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阿门其日格的树

你不会太留意阿门其日格的树——最常见的旱柳，细长的枝条不成比例地斜生在粗矮的树干上；同样常见的白杨，也略显干瘦，但向天挺拔，似乎在倔强地宣示：树，哪能向风沙低头？阿门其日格，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曾经的“握手”之地，60年过去了，这里不仅杨柳遍布，更有灰绿色沙蒿里冒出的簇簇沙柳和柠条。

你可能也从未听说让树“破沙”的人，但阿门其日格饱经沧桑的老人，数十年后仍哽咽着向记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村口路边，几乎每个60岁以上的村民，都能跟你讲这里的树有多珍贵，跟你讲带领阿门其日格人种树的是谁。

牵着毛驴、拄根棍子，走遍阿门其日格，他决定：种树，防风固沙

1961年，不满30岁的李治平调任阿门其日格公社党委书记时，这里已是杭锦旗沙化最严重、最穷困的地区之一。“全是沙！”

过度开荒令这块本就气候干旱、又邻近沙漠的土地遭受严重生态破坏，“欺负”过土地的阿门其日格很快被风沙欺负，陷入“越缺粮、越开荒、越沙化”的恶性循环。冬春多风，室外少有挺胸走路的人。人们低头、捂脸、眯眼，摇晃着前行，脸被打得生疼，嘴里嚼得出沙味。

牵着毛驴、拄根棍子，足迹遍及全公社每个角落的李治平，见到的就是这么个阿门其日格。到阿门其日格当书记，就得让这一方水土能养活一方人——认准这个道理的李治平作了决定：种树，防风固沙。

老人们回忆，在阿门其日格，这是破天荒头一回有人号召大伙种树。如今，只有70岁以上的阿门其日格人亲历过“老书记”带大家种树的过往。他怎么说服大家的、说了什么话，已经没什么人说得清，但人们记得那个大高个、爽朗的书记发动社员时，“和气！可和气了！真和气！”

李治平的儿子李明亮记得，一次去乌兰敖包看望住在老乡家、久不见面的父亲，老乡却告诉他，父亲早上四五点就出了门。“那天风沙刮得啥也看不见，老乡都说，风这么大，别出去了，他说不行，种树一天都不能耽误。”

李治平组织各大队支书去隔壁伊金霍洛旗有植树造林经验的公社参观。参观回来，支书们个个摩拳擦掌。有人好不容易弄回一棵榆树苗，种在学校对面的“硬圪梁”上，验证干旱硬梁上能不能把树种活。试验的结果让支书们为之一振：种得活！有的树就这么皮实！

没苗怎么种树？李治平从伊旗借来一部分树苗，又发动家家户户找亲戚朋友帮忙，从外地找，终于找到一批“树栽子”。还不够，他又推动公社允许社员在自家房前屋后种少量“自留树”，剪下枝条当苗。

跟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阿门其日格林业干部张润焕，他人生中见过的第一棵树，就是7岁时父亲响应李治平号召，从外地带回的一株成人膝盖高、小指头粗的榆树苗。小树苗被种在张家老屋旁，如今，盘根错节，干分两股，状似合抱，承载了一方土地的绿色记忆。

阿门其日格无路可退了！他发起七天七夜的大讨论，决定：造林，就是出路

老辈们异口同声：王占文是在阿门其日格人走投无路的节骨眼上，被旗委派来的。“他临危受命，救了阿门其日格的命。”

那是1970年，李治平已离任、植树防沙被中断的阿门其日格，变得更穷、更困难、更棘手。36岁的王占文，旗委派他到阿门其日格任党委书记，希望有经验、能力强的他能改变这里的面貌。他二话没说就来了。

随爸爸搬来阿门其日格后，当时只有10岁的王小燕偷着哭了好几回。“全是沙，啥也没有，风刮起来把脸打得生疼……我当年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开这里。”

