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文化的灿烂光芒，让生活多彩闪耀，更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过去一年，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员，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点燃冬日激情。好的文化，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好文化是好日子的组成部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活动、高品质的文化供给，正不断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让热气腾腾的生活更添神采。

文化的力量，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着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人们在都江堰感慨古代的伟大工程，也是在感悟中华传统文化和智慧；当我们见证了“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自豪；当年轻人身着汉服逛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直播间传授技艺，传统文化正在变得更加亲切可感；当悟空和哪吒出海在全球圈粉，我们为中华文化的底蕴与时代活力骄傲。

中华文化来自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文化自信深深融入民族血脉。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文化”模式赋能产业发展，互动剧、虚拟演唱会等新业态风靡一时，沉浸式交互展览让观众通过VR穿越千年“触摸”历史。创造性转化联结古今，是古人与今人智慧的融合，更是古人对今人的馈赠，今人对古人的致敬。

（摘编自徐也晴《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   增添自信力量》）

材料二：

国潮作为一种青年消费新热点，大家有哪些期待？调查显示，60.7%的受访青年期待拥抱科技与绿色，推出更多“科技国潮”“绿色国潮”产品，58.1%的受访青年期待创新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线下体验店、国潮集市等，57.8%的受访青年希望深化文化内涵，把中式美学与故事融合到产品中。

有专家认为，推动国潮发展，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价值，国潮品牌可以与文博机构、高校建立长期合作，系统性挖掘节气文化、传统哲学等资源，将其转化为产品设计理念。其次，要加大研发投入，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结合，提升产品的实用性与体验感，比如可进一步探索3D打印、智能传感等技术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产品体验。此外，构建可持续的品牌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注重设计创新、实现审美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同样是推动国潮持续发展的发力点。

受访青年中，来自一线城市的占40.1%，二线城市的占35.2%，三四线城市的占18.9%，县城或城镇的占4.3%，农村的占1.5%。

（摘编自王志伟、戴瑶、吴欣宇《助力国潮发展   近六成受访青年期待创新消费场景》）

材料三：

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决定了“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从一个叙事作品中游离出来，又组合到另外一个作品中去”的神话母题为数众多，且多数母题中均蕴含如舍己为人、自力更生、打破命运牢笼等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民族基因与民族精神，这是独属于现代中国的宝贵财富，是文艺作品的文化根基，这也正是“国潮”动画电影在进行现代化改编之余仍能保留中国文化价值内核的根本原因。创作者们虽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做出了种种创新，但并没有抛开神话资源中的文化内涵，反而通过重述将其置于中心地位，进一步通过人类对“第二世界”的大胆想象予以探讨，满足了我国电影强国进程中观众的视听审美期待和精神文化需求。

“国潮”动画电影不仅在商业票房上成绩斐然，充分体现出商业价值，更使人从中寻获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打造出真正立足时代、深受青年观众喜爱的“中国时尚”风格。中国动画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题材内容上不断进行文化寻根，在表现形式上以电影工业化和科技手段推动文化的多元视觉再现。更重要的是，这些“国潮”动画电影，成为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的媒介形态，既让中国观众获得文化自信，为中国建设电影强国添砖加瓦，亦成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摘编自黄诗娴、陈可凡《论“国潮”动画电影的艺术特色与时代价值》）

结论：超过九成的受访青年来自城市，这说明国潮消费基本由城市青年推动，在县城、城镇与农村缺乏发展的需要与空间。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历史积淀的心理定势里，文学中加入政治因素似乎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文艺学界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文学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而一个文人如果缺少政治兴趣，人们倒觉得无所谓，甚至还认为他清高超逸。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文学创作需要“政治眼光”，文学本质上是不能离开政治的。

文学之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事实上它无法离开。这里要引入“大政治”的概念。“政治”不仅有好坏之分，还有大小之别。所谓“小政治”，是指党派的政策方针、政治任务、政治运动等，又称“狭义政治”。所谓“大政治”，是指社会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及其所体现的公民、伦理、道德、人文、家国等精神。大政治可以不妨碍文艺家享有思想和精神的自由，小政治却可能造成对文学创作自由的限制。所以，任何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绝缘的，文学是人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不例外。

文学所以不能离开政治，还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势必承载着进步、深刻的政治主题，远离政治的纯文学创作必然也会远离具体的生命个体，而变得缺乏生命力，生命力是文学的永恒理想。只把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但艺术家政治意识模糊，政治责任消解，甚至要求完全取消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追求“纯文学”的主张，却也是矫枉过正的。这种所谓的“纯文学”主张一旦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汇合交融，就让文学患上了软骨病。

这样导致的恶果就是，艺术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以至于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文学固然可以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纯粹，却不可能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伟大。能使文学变得伟大的决定因素乃是其所表现的崇高、积极、宏大的政治主题。审美性标准只能衡量文学的文学性，而文学的伟大性是要以超审美标准来衡量的。

（摘编自祁志祥《从文学与政治的百年论争看如何建设“文艺政治学”》，有删改）

材料二：

篇幅巨大的情节性艺术，首先遇到的，是立意的精神等级问题。正是立意的精神等级，决定了这个作品有没有可能在人间存在、被人们关注的价值。要提高艺术作品的精神等级，首先要用苛刻的艺术眼光摆脱种种实用层次的吸引力。

