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材料二：

戏剧冲突作为戏剧中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按照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性格与性格的冲突以及性格内部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交代背景、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彰明主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指的是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某个横截面的具象化。剧中人物都有各自所处的独特环境，当人物的性格与主流大环境发生某种奇妙的碰撞时，冲突才得以产生，戏剧情节也随之不断向前运动、发展。因而剧中的人物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矛盾，其源头在于周三十年前对鲁的抛弃。这一抛弃的行动是在家族的压迫下做出的，是源于当时社会上“门当户对”的主流思想观念。个人的力量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下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抛弃，鲁侍萍另嫁鲁贵，才有了四凤的出生和后面的那一场不伦之恋，并在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

若只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则《雷雨》中悲剧的根源在于大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与裹挟，这一论断显然失之偏颇——只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剧本之中的人性塑造。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性的挖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一个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性格与性格的冲突是戏剧冲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手段。同样是《雷雨》之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一段戏，通过人物短短的几句对话和几个戏剧动作，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与蘩漪两个人之间爆发的矛盾看似简单，只是喝药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朴园借着喝药这一件事在树立他在整个周家的权威，他要蘩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咄咄逼人，最后甚至逼迫周萍用下跪的方式劝蘩漪吃药。蘩漪只好步步后退，最终在喝了药之后“哭着跑下”。而周冲之前想把学费分出一半的想法也被立即掐灭。在这一段兔起鹘落的冲突中，周朴园作为一家之主的独断、周萍的软弱、蘩漪的辛酸无助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性格内部的冲突实际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复仇的王子”哈姆莱特一角，当他证实了叔父杀父仇人的身份、决心复仇之后，却因为对方正在祈祷的行为而犹豫不决，最终与仇人同归于尽。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昭示了人物性格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莎翁设计的这种人物的“延宕”，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是不合理的，但站在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剧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来看，却又是最合理不过的。

（摘编自纪超《从人物与冲突看戏剧的本质——以〈雷雨〉〈哈姆莱特〉为例》）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者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与尊严，尤其强调人性的善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哈姆莱特曾经对人类有着高度的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牛顿和胡克在力学、光学、仪器等方面有着伟大的贡献。两人互相启发，但也存在着不少激烈的争论，以致互相仇视。除了关于光本性的争论，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争执，那就是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究竟是谁发明的问题，这在科学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公案。

胡克在力学与行星运动方面花过多年心血，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洞见。1679年至1680年，胡克与牛顿进行了一系列通信，讨论引力问题。牛顿虽然早年就已经在此领域取得过一些进展，但不知是荒废多年还是怎么，这次却大失水准，他竟然把引力看成不随距离变化的常量，并认为物体下落是一个圆螺线。胡克纠正了他的错误，并在信中假设引力大小是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虽然说得比较模糊。胡克把牛顿的错误捅到了皇家学会那里，这使得牛顿极为光火，他认定胡克是存心炫耀，并有意让他出洋相。于是两人间波粒的旧怨未愈，引力的新仇又起，成为终生的对手。

胡克与牛顿的这次通信是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话题。牛顿后来虽然打死也不肯承认胡克对其有所帮助，但多数科学史家都认为胡克在这里提供给了牛顿关键性的启发；没有胡克的纠正，牛顿一直错误地以为行星运动是在两个平衡力——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作用下进行的。到了1684年，胡克和牛顿分别试图证明平方反比的引力导致椭圆轨道（也就是ISL定律）。胡克吹嘘说他证明了，但从未拿出结果；牛顿也说他早就证明过——同样没有任何证据。不过几个月后，牛顿重写了一份手稿，也就是著名的《论运动》，这成为后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的前身。

《原理》发表后，胡克要求牛顿承认自己对于平方反比定律发现的优先权，并在前言里提及一下。牛顿再次狂怒：他暴跳如雷，从《原理》里面删掉了绝大多数有关胡克的引用，剩下不多的，用词也从“非常尊敬的胡克先生”变成了简单的“胡克”两个字。他是如此怒气冲天，甚至拒绝出版《原理》第三卷。在牛顿眼中，胡克完全是个江湖骗子，靠猜想和碰运气来沽名钓誉。许多科学史家也曾以为胡克猜想的成分居多，不过，加州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瑞恩伯格教授从一幅最近披露的胡克的图稿中得出结论：胡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比人们传统认为的深刻得多，他所采用的几何证明手法和牛顿后来在《原理》中所使用的是类似的，所差的只是胡克不懂微积分而已。ISL定律的发明权仍应该归于牛顿，可是胡克显然在其中占有重要甚至关键的地位。

