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节选）

恩格斯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2 .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小说与事件

张定浩

①今天的很多小说书写者对理论往往有一种轻视，但轻视理论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摆脱理论。相反，他们往往深受同时代最流行的理论思潮浸染而不自知，它们写得越是才华横溢，就越令人厌倦，因为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只能见到两种人：一个叙事的暴君和一群失败者。

② D.H.劳伦斯告诫我们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但今天的很多小说中已经没有故事，只剩下一个叙事者，他要讲的唯一故事，就是他自己正在讲故事这件事。叙事者以一种貌似谦虚的受限视角，刷出了远超故事中人的存在感，甚至篡夺了原本属于人物的精神生活和行动能力。对很多小说书写者而言，这种流行的受限视角其实和伪全知视角一样，体现的都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最终只是在想象他人的生活，而没有学会搁置自我，让故事中人自行生活，这两者的差别，正如白日梦与梦。

③众多文学评论为由失败者构成的小说世界辩护，认为这反映了现实，体现了小说家对当下现实的敏感。但何谓现实？波德里亚认为，我们通过大众媒体看到的现实，其实早已是一个被解码和编排过的“拟像世界”（《拟像的进程》）。不幸者被迫从活人降格为苦难的符号，成为有关失败现实的案例与信息；而我们作为幸存者，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真的安慰到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在消费他们。要改变这一切，就要拒绝将生活简化成苦难以及有关苦难的信息。进而，就要在一个现实逐渐被拟像取代的信息世界中，用虚构的方式重建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世界。假如生活确实是糟糕的，人已经习惯于拟像，那么就让这糟糕的生活和在拟像世界长大的人去重新学习效仿这个生机勃勃的艺术世界，而非相反。

④当代认知科学已经清楚地表明，类比是人类认知的核心，而且参考答案不唯一。如果 abc变成abd，那么ijk 应该变成什么？大多数人会说ijl，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参考答案，比如ijd，甚至abd，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如何理解从abc到abd之间所应用的概念。

⑤借助类比，人们得以通过熟悉的事物去猜测和理解陌生之物，而每一件新加入的陌生之物都会对我们头脑里熟悉的概念进行重组。相对于我们传统所说的归纳（从表象到本质）和演绎（从本质到表象），类比思维更为灵活，它认为不存在绝对的表象和本质，人是处在各种生生不息的关系中，并不断根据新的类比来形成和调整对于表象和本质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会对真实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因为阅读小说的人不断在进行类比，小说人物的种种道德境遇、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甚至某种独特的语法表达，都会丰富或打破读者现有的认知概念，并帮助他去反思和重组自我。但每个读者的类比方式又不尽相同，都携带着各自已有的认知体系和能力。小说既不高于现实，也不低于现实，它和古老的神话、童话以及民间故事乃至一切艺术形式一样，平行于现实。它作用于现实和读者的方式是自由类比，而非机械地反映、焦虑地见证和单方面的教谕。而虚构和阅读，由此方可共同成为一种积极的道德实践。

⑥一个好的小说并不满足于指向某种既定规则和既有参考答案，它不被某种设定好的因果关系束缚，小说家并不是事先在生活中发现了新事物和新问题，然后选择合适的材料和情节予以技巧性的表达，再假设他的读者都是和他一样的小说家，好迅速发现这种技巧并为之击节叫好。小说家和读者的关系不是这种熟练演员和老练看客的关系。小说会生成一个事件。这事件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有它本身的发展逻辑。因此，随之而生的技巧也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所谓原创的意思本身也是如此，即起源性的，只发生一次。

⑦将小说视为一次事件，有助于小说家从那些蜂拥而来的、困扰他的现实信息中摆脱出来，因为重要的不再是现实发生了什么超出他想象的事情，而是去思考对他而言、进而对某个人物而言发生了什么。这是唯一切身和可以真实把握的东西。同时，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发生，并不仅仅发生在他作为个体的意识中。他不能再仅仅从内部思考所谓人性，而是要从外部思考人。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所说：“将某物看成虚构，意味着允许自己在此事物的外围去思考并感受它。”这里的“某物”，也包括作者自身。

