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捐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节选自《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关于人有善性，孟子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继承了“天命之谓性”的传统，将善性溯源于形上、超越的层面，认为是天的赋予。其次又强调人有善性亦有着事实的根据，可以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显现与证明，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对于这段文字，以往学者往往看作是孟子对性善的证明，实乃大误。人性善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是说人性的全部内容及表现都是善，这显然是不能靠有限的举例来证明的，若举雷锋助人之例来证明性善，同样也可以举小偷行窃之例来证明性恶，这样的举例是无限的。其实，孟子以上所论只是要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皆有善性，而人皆有善性与人性是善的虽有联系，但所指显然有所不同。人皆有善性当然也不可以通过有限的举例来证明，但由于它近乎一种事实，实际上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孟子举出此示例，意在使每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反省到自己也必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亦有过众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到内在善性的存在。这样就证明，人确有善性存在。

既然人有善性，孟子需要进一步说明，人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人性。对此，孟子又从“人禽之辨”“性命之分”“大体小体之别”三个方面做了论证。关于人禽之辨，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既然生活中谁都不愿被骂为畜生，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人还有不同于、高于禽兽的特性，这些特性才能真正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故谈论人性只能以人高于、不同于禽兽的特性为人性，而不能以同于禽兽的特性（可称为兽性）为人性。那么，以善为人性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又从“天爵”与“人爵”、人格平等、人生之乐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说明。人生在世，其价值、意义何在？除了财富、权势、地位这些世俗的价值外，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根本、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孟子通过“天爵”“人爵”对此做了回答。“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人爵指“公卿大夫”，即现实中的权势、地位；天爵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即内在的善性和对此善性的自觉、喜好。天爵的“天”有二义，一是指尊贵；二是指“此天之所与我也”。故天爵具有超越的来源，高于现实的人爵。古代的人将天爵置于人爵之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而今天的人修其天爵，是为了获取人爵，获取了人爵，便抛弃天爵，完全违背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在孟子看来，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权势、地位，而在于善性、德性。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是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赋予，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

（节选自袁行霈主编《孟子·导读》）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蜜蜂的寓言》的作者已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他以平淡和细致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 它能使每一个身强力壮的野蛮人宁可到别处去寻找食物，也不去抢夺身体柔弱的孩子或老人费了许多辛苦才获得的东西。在训导人们方面，它摒弃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句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精辟格言，而采用“在谋求你的利益时，要尽可能不损害他人”这样一句出自善良天性的格言，尽管这句格言没有前一句格言完善，但也许更有用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不应当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应当在这种自然的感情中去寻找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熏陶也不愿意做恶事的原因。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节选自《孟子·公孙丑上》）

材料三：

孟子十分强调恻隐之心的政治意义，甚至从作为人性善端的“不忍人之心”中直接推导出了“不忍人之政”。这可以理解为，他将理想政治建立在恻隐之心这种自然情感之上，在他这里，政治情感与自然情感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同构性，政治情感是人对自身天然具有的情感的回归、发掘和充实。统治者不断“反身而诚”，回归到自己的本心，基于天然地为他人的痛苦感到痛苦的情感，就会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苦，其政令便有一个良善的出发点。孟子相信，基于不忍人之心这种良善情感和动机的政治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能使施政者和人民结成一个从上至下、同时由下而上基于情感意愿的情感共同体，从而成就理想政治——“王道”。

但是，如果将以上分析视为孟子关于理想政治的全部图景则是对孟子的过度简化。在他看来，恻隐之心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敏感性，确实是面向所有可能的对象的，但这并不表明人的情感对于所有对象是同等无差的。他以“爱有差等”这一命题作为重要补充，将情感根本上落实于家庭这一具体语境中，从而主张通过对家庭情感的“推恩”来成就理想政治。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敏感性应在具体、特殊的家庭关系语境中具体地得到培育和扩充，主张人通过体会对家庭成员的情感感受，从而将心比心，推恩于家庭关系外的人。他相信，当家庭情感得以良好培育的时候，人的道德敏感性会相应得到发展，行为也会得到相应的规范，所谓“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卢梭政治哲学所彰显的精神则与儒家的仁政情感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 虽然在极度强调理性精神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卢梭可被列为为数不多的重视情感的大师之一，这从其关于怜悯心之道德意义的深度挖掘剖析可见一斑；但较诸情感，其政治哲学依然更突出地映射出契约理性精神的烙印。在肯定怜悯心可能具有的道德意义的同时，他反思了包括怜悯心在内的自然情感的不稳定性，甚至认为它可能与正义相冲突，因而在他看来情感——至少自然情感——无论如何不足以作为政治制度之根基。在他看来，通过遵守契约，人们做判断和行动时诉诸的是理性，而不再是内心本能性的情感冲动，从而正义才得以取代了本能。在这种理想政治中，契约不仅具有非情感所能取代的地位，而且最值得推崇的情感恰是那种基于契约、由契约塑造的情感。在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与柏拉图的遥远呼应，激情、情感被视为善变、不稳定的，惟有理性才是不变、恒定的，“理想国”中正义的根基在于理性。卢梭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体现。

