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一方面，不少逻辑学家断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比如，殷海光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产生逻辑，是因为孔子主义形成的道德专制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桎梏了精神的发展。他还严格区分了“学”与“术”，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在逻辑学上没有“学”而只有“术”，辩论中有时应用的逻辑之“术”，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西方逻辑不甚了解的学者却硬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等同物，以说明中国也“古而有之”。还有一些对西方逻辑较为了解的学者，同样把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以它为规范来“翻新”中国古代逻辑。例如，梁启超、胡适、章士钊都是用西方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墨经》和名家的名辩思想，“化己为他”使得中国的义理体系变成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编排。

无论是“古而有之”还是“化己为他”，在张东荪看来，都属于比附，“比附的特点便是不顾整个系统及个体在此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整个语境，只顾求同”。他倡导比较研究要由求同为主的比附，走向以求异为主的精当比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被比较对象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真正做到知己所短，汲取他者之长。

基于平等的比较文化观，张东荪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价值观、科学观决定着不同的逻辑。比如，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依赖语言的主语谓语区分和词性划分；而中国古人不注重词性划分，主语和谓语界限模糊，语法和句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当然也没有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由此发展出来两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偏向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中国古人更偏向“泛象论”，因万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见理，因理而有秩序。比如，《易经》强调观物取“象”，因“象”而名；儒家强调定名必须合乎“象”，“理”会于“象”内；墨家的“类”也不是西方逻辑强调的“类别”，它是根据“象”的相近或相似，而非依据事物属性分类。

张东荪带来的启迪是：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裁定与研究，必须坚持以大逻辑观来观照。事实上，广义的逻辑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也包含后来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推理形式”。它广泛探讨与论证相关的各个因素，如语言中的预设、隐含前提、喻证等，力图为人们分析、评估他人论证以及亲自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这一界定来看，中国古代逻辑有别于严格的西方形式逻辑，而相当于现代西方的“非形式逻辑”。

（摘编自张斌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材料二：

追问“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要明确，“逻辑”既可指推理规律，也可指对推理规律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推类的论述。

“推类”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后期墨家：“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推类”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的各个领域，例如治理决策、对外谈判、哲学论证等等。对推类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在研究对象上，发掘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各个领域中的推类实例。中国古人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已发展出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推类标识语——“推类言之”“推类以知”“以此类推”等。借助这些标识语，我们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搜集各大古籍数据库中包含推类的实例，再对其进行提取、重构和分析。

从研究方法上说，重点是通过分析这些实例来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均未深入探讨类同原则究竟如何在推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可以引入“类同原则工作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古代文献记载了极为丰富的推类实例，但就概括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而言，只需选取典型的推类实例即可。通过对典型实例的研究，至少可提炼三种基本的类同原则工作机制：

援理：由类别到个体，推断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

贯通：由个体到类别，将个别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贯通到其类别。

引例：由对象到对象，推断其他对象与举例的对象拥有同样属性。

从西方现代逻辑的视域看，“援理”相当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贯通”相当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引例”则相当于从个别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的类比推理。由此可见，就逻辑性质而言，推类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推理类型，它是指中国古人在类同原则的引导下，通过援理、贯通、引例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来推出结论，从而实现其推理目的。所以说，推类应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规律的一般性研究。

（摘编自晋荣东《推类与我所理解的中国逻辑》）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

一方面，不少逻辑学家断然否认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比如，殷海光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产生逻辑，是因为孔孟之道形成的道德专制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桎梏了精神的发展。他还严格区分了“学”与“术”，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在逻辑学上没有“学”而只有“术”，辩论中有时应用的逻辑之“术”，绝对不是逻辑的本身。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西方逻辑不甚了解的学者却硬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等同物，以说明中国也“古而有之”。还有一些对西方逻辑较为了解的学者，同样把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以它为规范来“翻新”中国古代逻辑。例如，梁启超、胡适、章士钊都是用西方逻辑去理解和解释《墨经》和名家的名辩思想，“化己为他”使得中国的义理体系变成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编排。

无论是“古而有之”还是“化己为他”，在张东荪看来，都属于比附，“比附的特点便是不顾整个系统及个体在此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脱离整个语境，只顾求同”。他倡导比较研究要由求同为主的比附，走向以求异为主的精当比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被比较对象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真正做到知己所短，汲取他者之长。

基于平等的比较文化观，张东荪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价值观、科学观决定着不同的逻辑。比如，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依赖语言的主语谓语区分和词性划分；而中国古人不注重词性划分，主语和谓语界限模糊，语法和句式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当然也没有逻辑意义上的命题。由此发展出来两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偏向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中国古人更偏向“泛象论”，因万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见理，因理而有秩序。比如，《易经》强调观物取“象”，因“象”而名；儒家强调定名必须合乎“象”，“理”会于“象”内；墨家的“类”也不是西方逻辑强调的“类别”，它是根据“象”的相近或相似，而非依据事物属性分类。