“见一个人，进一户门。见了走路的跟走路的调研，见了放羊的跟放羊的调研……问得特别细，白天晚上就这么个走。”说着说着，张润焕掉泪了。“来我们家住过，人不拿架子，我们铺的毛毡，没有褥子，他说行呢行呢，就这挺好，还能挠痒痒。”担任过阿门其日格村支书的高风卿说。那几年，王小燕对于父亲最深的记忆，就是家里一摞摞笔记本都写满他漂亮的手书。

刘茂成在文章里记录了王占文走遍全公社后开领导班子会的场景：“王书记不时插话，他想把汇报会开成一个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共同切磋琢磨的会议。”

听干部们用“风起明沙流，压倒房子人搬走”“房子埋在沙里边，出路只有向外迁”形容阿门其日格现状，王占文问大家：“出路只有向外迁？老百姓走光了，留下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让这块土地变成毛乌素、库布其，老百姓会答应吗？党和政府会允许吗？”

大家越讨论意见越统一，终于拧成一股绳：穷在沙上，害在风上，少在树上，差在干上。阿门其日格的出路是大搞植树造林，让黄沙变绿洲。

……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在那棵“硬圪梁”上的老榆树前，在原奋勇大队的万亩沙柳林前，在速地沟大坝下的果树前，在曾经只有一苗柠条的龙王庙前……他们的身影仿佛穿越时空，一一闪现，四顾阿门其日格一地的绿色与并不起眼的树，他们笑着挥挥手，慢慢转身，步入林海，化作其中的一棵棵树，与这片土地永远相连。

（摘编自第3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阿门其日格的树》，作者为方立新、刘伟、王京雪、朱文哲、张典标）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劳模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劳模精神以特定的时代内涵与形象表征回应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需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一时期的劳模选树也因此集中于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与组织劳动竞赛、完成生产任务紧密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了积极生产、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氛围。如耿长锁、王治俭等农业领域劳模，王进喜、时传祥等工业领域劳模，焦裕禄、雷锋等先进模范代表，均以其团结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激励各地区广泛开展劳动竞赛，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并最终凝练成具有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精神特质的劳模精神。

改革开放后，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升，劳动形态日益多元，社会生产亦由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基调下，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知变化直接扩展了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凡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者都被纳入劳动者范畴。劳模群体也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体育明星等类型的劳模不断涌现。如孔祥瑞、包起帆等生产劳模，袁隆平、吴大观等科技工作者，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王顺友、吴登云等服务业劳模，不仅具有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还以锐意进取、巧干实干的精神风貌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的精神品质，刻画出具有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内涵特质的新时期劳模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劳动内涵进一步更新和拓展，不仅需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还需要创造性劳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大会评选出包括一线工人、企业技术人员、农民工、科教等专业技术人员、科级以下干部等多个群体，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劳模队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由“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特定劳模群体凝塑的精神品质进一步丰富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以精益求精、创新创造为表征的新时代劳模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入，劳动形态日益多元，劳模精神的具体内涵也在新的历史主题下被赋予相应的时代元素，但其基本内涵与精神所指却始终如一。

（摘编自崔延强、孟亚男《劳模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当代高校劳动教育路径创新》）

材料二：“5月是结婚旺季，各位小姐姐们一定要在最美的时节做最美丽的新娘……”

4月16日，一场名为“星婚庆星耀眼”的直播在进行，这次“带货”的两位主播均是劳模。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劳模直播已不是新鲜事，镜头中的他们服务贴心、带货可靠，被网友们称为“劳模天团”。

从80年代的“劳模服务”到如今的“劳模带货”，在南京新百，老典型群星璀璨，新劳模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劳模们在平凡岗位上守正笃实、锐意创新。

“劳模天团”的带头人正是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吕雪瑾。

“我能成为劳模，都是向商场里的劳模师傅们学习的。”吕雪瑾笑着传授经验。

南京新百善“出”劳模。1983年，陶佩芬被评为全国劳模。柜台里有300多种小商品，白天忙，她就把商品的价格、品名、产地、用途等抄下来带回家背，业余时间到牙膏厂、肥皂厂和口腔医院向专业人士请教专业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陶佩芬成了洗化用品行家，蒙住眼睛的她随便拿块香皂一闻，就能准确地报出其品牌、产地、价格和特征。

