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科幻文学问答

问一：从《三体》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受到的关注来看，您觉得为什么科幻文学能跨越东西方，引发人类共鸣？

答：虽然科幻作品中的人物有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但我在创作中也没有特意去凸显中国要素，而是将视野放在人类文明史上。其实，那些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克服灾难的精神，以及对家园故土的眷恋，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美国天文学家提出类似“流浪地球”的想法。欧美的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也常常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科幻文学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共鸣，并架起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关键在于在科幻文学中，地球能够变成一艘飞船飞向宇宙，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这也是科幻小说的精神实质。

问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如人工智能、虚拟世界、数字生命等近在咫尺的新兴科技也大量融入科幻文学的创作中，甚至成为主流题材，对此您怎么看？

答：文学与科学是科幻文学的双螺旋，缺一不可，相互融合。科幻作品需要在科学性、合理性和想象力之间取得平衡。我认为，科幻文学中对科学技术的呈现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二者非但不矛盾，反而互为依存。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型，科幻文学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从科学技术中提取故事资源，这些资源在传统文学中是找不到的。在一般印象中，科学总是用很晦涩的专业术语进行表达，但假如真的明白它所表达的内容，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惊人的想象力，这种想象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的经验。

问三：您如何看待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科幻小说能否缓解人们面对人工智能的焦虑？

答：科幻小说并不能缓解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焦虑，相反可能会加重。因为在科幻文学中，人工智能往往具有自我意识，它们征服世界甚至灭绝人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负面的前景。目前的人工智能，如果仅仅是基于大数据模型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它还达不到毁灭人类的那一步。但这不等于说人工智能就没有威胁了，它现在最大的威胁是取代我们的工作，这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但这个威胁，说实话，在科幻小说中却很少被关注。中国科幻小说有一种流派叫科幻现实主义，即通过科幻的视角看待现实。我期待能有更多的科幻小说，去描写这种比较近的未来，描写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真实变化。

问四：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是否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答：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因素，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面对大自然的态度、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仁爱中庸的人生态度等，这些也可以在科幻文学的创作中体现出来。科幻文学也有责任在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赋予其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新思维方式。

问五：您多次表达从哲学思想中获得了很多启发，能展开谈谈吗？

答：我受哲学的影响的确很大。与科学相比，在知识结构上，哲学更接近科幻小说。因为在科学的世界观中，世界的图像只有一个，但哲学不一样，一位哲学家就有一个世界图像，而且这些世界图像可能完全不同，有些甚至彼此完全相反。假如有一位外部宇宙的观察者来与这些哲学家对话，恐怕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宇宙。这一点和科幻小说十分相似，不同的科幻作家，甚至同一位作家在不同的科幻作品中，都在努力想象和创造不同的社会图像。所以，别人读哲学，可能是试图从不同哲学家的思想中找到自己认同的宇宙真理，但对我来说，我只关心哪位哲学家提出的世界图像更有趣、更有故事资源。正是这个原因，相互对立的哲学家，包括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都可能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问六：您觉得科幻对青少年想象力的激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青年的创新精神是引领未来的潜力与希望。科幻是一种具有强烈创新色彩的文化，它能够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对未知的世界和科学产生兴趣。希望科幻能够为年轻的创新者们带来新的想象和创意空间，用科学的想象力开辟通向未来的创造之路。

问七：对年轻人投入科幻创作，您有什么建议？

答：对年轻科幻作家的建议有两点。第一，科幻创作的能力往往来自科幻之外，它要求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生活的一亩三分地，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看到更远的地方、更远的空间、更远的时间。特别是当我们走出学校，成年以后，会面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压力，渐渐难以将目光从日常环境中抽离出来。第二，尽量不要专职去写科幻，尽量以业余的方式去写。因为如果专职写作，生活可能会面临巨大困难。即便现在的科幻市场能够养活作家，也可能让你的生活变得吃力，这样反而会熄灭创作热情。最好先将其作为一种爱好，业余地进行创作，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再考虑转为专业。

（摘编自肖姗姗李强《刘慈欣专访：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用全新的视角表达传统文化》）

科幻文学与传统文化________，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融合。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仁爱精神与勤俭生活方式等优秀要素，也可以在科幻文学创作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科幻文学有责任以________的思维方式，使中华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并且，和哲学相似，不同的科幻作家在创作中，致力于________，而非表现单一固定的认知。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道、中国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近代铁路、巧夺天工的中国桥梁、千姿百态的车站建筑、古往今来的港口和码头遗址等，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交通形态留下了种类繁多的交通文化遗产。交通文化遗产承载着国家民族的记忆，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围绕交通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您看来，我国的交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交通运输发展历程中创造并留存至今、与交通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类文化遗存，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遗迹，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与精神载体

1994年11月，有关学者提出“线路（Routes）是我们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交通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大类来看，具体呈现为三大体系。

第一，时空维度：具备“空间连续”与“时间传承”的双重属性。空间上，需形成跨越区域的交通网络或线性载体；时间上，需经历较长历史时期的使用与传承，形成稳定的交通功能与文化印记，而非短期或偶发的交通痕迹。

第二，物质维度：涵盖“交通运行全环节”的实体遗存。一是交通线路遗产，陆路的秦直道、近代铁路，水路的大运河，海路的古航路及配套助航标志；二是交通设施遗产，如古桥、码头、火车站等功能性建筑；三是交通工具遗产，如马车、蒸汽机车、轿子等不同时代的运输工具；四是物质遗产附属品，如记录交通的历史地图、里程碑、碑文、管理机构遗址，这些物质遗存共同产生交通活动。