张东荪带来的启迪是：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裁定与研究，必须坚持以大逻辑观来观照。事实上，广义的逻辑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也包含后来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推理形式”。它广泛探讨与论证相关的各个因素，如语言中的预设、隐含前提、喻证等，力图为人们分析、评估他人论证以及亲自建构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这一界定来看，中国古代逻辑有别于严格的西方形式逻辑，而相当于现代西方的“非形式逻辑”。

（摘编自张斌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

材料二：

追问“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要明确，“逻辑”既可指推理规律，也可指对推理规律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推类的论述。

“推类”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后期墨家：“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墨子·经下》）。其后，“推类”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的各个领域，例如治理决策、对外谈判、哲学论证等等。对推类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在研究对象上，发掘存在于中国古代认知与行动各个领域中的推类实例。中国古人在语言表达层面上已发展出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推类标识语——“推类言之”“推类以知”“以此类推”等。借助这些标识语，我们可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搜集各大古籍数据库中包含推类的实例，再对其进行提取、重构和分析。

从研究方法上说，重点是通过分析这些实例来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类同原则是推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均未深入探讨类同原则究竟如何在推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可以引入“类同原则工作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古代文献记载了极为丰富的推类实例，但就概括类同原则的工作机制、阐明推类的逻辑性质而言，只需选取典型的推类实例即可。通过对典型实例的研究，至少可提炼三种基本的类同原则工作机制：

援理：由类别到个体，推断个别对象具有同类之理所反映的属性。

贯通：由个体到类别，将个别对象具有的某种属性贯通到其类别。

引例：由对象到对象，推断其他对象与举例的对象拥有同样属性。

从西方现代逻辑的视域看，“援理”相当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贯通”相当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而“引例”则相当于从个别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的类比推理。由此可见，就逻辑性质而言，推类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推理类型，它是指中国古人在类同原则的引导下，通过援理、贯通、引例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来推出结论，从而实现其推理目的。所以说，推类应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推理规律的一般性研究。

（摘编自晋荣东《推类与我所理解的中国逻辑》）

材料一：

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文学成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流量话题。年轻的都市漂泊者迷恋上的“县城感”，不过是“怀旧”的另一个名字，大城市的高压和快节奏令人开始怀念90年代那从容、鲜活的小县城生活。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怀旧情绪由来已久，不过这一次，怀旧对象从乡土迁移到了县城。然而，“县域”并不是一个确切稳定的概念，我们可用“县域”一词涵括古今中国的县、郡、邑、镇这类行政区划范畴。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县域是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是传统礼俗熟人社会通往现代秩序社会的过渡地段。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取景框，而总体体量庞大的县域却往往在文学表达中被弱化。不过，对70、80后作家而言，城市不再是需要眺望的巨大“他者”，乡村也不再是束缚他们的地方，便捷的交通使成长阶段的他们自如地穿梭于城乡之间。背靠祖辈生存的乡村、随父辈生活于县镇、试图挤出人潮前往城市扎根，已经成为这代人成长中颇具代表性的空间轨迹。县域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他们书写的对象。

对于当下县域作家而言，县域是可供怀旧情绪充分展开的空间。县域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他们走向大都市的中介。在大城市的焦虑中回头遥望时，县域就显得舒缓，浪漫，温情脉脉。在蔡崇达小说《转学》中，幼时家庭的不幸使许安康拼命挣脱东石镇，可立足北京后的他投资惨败，于是携带妻儿回到东石镇。在重逢同样失意的儿时好友后，小镇的温柔回忆纷至沓来：每次开学母亲都会陪着他报到，学校荣誉墙上自己的照片，镇上亲朋邻居的理解与包容……可供怀旧的温情县域在他折返后的回望中诞生，使他最终从下海创业的失败中走了出来。

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龚万莹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自己的岛屿记忆。岛屿有着稳定熟人社会的慢节奏，同样被纳入县域的范畴。在其作品《出山》中，小菲在熟人社会的亲密氛围中长大。而当她留学后再度回到小岛时才发现，儿时买书的地方、迷路的地方、租漫画的地方、偷吃麻辣烫被妈妈抓到的地方，都变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岛屿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怀旧情绪化为那种失去了真实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找不到场景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县域（岛屿）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片最后的回忆自留地，主人公想回归县域以疗愈身处异国他乡的怀乡病，却发现县域只是存留回忆的空壳，一切温情都在现代性浪潮中悄然发生改变——怀旧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更多时候，它徒有其表，徒留感伤。

