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在悲剧创作中表现为“哀而不伤”。中国古典悲剧中的许多作品都具有“悲欢离合”的情节特征，有的作品 ① 的结局，被称为“欢乐的尾巴”。如《窦娥冤》《赵氏孤儿》等，都不同程度地渗透着喜剧的因素。 ② ，特别是古希腊悲剧，则强调“庄严的风格”在悲剧作品中的统一性，倾向于情节的发展要一悲到底，并往往以主人公毁灭而告终，从而在死亡中给悲剧盖上真实性的最后印记，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这一著名的内心独白，就道出了西方悲剧冲突的严峻、残酷和不可调和的特征。

与西方以帝王贵族为主人公来揭开悲剧的历史不同，中国古典悲剧在早期就 ③ 。《窦娥冤》《琵琶记》《桃花扇》等优秀的戏剧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卑微的老百姓。“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构成中国早期悲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古希腊悲剧中的主角多是神化的英雄，而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角色，也都出于名门望族。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有人给戏剧下定义，说戏剧是“演员当着观众在舞台上表演一段精彩的人生”。我很喜欢这个定义，它经得起逐字（词）分析。让我们从最后一个词看起：“人生”，戏剧的内容，所用的材料来自人生。戏剧所表演的是人怎样活着，人为什么活着，人活下去变得怎样了。它演出人的荣辱，人的离合，人的成败，人的生死……戏剧取材人生和小说近似，但是比小说更严格入世。

许多人说过好莱坞的出品太商业化了，我们可以从这些“太商业化”的影片里去看观众的分量。观众有好奇心，因此影片有曲折的情节；观众有同情心，因此片中有受苦的弱者；观众有时幸灾乐祸，因此片中有残忍暴行；观众有时党同伐异，因此片中有群众对抗；观众好声色之娱，因此片中有华丽歌舞。在战争片里，将军多半庸愚，军曹多半忠勇，为什么？因为在观众席上做过将军的人毕竟是少数。以医院为背景的片子里往往批评医生，为什么？因为观众席上究竟做医生的人少，做过病人者居多。美国社会崇拜金钱，可是美国电影往往鄙薄富翁，美化穷人，因为制片人想过，一国之中有几个富翁？他们能买几张票？

（节选自王鼎钧《文学种子•剧本》）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技术是想象力的“催化剂”和“放大器”，它将天马行空的戏剧创意“转码”为可触可感的舞台面貌，为观众带来视听新体验，为舞台提供广阔的创意空间。正是因为戏剧艺术坚持守正创新，广泛拥抱科技，才能绵延传续又焕发生机。

250多年前，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的故宫畅音阁大戏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舞台，其中的“寿台”天花板有三个天井，可以用辘轳把演员和道具从顶上送下来，造成从天而降的效果；地板有五个地井，可以用绞盘把装置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效果。这种设置使戏剧表演更具动态变化，视觉效果更为丰富，为观众带来新奇的观剧体验。

近100年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创编的京剧剧目《太真外传》中，同样充满了科技感：立体透视的玉真观亭栏、七彩炫光的桂殿兰宫、电动机械的玉兔捣药……写实和立体的舞台布景以及现代灯光和音效技术，营造出更为逼真的氛围，增强了舞台的视觉冲击力。

说到底，戏剧舞台广泛运用高科技是为了凸显艺术表达，高科技与包括表演、音乐、舞美等在内的舞台手段在本质上都属于艺术语汇。

高科技不仅使现代声光电、机械装置、数字光影等手段合力展现出绚丽多姿的舞台效果，还可以打造出奇幻而又真切的演出空间，在新的层面上回归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写意传神的戏剧古典美学精神：高清影像如同光影魔术师，使场景随剧情流畅转换，让观众身临其境；全息影像勾勒出立体轮廓，变幻莫测的幻影仿佛触手可及；光雕投影将影像投射到结构表面，使静态结构化为动态叙事，在技术与舞台的深度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戏剧叙事方式。

在剧场里，数字技术替代了繁复的物理布景，舞台上干扰项更少，表演空间更开阔，演员行动更自由。如多媒体京剧《梅兰霓裳》以全屏LED屏幕为全剧背景，实现动漫与演员表演互动，实体舞台布景与数字延伸景观无缝衔接；三维建模、动态捕捉系统和音频修复技术的结合，再现了梅兰芳盛年的舞姿身段和唱腔魅力，引得不少观众热泪盈眶。梅葆玖先生曾表示：“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梅派戏都可以用新的舞台手段来展示，像很多人都有微词的LED我并不反对，用现代手段烘托京剧本身我完全能够接受。”