陶佩芬时常将自己的服务秘诀讲述给同事听。在她的传帮带下，大批从业人员懂得了什么是“匠心”。陶佩芬还组织编写《新百劳模服务艺术》手册，帮助青年员工找到通往劳模舞台的“钥匙”。

2018年7月，吕雪瑾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6位一线劳模共同探索新零售时代变化下的创新服务营销方式。经过一年的摸索，逐步探索出“老字号商业信誉+劳模品牌资源+场景化购物体验”的新型服务模式。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代劳模都有着自己的使命。

陶佩芬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没人在意服务态度，她自己买东西时遭过“白眼”。当上营业员后，她温暖的笑容、处处为顾客考虑的态度让顾客如沐春风。

迈入新时代，一批年轻劳模脱颖而出，劳模精神也被赋予更多内容，一方面要将专业化做到极致，另一方面还要能把握时代脉搏。

吕雪瑾深知光靠之前的“两把刷子”在当下已行不通。她开始带着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试水“直播带货”。如今，“劳模带货”已发展成“全员直播”，在劳模的垂范作用下，南京新百的每一位营业员都拥有了直播带货的能力。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劳模已经过时了，我不这么认为。”吕雪瑾说。

劳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摘编自苏雁、王菲《南京新百的“劳模天团”》）

6 .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探界者”钟扬（节选）

【选段一】

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有众多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执着的钟扬团队发现了它。钟扬把拟南芥栽种在自己位于西藏大学安置房的后院中，把它做成标本带回了复旦大学。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哪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现，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天……

【选段二】

种子达人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和同伴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西藏高等植物的1/5。

……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牛仔裤，戴着一顶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钟扬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一位同事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们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位同事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选段三】

生命延续

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出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钟扬的同事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西藏大学的老师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工作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半夜1点开始处理邮件，半夜2点上床睡觉，凌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出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钟扬的同事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之后戛然而止。

而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著作《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水平，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千万颗飞扬的种子

徐鲁

一粒种子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或许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在荒原上，在沙漠里，在岩石底下，甚至在水泥墙壁的缝隙里，我们都看到过种子的神奇力量。

老一辈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早年写过一篇幻想性质的科普故事《蒲公英》，故事的主人公有蒲公英、鸢尾花和紫罗兰，也有默默生长在岩石缝隙里的茅草们：春天到来时，总是顽强的茅草的种子，最先从岩隙里萌发出来，交给大地一片蓬勃的绿色。

①______

钟扬还在少年时，就是同学们眼里的“种子选手”。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创建“少年班”。少年钟扬凭着“学霸”的实力，考入中科大第三期“少年班”。梦想的种子就像洁白的蒲公英花球，从少年的手中，朝着远方飞扬起来……

1984年，刚满20岁的钟扬从中科大毕业，来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花木葱茏的植物园，成了他痴迷的乐园。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了15年。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伴随着他的青春芳华。

美丽的梦想之花迎风盛放。意气风发的钟扬，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计算机室，组建了一个计算机生物学青年实验室，还创建了一个水生植物室。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绿。2000年，钟扬离开武汉，来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一个新的机缘，给他梦想的种子插上了更加有力的翅膀，他把目光投向了植物学研究更远的远方。

②______

2001年，适逢复旦大学对口支援西藏地区。钟扬闻讯，迫不及待地报名要求到西藏去。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成了西藏大学一名普通的植物学教授。

这时候，古老的青藏高原和皑皑雪山，向他张开了阔大的怀抱。两千多种独特的植物，六千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就像美丽的格桑花海，正在高原上等待着他。

草原，是跑马的地方；盐池，是养骆驼的地方。“青藏高原，是高原植物种子的宝库，这里才是植物学家应该来的地方哪！”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收集种子的人”。

在雪山下，在风雨中，在高高的悬崖边，在深深的峡谷里……他用了5年在野外奔波的时间，才渐渐适应了高原反应。

这个坚强的人，每天有着旺盛的工作激情，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疲惫。只是他暂时还不知道，因为体质特点的不同，高原缺氧的环境，对他的心肺功能造成了看不见的损伤。

