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人们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绝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团体的象征。在这样的神的观念下，派生出两个重要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与此相反，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仁”字，一方面他一再地要给仁字明白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对这种道德要素“欲说还止”。每当他积极地想要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又退到了“克己复礼为仁”“恭宽信敏惠”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团体”缺乏，“天下归仁”就是一个无法清晰解释的观念。以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形态中，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样不分差序的爱的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可用于说明“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论证”。与“崇高性论证”相比，后者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其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摘编自《世界哲学大会专家谈》）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后者是 Gesellschaft（法理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

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是“不流动性”，村落是封闭、静止的熟人共同体。而当前中国农村，已经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后乡土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村庄由“静止的村落”变成“流动的村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

所谓“半熟人社会”，即村民之间虽然仍相识，但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彼此熟悉、知根知底。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村庄日常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村民之间日常互动减少、关系疏离，传统人情、礼俗约束力下降。村民之间既有熟悉的一面，又有陌生化的一面；既有乡土性残留，又有现代性渗入。

乡土本色的核心是“黏着于土地、世代定居、熟人礼治”。而在后乡土社会，农户生计模式已发生根本转型：农业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半工半耕”成为普遍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家庭收入由务工与务农两部分构成。土地不再是唯一生存依托，而成为“退路”与“保障”。

传统乡土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主，靠习俗、人情、长老权威维持秩序。后乡土社会则是“礼治残余与现代治理并存”：一方面，人情、面子、传统伦理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治、行政权力、市场规则不断渗入，村庄治理从“内生权威”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动”。

费孝通当年所讲的“乡土本色”，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精准概括。但历经革命、改造、改革与市场转型，纯粹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后乡土社会”并非否定乡土性，而是强调乡土性的转型与重构：传统乡土特质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冲击下，以新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要彻底抛弃乡土本色，而是要在承认“后乡土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理解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性质与未来。

（摘编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引言》）

材料三：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

很快，姑娘们就不再把那一分钟看作单纯的“看”了。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做买卖。她们用土特产换些发卡、火柴、香皂、纱巾之类的日用品。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精心地打扮自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偷偷往脸上抹点雪花膏。她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生人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她们勇敢地把脸凑到车窗前，像一朵朵在阳光下盛开的山菊花，好奇地打量着车厢里的一切。

……

台儿沟再穷，她（香雪）也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

她（香雪）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吝啬地只打开一条缝。

（摘编自铁凝《哦，香雪》）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传统乡土社会的“熟悉性”催生了强烈的群聚意识，村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紧密的共同体，邻里互助、宗族协作是常态。但随着城镇化加速，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乡村“空心化”加剧，传统的群聚结构逐渐松散，熟人社会的互助网络出现断裂。

近年来，不少乡村探索“新乡贤+合作社”模式，重构乡村群聚纽带。新乡贤凭借自身的威望、资源与视野，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围绕特色产业开展合作。在浙江某村，新乡贤带领村民成立茶叶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规范种植标准、搭建销售平台，不仅提高了茶叶产量与品质，更让原本分散的村民重新凝聚在一起。在合作社的运营中，村民们共同劳动、共同决策，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与协作精神得以延续，同时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实现了乡土群聚特质的现代转化。

（摘编自《当代乡村群聚性重塑路径研究》）

材料三：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的“地方性”具有多元复合特征：既有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傣族泼水节），也有特色农产品的地域依赖性（如遮放贡米、瑞丽柠檬），更有边境区位的特殊性。过去，德宏州的“地方性”呈现“碎片化封闭”状态：各民族文化在本族群村寨内传承，鲜少跨民族交流；特色农产品仅在本地及周边销售，受地域限制明显；边境村寨虽与缅甸有零星往来，但多为生活用品交换，未形成系统的跨境协作。这种状态虽保留了“地方性”的纯粹性，却也导致资源分散，发展动能不足。

