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千万颗飞扬的种子

徐鲁

一粒种子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或许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在荒原上，在沙漠里，在岩石底下，甚至在水泥墙壁的缝隙里，我们都看到过种子的神奇力量。

老一辈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早年写过一篇幻想性质的科普故事《蒲公英》，故事的主人公有蒲公英、鸢尾花和紫罗兰，也有默默生长在岩石缝隙里的茅草们：春天到来时，总是顽强的茅草的种子，最先从岩隙里萌发出来，交给大地一片蓬勃的绿色。

①______

钟扬还在少年时，就是同学们眼里的“种子选手”。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创建“少年班”。少年钟扬凭着“学霸”的实力，考入中科大第三期“少年班”。梦想的种子就像洁白的蒲公英花球，从少年的手中，朝着远方飞扬起来……

1984年，刚满20岁的钟扬从中科大毕业，来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花木葱茏的植物园，成了他痴迷的乐园。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了15年。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伴随着他的青春芳华。

美丽的梦想之花迎风盛放。意气风发的钟扬，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计算机室，组建了一个计算机生物学青年实验室，还创建了一个水生植物室。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绿。2000年，钟扬离开武汉，来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一个新的机缘，给他梦想的种子插上了更加有力的翅膀，他把目光投向了植物学研究更远的远方。

②______

2001年，适逢复旦大学对口支援西藏地区。钟扬闻讯，迫不及待地报名要求到西藏去。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成了西藏大学一名普通的植物学教授。

这时候，古老的青藏高原和皑皑雪山，向他张开了阔大的怀抱。两千多种独特的植物，六千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就像美丽的格桑花海，正在高原上等待着他。

草原，是跑马的地方；盐池，是养骆驼的地方。“青藏高原，是高原植物种子的宝库，这里才是植物学家应该来的地方哪！”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收集种子的人”。

在雪山下，在风雨中，在高高的悬崖边，在深深的峡谷里……他用了5年在野外奔波的时间，才渐渐适应了高原反应。

这个坚强的人，每天有着旺盛的工作激情，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疲惫。只是他暂时还不知道，因为体质特点的不同，高原缺氧的环境，对他的心肺功能造成了看不见的损伤。

2002年，38岁的钟扬和他志同道合的妻子张晓艳，收获了他们“爱的硕果”——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小哥俩儿出生时，钟扬正在研究一种红树植物。他用植物名字给两个儿子起名为：云杉、云实。

钟扬到西藏后不久，心中就有了一个美丽又清晰的目标：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的生物“家底”，去发现和辨认出每一个被遗忘的物种。钟扬和他的学生们一起，付出了16年的时光，在这些遥远的地方，留下了采集野生植物标本的足迹。

人们粗略地计算过，钟扬在青藏高原上走过的总行程，早就超过了10万公里；他和学生们采集到的植物种子，多达4000万颗。

③______

传说中有一种古老的“风花”，它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要找到它和得到它，需要付出一生作为代价；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多少人舍弃一切幸福去追寻它，而一旦靠近了，就会离不开它。

就像神奇的“风花”一样，在高寒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它们的生命也在慢慢地、神奇地进化。而钟扬的心，也越来越被“风花”一样的高原植物所“蛊惑”，一旦靠近了，就真的再也离不开它们有时，为了采集到某些珍稀的植物样本和种子，他带着学生要进入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或者攀登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上。

“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都是对人类毅力的挑战。”钟扬这样鼓励着年轻的学生们，同时也激励着自己，“上不得昆仑山，怎能盗得来灵芝仙草？”有一天，钟扬惊喜地发现了一种内核比较光滑的毛桃。为了不损坏种子的完好度，他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和学生，小心翼翼地帮着“啃”毛桃，啃出的桃核再小心地刷干、擦干，晾干后，再送入琳琅满目的种子库。他把精挑细选出的5000颗桃核，仔细地保存在样本瓶子里。有的种子样本，可能要存放上80年到120年，留给未来的研究者们。

④______

2015年5月，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才保住了生命。

医生再三强调，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但一想到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钟扬很快又从医院返回了高原。同事们明显看到，因为多次受到高原病的折磨，他的脸已经浮肿。钟扬却淡淡一笑，说：“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

