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话语是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表达，涵盖“为何说”“说什么”“如何说”等方面，包含一定的观念形态和价值立场。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主要是以“言”的形式呈现的，“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立为“三不朽”。话语有积极和消极之分。话语的作用要根据话语的性质来延伸，积极话语往往起到正向的作用，消极话语则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但积极的话语不一定好听，好听的话语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正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

中华传统经典认为，话语虽出自一人，却可以影响他人。古人主张通过辩论而彰显话语的功能，能言善辩者，甚至可以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扭转整个局势。话语也可以决定战争或和平，《左传》有言“道之以文辞，兵可以弭”，这里的“文辞”，指的是外交的辞令，也就是外交话语。历史上的烛之武退秦师、唐雎不辱使命、触龙说赵太后、晏子使楚、弦高犒师等，都是用话语“化腐朽为神奇”的典型事例。

中华传统经典不仅重视话语，注重发挥话语的功用，而且在话语的表达方式上有着多重的指向。话语是一门语言艺术，言说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的效果，只有掌握说话的艺术，才能解决好如何言说、如何发挥话语的应有作用的问题。首先，要话中有理。说话要讲道理，不能依靠外力压服别人，善于在话语中增加德性成分，就能起到“服人”的目的，正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孟子》）。其次，要话中有物。说话要诚恳实在，要言之凿凿、言之有物，不然只会导致“怨灾及其身”（《礼记》）。再次，要话之有度。说话要适度，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不能夸夸其谈、振振有词、言过其实。“言不及义”或“辞不达意”的言语辞藻必然会影响话语的表达效果，恰如其分的话语表达则是“辞达而已矣”（《论语》）。最后，说话要看场合。话语会因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场合言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古人认为，在什么场所，就要说什么话，公事不能私议，不能在朝言及犬马之事等，即《礼记》中所说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

话语产生后本身就具有传播效应，传播的形式和质量直接影响话语成效。在中华传统经典中，话语的传播有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之分，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面对面传播。这是最普遍的传播方式，是话语主客体之间当面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传播，耳提面命、面授机宜、对答如流就是这种形式的体现。《论语》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围绕对谈而展开的。第二种是以诗、歌等形式传播。《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既包含话语传播载体多样之意，也强调诗、歌、声、律在话语表达中的有机统一，唐诗、宋词、元曲等就是通过对诗、歌、声、律的运用促进了话语的传播。第三种是通过写作文章传播。这是理论化的传播形式，也是古人常用的传播方式。曹丕《典论》中云“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强调文章是话语流传后世的依托，文章亦是“无声”的话语；刘勰《文心雕龙》中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字、句、章、篇之中，无不渗透着特定的话语。第四种是通过中介传播。通常是托物言事、托物言情、托物言志，这里的物既有人物也有事物，人物就是传送话语的特定个体或群体，事物就是具有语言符号象征意义的物件，如柳枝、红豆、鸿雁、子规、管笛等，看到或者听到这些，就会明白其中的话语含义。

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理论并不局限于话语本身，还注重话语的实践性，将话语和行为相联系。言语驱使行动，行动则改变现实，言行是社会变化的中枢。话语并非空洞的“虚”，而是在经过一定转化后能够撬动生活的“实”。因此，应当做到虚实互动、言行一致。

一方面，要正确看待言与事的关系。语言的产出必定受到特定事项的触发，人们使用不同类型的话语主要是为反映某种事态或事物，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正名与言事之间的关系，只有将名、言、事之间的关系理顺，才能有助于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正如《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言与行的关系。言与行是一套联动的机制，中国传统的话语理论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儒家认为，“言顾行，行顾言”（《中庸》），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道家指出，“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庄子》）；墨家认为，要“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也就是说，中华传统经典反对言而无信、信口开河、言行不一，倡导言以行事、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摘编自陈明琨《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话语”之道》）

