池中的鲤鱼怎样观察它们周围的世界。我想，它们的世界一定奇妙无比！

鲤鱼们的一生就在这浅浅的水池中度过。它们相信它们的“宇宙”就由阴暗的池水和睡莲构成。它们大部分时间在池底漫游，因此它们只模糊地意识到在水面之上存在有另一个外部世界。我的世界的本质超过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喜欢坐在距离鲤鱼仅仅几厘米的地方，然而，我们之间却如距深渊。鲤鱼和我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宇宙之中，从不进入对方的世界，我们之间被水面这一薄薄的“栅栏”分隔开来。

我曾想：在水底的鱼群中可能有一些鲤鱼“科学家”。我想这些鲤鱼“科学家”会对那些提出在水池之外还存在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鱼冷嘲热讽。它们认为，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鱼儿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水池就是一切。水池之外看不见的世界没有科学意义。我想，鲤鱼“科学家”们将会聪明地杜撰某种虚构的东西——它被称为“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它们给这种现象发明了一整套荒谬的理论，由于它们完全是在“水池”内部思考，所以它们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外面的世界”。

这使我想到，人类是否也像这些鲤鱼一样，生活在某种自认为的“宇宙”之中，而实际上存在着我们无法直观感知的更高维度的实在？科学家发明像“力”这样的概念，以及对高维时空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像鲤鱼科学家一样，在为我们看不见的“水面之上”寻找解释呢？

（节选自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朝气蓬勃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盛唐气象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境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飞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饱满的情绪，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朝的“文”装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载，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人均粮食达到700斤。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太和殿的施工技艺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精华，金砖墁（用砖或石块铺地）地则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金砖是一种大型号的大方砖的“雅称”。“金砖”名称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砖由苏州陆慕御窑村（现为陆慕御窑址）所造，运送至京城，所以称之为“京砖”，后来演变成了“金砖”；二是金砖烧成后，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宛如金子一般，故名“金砖”；三是这种砖烧造工艺复杂，造价极为昂贵，因而民间唤其为“金砖”。与普通方砖不同，金砖在烧造、砍磨、铺墁等各方面要求极为苛刻，所铺墁的地面平整如砥，光滑似镜，质坚无比，数百年光亮如新，非普通方砖地面所能及。

金砖的烧制，有着极为苛刻的工序，从取土到出窑，共包括8个步骤。烧制工序往往费时一年半，而普通方砖的烧制，仅需10余天。烧制后的金砖必须颜色纯青，敲之声音响亮，形状端正，毫无损伤。为保证金砖使用，每块金砖还配有副砖（备选砖）。金砖烧制好后，由京杭大运河船运至北京通州漕运码头，再由骡车运至紫禁城。

金砖的铺墁工艺与普通方砖类似，但要求极为苛刻。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规定：砍磨二尺（1尺≈0.333米）见方的金砖，每一个工人每天只能砍3块；铺墁金砖地面，需要瓦工1人和壮工2人，且每天只能铺墁5块。太和殿金砖铺墁的具体步骤，主要包括处理垫层、定标高、冲趟、样趟、揭趟、浇浆、上缝、铲尺缝、刹趟、打点、墁水活、泼墨钻生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工序是泼墨钻生。“泼墨”即将热的黑矾水分两次泼洒或涂刷在地上，其主要目的是对地面进行防止风化的保护。“钻生”即在地面浇筑桐油，以增加砖层的硬度。当地面干透后，在地面上浇约3厘米厚的桐油，然后将桐油来回推搂。当桐油充分渗透到砖层中后，再用刮板将多余的桐油刮去。之后在生石灰粉中掺入青灰粉，使之与地面砖的颜色相近，然后将灰洒在砖面上，厚度为3厘米左右，2至3天后，灰与砖面粘牢，再将砖灰刮去，用软布将地面擦净。泼墨钻生之后，还要对金砖地面烫蜡。“烫蜡”即打蜡，是用蜡烘子将石蜡烤化后使其均匀地淌在砖面上。打蜡的主要目的是使地面光亮，且蜡固化后可隔绝空气、水、灰尘，还可起到防磨损的作用。

（摘编自周乾《故宫太和殿的建筑细节与文化之美》）

材料二：

故宫古建筑的营建技艺，是我国古代工匠卓越智慧的结晶，并透射出和谐之美。以榫卯连接为例，所谓榫卯，即两个相互连接的构件，其中一个构件端部做成榫头形式，插入另一个构件预留的卯口中。故宫古建筑梁柱连接所用的榫卯节点，类型丰富，有燕尾榫、馒头榫、箍头榫、透榫、半榫，等等。