⑧那些美妙的小说，许诺给读者的不过是一个个开端。读者会把自己放进这个开端，去迎接一些即将为自己而发生的事。

（文章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

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费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特点的学术著作。此书缘起于作者讲授________课程的经历。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研究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________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具有开创性意义。阅读此书要抓住并理解其中的重要________，如“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等。这些都是作者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归纳某些现象，并从理论高度解释这些现象。

10 . 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完成各题。

拿来主义

①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②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③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④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⑤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⑥         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         连清醒的青年们，         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         不是“拿来”的缘故。

⑦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⑧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⑩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可否先谈谈您是如何被中国艺术史或汉学所吸引，最终走向这个研究领域的？

包华石（以下简称“包”）：庄子开启了我的汉学道路。《齐物论》提出了民主思想，我后来写过文章专门讨论《齐物论》的视觉性与物体特性。因为庄子，我想做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逍遥”术语的细读研究，探讨它在汉代至宋代如何在艺术视觉与政治方面呈现出来。

问二：如何从学术层面探寻中国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包：这需要学者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除了艺术本身的形式与风格外，还要放在历史文化、商业流通、言论管道、风尚习俗等领域全面考察。我认为视觉艺术具有认知维度，可以运用于追踪抽象概念的发展进程。通过考察文本——图像的具体构成，我们能够透视政体、权力、平等、人民等抽象的政治概念在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的演变轨迹。

问三：您提出在古代中国，艺术也是“民意反馈管道”之一，这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

包：艺术作为“民意反馈管道”之一，反映了一个文明的言论自由程度。在中国，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东汉的许多画像石中留下了不少具有政治内涵的图像，如拓片《北风其凉》、武氏祠画像《淮南子》等；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了贵族统治时期，唐代的绘画题材大多限于贵族阶级……不同时期的政治风俗画都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制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问四：……

包：……

问五：您在近著《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中提出欧洲现代的平等观念受到中国的启发与影响，可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包：中国的知识资源启发了许多被视为“西方”特色的“现代观念”。比如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时，欧洲人才谈及“政权”概念，但用的是“贵族性”。虽然有人说西方的制度是科学民主，实际上一开始并非如此。英国人看到中国科举制度，觉得可以学习这“举贤任能”的制度，又花了几百年调整社会结构与文化，才施用于政。

问六：在此基础上，您还提出了“中国的八大发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权力范围的界定、平等的来源、法制、民意反馈、分权制衡、仁政的对象、人情。您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方式，试图证明那些不言而喻的许多现代概念，其来源都是可疑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您所谓的“西方诡辩术”带来的陷阱？

包：“西方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民主、言论自由、贤能或自然等，都视为西方的专有概念。这种诡辩术有两种逻辑弱点：一是将地方习惯视为准则，例如多数美国人甚至汉学家至今都相信，相比于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西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更为民主平等，这种视角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诋毁其他区域，而在于以群体身份认同取代客观历史事实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二是年代置换、反客为主，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给中国贴上“社会停滞”“东方专制主义”等负面标签就是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之中，因此，当代中国人应该重新反思自身文化中的知识传统，不要被“西方诡辩术”迷惑。

问七：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艺术家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包：我认为只有跨文化的艺术品才有能力超越“本土性”，成为用于文化竞争中的国际性产品。欧美先锋艺术家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在坚持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了现代化的创新，推出了有竞争力的国际性文化产品，但五四知识分子在借用西方资源进行社会变革时却失去了传统的根基，无法为自己的文化价值做出合理的辩护，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大多无法用于建构“现代性中国”。未来的中国艺术家如果想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文化产品，恐怕还得重新思考“现代性”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问八：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在《为中国人民声辩》中认为您的著作揭露了西方学者“偷窃历史”的各种诡辩术和偏狭的民族主义，指出了中国美术的精神底蕴，验证了中国文化当年的势能。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包：我想要强调的是，文化不具有本质性，而是流变的。西方并非总是先进的，不同文化之间除了竞争，也可相互学习、借鉴和交流。艺术将以巨大的感召力和魅力，拆除我们在理解之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偏见，把人类不同的心灵沟通在一起。

（摘编自刘燕《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理路与创新——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教授访谈录》）