应该说，胡克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曾帮助波义尔发现波义尔定律，用自己的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的细胞，《显微术》更是17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是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曾亲自主持了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城市重建工作，如今伦敦城中的许多著名古迹，都是从他手中留下的。在地质学方面，胡克的工作（尤其是对化石的观测）影响了该学科整整30年。他发明和制造的仪器（如显微镜、发条摆钟、轮形气压表等）在当时无与伦比。他所发现的弹性定律是力学最重要的定律之一。在那个时代，胡克在力学和光学方面是仅次于牛顿的伟大科学家，可是似乎他却永远生活在牛顿的阴影里。胡克的晚年相当悲惨：他双目失明，被几乎所有人抛弃，1688年之后，胡克就再也没从皇家学会领过工资。他变得愤世嫉俗，字里行间充满了挖苦。胡克死后连一张画像也没有留下来，据说是因为他“太丑了”，但也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是牛顿利用职权有意毁弃了胡克的遗物，作为对他最后的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胡克逐渐迎来了翻身的日子，他的名字突然成为科学史界最热的话题之一。2003年是胡克逝世300周年，科学史学者们云集于胡克毕业的牛津和他生前任教的格雷夏姆纪念这位科学家。许多人都呼吁，胡克的科学贡献应当为更多的世人所知。

（节选自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

材料二：

应该说，在与胡克的交锋中，牛顿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于1687年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巨著不仅为物理学和天文学提供了精密的数学工具，还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使科学探索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理论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石，直接推动了蒸汽机、铁路等技术的创新，极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胡克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胡克定律，还在显微镜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首次提出的细胞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并通过对植物细胞壁的观察奠定了微生物学与病理学的基础。胡克的研究凸显了观察与实验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性，推动了科学启蒙的进程。他的诸多发明使得实验科学成为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回溯牛顿与胡克的争端，宛如在跨越时空见证当初的科学发展。两位学者之间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碰撞，也不只是意气之争，更是科学方法与知识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复杂博弈。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场300多年前的争端揭示了科学进步的复杂本质：伟大发现往往伴随着思想竞争与制度创新，科学不仅是发现真理的工具，更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学方程式”《胡克VS牛顿：科学之争？意气之争？》）

“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

——选择性必修下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在20世纪初期逐渐演变为一门学科。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冯·诺依曼才正式证明了博弈的基础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宣告博弈论诞生。

简单来说，博弈的基本构成要素分为决策人、对抗者、局中人、策略、次序等。

所谓决策人，指的是在博弈的赛局中率先做出选择的一方，决策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身在对局中的感受、自身的状态等，率先做出一种具有方向性的选择。

二人博弈对局中的对抗者，往往是选择滞后的那个人。他需要做出与决策人的行为相反的选择。这个对抗者的选择几乎是被动的，他的行为和动作是落后的，但是这将可能成为他最后的优势。简单来说，他所做的选择极有可能是基于决策者的劣势而做出的，具有空间优势。这样看来，对抗者往往会成为二人博弈中占优势的一方。

我们知道一场竞赛会由多位参与者组成，而在博弈中，这些有决策权力的参与者，则被称为博弈赛局中的局中人。人们参加较为正规的比赛，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还会为自己制订一定的计划或者策略，帮助自己取胜，博弈亦是如此。在一场博弈赛局中，任意一个局中人都会制订自己在实际情况中所要施行的计划或者策略，简单来说，局中人的方案与计划并不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而是针对整个对局过程，这个计划被称为局中人的策略。假设在一个博弈赛局中，局中人的策略是有限的，此博弈便被称为有限博弈，反之则被称为无限博弈。

比赛次序有先后，博弈策略亦是如此。博弈中的决策方在一个赛局中需要做出多次决策，此时便会出现决策的次序问题。在此过程中，如果决策的次序不同，信息结构不对称，即使其他要素相同，其博弈结果也不相同。

根据博弈双方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即通常意义上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参与博弈的人有没有达成一个相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假设有协议可以参照，便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若以时间顺序为基准，博弈也可以分为两类：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前者是指在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共同选择或者非同时做出选择，但是所有的后参与者对此并不知情，即后参与者不知道最初的参与者做出了怎样的决策和实际行动。后者是指在博弈中，所有的参与者采取的具体行动有先后之分，而且后来加入的参与者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前面参与者的具体行动。简单来说，囚徒困境^①属于静态博弈，而棋牌类的博弈，或者那些行动、决策有先后的博弈则是动态博弈。

（摘编自《冯·诺依曼〈博弈论〉前言》）

材料二：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博弈中的逻辑推理，冯·诺依曼先构造出一个概念，其包含了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选择。通俗意义上说，参与者的一个策略选择就是一套简单的行动法则，是提供给参与者所有可能情况下的行动指导。假如任意一名参与者都能遵循给定的各种正确的策略，那么所有参与博弈的人在博弈结束时，能够获得的收益就是确定的。

按照作者冯·诺依曼的观点，博弈论是最适合研究经济问题的数学方法。策略能精准建模决策互动，因而博弈论成为分析经济斗争的理想工具。博弈论研究的是斗争，所以在无数斗争的场景中，我们都有可能通过使用博弈论来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例如人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军事上的斗争等。