榫卯节点的连接方式，有利于紫禁城整体的营建。我国古代工匠巧妙地利用了木材易加工、重量轻的特点，将这些木构件预先加工好，避免了对木材进行现场剔、凿、刨等工序造成的杂乱环境。而柱、梁枋在现场只需安装即可，有利于快速施工，而且榫头与卯口之间精确的尺寸咬合也使得构件不易产生错位。

榫卯节点优秀的抗震性能是故宫古建筑木构件的重要结构特性之一，也是我国木结构古建筑的智慧体现方式之一。从连接方式来讲，榫头与卯口的连接属于半刚接。所谓“半刚接”，即节点不能像铰球一样随意转动（铰接），也不像固定的刚架一样完全无法转动（刚接），而是介于铰接和刚接之间的一种连接方式，其特征为可以转动，但受到一定限制。这种连接特征是非常有利于古建筑抗震的。因为这样一来，有限的转动能力有利于减小梁柱构架的晃动幅度。

需要说明的是，地震作用下，榫头与卯口之间产生相对运动，有时不能正常复位，称为拔榫。也就是说，榫头具有一定的长度，即使其在卯口中不能完全恢复到初始位置，但是因为其本身有一定的长度，因而仍能搭接在卯口上，使得榫卯节点本身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破坏时，在震后稍加修复即可正常使用。

作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古建筑营建方式，故宫古建筑榫头与卯口的运用，体现出和谐之美。榫卯节点的形式丰富，根据不同结构、不同部位的安装、受力需求，采取不同形式的榫卯节点，这不仅满足了建筑使用需求，其外观也体现了营造技艺之美。榫头与卯口之间的结合或分离，楔入或穿插，都在故宫古建筑的艺术中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和谐内涵。古代工匠利用独特的一凹一凸连接方法，使极为复杂的建筑结构表现得简约古朴，并于其中透露出工匠丰富的灵感和智慧。

（摘编自周乾《北京中轴线建筑的和谐之美——以故宫古建筑为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瓦当是中国古建筑屋檐顶端用于椽头遮朽的圆形或半圆形陶制构件。家喻户晓的“秦砖汉瓦”一词就是传统金石学中对以瓦当为主的秦汉时期砖瓦的概括俗称，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秦汉时期建筑文化的代名词。

①                   

人类建筑史是一部不断超越的史诗。从穴居到半穴居，再到地面建筑，我们的祖先始终在寻找更完美的栖居方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瓦的国家，在文献记述中，最早的瓦产生于夏代。随着先民对中国土木结构建筑中瓦的不断总结，瓦当应运而生。

最早的瓦当发现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年前）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但瓦当大量使用还是在西周时期。在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的素面瓦当，这些朴素的建筑构件，开启了瓦当艺术的千年传奇。

瓦当艺术的发展，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研究发现，从纹饰上说，西周时饰重环纹，后来出现绳纹、饕餮、云山、动物、龙凤纹等。秦代的瓦当以图案和动物纹饰为主，此前七雄各自称霸一方，所使用的瓦当也各具特色，这种多样化的发展局面，使得瓦当艺术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鼎盛发展阶段。山东齐国故城遗址的树木双兽纹半瓦、河北燕下都遗址的饕餮纹半瓦、陕西秦都雍城遗址的动物纹圆瓦各领风骚。而秦都雍城动物纹瓦当上的鹿、豹、虎、雁，折射出早期秦人的游猎生活，这里出土的虎噙燕纹瓦当堪称战国瓦当的杰作。

汉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方面都迈向黄金时代。四神瓦当和文字瓦当很流行。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四神瓦当”堪称典范——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镇守四方，构图雍容堂皇，制作精工细致，艺术水准极高，其精湛的浮雕工艺令人叹服。“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陈根远道。

瓦当的制作工艺，在秦汉时已经非常成熟。西安西郊三桥街南的秦汉古建筑群遗址中，曾发现了九座汉初的宫瓦窑址。从遗存的大量筒瓦、瓦当、瓦范以及制陶工具看，秦及汉初是先造瓦心，与筒瓦套接切割，边轮也随之形成。文字瓦范的凹槽一般作半圆或菱形状，这样不仅利于瓦当脱落，而且也使文字更加清晰立体。

东汉以后，瓦当艺术走向程式化。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莲花纹与兽面纹瓦当大行其道。“莲花纹瓦当的流行，除宗教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莲花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的圣洁、和谐与富足的寓意所致。唐代两京地区的瓦当绝大多数都是莲花纹，质地精细、充盈饱满的莲花瓦当恰恰反映了盛世大唐的自信与繁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崔凯解释道，“至宋元明清时，瓦当艺术虽不断世俗化，但如落日余晖，失去了秦汉雄风的强劲与冲击力。”