2002年，38岁的钟扬和他志同道合的妻子张晓艳，收获了他们“爱的硕果”——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小哥俩儿出生时，钟扬正在研究一种红树植物。他用植物名字给两个儿子起名为：云杉、云实。

钟扬到西藏后不久，心中就有了一个美丽又清晰的目标：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的生物“家底”，去发现和辨认出每一个被遗忘的物种。钟扬和他的学生们一起，付出了16年的时光，在这些遥远的地方，留下了采集野生植物标本的足迹。

人们粗略地计算过，钟扬在青藏高原上走过的总行程，早就超过了10万公里；他和学生们采集到的植物种子，多达4000万颗。

③______

传说中有一种古老的“风花”，它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要找到它和得到它，需要付出一生作为代价；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多少人舍弃一切幸福去追寻它，而一旦靠近了，就会离不开它。

就像神奇的“风花”一样，在高寒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它们的生命也在慢慢地、神奇地进化。而钟扬的心，也越来越被“风花”一样的高原植物所“蛊惑”，一旦靠近了，就真的再也离不开它们有时，为了采集到某些珍稀的植物样本和种子，他带着学生要进入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或者攀登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上。

“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都是对人类毅力的挑战。”钟扬这样鼓励着年轻的学生们，同时也激励着自己，“上不得昆仑山，怎能盗得来灵芝仙草？”有一天，钟扬惊喜地发现了一种内核比较光滑的毛桃。为了不损坏种子的完好度，他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和学生，小心翼翼地帮着“啃”毛桃，啃出的桃核再小心地刷干、擦干，晾干后，再送入琳琅满目的种子库。他把精挑细选出的5000颗桃核，仔细地保存在样本瓶子里。有的种子样本，可能要存放上80年到120年，留给未来的研究者们。

④______

2015年5月，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才保住了生命。

医生再三强调，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但一想到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钟扬很快又从医院返回了高原。同事们明显看到，因为多次受到高原病的折磨，他的脸已经浮肿。钟扬却淡淡一笑，说：“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

他心中的“希望”，也是他的梦想：一是收集到更多植物的种子；二是在藏区播撒和培养更多人才的种子。他想象着，未来的日子里，有无数像蒲公英花球一样人才的种子，飞翔在辽阔美丽的青藏高原上……

2017年9月25日，一个令人痛惜的日子。钟扬在去往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他生命的年轮，停止在了53岁。

2019年2月18日，钟扬入选2018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位扎根大地的科学家，无愧于这样的颁奖词：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跋涉16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

（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在“天路”守护你

贺勇、阿尔达克

3月，大地回春。喀喇昆仑山脉腹地依旧冰封千里。国道219线像一条巨龙，隐没在沉沉夜色里。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和田边境管理支队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海拔3780米，门口的巨石上刻着10个字——“新疆南大门，昆仑第一所”，格外醒目。

民警殷欢笑紧了紧大衣领口，他的嘴唇发紫，指甲轻微凹陷。

手机响了。110指挥中心转来警情：“一辆货车在距离派出所70公里处发生故障，冲下路基，需要救援。”

23时47分。殷欢笑转身，跑进值班室，拿上装备，叫醒同事。两分钟后，警车冲出院子，消失在风雪里。

这一夜，他们不知要走多久，不知风雪会怎样肆虐。但他们知道，被困的司机一直在等待。这条路上，他们是过往群众重要的依靠。

70年前，也是3月，新藏公路正式开工建设。这条连接新疆叶城与西藏拉孜的“天路”，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动工，仅用19个月便全线通车，创造了高寒地区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70年后，当年的砂砾路变成了柏油路，小道拓宽成国道。不变的，是这条路与生俱来的使命。它是边防之路，是生命之路，是守护之路。