高科技进入舞台可以提升观众的沉浸感、互动感，拉近戏剧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人机交互、角色代入和360度全景拍摄等方式，打破了舞台和观众之间的隔阂。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互动参与者、共同创造者，获得了沉浸式体验。

高科技的使用不仅是在舞台呈现上，而且已经前置到舞台作品的创排阶段。数字技术辅助规划管控流程、测算成本，使创作制作、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更加智能高效。利用数字化控制系统和自动化设备，舞台布景搭建和场景切换更加快捷灵活，缩短等待时间、减少人员投入，提高演出效率。

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因“炫彩”就贬斥“肆意卖弄炫技”，不能因“奇观”就断定“滥施奇技淫巧”。每个戏剧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对技术的使用，根本责任还是在于掌握和使用技术的人。人心若是偏离了舞台的正道，哪怕没有高科技，也会有其他方法误入歧途；人心若是守住了正确的戏剧观，再高新的科技也是为人所控、为情所用、为心所动。

（摘编自池浚《现代高科技为戏剧舞台插上新羽翼》，有删减）

材料二：

科技的高速发展为戏剧舞台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然而，为追求“新”和“炫”而强调高科技的运用，会给戏剧艺术戴上“绚丽繁重的枷锁”，束缚甚至遏制戏剧原本的艺术亮点。

首先，不加甄别地运用高科技舞美设计会损害传统戏剧的美学价值。中国传统戏曲场上多是“一桌二椅”，演员通过写意性程式化的唱、念、做、打，配合特定的锣鼓器乐，就足以把空旷舞台转化为意境丰盈的艺术空间。在戏曲中，景语也是情语，昆曲《牡丹亭》中“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是十六岁的闺阁女子杜丽娘感受到的春天，既有面对“春色如许”的诧然心动，又有良辰美景“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怅然若失……然而，高科技将《牡丹亭·游园惊梦》的后花园写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就消解了剧中人带给观众的情感体验和戏曲特有的意境之美。

其次，过于复杂或新潮的高科技舞台装置会压缩演员的表演空间。无论何种类型的戏剧，演剧的中心都应是表演者，舞台上的一切都应以突出表演为前提。过于繁复或奇炫的舞台设计，会使演员“迷失”于场景之中，无法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和情节中来。

再次，刻意融合多种现代传媒手段会打乱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观演默契，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比如屏幕上出现近景或特写镜头，或者闪回、快进、重复等蒙太奇剪辑手法时，很多观众会下意识“开启”观看影视剧的逻辑思维，思考这一近景或特写的象征或暗示效果，闪回或快进在此处出现的意义……观众在不同的审美逻辑切换中顾此失彼，也就降低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最后，戏剧在完成过程中如果过于依赖高科技加入，可能会导致戏剧本体艺术性的降低甚至缺失。过分依赖“技术”元素，则会造成艺术创作的重心偏移，形成“剧本不佳、演技欠奉，都可以用高科技来找补”的思维逻辑。

（摘编自孟梅《警惕戏剧舞台“高科技滥用”倾向》，有删减）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剧本中，冲突不仅决定着动作的内容和方向，而且，只有冲突充分展开，才能使参与冲突的各个人物的动作不断发展下去，因果相承，首尾相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任何生活矛盾，都可以构成真正的戏剧冲突。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矛盾或者刚刚显露，就完结了；或者虽有发展，却并不充分；或者来势迅猛，却很容易解决……把这样的矛盾现象作为剧本的内容，人物的动作就不会丰富有力，更不可能不断发展变化。一个王子，知道新继位的暴君正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他可能马上行动起来，顺利地报仇复位。这样，冲突是尖锐的，但却难以构成一出五幕戏的内容，甚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戏剧性。莎士比亚选择一个思想深邃、行动软弱的人物作为复仇任务的承担者，构成了一场特殊的冲突，人物进入冲突之后，动作丰富复杂，不断变化发展，全剧由始至终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