第三，非物质维度：包含与交通有强关联的非物质关联要素。除了上述提到的实体，还需纳入因交通活动衍生的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交通管理制度与规则；二是与交通相关的传统技艺；三是交通民俗与文化符号。同时，因交通产生的文化层面的交流，例如佛教东传等，也可以包含进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蕴含着多重宝贵价值，镌刻着文明历程，见证时代变迁。交通文化遗产有哪些多元价值？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元的，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兼具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文明见证的历史价值。这类遗产是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延续。秦直道、秦驰道等，其宽阔的路面、因地制宜的修筑技术，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央通过交通方式加强对地方管辖的框架体系；大运河贯通南北后，催生了扬州、苏州等运河名城，其沿岸的漕运码头遗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国家治理水平。近代的成昆铁路穿越横断山脉，留存的隧道群与桥梁遗迹，则记录了新中国交通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成为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

其次，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从古代工程智慧到近代技术突破，交通遗产凝结着人类的科技探索。泉州洛阳桥采用“筏形基础”和“种蛎固基”技术，解决了江海交会处的造桥难题，展现了宋代桥梁工程的巅峰水平；京张铁路的“人”字形线路设计，将地形限制转化为技术创新，是近代中国铁路工程的典范。这些遗产不仅是技术史的实证，更为当代工程提供了历史借鉴。

再次，文化传播与融合价值。交通线路历来是文化传播的纽带，相关遗产则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茶马古道不仅运输茶叶与马匹，更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沿途留存的寺院、商号遗址等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与开元寺等多元文化并存，印证了古代中外文化的包容互鉴，这种融合价值在今天仍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最后，经济社会的现实价值。优质交通遗产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大运河打造“骑行运河三千里”的文化线路，既保护了遗产本体，又带动了沿线旅游与民生改善，激发了城市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承载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遵循“优先保护、妥善利用”的原则，构建“保护——研究——利用”的协同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系统性保护机制。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交通文化遗产，需实施分类保护策略。最后，应建立交通遗产数据库，运用新技术对遗产分布、保护状态进行监测，也要防范工程建设与旅游开发对遗产的破坏。

第二，推动多元化利用。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或“只保护不利用”的极端。例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兼具展览、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等。同时，要强化教育功能，多举办相关教育活动，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可以利用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丝绸之路贸易场景，让大家沉浸式感受遗产魅力。

第三，夯实保护利用理论根基，强化学习交流。一方面，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系统梳理中国交通文化遗产的历史脉络与独特内涵，逐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国际通用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研讨环境，推动理论成果与国际先进经验互鉴。

（摘编自张杰《不断推进交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访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众文艺主要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传统民间文艺形态、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新大众文艺形态。

传统民间文艺是大众自发创造、自我享有的生活文化。神话、传说、谚语、歌谣、小戏、泥塑、面花、剪纸、年画等各类传统民间文艺形态，无不出自大众之口、大众之手、大众之心，既装点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丰富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有两种情形，即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二者都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伴随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兴起、形成的现代大众文艺形态，都与传统民间文艺的自发创作、口耳相传的原生形态有明显区别。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以机械复制、量化生产为基本特征，在该生产体系之中，大众往往只是文艺的消费者和被动接受者，其生产与传播主要遵循商品化、市场化逻辑，更侧重于消费性、标准化与娱乐性，文艺作品的审美独立性与精神价值被相对弱化了。“为人民的”大众文艺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的。“为人民的”大众文艺强调以人民的文艺需求为中心，重视文艺作品的精神启迪与价值引领作用。

新大众文艺是现代大众文艺的最新形态，既继承了传统民间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的优良传统，又因数字媒介技术的深度介入而发展出诸多新质。2024年《延河》编辑部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强调“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如今现代新技术、新媒介的突破性变革扭转了这个局面，让大众获得了便捷的、多元的参与文艺创作的机会与渠道。先是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不再受传统报刊文艺生产机制限制的网络写手，读者“跟帖”互动的模式造就了写手与读者共创的文艺新形态，这类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式文本”，使得大众自主的意义生产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之后，微信、抖音等自媒体传播技术普及，民众自编自创的短视频海量增长，其中不乏音乐表演、手工艺类非遗展演等文艺作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大大降低了大众文艺的创作门槛，普通人仅需要通过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工具交互，就能生成小说、画作、音乐视频、漫剧等。

可以说，新技术、新媒介极大地拓展了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的渠道，让现代大众拥有了充分表达、传播自我的广阔空间，这已然彰显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艺创作主体性潜能的完全实现。基于流量经济的运行逻辑，平台及其算法凭借分发机制形成潜在的内容倾向与传播偏好，从选题方向、内容风格到表达方式，都对大众文艺创作发挥着强力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创作者并非以纯粹的直觉、灵感、个性化表达为核心遵循，反而需要主动适配用户偏好、热点趋势以及点击率、完播率等平台标准。实际上，大众创作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大众建立自觉的批判意识，进而获得改造现有文艺生产机制的能力。只有主导文艺创作主动权、掌握技术规则，而非无意识地屈从于算法规则的裹挟，才有可能在创作中实现真正的自主表达，确立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性。

（摘编自季中扬《新大众文艺的三重价值及其实现》）

材料二：

记者：新大众文艺发展面临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如何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倾向，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呢？