“立意要高古浑厚，有气概，要沉着，忌卑弱浅陋。”（元·杨载：《诗法家数》）在情节性艺术中，要删净“卑弱浅陋”的内容是很难的，但必须让它们受到“高古浑厚”的统帅。麻烦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十分艰难，甚至“卑弱浅陋”常常被看作“高古浑厚”。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艺术眼光常常被政治眼光、道德眼光所替代，事情就变得更加混乱。为此，我必须先要用实例说明艺术眼光不是什么，然后再来说明它是什么。首先，艺术眼光不是政治眼光，政治眼光也有善、恶之分，但不管哪一种，都不是艺术眼光。

契诃夫笔下有两个童仆：9岁的男孩万卡和13岁的女孩瓦尔卡，他们分别出现在短篇小说《万卡》和《渴睡》中。评论家一再告诉我们，契诃夫十分憎恶旧俄的童仆制度，因此塑造了这些形象来进行政治批判。万卡在偷偷地给爷爷写信，诉说非人的遭遇，要求爷爷把自己领回去。他显然不会寄信，但他以为爷爷能收到，就高兴地睡着了。瓦尔卡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干不完的活剥夺了她睡觉的权利，她最终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个成天吵闹不休的婴儿。这两个孩子的现实处境和不远前景都非常悲惨。

显然，契诃夫的艺术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们劳累困苦、挨打挨骂等一般性的悲惨境遇上。这些，公正一点的社会调查员也会发现，有道义的法官、律师也会对之愤怒。但是，即便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调查报告和法庭辩护词，也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契诃夫的着眼点在于：当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压在肩上的时候，这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仍然雄辩地显示着自己作为儿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这就是艺术眼光关注的层面了。艺术眼光，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这种敏感，远远超越政治敏感。在艺术眼光看来，“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浅的眼光。那只是一种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用“泛政治化”的眼光来从事艺术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和创造的双重玷污，而且，还玷污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剥夺艺术。

另外，艺术眼光也不是道德眼光。道德有新旧之分，旧道德中那些割股疗亲、夫死尽节之类行为固然因为刺痛了艺术眼光对具体生命状态的敏感而早已与艺术无缘，新道德否定这一切，却也因为成了一种笼而统之的新概念而离开了具体生命，同样与艺术眼光擦肩而过。艺术眼光并不关心道德本身，而是关心在各种道德规范下蠕动的生灵。它因生灵，才返观道德。

（摘编自余秋雨《艺术创造论》，有删改）

唐宋散文以政治介入创作，以纠正六朝骈文远离政治、唯艺术形式是瞻的弊端。这是因为文学研究表现人的学问，而①______，因此文学必然要反映国家社会这样的政治层面。骈文的艺术造诣自然不容置疑，反对“唯艺术形式是瞻”也不是反对诗人在艺术领域精耕细作、勇攀高峰，而是反对②______。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融合了深厚的政治要素，宏大的政治主题也只有依靠精美的艺术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现。总之，③______。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二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历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讲究阴阳二气，讲究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平衡、它们的和谐。“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贯穿二十四节气的主线，正是阴阳二气的变化。

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口。而要真正把握二十四节气所饱含的中国智慧，非得进入七十二候的肌理不可。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气，六节气为一季，四季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展现出天地之气和生命万物的规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一个又一个的五天不以为意，其实在这五天时间里，天地之气变化巨大。所以在体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候，就要走在泥土地里“接地气”，感受阴阳二气的变化。

大寒节气走在北京郊区大地，突然一下觉得脚底的土开始有点变软，这是在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和空中的阴气进行平衡。随着立春的到来，太阳黄经至315度，会感受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复苏。随着阳气过了小腿，春分节气草就绿了；阳气到了腰间，冬衣也就脱掉了，这是春天的景象。当到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北京的牡丹仙子又回人间怒放。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循着阴阳二气变化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中医学、哲学、民俗、宗教、道德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传统农耕时代发挥了指引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日用而不觉的许多价值观念都蕴含其中。当我们深入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候的更替之中，细致触摸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永恒魅力，以新的文化使命来思考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新价值时，就会领悟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这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应当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每一个节气和物候现象都可以得出关于“天、地、人”的感悟。比如芒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节气的15天里，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三个物候，一个是螳螂，另两个是小鸟，都是小动物，其在此时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均和阴气的初生有关。芒种节气为仲夏之始，阳气渐至极，阴气也悄悄地滋生，螳螂是喜阴之物，所以上年深秋产的卵破壳生出小螳螂，此为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鵙即是伯劳鸟，也喜阴，开始出现在枝头，感阴而鸣。

到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专门学别的鸟儿鸣叫，叫得特别好听，这时却沉默了，因为它喜阳，觉到阴气的出现就不叫了。从这三个物候现象里，我们可以观察到阴阳二气变化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感，追求阴阳二气的平衡，追求万物的平等，强者向弱者倾斜，不管是在谷雨盛放的牡丹，还是在大雪节气顽强挺出小芽的荔草，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农人在芒种节气的状态则是“三忙”，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管。北方收麦子，南方种水稻，田间还有一些农作物需要管理，“三夏三忙”是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景象。“三忙”是遵循天道而为，农人不能不抓紧时间，并且是分秒必争，不然就没有收成。

此时我们从中就会有所感悟。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子。种上以后，还要勤管理，除草，施肥。人生亦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好的思想，就跟施肥一样；要把我们的缺点改掉，也跟除草一样，其实人生也是一门管理学。