近年来，德宏州探索“全域整合型”发展路径，将分散的“地方性”资源串联成网：在文化层面，打造“德宏民族文化走廊”，将目瑙纵歌节、泼水节等节庆整合，形成“民族节庆”的文旅品牌，既保留各节庆的核心仪式（如目瑙纵歌节的董萨祭祀、泼水节的浴佛仪式），又推动跨民族参与；在产业层面，建立“特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以遮放贡米为核心，联动瑞丽柠檬、芒市石斛等产品，统一标准、统一溯源，通过“电商+跨境物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在边境层面，构建“中缅边境乡村互助带”，组织德宏村寨与缅甸村寨开展农业技术共享、文化联合展演，将“边境地方性”转化为跨境合作优势。2023年，德宏州乡村文旅收入达48亿元，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5亿元，跨境乡村贸易额超12亿元，“碎片化”的“地方性”已转化为全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节选自《德宏州：乡土“地方性”的全域整合与价值重构》，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比如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以现代标准去看，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就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而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个大家都接受都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客观地讲，“礼治秩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而且，礼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给人们一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更在于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不断培育人们的道德心，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当道德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由礼的约束进为道德自觉，由他律进为自律，达此道德境界，人的内心高度自由，行为则于礼无不自然相合。在潜移默化中将人引向道德之途，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培养人的道德自觉，这就是礼的教化之功，也是礼治所赖以运作的内在机制。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教化，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得以历经数千年而依然完好地保存流传下来，这是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无法做到的。而且，“礼”中的很多优秀合理的成分，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谦虚礼让等好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这些都是“礼治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阻碍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尤其使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然而近四百年欧洲近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却远远落后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崇拜、依赖传统，因循守旧，躺在老祖宗的成果上睡大觉。

其次，“礼治”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反对变革、维护封建制度的屏障。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儒学，提倡礼教，尤其是到了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的明清时代。

再次，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无形中扭曲了人格，压抑了人性，容易使人形成一种畸形心理。礼治社会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人们只知道承担义务，不知道行使权利。

（摘编自张璐《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浅析》）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试题。

材料一：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比如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以现代标准去看，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就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而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个大家都接受都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客观地讲，“礼治秩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而且，礼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给人们一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更在于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不断培育人们的道德心，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当道德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由礼的约束进为道德自觉，由他律进为自律，达此道德境界，人的内心高度自由，行为则于礼无不自然相合。在潜移默化中将人引向道德之途，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培养人的道德自觉，这就是礼的教化之功，也是礼治所赖以运作的内在机制。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教化，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得以历经数千年而依然完好地保存流传下来，这是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无法做到的。而且，“礼”中的很多优秀合理的成分，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谦虚礼让等好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这些都是“礼治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阻碍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尤其使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然而近四百年欧洲近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却远远落后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崇拜、依赖传统，因循守旧，躺在老祖宗的成果上睡大觉。

其次，“礼治”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反对变革、维护封建制度的屏障。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儒学，提倡礼教，尤其是到了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的明清时代。

再次，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无形中扭曲了人格，压抑了人性，容易使人形成一种畸形心理。礼治社会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人们只知道承担义务，不知道行使权利。

（摘编自张路《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浅析》）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聚村而居的格局让人们的社交范围囿于村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编织在一张由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里。这种格局下，乡土社会的道德体系并非笼罩性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准则，而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会随着私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变化。

在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中，道德的出发点是“己”，即从自己推及他人，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围绕着“己”，形成了孝、悌、忠、信等不同的道德规范：对亲属的孝悌，对朋友的忠信，对君上的忠诚……这些道德都只针对特定的私人关系，而非对社会整体的道德义务。比如，乡土社会中评判一个人是否“守信”，往往看其对熟人的承诺是否兑现，而非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义。

与西洋社会团体格局中“人人平等”的道德准则不同，乡土社会的道德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因人、因事、因关系而异。在西洋社会，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存在，道德规范是为了维护团体的利益，如宗教中的“爱所有人”、法律中的“人人平等”；而在乡土社会，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普遍道德观念，也缺乏代表整体社会的“团体”，因此也就没有对应于团体的道德义务，如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责任等，这些现代性的道德观念，在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难以生根。

乡土社会的道德维系，依靠的是私人关系间的人情与礼俗，而非外在的、统一的法律或制度。人们在私人交往中习得的道德规范，成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一旦超出私人联系的范围，这些道德规范便不再适用。这也造就了乡土社会“私”的道德特征，即一切价值判断都以私人关系为中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材料二

乡土文化既是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又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更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近年来，我国各地兴起了“乡土文化热”，乡土文化成为一种时尚文化，作为一种情结，存在于人们心底，使人们在对乡土文化的追寻中，心灵得到放松、净化和升华。