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中，我们需要打破将特定文明成果本质化归属的认识论窠臼，这种窠臼往往导致以_______取代历史真实的讨论方式。跨文化研究揭示，文明间的启发是双向的，如欧洲现代政治观念就曾受益于_______的激发。这种研究要求我们重视艺术的_______，通过分析_______的构成来追踪观念演变，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工智能时代普罗大众可以通过各种人工智能大模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信息与方法。然而，它们的功能与效用常常因人而异，这与提问的内容形式及使用者素质相关。康德曾指出，科学发展源于对世界的提问。中国“学问”传统也强调“问”的意义。AI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能力，提问素质成为掌握AI的重要素质。

这种提问包括科学与人文两种基本形式。提问的质量与水平不仅取决于逻辑训练、问题结构化能力等科学的方法论，更取决于其中的价值追求、人生品位、认知偏好与语言形式等。所以，在充分重视科学性的同时，强调提问的人文取向是非常必要的。它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个性特征，体现了沟通与表达的能力，展示了求知欲与好奇心，以及终极关怀的价值观，等等。它不仅取决于个体知识的类型与数量，也并非单纯是某种技术与工艺的过程，而是体现了精神世界的差异；它具有逻辑思维的特征，但也包含了很多非逻辑的因素与特点。它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境界，以及一种精神的内在张力与文化的性格。

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并非只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阐释，更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探索现有知识体系与理论定律的边界条件，进而追问在新的可能性中知识与理论的变迁与拓展；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索取答案与办法，而是在更恢宏的视野中挖掘具体问题与知识的深层次涵义及内在价值；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所关注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外部客观世界与社会现实，更多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忧虑与寻根。它需要一种直觉与悟性，在看似没有问题的领域发现问题，在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现象中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它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在知识领域中进行各种形态的转换，将人们的此岸现实与彼岸梦想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执念，对某些问题有着一种刨根问底，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可动摇的念头；等等。在这种提问中，问题的指向不仅是工具的实用性价值，而最根本的是人性，是真理、是意义、是目标。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不仅能够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赋能，而且是引导人工智能与各种大模型健康规范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模型自身的进化，也可以通过强化学习，逐渐形成所谓“机器好奇心”，获得生成假设性问题与自主提问的能力。但人类智能的各种提问，特别是能体现人文取向的好问题，客观上会帮助“训”出非常有价值与高效能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各种产品。例如，哲学风格的反思性问题能够提升人工智能的语言理解与思辨能力，增强对某些抽象概念中复杂语义的领会，提高表述与叙事的准确性，培养人工智能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塑造大模型的价值观，提升其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文学色彩的问题形态则能够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语言能力，丰富它们文字表达的风格与修辞手法，增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信仰意义的问题表达则能够引导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深入终极关怀层面，将现实问题与理想境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超自然的思维方式；类似的提问取向还包括目的性提问、时空变量的提问，以及对人性的提问；等等。

在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中，语言的修养是关键因素之一。有些专家认为，所谓大模型，就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其中，说人话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目标，对应的设计思想是：从人类规模语料中自动提取关键性语言痕迹，并用于语言的自动生成”。而且，“由于大模型的服务过程将积累大量新的语言痕迹，可用于改进大模型的性能，导致大模型的介入能力不断提高”。所以，提问中的语言因素，包括对结构、修辞与语气的要求等，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效能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陈述句与祈使句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语言优雅的问题可以增强人工智能的语感与输出的韵律感，逻辑严密的表达则可以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精确性，而适当的副词与状语则能够强化它们的情感理解，以及与人类情感的共鸣，并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创意和想象力，等等。这样的提问能够极大地丰富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数据的积累与类型，不断优化与改进模型，拓展应用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增强其伦理与安全性，甚至是对用户进行教育与引导。而问题的清晰度、复杂性、相关性，甚至是文字数量，以及其中可能包含的创新或者某种偏见等，都将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效能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而那些庸俗或粗鄙的低质量提问甚至可能诱导大模型生成虚假信息，训练出偏见放大的各种大模型，影响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谢维和《提问的力量——人文教育助人工智能更强大》）

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催生了一个危险_____：有AI就够了，何必苦学课本基础知识？实则恰恰相反， _____，才是驾驭AI的关键。同样是探究“二战起因”，缺乏历史知识框架、认知浅薄的人向AI提问，只能得到一份罗列时间、地点、事件的标准答案，学习就此止步。而具备扎实知识积淀、拥有深度认知能力的人，才能提出直指核心的专业问题：“请扮演地缘政治和经济史学者，以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为视角，结合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立足经济传导路径分析凡尔赛和约是如何从经济层面撕裂魏玛共和国社会共识，最终诱发二战的。”这正是AI时代的核心分化：AI的能力上限，永远受制于使用者的_____；而使用者的素质，决定提问的水平。