王军：新大众文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中、在流量快速变现的利益驱使下，部分创作者一味追求短期商业利益，导致泛娱乐化、价值观导向混乱等倾向；媒介化的文艺评价体系也容易过度依赖收视率、点赞数、转发量等数据指标，忽视长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一要提升思想性、避免庸俗化。通过加强文艺评论、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等方式，推动通俗表达与思想深度有机统一，在贴近大众的同时坚守精神高地，不断提升新大众文艺的思想高度、审美品位与文化内涵。二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站在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媒介哲学等多学科交汇处，展开系统化的知识建构。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深化对其发展规律、价值逻辑与社会效应等的研究。三要深化对“媒介技术向善”的研究。强化价值引导与平台责任，推动“算法向善”、“科技向善”，以法律、技术、政策等手段规制资本驱动下的内容消极倾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人民、服务文艺，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高世名：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唤起人们的“作者之心”。“作者之心”是一个人创造的心志，是一切艺术实践的心灵归宿。就文艺而言，创造不是单纯的差异之生产，不是为新而新；创造是新生活之创造，也是新人之创造，必须扎根大地、情系众生。希望当代中国文艺能从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未来希冀中汲取诗情，创造出“古今中外多维互动、人文科技双向会通”的新文化，回馈给人民，贡献给时代，分享给世界。

（摘编自周昭成、许文嫣《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约会一场浅“吟”低“诵”

叶嘉莹 王一澜

受访人：叶嘉莹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

采访人：王一澜 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王一澜（以下简称王）：叶先生作为诗词研究的名家，可否为当今读者推荐诗词研究的入门书籍？

叶嘉莹（以下简称叶）：要想做古典诗词研究，真正入到诗词研究的门里去，不能光靠读哪本书。因为诗词的入门之法不在书中，而在吟诵中。

王：您的诗词研究是如何入门的呢？

叶：我小时候读书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念起的。最初念的是四书、《诗经》、楚辞。入门给我启发最大的，是背《唐诗三百首》。

我的父亲、伯父都喜欢吟诵，我小时候一面背《唐诗三百首》，一面听他们吟诵。没有人刻意教我，但我听得多了，自然也吟诵，吟诵惯了，便掌握了诗的韵律。我从10岁开始作诗，因为背的诗多，所以对诗的平仄韵律比较熟悉，我从来没有作过不合律的诗。要想学中国古典文学，吟诵非常重要。

王：只有吟诵才能体会古典文学里的韵律之美？

叶：对。我小时候就背熟、吟诵，我根据我的经验，介绍入门的道理。为什么中国的古诗词一定要吟诵才能入门？这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的。汉字是单音独体。比如“花”，一个字一个音，在英语中是“flowers”，就是好几个音。单音独体的字，要想有韵律，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二二的停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最早的《诗经》是四言体，二二的节奏。

从周朝开始，我们国家就有了吟诵的传统。《周礼》记载太师教国子诗歌入门，主要用兴、道（导）、讽、诵等方法。

“兴”即兴发感动，让小孩子体会诗歌作者内心深处感发的感情。“兴”可以随便联想。李商隐有一句诗“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有的人就会把“几对”联想为数量词，以为是几对梧桐树的意思。这是错误的联想。这里的“几对”其实是“多少次面对”的意思。老师引导你正确地理解诗歌的意思，即为“道”。

“讽”，即为背，背下来才真的能够体会诗的幽微深厚的意蕴和美。背下来还不够，然后还要“诵”。诵要有节奏、声调，吟诵的时候就对诗歌有一种更细致深刻的体会和感受。

北方的诗歌音乐系统，从《诗经》开始到乐府诗歌，由四字一句发展为五字一句。南方的音乐系统，是楚辞，有一种形式，被后人广泛传承，那就是前三字后三字，中间一个兮字：“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伤别离。”楚霸王项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魏文帝曹丕诗“秋风起兮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都是七个字一句。这就有了七言诗。

中国古典诗歌整体的演进是与我们语言文字单音独体的特色分不开的。无论是四言体、五言体还是七言体，基本的节奏都是二二、二三，或者二二三。同时这种基本的节奏一定是循环的，不仅是每一句内部有平仄的配合平衡，一串诗下来，同样有循环往复的节奏。这也是造成中国有吟诵传统的重要原因。

王：您梳理了中国古代诗歌吟诵的传统，吟诵也是古人学习诗词的方法。

叶：学诗词，古人的要求，一定是先要会背，背了以后要会吟唱。曾国藩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说到学诗词有两种方法，先是大声地读——高声朗诵得到气势；然后再学习慢声低咏——体会其中的情味。在你背诵吟唱之间，从声音、口吻到内心，都能跟古人的内心感觉打成一片，融会贯通。

王：怎么学习吟诵呢？吟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吗？还是有共同的音调？

叶：这个不是唱歌，没有谱子，不但没有谱子，而且绝对不能谱出谱子来！现在有人把诗谱成很好听的歌。但是你会唱歌，你永远不懂得诗，你也永远不会学会作诗。我小时候，我的伯父、父亲都会吟诵，但是我们吟诵都没有死板的调子，我父亲和伯父吟诵得不一样，我和他们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有一个节奏。掌握了节奏，自己就有自己的调子。

王：在吟诵的过程中传递的不仅有节奏韵律，更有一种诗文的情韵。

叶：对的。钱锺书的诗思智非常深刻，也非常博学，造句用典非常的精微美妙，但是他的诗缺少一种情韵，当时我推测他一定不是很会吟诵的人。因为他的父亲钱基博虽然也是博学多识的学者，但是并未流传下来几首诗。我猜测钱基博应该也是不作诗不吟诵，因此钱锺书也从未受到父亲吟诵的熏习。我的这个推论，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为我找到了佐证。有一本书叫《朗诵法》，序言是钱基博写的，里面谈到他自己不会吟诵。这么一个趣闻可见吟诵之重要。