那么种下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也会结什么样的文化果实。真正的优秀文化要提倡去掉“我”字，去掉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冲突的偏狭与执念。以此观之，我们更加自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精神。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提倡走进大自然，从天地造化中感悟“忘我”；佛学经典，讲究“无我”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更是明确告诉人们要克制贪念，一言一行要符合“礼”“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引导我们，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管理自己。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所以，从芒种节气的三个物候里，我们感悟阴阳二气平衡的宇宙观，从“三夏三忙”的生命管理中，悟到人类在求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要遵循天道，习得真、善、美。

（摘编自徐冬冬《以艺术的形式开掘中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角龙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传统在距今8000多年前应该就已经产生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和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文明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可能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齐整的装殓、丰厚的随葬，寄托着对逝者特别的关爱与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随葬，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音乐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摘编自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信任是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的基石，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人工智能产业的纵深推进，传统的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已不能满足数字世界信息和价值的传递需求，也随之衍生出隐私泄漏、信息欺诈等一系列破坏公民生活安宁，阻碍社会生产交往的信任问题。利用区块链、数字身份、隐私计算等技术塑造数字信任关系成为一项新命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数字信任体系，培育数字信任生态。这将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信任基础。

作为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下的新型社会信任模式，数字信任的核心在于技术信任。广义而言，数字信任是由区块链、隐私保护、数字身份等一系列技术，通过严谨的数学原理和精密的计算机代码来建立信任关系，为复杂的互联网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的数字化信任服务。实现数字信任的关键，在于依靠技术构建一整套社会合作与交往所需的身份、规则、过程和结果的可信体系：通过数字身份、数字钱包等技术实现身份可信；利用智能合约的自动化与精细化执行实现规则可信；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透明可溯源等特性实现过程可信；借助数字信息的持续验证和交互反馈实现结果可信。

但事实证明，技术并非万能灵药，其自身存在的先天缺陷可能触发更深层次的数字信任挑战。首先，技术具有被动性。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在缺少外部价值引领和法律规制的情况下，难以自动适应保护弱者、交易透明、治理有序等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要求。尤其当监管缺位时，技术甚至可能异化为恃强凌弱的工具。其次，技术具有偏向性。技术研发者和应用者自身的利益取向与价值判断，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技术中立”状态，导致技术方案可能着眼于特定主体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而非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造成技术信任缺乏社会基础。最后，技术具有局限性。技术发展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只能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局部最优。当前，信息泄露、网络欺诈、数字鸿沟等顽疾，正是受限于现有技术水平和不可避免的技术疏漏而无法被彻底根除，这使得纯粹的技术可信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稳定的制度供给，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秩序建构机制。超越纯粹的技术逻辑，探索以法治塑造信任，有助于引导和约束人们更加关注交易秩序、安全和公平等目标，消弭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断裂、失衡等负外部性，推动构建生动和谐的数字社会发展图景。因此，建设数字信任，应从纯粹的技术信任向更高阶的法治信任转化，而其关键在于推动法律与技术在具体应用场景中良性互动、深度融合。面对数字时代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结构，正被数字时代扁平化、零散化、动态化的社会结构替代。信任模式的更迭，呼唤着一个更为宏大、严谨且更具操作性的法治框架作为新的基石。构建这一框架，必须从国家战略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

（摘编自薛亦飒《筑牢数字信任的法治根基》）

材料二：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熟悉是法律性的，甚至“眉目传情”“指石相证”，足可代替冗长的言辞。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本色》）

在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熟悉”构建起一张无形而坚韧的关系网络。这种熟悉源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长久共处——孩童________，老人在世代相伴中老去。日常生活的点滴接触，使人与人之间________，甚至“眉目传情”“指石相证”便足以传递复杂信息，替代了繁冗的语言表达。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自由状态：不是通过________，而是在深入社会生活肌理后自然达到的“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一方面，不少逻辑学家断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比如，殷海光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产生逻辑，是因为孔子主义形成的道德专制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桎梏了精神的发展。他还严格区分了“学”与“术”，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在逻辑学上没有“学”而只有“术”，辩论中有时应用的逻辑之“术”，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西方逻辑不甚了解的学者却硬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等同物，以说明中国也“古而有之”。还有一些对西方逻辑较为了解的学者，同样把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以它为规范来“翻新”中国古代逻辑。例如，梁启超、胡适、章士钊都是用西方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墨经》和名家的名辩思想，“化己为他”使得中国的义理体系变成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编排。

无论是“古而有之”还是“化己为他”，在张东荪看来，都属于比附，“比附的特点便是不顾整个系统及个体在此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整个语境，只顾求同”。他倡导比较研究要由求同为主的比附，走向以求异为主的精当比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被比较对象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真正做到知己所短，汲取他者之长。

基于平等的比较文化观，张东荪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价值观、科学观决定着不同的逻辑。比如，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依赖语言的主语谓语区分和词性划分；而中国古人不注重词性划分，主语和谓语界限模糊，语法和句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当然也没有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由此发展出来两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偏向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中国古人更偏向“泛象论”，因万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见理，因理而有秩序。比如，《易经》强调观物取“象”，因“象”而名；儒家强调定名必须合乎“象”，“理”会于“象”内；墨家的“类”也不是西方逻辑强调的“类别”，它是根据“象”的相近或相似，而非依据事物属性分类。