而殷欢笑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这条“天路”上坚定的守护者。

在这儿工作，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从叶城出发，一路向南。海拔表上的数字不断攀升，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渐渐变得沉重。窗外，赭褐色的山连绵不绝，没有植被，只有裸露的岩体和终年不化的积雪。

穿越昆仑一号、二号隧道，行驶120多公里后，我们抵达新藏公路上的第一个卡口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库地边境检查站。这里是新藏公路的咽喉要道，每天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人经过。

继续向南170多公里，便是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派出所成立于2015年，在编55名民警，来自17个省份，平均年龄30.5岁。所长曹程，甘肃庆阳人，在高原上已待了多年。他指着身后的营区说：“在我们这儿工作，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语气平静而深沉。

这里的寂寞，是方圆几百公里不见人烟，是终年不化的雪山与戈壁，是含氧量不足平原40%的空气，每走一步都要承受缺氧的煎熬。更让民警们牵挂的，是两地分居的家人，即便家在和田，一年也只能回家三四次。为了排解乡愁，派出所在进门处贴满了民警家人的照片，每个宿舍的门牌上都贴着家乡的地标。巡逻回来的曹程，有时会在宿舍门口驻足，摩挲那张庆阳黄土塬的照片。

民警李英杰，河北邢台人，1995年出生。2017年10月，刚入伍的他主动申请来到赛图拉。初来乍到，他以为高原风景优美，可一夜过后，便体会到高原的厉害——走路喘，上楼心慌，夜不能寐。后来他发现，身体的不适只是小事，真正的挑战在巡逻路上。平均每周巡逻四五次，不少时候要去海拔5000米以上的偏远山口，车辆到不了就徒步，有时一走就是一整天，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冻得手脚僵硬。每当走不动时，看看远处的雪山，想想坚守的意义，他就有了动力。

继续向南，抵达海拔4280米的大红柳滩边境警务站，辖区面积达2.38万平方公里。民警们每月至少巡逻一次，每次五六天，里程动辄2000公里，巡逻时海拔均在5000米以上，有时野外扎营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

民警舒余峰，1997年出生，云南文山人。2019年，22岁的他主动从云南来到新疆，冬天冰雪路面打滑，从和田出发整整走了3天才抵达。初见这里一片荒凉，商铺仅有10家左右，晚上亮灯的只有警务站。时任站长阿巴白克力笑着迎接他们：“你们终于来了！这里的人，我都见腻了！”

从生死救援到温暖细节

2025年12月，康赛达坂大雪纷飞，零下30摄氏度的深夜，寒风如刀。李英杰刚躺下，手机就响起急促的求救声：“我们的车侧翻了，两个人被困，快冻僵了……”

李英杰立刻叫醒同事，开着警车冲进雪夜。平时一小时的路程，那天走了近两个小时，大雪封山，只能凭记忆摸索。到达坂脚下，积雪没膝，车无法前行，3人跳进雪地徒步跋涉。风猛得睁不开眼，雪灌进鞋里化成冰水，缺氧让人头晕目眩，他们扶着岩石一步步挪。

走了约3公里，他们找到侧翻的越野车，两人蜷缩在后座，身体僵硬、意识模糊。李英杰和同事脱下大衣裹在他们身上，用上氧气瓶、热水等所有急救手段，5个小时后，终于将两人抬出达坂，送上救护车。

“天路”之上的守护，还有藏在细节里的温暖。2025年7月，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接到报警，一辆拉鱼货车起火，大火扑灭后，鱼因缺氧奄奄一息，司机急得满头大汗：“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啊……”

曹程拍拍他的肩：“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他挨个联系辖区商铺，没卖完的鱼，民警们自己掏钱买下。司机感动得要送鱼，曹程摆摆手：“我们是警察，这是应该做的。”民警们说，守护从来不是单向付出。大红柳滩的商铺老板每天给警务站送热水，西藏多玛乡的藏族老奶奶总会塞来酥油茶，过往旅客也会叮嘱他们注意身体。这些温暖，把萍水相逢焐成了血脉相连。