春节庙会、清明祭祖、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传统民俗活动如火如荼，展现了乡土文化旺盛顽强的生命力。乡村旅游大发展，传统村落成为人们接踵而至的旅游胜地，民俗体验、乡村写生等成为消费热点。美丽乡村建设蓬勃兴起，保持乡土文化、传承乡村特色成为一致共识，一批文化底蕴深厚、充满地域特色的美丽乡村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景德镇陶瓷、淄博琉璃、潍坊风筝等乡土工艺品以及泰山皮影、日照农民画等乡土民间艺术纷纷走出国门，中国乡土文化正以愈发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实践证明，中国乡土文化历经劫难而不亡，饱经沧桑而新生，我们完全有理由树立对乡土文化的自信，这是文化自信的核心构成，决定着文化自信的深度和广度。

（摘编自《乡土文化自信与乡村振兴》）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信任是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的基石，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人工智能产业的纵深推进，传统的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已不能满足数字世界信息和价值的传递需求，也随之衍生出隐私泄漏、信息欺诈等一系列破坏公民生活安宁，阻碍社会生产交往的信任问题。利用区块链、数字身份、隐私计算等技术塑造数字信任关系成为一项新命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数字信任体系，培育数字信任生态。这将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信任基础。

作为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下的新型社会信任模式，数字信任的核心在于技术信任。广义而言，数字信任是由区块链、隐私保护、数字身份等一系列技术，通过严谨的数学原理和精密的计算机代码来建立信任关系，为复杂的互联网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的数字化信任服务。实现数字信任的关键，在于依靠技术构建一整套社会合作与交往所需的身份、规则、过程和结果的可信体系：通过数字身份、数字钱包等技术实现身份可信；利用智能合约的自动化与精细化执行实现规则可信；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透明可溯源等特性实现过程可信；借助数字信息的持续验证和交互反馈实现结果可信。

但事实证明，技术并非万能灵药，其自身存在的先天缺陷可能触发更深层次的数字信任挑战。首先，技术具有被动性。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在缺少外部价值引领和法律规制的情况下，难以自动适应保护弱者、交易透明、治理有序等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要求。尤其当监管缺位时，技术甚至可能异化为恃强凌弱的工具。其次，技术具有偏向性。技术研发者和应用者自身的利益取向与价值判断，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技术中立”状态，导致技术方案可能着眼于特定主体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而非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造成技术信任缺乏社会基础。最后，技术具有局限性。技术发展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只能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局部最优。当前，信息泄露、网络欺诈、数字鸿沟等顽疾，正是受限于现有技术水平和不可避免的技术疏漏而无法被彻底根除，这使得纯粹的技术可信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稳定的制度供给，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秩序建构机制。超越纯粹的技术逻辑，探索以法治塑造信任，有助于引导和约束人们更加关注交易秩序、安全和公平等目标，消弭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断裂、失衡等负外部性，推动构建生动和谐的数字社会发展图景。因此，建设数字信任，应从纯粹的技术信任向更高阶的法治信任转化，而其关键在于推动法律与技术在具体应用场景中良性互动、深度融合。面对数字时代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结构，正被数字时代扁平化、零散化、动态化的社会结构替代。信任模式的更迭，呼唤着一个更为宏大、严谨且更具操作性的法治框架作为新的基石。构建这一框架，必须从国家战略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

（摘编自薛亦飒《筑牢数字信任的法治根基》）

材料二：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熟悉是法律性的，甚至“眉目传情”“指石相证”，足可代替冗长的言辞。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本色》）

在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熟悉”构建起一张无形而坚韧的关系网络。这种熟悉源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长久共处——孩童________，老人在世代相伴中老去。日常生活的点滴接触，使人与人之间________，甚至“眉目传情”“指石相证”便足以传递复杂信息，替代了繁冗的语言表达。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自由状态：不是通过________，而是在深入社会生活肌理后自然达到的“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

6 . 阅读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背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但礼和法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对于一个真正有思想和发现能力的人来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经典。《论语》作为儒家核心经典之一，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文本，为费孝通先生勾连古今、分析乡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经由《乡土中国》对《论语》的文本引述与费先生的生动阐释，我们得以对儒家两大核心概念——“仁”与“礼”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仁”。孔子对“仁”的阐释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论语》中问“仁”者不一而足，孔子则因对话者身份、性格等不同做出不尽相同的回答，由此造成“仁”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费先生借助“仁”这一概念的生成基础，在引述中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乡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陌生人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依赖关系，仅在特定情景中存在个性化交往需求，因而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正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之上：从“己”出发，强调“克己复礼”的修身之德；由亲疏远近的差序关系决定因人而异的价值标准。