（摘编自杨云超《后全球化语境与当下青年写作的县域想象》）

材料二：

很多县域文学作家都提到过情感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情感是县域文学作家精神印记的一部分。从情感角度入手，可将县域文学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怀旧、思念的方式，书写曾经生活过的县域。县域文学作家中以70后为主，包括少部分80后，他们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县域，其童年生活自然成为写作的基本素材与灵感来源。他们擅长以深情的笔触、略带感伤的姿态来讲述小城生活，注重县域空间中人情、传统的书写，以及对县域文化、精神内核的发掘，以此窥探人性、洞察时代，重点突出县域空间的“慢”与“不变”，以时间的缓慢来对冲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变，把怀念小城作为抵御现代都市生活思想困境的一种方式。

这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有很大不同。鲁迅等人在面对县域空间时，虽然也有抒情式的怀念，但更多的是站在都市的视角批判乡村或县域空间的愚昧，以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文学启蒙的目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鲁迅在小说中更愿意将都市作为模糊的背景，其中的县域空间及其叙事，只是为完成创作主旨而临时借用的道具，不会对人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使鲁迅的小说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空间中展开，但在其小说架构中，县域空间与乡土空间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甚至只是乡土空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笔下的鲁镇或未庄与其说是乡土中国的浓缩，不如说是乡镇中国的典型写照。

二是表现出前后矛盾、进退两难的思想困境。从创作倾向来看，县域文学中的主人公向往大都市的繁华，希望步入现代轨道，但后来发现，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人生际遇使他们很难突破困局，最后无奈退守家乡一隅。不断在出走与寻找、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是小说主人公的常态，他们或者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艰难爬行，或者在城市中苦苦挣扎，难以立足。

三是将县域小城作为精神回归、解决思想疑难的“家园”。写作就是回故乡。70后、80后作家，大都已人到中年，对人生的体悟，再也不是少年时期的一往无前。现实社会的转型，在作家思想上留下印记，促使他们反观自身、回归本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域文学一方面发现了被时代忽视的平凡人物的光芒与情感结构；另一方面，作家们通过“精神还乡”，重新定义了县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位置与精神图谱，这在文学史上是比较重要的突破。县域以它自身的生命力，昭示了另一种生活的魅力与可能。其作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动力源，也有助于县域文学作家摆脱精神困境，达到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人生与创作之间的平衡。

（摘编自朱建国《空间、情感与城镇中国——县域文学批评的三重视野》）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技与人文和谐发展，科技创新与人文创新互动互促，是两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反映在人才个体上，就是出现了一批在科技与人文两大领域都有所建树，又能融通“两大科学领域”的跨学科人才。张衡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人物。

张衡在天文学、气象学、地震学、数学、机械制作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崔瑗说他“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郭沫若为张衡墓碑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张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后汉书·张衡列传》称：“衡少善属文”，“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他善于写诗、赋、文、铭、赞、诰、诔、书、疏等各体韵散文辞。他写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后人把他与司马相如、班固、扬雄并称为“汉赋四杰”。

张衡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人文精神践行者。他在人文科学中表现出人文精神。《应闲赋》中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这充分表达出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渴求知识、敢于和鄙弃知识的社会愚昧思想作斗争的崇高精神。在中国古代，认识天象、掌握天象规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订历算，以指导农业生产。为此，张衡仔细研究扬雄著的《太玄经》，而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天文哲学研究。《灵宪》就是他有关天文思想的代表作，从哲学和科学的高度全面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重大课题，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使我国当时的天文学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技活动中他也表现出人文精神。张衡很重视科技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东汉时期，经常发生地震，祸患极大。为了掌握自然规律，尽快了解地震发生的情况，减轻地震给人民带来的灾害，张衡经过长期的探索、艰苦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安置在京城洛阳。公元138年二月初三，地动仪朝向西方的一个龙嘴里的铜球突然吐出。没过几天，信使来报，距洛阳以西700里的陇西确实发生了一次较强的地震。

张衡是人类史上将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第一人。唐代的《历代名画记》将张衡排为东汉六个著名画家之首。龙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图腾，在张衡之前，龙的造型是随意的，张衡在规范中华民族龙的外在造型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地动仪上的龙，身体共弯曲五波，完全符合中国古老的“五数崇拜”。他把一个科学仪器的造型设计完全艺术化了，那似酒樽的外壳里面是机械，是结构科学。而樽外八条含铜珠的龙及龙头下面设置相应的蟾蜍，则引人进入审美的境界。张衡运用形象思维将传统的造型和审美的语汇法则进行了科学量化。

张衡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科学技术、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珍贵遗产，更重要、更宝贵且永恒不衰的是他所留给我们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摘编自王春《科技与人文双领风骚的张衡》）