他心中的“希望”，也是他的梦想：一是收集到更多植物的种子；二是在藏区播撒和培养更多人才的种子。他想象着，未来的日子里，有无数像蒲公英花球一样人才的种子，飞翔在辽阔美丽的青藏高原上……

2017年9月25日，一个令人痛惜的日子。钟扬在去往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他生命的年轮，停止在了53岁。

2019年2月18日，钟扬入选2018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位扎根大地的科学家，无愧于这样的颁奖词：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跋涉16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

（有删改）

钟扬和他的学生们的科研成就

他们追踪了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超越海拔六千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极限，跋涉十六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

——2018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钟扬颁奖词

材料二：

2018年1月，中国青年报接到了中宣部的通知，参与采访钟扬教授。参与的媒体加起来有几十家。当部门领导说我可以去锻炼一下的时候，我有些害怕。临走前我向堵力老师取经。她希望我不要顺着采访对象渲染的情绪，把钟扬写成不接地气、又红又专的完美人物，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人，写出一篇读者愿意看、走进人内心的报道。

采访大军走过了上海、成都、拉萨，在这期间，我采访了几十位钟扬的学生、同事、家人，收集到的采访资料有几十万字。采访的过程是很戳人泪点的。人们回忆起钟扬的不同“切面”，说起点滴的小事，都感动得落下泪来。比如钟扬的学生们回忆起钟扬脑溢血住院时，还定着闹铃提醒自己按时起床办公；比如钟扬的家中没有像样的家具，最耀眼的就是一面墙上贴着的孩子们的红色奖状 ……

钟扬的生命可以说是戛然而止的，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所有正在进行中的工作都变成了“未完成”。我把这些记录下来，最终把它们串起来写在了最后一部分中。我认为，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是一个研究生命的人，他也在不停地探索自己生命的边界。

写已经故去的人物很难。因为我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的人，所有经过别人转述的内容，掺杂了一些情绪渲染。因此，在采访过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他们的眼泪带跑，要尽量还原真实。回来后，我整理写作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有两个月。我上网 补习了很多钟扬生前的演讲、自己写的文章和其他资料。我突然发现，原来他本人这么幽默，这和大家夹杂着眼泪的回忆太不一样了。他会说：“以后我这个胖胖的钟教授不在了，但是我收集的种子还在，它们会派上很大用场。”

这对我的震动很大，也再一次修正了我的方向。你看，他是这样理解生命的，如此轻松，又如此深刻。对于生命来说，他就是个“探界者”，对于生死的意义，他比常人理解得深入很多。是什么支撑钟扬一直这样做呢？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兴趣和成就感。他的思绪很多，所以会随身带着小纸条，想到什么就赶紧记下来，以后落实。他的脑子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当自己的想法成为现实，他会感到有很大的成就感。因此，很多人看到他一直在赶，身体不好还要去高原，好像在和时间赛跑。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记录典型人物。我们希望在记录、传播他们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看到、学习，并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就是要让这个人物接地气，让读者读得下去，产生共鸣，然后让读者从中发现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可能。因此，我一直以中立态度写作，不希望以一种既定的思路框住读者，而是把故事展现给读者，让读者自行判断。

这种写作思路与我的学习经历有关。从人大新闻学院到中国青年报，那些坚持新闻报道初心的老师和前辈都会告诉我们：“不要煽情，要客观、平衡地报道事实。”这是一种倡导专业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下网络“洗稿”成风的环境下，主流媒体人必须要坚守的职 业规范。