王：情韵、智慧，是您每次谈到古典文学的两个关键词。所以学诗词的过程更多的也是与古人的智慧情感对话的过程。

叶：一点儿不错，与古人对话。而且中国那么长的历史，能够传到现在的作品作者，一定是他的感情意境、修养品德有好的地方。读之既久，你就自然把你的学识、修养、品格都提高了。

王：回顾您人生中的阅读和研究经历，您读书有什么方法吗？

叶：要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不要光靠入门书籍，你要把他的书拿来自己去读。人云亦云，那怎么是你的呢？所有的入门的书始终是二手的，你要真的拿古人的书来读，读来真的让你动心，才是你的。有一个比喻特别好，会读书的人就像一个刺猬，身上都是刺，滚到哪里身上就沾上什么东西。

王：要有个入心的过程、感动的过程？

叶：对，也要有思考的过程。王国维给了我读词欣赏的入门。但他说的也不是都对，我只是觉得他说得好。比如，王国维谈李后主的词。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看了都很感动，李后主的词是以他个人国破家亡的痛苦写下我们天下人共同的悲哀和痛苦。“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文字极为浅白，但是那种悲哀就蕴涵在里面。所以说读书你要有体会，“学而不思则罔”。读书是一种受用，你要真的习得了，自身饱满了，才享受了。

（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王笛教授主张微观史研究必须具备“大关怀”。这意味着研究者在处理具体的小人物或小事件时，________。通过个体研究展现群体的整体性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此外，在史料运用上，他打破了文史隔阂，________，但同时也强调要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进行印证，以规避文学描述中的偏见。他认为，优秀的历史写作不仅要有学术深度，________，从而让普通民众也能读懂历史。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林教授，您主持了“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研究”两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不知道他们的成长有哪些特定的规律呢?

答：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我们对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及艺术领域众多杰出创新人才进行了访谈和传记研究，发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大致经历五个基本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自我探索期，主要在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父母与小学教师通过创造宽松的探索环境，使孩子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在哪里获得成功的乐趣。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创造性工作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为后来的创造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个体主动性形成的重要阶段。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是发现自己的领域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过前一时期的广泛探索，学生逐渐地将兴趣集中于探索某一方面。之所以将研究的兴趣集中于某一方面，是由于他发现这方面的学习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与他学习的进展速度有关。集中训练期，主要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经过上一个阶段，学生发现自己特别喜欢某一学科，或者在某一方面展现出特别的才华，他就会投入集中学习与训练阶段。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会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明确自己主要的研究或创作领域、方向，开始做出有创新性的工作。在创造期，创造型人才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做出具有重要影响、被同行认可的创造性成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创造期一般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企业家的创造期则是整合各种资源、产出具有广泛影响力产品的时期。进入创造后期，大多数科学研究者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或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际的产品。与科学家创造后期不同的，无论是企业家本人还是所经营的企业，相当一批都会处在创造或创新的衰退期。

问二：       

答：我们在“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人人都有创造性，创新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造性人才不能单靠某一种方法，而需要构建一个多路径、多层次的系统。

根据我们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主要有三类比较成熟的培养模式，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第一类是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这是对常规学科课程非常有价值的补充。我的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的胡卫平教授团队，就开发了一套名为“学思维”的活动课程。这套课程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以思维方法为主线，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专门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课程涵盖了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到创造性思维的多种形式。教学实验表明，参与这类课程的学生，其思维能力、学习动机和创造性人格等创新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证明，通过专门设计的活动来“催化”学生的思维，是培养创新素质的一条有效路径。第二类是课堂教学创新模式，其核心是我们提出的“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课堂毕竟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如果主渠道不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就是空谈。这种模式强调，在日常的每一节学科教学课中，教师都要有意识地融入思维训练和创新素养的培养。我们特别强调五个基本点：一是动机激发，要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二是认知冲突，教师要善于创设能引起学生认知上“两难”的情境，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三是社会建构，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四是自我监控，引导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五是应用迁移，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和新的情境中去。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几千所学校应用，效果显著，它让创新人才的培养真正落地于日常教学。第三类是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这是针对那些在某一领域展现出特殊潜质的“苗子”进行的早期培养探索。比如陕西省启动的“春笋计划”、北京市的“翱翔计划”，都是通过选拔少数具有创造性潜质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进入高校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让他们提前接触前沿研究。我们评估发现，参与计划的学生不仅产出了创造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加深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形成了创造性人格。这种模式打破了中学与大学的壁垒，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深度培养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问三：除了这三种具体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在创新人才的系统化培养中还有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答：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个支撑性因素不可或缺。首先，要营造创造性的学校环境。这既包括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形成师生平等对话的氛围，也包括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比如给学生足够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经费上支持学生的创新活动，建立多元、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标准束缚学生。优化学校环境的创造性是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要培养创造型的教师。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的影响居于第一位，教师的人格、品德、气质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成长，而且这种影响是综合且长期的。一位创造型的教师，不仅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成果并积极应用的引导者，其自身的人格魅力更是关键。只有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知识的教师，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重视因材施教、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摘编自《基于核心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林崇德教授专访》）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其中________期主要在中学阶段。学生经过前期的广泛探索，逐步确定________。在课堂学习中，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精心设计的各类活动，能_________。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家要有自己的水平，要能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所以，尽管一切窗子都打开了，两次破除了迷信，但作家本人还是要有修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老作家的修养的确比较高。要有老作家的帮助。新作家把《人民日报》社论搬进剧本，老作家就不重复一句台词。话剧要写出艺术的语言。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语言，严谨的政治语言，又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提炼成真正的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曹禺同志剧本中的语言，有些好的台词，我们能背出来。鲁妈对周萍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你——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句名句，被新的导演删去了。邓颖超同志发现了，向导演提出以后，才又恢复。好台词是百读不厌的。