（摘编自谭霈生《论戏剧性——关于戏剧冲突》）

材料二：

在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的文学构成中，戏剧性具体表现出哪些艺术特征呢？

一曰集中性。这是一个艺术结构的“浓度”问题，戏剧的情节必须是相对紧凑和集中的，一场戏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当众演完，戏剧必须环环紧扣，在事件内容的密度上不能太疏落。首先，当众演出与私下阅读是两种不同的信息传递与接受的方式，前者不能随意中途停止、反复检视，后者则是可以按阅读者之意而随时停、启或反复翻阅的。如果戏剧化的情节不够集中，便无法叫观众“一口气”看完。中国明清传奇很长，缺乏情节的集中性，一本戏往往四五十出，要演几天才能完结。显然，这种戏剧形态还有浓厚的说唱文字痕迹，可传者只是其中某些比较精彩、集中的片段——“折子戏”而已。其次，戏剧性的动作和冲突，必然引起人的某种紧张、期待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反应只能维持在一定的时间长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的限度，人的心理和情绪便会疲劳、弱化以至消失，那时戏剧性便无从谈起了。在史诗、小说等叙事作品中，情节的进展可以是平静、舒缓的，但是戏剧的情节必须相对紧凑和集中，其中关键的转折点是不允许久久搁置、延宕的。

二曰紧张性。当自然、社会、人处于平静、舒缓的状态，一切差异、矛盾都还在酝酿中或被掩盖着，就不会有“戏”。所谓“戏”，就是从某一“平静、舒缓”状态的打破到求得新的“平衡”的一个过程。因此，没有一定程度、一定方式的紧张，便没有戏剧性。事件、心理本身的紧张性及其在观众中引起的相应的紧张感，是戏剧性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剧作家陈白尘说：“有一个人突然掉进一个很深的井里，他为了活命，就千方百计地挣扎、搏斗。这个挣扎、搏斗的过程，就是戏。”这里说的就是事件（掉进深井之事）与心理（挣扎、搏斗之心）的紧张性。这种紧张性，并不都是朝着一个心理的向度生发的。它有时表现为狂欢、激奋、情志活泼等；有时表现为惊慌、担忧、恐惧、怜悯等。但是，由于戏剧体裁、题材、主题、风格的不同，紧张性不同向度表现的具体内容是各不相同的。

三曰曲折性。平铺直叙没有戏，一波三折才有戏，戏剧性的所有特征都不可能离开曲折性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指出了这一特征，他说：“悲剧中的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所谓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所谓发现，则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的“山穷水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具备”，也是从曲折引人之趣来论戏的。曲折性贵在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虽然出乎意料之外，但总是在情理之中。这就是说，不论是“突转”还是“发现”，其动力应该是来自戏剧自身冲突的张力，而不是偶然的、外来的一种“推助”。

19世纪末兴起所谓“反戏剧”的倾向，至20世纪，这一倾向日渐强烈。持这一倾向的戏剧家力避“戏”的重、浓、显，追求一种更轻、更淡、更隐的戏剧性。这时，剧作家努力的目标不是在激变的时刻，而是在最平稳而单调的状态中描绘生活，并且在表现个别事件时避免运用任何明快的手法。在这一派作家的心目中，“戏剧性”一词成了骂人的话。比利时象征主义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主张在平平静静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性”，使“戏”更加内心化、散文化，甚至成为一种表现“没有动作的生活”的“静止的戏剧”。他认为一位静坐灯下沉思，俯首听从灵魂与命运支配的老人，“他纵然没有动作，但是，和那些扼死了情妇的情人、打赢了战争的将领或‘维护了自己荣誉的丈夫’相比，他确实经历着一种更加深邃、更加富于人性和更具有普遍性的生活”。

如果把“反戏剧”看成是对传统的戏剧性走向极端的一种反拨，对那种片面追求庸俗的“剧场效果”的一个反抗，它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更加证明了上述戏剧性三个特征的相对性，从而开阔了人们对戏剧艺术的视野。正如威廉·阿契尔所说：“任何运动都是好的，只要它能帮助艺术摆脱一大套法则定义的专横统治。”然而，“反戏剧”如要从根本上反掉戏剧艺术自身的规律，完全抹煞戏剧性的基本特征，那就无异于取消戏剧了。

（董健《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近百个剧种对《窦娥冤》进行过移植或改编。在《窦娥冤》的当代戏曲改编作品中，有些忠于原著，继承了关汉卿创作的意蕴内涵；有些对人物与情节进行改动，融入编剧等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创新思想，展现出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

《窦娥冤》的当代戏曲改编呈现出风格多样化的特点，与关氏元杂剧经典流传的不间断性和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密切相关。经典是经过时间考验留存下来的极具典范、法则意味的权威性作品。《窦娥冤》的经典地位在文学艺术史的评价中已深深扎根，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闪耀在文学史与艺术史的长河之中。在某种程度上，《窦娥冤》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最高典范。