②                   

瓦当对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思想意识有哪些学术价值？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朱思红介绍，一枚1982年在凤翔长青乡发现的“蕲年宫当”，解开了曾影响秦国命运的秦惠公所建蕲年宫的地理之谜。

有趣的是，瓦当也反映着古人的习俗喜好。“长乐未央”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汉并天下”彰显着帝国自信，“日入百金米千石”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

瓦当也是艺术瑰宝。西汉出现并盛行的文字瓦当，遒美而多变，尽显书法艺术。汉代工匠在瓦当的空间里将篆书演绎得出神入化——“永受嘉福”的圆润流畅，“与天无极”的雄浑大气，瓦文极富意味，刚柔曲直与方圆疏密等篆法变化丰富，浑然天成的笔画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

在岁月更迭和时光荏苒中，瓦当已经远远超出建筑物附丽品的地位，成为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它显示出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的杰出能力，是我国古老文化历史的见证。

如今，这些古老的建筑元素正以崭新姿态回归现代生活。在国家大剧院的金属幕墙上，云纹瓦当元素若隐若现；在文创领域，四神瓦当化身为精美的书签、丝巾；在数字艺术中，动态的瓦当纹样讲述着跨越时空的文化故事。

“传统不是守住的炉灰，而是传递的火焰。”在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馆长任军宜眼里，瓦当艺术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永恒的传承与创新：“瓦当是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它提醒我们，传统建筑元素完全可以与现代设计相得益彰。”

瓦当虽小，却是读懂中国文明史的一把钥匙。从先秦宫殿到现代建筑，瓦当始终静默地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材料二：

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瓦面是弯曲的，已如上面所说。当屋顶是四面坡的时候，屋顶的四角也就是翘起的。它的壮丽的装饰性也很早就被发现而予以利用了。在其他体系建筑中，屋顶素来是不受重视的部分，除掉穹隆顶得到特别处理之外，一般坡顶都是草草处理，生硬无趣。但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匠师们很早就发挥了屋顶部分的巨大的装饰性。在《诗经》里就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句子来歌颂像翼舒展的屋顶和出檐。《诗经》开了端，两汉以来许多诗词歌赋中就有更多叙述屋子顶部和它的各种装饰的词句。这证明屋顶不但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并且是我们民族所最骄傲的成就。它的发展成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节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之间，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于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的窗子“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造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就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摘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门是空间路径中的基本节点，轴则是形成路径、连接空间的基本手段。

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中，门的类型与形式十分多元，如宅门、院门、牌楼门、宫门、城门等。门最初是起到进入、通过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门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门户”“门面”“走后门”等极具空间与文化意蕴的词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门具有标识性，同时，门意味着通过、进入或者停驻。门是重要节点与基本语汇，在丰富路径空间层次的同时，门与墙一起完成了对边界的界定。另外，门还因为容纳了其他形式的语言而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教化功能，比如门上的匾额、对联与题词等，这些都大大强化了门这一基本语汇的精神功能。

将“门”放在整个城市空间中考虑，其路径中的“节点”特征更为显著，它们对于城市空间的塑造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对于这种作用，梁思成先生十分重视：“中国的城市的街道上有许多美化那个地区的装饰性的建筑物，如钟楼、鼓楼，各种牌坊、街楼，大建筑物前面的辕门和影壁等，在中国各城市中这些建筑物多半发展出高度艺术性的形象，成了街市中美丽的点缀”；“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也正因为门是街道中的“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才保证了轴这一路径文法的连续性与丰富性。

“轴”作为中国传统空间语汇的重要组织手段，成为连接空间的文法。轴是在空间组合中按序列将多种要素组织到一起的“主要中线”，“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轴能统率全局，成为了组织空间序列、形成路径的文法。轴是连续的、有节奏的，往往通过众多的门前后相接，门并不是最后的阻隔，门后又是另一番天地，人在连续的路径中获得流动的、不断转换的空间感受。梁思成将北京旧城空间中轴组织的特点与西方的进行了比较：“西方的建筑就好像西方的画一样，画面很完整，但是一览无遗，一看就看完了，比较平淡。中国的建筑设计，和中国的画卷，特别是很长的手卷很相像：用一步步发展的手法，把你由开头领到一个最高峰，然后再慢慢地收尾，比较有层次，而且趣味深长”。这种连续性与流动性形成了中国自身的路径特色，梁思成先生认为：“在有‘持续性’的作品中，这一问题特别重要。我所谓‘持续性’，有些是由于作品或者观赏者由一个空间逐步转入另一个空间，所以同时也具有时间的连续性，成为时间、空间的综合的连续”；同时，连续又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的统一”。因此，轴将中国传统空间时空一体、隔而不断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了连续的、独特的中国式路径组织文法。而“中轴”的偏好与路径中空间元素所包含的序列内涵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礼数形成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的文化特色。