材料二：

科学与人文有各自独立的价值与功能。科学以客观事物为对象，以实证和逻辑为方法，以构建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为目标。科学是求真，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认识体系，研究它们可作量化的一面，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科学关注“是什么”和“为什么”。

科学研究“物化”，人文学科则着眼于“人性”，人文所关注的理想、德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等问题，着重于人所不能被量化的一面，以维护人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文所追求的是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求善。人文不同于科学，它不仅是一个知识、认识体系，还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是一个价值、伦理体系。它关注的是“应该是什么”和“应该如何做”。

由此可见，科学与人文彼此协调、交融，既要符合自然规律，又要符合社会利益。科学是求真，但科学本身不能保证其发展与应用有利于人类进步，它需要人文的导向；人文是求善，但人文活动也不能保证其本身能建筑在客观规律基础之上，它需要科学的奠基。

（摘编自张首丽、钱建荣《新世纪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材料三：

当今世界，科学与技术已经内化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元宇宙”概念在2021年横空出世，反映出虚拟性日益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ChatGPT在2023年现象级走红，表明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的高度融合开启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技术迭代正推动人类社会快步进入“智能化”时代。然而，科技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科技进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技术红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展现出的超凡能力又使人们陷入“后人类主义”的恐慌。科技勇猛精进，而人文却稳重保守，如何跳出思维前见与学科分野，去思考科技与人文之间交互、融合的可能性、挑战及前景成为重要议题。文章认为，科技是工具性的，人文是本质性的；科技是外生性动力，人文是内生性动力，二者同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表征，其深度融合可为人类社会发展赋能。因此，以社会规约与人文关怀去消解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认知偏见、伦理危机等负面影响，赋予人工智能以“温度”，使之成为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科技发展为动力的“人文智能”，不失为科技与人文有效融通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吴攸《从“人工智能”到“人文智能”——论科技与人文融合的问题与前景·摘要》）

科学与人文共筑人类精神文化，但各有其价值和功能：科学聚焦客观世界，以实证与逻辑揭示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探寻“是什么”与“为什么”，①__________；人文立足人性本质，以价值伦理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关注“应该是什么”与“应该如何做”，它是本质性的内生动力。科学求真，②__________；人文求善，需科学奠定根基：③__________，为人类社会发展赋能。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后者是 Gesellschaft（法理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

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是“不流动性”，村落是封闭、静止的熟人共同体。而当前中国农村，已经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后乡土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村庄由“静止的村落”变成“流动的村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

所谓“半熟人社会”，即村民之间虽然仍相识，但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彼此熟悉、知根知底。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村庄日常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村民之间日常互动减少、关系疏离，传统人情、礼俗约束力下降。村民之间既有熟悉的一面，又有陌生化的一面；既有乡土性残留，又有现代性渗入。

乡土本色的核心是“黏着于土地、世代定居、熟人礼治”。而在后乡土社会，农户生计模式已发生根本转型：农业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半工半耕”成为普遍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家庭收入由务工与务农两部分构成。土地不再是唯一生存依托，而成为“退路”与“保障”。

传统乡土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主，靠习俗、人情、长老权威维持秩序。后乡土社会则是“礼治残余与现代治理并存”：一方面，人情、面子、传统伦理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治、行政权力、市场规则不断渗入，村庄治理从“内生权威”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动”。

费孝通当年所讲的“乡土本色”，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精准概括。但历经革命、改造、改革与市场转型，纯粹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后乡土社会”并非否定乡土性，而是强调乡土性的转型与重构：传统乡土特质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冲击下，以新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要彻底抛弃乡土本色，而是要在承认“后乡土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理解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性质与未来。

（摘编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引言》）

材料三：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

很快，姑娘们就不再把那一分钟看作单纯的“看”了。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做买卖。她们用土特产换些发卡、火柴、香皂、纱巾之类的日用品。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精心地打扮自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偷偷往脸上抹点雪花膏。她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生人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她们勇敢地把脸凑到车窗前，像一朵朵在阳光下盛开的山菊花，好奇地打量着车厢里的一切。

……

台儿沟再穷，她（香雪）也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

她（香雪）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吝啬地只打开一条缝。

（摘编自铁凝《哦，香雪》）

材料一：

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对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显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

（摘编自吴笛《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材料二：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作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何谓“文学经典”作品？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古希腊批评家、修辞学家朗吉努斯。他在《论崇高》中提出：“一篇作品只有在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真正崇高。”我国老一辈学者伍蠡甫认为，该论点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经典”或“经典作品”这一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经典”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有审美的力量才能融入经典。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经典往往表达、指涉或隐喻了一个时代，既切中时代而又超越时代，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民族疆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的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莱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为各种文学体裁树立了典范，把俄罗斯文学引上了民族化道路，而且创造了崭新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为确立其规范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述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德国诗人歌德主张“每天保持和伟大艺术品的接触”，强调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著名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还说自己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经典的密切接触使歌德不仅成为著名诗人，也成为具有敏锐艺术眼光的批评家。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也曾提到，他每年秋季都要重读一遍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英译本。而与拜伦、雪莱齐名的英国诗人济慈的《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已成传世之作，博尔赫斯则在他的《诗艺》中引用过济慈这首诗的诗句。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摘编自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