中华传统经典对“话语”的认知兼具深度与广度：既明确话语有正负之分，其作用需依性质而定，警示“好听之言未必有益”；也强调话语的强大影响力，能通过辩论彰显功用，甚至可_______；更对言说方式提出多重要求，需做到话中有理、话中有物、_______，方能提升表达效果。而话语的价值不止于表达与传播，更在于与实践的结合，核心是要实现_______，这也是传统话语理论的重要落脚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这可说是第一次将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个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理论上，有许多个别的仁人君子时，社会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甚至是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去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己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命”字通常译作“命数”“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做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后者是 Gesellschaft（法理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

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是“不流动性”，村落是封闭、静止的熟人共同体。而当前中国农村，已经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后乡土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村庄由“静止的村落”变成“流动的村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

所谓“半熟人社会”，即村民之间虽然仍相识，但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彼此熟悉、知根知底。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村庄日常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村民之间日常互动减少、关系疏离，传统人情、礼俗约束力下降。村民之间既有熟悉的一面，又有陌生化的一面；既有乡土性残留，又有现代性渗入。

乡土本色的核心是“黏着于土地、世代定居、熟人礼治”。而在后乡土社会，农户生计模式已发生根本转型：农业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半工半耕”成为普遍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家庭收入由务工与务农两部分构成。土地不再是唯一生存依托，而成为“退路”与“保障”。

传统乡土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主，靠习俗、人情、长老权威维持秩序。后乡土社会则是“礼治残余与现代治理并存”：一方面，人情、面子、传统伦理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治、行政权力、市场规则不断渗入，村庄治理从“内生权威”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动”。

费孝通当年所讲的“乡土本色”，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精准概括。但历经革命、改造、改革与市场转型，纯粹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后乡土社会”并非否定乡土性，而是强调乡土性的转型与重构：传统乡土特质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冲击下，以新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要彻底抛弃乡土本色，而是要在承认“后乡土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理解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性质与未来。

（摘编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引言》）

材料三：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

很快，姑娘们就不再把那一分钟看作单纯的“看”了。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做买卖。她们用土特产换些发卡、火柴、香皂、纱巾之类的日用品。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精心地打扮自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偷偷往脸上抹点雪花膏。她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生人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她们勇敢地把脸凑到车窗前，像一朵朵在阳光下盛开的山菊花，好奇地打量着车厢里的一切。

……

台儿沟再穷，她（香雪）也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

她（香雪）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吝啬地只打开一条缝。

（摘编自铁凝《哦，香雪》）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①       。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②       。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③       。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小说的精彩评点多集中于那些经典文本，评点家力图创造一种新的阅读范式，这不仅在于设置阅读路标，而且在于培育新的读者和阅读欲望，也就是说点醒读者善于读书、乐于读书的精神兴奋点。这种阅读范式之一是，当评点家把“评点路标”插向叙事关键点的时候，最能刺激读者的审美敏感的地方，当然要算评点家的那些画龙点睛之笔。《水浒传》写武松打虎，是极精彩的地方，无可怀疑地是龙睛所在。如何把龙睛点醒，题为李卓吾评的明万历袁无涯刻本在“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的地方，有眉批道：

“东坡题画雁诗：‘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今虎食人法，安得如此分明？可谓格物。”

这段批语在说明原著作者推人及物的想象之妙的时候，把著名的诗人苏东坡拉来和读者一起体悟艺术之道。于极繁忙之中，竟然发遐远的妙想，实在是善于画龙点睛之人。金圣叹大概非常欣赏这种做法，他把袁无涯刻本的这段话提前到打虎一幕的开头，提前到吊睛白额老虎跳出，武松惊呼闪在青石边，并且增加了其他评议：

“已下人是神人，虎是活虎，读者须逐段定睛细看。我常思画虎有处看，真虎无处看；真虎死有处看，真虎活无处看；活虎正走，或犹偶得一看，活虎正搏人，是断断必无处得看者也。耐庵忽然以笔墨游戏，画出全副活虎搏人图来。今而后要看虎者，其尽到《水浒传》中，景阳冈上，定睛饱看，又不吃惊、真乃此恩不小也。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副虎食人方法在胸中也。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人，岂虚誉哉！”