戏剧舞台从大幕拉开的那刻起，舞美设置就完全展现在观众视野之中，贯穿于演出的始终。近些年来，舞美技术不断改革创新，逼真性的布景使用增多。在河北梆子《窦娥冤》第一场祈雨中，一束蓝光打在冤魂窦娥身上，忧郁诡异的舞台氛围凸显故事案件的不平凡。可以说，灯光舞美的精心设计更丰富地传达了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

一部经典作品在改编的艺术舞台上不断上演，历久弥新，必有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汉卿杂剧《窦娥冤》是中国封建社会“现实主义历史”的卓越书写。当代剧作家们在创作时，都尊重原著精神，紧紧抓住窦娥的现实遭遇与精神特征，将窦娥的贞孝等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以新观念、新方法创作出顺应时代需求的新的文艺作品，映射出当代人的精神境界与价值追求，融入时代价值，赋予了作品新的时代内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部部独具特色的《窦娥冤》戏曲改编本，才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窦娥形象。

（摘编自李佳《〈窦娥冤〉当代戏曲改编研究》）

材料二：窦娥故事自诞生之日起就随着时代语境及叙述群体的改变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传说本身所蕴含的伦理文化内涵被选择性地保留与重述。从《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庶女叫天”到《说苑·贵德》中的“东海孝妇”，再到《晋书》中“陕妇人”及《搜神记》所记“周青事”，这些民间叙事的流传为窦娥故事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基础。到了元代，孝妇故事登上戏曲舞台，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

我们可以看到，自元杂剧《窦娥冤》问世后，孝妇故事之内涵完成了由冤狱平反到悲悯孝妇之“冤”再到称赞孝妇之“行”的转变。随着有意改编的团圆结局的传播，孝妇故事的“讲述”场域愈加固定，不同历史语境下对这一故事的重述反映了官方话语权威与民众审美趣味之间的互相调和，也展现了编剧“以福善祸淫为依归，不愿使观剧者见善良遭死的宗旨，乃故意改编团圆为结局，深合社会之心理”。

新中国成立后，元杂剧《窦娥冤》因其批判性和节义观被各剧种竞相改编，如京剧、秦腔、评剧、豫剧、蒲州梆子等。这些改编本大多受到“戏改”政策的影响，注重挖掘故事中的“阶级斗争”及“人民性”，如凸显窦娥与张驴儿之间的对立，对三桩誓愿的保留，控诉当时社会“覆盆不照太阳晖”等成为当时诸多改编本的核心情节。在这一时期的改编本中，故事中的鬼魂显灵被置换为托梦或正直官员的悉心调查，张驴儿的出身也被有意“提升”为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官僚阶层。

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影响了《窦娥冤》的改编，其接受视野与传播重心逐渐从反抗封建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如评剧《窦娥冤》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吸纳各改编本之精髓，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表现上“做文章”，注重描述窦娥与婆婆互相牵挂、安慰的真挚情感。此改编本十分尊重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初衷，保留其中蕴含着的知识分子“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传统责任感和展现的孝悌之德、夫妻真情、朋友信义等，回应时代议题，融入当代人的生命体验。

2017年，丁一滕导演的话剧《窦娥》在延续“申冤”传统主题的同时，主动引入西方先锋戏剧创作技法，实现与传统题材的融合。全剧贯穿着强烈的情感表达，音乐、影像与戏曲元素的交汇，展现了传统与当代、东方传统戏曲与西方艺术审美的融合。

元杂剧《窦娥冤》的当代改编将孝妇故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些传说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意蕴在戏剧舞台上得以重构，强烈的舞台效果使观众在窦娥一次次直剖心意的情感表达中感同身受，引导观众领悟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舞台上不同“面相”的窦娥也寄寓了不同时代语境中的人格追求，作品并未一味迎合封建人伦教化，而是在改编与重述中不断挖掘这一故事符合时代话语的文化内涵。

这些基于《窦娥冤》的戏剧改编，在“层累”叙事中逐渐具有了更为广阔深刻的文化意义。对个体意识的强调、生存体验的反思及现代语境的置换展现了经典戏剧在当代演绎中的勃勃生机，其中对孝妇故事存在的思想根源的深刻剖析，使戏剧冲突中的善恶对比和情理交织展现为一种复杂多元的艺术形态。