材料一：

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是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带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八十年代、并且“属于八十年代”的一些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昌耀早年的创作从总体上并没有“超出”他的时代，他的惊人在于后期的创作及其“重写”。昌耀并非一个先知先觉的天才，他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例外”。他的惊人的成熟，也是经过了历史“回炉”和淬炼才达到的成熟。正是在复归后的八十年代，昌耀在思想和精神上摆脱了早年的盲从，获得了重审过去和自我的历史眼光；而在历经曲折和磨砺后，他也有了更为自觉的美学追求，有了进行“重写”的语言和艺术功力，以把一切都纳入到“有方向性的写作”中来。

这种昌耀式的生命重写，使未来跳入过去，也使早年所萌动、所压抑的一切得以在后来破土和成熟，或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重写使诗人的创作生命得以刷新、提升，成为一个有其自身逻辑的重构的整体。正是这种相互贯穿的创作和重写，使昌耀成为了在整个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都很罕见的能够“超出”时代限制的杰出诗人。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有删改）

材料二：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昌耀的诗歌风格一方面是对苦难过往的咀嚼和回味，向世人暴露残酷的真相和精神的疤痕；另一方面其又表达出对自身才华无人赏识的哀愁，呈现出孤芳自赏的落寞之感。

身披“枷锁”的悲苦岁月是诗人记忆中不能触碰的禁区，那段时光所带来的剧痛与恐惧永远是其心灵难以愈合的创伤。昌耀的诗歌是对自身遭遇的一次怀着愤懑和哀怨的回望，诗人充满自传色彩、注重“个体”感受、独白型的、含蓄隐喻的诗歌风格，可看作是对五十年代以来逐渐口号化、模式化、具有高度的宣传鼓动性和斗争性，以颂歌与战歌为基本类型，传达集体人群共同情绪、强调“大我”、直抒胸臆式的诗歌主流的有力反叛，其体现了昌耀本人审美精神的某种叛逆个性。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历经时代剧变考验的昌耀，对于人生与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其诗歌的思想内容也开始从自哀自悼延伸到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呈现出形而上的哲理意味。

从个人的生命历程到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是昌耀作为一名诗人的内在自觉。面对“向死而生”的人生困境，诗人怀着悒郁、痛楚和无限的悲悯，向世人昭告万事万物终将消散的残酷真相，但是作者并非是要刻意宣扬生命的荒诞和虚无，而是希望“以否定的审美方式对生命价值给予诗意的肯定”。

昌耀并未对悲剧的人生完全绝望，但至于出路如何，诗人仍旧顾虑重重。不可否认的是，作者以自身“头戴宿命的荆冠”（出自昌耀《宿命授予诗人荆冠》）为例，呼吁人们正视命运的挫折和生存的价值，这足以体现其心系苍生、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和伟大魄力。

昌耀对先前的作品进行改写或重写诗歌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在昌耀公开发表或收入诗集的作品中，部分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在落款处都会有某年（月、日）的“初稿”或“删定”“修改”“复改”“誊正”“重写”等字样，修改的时间大多定为八十年代。其中既有不影响主旨意义的诗体裁剪，也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更拟题目以及重写的情况，这致使某些诗歌的情感态度在修改前后竟然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

昌耀在八十年代修改“旧作”，实际是诗人自我对话与自我修行的伊始。一方面，其表现诗人对“完美主义”的追求。如同许多优秀作家那样，昌耀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有精益求精的严苛要求。另一方面，这也是作者进行自我疗愈的方式。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性的经验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结构，有的人会沉湎于不幸的回忆之中无法自拔，对日常事物丧失乐趣，甚至可能被诱发神经疾病；而有的人则将创伤性的经验移植到高尚的社会或文化活动中去，在宣泄的同时可以得到某种升华。昌耀在改写的诗歌里显示出的美好祥和、乐观积极或是充满伟力的征服欲等也许是为了抚平情感上的伤痕、治疗精神上的苦疾，以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昌耀不厌其烦地对旧作进行改写，其中的“不可替换的奇异性”就愈加显著，愈加接近自己思想的彼岸，不断地向“完美”靠拢，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推进了其诗歌的“经典化”历程。