（摘编自武云《怜悯之心与理想政治—卢梭“怜悯心”与孟子“恻隐之心”之比较》）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二：

在如今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自我包装、自我夸耀、自我炒作的倾向，例如某些人在公众面前或媒体面前发言时，通常会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词汇夸大事实，以突出自己或团体的成绩和地位，但这些修辞并不符合事实。这些词汇的盲目滥用，造成了领导发言、工作报告等内容上的假大空；经过他人传播和模仿，更会引起恶劣的社会效应。这样的修辞行为违反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不仅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加剧了文化的泡沫化。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修辞立其诚”原则就是在中国修辞学界贯彻诚信原则。“修辞立其诚”出自先秦经典《易传》，是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说话和自我约束的准则之一。西方的修辞学一度不重视“修辞”要“诚”以致被诡辩派利用而陷入困境，尝到了声名狼藉的恶果。

然而，“修辞立其诚”也并非尽善尽美。过于强调“诚”，会使修辞陷入寸步难行的僵局，无疑是作茧自缚，使语言变得索然无味。封建制度强调各安其位、上贤下孝的封建伦理，但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打破并建立新制度、制定新原则。过分强调伦理，就会忽视修辞规律。修辞活动中过于强调伦理制约，会阻碍修辞活动的进行，不符合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原则。从这个方面来说，“修辞立其诚”过于重视操作层面，相对忽视了效果层面。提高表达效果是修辞的最终目的，因此“修辞立其诚”要适度。

从其内涵入手，欲达到“修辞立其诚”，必先言之可信，措辞得当，谦恭诚恳，涵养丰富。这就要求人们平时注意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气质。但是纸上谈兵容易，还必须考虑其操作性。古人云：“三思而后行。”如果必须保证话语的真实性，还要兼顾态度诚恳，甚至要体现自我涵养，那么开口之前的准备阶段未免太长了。所以说，做到“修辞立其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辞欲巧”且“情欲信”。此外，随着时代变化，“修辞立其诚”的内涵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原则，修辞理论研究需要多角度的创新之见。

（节选自周强《浅析“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致自媒体朋友的倡议书

互联网已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自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作为新媒体领域的重要组成力量，有责任、有义务肩负起时代责任，维护好清朗的网络空间。现向自媒体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公众需求，倾听民众声音，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二、自觉抵制“标题党”“跟风党”等信息内容，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三、

四、

中共网信办

2023年11月28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浸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大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20世纪30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摩作用。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提升语言基本功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多注意一般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是一种，这是主要的；熟读一些文言的诗文也是一种，这两方面可说的甚多，现在不能详谈。“到处留心皆学问”，这就要靠各种人自己去探索了。“勤学苦练”总是要连在一起的，勤学重要，苦练则更重要。苦练就要勤写。为了谈一点写作练习，我特意把延安整风文件重温了一遍，特别是《反对党八股》那一篇。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申诉得极中肯，可谓“慨乎言之”。三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对这篇经典著作都在学习而又学习，获益当然不浅，可是就当前文风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八股”似未彻底清除，可见端正文风真不是一件易事。目前每个练习写作的青少年在冲破禁区、解放思想方面还要痛下决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千万不要再做风派人物，“人云亦云”。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新起的一代人身上了，所以诸位对文艺方面的移风易俗负有重大责任。我祝愿有勇气担起这副重大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替我们的文艺迎来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回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药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这三条都是作家的金科玉律，对于青年作家来说，第四条特别切合实际，要多作短小精悍的速写，不要一来就写长篇大作。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作为语文艺术的独特地位》）