在打虎开始后，情势紧张得间不容发，那里只能做出一针见血的简短评点，以免过多地打断读者的思路，因此金圣叹除了作回评之外，把这段较长的夹批置于人虎相搏之前了。他提醒读者，又插入自己的感受，其后对人虎相搏场面的细读式的评点，自然也是点睛之笔了。

在“文本——评点——阅读”的多重反馈中，点睛之笔不仅是对于点醒作品而言，而且是对于点醒读者而言。《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帅天逝黄泉路”，不是情节发展最关键的地方，却是作者调动叙事角度、穿插情节线索极见功力的地方。贾元春加封贤德妃，当然是在贾府烈火烹油的繁华上添了一把火，众人言笑鼎沸。但行文却从贾宝玉愁闷的眼睛去描写，由于好友秦钟因水月庵之事受老父笞打而病重，宝玉“心中怅然如有所失，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能解得愁闷”。脂砚斋在此加上眉批：“然接水月庵，似大脱泄，及读至后方知为紧收。此大段有如歌疾调迫之际，忽闻戛然檀板截断，真见其大力处。”原文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以愁观喜，在强烈的情调反差中给烈火烹油的景象隐伏了某种危机感。脂砚斋的评点，使这种情调反差中的危机感更为突出，让读者在感受艺术之为艺术的神采时，眼睛为之一亮，从而获得对艺术奥秘之发现的惊喜。

评点阅读范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酿造浓郁的阅读趣味，使人把阅读化为生命欲望。应该看到，这是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以“趣”论诗衡文的传统相联系的。《文心雕龙》说“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沧浪诗话》谓“诗有别趣”，这些都是非常驰名的见解。至于小说戏曲一类叙事作品，往往以趣味作为它们的优先原则。小说、戏剧在明清时代本属“闲书”，让人读闲书而得不到乐趣，那简直是造孽。因此，评点而无趣，乃是评点不能与读者共享的失败。评点应致力于涵养性情、提高人的精神品位，借对文章的深刻处、惊险处、幽默处和妙笔生花处的解读，使读者能够以审美为消遣，共享一种充满雅趣的艺术人生。

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的某些评点洋溢着智慧趣味。比如《三国志演义》第五十回写曹操赤壁惨败，退走乌林，看到树木丛杂，山川险峻，猜测诸葛亮并未在此伏兵，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夹批揶揄曹操：“且不要笑，理会哭着。”这种揶揄，带有看透曹操自以为得计、实则中计的智慧优越感的。果然鼓声震动，刺斜杀出赵云一彪人马，把个曹操吓得几乎坠马。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冒雨逃到南彝陵葫芦口，晾衣造饭，割马肉烧着吃，相当狼狈，还“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嘲笑诸葛亮不善于用谋。夹批又说：“宜哭又笑，想亦哭不得而笑也。”结果又笑出了张飞一彪人马，杀得他“尽皆胆寒”。接着曹操督率军队在坎坷泥泞的险道上挣扎，道路略为平坦，他又“在马上扬鞭大笑”了。夹批说：“第三番又笑，一发笑得可笑。”岂料又笑出关羽的五百校刀手，只好请这位义重如山的将军放一条活路了。这一回回评专门有评点曹操三笑的段落：

“曹操于舟中舞槊之时，既大笑；今在华容败走之前，又大笑。前之笑是得意，后之笑是强颜；前之笑是适己，后之笑是骂人；前之笑既乐极生悲，后之笑又非苦中得乐。前之笑与后之笑都无是处，千古而下，又当笑其所笑。”

这里以排比之笔，评点着曹操笑诸葛之无谋，反在笑声中陷入诸葛高人一筹的计谋之中。赤壁惨败，曹操当哭，以哭写惨败是“常笔”，以笑写惨败是“奇笔”，作者以一路的笑声写惨败，造成了“悲喜荒唐”的叙事情境。评点家捉住这“悲喜荒唐”的情境反复论笑，实在是想给读者一种智慧荡漾的趣味。