（摘编自孔琦《论元杂剧〈窦娥冤〉的当代舞台传播》）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由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共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在散裂中子源的研制过程中，快循环同步加速器遇到了新的技术难题。当时，我国还没有研制过快循环同步加速器的25赫兹交流磁铁，关键技术掌握在国外大公司手中。我国科研人员与工厂技师咬紧牙关、联合攻关，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终于研制出合格的磁铁。研发团队还提出了谐振电源的谐波补偿方法，解决了多台磁铁之间的磁场同步问题，其效果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不仅如此，散裂中子源的“眼睛”——中子探测器的核心技术也曾由外国掌握，经过攻关，科研人员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探测器，各项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有人给戏剧下定义，说戏剧是“演员当着观众在舞台上表演一段精彩的人生”。我很喜欢这个定义，它经得起逐字（词）分析。让我们从最后一个词看起：“人生”，戏剧的内容，所用的材料来自人生。戏剧所表演的是人怎样活着，人为什么活着，人活下去变得怎样了。它演出人的荣辱，人的离合，人的成败，人的生死……戏剧取材人生和小说近似，但是比小说更严格入世。

许多人说过好莱坞的出品太商业化了，我们可以从这些“太商业化”的影片里去看观众的分量。观众有好奇心，因此影片有曲折的情节；观众有同情心，因此片中有受苦的弱者；观众有时幸灾乐祸，因此片中有残忍暴行；观众有时党同伐异，因此片中有群众对抗；观众好声色之娱，因此片中有华丽歌舞。在战争片里，将军多半庸愚，军曹多半忠勇，为什么？因为在观众席上做过将军的人毕竟是少数。以医院为背景的片子里往往批评医生，为什么？因为观众席上究竟做医生的人少，做过病人者居多。美国社会崇拜金钱，可是美国电影往往鄙薄富翁，美化穷人，因为制片人想过，一国之中有几个富翁？他们能买几张票？

（节选自王鼎钧《文学种子·剧本》）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基本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角色，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橹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模仿现实的细节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他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专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观众。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人；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人；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筌》里有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遇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练而又极典型的姿势，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净化”一词，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在论述音乐的作用时指出：“某些人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有一种轻松舒畅的感觉。”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指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实现这些情绪的净化”。净化，常发生在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文学阅读过程中的净化作用，常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读者可以进入某种虚幻的艺术境界，而暂时忘却世俗的困扰和人生的烦恼，以维持心灵的平衡。恩格斯在论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作用时曾指出：“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A】以上见解表明，文学具有使读者得到情感净化、维持心理平衡的效果。

作品中某种情感力量的震撼，可使读者的某种情绪得以宣泄，使畸变的心态得以矫正，使扭曲的人格变得纯正。法国思想家狄德罗在谈论戏剧艺术时指出：“只有在戏院的池座里，好人和坏人的眼泪才融汇在一起。在这里，坏人会对自己可能犯过的恶行感到不安，会对自己曾给别人造成的痛苦产生同情，会对一个正是具有他那种品性的人表示气愤。当我们有所感的时候，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感触总是会铭刻在心头；那个坏人走出包厢，已经比较不那么倾向于作恶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要有效得多。”【B】唐代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写道：“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务》诗，可劝薄妇敦。”显然，这些论述揭示的亦是文学阅读活动所具有的净化作用。

从内在关联来看，文学阅读活动中的净化，是读者为作品中的情感打动之后，所实现的一种人格提升。这种人格提升，正是文学作品发挥审美教育作用的独特方式，即既不是以理服人的说教，也不是直截了当的劝谕，而是凭依情感的沟通或震撼，激发人的心灵中潜在的向往真善美和追求自由的天性，以令其挣脱物欲或私利的束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超凡脱俗、高尚纯洁之境。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阅读活动中的净化》）

材料二：

文学是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百科全书”。文学的教育功能，是指文学作品具有影响思想情感、净化心灵世界、增强生活勇气和信心的功能。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意即变革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变革文学教育是树立新的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文学教育对人道德塑造的功用可见一斑。

文学教育关注语言修养，强调对文学作品中的符号进行意义解读。文学教育是语言艺术的教育，这是区别于其他审美教育的最大特点。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就格外重视诵读玩味和感知领悟。现今的文学教育在重视文学作品阅读的传统上，关注对文学作品的细读，以一种带有可学习性、可操作性且具有一定科学化意味的文学鉴赏和批评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描述、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编排与主题思想呈现等，进而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深层生活现实、社会文化及审美层面的意义。

文学教育移情于形象，注重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德感召力量。文学教育通过引导人们品读作品，进而让他们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将情感寄寓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上。他们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或悲悯或恐惧的情感宣泄，继而达到自身情感的释放与净化。正因如此，文学教育才能使人们收获轻松舒畅的感觉的同时，在道德上受到启迪教育，进而获得身心的和谐。

