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千万颗飞扬的种子

徐鲁

一粒种子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或许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在荒原上，在沙漠里，在岩石底下，甚至在水泥墙壁的缝隙里，我们都看到过种子的神奇力量。

老一辈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早年写过一篇幻想性质的科普故事《蒲公英》，故事的主人公有蒲公英、鸢尾花和紫罗兰，也有默默生长在岩石缝隙里的茅草们：春天到来时，总是顽强的茅草的种子，最先从岩隙里萌发出来，交给大地一片蓬勃的绿色。

①______

钟扬还在少年时，就是同学们眼里的“种子选手”。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创建“少年班”。少年钟扬凭着“学霸”的实力，考入中科大第三期“少年班”。梦想的种子就像洁白的蒲公英花球，从少年的手中，朝着远方飞扬起来……

1984年，刚满20岁的钟扬从中科大毕业，来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花木葱茏的植物园，成了他痴迷的乐园。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了15年。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伴随着他的青春芳华。

美丽的梦想之花迎风盛放。意气风发的钟扬，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计算机室，组建了一个计算机生物学青年实验室，还创建了一个水生植物室。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绿。2000年，钟扬离开武汉，来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一个新的机缘，给他梦想的种子插上了更加有力的翅膀，他把目光投向了植物学研究更远的远方。

②______

2001年，适逢复旦大学对口支援西藏地区。钟扬闻讯，迫不及待地报名要求到西藏去。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成了西藏大学一名普通的植物学教授。

这时候，古老的青藏高原和皑皑雪山，向他张开了阔大的怀抱。两千多种独特的植物，六千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就像美丽的格桑花海，正在高原上等待着他。

草原，是跑马的地方；盐池，是养骆驼的地方。“青藏高原，是高原植物种子的宝库，这里才是植物学家应该来的地方哪！”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收集种子的人”。

在雪山下，在风雨中，在高高的悬崖边，在深深的峡谷里……他用了5年在野外奔波的时间，才渐渐适应了高原反应。

这个坚强的人，每天有着旺盛的工作激情，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疲惫。只是他暂时还不知道，因为体质特点的不同，高原缺氧的环境，对他的心肺功能造成了看不见的损伤。

2002年，38岁的钟扬和他志同道合的妻子张晓艳，收获了他们“爱的硕果”——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小哥俩儿出生时，钟扬正在研究一种红树植物。他用植物名字给两个儿子起名为：云杉、云实。

钟扬到西藏后不久，心中就有了一个美丽又清晰的目标：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的生物“家底”，去发现和辨认出每一个被遗忘的物种。钟扬和他的学生们一起，付出了16年的时光，在这些遥远的地方，留下了采集野生植物标本的足迹。

人们粗略地计算过，钟扬在青藏高原上走过的总行程，早就超过了10万公里；他和学生们采集到的植物种子，多达4000万颗。

③______

传说中有一种古老的“风花”，它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要找到它和得到它，需要付出一生作为代价；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多少人舍弃一切幸福去追寻它，而一旦靠近了，就会离不开它。

就像神奇的“风花”一样，在高寒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它们的生命也在慢慢地、神奇地进化。而钟扬的心，也越来越被“风花”一样的高原植物所“蛊惑”，一旦靠近了，就真的再也离不开它们有时，为了采集到某些珍稀的植物样本和种子，他带着学生要进入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或者攀登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上。

“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都是对人类毅力的挑战。”钟扬这样鼓励着年轻的学生们，同时也激励着自己，“上不得昆仑山，怎能盗得来灵芝仙草？”有一天，钟扬惊喜地发现了一种内核比较光滑的毛桃。为了不损坏种子的完好度，他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和学生，小心翼翼地帮着“啃”毛桃，啃出的桃核再小心地刷干、擦干，晾干后，再送入琳琅满目的种子库。他把精挑细选出的5000颗桃核，仔细地保存在样本瓶子里。有的种子样本，可能要存放上80年到120年，留给未来的研究者们。

④______

2015年5月，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才保住了生命。

医生再三强调，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但一想到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钟扬很快又从医院返回了高原。同事们明显看到，因为多次受到高原病的折磨，他的脸已经浮肿。钟扬却淡淡一笑，说：“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

他心中的“希望”，也是他的梦想：一是收集到更多植物的种子；二是在藏区播撒和培养更多人才的种子。他想象着，未来的日子里，有无数像蒲公英花球一样人才的种子，飞翔在辽阔美丽的青藏高原上……