冯·诺依曼在《博弈论》中对多人博弈中的个体利益最大化问题进行了论证。例如，研究如何用固定长度篱笆围出最大面积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利益最大化问题，我们只需要利用代数或微积分知识便可给出答案。在多人博弈中，当两个理性头脑为了同一个目标产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答案总是会同时依赖于两者的决定，所以这时整个事件的形势与个人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形势便不再相同。比如两个人一起玩井字棋，如果甲方先行，且行棋方式完全正确，那么乙方将永远无法击败他；同样，若乙方先行且行棋正确，甲方也永远无法击败他。此例属于完美信息博弈，证明多人博弈结局由双方策略互动决定。

冯·诺依曼还通过猜硬币与下象棋的案例分析二人零和博弈。他用这个经典的博弈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理论：参与这个零和博弈的人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他们都想尽可能地使对方的利益最小化。在零和博弈中，因双方利益完全对立，参与者需采用随机策略以防止被预判。

要判断一条铁链的强度，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最弱的一环；要判断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首先要知道它的短板在哪里。在最坏的情况下，最可能获得的收益取决于最脆弱的一点。这个时候，参与者可以立足于这种最坏的情况，采用一种随机策略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例如在扑克牌博弈中，玩家能够在信息不透明或对抗性强的博弈中，采用随机策略，通过概率分布打破对手的可预测性，使对手无法通过针对性策略获利，同时也避免自己的单一策略被对手利用，从而在最坏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随机策略也常常出现在考试中，一个老师在为学生出考试题时会随机从教科书中抽取内容，这样一来，就可以促使学生复习整本教科书来保证自己考到最优的分数。

《博弈论》一书既包含了对博弈数学理论的细致说明，又包含了对该理论多方面的应用与实践。博弈论的最终归宿应该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利用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不管是平行利益问题和相反利益问题、完全信息问题和不完全信息问题，还是自由合理的决定、机会影响问题等等，都能够用一个精确的策略来解决。

（摘编自《冯·诺依曼〈博弈论〉译者序》）

【注】①囚徒困境用于描述在一种博弈情境下，个体之间可能面临的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冲突，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材料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方位词是汉语基本词汇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方位词东、西、南、北不仅表达空间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古人很早就赋予“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尊卑内涵。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和认识，首先是与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感受相联系的。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是东和西。确定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万事万物带来希望，东就意味着温暖、光明和新生；西方则是日落之处，日落意味着一天结束，万事万物将面临黑暗、阴冷，常常令人想到死亡和不祥。于是东方主导着生命和吉祥、西方意味着死亡与灾祸的观念就形成了。这正是“东尊西卑”的方位伦理意义的源头。因此，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尊、为大。《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也。”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反映。古代宫中以东宫为首，太子、太后居住于此，因此东宫也代指太子、太后。而古代帝王的嫔妃居住的地方叫“西宫”，地位明显低于“东宫”，是卑微的体现。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三间房时，父母一般居住在东边的房间，成家的子女住在西边的房间，这也是尊长的意思。在宴席上，座次另有讲究。宾主之间相对，则宾东向，主西向。

万物生存离不开太阳，日照充足的地方草木茂盛，日照不充足的地方则不利于草木生长。先民观察到山的南北坡草木之差距，所以对南方也产生了和东方一样的崇拜心理和向往喜爱之情，并把南面称为“阳面”，北面称为“阴面”，南面为尊，北面为卑。《素问》：“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古代帝王皆面南而坐，尊贵者朝南方意味着吸取天地精华，拥有更强的力量来掌管万事万物，这都是南方主掌生长观念的体现。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因此把称王、称帝叫作“南面为王”“南面称孤”，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与此相反，“北面”则泛指晚辈臣下之位。古代礼仪，臣拜君，幼拜长，皆面向北行礼，所以有“面北称臣”之说。

南尊北卑的观念还体现在建筑布局上。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基本走向就是坐北面南。封建社会中，不仅历代都城、皇宫殿堂、宗庙等是南向的，就连百官府衙、寺庙道观乃至民居小宅皆坐北朝南。古代建筑中将东房隔为南北两边，北面的一半朝北开门，直通后院是为北堂。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所以，北堂是妇女日常起居活动的地方，如韩愈《示儿》：“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汉语方位词承载了汉民族的空间认知体验，除了表示自然的空间概念，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想真正懂得汉语方位词的含意，一定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改编自谷素萍《浅谈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材料二：

按一般人的理解，北京中轴线起于南边城墙的永定门，沿子午线一直往北，越过紫禁城、景山而到达鼓楼，止于钟楼。根据谐音，钟楼的“钟”字就暗含终点之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站在朝觐者的角度来看待中轴线的方位终始点，并不是中轴线产生、形成所蕴含的文化本质意义。实际上，整个京师都是围绕皇宫西苑和中心台来展开总体布局、确定中轴线的，尤其是中心台，地位十分特殊、重要。以中心台的钟楼为坐标点，向南延展，直达最南端的永定门，充分表现出“南面文化”的传统精神。