文学教育反映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指向审美，唤起共情能力。叶圣陶先生在探讨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时曾坦言：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而人则可以借助文学得以更好地认识人生，继而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意义是指向人的精神领域，以建构高尚、和谐的精神世界为大任。这种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怀，虽然从其实践过程来看是内隐性的，但要实现这一心灵关怀，则需要借助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来达成。正如鲁迅先生以刀笔刻画出“铁屋子”般的旧社会，以其比喻国家四分五裂、民族陷于危亡、民众麻木不仁的社会现实，进而对千百年来禁锢国民的封建文化进行批判，意图带给人惊骇、震撼的情感反应，达到唤起民众匹夫之责的社会功用。这种经由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所带来的教育效果均指向审美，指向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共情。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新浪潮风起云涌，文学教育势必要发挥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教育特点，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更要关注人与自身精神世界如何自洽。文学教育从根本上而言，旨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共情能力，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王敏刘维笑《文学教育重在培养健康人格》）

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管子认为：“止怒莫若诗。”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钟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材料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内调和。宗法制的国家形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僵化统一的思想教育、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等，造成了克己思维模式。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支配着个体的性格，不允许他做出个人的独立判断。过于浓厚的群体意识使得个体人格趋于依附认同。他们只能放弃特殊性和独立性，把个人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整合同化到群体中去，按照群体意愿行动。如果执意要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结果只能是在现实中被毁灭。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中国悲剧讲究情感抒发的适度，把最初的矛盾化为最终的和谐，人物往往在不幸中选择隐忍，把自由与幸福寄托于来世。而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外扩张。在西方悲剧中，主人公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独立判断，常能够做出毫不妥协的选择，有时甚至会把个人的判断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上。这种过于独立的判断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近乎武断，从而产生不理智的举动，走向意志的反面。

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伏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在《俄狄浦斯王》中，异己力量表现为英雄意志所遭遇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哈姆雷特》中，异己力量是主人公性格中的弱点；在《人民公敌》中，异己力量是某种与主人公为敌的社会势力。在这些矛盾中，人是主动出击的，冲突逐步升级。他们努力地想摆脱宿命，想通过自己的进取和拼搏把握自己的生命航程，然而他们越是努力就越接近置他们于死地的泥潭。而中国古典悲剧描写的主要是主人公悲惨的遭遇，不是剧烈的冲突。《窦娥冤》是个典型的例子。窦娥缺乏斗争意识，把自己的不幸看做命运的安排，既然命运决定了地的不幸，只好安分地修来世。她拒绝嫁给张驴儿为妻，主要是囿于封建礼教。她为救婆婆屈打成招，也是出于“孝”心。在整个过程中，窦娥步步退让，直到上了刑场，她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无辜，只有靠上天为她作证，因此，她的抗争显得被动而没有力度。

（摘编自   邹红《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材料二：

在西方文化中，人没有完全把自我同自然割裂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要的关系，人处于神的主宰之下，人性和神性的对立是戏剧中主要的对立形式。在这种对立中，人性有了对于人类的全面的覆盖性。也就是说，西方人观念中的“人性”不仅仅是人类中哪一部分人的性质，而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的性质。人的各种悲剧的最深的根须不是仅仅扎于人的自身，更扎于超人间的神的意志的存在。在人之外有一个更巨大的力量制约着人、人的命运和人的发展，人没有左右自己全部命运的自由性。人的自由性是在人的悲剧性抗争中获得的。这是感受和理解西方所有悲剧性作品的一种基本的观念。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有哈姆雷特的过错，不仅有他母亲和国王的过错，更有哈姆雷特根本无法超越的诸种无法直接感知的原因；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不仅由于她和渥伦斯基的道德情操上的缺陷，更由于存在于人本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她的悲剧不仅是她的悲剧，也是所有女性的悲剧，甚至还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而在中国文化中，人和自然是绝对分离开来的，人与神的关系不是戏剧的主要关系。在儒家文化中，人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系统，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可以靠人的努力完全得到解决，人的所有悲剧都是由人的过错造成，而非社会因素。人应当为自己所有的缺陷而担负罪责。所以，中国的悲剧不具有真正的超人间的因素。