——（摘自王辉，丁明达《从梁思成先生“语汇、文法”思想说起——中国语境中的建筑与城市语言学》）

遂命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说毕，往前一望，见白石峻噌，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贾政道：“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览。”

——（摘自曹雪芹《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之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门、窗、墙、瓦、槛、阶、栏杆、斗拱、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们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而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就必须首先熟悉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国“文章”的。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我国传统建筑外形上的特征非常明显，无论单体建筑规模大小，其外观都分为台基、屋身、屋顶三个部分，这种独特的建筑外形体现了建筑功能、结构、艺术的高度统一。当代设计师在设计建筑物的外形轮廓时往往会借鉴古建筑的造型组成和比例特征，演变出姿态万千的立面造型，这样不仅使作品的外形严整而简洁，还赋予了建筑物深邃而古典的姿态和古韵。中国国家美术馆新馆的某一投标方案遵照的就是古建筑的三段式构图原则，用现代的建筑材料和明快的几何体块模仿古建筑的屋顶、屋身和台基，视觉效果凝练而大气。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的13级佛塔，其构图形式和塔一样层层内缩，意寓着传统文化中佛教的最高境界，传播了传统的东方神韵。

古人在梁枋、斗拱、檩椽、柱头、门窗等构件上进行艺术加工，形成雕梁画栋、华丽壮观的艺术效果，这些构成了传统建筑的词汇。建筑师会出于对传统建筑词汇的深厚热爱，从博大精深、繁丽精妙的词汇中撷取一些片段，辅以几何的变形和材质的更新，孕育出兼具古朴与时尚美感的新词汇。湖北省博物馆借用了大坡式屋顶、多层宽屋檐等楚式建筑的特征，将它们恰如其分地植入平直简洁的建筑立面，表现出层层叠落的美。在万科第五园中，设计师用矩形的拼合、错综与堆叠模拟出了中国江南民居马头山墙的屋顶形象，典雅而恬淡。

（摘编自《传统建筑在当代设计中的运用》）

材料三：

古代中国在色彩应用上有着严格的制度体系，甚至以彩度色域来区分不同阶层。“五行、五方、五色、四象”这些词语指明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划和装饰方向，同时还赋予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道“左青龙（木）、右白虎（金）、前朱雀（火）、后玄武（水）、中央后土”，这里阐述了早期的五行及五象之间的关系。《周书·洪范》篇中进一步确定了五行排序即水、火、木、金、土，这里的五行所对应的色彩为黑、赤、青、白、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中国的传统用色源于古人对于色彩精神性的归纳与尊崇，这是一种从认知传递到感觉的系统，与西方建立的色彩体系互相补充，完成了从色彩技术到色彩寓意的文化阐述。古建筑中的传统施色并不是从一而终、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以朝代的更迭，古人提炼色彩、色料的技术为支撑。

一方面，原始的中国建筑提倡“茅茨土阶”，主要表现出来的色彩为材料的原色。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视觉与防护建筑上开始出现红土、白土及蚌壳灰的涂料装饰。随着石绿、丹砂、赭石等矿物原料在建筑上的出现，颜色变成权贵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殷商尚白，红柱白墙的宫殿用色在素色中透出一点浓烈，以衬托建筑的高贵。周代有了正色的定义，并尊崇红，宫殿、柱墙、台基多施以此色。从汉开始，到唐代，黄色成为皇家正统之色，黄色琉璃瓦的出现彰显着皇家的威严。盛唐期间色彩的应用浓烈而多变，绿、青、绀色琉璃衬托出一个时代的磅礴与大气。宋代用色清淡高雅，宫殿却仍沿用“五彩遍装”“青绿叠晕棱间装”等方式，以加强建筑阴影中色彩的碰撞。明清则在宋代用色体系上更讲究华丽与烦琐的搭配，并且严格规范建筑的色彩等级制度。

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传统色彩本身就蕴含的五行中动态联系的观点。《易经》乾卦中的“天行健”中“行”所表达的是一种动能，以诠释物质之间的一种动态联系，互为相生、互为因果，因此，在五行中又有着相生相克一说。“火生土”，而火所代表的颜色为“赤”。定位于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紫禁城，不仅在方位和规划上体现了中央的位置关系，其屋顶大面积使用的黄色琉璃瓦也从色调上辅助建立了其昭示天下的态度。而紫禁城中宫墙、檐墙、门、窗、柱、框等构件，皆施以赤色，以衬托黄色屋顶，寓意为两者相生不息、江山稳固。这些经典的用色经历了时光的洗涤，脱去了最初的浮华，与历史、文化纠缠不息，慢慢转化为中国独有的色彩符号。