（摘编自杨义《中国叙事学·评点家篇》）

“林黛玉进贾府”虽不是《红楼梦》的开篇，但在很多读者心里，它是全书故事的真正开始。原著主要借黛玉之眼看贾府的富丽堂皇，以及一干女眷粉墨出场。在宝、黛初见时，小说却________，从宝玉的视角来写“这个曾见过的妹妹”。当宝玉听闻她也没有“玉”时，便要砸烂这“劳什子”。________：“宝玉一见黛玉便摔玉哭泣，黛玉亦因摔玉夜间淌泪，此时之两泪是一生眼泪根源，且伏后来砸玉失玉情事。”________，而且也点醒了读者。

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夹批；刀在此处带起，看官记着。遥遥然直于此处暗藏一刀，到后草料场买酒来往文中，只勤叙花枪葫芦，更不以一字及刀也。直至杀陆谦时，忽然掣出刀来，真鬼神于文也。】

2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叙事作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因对象的产生、发展具有历时性特征，自然要求作品在表达上体现出这一特征；而抒情作品关注的不是客观之事，而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它具有瞬时性、不稳定性，因而作品更注重把握那个特定的时间点或片段，在表达上就会呈现出共时性特征。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时性特征表现不突出，叙事中往往蕴含着浓郁的情感抒发，甚至事随情化，事件为情绪所裹挟，历时性的流程叙述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共时性的场景呈现。这样，古代叙事诗难以达到“纯粹”叙事形态，而往往具有鲜明的“亚叙事”特征。

《诗经》中的叙事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富于民族意味的“亚叙事”特征。《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事性突出，如《绵》中的“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描绘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岐之后开辟土地、兴建宫室的景象，构成周族先民壮丽的创业画卷。这一组周族史诗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叙述周族的发展史，而是要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所以这些诗歌没有顺着时间线来叙述周族产生、发展的情节，而是着力于刻画某些宏大的场面，来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诗经》中民歌的“共时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其中，一些带有叙事性因素的短诗一般不具备完整的叙事轮廓，多选取生活中的某一场景，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而略去情节的历时性发展流程，这就相对削弱了诗篇的叙事性，使其方便向抒情转化。《邶风·静女》截取青年男女城隅幽会的片段加以描述，但确切地说，带有叙事成分的仅限于前面几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以下事件的历时性流程便被截断，转入了反复的情感抒发：“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歌通过对主人公端详把玩手中的爱情信物的描写，表现出主人公对幸福的沉浸与陶醉，早已经把编织情节、刻画人物的叙事职责置之脑后。造成此种叙事抒情化的“亚叙事”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民歌结构中的复沓形式实际上加强了这种叙事抒情化的转向。

较之《诗经》，汉乐府民歌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事”所占比重较大，但是，诗歌也往往由“历时性”的叙事转向“共时性”的场景呈现。比如《木兰诗》对事件的叙述往往一笔带过，对能表现木兰情感的场景——如开篇“木兰当户织”、木兰夜宿等情景——极力地刻画。而最特殊的莫过于《孔雀东南飞》。从“事”的角度看，事件的展开完整且具体；从“情”的角度看，诗前小序明白指出“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结尾处又强调“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情感的表达是清晰的，而且赞美与悲悯相融合的情感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细节，只是这种共时性呈现并未打断历时性叙述而彼此混融成为一体，但叙事的抒情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综上可以看出，汉乐府叙事诗往往表现出事件不完整的特征，事件的历时性进程不够充分，常常很快便过渡到高潮，然后对这一特定时刻作凝固、放大式处理。许多叙事诗中交代了矛盾，但矛盾并不构成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作者似乎并不关心矛盾的发展与解决，而主要关注如何“以事传情”，重心是借事件抒发情感，故而呈现出“亚叙事”特征。