2017年9月25日，一个令人痛惜的日子。钟扬在去往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他生命的年轮，停止在了53岁。

2019年2月18日，钟扬入选2018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位扎根大地的科学家，无愧于这样的颁奖词：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跋涉16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

（有删改）

钟扬和他的学生们的科研成就

他们追踪了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超越海拔六千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极限，跋涉十六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

——2018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钟扬颁奖词

材料二：

2018年1月，中国青年报接到了中宣部的通知，参与采访钟扬教授。参与的媒体加起来有几十家。当部门领导说我可以去锻炼一下的时候，我有些害怕。临走前我向堵力老师取经。她希望我不要顺着采访对象渲染的情绪，把钟扬写成不接地气、又红又专的完美人物，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人，写出一篇读者愿意看、走进人内心的报道。

采访大军走过了上海、成都、拉萨，在这期间，我采访了几十位钟扬的学生、同事、家人，收集到的采访资料有几十万字。采访的过程是很戳人泪点的。人们回忆起钟扬的不同“切面”，说起点滴的小事，都感动得落下泪来。比如钟扬的学生们回忆起钟扬脑溢血住院时，还定着闹铃提醒自己按时起床办公；比如钟扬的家中没有像样的家具，最耀眼的就是一面墙上贴着的孩子们的红色奖状 ……

钟扬的生命可以说是戛然而止的，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所有正在进行中的工作都变成了“未完成”。我把这些记录下来，最终把它们串起来写在了最后一部分中。我认为，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是一个研究生命的人，他也在不停地探索自己生命的边界。

写已经故去的人物很难。因为我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的人，所有经过别人转述的内容，掺杂了一些情绪渲染。因此，在采访过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他们的眼泪带跑，要尽量还原真实。回来后，我整理写作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有两个月。我上网 补习了很多钟扬生前的演讲、自己写的文章和其他资料。我突然发现，原来他本人这么幽默，这和大家夹杂着眼泪的回忆太不一样了。他会说：“以后我这个胖胖的钟教授不在了，但是我收集的种子还在，它们会派上很大用场。”

这对我的震动很大，也再一次修正了我的方向。你看，他是这样理解生命的，如此轻松，又如此深刻。对于生命来说，他就是个“探界者”，对于生死的意义，他比常人理解得深入很多。是什么支撑钟扬一直这样做呢？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兴趣和成就感。他的思绪很多，所以会随身带着小纸条，想到什么就赶紧记下来，以后落实。他的脑子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当自己的想法成为现实，他会感到有很大的成就感。因此，很多人看到他一直在赶，身体不好还要去高原，好像在和时间赛跑。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记录典型人物。我们希望在记录、传播他们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看到、学习，并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就是要让这个人物接地气，让读者读得下去，产生共鸣，然后让读者从中发现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可能。因此，我一直以中立态度写作，不希望以一种既定的思路框住读者，而是把故事展现给读者，让读者自行判断。

这种写作思路与我的学习经历有关。从人大新闻学院到中国青年报，那些坚持新闻报道初心的老师和前辈都会告诉我们：“不要煽情，要客观、平衡地报道事实。”这是一种倡导专业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下网络“洗稿”成风的环境下，主流媒体人必须要坚守的职 业规范。

客观性方面，在整篇文章的写作中，我尽力去掉“我”，没有给钟扬的“好与坏”留下任何一个“我认为”的评价。我所选择的“‘英雄’少年”“种子达人”“科学队长”“‘接盘’导师”这些定义，乃至“探界者”这样的标题核心词，也都尽量中性。对于文章新闻真实性的把握，我做到所有的事实和引用有据可循。文章中所有的直接引语，都有录音或文字材料可溯；钟扬少年时的经历，出自他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这样的处理可能让有些话语显得没有那么煽情、戏剧化，但是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然而，在如今网络“鸡汤文”刷屏、“震惊体”大行其道的网络环境下，“客观平衡”的新闻似乎越来越不受待见。人们乐于看的是针锋相对的爆点，而不是记者与编辑罗列的各方声音、中立平和的深度报道。很多优秀传统媒体人一直在坚守这种看似落后的原则，是希望人们还没有抛弃独立思考的选择和能力。记者用专业的新闻眼光剖析一个事件、一个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记录新近发生的事”这么简单。 一篇新闻稿的生命力也在于此。

（节选自叶雨婷《挖掘典型人物的“内驱力”》）

材料三：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复旦大学2012年7月6日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 一文这样写道。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之后戛然而止。