（摘自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材料二：

殷国明：您是说剧作家必须具备更高超的理解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钱谷融先生：没错。剧本是为演出、为被搬上舞台而写，它要求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当作正在发生的事，通过演员——也就是剧中人——的活动，具体地在舞台上，在观众的面前展现出来。剧中人既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语言就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剧作家应该根据剧中人的性别、年龄的不同，出身、教养的不同，以及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不同，而赋予他们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特色。决不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刻板地说着同一种干巴巴的毫无个性色彩的语言。同时，这些人既然凑到一块来了，就不能各说各的话，像井水不犯河水地互不干扰；他们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斗争才由剧作者把他们招集拢来的。那就应该让他们发生冲突——性格的冲突，让他们进行搏斗——意志的搏斗。在他们的对话中，应该或者直接而明显地、或者间接而隐秘地体现出这种冲突、搏斗的情况，应该充满着动作性。

（摘编自钱谷融 殷国明《令人憧憬和痴迷的艺术境界——关于〈雷雨〉欣赏答问录》）

材料三：

在科技与戏剧快速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注意戏剧蕴含的价值观念问题。戏剧的价值观念问题，实质上就是戏剧的人文精神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及更为迅猛的未来，重视并推崇戏剧与戏剧教育的人文精神至关重要。

作为集体艺术形式的戏剧，不仅是折射人文精神的一面棱镜，也始终映照着人类对自我本质的永恒追问。无论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戏剧通过极端情境的建构，将人性置于命运熔炉中淬炼。剧场恰似解剖人性的实验室，让观众在角色的命运沉浮中目睹人性中崇高与卑劣的角力。剧场这个特殊的时空容器使分散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凝结成精神共同体。无论古今中外，戏剧始终扮演着人文精神的镜像角色。它不仅记录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更在集体仪式中完成了文明基因的传承。这就是戏剧永恒的人文精神，好的戏剧必然整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光晕。

戏剧教育更像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具象化操演场。在数字技术日渐解构人类感知的当下，戏剧教育以其独特的在场性建构起人文精神再生产的实践空间，将抽象的人文价值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经验。首先，戏剧情境可以激活人性深处的同理心。比如，当学生化身《雷雨》中的繁漪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时，角色扮演就变成了破除认知茧房的利刃。在戏剧里，角色、演员与观众共享的情感使性别、阶层等社会标签在人性的共鸣中消融。这种沉浸式体验超越了文字说教，在肢体与心灵的共振中培育出真实的人文关怀。其次，经典文本的当代演绎能够构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网络。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传统戏曲，戏剧教育将文明基因编码于身体记忆。学生对经典戏剧的演绎既是重新建构剧作者当时提出的人文命题，也回应了学生自身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焦虑：古人、今人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其中人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这种动态传承可以使人文精神摆脱博物馆式的僵化形态，获得持续生长的生命力量。

（摘编自陆军《教育·革新·未来——三大戏剧观的理论贡献、时代局限与未来展望》）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可否先谈谈您是如何被中国艺术史或汉学所吸引，最终走向这个研究领域的？

包华石（以下简称“包”）：庄子开启了我的汉学道路。《齐物论》提出了民主思想，我后来写过文章专门讨论《齐物论》的视觉性与物体特性。因为庄子，我想做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逍遥”术语的细读研究，探讨它在汉代至宋代如何在艺术视觉与政治方面呈现出来。

问二：如何从学术层面探寻中国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包：这需要学者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除了艺术本身的形式与风格外，还要放在历史文化、商业流通、言论管道、风尚习俗等领域全面考察。我认为视觉艺术具有认知维度，可以运用于追踪抽象概念的发展进程。通过考察文本——图像的具体构成，我们能够透视政体、权力、平等、人民等抽象的政治概念在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的演变轨迹。

问三：您提出在古代中国，艺术也是“民意反馈管道”之一，这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

包：艺术作为“民意反馈管道”之一，反映了一个文明的言论自由程度。在中国，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东汉的许多画像石中留下了不少具有政治内涵的图像，如拓片《北风其凉》、武氏祠画像《淮南子》等；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了贵族统治时期，唐代的绘画题材大多限于贵族阶级……不同时期的政治风俗画都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制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问四：……

包：……

问五：您在近著《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中提出欧洲现代的平等观念受到中国的启发与影响，可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包：中国的知识资源启发了许多被视为“西方”特色的“现代观念”。比如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时，欧洲人才谈及“政权”概念，但用的是“贵族性”。虽然有人说西方的制度是科学民主，实际上一开始并非如此。英国人看到中国科举制度，觉得可以学习这“举贤任能”的制度，又花了几百年调整社会结构与文化，才施用于政。

问六：在此基础上，您还提出了“中国的八大发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权力范围的界定、平等的来源、法制、民意反馈、分权制衡、仁政的对象、人情。您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方式，试图证明那些不言而喻的许多现代概念，其来源都是可疑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您所谓的“西方诡辩术”带来的陷阱？