用坚守和信念，成为最可爱的人

2018年，公安边防部队集体退出现役，从边防武警到国家移民管理警察，身份变了，但肩上的责任没变——从“守边境”到“守群众”，使命更具体，责任更沉重。曹程本有机会回到甘肃与家人团聚，那个夜晚，他独自站在派出所门口，望着雪山，最终拨通妻子电话，平静地说：“不回去了。”面对追问，他指着“昆仑第一所”的巨石：“边境总得有人守。我不守，你不守，总得有人守。”

殷欢笑从东海之滨来到喀喇昆仑，“转改”那年，退伍手续已办好，却因一场突发救援选择留下。这些年，孩子出生、妻子生日他都缺席，但群众的每一次呼救，他从未缺席。

赛图拉边境派出所的阳光房里，三角梅开得正艳。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种活花木不易，民警们悉心照料。“这是生命的象征，也是我们精神的镜子。”曹程常说，“咱们这儿缺氧，但从来不缺精神。”这份精神，源于康西瓦烈士陵园。在海拔4280米的康西瓦达坂旁，长眠着上百位为边疆献身的烈士。每年新民警上山，第一件事是向烈士报到；老民警调岗，最后一程是向英烈告别。

曹程曾在陈祥榕烈士生前所在连队宿舍伫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刻在他心上。“他们用命守住这片土地，我们守的路，就是通往他们墓地的路，没理由不好好守。”

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常年飞雪，移民管理警察与哨所官兵共同守护山河安宁。巡逻途中相遇，两群人会在风雪中庄严敬礼。李英杰说：“看见山上的哨所和五星红旗，心里就踏实了，我们守的是同一片山河。”

70年前，筑路大军用铁锹和镐头在“生命禁区”开凿出一条“天路”。70年后，他们的后来者——这群年轻的移民管理警察，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这条“天路”。

离开赛图拉边境派出所的那个黄昏，殷欢笑正准备带队出发巡逻。窗外，雪山无言，大道向前。

我在“天路”守护你。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路，而是       ①       ，是       ②       ，更是       ③       。

（摘选自《人民日报》副刊，有删减）

10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铁匠

（法）埃米尔·左拉

铁匠身材高大，当地没人能比。他肩胛高耸，脸和手臂被炉中飞出的火星和锤下的铁屑燎得黢黑。在他的方脸上，乱而密的头发下面，长着一双孩子般的眼睛，又大又蓝，亮如钢铁的闪光。他下巴宽大，笑起来活像他那鼓动的风箱，震得屋顶发颤。当他用打铁养成的习惯有力的动作扬起胳膊的时候，他50岁的年纪和那举起的25斤重的铁锤相比，似乎算不得什么。

这把锤子，他管它叫“小姐”，是个威风凛凛的悍姑娘，从韦尔农到鲁昂，只有他一个人能舞得动她。

我在铁匠家里住了一年，整整一年，使我得以恢复健康。本来我失去了喜怒哀乐，失去了思想。我茫然不知所之，想给自己找一个平静的一隅，在那里，我可以工作，可以恢复我的精力。一天晚上，我正在路上，已经走过了村子，我远远望见了那个火焰熊熊的铁匠铺，它孤零零地斜立在十字路口。门大敞着，火光映得交叉路口一片通红，连对面小溪旁边的一排白杨树也如同火把一样地燃烧着。在静谧的暮色中，从两公里外的远处，传来有节奏的铁锤声，颇像一支愈来愈近的铁军的马蹄声。我走过去，在敞开的门中站住，被一片光明、一片雷鸣般的响声包围。看到这样的工作，看着人的手把烧红的铁棍弯曲拉直，我高兴，我的心里已经觉得有了力量。