古籍《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方位上，靠北面南成为礼制惯例。不但皇宫，就是一般房屋民舍都要坐北向南，并由此衍生出“左东右西”，以东方为贵。故而，从方位意义论，中华文化又称“南面文化”。这赋予了方位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与中华大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农耕文明及相应产生的易经阴阳哲学有渊源。

而在规划布局上，古人所绘制的总平面及地图与今天则大不一样，方向也完全相反。古代的地图和表示方位的绘图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都是下北上南，就是因为古人在绘图、看图时是背北面南的状态，往前俯视则近处在下，即为北，远处在上，即为南，这便是南面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即可理解北京中轴线钟楼和鼓楼前后置于中轴线上的定位安排。虽同处中心台地段，但钟楼是司晨的“晨钟”，表示一天生活的开始，天亮了就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开启，这就是一切活动行为的起点，必然位于中心台北端。而鼓楼乃是“暮鼓”，此时来到黄昏，阳光将被黑暗代替，鼓楼自然应位于中心台的南端，从而形成中轴线走向，再不断向南延续去扩展城市。

所以，这条中轴线以钟楼为起点，以神圣至上的“天机之数”15里为长度，向南延伸至整个城市的最南城墙位置处，便戛然而止，并在此建南大门城楼，即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终点。

（摘编自李先逵《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哲理意蕴探秘》）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乐府《江南》是现存较早的乐府歌辞之一，也是诗题中出现“江南”的最早文学作品。在讨论古乐府《江南》涉及的地域时，人们常按照当下对“江南”的理解，将之定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地。然而，近来学界对“江南”概念的研究表明，先秦两汉时期“江南”一词多指长江中游洞庭湖南北的楚地，吴地则多被称为“江东”。这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古乐府《江南》的来源地，以及古辞中的“江南”究竟是洞庭湖南北的楚地，还是太湖流域的吴地？不少乐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谈论古乐府《江南》时谨慎地将之称为“吴楚”的民歌，但是此曲究竟产于吴，还是产于楚，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古乐府《江南》的演唱方式。《宋书·乐志》在介绍汉代相和歌时讲到了《江南》古辞（古乐府《江南》），可知古乐府《江南》是汉代相和歌中的一曲。古乐府《江南》后四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学者多据此判定其采用了一人唱、多人和的演唱方式。这种演唱方式具有明显的楚地歌谣特征。

再来看押韵方式。黄节先生在《汉魏乐府风笺》中认为古乐府《江南》后四句中“西”与“北”隔句押韵，并以楚辞《大招》中“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同用“西”“北”押韵为例。黄节先生的论证，表明古乐府《江南》后四句的押韵方式和韵部均与《大招》相同。此外，古乐府《江南》从东西南北四方描写游鱼的手法，与楚辞《大招》从四方展开叙事的写法，也是非常相似的；《招魂》末尾的“魂兮归来哀江南”，更是“江南”第一次出现在韵文中的例子。因此，无论是从演唱方式来看，还是从押韵与叙事手法来看，古乐府《江南》都显示出了与楚地民歌较强的亲缘性。

古乐府《江南》首句即“江南可采莲”，可见“采莲”是人们观念中“江南”的一项标志性活动。那么早期人们的观念中“采莲”活动的主要地域是哪里呢？《尔雅·释草》云：“荷，芙渠。……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可知莲与菡萏、藕等一样，都是荷（芙蓉）这种植物的一部分。在先秦两汉，出现这类意象最多的作品，无疑就是楚辞。《离骚》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湘君》有“搴芙蓉兮木末”，《招魂》有“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等，都是楚辞“香草”意象的组成部分。在汉代，荷花也被认为是楚地的特产植物，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楚客子虚描述云梦泽的风物，就特别提到“莲藕觚芦……外发芙蓉菱华”。相反，在秦汉文献中，几乎难以找到将莲或荷花视为吴地特产的例子。

东晋之后流行的吴歌之中，也有不少与“莲”相关的作品，但用法与古乐府《江南》有很大区别。王运熙先生曾经指出“谐音双关语，委实是吴地歌谣的最大特色”。吴声歌曲中使用“莲”意象时，绝大部分都使用了“莲”“怜”双关的修辞手法，隐喻男女爱怜之情，如《子夜歌》中“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子夜夏歌》中“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读曲歌》中“湖燥芙蓉萎，莲汝藕欲死”。而古乐府《江南》中出现“莲”的句子中，不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还是“鱼戏莲叶”，将“莲”改为“怜”，都不能显示出与爱情相关的谐音双关。也许正是因此，古乐府《江南》中“采莲”和“莲叶”等词语，在唐前吴声歌曲中也未曾出现过。由此可知，吴声歌曲中主要将“莲”用在谐音双关的修辞中，与古乐府《江南》中“莲”的用法是完全不同的。