客观性方面，在整篇文章的写作中，我尽力去掉“我”，没有给钟扬的“好与坏”留下任何一个“我认为”的评价。我所选择的“‘英雄’少年”“种子达人”“科学队长”“‘接盘’导师”这些定义，乃至“探界者”这样的标题核心词，也都尽量中性。对于文章新闻真实性的把握，我做到所有的事实和引用有据可循。文章中所有的直接引语，都有录音或文字材料可溯；钟扬少年时的经历，出自他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这样的处理可能让有些话语显得没有那么煽情、戏剧化，但是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然而，在如今网络“鸡汤文”刷屏、“震惊体”大行其道的网络环境下，“客观平衡”的新闻似乎越来越不受待见。人们乐于看的是针锋相对的爆点，而不是记者与编辑罗列的各方声音、中立平和的深度报道。很多优秀传统媒体人一直在坚守这种看似落后的原则，是希望人们还没有抛弃独立思考的选择和能力。记者用专业的新闻眼光剖析一个事件、一个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记录新近发生的事”这么简单。 一篇新闻稿的生命力也在于此。

（节选自叶雨婷《挖掘典型人物的“内驱力”》）

材料三：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复旦大学2012年7月6日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 一文这样写道。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之后戛然而止。

而他双肩背包里的很多张小纸条显示出，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 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著作《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水平，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节选自叶雨婷《“探界者”钟扬》）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张秉贵今年59岁，出身贫农家庭，从10岁起就在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17岁到私营的德昌厚食品店学徒，受尽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凌辱。新中国成立后，他翻了身，打心眼儿里感谢党和毛主席。1955年他刚到百货大楼时，认为只要为商店多销货、多卖钱；就是做好了本职工作，报答了党的恩情，因此他比较注意抓大号买卖。一次，有位农民顾客来买两块桃酥，张秉贵光照顾买得多的顾客，让这位顾客等了很长时间。顾客生气地质问他：“你是不是嫌我买得少，看不起我?”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张秉贵。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对他说：“过去资本家做买卖，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我们社会主义商店做买卖，首先要为人民服务好。”……1958年他入党后，想了又想，一个共产党员到底图什么?图的就是多为人民服务！

张秉贵常说：“我们售货员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来温暖人民群众，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家里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激发出更大的革命干劲儿，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有了一点儿贡献。”为了当好顾客的参谋，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去熟悉自己柜台里的商品。公休日，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下班后，他又到医院向医生学习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卖糖果时，他虚心向爱吃糖的顾客了解各种人吃糖的习惯和各种糖果的味道……经过刻苦钻研，张秉贵的商品知识十分丰富，为群众服务也有更多的主动权了。在售货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了顾客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孩子一个样。

人们用“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这10个字，来赞扬张秉贵的服务态度。张秉贵用自己心中的一团火温暖人民群众，赢得广大顾客的爱戴和尊敬。张秉贵为革命站柜台的先进事迹广为传颂，多年来受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赞扬，1977年以来就收到200多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摘编自林为民《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材料二：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当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我从七岁就出去捡柴、挖野菜，那些野茱都是人家喂鸡的，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十七岁上，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摘编自冰心《颂“一团火”》）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阿门其日格的树

你不会太留意阿门其日格的树——最常见的旱柳，细长的枝条不成比例地斜生在粗矮的树干上；同样常见的白杨，也略显干瘦，但向天挺拔，似乎在倔强地宣示：树，哪能向风沙低头？阿门其日格，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曾经的“握手”之地，60年过去了，这里不仅杨柳遍布，更有灰绿色沙蒿里冒出的簇簇沙柳和柠条。

你可能也从未听说让树“破沙”的人，但阿门其日格饱经沧桑的老人，数十年后仍哽咽着向记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村口路边，几乎每个60岁以上的村民，都能跟你讲这里的树有多珍贵，跟你讲带领阿门其日格人种树的是谁。

牵着毛驴、拄根棍子，走遍阿门其日格，他决定：种树，防风固沙

1961年，不满30岁的李治平调任阿门其日格公社党委书记时，这里已是杭锦旗沙化最严重、最穷困的地区之一。“全是沙！”

过度开荒令这块本就气候干旱、又邻近沙漠的土地遭受严重生态破坏，“欺负”过土地的阿门其日格很快被风沙欺负，陷入“越缺粮、越开荒、越沙化”的恶性循环。冬春多风，室外少有挺胸走路的人。人们低头、捂脸、眯眼，摇晃着前行，脸被打得生疼，嘴里嚼得出沙味。