西方悲剧体现贵族性，多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中国古代戏剧则是平民的戏剧，主角一般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贵族是强者，强者是有力量的人。强者重进取，重竞争，反抗道德束缚，因为他们不需要道德的保护，道德的保护限制着他们的力量的发挥。平民是弱者，弱者是没有力量的人，他需要道德的保护。因此，西方的悲剧是强者与强者的冲突，是人的意志与神的意志或社会意志的冲突，是力量与力量的冲突。中国古代戏剧的冲突是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是弱者与强者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只有弱者才有可能是悲剧主人公，强者都是悲剧的制造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悲剧就没有悲剧性。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没有主动损害别人的人，应该获得自己正常的、平静的幸福生活。而悲剧主人公是道德的，是没有损害别人的人，但他却因别人的不道德的行为而失去了这样的生活。不论他的冤情有没有获得最终的昭雪，他的悲剧都已构成。尽管悲剧主人公反抗的不是神的意志、宇宙的意志、社会的意志，但他们同样反抗着自己的悲剧命运。他们是通过反抗不道德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而表现出自己的悲剧精神的。这种悲剧同样唤起观众的悲哀的情绪，同样加强着观众对一种悲剧精神的渴望，同样能起到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当然，它的悲剧精神的发展是受到平民意识的局限的，是不可能提高到真正的人性的高度的，其悲剧精神的内涵相对薄弱。

（摘编自   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真正的悲剧，最终都会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在元杂剧中，不是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冤屈，也不是没有惨绝人寰的杀戮，但连一丝光明的希望都不留的“真正的悲剧”确实很难找到。像莎士比亚式的“坏人得不到好报，善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好报”的残酷的坦白，是元杂剧作家们根本不愿意为之的，他们往往会安排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

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成因是什么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道、释三教并存，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宗法”思想。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道德长期占统治地位。“和”是维护封建宗法的前提，“和”的思想在元杂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道家认为人的一言一行，都有鬼神记录和裁判，结果总是做善者降之以祥，做恶者降之以灾。佛家认为今生的苦难是前世造的孽，今生种善因，来世必得善果。这些学说在人们的身心内打下了深刻烙印，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元杂剧中出现这种无往而不在的圆满之美，正是剧作家被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俘虏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一个乐天的民族，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是国民乐观精神之体现，表达了对正义力量必胜的信念，但同时也是封建文人逃避现实，不敢正视现实的结果。

元杂剧以折为单位，一本四折为通例。四折通常是开端、经过、高潮、结局。元杂剧的体例决定元杂剧在第四折必须给观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在高潮结束后戛然而止，对于戏剧来说是不完整的。不能归“圆”，对于观众来说，是留有遗憾的。这也就促使作家最后要创作一个“大团圆”结局。

元代的统一出现了各族人民间空前的融合。统治者对人民的意识形态放松了控制，逐渐摆脱程朱理学的精神控制。蒙古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让一些反封建作品中的“大团圆”结构模式成为可能。元杂剧作家在新的文化因素影响下，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创作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礼教的作品。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的结合，《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和裴少俊的结合等，作家对这种“无媒苟合”的歌颂，在宋代是不敢想象的。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真定、太原和南方的扬州、建康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元杂剧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必须执行它的教化功能，但作为戏剧不能忽略它娱乐的本质。《说文解字》释“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战争时的角逐厮杀，演进为和平时的模仿娱乐。元杂剧作为一种戏曲形式，需要迎合兴起的市民阶层的口味。我国广大的人民受几千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能像古希腊人一样去欣赏《美狄亚》中母杀子的悲剧，也不可能像欧洲人一样喜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他们能接受的是《窦娥冤》《赵氏孤儿》中的“善恶终有报”，是才子佳人的大团圆式结尾。

（摘编自崔美子《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成因》）

材料二：

在中国古典戏剧文学中，不少剧本就其戏剧冲突来说是悲剧性的，但悲剧冲突的结果却常常被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包括王国维、鲁迅、胡适、朱光潜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的大团圆结局持批判态度。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这一中国古典叙事观念，它也同样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它的存在并未消解作为悲剧要素的矛盾冲突，而是一种体现中国传统审美特征的悲剧形式。从悲剧创作实践来看，悲剧的确往往以不幸的结局收场，但这只是悲剧的现象而已，对悲剧本质的界定不应当只以现象为依据。同样，大团圆的结局也只是现象，对中国古典戏剧中是否存在悲剧的论断必须以悲剧的实质为依据。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是经典性的：“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模仿……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导。”悲剧作品存在于读者的体验之中，这种体验包括怜悯、恐惧、绝望等。窦娥的悲惨遭遇引起读者的悲悯，窦天章出卖女儿、张驴儿父子对窦娥的欺侮、太守的昏庸腐败这些情节在使读者感到愤怒的同时，也观照出他们内心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无奈。这种感情不会因窦娥冤屈昭雪的结局而被颠覆，在一时的欣慰过后读者陷入更为深刻的悲剧体验之中。