中国在传统用色的领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魅力，从民间建筑的慵懒浪漫，到皇家建筑的威严端庄，正是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色彩体系，赋予了古建筑独特的生命力和仪式感。

（摘编自杨思宇《从赤色窥析中国传统色彩在古建筑中的应用》）

（黛玉）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九点。

（一）单个建筑物，一般地由3个主要部分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

（二）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为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这种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物，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着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在这种布置中，往往左右均齐对称，构成显著的轴线。这同一原则，也常应用在城市规划上。主要的房屋一般地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取得最多的阳光。这样的庭院或天井里虽然往往也种植树木花草，但主要部分一般地都有砖石墁地，成为日常生活所常用的一种户外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很好的“户外起居室”。

……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作中国建筑的“文法”。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之间，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隔扇、斗拱、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红楼梦》在建筑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从对大观园中园林建筑的描写，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建筑使用的几种手法。

在《红楼梦》中，对比手法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建筑形制形成对比。一个大观园，仅一水之隔，却是两种不同的景致。稻香村“里面数楹茅屋”，省亲别墅“金辉兽面，彩焕螭头”。从金辉大殿到荒野茅舍，各种不同档次的建筑对比，使得大观园色彩斑斓，对比鲜明。其次，建筑形态形成对比。曲与直的对比，如“或长廊曲洞”；方与圆的对比，如“或方厦圆亭”。 再次，建筑布局对比鲜明。贾府沿纵向轴线布置，讲究对称和严谨，为的是适应家居礼仪以及婚丧嫁娶、接客待人的需要，所以《红楼梦》中的住宅无处不体现着布局的匀称和条理。而大观园的布局却体现着一种自由的思想，凿池堆山，种竹栽柳，为的是满足封建贵族的休闲、静养的需求。匀称和自由，“此两种传统之平面布置，在不觉中含蕴中国精神生活之各面，至为深刻”（梁思成语）。对比手法的运用对于丰富建筑造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满足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亦是功不可没。

中国古代日常家居较现代人隐蔽。就是普通四合院有两进、三进之说。大宅子更是仪门、垂花门重重，才到正房居室。如果家有来客，妇女们要回避。于是，古代的建筑不会进门便是起居之所。总是讲究个遮掩、过渡。如四合院大门前的影壁。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除佛塔之外，单座之建筑物鲜有呈露其四周全部轮廓，使人得以远望其形状者。”影壁作为庭院建筑的一部分，除遮蔽视线外，还有挡风、避邪和装饰的作用。贾政游大观园，开园门便见“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且看贾政对此山的评价：“非有此一山，一进来园中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此言虽出贾政之口，实为曹雪芹的造园观点。遮掩手法在古代建筑中大到院落，小到一厅一舍都运用得恰到好处。

（改编自卢成咏《<红楼梦>中的建筑文化》）

材料三：

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节选自曹雪芹《红楼梦》）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984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

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一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

观音阁及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改变，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唯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山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为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堕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大约是柱高一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

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个个不同，条理井然。

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

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为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及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

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班。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二年重塑，尚具唐风，其两旁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摘编自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材料二：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为中国辽代建筑之代表作。观音阁及山门在建筑历史、技术与艺术上的价值向来为学术界所推崇：梁思成将其誉为“罕有之宝物”“无上国宝”，陈明达更是宣称独乐寺这两座建筑“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则应推为第一。它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是最佳典范。它蕴含着许多古代建筑学的宝贵知识，有待我们去发掘阐明”。

塑像与建筑之间存在清晰的构图比例之设计手法，还广泛运用于唐、辽、清等不同时期的佛教建筑包括殿、阁或塔之中。于是乎，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设计中，可能常常将佛教雕塑与建筑空间统一设计，使塑像与建筑之间取得和谐的比例关系，建筑空间犹如为塑像度身定制的居所，可谓“度像构屋”的设计理念。

独乐寺这两座辽代建筑杰作及其内部同样杰出的辽代雕塑所运用的一系列基于规矩方圆作图的构图比例，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追求天地和谐的文化理念。这些经典构图比例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可以从《周髀算经》《营造法式》等古代文献,乃至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得到有力的诠释。

（摘编自王南《规矩方圆，度像构屋——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及塑像之构图比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