费先生指出，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波纹向外扩张的“推”字，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等次向外推：以己到家，从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乡土社会，身处这种社会结构里的每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应秉着一颗“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

“仁”为核心，“礼”为外显。言及“礼”，费先生认为“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并引述《论语》的语句“为仁由己”印证，再将“礼”与“道德”“法律”等现代概念进行比较，明晰其内涵、作用对象、方式、效力与限度。费先生指出，三者皆为社会秩序规范，差异在于维持规范所借助的力量。“道德”与“法律”都是靠约束人的外在力量，前者由社会舆论维持，后者则由国家权力维持。相较而言，“礼”是靠由内而外的自觉力量，主要通过传统维持。传统即社会累积的经验，固化成为仪式，经由教化养成的自觉个人习惯，由此阐释可逻辑地推知：“礼”发生作用的前提是传统习惯能得到有效保持，其发生作用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变化较慢、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

此外，“礼”的教化过程决定了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对象是广大民众。礼治社会解决纷争的主要方式，实则是渗透伦理道德的教化过程，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而变迁较快的现代社会，在传统失效、礼序失范的背景下，出于维护个体权利、确保义务履行的需要，基于陌生人之间的契约而形成了法律。现代法理社会以司法诉讼作为解决纷争的手段，意在厘清权利义务，而与伦理道德的直接关涉不大。

费孝通生活的时代，传统乡土社会的全部特点都已成熟。费先生援引《论语》本意是作为观察与印证乡土社会及其理论的“透镜”，而他结合西方社会学分析工具和实地社区考察发现，在《乡土中国》中对儒学核心概念的阐释形象且有创见，使得古代经典焕发出跨越时空的思想活力。

（摘编自《〈乡土中国〉与〈论语〉的互释》）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土中华”： ①

生（罗媛婧）：费孝通先生以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观察，洞悉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对中华文明的“乡土性”做出了系统深刻的阐释。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的了。”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与“土”的关系？

师（董小玉）：费孝通先生初次出国时，奶奶就给了他一份红纸包的泥土，让他以解思乡之苦。这包土是游子与身后的故土割不断的脐带，是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驱力。中国“农民诗人”臧克家在一首小诗《三代》中曾这样写道：“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土地正是农民生存之根、生命之源！此外，我们中华民族与“土”的深厚关联还体现在文学的寻根梦上。细读《乡土中国》，我们能在书中找到“乡土文学”中人物特性的缩影，理解人物命运抗争出现的原因。透析乡土社会，我们才能洞察中华民族从泥土中衍生的生活习性，感悟从“黄土地”中生长的文明历程。而那朴质无华又丰富多彩的乡土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之所系。

“业缘关系”： ② 的新走向

生（罗媛婧）：《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核心概念，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最具生命力的本土概念之一。“经典是讲出来的，没有持续的解读就没有经典”，您认为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差序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

师（董小玉）：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该理论主要是用于解释以“己”为中心，顺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向外延伸的中国乡土社会关系网。如果说，西方的社会格局是一捆一捆的柴，那我们的格局则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荡开的圈圈涟漪。每个人都是他自身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又从属于其前后波及的圈子，最终形成联动关系。个体在层层推出、相次有序的波纹里生活，但随着现代互联网的渗透，传统乡村逐渐打破了“孤立、隔膜”的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连接、互通”转化，同时也使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和特点。

当下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先导力量，据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传统的乡土社会基于差序格局，利用亲属伦常建立家族的生产关系。如今，互联网的普及促使乡村直播带货、城市果园等新兴职业、行业经济兴起，冲破了“群”“私”壁垒，在血缘与地缘的差序格局基础上加强了业缘关系，也拓展了原有的关系基础。

“从实求知”： ③

生（罗媛婧）：《乡土中国》后记说：“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您认为这体现了费老怎样的治学理念？