中国传统悲剧追求的是一种“哀而不伤”的审美境界。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表现的人的苦难、命运的盲目等，是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

直至近代，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我们才重视起对悲剧的理论性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是透过大团圆结局的表象，可以得出，这些戏剧，如《窦娥冤》《赵氏孤儿》《汉宫秋》等都是经典的古典悲剧作品。

（摘编自曹薇等《以〈窦娥冤〉为例浅析“大团圆”结局在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合理性存在》）

10 .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剧本与剧场

①目前国内许多戏剧学研究依旧以戏剧文学为基础，即使论及表演与剧场，也是从文本的话语形式这个角度谈的。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戏剧文学在戏剧中究竟有何功能？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

②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戏剧理论，主要是戏剧文学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以戏剧剧本为基础讨论戏剧问题，尽管他提出的悲剧的六因素也包括“形象”与“歌曲”，但它们只是构成悲剧的诸因素中的两个次要因素。

③将戏剧文学夸大为戏剧艺术的核心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戏剧审美的期待视野与形式风格的演变，有些曾经轰动剧场的作品已不适宜于上演，只能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比如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两千五百年前在古希腊剧场中一再获奖，但现在只能当诗读。其次，戏剧诸种艺术因素中，只有文学因素是固定持久的，戏剧文学成为戏剧研究可靠的根据。剧场演出的生命只在散场之前，演出录像录音，只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

④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戏剧理论发生转向，从剧本中心走向剧场中心。著名戏剧理论家汉密尔顿强调戏剧是在剧场中上演的，剧本在戏剧诸因素中只起到次要作用，剧场才是衡量戏剧的尺度。

⑤历史事实表明，优秀的剧本往往不能决定优秀的戏剧。某些具有较高价值的剧本，演出效果却令人失望；相反，某些戏剧在剧场演出时掌声雷动，但其剧本的文学性却不高。莎士比亚某些剧作的文学价值无可争议，但上演的运气却不佳。莫里哀是位了不起的戏剧家，他的台词朗朗上口，可他不是诗人，也谈不上文学风格，若就诗才而言，他还远远赶不上其同时代的凯南。

⑥但这是否意味着戏剧文学可以被抛弃？答案是否定的，剧本研究不可少，关键是不能把剧本当作一般文学来研究。剧本有其艺术形式的特殊性。

⑦剧本与一般文学不同，剧本的语言具有指向剧场演出的功能。仅从文本形式上看，剧本就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剧中人物的对话，演出时构成演员的台词；第二层次是剧作者的描述与说明，其中包括剧名、题记、前言、人物表、场幕标志、舞台说明、表演动作以及每一段台词前的人物名称。

⑧在文本与演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关系。文本可以允许演出在相当程度上自由发挥，也可能严格限定演出形式。一个剧本的第二文本层次提供的信息越强，它与演出的关系就越密切，越具有剧场性。相反，几乎没有舞台说明性的文字，剧本本身也不适宜于上演。

⑨而且，在戏剧文本中，言语的意义经常要由表演行为与剧场条件来确定，所以在戏剧文本研究中，剧场交流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戏剧的交流中，交流关系总是多层次的，人物对人物讲话，而他们的话又是不在场的剧作家说给观众听的。因此，剧本中的同一句台词，剧中人物说出，可能是将某件事告诉另一人物，提供关于事实的信息；而这一句台词对于观众或批评家，可能提供的信息或许就不再是关于那件事实的陈述，而是传达了关于说话者本人的事实。

⑩所以，_________________？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回答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提问就错了，不得不落入片面。一出戏如果只是演出，时过境迁之后便永无声息，就不能说是富于生命力的戏剧。同样，一出戏写得文采斐然，思想深刻，但是无法上演，那么它的生命力至多只能体现在文学范围内。戏剧是个综合艺术的整体，剧本与剧场并不互相排斥，剧场是戏剧生命的空间形式，戏剧生命表现在时间维面上，主要是戏剧文学的价值。

（有删改）

材料二：

窦娥冤（节选）

（外扮监斩官上，云）下官监斩官是也。今日处决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来人闲走。（净扮公人鼓三通、锣三下科。【甲】刽子手磨旗、提刀，押正旦带枷上。刽子云）行动些，行动些，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

【叨叨令】……（刽子云）【乙】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是甚么主意？（正旦唱）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刽子云）你的性命也顾不得，怕他见怎的？（正旦云）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唱）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告哥哥，临危好与人行方便。

……

【煞尾】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丙】做哭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刽子做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与我抬他尸首，还了那蔡婆婆去罢。（众应科，【丁】抬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