张东荪带来的启迪是：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裁定与研究，必须坚持以大逻辑观来观照。事实上，广义的逻辑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也包含后来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推理形式”。它广泛探讨与论证相关的各个因素，如语言中的预设、隐含前提、喻证等，力图为人们分析、评估他人论证以及亲自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这一界定来看，中国古代逻辑有别于严格的西方形式逻辑，而相当于现代西方的“非形式逻辑”。

（摘编自张斌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材料二：

追问“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要明确，“逻辑”既可指推理规律，也可指对推理规律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推类的论述。

“推类”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后期墨家：“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推类”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的各个领域，例如治理决策、对外谈判、哲学论证等等。对推类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在研究对象上，发掘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各个领域中的推类实例。中国古人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已发展出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推类标识语——“推类言之”“推类以知”“以此类推”等。借助这些标识语，我们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搜集各大古籍数据库中包含推类的实例，再对其进行提取、重构和分析。

从研究方法上说，重点是通过分析这些实例来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均未深入探讨类同原则究竟如何在推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可以引入“类同原则工作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古代文献记载了极为丰富的推类实例，但就概括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而言，只需选取典型的推类实例即可。通过对典型实例的研究，至少可提炼三种基本的类同原则工作机制：

援理：由类别到个体，推断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

贯通：由个体到类别，将个别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贯通到其类别。

引例：由对象到对象，推断其他对象与举例的对象拥有同样属性。

从西方现代逻辑的视域看，“援理”相当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贯通”相当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引例”则相当于从个别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的类比推理。由此可见，就逻辑性质而言，推类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推理类型，它是指中国古人在类同原则的引导下，通过援理、贯通、引例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来推出结论，从而实现其推理目的。所以说，推类应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规律的一般性研究。

（摘编自晋荣东《推类与我所理解的中国逻辑》）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一方面，不少逻辑学家断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比如，殷海光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产生逻辑，是因为孔子主义形成的道德专制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桎梏了精神的发展。他还严格区分了“学”与“术”，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在逻辑学上没有“学”而只有“术”，辩论中有时应用的逻辑之“术”，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西方逻辑不甚了解的学者却硬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等同物，以说明中国也“古而有之”。还有一些对西方逻辑较为了解的学者，同样把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以它为规范来“翻新”中国古代逻辑。例如，梁启超、胡适、章士钊都是用西方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墨经》和名家的名辩思想，“化己为他”使得中国的义理体系变成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编排。

无论是“古而有之”还是“化己为他”，在张东荪看来，都属于比附，“比附的特点便是不顾整个系统及个体在此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整个语境，只顾求同”。他倡导比较研究要由求同为主的比附，走向以求异为主的精当比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被比较对象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真正做到知己所短，汲取他者之长。

基于平等的比较文化观，张东荪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价值观、科学观决定着不同的逻辑。比如，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依赖语言的主语谓语区分和词性划分；而中国古人不注重词性划分，主语和谓语界限模糊，语法和句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当然也没有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由此发展出来两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偏向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中国古人更偏向“泛象论”，因万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见理，因理而有秩序。比如，《易经》强调观物取“象”，因“象”而名；儒家强调定名必须合乎“象”，“理”会于“象”内；墨家的“类”也不是西方逻辑强调的“类别”，它是根据“象”的相近或相似，而非依据事物属性分类。

张东荪带来的启迪是：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裁定与研究，必须坚持以大逻辑观来观照。事实上，广义的逻辑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也包含后来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推理形式”。它广泛探讨与论证相关的各个因素，如语言中的预设、隐含前提、喻证等，力图为人们分析、评估他人论证以及亲自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这一界定来看，中国古代逻辑有别于严格的西方形式逻辑，而相当于现代西方的“非形式逻辑”。

（摘编自张斌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材料二：

追问“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要明确，“逻辑”既可指推理规律，也可指对推理规律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推类的论述。

“推类”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后期墨家：“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推类”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的各个领域，例如治理决策、对外谈判、哲学论证等等。对推类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在研究对象上，发掘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各个领域中的推类实例。中国古人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已发展出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推类标识语——“推类言之”“推类以知”“以此类推”等。借助这些标识语，我们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搜集各大古籍数据库中包含推类的实例，再对其进行提取、重构和分析。从研究方法上说，重点是通过分析这些实例来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均未深入探讨类同原则究竟如何在推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可以引入“类同原则工作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古代文献记载了极为丰富的推类实例，但就概括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而言，只需选取典型的推类实例即可。通过对典型实例的研究，至少可提炼三种基本的类同原则工作机制：

援理：由类别到个体，推断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

贯通：由个体到类别，将个别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贯通到其类别。

引例：由对象到对象，推断其他对象与举例的对象拥有同样属性。

从西方现代逻辑的视域看，“援理”相当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贯通”相当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引例”则相当于从个别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的类比推理。由此可见，就逻辑性质而言，推类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推理类型，它是指中国古人在类同原则的引导下，通过援理、贯通、引例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来推出结论，从而实现其推理目的。所以说，推类应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规律的一般性研究。