包：“西方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民主、言论自由、贤能或自然等，都视为西方的专有概念。这种诡辩术有两种逻辑弱点：一是将地方习惯视为准则，例如多数美国人甚至汉学家至今都相信，相比于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西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更为民主平等，这种视角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诋毁其他区域，而在于以群体身份认同取代客观历史事实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二是年代置换、反客为主，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给中国贴上“社会停滞”“东方专制主义”等负面标签就是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之中，因此，当代中国人应该重新反思自身文化中的知识传统，不要被“西方诡辩术”迷惑。

问七：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艺术家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包：我认为只有跨文化的艺术品才有能力超越“本土性”，成为用于文化竞争中的国际性产品。欧美先锋艺术家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在坚持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了现代化的创新，推出了有竞争力的国际性文化产品，但五四知识分子在借用西方资源进行社会变革时却失去了传统的根基，无法为自己的文化价值做出合理的辩护，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大多无法用于建构“现代性中国”。未来的中国艺术家如果想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文化产品，恐怕还得重新思考“现代性”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问八：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在《为中国人民声辩》中认为您的著作揭露了西方学者“偷窃历史”的各种诡辩术和偏狭的民族主义，指出了中国美术的精神底蕴，验证了中国文化当年的势能。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包：我想要强调的是，文化不具有本质性，而是流变的。西方并非总是先进的，不同文化之间除了竞争，也可相互学习、借鉴和交流。艺术将以巨大的感召力和魅力，拆除我们在理解之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偏见，把人类不同的心灵沟通在一起。

（摘编自刘燕《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理路与创新——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教授访谈录》）

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中，我们需要打破将特定文明成果本质化归属的认识论窠臼，这种窠臼往往导致以_______取代历史真实的讨论方式。跨文化研究揭示，文明间的启发是双向的，如欧洲现代政治观念就曾受益于_______的激发。这种研究要求我们重视艺术的_______，通过分析_______的构成来追踪观念演变，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中青报：辽宁省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在当时有哪些创举？

王筱雯：辽宁省博物馆前身东北博物馆有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多项创举：说明员制度、文物清理工作的办法和经验、古画临摹、流动展览、考古发掘、伟大祖国古代艺术特展、文物博物馆干部训练班。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们今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问二，中青报：人们常常把东三省一起提，认为东三省的历史、文化、习俗较为相似。辽博所展示的内容与黑、吉两省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王筱雯：东北三省虽地缘相邻，文化习俗相似，但辽宁的地域文化有其独特性。比如，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凸显辽宁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地位；三燕文化对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包括北方乃至域外各民族交往、碰撞、融合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辽博藏有宋元书画、缂丝刺绣等古代艺术珍品，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也是辽博馆藏的重要特色。

辽博现有馆藏文物近12万件，其中书画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体系完整、品质精良、精品荟萃。馆内有世界上最早的楷书墨迹《东晋佚名曹娥诔辞》、“草圣”张旭《古诗四帖》、宋徽宗传世草书孤本《千字文》等稀世之珍。

问三，中青报：你曾经担任辽宁省图书馆馆长，这里也是国家首批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在图书馆的工作和在博物馆的工作会有联系吗？

王筱雯：图书馆和博物馆有很多相通之处，如都承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职责，为公众提供优质文化服务的职责，开展社会教育的职责等。我到博物馆担任馆长后，也在积极推动两馆之间的合作，如在博物馆的展览中，加强古籍文献的展示和利用，合作开发数字藏品、文创产品等。

问四，中青报：辽博是如何做好文物的活化利用的？

王筱雯：一是抓住“深耕传统文化内涵”和“满足观众多元需求”两大核心要素，深挖馆藏文化资源，提炼文物元素符号，将文化附加值与设计美感注入辽博文创品牌，推出簪花仕女鲜花饰品系列、丝绣手绘系列、齐白石系列、非遗系列等，形成良好文创业态。

二是推动文物与科技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推动文物的数字化转型和网络化传播，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等。

三是加强跨界融合，如与辽宁歌舞团合作，选取文物，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推出情景剧《国宝辽宁》，通过舞蹈、器乐、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让文物从展柜“跃”上舞台。

问五，中青报：外地游客和辽宁本地游客是否会有一些不同的关注重点和参观感受？

王筱雯：外地游客往往更关注辽宁地域文化展览和书画展览，如“古代辽宁”通史展、红山文化、辽金文化等专题展，以及近年来举办的“又见大唐”“唐宋八大家”“和合中国”等书画主题展览，并注重服务的便利性。而辽宁本地游客除了参观展览外，还会关注并参与辽博举办的特色活动，注重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

问六，中青报：辽宁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的策展缘起是怎样的？

王筱雯：我们梳理辽博文物背后的故事，发现辽宁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史前时期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呼应，清代从辽阳到沈阳的战略重心内聚，抗战时期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抗争历程，这些都需要一个平台来集中呈现。

问七，中青报：这是辽博时代跨度最大的特展，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下，如何保证用有限的体量做到完整清晰的叙事？

王筱雯：一是以“共同体”为主线，让详略取舍有“纲”可循。每个单元、组都聚焦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本质，着重突出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形成和发展；对于单一民族的局部发展细节，则适当简化。

二是以“标杆文物”为叙事支点，保持叙事的清晰性。比如，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形玻璃注诠释民族文化融合与丝路交融价值，用抗联遗物与支前物品组合详述各族共赴国难的历程。

三是针对部分因体量限制无法详细展开的内容，我们通过现代技术实现“空间折叠”，如辽东马市、辽西走廊、共和国工业成就等，通过多媒体和数字化展示手段弥补文物陈列的空间局限。