材料二：

写作教学从古到今都不行。怎么办？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多读多写。写作和别的学科不同。如数学和历史，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它们可以传授，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写文章就不可以传授。写文章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知识。它具有综合性，牵扯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运用文字的能力、知识面、文化水平，等等。所以，写文章还得多读多练。多读就是借鉴别人的长处，多练就是自己勤写。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什么样的文章不好，得有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知道引导学生向哪里去。我觉得文章应该提倡两条：一是准确，二是自然。

作为教师，有一个提倡什么文风的问题。我比较喜欢平淡，这是个人爱好。就初学写作者来讲，不宜先学花哨的东西，基本功是学平淡、学自然，就像一个人学唱京戏，一开始就教他花腔不会唱好，应当先练基本功。

对于初学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生动，而是准确。其实，准确就是生动。大家不要追求离开准确的生动。像小学生描写年画、描写头发像“壶盖”，就很准确，也相当生动。准确和生动并不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生动，否则，就会有很多流弊，就会引导学生追求漂亮的字眼，打好多没有必要的比喻，结果没有什么好处。

（摘编自朱德熙《写作与写作教学》）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实践可以检验价值判断，但是它在检验过程中发挥的是方式、手段的中介作用，而不是标准。实践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手段，而不是标准。

实践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活动，这种“见之于”的活动首先是一种改造活动，主体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力量去作用客体，使客体发生变化、并达到一定程度。同时，这种活动还是一种中介活动。主体的认识合理与否，主体自身无从知晓，客体的本质究竟怎样，客体自己不会透露，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从而确定主体的认识是否符合客体的本质。所以，主体的价值判断究竟是否合理，客体的功能、属性是否恰好满足主体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是通过实践来确定的。实践是联系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桥梁。所以，实践实质上是中介，在检验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充当的是方式、手段的中介作用。既然是方式、手段，就不是标准。标准本身具有内在规定性。内在规定性的“内在”说明这种规定是标准本身固有的，不是外界赋予的。规定性是本质的本质、精神的精神，是事物的最高法则，也是事物成为其自身的原因。比如，尺子可以量长度是因为尺子自身就是标准。尺子的标准就是它的内在规定性，即刻度。一把尺子，“生来”就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否则将不成为尺子。如果用尺子量绳子，然后再用绳子量其他的物体，其结果往往不准确。这是因为绳子的刻度不是自身因有的，是尺子赋予的，所以它不能发挥标准的作用。任何检验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通过内在规定性判断事物的性质、程度以及合理与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在检验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充当的是手段、方式的作用，而不是标准。实践的本质是一种活动、一个过程，或是一个结果，它只是本来如此般将事物呈现出来。至于事物的目的是否“善”、手段与目的是否一致、结果是否合理，判断这些的是具有“善”“美”等内在规定性的价值。将所有都剖析出来之后，最后看到的实践只是一系列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像“白板”一样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所谓的意义是之后赋予的。所以实践不是标准，只是检验的手段、方式。

（摘编自秦龙、白苏婷《从实践标准到价值维度——论价值判断的检验》）

材料二：

实践是检验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呢？尽管实践最终一定可以检验价值判断，但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某些操作的层面。首先，当实践检验取得预期的效果时，一般来说就证明价值判断是合理恰当的；但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时，也不一定就证明价值判断是不合理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与主体的认知、情感、意志，客体的属性，判断情境等有很大关系。实践检验过程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如主体的态度、能力、设备条件、技术条件、环境条件等，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可能使检验无效，无效的实践检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其次，现实活动中存在着形态各异的价值判断，有三种类型价值判断是不能被实践检验的：

第一，以感觉为尺度的评价。“这种评价标准是以‘感觉’的形式存在的，所依据的标准是评价者的感觉，而不是评价者的观念，也不是评价者经过理性推演而得出的形式化的评价标准体系。”在审美领域，这种感觉尺度尤为重要。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激起人们心中那种美的感觉、不能使人领悟到与创作者一样的意境，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是不会认为它是“美的”。难道我们不是通过感觉才体会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那种宁静和柔美吗？不是通过感觉才领略到大自然的壮美和震撼吗？这种以感觉为尺度的价值判断，如何通过实践的检验？

第二，以意象为尺度的评价。意象凝聚了主体的欲望、理想、认识与心灵情调。意象是主体根据自己的理想对客体进行的“二次创作”，它具有形象性。例如，人们对理想的女性的标准是：美貌、温柔、贤淑、智慧等，这是集合女性的优点于一体而形成的意象。大多数女性就是以这个标准来发展自己的，社会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女性的。但是，以理想的意象为标准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实践中又如何被检验？实践也是依据理想对这种价值判断进行检验吗？