牵着毛驴、拄根棍子，足迹遍及全公社每个角落的李治平，见到的就是这么个阿门其日格。到阿门其日格当书记，就得让这一方水土能养活一方人——认准这个道理的李治平作了决定：种树，防风固沙。

老人们回忆，在阿门其日格，这是破天荒头一回有人号召大伙种树。如今，只有70岁以上的阿门其日格人亲历过“老书记”带大家种树的过往。他怎么说服大家的、说了什么话，已经没什么人说得清，但人们记得那个大高个、爽朗的书记发动社员时，“和气！可和气了！真和气！”

李治平的儿子李明亮记得，一次去乌兰敖包看望住在老乡家、久不见面的父亲，老乡却告诉他，父亲早上四五点就出了门。“那天风沙刮得啥也看不见，老乡都说，风这么大，别出去了，他说不行，种树一天都不能耽误。”

李治平组织各大队支书去隔壁伊金霍洛旗有植树造林经验的公社参观。参观回来，支书们个个摩拳擦掌。有人好不容易弄回一棵榆树苗，种在学校对面的“硬圪梁”上，验证干旱硬梁上能不能把树种活。试验的结果让支书们为之一振：种得活！有的树就这么皮实！

没苗怎么种树？李治平从伊旗借来一部分树苗，又发动家家户户找亲戚朋友帮忙，从外地找，终于找到一批“树栽子”。还不够，他又推动公社允许社员在自家房前屋后种少量“自留树”，剪下枝条当苗。

跟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阿门其日格林业干部张润焕，他人生中见过的第一棵树，就是7岁时父亲响应李治平号召，从外地带回的一株成人膝盖高、小指头粗的榆树苗。小树苗被种在张家老屋旁，如今，盘根错节，干分两股，状似合抱，承载了一方土地的绿色记忆。

阿门其日格无路可退了！他发起七天七夜的大讨论，决定：造林，就是出路

老辈们异口同声：王占文是在阿门其日格人走投无路的节骨眼上，被旗委派来的。“他临危受命，救了阿门其日格的命。”

那是1970年，李治平已离任、植树防沙被中断的阿门其日格，变得更穷、更困难、更棘手。36岁的王占文，旗委派他到阿门其日格任党委书记，希望有经验、能力强的他能改变这里的面貌。他二话没说就来了。

随爸爸搬来阿门其日格后，当时只有10岁的王小燕偷着哭了好几回。“全是沙，啥也没有，风刮起来把脸打得生疼……我当年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开这里。”

“见一个人，进一户门。见了走路的跟走路的调研，见了放羊的跟放羊的调研……问得特别细，白天晚上就这么个走。”说着说着，张润焕掉泪了。“来我们家住过，人不拿架子，我们铺的毛毡，没有褥子，他说行呢行呢，就这挺好，还能挠痒痒。”担任过阿门其日格村支书的高风卿说。那几年，王小燕对于父亲最深的记忆，就是家里一摞摞笔记本都写满他漂亮的手书。

刘茂成在文章里记录了王占文走遍全公社后开领导班子会的场景：“王书记不时插话，他想把汇报会开成一个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共同切磋琢磨的会议。”

听干部们用“风起明沙流，压倒房子人搬走”“房子埋在沙里边，出路只有向外迁”形容阿门其日格现状，王占文问大家：“出路只有向外迁？老百姓走光了，留下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让这块土地变成毛乌素、库布其，老百姓会答应吗？党和政府会允许吗？”

大家越讨论意见越统一，终于拧成一股绳：穷在沙上，害在风上，少在树上，差在干上。阿门其日格的出路是大搞植树造林，让黄沙变绿洲。

……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在那棵“硬圪梁”上的老榆树前，在原奋勇大队的万亩沙柳林前，在速地沟大坝下的果树前，在曾经只有一苗柠条的龙王庙前……他们的身影仿佛穿越时空，一一闪现，四顾阿门其日格一地的绿色与并不起眼的树，他们笑着挥挥手，慢慢转身，步入林海，化作其中的一棵棵树，与这片土地永远相连。