（摘编自晋荣东《推类与我所理解的中国逻辑》）

材料一：

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文学成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流量话题。年轻的都市漂泊者迷恋上的“县城感”，不过是“怀旧”的另一个名字，大城市的高压和快节奏令人开始怀念90年代那从容、鲜活的小县城生活。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怀旧情绪由来已久，不过这一次，怀旧对象从乡土迁移到了县城。然而，“县域”并不是一个确切稳定的概念，我们可用“县域”一词涵括古今中国的县、郡、邑、镇这类行政区划范畴。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县域是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是传统礼俗熟人社会通往现代秩序社会的过渡地段。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取景框，而总体体量庞大的县域却往往在文学表达中被弱化。不过，对70、80后作家而言，城市不再是需要眺望的巨大“他者”，乡村也不再是束缚他们的地方，便捷的交通使成长阶段的他们自如地穿梭于城乡之间。背靠祖辈生存的乡村、随父辈生活于县镇、试图挤出人潮前往城市扎根，已经成为这代人成长中颇具代表性的空间轨迹。县域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他们书写的对象。

对于当下县域作家而言，县域是可供怀旧情绪充分展开的空间。县域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他们走向大都市的中介。在大城市的焦虑中回头遥望时，县域就显得舒缓，浪漫，温情脉脉。在蔡崇达小说《转学》中，幼时家庭的不幸使许安康拼命挣脱东石镇，可立足北京后的他投资惨败，于是携带妻儿回到东石镇。在重逢同样失意的儿时好友后，小镇的温柔回忆纷至沓来：每次开学母亲都会陪着他报到，学校荣誉墙上自己的照片，镇上亲朋邻居的理解与包容……可供怀旧的温情县域在他折返后的回望中诞生，使他最终从下海创业的失败中走了出来。

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龚万莹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自己的岛屿记忆。岛屿有着稳定熟人社会的慢节奏，同样被纳入县域的范畴。在其作品《出山》中，小菲在熟人社会的亲密氛围中长大。而当她留学后再度回到小岛时才发现，儿时买书的地方、迷路的地方、租漫画的地方、偷吃麻辣烫被妈妈抓到的地方，都变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岛屿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怀旧情绪化为那种失去了真实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找不到场景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县域（岛屿）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片最后的回忆自留地，主人公想回归县域以疗愈身处异国他乡的怀乡病，却发现县域只是存留回忆的空壳，一切温情都在现代性浪潮中悄然发生改变——怀旧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更多时候，它徒有其表，徒留感伤。

（摘编自杨云超《后全球化语境与当下青年写作的县域想象》）

材料二：

很多县域文学作家都提到过情感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情感是县域文学作家精神印记的一部分。从情感角度入手，可将县域文学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怀旧、思念的方式，书写曾经生活过的县域。县域文学作家中以70后为主，包括少部分80后，他们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县域，其童年生活自然成为写作的基本素材与灵感来源。他们擅长以深情的笔触、略带感伤的姿态来讲述小城生活，注重县域空间中人情、传统的书写，以及对县域文化、精神内核的发掘，以此窥探人性、洞察时代，重点突出县域空间的“慢”与“不变”，以时间的缓慢来对冲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变，把怀念小城作为抵御现代都市生活思想困境的一种方式。

这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有很大不同。鲁迅等人在面对县域空间时，虽然也有抒情式的怀念，但更多的是站在都市的视角批判乡村或县域空间的愚昧，以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文学启蒙的目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鲁迅在小说中更愿意将都市作为模糊的背景，其中的县域空间及其叙事，只是为完成创作主旨而临时借用的道具，不会对人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使鲁迅的小说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空间中展开，但在其小说架构中，县域空间与乡土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甚至只是乡土空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笔下的鲁镇或未庄与其说是乡土中国的浓缩，不如说是乡镇中国的典型写照。

二是表现出前后矛盾、进退两难的思想困境。从创作倾向来看，县域文学中的主人公向往大都市的繁华，希望步入现代轨道，但后来发现，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人生际遇使他们很难突破困局，最后无奈退守家乡一隅。不断在出走与寻找、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是小说主人公的常态，他们或者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艰难爬行，或者在城市中苦苦挣扎，难以立足。

三是将县域小城作为精神回归、解决思想疑难的“家园”。写作就是回故乡。70后、80后作家，大都已人到中年，对人生的体悟，再也不是少年时期的一往无前。现实社会的转型，在作家思想上留下印记，促使他们反观自身、回归本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域文学一方面发现了被时代忽视的平凡人物的光芒与情感结构；另一方面，作家们通过“精神还乡”，重新定义了县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位置与精神图谱，这在文学史上是比较重要的突破。县域以它自身的生命力，昭示了另一种生活的魅力与可能。其作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动力源，也有助于县域文学作家摆脱精神困境，达到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人生与创作之间的平衡。

（摘编自朱建国《空间、情感与城镇中国——县域文学批评的三重视野》）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促织》与《变形记》在故事整体设定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篇作品都叙述了变形故事：一个是人变成了蟋蟀，一个则是人变成了甲虫。借助于这种变形手法，在貌似荒诞的叙述背后，作品表达出对社会重压下人的命运的思考，即对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关系或者人的异化的思考，从而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性。

《促织》写的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离魂”的人间惨剧。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但在《促织》中，一切都被倒转过来——人成了一只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成了成名一家生死、吉凶、福祸的主宰。作者表面上写小小的蟋蟀，实际上则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层层官员和处在社会底层、身受好几层压迫的老百姓，自上而下地串联起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格里高尔发觉自己变成甲虫后，那一串焦急的心理活动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黯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的生活”。