而他双肩背包里的很多张小纸条显示出，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 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著作《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水平，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节选自叶雨婷《“探界者”钟扬》）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张秉贵今年59岁，出身贫农家庭，从10岁起就在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17岁到私营的德昌厚食品店学徒，受尽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凌辱。新中国成立后，他翻了身，打心眼儿里感谢党和毛主席。1955年他刚到百货大楼时，认为只要为商店多销货、多卖钱；就是做好了本职工作，报答了党的恩情，因此他比较注意抓大号买卖。一次，有位农民顾客来买两块桃酥，张秉贵光照顾买得多的顾客，让这位顾客等了很长时间。顾客生气地质问他：“你是不是嫌我买得少，看不起我?”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张秉贵。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对他说：“过去资本家做买卖，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我们社会主义商店做买卖，首先要为人民服务好。”……1958年他入党后，想了又想，一个共产党员到底图什么?图的就是多为人民服务！

张秉贵常说：“我们售货员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来温暖人民群众，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家里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激发出更大的革命干劲儿，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有了一点儿贡献。”为了当好顾客的参谋，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去熟悉自己柜台里的商品。公休日，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下班后，他又到医院向医生学习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卖糖果时，他虚心向爱吃糖的顾客了解各种人吃糖的习惯和各种糖果的味道……经过刻苦钻研，张秉贵的商品知识十分丰富，为群众服务也有更多的主动权了。在售货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了顾客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孩子一个样。

人们用“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这10个字，来赞扬张秉贵的服务态度。张秉贵用自己心中的一团火温暖人民群众，赢得广大顾客的爱戴和尊敬。张秉贵为革命站柜台的先进事迹广为传颂，多年来受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赞扬，1977年以来就收到200多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摘编自林为民《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材料二：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当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我从七岁就出去捡柴、挖野菜，那些野茱都是人家喂鸡的，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十七岁上，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摘编自冰心《颂“一团火”》）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安江农技任教。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但只得到一些奇花异果，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他决心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都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以及出国讲学等方式传授技术，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现在杂交水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等国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加上衡南基地此前早稻测产，杂交稻突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再次打破杂交水稻单产纪录。袁隆平听到测产结果后说，下一步目标，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这样评价袁隆平：“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摘编自《东方评论》）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安江农技任教。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但只得到一些奇花异果，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他决心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以及出国讲学等方式传授技术，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现在杂交水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等国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加上衡南基地此前早稻测产，杂交稻突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再次打破杂交水稻单产纪录。袁隆平听到测产结果后说，下一步目标，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摘编自《东方评论》）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守木头的人

12年前，海边一幢不起眼的小楼先后迎来4名民警入驻，他们始终做着同一件事——守木头。这里是全国唯一专职保护红树林的派出所——广东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湛江红树林派出所，周边孕育着2万多公顷的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日升月落，保护区里的每一棵树都在默默践行“海岸卫士”的使命，防风保堤、固碳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像树木一样扎根

扎根，红树林以这样的方式与大地纠缠牵绊；杨健宏、吴八、李明霖、侯小嫔4名民警则把根扎在了红树林，成为了守木头的人。

作为派出所唯一的“女将”，35岁的侯小嫔怎么也没想到儿时读过的一则“海上森林”童话，成了她未来职业的预言。

一有这个派出所，这个川妹子就来了，眼见着保护区面积从2000多公顷扩展至2万多公顷。她和同事们用脚丈量68个保护小区的每一个村落、每一方土地、每一片滩涂，用情守护着每一棵树。

又一个台风“拂袖”而去，空气被洗刷后，滤出一个爽朗的清晨。

正是开工的好时候。4人熟练地登上舢板，沿着海岸线划行，驶往保护区深处一个养殖塘。他们不时站到船头，仔细打量岸边的红树林，不断向鱼塘主老黄问话。

前不久，老黄加固养殖塘堤坝时不慎毁坏了小片红树林。巡护发现后，他被要求翻倍补种1500棵树苗。

1个多月过去，补种的“树宝宝”该做“体检”了。日头渐猛，潮涨起来了。“脱鞋蹚过去！”听着杨健宏的招呼，大家一脚踏进泥地，一步一个脚印，泥土很快爬满了小腿。

补种区藏得很深，但民警们的脑子里似乎自带导航，径直朝目的地走去。一见到“树宝宝”，48岁的吴八立马凑上前，欣喜地看了又看。“比前几周长得更好了！不过，小树苗挺柔弱的，咱们得再观察3个月，撑过这段时间，就可以放心了。”他的笑透着几分慈爱。