那个秋日的晚上是我第一次看见铁匠。他正在打制一个犁铧。他敞着衬衫，露出粗糙的胸膛，伴着每一次呼吸，他的金属一样结实的肋骨骨架便清晰可见。他身向后仰，猛地一使劲，把锤子打下去。他不停地打着，身体柔软而连续地晃动着，肌肉绷得紧紧的。铁锤循着固定的路线上下飞舞，夹带着火星，身后留下一道闪光。铁匠用两只手舞动着“小姐”，而他的儿子，一个20岁的小伙子，钳子头上夹着一块烧红的铁，也在打着，他打出的声音沉闷，被老头子那可怕的姑娘喧嚣的舞蹈声盖住了。当，当——当，当，好像是一位母亲在用庄严的声音鼓励一个孩子牙牙学语。“小姐”舞着，摇着她裙衣上的金片，每当她从铁砧上跳起来的时候，她的腿根便在她所打造的犁铧上印上一道痕迹。一条血样的火焰喷溅到地上，照亮了两个打铁人的颧骨，他们长长的身影一直延伸到铁匠铺黑暗的角落里。渐渐地，炉火变白了，铁匠停下手来。他满脸漆黑，依着锤柄站着，甚至没有擦擦他脸上淋漓的汗水。他的儿子用一只手慢慢地拉着风箱，在风箱轰鸣声中，我听见他依然没有平静的两肋喘息着。

晚上，我睡在铁匠那儿。我不再走了。他有一间空屋子，在铺子的楼上，他把那间屋子给我，我也就接受了。刚到五点，天还没亮，我便被卷入到主人的工作中去。我被那座房子上上下下的笑声唤醒，它从早到晚总是热热闹闹的，无限欢乐。在我的底下，铁锤飞舞。我好像是被“小姐”从床上扔了下来，她敲着天花板，把我当成懒汉。那间简陋的屋子，那个大衣橱，那张白松桌子和那两把椅子，被震得乱响，仿佛是在向我呼喊动作快点。

我应该下楼了。

到了楼下，我看见炉子已经红了，风箱响着，一股蔚蓝和玫瑰色的火焰从煤上升起，风助火势，炉火宛如星光闪烁。铁匠在准备一天的工作了。他把铁放在角落里，翻着待修的犁和车轮。看见我，他把双手插在腰上，这个好人，他笑了，大嘴直咧到耳根。看见我五点钟就被赶下床来，他高兴极了。我看他是为敲而敲，早晨，他以他的铁锤做了一个奇特的报时钟，催人起床。他把两只大手放在我的肩上，俯下身来，好像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他对我说，自从我生活在他的废铁之中以后，我好多了。每天，我们都坐在一辆翻倒的车屁股上一起喝白葡萄酒。

铁匠从不叫苦。他一天打铁14个钟头，接连打上几天，到晚上还是很开心地笑着，一边用满意的神色抚摸着胳膊。他从不悲哀，也从不厌倦。我想即使房子倒了，他也能用双肩把它顶起来。冬天，他说他的铁匠铺很暖和；夏天，他把门大开着，让干草的味飘过来。当夏天来到的时候，傍晚，我走到他身边，在门前坐下。我们是在山坡上，整个峡谷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平坦广阔的田野在淡紫色的暮霭中消失在天边。他看到这些，心里洋溢着幸福。

铁匠经常半真半假地说他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二百多年以来，这个地方用的犁都是铁匠铺提供的，这是他的骄傲。没有他，一棵庄稼也不能生长。田野五月变绿，六月变黄，是因为他出了力。他爱庄稼，像爱自己的儿女，看到火热的太阳出来了，他就兴高采烈，遇到下冰雹，他就伸出拳头诅咒那些乌云。他经常指给我看远处的某一块没有脊背宽的土地，告诉我说他某年某年为那块燕麦地和黑麦地打过一副犁铧。到耕地的季节，他时常扔下锤子，走到路边上，手搭凉篷，看着。他看着无数他造的犁正在开垦土地，划出田垄，正面，左面，然后右面，直到整个峡谷。牲口拉着犁，缓慢地向前走着，好像正在行进中的队伍。犁铧在阳光下发出银色的闪光，而他，扬起胳膊，叫我过去看那地耕得多棒！