《促织》思考问题的向度首先指向社会，而《变形记》则主要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不同的思考向度，体现出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建构在一个个家庭的基础上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个人的所有生存目的、生存价值指向的都是家庭和社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群体的利益（更多的时候就是家庭）高于一切，所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就成了很多中国人的追求。而西方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是个人，或者说是依附于团体的个人。因此，强调个人的权利，对个人的关注，就成了西方社会鲜明的特点。因着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在思考问题时就会表现出相应的差异性。中国人总是将人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来观照，并进而思考人的命运；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以自我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从而思考人的命运。《促织》与《变形记》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思考向度正是这样一种具体的表现。

正是基于不同的思考向度，虽同样是运用变形的手法，但《促织》与《变形记》中人物变形的动因截然不同。在《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变为促织，是为了挽救整个家庭行将遭遇的灭顶之灾。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体是为着群体而牺牲的，这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深处隐藏着的所谓忠孝，体现了专制社会里一个又一个的群体（即家庭）的悲哀。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体在难以承受的社会压榨下走向自我崩溃。虽然这一变形不可能不影响到家庭，但更多地体现出的却是社会重压下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悲哀。

（摘编自韩玺吾《〈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

材料二：

社交媒体作为互联网的新生力量，凭借信息海量、传播及时、交互性和娱乐性强等特点俘获了大量受众。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诸多便利时，也面临着被异化的威胁。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就是指人们沉溺于社交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无限依赖媒体提供的内容，从主动的生产消费角色被异化为受媒体控制和奴役的傀儡，一旦离开媒体，就会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如何规避被媒体异化的危险，是当下受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革命；而价值理性则是对人的尊严、情感和命运的关怀，强调一个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工具理性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急剧膨胀，人们在享用技术盛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崇拜。而价值理性却被碎片化、娱乐化的快餐文化持续消解着，人的独立精神越发黯淡无光。在媒体使用过程中，人们将工具崇拜代替了理性思考，不愿付诸任何具体的行动，这种异化正是由社交媒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失衡导致的。

挣脱社交媒体建构的“异化牢笼”，亟需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以确保社交媒体的良性发展。同时，还要加强人文教育，培养国民的媒介素养与道德认同，将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减少社交媒体使人异化的可能。

（摘编自吴向华《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日，《水浒》相关内容是否应该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讨论成了热点话题。有家长认为《水浒》有毒，足以毁灭“三观”，中小学生不应该读。

限制阅读不是个新鲜事，书籍作为传播思想的载体，在人类历史上不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大范围限制阅读的主张往往存在争议。有趣的是，禁止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一些书籍的做法却似乎更容易取得多方——尤其是家长——的共鸣。保护孩子，是很多限制阅读主张的初衷。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谢尔·西尔弗斯坦的《给予树》，甚至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国》，都因为或描写了青春期叛逆，或因为成年人担心它宣扬了一种不健康的、片面的爱和给予，或因为“鼓吹”儿童的恶作剧和不良行为等原因，在某些时代某些学校被禁止。

不可否认，书籍对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那种认为一本书足以摧毁孩子“三观”的主张，其实是把一本书的作用脱离开了孩子的整体阅读体验，把阅读体验脱离开了孩子的家庭环境，把家庭环境脱离开了社会文化。个人的“三观”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塑造“三观”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时时刻刻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家庭背景、社会文化、个人经历和教育、哲学思想等等。

书籍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阅读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往往深远而长期，近几十年以来的众多研究，都无法找到两者之间一锤定音的因果关联。此外，每个看书的孩子都是带着自己性格特点在阅读，但是，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我们消费的暴力娱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面临的血腥死亡风险却从未如此之低”。这个推论或许可以消弭一些成年人的焦虑。

当然，认为《水浒》有毒，中小学生不应该阅读的成年人，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孩子。那么怎样才是合理保护孩子。

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这本书中，美国心理学家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批判了现代美国大学文化，特别是“溺爱”或过度保护学生和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的趋势，而这种现象绝非仅仅是大学生特有，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养育方式，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早已开始了。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是由三个错误的假设造成的：假设一，学生是脆弱的，他们的情感健康非常重要；假设二，世界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假设三，我们应该让孩子避免任何思想上的争议、挑战或困难。

那些主张禁看《水浒》的成年人对这三个假设是否似曾相识两位作者在书中有力地论证了这种过度保护的弊端——它直接导致言论和知识多样性的匮乏，让孩子与真实世界缺乏链接，减少了接触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机会，导致青少年抗压能力和应对技能下降，增加了焦虑和抑郁的比例。而限制阅读的初衷恰好完美地体现了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原则。就像每个成年人一样，青少年应该有权利阅读，甚至应该自己决定所读的内容，即使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可能存在争议。与其限制阅读，不如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和辩论。

（节选自凤凰网资讯，原题《是〈水浒〉有毒，还是脑子有毒》）

材料二：

《水浒》内容能被选入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水浒》文学价值巨大。《水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书中很多创新之处被后世文学争相模仿，仅从文法角度来说，全书“行文如行兵”，谋篇布局非常纯熟，将草蛇灰线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从文本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赏析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当代青少年误入暴力犯罪深渊与《水浒》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惟有理性地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让学生理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它，通过解读，实现解“毒”。