师（董小玉）：费老一生用双脚丈量着这片热忱的土地，始终坚持“到实地去”洞悉基层社会生活现实，贯彻“从实求知”的治学态度。正如艾蕾斯在其《我的一生》中所说：“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盛开着芬芳的玫瑰。”他提出做学问要“脚勤、脑勤”。首先，“脚勤”就是要迈开脚步，四处问访。费孝通先生曾三访温州、四进贵州、五上瑶山、六下河南、七入山东、八访甘肃、二十七次回江村，可见“真知亦自足底功夫”。其次，是“脑勤”，“事迹易见，理难相寻”，做学问要将见闻与理论知识有机结合。以脚带动脑，以脑指挥脚。《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中提出的乡村工业发展、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文化自觉等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都是在乡村小道边、田野间、汽车上、在农户家中等地酝酿而成。费孝通先生说学术既可以做装饰，也可以做食粮。正是这种“从实求知”的治学理念，使费老脚力与脑力从不停歇，总是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论证和反思。虽然他曾多次在文中感慨自己的国学功底远逊于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人，但他们却流淌着一脉相承的治学先辈的文化血液。同时可见费老不仅对治学从实求知，对待学问更是恭敬谦虚。我们也应在费老求实的步履中承扬治学先辈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践履费老“强国富民”的学术志向——从土里长出光荣的历史，既是历史，也是生长——所以才说“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

（摘自《乡土本色，从实求知——西南大学师生暑期对话经典〈乡土中国〉》，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灵魂，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以往一些乡村文化建设项目之所以流于形式或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乡村文化知之甚少。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需要清晰认识三个问题，即乡村有哪些文化，乡村文化保存在哪里，以及如何建设乡村文化。

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村文化总体而言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农耕文化。这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知识、技术、理念的综合，包括农学思想、栽培方式、耕作制度、农业技术等，农耕文化还包括了农业哲学思想和农业美学文化。二是乡村手艺。像木匠、石匠、篾匠、刺绣、酿造等技艺，凝结了先人的生存智慧，反映着村民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诉求。三是乡村景观文化。乡村景观以农业活动为基础，以大地景观为背景，由聚落景观、田园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共同构成，集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四是乡村节日与习俗。生活习俗作为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习俗，以及民间信仰与禁忌等广泛内容，也包括乡村艺术和娱乐活动等。

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载体，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就在乡村。以下三个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乡村的空间形态。乡村空间形态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乡村空间由村落、民居、院落及公共空间等构成。村落空间具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感化、感染或教育功能。二是乡村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传承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农具的使用、地方品种的延续与更新、传统栽培措施、特殊的农业制度等都存在于特定农业生产过程之中。显然，没有农民种养结合的农业生产方式，种养之间循环利用文化就难以存在。三是乡村生活。村民日常生活的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街谈巷议、饮食习惯等都是传统文化载体。失去了乡村生活，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会成为“展品”和记忆。

农耕文明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与今天所提倡的和谐、共享、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在理解乡村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乡村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遵守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原则。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他们既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受益者，只有农民最理解乡村文化与自身生产、生活的关系。任何排斥农民主体地位，试图越俎代庖，把本来的主人变成看客的做法，都必然失败。因此，要尊重农民的创造，如倡导德孝文化、弘扬优秀家风、通过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均是来自基层行之有效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二是坚持保护好村落原则。丰富的农业文化以及尊老爱幼、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存在于乡村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农家院落及其特定的排列方式构成的村落形态、村落公共空间，乡村的劳动与消费方式，节日与交往习俗，以及乡村的家庭、家族、邻里、亲缘关系等，都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正是要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米启臻《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材料二：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宇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圈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土中国”的概念，源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述，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依附于土地，聚族而居，形成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便是“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中，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之间界限分明，如同捆扎在一起的一束柴。在这种格局下，上帝是他们的共同信仰，人人平等，而神对每个成员都是公道的，这就催生了一种超越私人关系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即“宪法观念”。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中国正从“乡土中国”迈向“城市中国”。然而，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乡土文化基因并未就此消亡，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在都市生活中延续和演变。

例如，在现代社会的商业活动中，“熟人关系”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倾向于信任由亲友介绍来的合作伙伴，这种信任机制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便是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现代转型。同时，每逢春节，席卷全国的“春运”大潮，本质上就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向“乡土”回归的仪式性活动，它深刻地反映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不可撼动的位置。

然而，这种“乡土性”的延续也带来了挑战。“裙带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正是差序格局在公共治理领域的负面投射，它与现代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紧张。

（摘编自周晓虹《传统与变迁：中国都市人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