（摘编自熊江梅《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亚叙事”特征》）

材料二：

《诗经》中的叙事诗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诗经》中的诗歌的收集和编选，历代说法众多，主要有“王官采诗”“公卿献诗”“孔子删诗”三种观点。不论是“王官”“公卿”还是“孔子”，都透露出了这些诗歌在收集、编选过程中的官方色彩。儒家重视“史”，要求“以诗存史”“诗心史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诗经》被确立为经典，儒家的“诗史”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从汉代直至清代，文人主要以“诗史”的观念去阐释解读《诗经》。因此，这些叙事诗无论其诞生的初衷如何，在漫长的经典阐释过程中，都以官方的形式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汉乐府大部分作品都曾在民间长期传唱，且多数未经官方修订、阐释，故较多地保留了其原生状态。与《诗经》中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在内容上更具有故事性、戏剧性、传奇性，在功能上更具有娱乐性。汉乐府与《诗经》构成了中国叙事诗的两大源头。

乐府诗重视诗歌的故事性，比如《孤儿行》中记述父母双亡、被兄嫂虐待的孤儿，在家要忙活做饭、喂马、打水等各种各样的家务，还被驱使收瓜，瓜车行到半路时不幸翻覆。情节十分丰富，甚至还写到瓜车翻覆后，路上行人“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的细节。乐府中往往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如《上山采蘼芜》中女主人公与故夫的对答，《东门行》中因家贫而铤而走险的丈夫与妻子的争论，《陌上桑》中罗敷对太守无理要求的反击。这种对话的方式加强了矛盾冲突，使听众或读者身临其境。汉乐府还表现出极强的传奇性，比如，《战城南》中已死去的将士与前来啄食尸体的乌鸦对话的情节，传奇色彩浓郁。这些特点和乐府诗来自民间，与听众要求更生动曲折的情节、更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更鲜明具体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

乐府诗的创作者用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听众，满足大众一定的猎奇心态，同时也满足大众的审美（包括道德审美）取向，从而起到娱乐的效果。后世文人认为汉乐府与《诗经》一样都具有教化功能，但其实汉乐府的道德价值，并不是创作者有意为之，这与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大众接受的娱乐文本自身就蕴含着当时民间纯朴健康的道德价值，正如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所言，“乐府诗的伦理功能是依附于娱乐的。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是在娱乐活动中自然而然进入文本意义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得到教益”。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性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如《孤儿行》中对身世的悲叹，《战城南》中对战争惨状的控诉。汉乐府的娱乐性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也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宣泄。

（摘编自辛晓娟《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 ① ，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 ② ，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秋佳节，除了品尝月饼，赏月也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活动。这一夜的明月，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情感的寄托，更在古人的诗词中，被悄然融入了对宇宙万物的科学思考。

最早指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科学思维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评析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达旦》时写道：“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王国维认为，辛弃疾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已触及月球绕地球运行的科学事实。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球，当这边的人们看到月亮西沉，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则看到月亮初升。辛词中“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正是对地球背面景象的诗意推想。

古人常将月亮与大海相连，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等名句。然而辛弃疾却否定了月亮从海底升起的说法，指出“谓经海底问无由”，并以“天外空汗漫”形容月亮悬浮于地球之外的太空。不过，他仍困惑于“飞镜无根谁系”，即月亮为何能悬于空中而不坠。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地球引力作用使月球维持在绕地轨道上，不离不弃。辛弃疾的疑问，也反映出古人认知的时代局限。

宇宙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时间，天上人间确实存在时间差异。例如，天文学研究显示，月球上的一昼夜约等于地球上的一个月。这种时空差异的意识，也常见于古诗文中。清代杨芳灿写道：“今夕何年，皓月当头，停杯问之。”易顺鼎亦有句：“天上今夕是何年，人间今夕是何夕。”可见“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时间观，或许已成为古人的共识。这一观念在古代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生动，如《幽明录》所载“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西游记》中亦有“天上一日，下界一年”之说。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既符合生活常识，也暗合科学规律。研究表明，海拔每升高一千米，气温约下降6摄氏度，正如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所描绘的景象。古人据此推测月亮上的低温，可谓巧合中的洞见。事实上，月球夜晚温度可降至零下170℃左右，且因缺乏大气，昼夜温差可达300℃。