材料一：

物候学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

物候学和气候学相似，都是观测各个地方，各个区域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科学，都是带地方性的科学。物候学和气候学可说是姊妹行，所不同的，气候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趋向；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观测气候是记录当时当地的天气，如某地某天刮风，某时下雨，早晨多冷，下午多热等等。而物候记录如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等，则不仅反映当时的天气，而且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内天气的积累。如1962年初春，北京天气比往年冷一点，山桃、杏树、紫丁香都延迟开花。从物候的记录可以知季节的早晚，所以物候学也称为生物气候学。

（节选自竺可桢《什么是物候学》）

材料二：

我国古代的物候观察和记载开始很早，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有“蚕月条桑”“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夏小正》载有每月物候，是先秦较早的物候专篇。物候能指示农事安排，也可供预报天气参考。

有许多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歌，诗人在借景抒情的同时，也咏及时令季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观察和记载物候的作用。如北宋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描绘了春回江南大地，诗人泊船长江边，目光所及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一个“又”字，正确地反映了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循环不止的规律。

有的诗歌还给了我们揣测具体节令的提示，如南宋女诗人朱淑真的“即景”诗：

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

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诗歌描述的时节正当海棠凋谢、柳絮飞尽，应是春末夏初。不过，“日初长”又给人以从天文学的角度思考的余地。结合地球自转与公转，若不计晨昏蒙影，真正的日初长应从昼夜等分的春分日开始，之后白天一天长过一天。不过就人们的感觉来说，对昼夜的长短并不那么敏感。

我们就古代中原地区（北纬35°）计算了每个节气日出的地方真太阳时，并由此推断当时的昼长。例如，谷雨时节白昼约13小时，相应的黑夜11小时，也许此时人们“日初长”的感觉还不明显；立夏时节白昼约13小时50分，相应的黑夜10小时10分，人们就有了“日初长”的感觉了。这个论断，难免流于臆测，但多少有了一点定量分析的意味。

有一些诗歌，既记叙了物候，又描绘了天象。试看唐代杜牧的《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这首诗既描绘了物象——“流萤”，又描绘了星象——“牛郎织女星”。我们把这首诗描绘的时间，定在公历的8月下旬到9月上旬的时段里，即传统历法（农历）的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的范围之内，在人们的观念中这时已进入秋季，但“秋老虎”依然肆虐人间，故虽题为“秋夕”，有人还手执“轻罗小扇”乘凉。时令到了这时，夜幕已提早降临了，天刚黑，牛郎织女星还明显偏东。古代没有任何污染，秋高气爽，天空澄澈清冽，星星晶莹剔透，牛郎织女这两颗一等亮星特别明亮夺目，却是“卧”着仰望的，说明已经升到了头顶。望星的时间，怕是已经到了9点前后，秋夜的暑气已经退尽，凉意开始来袭，人们也该马上歇息了。

（改编自光明网萧耐园《物候诗》）

材料三：

杜审言：“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可见，中国古代诗歌中包含物候资料，具有科学价值。

物候规律是人的意志不能左右的。如晏殊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由北而南，物候变化。贾思勰就曾写道：“南北有差异，东西有分别。”

纬度越低，物候越早。例如，

吴融：“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山西长治，北纬36度）

钱起：“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安，北纬34度）

李商隐：“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成都，北纬31度）

柳宗元：“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北纬24度）

地势越高，春来越迟。例如，

欧阳修：“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湖北峡州，今宜春东南，地势高于同纬度）

（节选自周有光《物候诗》，有删改）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登高》）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琵琶行》）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李清照《声声慢》）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林教授，您主持了“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研究”两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不知道他们的成长有哪些特定的规律呢?