（摘编自李岳峰《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昌耀诗歌创作特点》，有删改）

材料一：

许多人相信他们不能读抒情诗——尤其是现代抒情诗，他们认为这种诗读起来很困难，含糊不清又复杂无比，需要花上很多的注意力，自己要很努力才行，因此实在不值得花上这么多时间来读。我们要说两个观念：首先，抒情诗，只要你肯拿起来读，你会发现并不像你想的要花那么大的工夫；其次，那绝对是值得你花时间与精力去做的事。

我们并不是说你读诗时就不用花精神。 一首好诗可以用心研读， 一读再读，并在你一生当中不断地想起这首诗。你会在诗中不断地找到新点子、新的乐趣与启示，对你自己及这个世界产生新的想法。

阅读抒情诗的第一个规则是：不论你觉得自己懂不懂，都要一口气读完，不要停。这个建议与阅读其他类型书的建议相同，只是比起阅读哲学或科学论文，甚至小说或戏剧，这个规则对诗来说更重要。

事实上，许多人在阅读抒情诗时会有困难，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阅读诗的第一个规则。面对“费解”的现代诗时，他们决定全神投入，但读了第一行或第一段之后便放弃了，他们没法立即了解这行诗，便以为整首诗都是如此了。他们在字谜间穿梭，想重新组合混乱的语法，很快他们放弃了，并下结论说：他们怀疑抒情诗对他们而言是太难理解了。

不光是抒情诗难懂，许多好诗用词都很复杂，而且牵涉到他们当时的语言与思想。此外，许多外表看起来很简单的诗，其实内在的架构都很复杂。

但是任何一首诗都有个整体大意。除非我们一次读完，否则无法理解大意是什么，也很难发现诗中隐藏的基本感觉与经验是什么。尤其是在一首诗中，中心思想绝不会在第一行或第一段中出现的，那是整首诗的意念，而不是在某一个部分里面。

阅读抒情诗的第二个规则是：重读一遍——大声读出来。你大声朗诵诗句，会发现似乎说出来的字句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首诗；如果你朗诵出来，比较不容易略过那些不了解的字句，你的耳朵会抗议你的眼睛所忽略的地方，诗中的节奏或是有押韵的地方，能帮助你把该强调的地方突显出来，增加你对这首诗的了解。最后，你会对这首诗打开心灵，让它对你的心灵发生作用——一如它应有的作用。

在阅读抒情诗时，前面这两个规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能读诗，只要能遵守前面这两个规则来读，就会发现比较容易一些了。一旦你掌握住一首诗的大意时，就算是很模糊的大意，你也可以开始提出问题来，就跟论说性作品一样，这是理解之钥。对论说性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是文法与逻辑上的问题，但是对抒情诗的问题却通常是修辞的问题，或是句法的问题。你无法与诗人达成共识，但是你能找出关键字；你不会从文法中分辨出来，而是从修辞上找到。为什么诗中有些字会跳出来，凝视着你？是因为节奏造成的？还是押韵的关系？还是这个字一直在重复出现？如果好几段谈的都是同样的概念，那么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你找出的答案能帮助你了解这首诗。

在大部分好的抒情诗中，都存在着一些冲突，有时是对立的两方——或是个人，或是想象与理想的象征——出场了，然后形容双方之间的冲突。如果是这样的写法，就很容易掌握。但是通常冲突是隐藏在其中，没有说出口的，譬如大多数的伟大抒情诗——或许最主要的都是如此，所谈的都是爱与时间、生与死、短暂的美与永恒的胜利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诗的本身，却可能看不到这些字眼，而这些字眼可能提示主题。

有人说过，所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都是在谈他所谓的“贪婪的时间”造成的毁坏。有些诗确实是如此，因为他一再地强调出来：

我曾窥见时间之手的残酷

被陈腐的岁月掩埋就是辉煌的代价

这是第64首十四行诗，列举了时间战胜了一切，而人们却希望能与时间对抗。他说：

断垣残壁让我再三思量

岁月终将夺走我的爱人

而在同样有名的第138首十四行诗中，开始时是这么写的：

我的爱人发誓她是真诚的

我真的相信她，虽然我知道她在说谎

谈的同样是时间与爱的冲突，但是“时间”这两个字却没有出现在诗中。

关于阅读抒情诗，还有最后的一点建议。一般来说，阅读这类书的读者感觉到他们一定要多知道一点关于作者及背景的资料，其实他们也许用不上这些资料。我们太相信导论、评论与传记——但这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只要一个人愿意努力，几乎任何人都能读任何诗。任何有关作者生活与时代的资讯，只要是确实的都有帮助，但是关于一首诗的大量背景资料并不一定保证你能了解这首诗。

阅读任何伟大的抒情诗是一生的工作，因为伟大的抒情诗值得再三玩味，而在放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对这首诗所有的体会，可能更超过我们的认知。