（摘编自第3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阿门其日格的树》，作者为方立新、刘伟、王京雪、朱文哲、张典标）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量子计算机的兴起实际上标志着硅时代开始接近尾声。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摩尔定律揭示了计算机行业强大的爆发规律，它指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就能翻一番。这个看似简单的定律，实际上有效追踪并描述了计算机技术显著的指数级增长。

摩尔定律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机械计算机时代。那时候，工程师还只能使用旋转的圆柱体、齿轮、传动装置和轮毂来完成简单的算术运算。到了20世纪之交，这些计算装置开始使用电力运转，于是继电器和电缆取代了齿轮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计算机已经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真空管进行复杂计算来破解政府高级密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空管升级为晶体管，而随着晶体管的体积不断微缩，计算机的速度和功率也实现了持续进步。后来，微芯片彻底改变了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微芯片的尺寸不断减小，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都容纳着大约10亿个晶体管。如今，孩子用来玩电子游戏的手机比以前五角大楼用过的要占用一间屋子的笨重家伙的计算功能更强大，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也比“冷战”时期那些庞大的电脑更先进。

一切都将成为过去。计算机的每一次转折性发展，都让之前的技术遭到创造性破坏的冲击，并最终走向被淘汰的命运。

摩尔定律所指出的发展规律，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放缓趋势，照此下去最终势必将停止。主要原因是，现在的微芯片已经非常紧凑了，最薄的晶体管层大约只有20个原子直径那样薄。而当晶体管层继续压缩到大约只有5个原子直径时，电子的位置就将变得不确定，电子可能会逃逸出来，从而导致芯片短路，或者可能会产生大量热量而进一步导致芯片熔化，囿于此，晶体管层继续压缩变薄的空间已经不断收窄。换言之，根据物理定律，如果想要在主要材料为硅的基础上继续微缩，那么摩尔定律最终会面临崩溃。由此来看，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步入见证硅时代终结的阶段。硅时代之后的下一个时代，可能正是我们所说的量子时代。

量子计算机未来有潜力改变现有的各行各业。

量子计算机有能力模拟数千种可能的化学反应，而不必在实验室中等待这些化学反应的发生，帮助人类以更快的速度找到超级电池最有效的工艺，从而推动人类步入太阳能时代。

量子计算机的另一个关键应用可能就是养活世界上不断增长的人口。一些特定类型的细菌能够毫不费力地从空气中吸收氮并将其转化为氨，然后将氨转化为化学物质，从而成为肥料。这种固氮过程是地球上生命繁荣的原因，通过给予植被茂盛生长的条件，从而让人类和动物得以存活。然而，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大量能量。微软的科学家已经首次尝试使用量子计算机来提高肥料产量，并解开了固氮的秘密。

大自然的另一个奇迹是光合作用，通过光合作用，阳光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和葡萄糖，从而形成几乎所有动物生命的基础。将光转化为糖的问题，探索的其实是一个量子力学过程。量子计算机显然可能助力实现更高效的合成光合作用，那或许可能是一种捕捉阳光能量的全新技术方法。人类未来的粮食供应问题也可能因为这种技术方法的突破而得以解决。

量子计算机不仅可以比任何传统数字计算机都更加快速地同时完成数百万种潜在药物疗效的分析，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探究一些疾病的源头。例如，通过DNA基因组学，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识别可能导致乳腺癌症的基因，但传统数字计算机没有能力准确地确定这些缺陷基因究竟是如何导致癌变发生的。一旦癌变扩散到全身，目前的研究是无能为力的。但是，通过破译我们免疫系统中分子的复杂性，量子计算机或许能够创造出一些有可能对抗这些疾病的新药和新疗法。

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机的融合，也可能成就未来医学。像阿尔法折叠这样的人工智能程序，目前已经能够绘制出令人震惊的35万种不同类型蛋白质的详细原子结构图，包括构成人体的整套蛋白质。下一步便是使用量子计算机的强大算力所助力实现的独特方法，来研究这些蛋白质究竟是如何发挥其魔力的，并利用这些新发现来探索新一代有效药物及疗法。