答：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我们对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及艺术领域众多杰出创新人才进行了访谈和传记研究，发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大致经历五个基本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自我探索期，主要在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父母与小学教师通过创造宽松的探索环境，使孩子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在哪里获得成功的乐趣。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创造性工作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为后来的创造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个体主动性形成的重要阶段。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是发现自己的领域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过前一时期的广泛探索，学生逐渐地将兴趣集中于探索某一方面。之所以将研究的兴趣集中于某一方面，是由于他发现这方面的学习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与他学习的进展速度有关。集中训练期，主要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经过上一个阶段，学生发现自己特别喜欢某一学科，或者在某一方面展现出特别的才华，他就会投入集中学习与训练阶段。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会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明确自己主要的研究或创作领域、方向，开始做出有创新性的工作。在创造期，创造型人才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做出具有重要影响、被同行认可的创造性成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创造期一般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企业家的创造期则是整合各种资源、产出具有广泛影响力产品的时期。进入创造后期，大多数科学研究者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或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际的产品。与科学家创造后期不同的，无论是企业家本人还是所经营的企业，相当一批都会处在创造或创新的衰退期。

问二：       

答：我们在“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人人都有创造性，创新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造性人才不能单靠某一种方法，而需要构建一个多路径、多层次的系统。

根据我们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主要有三类比较成熟的培养模式，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第一类是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这是对常规学科课程非常有价值的补充。我的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的胡卫平教授团队，就开发了一套名为“学思维”的活动课程。这套课程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以思维方法为主线，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专门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课程涵盖了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到创造性思维的多种形式。教学实验表明，参与这类课程的学生，其思维能力、学习动机和创造性人格等创新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证明，通过专门设计的活动来“催化”学生的思维，是培养创新素质的一条有效路径。第二类是课堂教学创新模式，其核心是我们提出的“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课堂毕竟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如果主渠道不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就是空谈。这种模式强调，在日常的每一节学科教学课中，教师都要有意识地融入思维训练和创新素养的培养。我们特别强调五个基本点：一是动机激发，要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二是认知冲突，教师要善于创设能引起学生认知上“两难”的情境，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三是社会建构，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四是自我监控，引导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五是应用迁移，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和新的情境中去。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几千所学校应用，效果显著，它让创新人才的培养真正落地于日常教学。第三类是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这是针对那些在某一领域展现出特殊潜质的“苗子”进行的早期培养探索。比如陕西省启动的“春笋计划”、北京市的“翱翔计划”，都是通过选拔少数具有创造性潜质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进入高校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让他们提前接触前沿研究。我们评估发现，参与计划的学生不仅产出了创造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加深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形成了创造性人格。这种模式打破了中学与大学的壁垒，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深度培养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问三：除了这三种具体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在创新人才的系统化培养中还有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答：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个支撑性因素不可或缺。首先，要营造创造性的学校环境。这既包括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形成师生平等对话的氛围，也包括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比如给学生足够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经费上支持学生的创新活动，建立多元、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标准束缚学生。优化学校环境的创造性是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要培养创造型的教师。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的影响居于第一位，教师的人格、品德、气质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成长，而且这种影响是综合且长期的。一位创造型的教师，不仅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成果并积极应用的引导者，其自身的人格魅力更是关键。只有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知识的教师，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重视因材施教、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摘编自《基于核心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林崇德教授专访》）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其中________期主要在中学阶段。学生经过前期的广泛探索，逐步确定________。在课堂学习中，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精心设计的各类活动，能_________。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为何全球关注超级人工智能

对话人：彭飞，《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前瞻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彭飞：回顾2025年，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大家谈到通用人工智能，充满热情，而谈到超级人工智能，则顾虑重重。2025年10月以来，一份呼吁暂缓研发超级人工智能的声明，获得全球一大批科学家、政商界知名人士的签名。这是为什么？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区别？

曾毅：目前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一般指具有高度泛化能力、接近或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信息处理工具。“它”能够学习并执行智力任务，拥有常识、推理、规划、创造力，能跨领域迁移知识，像人一样思考和学习，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超级人工智能则是指各方面都超过人类智能水平，且被认为是接近生命的存在。“它”可以自我改进和优化，从而在各种领域中自主完成各种任务。这意味着“它”会产生自主意识，且很多想法和行动将难以被人类理解，更难以被人类控制。

我们期望超级人工智能是“超级利他”的，但如果是“超级邪恶”怎么办？有研究发现，当前主流大语言模型在面临被替换的可能时，竟采取欺骗等方式以自保。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模型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测试的环境时，会故意掩盖不当行为。通用人工智能尚且如此，更何况超级人工智能？大家忧虑的正是这种未知感。