至此，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文学中“莲”意象的分布，古乐府《江南》的演唱方式、意象呈现手法，以及汉魏六朝文人对古乐府《江南》地域背景的认识来看，古乐府《江南》涉及的地域都应该是楚地而非吴地。不过在六朝时，政治重心转移到建康，文人开始向吴地聚集，莲花的种植和关于莲花的写作也涉及吴地之莲，文人不断引用和书写“江南采莲”的意象。在南北割据局势下人们开始频繁用“江南”一词代指整个南朝，使得吴地也成为文学中“江南采莲”的发生区域。唐代以后，“采莲”的地点开始变得吴楚不分，如唐代陆龟蒙所作《江南曲》中既有“鱼戏莲叶南……影乱吴娃楫”，又有“鱼戏莲叶北……稍背鄂君船”，囊括吴楚两地。王昌龄《采莲曲》中“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的描写，更将吴、越、楚的采莲女放在同一个画面中。更多的诗人，开始将采莲的背景完全放在了唐代经济日渐繁荣的吴地甚至越地，李白《采莲曲》中“若耶溪傍采莲女”的形象，又衍生出西施采莲的传说，进一步将“江南采莲”的背景向东转移，构成了我们当下认为“江南采莲”为吴地或越地风俗的印象。

（摘编自徐俪成《楚歌还是吴歌——乐府古辞〈江南〉的地域考察》）

事实上，中国古代莲花的产地很广，除了少数高寒地区，各地都有分布。但在古诗文作品中，“莲”这一意象_____，正是继承了古乐府《江南》文化基因的结果。随着吴地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文人集中的地域与“江南”所指的地域同时东移，“江南采莲”的地域也经历了______。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江南采莲”的意象_____，这些引用和书写会沾染上新的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江南采莲”从水乡乘舟劳动嬉戏的欢乐场景，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赋”“比”“兴”是《诗经》中的三种基本表现方法。但“赋”“比”“兴”具体应该怎样解释？如果我们只从“赋”“比”“兴”这三个字最简单最基本的意义来解释，则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赋”有铺陈之意，是把所欲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比”有拟喻之意，是把所欲叙写之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兴”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触发而引出所欲叙写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

它们实际上都表明了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和作用。所以，“赋”“比”“兴”事实上乃是中国最古老的诗论，是古人对诗歌中的感发作用及其性质的一种最早的认识。我们结合几首诗，对这三种古典诗歌中最基本的表达方法分别做一探讨。

首先，我们看《小雅》中的《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苕”是一种蔓生植物，又叫“凌霄”,开紫红色的花朵，到秋天花将落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了黄色。而“芸”正是黄色的样子。凌霄花的这种憔悴黯淡的样子，实在比狂风吹落满地残红更加令人难受。因为古人有诗：“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花也是一样，被狂风吹落，只会令人产生对一个美好生命突然夭折的惋惜之情；而枯萎在枝头，则使人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所有的生命都要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这个残酷事实。所以，看到变黄了的花，早已深感人生悲苦无常的诗人，就不觉发出了“心之忧矣，维其伤矣”的沉重叹息。这就叫作“见物起兴”。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兴”是诗人先看到外物，由此引发心中的情意。它的感发层次是由“物”及“心”的。

然而，在“兴”的作品中，“心”与“物”之间形成联系的因果关系有时很难用道理解释清楚。这首诗的第二章就是一个例子。“苕之华，其叶青青”,是说苕的叶子长得十分茂盛。但面对这茂盛的绿叶，诗人何以会发出“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哀叹?《毛传》推想：那是因为花落了，只剩下青青的叶子，所以引起了诗人为花的消失而悲伤。而朱熹的《诗集传》则推想：那是因为叶子眼前虽然茂盛，但不久也将凋零，所以引起了诗人为绿叶不能长青而悲伤。“心”与“物”之间的感应本是极微妙朦胧的。它们之间有的是情意的相通，有的是声音的相应，有的是反面的相衬，有的恐怕连作者自己都未必能说出个所以然。这就是“兴”的表现方法在感发性质上的特点：它全凭直觉的触引，并不一定有理性的思索安排。

下面我们再看《魏风》中的《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也是在诗的开端就写出了一个物的形象，然而接下去就与上一首不同了。诗人说：“大老鼠呀大老鼠，你今后别想再吃我的粮食!我侍奉了你这么多年，你却一点儿也不顾及我，现在我要离开你，去找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这显然不是在写一只真的老鼠。诗人用的是“比”的表现方法。他心中恨的是那些一味剥削重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家伙们，可是他不直说，却用“硕鼠”这个形象来打比方。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硕鼠》在感发的层次上是由“心”及“物”。就是说，作者心中先已存有某种情意；然后寻找一个外物来作比喻，写出心中那种情意。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比”这种表现方式是有着理性思索安排的，与“兴”的全凭直觉在性质上显然不同。