我楼下叮叮咣咣的响声使我的血液中也有了铁，这对我来说胜似吃药。我已经习惯于这种声音了，为了确信我在生活，我需要铁锤打在铁砧上的音乐。我的房间，由于风箱的轰鸣而充满活力，我在那里重获我的思想。当，当——当，当，这声音犹如一个快乐的钟摆，标记着我的工作时间。到最紧张的时刻，当铁匠发起火来，当我听到那烧红的铁在他狠命砸下的铁锤下发出断裂的声音的时候，我便激奋起来，腕间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我真恨不得一笔把世界抹平。后来，当打铁炉平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复归沉寂。我走下楼去，看到那些被征服的铁依然冒着青烟，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我时常在炎热的下午看见铁匠，他是何等地健美！那裸露的上身，那突出而结实的肌肉，使他像米开朗琪罗的一个拔山盖世的伟大雕塑。看着他，我找到了艺术家们在希腊的死人身上艰难寻找着的现代雕塑的线条。他在我的眼睛里是因其劳动而变得异常高大的英雄，是我们这一世纪永不疲倦的孩子，他在铁砧上千锤百炼着我们分析的武器，他用火与铁锻造着未来的社会。他以自己的铁锤为乐。当他想笑的时候，他便抄起“小姐”，使劲地打着。于是，伴着炉子呼出的玫瑰色的气息，他的家里便响起滚滚雷鸣。我似乎听到了劳动本身的呼吸。

就在那儿，在铁匠铺里；在铁犁中间，我永远治好了我的懒惰病和怀疑病。

材料二：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节选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注释】“技进乎道”出自清人魏源的《默觚》，是指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前进一点便可进入到“道”的境界。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1988年4月的一天，中国核潜艇在南海进行了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在水下数百米，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就要承受一吨多的重压。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严，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1963年4月，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进行深潜试验，在下潜近190米时沉没，艇上129人全部遇难。

在深潜试验誓师大会上，很多人拿出了遗书，还悲壮地唱起了《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这时，62岁的黄旭华宣布要与大家一起下潜：“我是总设计师，我要对核潜艇负责，对艇上170名同志负责……”现场瞬间沸腾了，大家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由此，黄旭华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深潜试验第一人。

那天，南海浪高1米多。潜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气氛极度紧张，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测量和记录各种数据。试验成功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黄旭华激动难抑，写下四句话：“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他说：“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对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核潜艇配上洲际导弹和核弹头，不仅有核打击力量，而且有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所以，《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中国政府在启动“两弹一星”项目的同时，也启动了核潜艇研制项目。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却被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能力。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放出狠话：“我们的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核潜艇研究团队，黄旭华作为技术骨干入选。

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他们只能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有关核潜艇的信息，仔细甄别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黄旭华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件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的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作为祖国挑选出来的1/29，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上。

准确地说，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别的科技人员，是有一点成果就抢时间发表；你去搞秘密课题，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老同学曾这样问过他。

“不能泄露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任务，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一辈子都当无名英雄，评了劳模不能发照片，犯了错误只能留在这里扫厕所。你能做到吗？”刚参加研制核潜艇工作时，领导曾这样对他说。

黄旭华的回答是：“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们经历过的，隐姓埋名算什么？”黄旭华出身于广东海丰行医之家。那时候的医生收入高、有地位，对黄旭华来说，学医从医是轻松而理所当然的选择。上初中时，日寇入侵，附近的学校关闭。14岁的他在大年初四辞别亲人，走了整整4天崎岖的山路，找到聿怀中学。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这所躲在甘蔗林旁边、用竹竿和草席搭起来的学校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学校，慢慢地越走越远，梅县、韶关、坪石、桂林……1941年，黄旭华辗转来到桂林中学。

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响，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桂林。黄旭华问老师：“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疯狂，在中国土地上无恶不作？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好好生活，而要到处流浪、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这么大，我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师沉重地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欺凌。”黄旭华下了决心：我不做医生了，我要学科学，科学才能救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不让侵略者为所欲为。

抗战胜利后，黄旭华收到了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造船系的一名学生。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他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为后来的造船救国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们常常以为，像黄旭华这样的一代英杰，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而走近他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与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亲自深潜的选择，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同行。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难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得了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摘编自许陈静、郑心仪、姜琨《深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