彭飞：从历史看，每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完善、治理跟进，人类发展最终都能趋利避害。超级人工智能为何不会遵循这样的规律？

曾毅：不能简单把超级人工智能类比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技术工具。“它”可能拥有独立认知并超越人类智能，这一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带来的风险和颠覆性改变也绝不限于就业、隐私保护、教育等局部领域，而是系统性的。最核心风险在于对齐失败和失控。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价值观不一致，即使微小偏差也可能在经能力放大后导致灾难性后果。人类的负面行为大量存储在网络数据中，不可避免会被超级人工智能习得，这极大增加了对齐失败和失控的风险。因此，在人工智能开发与治理中，时刻都要坚持底线思维，摆脱传统的被动反应、跟进式的模式，做到未雨绸缪、前瞻布局。

彭飞：面对这么紧迫的课题，我们应采取一种怎样的治理思路？

曾毅：从基本原则看，安全必须是发展超级人工智能的“第一性原理”，即安全应成为模型的“基因”，不可删除，无法违背，不能因为可能影响模型能力而降低安全护栏。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安全隐患并开展模型安全加固，坚持主动防御而非被动应对。

从实现路径看，通过“攻击—防御—评估”的技术过程不断更新模型，能有效解决如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等典型安全问题，妥善应对短期风险。但从长期看，真正的挑战在于使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期望对齐。目前采取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即在人机交互中将人类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的模式，很可能对超级人工智能无法奏效，迫切需要全新的思维与行动方式。

从最终效果看，由于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拥有自我意识，更安全的理想图景是使“它”自主产生道德直觉、同理心与利他之心，而非单纯依靠外部“灌输”的价值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从合乎伦理变成拥有道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彭飞：超级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性，一旦出现漏洞、失控，影响是跨越国界的。而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又非常激烈，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在争先。一些发达国家在超级人工智能的研发上更是“油门踩到底”。如何避免盲目竞争导致失控？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协作有可能吗？

曾毅：目前看，通用人工智能还是比较安全的，但人类需要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演变为“军备竞赛”，其危害性不可估量。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也许不需要国际合作，但确保超级人工智能对全人类安全可靠，全球合作是必选项。

世界需要一个高效率、有执行力的国际机构，来协调人工智能的治理，以确保安全。2025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弥合数字鸿沟。这方面的探索还应深入、继续。

各主权国家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体，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更应当有是非之心，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在规则缺位的条件下盲目发展超级人工智能，造成风险外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值得在全球范围推广和践行。宁可稍稍放慢节奏，把安全的底子筑牢打扎实，也不能急功近利，以免把人类社会引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6年01月09日，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比如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以现代标准去看，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就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而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个大家都接受都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客观地讲，“礼治秩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而且，礼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给人们一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更在于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不断培育人们的道德心，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当道德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由礼的约束进为道德自觉，由他律进为自律，达此道德境界，人的内心高度自由，行为则于礼无不自然相合。在潜移默化中将人引向道德之途，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培养人的道德自觉，这就是礼的教化之功，也是礼治所赖以运作的内在机制。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教化，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得以历经数千年而依然完好地保存流传下来，这是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无法做到的。而且，“礼”中的很多优秀合理的成分，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谦虚礼让等好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这些都是“礼治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阻碍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尤其使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然而近四百年欧洲近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却远远落后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崇拜、依赖传统，因循守旧，躺在老祖宗的成果上睡大觉。

其次，“礼治”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反对变革、维护封建制度的屏障。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儒学，提倡礼教，尤其是到了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的明清时代。

再次，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无形中扭曲了人格，压抑了人性，容易使人形成一种畸形心理。礼治社会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人们只知道承担义务，不知道行使权利。

（摘编自张璐《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浅析》）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何认识和叙述乡土中国的“乡土性”，是乡土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但是，进入现代以来，维持乡村秩序的“礼”作为社会规范失去了原来的有效性和坚固性。“现代性”因而烛照出了“乡土性”的幽暗，现代以来文学中的国民性与“乡土性”密切相关。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又长时间处于稳定状态，因而乡土中国被视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些特点基本决定了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学的面貌。