再看《郑风》中的《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瑜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这首诗是一个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叮咛告诫之词，她并没有假借什么外物的形象，而是直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这种表现方法就是“赋”。“将仲子兮”不过是女子对她所爱男子的一个称呼，但仅仅四个字中就用了“将”和“兮”两个语气助词，充分表现了女子柔婉的口吻，传达出一种感发。女子说：“仲子啊，你不要跳过我住处的里门，也不要折断我们种的杞树。”尽管这女孩子说话的口气十分委婉，但所说的内容毕竟是连续的两个拒绝和否定，这也许会伤了对方的心。于是，她接着就来挽回了：“我哪里是舍不得那些东西啊!我怕被我的父母知道。”这是在肯定之后又一个委婉的拒绝和否定。可接着她又说：“你当然是我所怀念的，可父母的责备我也是害怕的呀!”又一个肯定，然后接一个否定。叙述的口气一下子推出去，一下子拉回来，一下子又推出去，一下子又拉回来。就在这翻来覆去的口气之中，女孩子内心的感情已经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口气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把“畏我父母”换成了“畏我诸兄”和“畏人之多言”。这种形式属于重章叠句，为的是反复吟唱。可以看出，“赋”实在也是诗歌中一种很有用的表现方法，它并不需要借助草木鸟兽之类的外物，直接就能传达出内心的感发。在感发的层次上，“赋”是即物即心的，它所写出的形象本身就是作者心中的情意。

（摘编自叶嘉莹《古诗词课》)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成之所，是道德秩序、乡土礼俗、故风旧习等传统的发生和维持的场域。随着乡村被卷裹到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中，乡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记忆也面临消退。

乡村社会记忆，首先是生活在乡村中个体自身的社会经历反思，通过记忆的方式重构过往的个人生活经历，是个人生活史的重新赋意；其次是一场针对过往乡村生活的集体性追忆，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建构；最后是构建某一特定的地域、社区在国家民族层面中的社会记忆，构成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生命档案。

对个体来讲，记忆强调过去的历史事实与当下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呈现出的意义。记忆内嵌于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大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或交互行为附着于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体的行动是在其所属集体或者社群特定的文化秩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秩序也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个体，都可以用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保存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印记。近年来出现的短视频、返乡体、影视纪录片等形式，开启了技术下沉与全民结媒的时代，正好反映了当代人对加速的现代性的不同“写作”方式。

乡村人文遗产、文物古迹等构成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场”，它们成为呈现记忆消失的印记以及社会对过去或者失去的记忆重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这些“记忆之场”正是勾连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当下这两个时空极值，并重新阐释它们的媒介。其间，每一个体在这些“场”中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与情感。

总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生成于现实社会并内嵌于社会框架之中，其本质是对过去的当下重构，在回忆与忘却的辩证关系中持续存在并达到富有生命感的情感意义。记忆产生于社会又缔造了社会（或社群），个体记忆是在社会记忆中形成的。同时，记忆具有重建性并通过依附一个社会“意义框架”被保存下来。乡村生活世界的记忆成为生活在其间或曾经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一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紧密地关联着传统、风俗、故土、人情，真实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摘编自项继发《重拾乡村社会记忆》）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的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__________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__________，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摘编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说起来诗也是不平等的，说诗不平等不是指诗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同样好的诗或同样坏的诗却有绝对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诗除了内在的本值以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这附加值往往还成了诗的主要价值。附加的价值自然来自附加的意义，而附加的意义则来自两件事物：一是时间，一是阅读。时间和阅读常常是比原作者更重要的创作者。我们读《诗经》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诗经》已同当年孔子面前的《诗经》不是一回事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两千年的存放已大大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

时间首先就唤起了你的尊敬，远古的诗比当代的诗更能吸引你凝神关注，这就像是人们重视异乡情调而轻视本地风光，甚至与“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些粗鄙的谚语也有几分理通之处，源于一种很难解释但又毋庸置疑的心理规律。比如说同样是说大话，身边侃爷的豪言壮语，你常常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听，但《卫风·河广》中说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大话你听着就有几分惊心动魄了。

长长的时间隧道放大了古人的声音，远古的神秘与隔膜甚至使当时人们的街谈巷语对今人来说都带上点神祇的味道。人们对古代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带着子孙对宗祖的敬畏，带着生不满百年的过客在无法克服的时间面前必有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带着几分现代人的优越感。敬畏和自谦使人们觉得古人深不可测，连举手投足都大有深意；而那种不能自禁的优越感则又使人们对古人的短处心怀宽容，对古人的一颦一笑都感到惊喜。当然，时间为古诗增添魅力还由于古今语言的奇妙差异。语言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演变，古今的语言同中有异，这相似的影影绰绰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诗经》的语言乍一看来实在是不解其详，但仔细推究又能够恍然大悟，这种掘土见泉、登山望景一样的过程使你有一种创造的喜悦，使你对自己终于获得的理解与欣赏备加珍惜，你无意之中变成了作者的同谋，你会从哪怕是平白无奇的句子中体味出无限深长的意味。