中秋诗词中，也有不少关于月亮与潮汐关系的思考。古人对潮汐成因认识有限，多掺杂想象与神话，如“或言如橐籥翕张，或言如人气呼吸，或言海鳅出处，皆无经据”。南宋史达祖在《满江红·中秋夜潮》中则明确提出：“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他认为百川归海，潮汐涨落与月相变化密切相关，中秋的明月与潮水相映成辉，堪称“双绝”。俞安道在《海潮图序》中进一步指出：“望已前为夜潮，望已后为昼潮”，即八月十五前多夜潮，之后则多昼潮。至于潮水之壮阔，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观潮》描绘得极为生动：“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现代科学证实，月球引力是形成潮汐的主要原因。从空间上看，地球不同位置所受月球引力不同，正对和背对月球的区域因引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形成涨潮；从时间上看，朔、望时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线，引力叠加，潮差最大；而上、下弦月时三者呈三角分布，引力部分抵消，潮差最小。

中华文明之外，世界其他文明对中秋与月亮的理解各不相同。清代黄遵宪在《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写道：“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世人虽共享同一轮明月，但因文化差异，中秋节在西方人眼中不过是一个寻常日子。诗句虽短，却体现出跨文化的视野与对文明差异的清醒认知，这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态度的体现。

科学，通常指通过系统观察、实验与推理，探索自然、社会与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具有实证性与可检验性。中国古代的中秋咏月诗词，固然富含文学之美，但细细品味，其中亦闪烁着朴素的科学之光，展现出古人对宇宙万物的好奇、想象与思辨。

（节选自朱美禄《赏月诗词的科学性》，有删改）

材料二：

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第二，认识论，有关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比如观念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第三，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采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这三个方面涉及研究客体的本质、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或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存在问题。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从对已知的比较来了解无知。

（摘编自陈淳《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叙事作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因对象的产生、发展具有历时性特征，自然要求作品在表达上体现出这一特征；而抒情作品关注的不是客观之事，而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它具有瞬时性、不稳定性，因而作品更注重把握那个特定的时间点或片段，在表达上就会呈现出共时性特征。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时性特征表现不突出，叙事中往往蕴含着浓郁的情感抒发，甚至事随情化，事件为情绪所裹挟，历时性的流程叙述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共时性的场景呈现。这样，古代叙事诗难以达到“纯粹”叙事形态，而往往具有鲜明的“亚叙事”特征。

《诗经》中的叙事诗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富于民族意味的“亚叙事”特征。《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事性突出，如《绵》中的“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描绘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岐之后开辟土地、兴建宫室的景象，构成周族先民壮丽的创业画卷。这一组周族史诗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叙述周族的发展史，而是要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所以这些诗歌没有顺着时间线来叙述周族产生、发展的情节，而是着力于刻画某些宏大的场面，来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诗经》中民歌的“共时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其中，一些带有叙事性因素的短诗一般不具备完整的叙事轮廓，多选取生活中的某一场景，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而略去情节的历时性发展流程，这就相对削弱了诗篇的叙事性，使其方便向抒情转化。《邶风·静女》截取青年男女城隅幽会的片段加以描述，但确切地说，带有叙事成分的仅限于前面几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以下事件的历时性流程便被截断，转入了反复的情感抒发：“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歌通过对主人公端详把玩手中的爱情信物的描写，表现出主人公对幸福的沉浸与陶醉，早已经把编织情节、刻画人物的叙事职责置之脑后。造成此种叙事抒情化的“亚叙事”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民歌结构中的复沓形式实际上加强了这种叙事抒情化的转向。

较之《诗经》，汉乐府民歌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事”所占比重较大，但是，诗歌也往往由“历时性”的叙事转向“共时性”的场景呈现。比如《木兰诗》对事件的叙述往往一笔带过，对能表现木兰情感的场景——如开篇“木兰当户织”、木兰夜宿等情景——极力地刻画。而最特殊的莫过于《孔雀东南飞》。从“事”的角度看，事件的展开完整且具体；从“情”的角度看，诗前小序明白指出“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结尾处又强调“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情感的表达是清晰的，而且赞美与悲悯相融合的情感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细节，只是这种共时性呈现并未打断历时性叙述而彼此混融成为一体，但叙事的抒情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综上可以看出，汉乐府叙事诗往往表现出事件不完整的特征，事件的历时性进程不够充分，常常很快便过渡到高潮，然后对这一特定时刻作凝固、放大式处理。许多叙事诗中交代了矛盾，但矛盾并不构成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作者似乎并不关心矛盾的发展与解决，而主要关注如何“以事传情”，重心是借事件抒发情感，故而呈现出“亚叙事”特征。