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纯粹的范畴，它也不是单单指涉一个确有所指的地点（故乡），而更多代表一种价值。无论是鲁迅笔下的S城，还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抑或是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湘西，都是作家在离开故乡之后对乡土的重构。因为有了现代与乡土的时空落差，他们笔下的乡土在超时空的范畴中总是预先就已经凋败的。正是因为置身现代时空又被现代文明所塑造，书写乡土的作家才有了观照乡土的参照物。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使用了“侨寓文学”的概念，所谓“侨寓”即寄身他乡。这个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现代文学初期作家文化身份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也在叙事学层面确立了整个现代文学时期乡土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在这样的叙事模式和文化心理中，乡村与城市成为一种结构关系，城市无论是显现的还是隐形的，始终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物存在着。

有意思的是，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长篇小说，这既与乡土问题本身的容量有关，也与作家观察把握乡土的视野和结构能力有关。贾平凹的《秦腔》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50后”“60后”作家耳闻目睹了乡土在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种种沧桑变化，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以历时性的、近乎历史编年体的方式呈现乡土的流变，长篇小说的总体性视角和庞大体量为他们全方位、多维度描写乡土提供了合适的艺术形式。

（节选自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有删改）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乡土文学在现代文明的裹挟下发生了新变。有关乡土文学“存亡”的问题浮出历史地表，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乡土文学消亡论”的观点屡见不鲜。陈晓明认为，“乡土中国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是边缘的、被陌生化的、被反复篡改的、被颠覆的存在，它只有碎片，只有片断和场景，只有它的无法被虚构的生活。”他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例，阐释了作为乡土文学发展的土壤和根基的消亡。张清华也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作家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为代表，乡土文学的格局出现了很大变化，“乡土文学的认识论基础由社会学、阶级论变成文化哲学和人类学。‘乡土文学’变成了广义的历史文化或者农业经验的一种书写，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也就终结。”

事实上，现代化转型给城乡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随着中国城乡发展的规划与完善，乡村面临的困境也会得到更全面的关注和解决。建设美丽乡村、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续写农村新人形象、反映“农民进城”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向度，这些已然成为21世纪乡土小说几个基本的情节单元。从小说创作来看，乡土文学不仅没有走向消亡，还吸引着许多作家将创作热情投入到这片“热土”。人们有理由相信，源于“乡土”、寄托着中国人浓郁“乡愁”、忠于“乡土”的传统文学精神，会支持中国乡土文学走向新的发展。

文学是人学，乡土文学的本体价值也体现在人对乡土的独特情感和精神旨归之中。作家对文学“乡土”的叙事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内蕴在叙事主体中对“乡土本体”的热爱、“乡土传统”的继承、“乡土精神”的发扬都是不变的。从广义上来说，无论是以怀旧情感悲观地书写一曲乡土挽歌，或以静观的姿态客观呈现乡土的现代性转变，或以乐观的感情书写理想的乡土愿景，都能称之为“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概念界定应牢牢把握住人对乡土的审美精神这一本体，以人的审美情感观照文学“乡土”的本质内涵，守住乡土文学的底线标准，才能得出更具学理性的结论。

（节选自毛金灿《21世纪乡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有删改）

乡土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探讨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里的“乡土”并不是单指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更多是一种根植传统的________。它源于乡土，又有着超越地域的普遍性“乡愁”——这不仅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对人与自然、伦理秩序和谐共存的精神原乡的追寻。作家书写乡土的________虽各不相同，但其中对“乡土本体”的热爱、“乡土传统”和“乡土精神”的________都是不变的。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克里斯蒂娜·莫德雷亚努（以下简称莫德）：在您眼里，易卜生是一个怎样的作家？

约恩·福瑟（以下简称福瑟）：我年轻时不喜欢易卜生的戏剧，觉得他的作品结构太复杂。我对易卜生的作品产生兴趣是在进入剧院工作并了解了戏剧如何运作后。现在我十分钦佩易卜生，他是“戏剧魔王”，是我所知所有文学类型中最黑暗的作家。易卜生是个伟大的仇恨者，这一点是我钦佩的。

莫德：您认为仇恨可以成为文学或戏剧创作的动力吗？

福瑟：我觉得在他较早的作品《培尔·金特》《布朗德》和后期戏剧中，都描绘了生活的仇恨，并且将其一直贯穿于作品中。我钦佩易卜生，但我并不爱他，易卜生的作品里毫无爱意。作为作家，你必须非常强大，才能顺理成章地描绘出那样一幅极具破坏力的画面。