说话间，大家伙各就各位、有序分工，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树宝宝”配合地排排立正，在风中“摇头晃脑”。此时，“技术控”李明霖飞起一架无人机，从高空拍下“大合影”和视频，解释道：“后续还要比对片区红树林总体长势变化。”

远在一方守木头，人难免有思绪万千的时候。所幸生机绿意，唾手可得，孤独在树的呼吸中被温暖，乡愁在风的轻抚下被治愈，使命的种子则在这里生根发芽。

为无言的它发声

红树林虽贵为“国宝”，但很多人过去不知道它的好。“不就是海边的杂草”“烧火都用不上”……无论是遭到台风毁坏，还是被人为砍伐，它们始终“沉默不语”。

“木头警察”就是替它们发声的人。

6年前，杨健宏主动请缨从地方派出所调过来。他从小生活在被红树林环抱的小岛，一听说这儿要人，便第一时间报了名。

作为办案老手，他在地方派出所曾1个月拿下10多宗大小案件，和人打交道的本领不在话下，和树打交道却让他犯难了。“它们不会报警啊！”不过，这位业务能手很快学会了给木头当“嘴替”。

他自告奋勇啃起了“硬骨头”，挑战一宗陈年旧案。

事情发生在10多年前。由于村民当时的保护意识不强，保护区内有一片湿地被占用建了养殖塘。但究竟占了多少面积，毁坏了多少红树林，不得而知。随着养殖塘多次易主，案子一直悬而未决。

杨健宏寻思着，鱼塘主交了租金，一般会把银行回执交到村里，村里再拿到财政所备案。于是，他们一头扎进去，花了几个月时间，从银行和财政所调取历史资料比对核实，终于找到了养殖塘当年的承包人陈家兄弟。证据一摆，陈家兄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认了。

在这个点多、线长、面广的保护区，“木头警察”要管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土里爬的。为了管住和管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琢磨出实用的两招。

一招是用好四季时间表：春节到5月，养殖塘丰收后往往要加固堤坝，必须格外留心毁堤挖树；夏秋台风季，要警惕狂风暴雨破坏红树林；秋冬候鸟迁徙季，要防范、打击危害鸟类的犯罪……重点突出便可有的放矢，派出所很快实现了涉红树林案件的“快立、快侦、快诉”。

另一招是借力巡护“黑科技”：派出所会与保护区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在无人机与卫星技术的加持下，织密保护“天网”。卫星对比图让被人为毁坏的红树林片一目了然，执法者便可立马调查取证，要求破坏者补种。

红树林仿佛读懂了大家的良苦用心，拼命地向下扎根，用力地向上生长，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听大自然的“耳语”

立秋已过，南方的海依然热浪翻腾。

每每置身“海上森林”，生于海边的吴八还是会心生陶醉：仰头见白鹭翩跹，放眼是青绿盎然。他闭上眼睛，丈量着风的不可丈量，“好像听到大树在捎话”。

斗转星移间，“木头警察”不仅听懂了更多大自然的“耳语”，还当起了向众人传话的信使。

“人都管不过来，管这些树干什么？”吴八说起12年前出警时村民问他的一句话，笑了，“刚开始，不被理解是家常便饭，还有人为了逃避沟通直接躲进滩涂呢。”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木头警察”日复一日地宣传政策、宣讲知识，日积月累地循循善诱，让更多人对红树林生出感情，对大自然有了敬意。

39个乡镇、147个村委会，总共200多万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红树林的好。比如，100米宽的成林红树林能化解10级台风引起的滔天巨浪；台风“威马逊”来袭时，徐闻县有红树林分布的村庄堤岸损失明显较小；台风“暹芭”肆虐时，汹涌的海浪在遇到雷州九龙山湿地公园的红树林后化作了微微细浪……

生于斯、长于斯，红树林让当地人多了几分“这里风景独好”的自豪，越发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于是，更多人成为了它们的守护者：湖光镇世乔村将保护要求写入村规民约；不少鱼塘主会在台风天后主动补种；越来越多村民自告奋勇参与巡护……

还有一件事，得到了当地人的交口称赞。省里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湛江东雷高速公路通明海特大桥，特地调整了设计方案，将直线改为“S”形，就是为了保护周边的160多亩红树林。

……

8月，风和日丽的一天，红树林在摇曳，游客们在赏景，养殖户在忙活，守护者在宣讲……海天一色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安其所、各得其乐。

草木有心、万物有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将在这里世代传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