（摘编自熊江梅《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亚叙事”特征》）

材料二：

《诗经》中的叙事诗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诗经》中的诗歌的收集和编选，历代说法众多，主要有“王官采诗”“公卿献诗”“孔子删诗”三种观点。不论是“王官”“公卿”还是“孔子”，都透露出了这些诗歌在收集、编选过程中的官方色彩。儒家重视“史”，要求“以诗存史”“诗心史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诗经》被确立为经典，儒家的“诗史”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从汉代直至清代，文人主要以“诗史”的观念去阐释解读《诗经》。因此，这些叙事诗无论其诞生的初衷如何，在漫长的经典阐释过程中，都以官方的形式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汉乐府大部分作品都曾在民间长期传唱，且多数未经官方修订、阐释，故较多地保留了其原生状态。与《诗经》中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在内容上更具有故事性、戏剧性、传奇性，在功能上更具有娱乐性。汉乐府与《诗经》构成了中国叙事诗的两大源头。

乐府诗重视诗歌的故事性，比如《孤儿行》中记述父母双亡、被兄嫂虐待的孤儿，在家要忙活做饭、喂马、打水等各种各样的家务，还被驱使收瓜，瓜车行到半路时不幸翻覆。情节十分丰富，甚至还写到瓜车翻覆后，路上行人“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的细节。乐府中往往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如《上山采蘼芜》中女主人公与故夫的对答，《东门行》中因家贫而铤而走险的丈夫与妻子的争论，《陌上桑》中罗敷对太守无理要求的反击。这种对话的方式加强了矛盾冲突，使听众或读者身临其境。汉乐府还表现出极强的传奇性，比如，《战城南》中已死去的将士与前来啄食尸体的乌鸦对话的情节，传奇色彩浓郁。这些特点和乐府诗来自民间，与听众要求更生动曲折的情节、更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更鲜明具体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

乐府诗的创作者用戏剧性、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听众，满足大众一定的猎奇心态，同时也满足大众的审美（包括道德审美）取向，从而起到娱乐的效果。后世文人认为汉乐府与《诗经》一样都具有教化功能，但其实汉乐府的道德价值，并不是创作者有意为之，这与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大众接受的娱乐文本自身就蕴含着当时民间纯朴健康的道德价值，正如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所言，“乐府诗的伦理功能是依附于娱乐的。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是在娱乐活动中自然而然进入文本意义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得到教益”。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性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如《孤儿行》中对身世的悲叹，《战城南》中对战争惨状的控诉。汉乐府的娱乐性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也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宣泄。

（摘编自辛晓娟《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 “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 “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文学真实”的维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微短剧作为短视频的分支形式，是一种新兴的网络视听样态，根据2022年11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实施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将其定义为：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网络视听节目。

如今网络微短剧已成为新的娱乐视听创作风口。它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频出爆款，并多次刷新播放纪录，引发社交媒体的热议，背后具有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动因。首先，在表现形式上，网络微短剧依托短视频的建构形式和传播方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输出大量叙事信息，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又凭借短视频传播快、受众广的传播特点，网络微短剧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指数级传播。其次，在叙事策略上则充分考虑受众心理和流行文化趋势，采用多类型融合的叙事方式呈现当下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如玛丽苏题材、战神题材、穿越题材、逆袭重生题材等网络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叙事母题，以迎合当下大众追求刺激与快感的审美心理，进而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的狂欢式互动模式。