问八，中青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民族文物研究和利用应该如何更深入地发展？

王筱雯：首先，研究维度上强化“交融性”挖掘。以往民族文物研究常聚焦某一民族的器物、纹样、技艺等“专属符号”，未来应更注重挖掘文物背后的“互动基因”，系统梳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物的关联。

其次，利用路径上推动“叙事性”转化。避免将民族文物作为孤立的“文化标本”进行陈列，而是以“交融叙事”为核心构建传播载体，通过“文物对话”呈现历史场景，这比单一展品更具感染力。

最后，价值传播上实现“当代性”衔接。民族文物的研究利用不能止步于历史阐释，更要与当代共同体建设实践相结合。此外，还可通过“文物+教育”模式，将民族文物融入中小学思政课、高校民族理论课程，设计研学活动让青少年亲手触摸、解读文物，培养其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认同感”和“现实归属感”。

（摘编自李怡蒙、蒋肖斌《王筱雯：“新中国第一馆”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中国青年报》2025年10月17日）

与同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相比，     ①     ，因此辽宁博物馆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考古资源和馆藏文物资源。但文物需要发挥作用，就必须     ②     ，如推出辽博文创品牌、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加强跨界融合等。另外，辽宁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浓缩的     ③     ，在布展的时候以“共同体”为主线，让详略取舍有“纲”可循，突出民族交流、交往和融合的本质，同时保证各分支叙事的清晰性。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西方环境美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源自美学理论自身拓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反映了学界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反思。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思想以“参与”为核心，重塑环境的美学价值，维系其与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的内在连续性。陈望衡结合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以“居”为核心的环境美学体系，为环境美学中国化探索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在此次对话中，两位教授围绕环境、参与、生态、共同体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钟贞：对环境的理解和定义是环境美学的立论基础，能否请二位各自给出对环境的定义？

伯林特：我所理解的自然，是人所身处并赖以生存的世界；环境则是人类栖居、行动所处的整体语境。环境总是与人相关，无法脱离人独立存在。重要的是不要将环境客体化，而要将环境视作包含人在内的整体。

陈望衡：环境与人是不能分开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只有自然存在；只有人产生后，自然与人发生了关系，才有可能成为人的环境。人与环境双向生成，环境本质上是人化的自然。

伯林特：人与生存其间的环境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的生命经验始终融入环境的发展进程，所以环境不能被视作一种可以剥离的外在对象。我认为在这点上，我和陈教授的观点是有所区别的，陈教授仍对环境保有客体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将环境视作外在认知对象。

陈望衡：我认同伯林特教授对于环境整体性的认识。但我认为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这个观念并不矛盾。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但只有人类出现之后，自然与人发生关系，才形成了环境，从这个意义而言，环境只能是人化的自然。

钟贞：“Engagement”在伯林特环境美学中是核心词汇，陈教授译为“参与”，请二位谈谈对“参与”的理解。

伯林特：“参与”是环境美学中的核心概念，综合了审美场域中所有要素的经验。“参与”与“静观”形成鲜明对比，“静观”本质上是被动接受的，而“参与”是积极主动的。

陈望衡：我认为伯林特先生环境美学中的“参与”体现了两重含义：第一，人参与了对自身环境的创造；第二，环境也参与了对人的塑造。对于环境审美中的参与，不管是人的参与还是自然的参与，我都用“居”这个概念将其概括在一起。因为作为人类生存之本的环境，是人类与其他万物共同的家。按其功能特点和品质，“居”可以区分为“宜居”“利居”与“乐居”三个层次。宜居侧重环境的生态性与安全；利居侧重经济与发展；乐居则侧重文化与精神。所以，“乐居”可以视为环境审美的最高层次。

钟贞：二位如何看待生态美学？

伯林特：我不认为谈论生态美学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把我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从生态视角谈美学是不合适的，因为不能把生态从环境中单独抽离出来。生态视角可作为认识、审视环境的重要维度。

陈望衡：我认为美学不能只讨论生态。从哲学意义来说，生态只有真，没有善，也没有美。所谓生态的好与不好，是人类的价值判断。对于生态而言，它无所谓好与不好，对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所以生态只有真，没有善与美。因此，生态是没有美学的，生态只有和文明结合，才具有美学意义。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提出了生态文明美学的研究方向。

钟贞：二位都谈到了美学与共同体的关系，请谈谈你们的理解。

伯林特：我认为美学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它建立在人类关系最本质的特征上。人类基于这个最根本的联系，不再认为环境与我们相互分离，而是视作与我们密切联系并包含我们在内的母体。各类共同体皆具备内在统一性，我用“连续性”来阐释这一特质。连续性意味着事物更为基础的内在联系，而非不同的、分离的要素的组合。连续性允许个体差异的存在，也体现了跨越差异的和谐。正是这样的连续性促成人类与环境形成共同体，串联起环境、社群、语言以及个体经验、传统历史的深层联系。

陈望衡：我认为美学共同体的建立，根植于环境是所有生命共同家园这一认知。环境作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基础，不是哪个人、哪一国人的，而是全人类共有的家园。整个地球不仅是人类的，而且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家园。环境的审美本质是家园感，美学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因为环境归根结底是人类共有的家园。

（摘编自陈望衡、阿诺德·伯林特、钟贞《人类环境观的再审思：中西环境美学对话》）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应当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这对科普工作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要求。