莫德：您的作品中也有些和易卜生一样的仇恨，不是吗？

福瑟：作为作家，我不会想着要和谁一样，也不会想着要达成什么成就。我认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就得不妥协。我的作品中确实有一些仇恨，但不乏爱意、关心与和解。我在易卜生的作品没有感受到这些。

莫德：不妥协并非易事，作为作家，您在写作中如何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

福瑟：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作家。因此，对我来说写作并非偶然，而是发自内心。写作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出自我内心或某个我知之甚少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并非我本人，而是另有其人。①______：作家约恩、私人约恩、公众人物约恩。我尽力保持这种状态。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神秘的行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展现尤其是当我写戏剧时。

莫德：您最初写的是小说和儿童读物，后来才写戏剧，是什么让您作出了这一转变呢？

福瑟：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的确是小说，我也为孩子写过几本书。那时我不爱去剧院。后来，我的一个导演朋友希望我参与他的项目。我接受了。坦白说，我是为了钱。他们想让我给剧本写个梗概。②______，因为我觉得，文学作品很难写成浓缩版，这就像要求为音乐写梗概一样，所以我写完了整部剧。虽然那时候我并不喜欢戏剧，但我却喜欢这样的创作，这就是我所有剧本中上演次数最多的一部剧——《有人将至》。

莫德：您第一次看到您的作品被搬上舞台演出时是什么感觉？

福瑟：我觉得很棒！我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戏剧是《而我们将永不分离》。我第一次看是在卑尔根的一次排练中，这部剧几乎是一段独白。女主角总体演得非常棒，她呈现了这出剧的强烈情感，很出色。与大家分享艺术是很棒的经历，我很喜欢。我的剧本很难改编，也不容易被搬上舞台，因为我的作品是一个严密的系统。

莫德：在谈到您戏剧的系统时，您说过“对我来说，形式就是内容”，您能就此展开说说吗？

福瑟：对我来说，为剧院写作也包含了其他写作，即我的散文和诗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混合物，但说到底它就是文学作品。对我而言，戏剧就像一首诗：重复、静默等手法简化了舞台表现。写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③______。好像在倾听早已被书写的东西。我一直这样倾听着。这就是我身为一个作家的感受。所以很难说我所写的是戏剧，它只是单纯的文学，但是我很幸运，它被搬上了舞台。

莫德：您写作时，您身边的人是否会以类型或关联的形式出现在您的脑海中，还是说这一切纯粹出自您的想象？

福瑟：我不喜欢现实。我非常注重隐私，我从不描绘我的个人经历，要是我写了什么个人经历，那么，这些经历一定是您或任何其他读者也经历过的事情。

莫德：您希望您的剧本由怎样的导演来执导呢？

福瑟：我倾向于非常强大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的导演。我本身是个强势的作家，但我更喜欢强势的导演，导演越强，演出便越出色。这类导演从不改动剧本，只有那些能力不够的人才需要去改动。

莫德：在为剧院写戏的过程中，您最喜欢哪个环节？

福瑟：我最喜欢看首演前的最后彩排。我会忽然现身，暗中观察一番，若是发现有待改进的地方，我便会告诉他们。在我刚成为剧作家时，导演们都希望我去观看演出并发表一些意见。但是最近几年，我倾向于在演出准备就绪甚至上演到一半时再去观看。

莫德：时隔多年，您是否变得热爱戏剧了？

福瑟：没错！一部成功的戏剧比其他任何艺术都更具冲击性和压倒性，但在此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必须怀抱希望，耐心等待。也许这正是我最初所经历的——我曾看过太多糟糕的戏剧，我并不喜欢。所以，我很清楚这个过程，也很清楚现在的自己热爱戏剧的什么——那些非常难得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心灵感通的瞬间。

莫德：您如何看待来自观众和评论家的反应和反馈？

福瑟：就像大多数演员一样，我对反馈也很敏感，会被观众的行为和想法牵动。我会在演出时观察观众的反应，一旦他们感到无聊，就说明哪里出现了问题。至于评论家，有的人理解并赞美我的作品，而有的人则无法理解且讨厌我的作品。但是，我猜测这可能与音乐才能有关。

（《外国文学研究<约恩·福瑟访谈录>》，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