（摘编自加来道雄《量子霸权：量子计算机革命如何改变世界》，苏京春译）

材料二：

搜狐科技：为什么我们需要量子计算？

郭国平：蒸汽机刚发明的时候装到马车上去，还跑不过小马车。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蒸汽机有没有作用？我们发现量子计算对于处理一些特定问题，原则上有更强大的处理能力、更快的处理速度。

搜狐科技：如果以传统芯片和经典计算机作为参考系的话，您认为现在量子芯片和量子计算机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郭国平：现在可能还是在早期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从目前我们这一代人认知的角度来讲，量子计算机不是对于所有的问题都一定会比经典计算机表现好。所以量子计算机对于经典计算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它对一些特定的问题有加速效果。

搜狐科技：量子计算机是一种用于快速求解特定问题的机器，什么时候能为其他行业带来比较切实的改变？

郭国平：对于特定问题的求解，就像凿冰块一样，一整面冰块也是从一个点开始，我们已经证明有优势的是某些特定问题。从全球来看，我认为在3～5年内，量子计算一定会在某些具有实际生产生活意义的问题上面发挥切实的作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跟传统计算机、AI配合。

（摘编自2022年12月8日“搜狐科技”对郭国平教授的独家专访）

10 .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信念来的。

第二天，他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

1963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紧急的生产救灾。

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

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迫他服下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蹬不动车，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

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肝区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啊！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那是个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在场的人都含着泪。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匆匆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节选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删改）

【背景资料】1965年12月穆青和新华社记者冯健来到中原，得知焦裕禄的事迹，在采访中被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深深震撼，先后七易其稿，确认真实准确，写下这篇通讯。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各地，震撼了千千万万颗心灵。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1988年4月的一天，中国核潜艇在南海进行了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在水下数百米，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就要承受一吨多的重压。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严，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1963年4月，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进行深潜试验，在下潜近190米时沉没，艇上129人全部遇难。

在深潜试验誓师大会上，很多人拿出了遗书，还悲壮地唱起了《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这时，62岁的黄旭华宣布要与大家一起下潜：“我是总设计师，我要对核潜艇负责，对艇上170名同志负责……”现场瞬间沸腾了，大家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由此，黄旭华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深潜试验第一人。

那天，南海浪高1米多。潜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气氛极度紧张，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测量和记录各种数据。试验成功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黄旭华激动难抑，写下四句话：“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他说：“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对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核潜艇配上洲际导弹和核弹头，不仅有核打击力量，而且有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所以，《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中国政府在启动“两弹一星”项目的同时，也启动了核潜艇研制项目。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却被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能力。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放出狠话：“我们的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核潜艇研究团队，黄旭华作为技术骨干入选。

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他们只能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有关核潜艇的信息，仔细甄别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黄旭华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件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的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作为祖国挑选出来的1/29，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上。

准确地说，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别的科技人员，是有一点成果就抢时间发表；你去搞秘密课题，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老同学曾这样问过他。

“不能泄露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任务，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一辈子都当无名英雄，评了劳模不能发照片，犯了错误只能留在这里扫厕所。你能做到吗？”刚参加研制核潜艇工作时，领导曾这样对他说。

黄旭华的回答是：“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们经历过的，隐姓埋名算什么？”黄旭华出身于广东海丰行医之家。那时候的医生收入高、有地位，对黄旭华来说，学医从医是轻松而理所当然的选择。上初中时，日寇入侵，附近的学校关闭。14岁的他在大年初四辞别亲人，走了整整4天崎岖的山路，找到聿怀中学。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这所躲在甘蔗林旁边、用竹竿和草席搭起来的学校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学校，慢慢地越走越远，梅县、韶关、坪石、桂林……1941年，黄旭华辗转来到桂林中学。

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响，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桂林。黄旭华问老师：“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疯狂，在中国土地上无恶不作？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好好生活，而要到处流浪、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这么大，我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师沉重地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欺凌。”黄旭华下了决心：我不做医生了，我要学科学，科学才能救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不让侵略者为所欲为。

抗战胜利后，黄旭华收到了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造船系的一名学生。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他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为后来的造船救国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们常常以为，像黄旭华这样的一代英杰，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而走近他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与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亲自深潜的选择，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同行。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难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得了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摘编自许陈静、郑心仪、姜琨《深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