第三，以观念为尺度的评价。以观念为尺度的评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评价，道德评价就是一种观念评价。规范伦理学是通过对善与恶、应当与不应当的划分来进行的，这种划分的标准就是一种道德观念。无论各种规范伦理学之间的争论是多么激烈，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理论各有其合理、独特之处。这样的判断，实践又如何检验呢？

（摘编自徐祥运、白苏婷《关于价值判断的检验之新思考》）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里说“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甲】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文章作者胡福明1977年9月从南京寄出稿件，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12月下旬才看到胡福明的文章。王强华现在清楚地记得，胡福明当时寄来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

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记得，经过作者胡福明和《光明日报》反复修改后，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于1978年4月23日和24日先后两次送到中央党校，由他和吴江修改。

孙长江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该稿为基础，结合党校的文章草稿进行了修改。

胡耀邦同志1978年5月6日审定了这篇文章，10日在《理论动态》发表后，次日在《光明日报》刊登。

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摘编自《“真理标准”十易其稿胡耀邦亲自审定刊发》）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摘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著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二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三个重要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摘编自陈占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删改）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其鲜明品格和理论品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恩格斯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872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后来在多部著述和多封书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丰富、发展了他和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在一系列书信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的重大观点：“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特征和原则，他深刻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曾经对恩格斯的这些重要思想给予高度赞扬：“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学习恩格斯，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摘编自任晓山《今天我们应该向恩格斯学习什么》，有删改）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一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 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 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摘编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材料一：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核心。如果没有乡村文化，那么乡村也就成为一潭死水，无从振兴了。如果乡村的振兴只是在乡村建设几间民宿，开上几个咖啡馆，让一些城里人到乡村来换换空气，尽管可以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但是却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乡村文化的振兴。

文化赋予了生活的意义。乡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同时又超越了个体，是文化将这些个体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赋予乡村生活的价值。比如乡土社会中有许多节日，每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人们庆祝这些节日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生者与亡者保持了沟通，成为联系密切的共同体。

文化也赋予乡村社会以秩序。在乡村社会中，文化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要养成尊老爱幼的风气就需要有尊老爱幼的文化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社会变化相对比较缓慢，老年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可以教导青年人，因此老年人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有很多渠道获取知识，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更容易利用这些渠道获取知识，要维持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就需要文化力量。

乡村文化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基础。西方国家在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快速发展是以乡村社会的消亡为代价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社会都希望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保留乡村，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曾经以不同名义推动乡村的振兴，希望避免西方乡村消亡的道路。东方社会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乡风文明，通过文化建设，实现乡村的和谐和有序发展，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文化先行。文化先行可以从物质层面做起。但是，物质层面乡村文化建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乡村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物质文化建设上。有一些地方的乡村文化只是停留在物质建设上，精神文化建设没有跟上，物质文化也就很快消失了。在物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要推动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事务就是大家参与来管大家的事情，乡村振兴需要乡村居民之间相互协作，协作的过程就会有更多公共的事务需要大家去参与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渐完善乡村的各种制度。比如现在许多村庄制定有村规民约，这就是处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手段，但是要避免为了制定村规民约而制定村规民约，要让村规民约真正发挥作用。

乡风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要结合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文化是相通的，我们可以通过政府推动和村民参与，在乡村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摘编自王晓毅《乡村振兴，文化建设要先行》，《北京青年报》2017年11月26日）

材料二：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在参加河南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扭住乡村振兴这个“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就能为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画上句号，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梦写下惊叹号。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秉纲张目，执本末从，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才能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

（摘编自《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河南日报》2019年3月15日）

材料三：

近年来，新疆哈密市五堡镇坚持以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基本形成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旅游更兴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态势。

近日，在伊州区五堡镇吐格曼博依村，一场中式面点培训课程正在村委会进行，这场培训是五堡镇为镇里旅游业发展培训后备餐饮人才。吐格曼博依村村民茹孜古丽·沙依木受同村村民阿木提的影响参加了这次培训。阿木提原是吐格曼博依村的贫困户，2016年五堡镇举办了首届桑葚节，大批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吃饭、住宿都不能满足游客需求，阿木提由此找到了商机，开办起农家乐，第一年就盈利8万元，2018年收入达到10余万元。