在对科学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传统的“缺失模式”常常预设公众因知识匮乏而无法理解科学，故需要科学家单向地“灌输”。这种模式人为地在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将科学领域与公共领域人为分离，使科学家局限于专家的狭窄角色，不仅阻碍了有效沟通，更在危机时刻加剧了公众的困惑与不信任。

虽然有学者主张“公众参与科学模式”能够让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实际操作中发现，这个想法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因为这种模式依然是要求公众一方采取行动，而非科学家参与公众。公民科学项目常要求志愿者学习专业方法，却未改变专家主导的决策结构。如果我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让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众为何不理解科学”，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追问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也与科学家未能充分地参与公共领域有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此，我们呼吁“科学家公民”的参与，他们可以主动跨越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以清晰、负责任的方式与公众沟通。所谓的“科学家公民”并非指普通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公民科学家”，而是强调科学家自身同时兼具专业领域具有权威的专家以及公共领域中积极参与的公民这两种角色。这便将他们的责任边界从实验室或学术期刊延伸至他们所属的公共集体，进而融合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对实践审时度势提供判断的公信力。

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科学结论也往往处于动态演进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正确答案”，更是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对不确定性的坦诚，以及对价值权衡的公开说明。而这些无法通过简化的数据图表或权威声明实现，必须依靠科学家以公民身份进行真诚对话。同时科学家公民角色的引入有助于弥合“专家—外行”二元对立的局面，推动科普工作的双向赋能。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不再仅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涉及信任、价值观和伦理的互动沟通。科学家也不是单纯地停留在技术话语中，而是主动参与公共讨论，推动科普从“告知”转向“协商”，从“单向灌输”转向“共同面对”。

科学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不仅是让公众参与科学，同样也要让科学家走进和参与社会，因为“参与”必然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科学家公民”也正是对这一双向过程的响应。

（摘编自王大鹏《“科学家公民”推动科普新范式》）

材料二：

记者：您认为好的科普应向公众传播哪些内容？

翟明国：我觉得有三大类内容：科学知识、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思维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要会批判。我们目前了解的知识，都是阶段性的，是相对正确的，需要后人不断去发展完善。所以我们要先学会问为什么，再去想对不对，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对知识了解得更深入，并发现未来可能的突破点。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科学思维的培养是科普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现在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记者：近年来，包括您在内的很多老科学家在积极开展科普工作，这是不是“大材小用”？

翟明国：科学家做科普肯定不是“大材小用”。因为要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科普能检验出我们是否“吃透”了知识。我身边的很多老科学家有参与科普工作的热情。他们做科普的优势很多，不仅在本领域有较深的知识积累，而且知识面很广。所以由他们做科普，能够讲得非常通俗易懂，还可以结合自身工作，提高听众的兴趣。同时，科普过程中，科技工作者自身也能有收获。一些基础概念，如果长久不用，很可能就记不准确了。做科普能够让我们回过头来检验、复习这些基础知识，对自身也是提高。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协同发展。新修订的科普法也明确，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更提醒我们，应该积极发挥自身力量，真做科普、做真科普，促进公众科学素养提升，为国家培养创新后备军。

记者：“真做科普、做真科普”的含义是什么？

翟明国：……

记者：您觉得我国的科普工作还应在哪些方面发力？

翟明国：首先，从科普受众来看，我认为应当让科普活动覆盖更多的中青年。目前科普受众还是以“一头一尾”为主。“一头”是指老年人群体，他们对科普很感兴趣，有的老人甚至是追着听的，只要有科普活动，不管在哪里讲，他们都去参加。“一尾”是儿童，他们好奇心很强，而且学校、家长很支持他们参与科普活动。

但这中间，缺少了中青年群体，他们可能是科学家、基层干部、企业家。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知识面一定要够广，才能更好地执行落实各项政策。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科技议题，综合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发展趋势，从而做到“下先手棋、谋未来事”。

此外，还应加强对科普工作的组织。有关机构要把有意愿、有能力做科普的人组织起来，在不同主题的活动中，选择合适的专家去讲。活动结束后，还应建立反馈机制，让听众去评价讲解内容的好坏，根据反馈不断调整讲解方式，最终让科普发挥真作用、产生真效果。

（摘编自翟明国《要真做科普，更要做真科普》）

（图表取材于《“价值—态度—行为”视角下科学家参与科普的调查及启示》）

从图表来看，当前，科学工作者参与各类科普活动的形式多样，但________，这对科学家科普工作方式提出要求，要与时俱进，采取________，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及技术不断拓展传播的边界。如近几年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的“银发知播”，虽然高龄，却拥抱新兴技术，运用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手段，提升科普内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也说明科普不仅需要科学家有“科”的专业储备，也需要科学家掌握“普”的传播技巧。当然，除此之外，有关机构也要________，为科学家架设与公众双向沟通的桥梁，关注湖北升学通公众号获取更多内容

钟扬科普事迹：积极参与自然博物馆图文展板的写作，并结合自身的专业研究，用风格多变的语言翻译、撰写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等畅销书籍，向公众传递准确、通俗、有趣的生物医学知识；多年义务为中小学生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比如为学校科学社团撰写舞台剧剧本，与同学们一起排练，是学生的“科学队长”，孩子们说“在钟老师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安江农技任教。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1959年，是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但只得到一些奇花异果，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他决心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有删改）

材料二：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以及出国讲学等方式传授技术，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现在杂交水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等国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加上衡南基地此前早稻测产，杂交稻突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再次打破杂交水稻单产纪录。袁隆平听到测产结果后说，下一步目标，向全省、全国水稻产区推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这样评价袁隆平：“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摘编自《东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