第三，《水浒》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这其实是前面两点的延伸。《水浒》没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有善，有恶，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幻想、隐忍、挣扎、妥协、反抗……我们读故事、读人物、读社会、读人性，还可以进行专题探究，如“庙堂失序与江湖理想”“个体失路的偶然与必然”“快意恩仇与暴力滥杀”“水浒女性的是是非非”“侠义与忠义”“江湖聚义的善与恶”“反叛与归顺”……

重要的不在于你“读了什么书”，而在于你“怎样把每本书读好”。有针对性地指导孩子阅读，让他们学会判断，在经典书籍（包括《水浒》）中吸取精华，才能真正让阅读为学生打好精神底色。

（节选自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回复网友“《水浒》有毒应该从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留言）

材料三：

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对于林冲这个人物，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节选自毕飞宇《小说课〈“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文学成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流量话题。年轻的都市漂泊者迷恋上的“县城感”，不过是“怀旧”的另一个名字，大城市的高压和快节奏令人开始怀念90年代那从容、鲜活的小县城生活。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怀旧情绪由来已久，不过这一次，怀旧对象从乡土迁移到了县城。然而，“县域”并不是一个确切稳定的概念，我们可用“县域”一词涵括古今中国的县、郡、邑、镇这类行政区划范畴。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县域是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是传统礼俗熟人社会通往现代秩序社会的过渡地段。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取景框，而总体体量庞大的县域却往往在文学表达中被弱化。不过，对70、80后作家而言，城市不再是需要眺望的巨大“他者”，乡村也不再是束缚他们的地方，便捷的交通使成长阶段的他们自如地穿梭于城乡之间。背靠祖辈生存的乡村、随父辈生活于县镇、试图挤出人潮前往城市扎根，已经成为这代人成长中颇具代表性的空间轨迹。县域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他们书写的对象。

对于当下县域作家而言，县域是可供怀旧情绪充分展开的空间。县域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他们走向大都市的中介。在大城市的焦虑中回头遥望时，县域就显得舒缓，浪漫，温情脉脉。在蔡崇达小说《转学》中，幼时家庭的不幸使许安康拼命挣脱东石镇，可立足北京后的他投资惨败，于是携带妻儿回到东石镇。在重逢同样失意的儿时好友后，小镇的温柔回忆纷至沓来：每次开学母亲都会陪着他报到，学校荣誉墙上自己的照片，镇上亲朋邻居的理解与包容……可供怀旧的温情县域在他折返后的回望中诞生，使他最终从下海创业的失败中走了出来。

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龚万莹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自己的岛屿记忆。岛屿有着稳定熟人社会的慢节奏，同样被纳入县域的范畴。在其作品《出山》中，小菲在熟人社会的亲密氛围中长大。而当她留学后再度回到小岛时才发现，儿时买书的地方、迷路的地方、租漫画的地方、偷吃麻辣烫被妈妈抓到的地方，都变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岛屿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怀旧情绪化为那种失去了真实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找不到场景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县域（岛屿）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片最后的回忆自留地，主人公想回归县域以疗愈身处异国他乡的怀乡病，却发现县域只是存留回忆的空壳，一切温情都在现代性浪潮中悄然发生改变——怀旧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更多时候，它徒有其表，徒留感伤。

（摘编自杨云超《后全球化语境与当下青年写作的县域想象》）

材料二：

很多县域文学作家都提到过情感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情感是县域文学作家精神印记的一部分。从情感角度入手，可将县域文学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怀旧、思念的方式，书写曾经生活过的县域。县域文学作家中以70后为主，包括少部分80后，他们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县域，其童年生活自然成为写作的基本素材与灵感来源。他们擅长以深情的笔触、略带感伤的姿态来讲述小城生活，注重县域空间中人情、传统的书写，以及对县域文化、精神内核的发掘，以此窥探人性、洞察时代，重点突出县域空间的“慢”与“不变”，以时间的缓慢来对冲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变，把怀念小城作为抵御现代都市生活思想困境的一种方式。

这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有很大不同。鲁迅等人在面对县域空间时，虽然也有抒情式的怀念，但更多的是站在都市的视角批判乡村或县域空间的愚昧，以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文学启蒙的目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鲁迅在小说中更愿意将都市作为模糊的背景，其中的县域空间及其叙事，只是为完成创作主旨而临时借用的道具，不会对人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使鲁迅的小说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空间中展开，但在其小说架构中，县域空间与乡土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甚至只是乡土空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笔下的鲁镇或未庄与其说是乡土中国的浓缩，不如说是乡镇中国的典型写照。

二是表现出前后矛盾、进退两难的思想困境。从创作倾向来看，县域文学中的主人公向往大都市的繁华，希望步入现代轨道，但后来发现，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人生际遇使他们很难突破困局，最后无奈退守家乡一隅。不断在出走与寻找、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是小说主人公的常态，他们或者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艰难爬行，或者在城市中苦苦挣扎，难以立足。

三是将县域小城作为精神回归、解决思想疑难的“家园”。写作就是回故乡。70后、80后作家，大都已人到中年，对人生的体悟，再也不是少年时期的一往无前。现实社会的转型，在作家思想上留下印记，促使他们反观自身、回归本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域文学一方面发现了被时代忽视的平凡人物的光芒与情感结构；另一方面，作家们通过“精神还乡”，重新定义了县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位置与精神图谱，这在文学史上是比较重要的突破。县域以它自身的生命力，昭示了另一种生活的魅力与可能。其作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动力源，也有助于县域文学作家摆脱精神困境，达到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人生与创作之间的平衡。