（摘编自[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阅读故事、戏剧与诗的一些建议》）

材料二：

如何读一首现代诗？读一首现代诗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细读”，与“粗读”不同，与一般性的赏析也不同，这两者大多是一种随意的蜻蜓点水式的阅读，而“细读”是进入文本内部，对其词句、语调等内在“肌理”进行剖析，让思绪在诗的文本里走动，揣摩、跟踪语词的流脉和气息。另一方面是把作品放在它产生时的历史语境中，放到作者本人创作的总体格局里，即不是孤立、抽象、封闭地对一首诗进行读解，而是尽量把它上下左右周边的关系、因素引进来，也就是增强它生成的“历史感”和“方位感”，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它的构成和线索。当然，现代诗的一个特点是：每一首诗就是这“一首”，从内容到形式、从主题到结构，是自成一体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同样地，读一首现代诗就有读这首诗的独特方式，也许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读其他诗的办法。

（摘编自张桃洲《如何读一首现代诗》）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历史积淀的心理定势里，文学中加入政治因素似乎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文艺学界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文学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而一个文人如果缺少政治兴趣，人们倒觉得无所谓，甚至还认为他清高超逸。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文学创作需要“政治眼光”，文学本质上是不能离开政治的。

文学之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事实上它无法离开。这里要引入“大政治”的概念。“政治”不仅有好坏之分，还有大小之别。所谓“小政治”，是指党派的政策方针、政治任务、政治运动等，又称“狭义政治”。所谓“大政治”，是指社会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及其所体现的公民、伦理、道德、人文、家国等精神。大政治可以不妨碍文艺家享有思想和精神的自由，小政治却可能造成对文学创作自由的限制。所以，任何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绝缘的，文学是人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不例外。

文学所以不能离开政治，还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势必承载着进步、深刻的政治主题，远离政治的纯文学创作必然也会远离具体的生命个体，而变得缺乏生命力，生命力是文学的永恒理想。只把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但艺术家政治意识模糊，政治责任消解，甚至要求完全取消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追求“纯文学”的主张，却也是矫枉过正的。这种所谓的“纯文学”主张一旦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汇合交融，就让文学患上了软骨病。

这样导致的恶果就是，艺术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以至于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文学固然可以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纯粹，却不可能因为审美的形式而变得伟大。能使文学变得伟大的决定因素乃是其所表现的崇高、积极、宏大的政治主题。审美性标准只能衡量文学的文学性，而文学的伟大性是要以超审美标准来衡量的。

（摘编自祁志祥《从文学与政治的百年论争看如何建设“文艺政治学”》，有删改）

材料二：

篇幅巨大的情节性艺术，首先遇到的，是立意的精神等级问题。正是立意的精神等级，决定了这个作品有没有可能在人间存在、被人们关注的价值。要提高艺术作品的精神等级，首先要用苛刻的艺术眼光摆脱种种实用层次的吸引力。

“立意要高古浑厚，有气概，要沉着，忌卑弱浅陋。”（元·杨载：《诗法家数》）在情节性艺术中，要删净“卑弱浅陋”的内容是很难的，但必须让它们受到“高古浑厚”的统帅。麻烦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十分艰难，甚至“卑弱浅陋”常常被看作“高古浑厚”。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艺术眼光常常被政治眼光、道德眼光所替代，事情就变得更加混乱。为此，我必须先要用实例说明艺术眼光不是什么，然后再来说明它是什么。首先，艺术眼光不是政治眼光，政治眼光也有善、恶之分，但不管哪一种，都不是艺术眼光。

契诃夫笔下有两个童仆：9岁的男孩万卡和13岁的女孩瓦尔卡，他们分别出现在短篇小说《万卡》和《渴睡》中。评论家一再告诉我们，契诃夫十分憎恶旧俄的童仆制度，因此塑造了这些形象来进行政治批判。万卡在偷偷地给爷爷写信，诉说非人的遭遇，要求爷爷把自己领回去。他显然不会寄信，但他以为爷爷能收到，就高兴地睡着了。瓦尔卡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干不完的活剥夺了她睡觉的权利，她最终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个成天吵闹不休的婴儿。这两个孩子的现实处境和不远前景都非常悲惨。

显然，契诃夫的艺术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们劳累困苦、挨打挨骂等一般性的悲惨境遇上。这些，公正一点的社会调查员也会发现，有道义的法官、律师也会对之愤怒。但是，即便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调查报告和法庭辩护词，也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契诃夫的着眼点在于：当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压在肩上的时候，这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仍然雄辩地显示着自己作为儿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这就是艺术眼光关注的层面了。艺术眼光，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这种敏感，远远超越政治敏感。在艺术眼光看来，“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浅的眼光。那只是一种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用“泛政治化”的眼光来从事艺术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和创造的双重玷污，而且，还玷污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剥夺艺术。