阅读在作品增值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仅次于时间。这两种因素还常常纠结在一起，作品存在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阅读机会当然就越多，作品所积累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越深厚。具体到《诗经》，重要的还不是这部作品受阅读的广泛程度，而是它在阅读中所处的地位。作品的阅读地位关系到它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反过来改变着作品自身的状态。比如说一束光如果它没有为人照明它仅仅是一束光，而一旦它在黑暗中照亮了人们它就成为一盏灯；一束光和一盏灯的意义是不同的。

《诗》本来不过是田野的民谣、宴饮和祭祀的侑曲，《诗》最初是诗，在长期充当了经的角色之后就成了《诗经》。“诗”是它的本来面目，而“经”则是它的后来面目。《诗经》作为经所经历的阅读是一种神圣阅读，神圣阅读赋予它一种庄严性和绝对性，因而那些本来是偷情幽会的诗也就神圣起来了。

对于《诗经》，明代以后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说要把《诗》就当成诗来读，现代批评家更是主张剥去了它作为经的光环。这种阅读立场非常正确，也非常益人心智；但这主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诗经》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确实还同其他诗不一样。就因为它曾经充当过经，它的存在就已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已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心理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它的精神已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赋予；甚至它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语源，我们今天许多日常的成语就来自《诗经》。因而我们今天读《诗经》不仅是由于对古人的好奇，而且还由于对自己的好奇；不仅是一种旁观，而且是一种自省。——就因为《诗》曾经被当成经来读，它于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再也回不到纯粹诗的状态了。或者可以说把《诗》当诗来读是一种文人眼光，而把《诗》当经来读则是一种史家见识；作为一个读者你或者偏执一端，或者兼具手眼，那就看你的高兴了。

（摘编自李书磊《〈诗经〉辨》）

材料二：

甲骨文“美”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而且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此后的传世文献《易经》《尚书》没有“美”字。《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因此，《诗经》里的“美”字全部出现在《国风》中，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诗经》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

（摘编自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静女《诗经·邶风》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不要遵循任何模式或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有人在学生时代已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有人更爱历史和乡土传说，有人爱民歌，还有人觉得那细致地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或者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难道不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吗？

我没有忘记，第一次翻开巴尔扎克的作品，却几乎不懂他说些什么。主人公的财务状况竟描写得如此详尽，我大失所望。我所期待的是充满狂热与纠葛的故事，是前往野蛮国度的旅行或者甜蜜而冒险的艳遇；谁知没有这一切，却要我去操心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的钱包！我厌烦地将那本蓝色小书放回原处，从此许多许多年都没再读巴尔扎克，直至很久很久之后重新发现他；这次才是认认真真的、一劳永逸的发现。

又过了若干年，一次与书籍有关的新体验带给了我满足。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了“中国丛书”，在我看来，这是当今德国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永不会忘记，我在阅读这些书时如何惊异和心驰神往，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于我如何地既陌生又正确，既符合我的预感和期望又美好无比。几十年来，我对中国典籍的喜爱有增无减，床头多半总是摆着其中一部。

今世，对书籍已有些轻视了。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人类非得自自然赐予，而是从自己的精神中所创造出来的许多世界中，书籍世界是最大的一个。没有文字和书籍，便没有历史，进而也不会有人类这个概念了。我们每天可以观察到书籍的命运是多么奇怪而近乎神话，发出那么强大的魔力，令人炫目。

大多数孩子都很快而极自然地学会阅读，毫不以之为奇，少部分孩子把握住学校所授的魔术之键，年年，或每隔十年，不断对其魅力产生惊讶。今天虽也教授读法，但注意到由此会给予孩子们多大帮助的人，便很少很少了。没有阅读天份的人，其阅读能力仅停留在读懂零碎的信息上；也有少数人被完整的文字和言辞所吸引了。这少数人，便成了读书家。他们从孩提时便在课本中发现若干诗或故事，待能轻松读通那些后，便舍不得丢开它们，一步步向书籍的世界踏去了。每进一步，都会发现这个世界多么广大，存在一切民族和时代的精神！

与这魔术完全无缘的人们，他们对于阅读，恰像无音乐之耳的人聆赏音乐一般，竟然指斥读书是使生活无能的、病态而危险的举动。如果能在书籍世界的迷宫、洞穴或大洋中沉浸几百年，也许就不会感到这个世界的狭窄罢！书籍中这无限的世界，对所有真正的读书家，显示了各不相同的姿态，但他们都向着这世界走，去觅求、体验自己。有些孩子，从童话开始，走进莎士比亚或但丁的世界；有些孩子，从有关星空的图集开始，进入开普拉或爱因斯坦的作品；有些孩子，从诗句开始，进入中国古代那些温和的教训中去。无数的道路，经由原始林通到无数的目标去。而任何一个目标都不是尽头，在所有的目标后面，展开着新的原野。