（摘编自朱建国《空间、情感与城镇中国——县域文学批评的三重视野》）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2月16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从“全民阅读”连续12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专门为其立法，阅读从个人志趣进入到公共政策和法治视野，这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回应，更蕴含着涵养文明、传承文脉的深远考量。

鼓励每一个人都去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条例》的用意，在它的名称中已经体现出来：以制度保障来营造氛围，助推人人参与阅读。《条例》写入了此前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复中同意的自2026年起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的内容，指出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每个人都去阅读，让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条例》打破了“阅读是个人私事”的传统认知，将其纳入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意味着政府、社会、家庭需共同承担保障阅读权利的责任，让阅读从“少数人的习惯”变为“多数人的权利”。

在青少年心中种下阅读的种子。青少年是阅读主体，其阅读习惯往往影响他们的一生。有人说，当下学业压力大、互联网诱惑多，青少年的阅读常常面临时间被挤占、资源难获取、质量无保障等困境。有的学校阅读活动被应试科目挤占，农村与偏远地区的青少年缺乏优质读物，短视频、鱼龙混杂的网文网游等又不断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加之青少年的心智尚未成熟，对阅读内容的甄别能力有限，不良读物和过度娱乐化、碎片化的“浅阅读”内容，也冲击着青少年的阅读生态。《条例》特别注重让青少年伴随书香成长，如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在阅读内容管理上，《条例》指出，出版单位应当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教育部、中宣部今年启动实施的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专门提出构建中文阶梯阅读标准体系，组织专业机构从阅读频率、阅读数量、阅读种类、阅读意识、阅读习惯、阅读能力等多个维度构建青少年阅读指数。倘若青少年的阅读时间有所保障，资源触手可及，内容质量可控，无论城乡都能获取优质读物，那么家庭的陪伴、学校的培育、社会的资源就能在立法框架下融合并形成合力。每个青少年都能在优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智慧、塑造品格。

让阅读空间成为“城市会客厅”。书香是最温润的城市竞争力，从鳞次栉比的公共图书馆、社区书房，到街角巷尾的24小时书店、无人借阅点，再到公园里的读书角、地铁里的阅读主题专列，阅读提升城市的气质，城市涵育阅读的土壤。那些在图书馆里潜心钻研的学者、在书店里静静翻书的青年、在社区书房里亲子共读的家庭，勾勒出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图景。然而，当文化娱乐方式日渐多样，传统的书店、阅览场所已经不能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该如何唤回人们对阅读的注意力？重塑阅读空间的功能价值、降低阅读门槛，让人们有更多理由、更多机会阅读，或许是一种解法。《条例》指出，有条件的全民阅读设施可以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适当延长开放时间；新建、改建和扩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应当包括全民阅读设施；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件、开展阅读活动，发挥全民阅读服务功能。加强阅读设施建设的初衷，正是要打破“空间孤岛”，打造真正开放、共享、兼具审美与温度的“会客厅”。这既意味着物理空间的重构，也意味着文化功能的升级。具体来说，阅读设施不再局限于“阅读”，而是能承载多元需求、促进人际连接的公共平台。它不止于有书可读的基础供给，更追求为人们提供读得舒心、读有所获、读有共鸣的精神体验。

《条例》的出台，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责任清单。当阅读权利成为法定权益，当书香飘进每个家庭、每个社会角落，人人有书读、人人读好书、人人好读书的绮丽画卷也将徐徐展开。

（摘编自之江轩《为“阅读”立法，有哪些深意》）

材料二：

后来我上大学进了清华。清华给我的教益极多，这当中它的图书馆又是我的一大恩师。它比“公书林”更神气：文艺复兴式的红色外表，大理石的门厅，玻璃地板的书库，软木地板的阅览室——当时新建的第三阅览室好像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其中各种精美的书刊闪着光，宽长的书桌上两端各立一个铜制的高台灯，它们在一个19岁青年的心上投下了温情和宁静的光，是后来任何日光灯、白炽灯所不能比的。就是在这个“指定参考书阅览室”里，我和我的同学好友们读了柏拉图《对话》的英译本，西洋哲学史，古罗马史，希腊悲剧，英国16、17世纪诗剧，等等，进入了一个知识上和情感上的新世界，一片灿烂！

（节选自王佐良《上图书馆》）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欢喜打，你到老都欢喜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就是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终究窄狭。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在课外研究，去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现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节选自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材料二：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有的人在学生时代已早早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也有人更爱好历史和乡土传说；有的人也许喜欢民歌，还有人觉得阅读那种细致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加富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一本别人称赞而我们也试图阅读却引不起兴趣的作品，一本令我们反感、无法读进去的作品，千万别强迫自己耐着性子硬往下读，应该干脆放弃。所以也不要过分鼓励和规劝小孩子和年轻人去读某一专门范围内的书；否则，会搞得他们终生厌恶那些最优美的著作，是的，甚至厌恶读书本身。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节选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朱光潜与黑塞的读书观皆强调兴趣的核心地位。朱光潜认为，兴趣的培养有赖于摆脱外在强制，使其在①__________中发展。在书籍的选择上，与其广博却失于肤浅，不如在经历时间检验的②__________中深耕。黑塞同样反对盲从与强制，他提出阅读应是基于③__________的“爱之路”，教养的真正根基在于阅读者的个性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