旅游业发展也促进了五堡镇生活环境的改变。为了吸引游客，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五堡镇加大公厕等公共设施建设，并制定各项制度改善乡村卫生环境。如今，走进五堡镇，现代感十足的街道，整洁美观的院落，美丽的新农村景象跃然眼中，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摘编自《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央广网2019年3月17日）

材料四：

中新网重庆新闻10月12日电12日，四川美术学院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该研究院下设乡村建筑与环境研创中心、艺术与社会创新中心，将以具体实践案例和项目为载体，积极促进理论和研创成果落地，以艺术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美术学院整合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新媒介美术创作实验室、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西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高校创新工程中心等校内外资源，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汇聚中外艺术与乡村研究人才，构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搭建跨文化的学术平台，开展在地性的学术探讨。

长期以来，学校在乡村民居营建、乡村风貌改造、乡村文化生态调查、当代艺术走入乡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摘编自《植根乡土振兴乡村   四川美术学院成立重庆首个艺术与乡村研究院》，中新网2018年10月13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的。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只有在对历史、现在、未来史诗般的全景观照中，在对时代、国家、社会宏大脉动的整体把握中，崇高的意义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不是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而往往是相互交融、并行不悖。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体》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丰富的内容、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人视角。

细节饱含着现实生活的汁液，连接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叙事从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等平常细节入手，塑造有血有肉的常人形象，展现普通的个体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所爆发的伟大力量。在这种平常与伟大的对比中，崇高故事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经验中唤醒了巨大的力量，因而更能够冲击人的心灵。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家利奥塔强调：“崇高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因努力而满足。”细节叙事可以展现这种努力的过程，因而更能够凸显崇高。

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这意味着，对生命力的阻碍矛盾越激烈，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涌流越强烈。正是故事中贯穿着的深刻矛盾，使读者因为感受矛盾冲突积累了深深的痛感，当故事人物做出选择、完成转变或者取得胜利之后，这种痛感才能瞬间释放转化成崇高的精神愉悦。因此，作者对矛盾的刻画越逼真，读者的痛感越强，对崇高的感受就越充分。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微小细节的精致点缀，调动着读者的感官，点滴间氤氲着真实的氛围，在读者的脑海中投射下清晰的形象，并可以将这种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精确的数字细节、形象的情景细节使人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志愿军战士所面对敌我矛盾之激烈，为凸显其后战士们英勇斗争的崇高意义蓄足了劲。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正确对待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光明的细节帮助人们驱散黑暗，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恶。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材料二：

有时作品中的几句话，就可能构成一个绝妙的细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福贵从儿子有庆的坟前来到村口，悲伤难掩。余华在这里只写了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在这里，仅一个“盐”字，便足以构成隐喻，内心的伤口被盐渍涂抹而产生的疼痛感与撕裂感被书写殆尽。没有伤痛欲绝，却悲凉彻骨。这样的细部深描，令人叹服不已。所以，细部是生活的纹理。好的细部描摹，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洞悉岁月的沧桑和人情的幽微。透过细部、细节，人物细腻的情感与事物、背景之间暗含的隐秘关系若隐若现。

细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升华，更是作家情感在文字中的延展和外化。细部修辞的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有着特别氛围的场景，来自生活中的一件琐碎小事，来自一段充满浓郁的日常性、哲理性话语。或许它就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叙述。细节也好，细部也罢，都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

一个好的叙述，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仔细想想，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是无数个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当然，细节、细部都经历过精心打磨和设计，细部所产生的力量覆盖人物、情节、故事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彰显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涵养和生活态度。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温情，才可能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从基本、普通、细致的生活着眼，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的文字才更加令人信服，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价值观、生活观、美学观的问题。对细部的迷恋和重视，至少说明这个作家回到了具体的事物，回到了事物的本体，回到生活的原点，没有凌空蹈虚般凌驾在基本的“生活流”之上。从一定程度上讲，细节也是作家聚焦生活和人心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重要元素。虽然在文学叙事中，细节也常常被一些作家忽视，代之以“心理流”“意识流”，但是这些同样离不开人性、人情外化时的心理场景。只要有情景和情境，便无法离开细节的存在。

发现生活的细节，书写精彩的细节，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平常心和朴素的审美情怀。发掘或提炼细部的光芒，平常心是一种大境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叙述心境或者写作心态，修炼出阅尽人间生命万象之后的坦然、坦荡和虔诚。可以相信，任何好的细部书写和叙述，都是从这样的叙事心态出发的。其实，这也是考验每一位作家、艺术家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叙事性文本，还是影视创作，莫不如此。