凡是真的读书家，即使没有增加一本新书，也能借着已有的宝物，继续几百年的研究。对于那些读书家，书籍每隔数年都会显出新的不同姿态，作不同的解释，唤起不同的共鸣吧！

意识到世界的不同文化是相连接的，在关联性视角下愈读愈使我们对世界上一切的思想和文学，理解得更为透彻。各种民族的几十万种声音，都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努力，用不同的名称呼唤着同一的神，梦见同一的愿望，有同一的烦恼，我们会在更多单一的个性中见到一切的共性。

（摘编自黑塞《书的魔力》）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情境】

你是一名高中生，加入了学校的家乡文化生活现状调查课题小组，小组成员共五人，研究时间为一学期，拟定的研究对象是“家乡商家招牌”，请你阅读资料后参与小组讨论。

【资料】

①在一个研究的开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想通过你的研究来回答关于这个世界某一方面的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研究问题不是“论文题目”，也不同于论文的“主题”或“主旨”，而是你在一个研究中非常具体地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应该以疑问的形式问出来，以问号结尾。一篇学术文章不可能回答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那么你应该为读者指明这样一篇文章的篇幅到底能够回答那个问题的什么方面。学术论文要求作者思路连贯、架构严谨地探讨学术问题的答案，只有当你的问题尽量具体而明确的时候，这种探讨才可能成功，才可能有意义。

②研究问题从目的上分类，可以分成三大种类型：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关注“我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描述性研究关注“如何描述这个问题？”；解释性研究关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层级是由浅入深的。

③探索性研究一般是在某一个问题还没有被清晰定义出来的时候最合适的一种研究目的。它常常被用于初步了解某个问题的大体情况，探索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因此很多前导研究都属于探索性研究。当我们对某一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就可以进行描述性研究了。与探索性研究不同，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观察具体反映出某一个问题的客观情况。描述性问题经常问的是“什么”“哪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过程”等问题，把真实情况用系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最常见、最典型的描述性研究就是“人口普查”。解释性研究，顾名思义则是把重点放在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对于一些问题，已经不仅仅需要去客观反应和描述事实了，而是需要依托现有的理论和文献，提出相关的解释变量。因此，解释性研究里一般会设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变量，并试图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④那么我们确定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提供以下五点。

⑤该研究问题是否是你和别人所在乎的？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应该是对某个领域的理论建设或实践操作有贡献的、能推动知识车轮向前发展的问题。比如对于公共管理而言，研究“为什么有的公务员工作效率高，有的效率低”，就要比研究“公务员的外貌有什么共同特征”有意义。

⑥该研究问题是否可以争论？一个问题如果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答案，或者这个答案很容易查到，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它意义不大。很多问题虽然最初看上去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问题，但实际上领域内基本达成了一定共识，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员工的情绪是否对其工作绩效有影响？”但是，这类问题可以转化成更加具体的、挖掘进一步未知空间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下员工情绪对其绩效影响最小？”。

⑦该研究问题是否过大或过小？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既具体又有研究的空间。比如，我们来看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内容为虚构）。研究问题1：“为什么鸡会横穿马路？”研究问题2：“在2020年5月1日，有多少只鸡横穿了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马路？”第一个研究问题过于宽泛，问哪种类型的鸡，问在哪里的鸡，问在什么时间横穿的马路；而第二个问题过于具体，导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的空间，有监控的话数一下就好了，其研究结果对其他研究也没有很明显的推广意义。那么比较合适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折中一下，修改成以下的研究问题：“是哪些环境因素，导致2020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小鸡横穿马路事件？”

⑧该研究问题在给定的时间和资源下是否适合和可行？这一个标准要求我们考虑研究问题的规模、所需的资源、所需的时间等因素，做一个实际的考虑。你是否拥有经费、合作者、现成的数据、足够的时间，这些都将影响你能回答的问题的规模。这一点要求我们把梦想牵回现实，脚踏实地地考虑自己的现实资源，去解决能力范围内的问题。

⑨该问题要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还是“观点”问题？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是用来反映和总结社会规律的，它能解决“事实”类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财富分配是否是平均的？”，而不能解决“观点”问题，比如“美国的财富分配是否应该更平均？”。在价值问题、偏好问题、信仰问题上，是没有办法争论和达成统一标准的。

（节选自《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

老师为了帮助同学理解研究问题的三大类型，针对“家乡商家招牌”举出三个例子加以阐释。“家乡商家招牌的语言特色”是探索性研究，选题对家乡招牌的语言特色并未清晰界定，①______，才能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打开局面。描述性研究则根据科学观察客观呈现事实，例如“家乡老街与新街商家招牌有什么差异”是描述性研究，研究需要通过对老街和新街的商家招牌进行科学观察，②______，而不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家乡商家招牌用语与辨识度相关性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选题包含③______，整个研究需依托“消费者认知理论”“广告用语传播理论”等理论，通过调研理清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