网络微短剧作为短视频的衍生物，为了契合观众碎片化的观看习惯，在叙事时长上严格控制在一分钟到十五分钟，与简短的叙事时长相对应的是新的画面呈现方式，即更符合手机屏幕的小画幅画面。因此，简短的时长与更新的画幅比共同构成了网络微短剧在叙事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以简单直接的镜头语言表现被大幅压缩的视觉空间和故事时间，力求在极致压缩的叙事时空中实现故事的起承转合，进而达到塑造人物、展演故事线的目的，相应地这也促使网络微短剧在拍摄手法上呈现出有别于传统视频的创作手法。首先由于镜头画面的画幅较小、叙事时间短，网络微短剧的镜头往往时刻聚焦于画面中的人物主体，并全方位捕捉呈现主人公的神情体态、动作行为、情感变化等，同时配合大量的特写镜头与中近景镜头细致描摹画面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使被拍摄对象清晰、突出、直观地呈现在画面中，令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领会画面中人物的所思所想，并确保观众在观看视频的几十秒内产生观看兴趣，进入剧情、理解剧情。

除此之外，网络微短剧在叙事策略中不仅追求以人物为中心的简单高效的镜头语言呈现，而且往往倾向于采取经典叙事模式即单一线性的叙事策略，也就是叙事学家玛丽—劳尔·瑞安在叙事性的模式研究中提出的第一种叙事模式：“简单型叙事性，这一模式的文本一般只围绕一个情节，并且每个情节只围绕一个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故事中的人物和行为遵循常规化的线性发展，时间线与真实时间一致，故事情节的建构完全符合从开端到高潮再到结尾的正常叙事逻辑，其目的是创造出一个不违背观众观剧认知和预设经验的叙事时空。因而尽管网络微短剧的类型多样、题材包罗万象，较之传统的电影、电视剧在创作选择上具有更宽泛的操作空间，但网络微短剧的叙事脉络、剧情建构及走向却呈现出一种保守的、传统的、类型化的趋向。观众在短时间内确定微短剧故事类型、理清人物关系后，便可对该剧的后续剧情发展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原因在于同一类型的微短剧在故事的呈现上趋于一致，只在具体故事情境中对人物设置、戏剧冲突的建构有所区别。

（摘编自郑亚鹏《网络微短剧的叙事策略、审美特征及创新路径探析》）

材料二：

《逃出大英博物馆》是由自媒体博主“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赴英国，耗时三个月联合创作和拍摄的一部网络微短剧，共三集。该剧讲述了在大英博物馆中一盏中国玉壶出逃寻乡，为其他文物传递家书的故事。

《逃出大英博物馆》采用拟人化的第一视角叙事。拟人化本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将非人的事物人格化，赋予其“人性”色彩。现在，拟人化已经成为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在网络微短剧中，采用拟人化的第一视角是一种强有力的叙事视角。这种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使故事更加生动，增强了观众与主人公之间的情感连接，从而加深了情感共鸣。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策略，让观众与主人公一同感受文物归还的紧迫性和情感波动。拟人化手法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促使观众更积极地参与到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身成人的故事中，关心小玉壶的命运，希望它们能够实现愿望。同时，这种视角也促进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增强了观众对剧集的投入和参与感。通过这种强有力的叙事策略，网络微短剧成功地营造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世界，让观众沉浸其中。

角色的深刻塑造和符号构建体现在网络微短剧的叙事细节之中。仔细构建角色的性格、动机、背景以及符号的巧妙使用让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剧中发生的情节和冲突。这种叙事策略使观众更容易投入故事中，并与剧中发生的情节产生共鸣。在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中，文物和遗物的符号被巧妙地运用，以代表角色的情感和背景故事。这些符号包括“中国玉壶”“朝冠耳炉”“唐大马”“唐小马”等文物，“家书”等遗物。每个符号都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能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例如，在剧中，作者将“中国玉壶”作为承载着遗失的文物与家乡相连接的一道桥梁，“唐大马”和“唐小马”象征着文物回归家乡的迫切与重要。通过这些符号的巧妙运用，观众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剧情发展和角色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投入剧情中。

（摘编自沈天赟、刘馥《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叙事策略与传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