（摘编自张学昕《好的叙述，精华之处在细部》）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话语是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表达，涵盖“为何说”“说什么”“如何说”等方面，包含一定的观念形态和价值立场。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主要是以“言”的形式呈现的，“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立为“三不朽”。话语有积极和消极之分。话语的作用要根据话语的性质来延伸，积极话语往往起到正向的作用，消极话语则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但积极的话语不一定好听，好听的话语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正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

中华传统经典认为，话语虽出自一人，却可以影响他人。古人主张通过辩论而彰显话语的功能，能言善辩者，甚至可以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扭转整个局势。话语也可以决定战争或和平，《左传》有言“道之以文辞，兵可以弭”，这里的“文辞”，指的是外交的辞令，也就是外交话语。历史上的烛之武退秦师、唐雎不辱使命、触龙说赵太后、晏子使楚、弦高犒师等，都是用话语“化腐朽为神奇”的典型事例。

中华传统经典不仅重视话语，注重发挥话语的功用，而且在话语的表达方式上有着多重的指向。话语是一门语言艺术，言说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的效果，只有掌握说话的艺术，才能解决好如何言说、如何发挥话语的应有作用的问题。首先，要话中有理。说话要讲道理，不能依靠外力压服别人，善于在话语中增加德性成分，就能起到“服人”的目的，正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孟子》）。其次，要话中有物。说话要诚恳实在，要言之凿凿、言之有物，不然只会导致“怨灾及其身”（《礼记》）。再次，要话之有度。说话要适度，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不能夸夸其谈、振振有词、言过其实。“言不及义”或“辞不达意”的言语辞藻必然会影响话语的表达效果，恰如其分的话语表达则是“辞达而已矣”（《论语》）。最后，说话要看场合。话语会因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场合言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古人认为，在什么场所，就要说什么话，公事不能私议，不能在朝言及犬马之事等，即《礼记》中所说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

话语产生后本身就具有传播效应，传播的形式和质量直接影响话语成效。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的传播有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之分，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面对面传播。这是最普遍的传播方式，是话语主客体之间当面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传播，耳提面命、面授机宜、对答如流就是这种形式的体现。《论语》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围绕对谈而展开的。第二种是以诗、歌等形式传播。《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既包含话语传播载体多样之意，也强调诗、歌、声、律在话语表达中的有机统一，唐诗、宋词、元曲等就是通过对诗、歌、声、律的运用促进了话语的传播。第三种是通过写作文章传播。这是理论化的传播形式，也是古人常用的传播方式。曹丕《典论》中云“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强调文章是话语流传后世的依托，文章亦是“无声”的话语；刘勰《文心雕龙》中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字、句、章、篇之中，无不渗透着特定的话语。第四种是通过中介传播。通常是托物言事、托物言情、托物言志，这里的物既有人物也有事物，人物就是传送话语的特定个体或群体，事物就是具有语言符号象征意义的物件，如柳枝、红豆、鸿雁、子规、管笛等，看到或者听到这些，就会明白其中的话语含义。

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理论并不局限于话语本身，还注重话语的实践性，将话语和行为相联系。言语驱使行动，行动则改变现实，言行是社会变化的中枢。话语并非空洞的“虚”，而是在经过一定转化后能够撬动生活的“实”。因此，应当做到虚实互动、言行一致。

一方面，要正确看待言与事的关系。语言的产出必定受到特定事项的触发，人们使用不同类型的话语主要是为反映某种事态或事物，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正名与言事之间的关系，只有将名、言、事之间的关系理顺，才能有助于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正如《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言与行的关系。言与行是一套联动的机制，中国传统的话语理论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儒家认为，“言顾行，行顾言”（《中庸》），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道家指出，“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庄子》）；墨家认为，要“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也就是说，中华传统经典反对言而无信、信口开河、言行不一，倡导言以行事、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摘编自陈明琨《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之道》）

中华传统经典对“话语”的认知兼具深度与广度：既明确话语有正负之分，其作用需依性质而定，警示“好听之言未必有益”；也强调话语的强大影响力，能通过辩论彰显功用，甚至可_______；更对言说方式提出多重要求，需做到话中有理、话中有物、_______，方能提升表达效果。而话语的价值不止于表达与传播，更在于与实践的结合，核心是要实现_______，这也是传统话语理论的重要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