另外，艺术眼光也不是道德眼光。道德有新旧之分，旧道德中那些割股疗亲、夫死尽节之类行为固然因为刺痛了艺术眼光对具体生命状态的敏感而早已与艺术无缘，新道德否定这一切，却也因为成了一种笼而统之的新概念而离开了具体生命，同样与艺术眼光擦肩而过。艺术眼光并不关心道德本身，而是关心在各种道德规范下蠕动的生灵。它因生灵，才返观道德。

（摘编自余秋雨《艺术创造论》，有删改）

唐宋散文以政治介入创作，以纠正六朝骈文远离政治、唯艺术形式是瞻的弊端。这是因为文学研究表现人的学问，而①______，因此文学必然要反映国家社会这样的政治层面。骈文的艺术造诣自然不容置疑，反对“唯艺术形式是瞻”也不是反对诗人在艺术领域精耕细作、勇攀高峰，而是反对②______。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融合了深厚的政治要素，宏大的政治主题也只有依靠精美的艺术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现。总之，③______。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文化的灿烂光芒，让生活多彩闪耀，更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过去一年，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员，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点燃冬日激情。好的文化，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好文化是好日子的组成部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活动、高品质的文化供给，正不断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让热气腾腾的生活更添神采。

文化的力量，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着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人们在都江堰感慨古代的伟大工程，也是在感悟中华传统文化和智慧；当我们见证了“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自豪；当年轻人身着汉服逛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直播间传授技艺，传统文化正在变得更加亲切可感；当悟空和哪吒出海在全球圈粉，我们为中华文化的底蕴与时代活力骄傲。

中华文化来自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文化自信深深融入民族血脉。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文化”模式赋能产业发展，互动剧、虚拟演唱会等新业态风靡一时，沉浸式交互展览让观众通过VR穿越千年“触摸”历史。创造性转化联结古今，是古人与今人智慧的融合，更是古人对今人的馈赠，今人对古人的致敬。

（摘编自徐也晴《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   增添自信力量》）

材料二：

国潮作为一种青年消费新热点，大家有哪些期待？调查显示，60.7%的受访青年期待拥抱科技与绿色，推出更多“科技国潮”“绿色国潮”产品，58.1%的受访青年期待创新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线下体验店、国潮集市等，57.8%的受访青年希望深化文化内涵，把中式美学与故事融合到产品中。

有专家认为，推动国潮发展，首先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价值，国潮品牌可以与文博机构、高校建立长期合作，系统性挖掘节气文化、传统哲学等资源，将其转化为产品设计理念。其次，要加大研发投入，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结合，提升产品的实用性与体验感，比如可进一步探索3D打印、智能传感等技术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产品体验。此外，构建可持续的品牌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注重设计创新、实现审美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同样是推动国潮持续发展的发力点。

受访青年中，来自一线城市的占40.1%，二线城市的占35.2%，三四线城市的占18.9%，县城或城镇的占4.3%，农村的占1.5%。

（摘编自王志伟、戴瑶、吴欣宇《助力国潮发展   近六成受访青年期待创新消费场景》）

材料三：

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决定了“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从一个叙事作品中游离出来，又组合到另外一个作品中去”的神话母题为数众多，且多数母题中均蕴含如舍己为人、自力更生、打破命运牢笼等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民族基因与民族精神，这是独属于现代中国的宝贵财富，是文艺作品的文化根基，这也正是“国潮”动画电影在进行现代化改编之余仍能保留中国文化价值内核的根本原因。创作者们虽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做出了种种创新，但并没有抛开神话资源中的文化内涵，反而通过重述将其置于中心地位，进一步通过人类对“第二世界”的大胆想象予以探讨，满足了我国电影强国进程中观众的视听审美期待和精神文化需求。

“国潮”动画电影不仅在商业票房上成绩斐然，充分体现出商业价值，更使人从中寻获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打造出真正立足时代、深受青年观众喜爱的“中国时尚”风格。中国动画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题材内容上不断进行文化寻根，在表现形式上以电影工业化和科技手段推动文化的多元视觉再现。更重要的是，这些“国潮”动画电影，成为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的媒介形态，既让中国观众获得文化自信，为中国建设电影强国添砖加瓦，亦成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摘编自黄诗娴、陈可凡《论“国潮”动画电影的艺术特色与时代价值》）

结论：超过九成的受访青年来自城市，这说明国潮消费基本由城市青年推动，在县城、城镇与农村缺乏发展的需要与空间。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二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历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讲究阴阳二气，讲究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平衡、它们的和谐。“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贯穿二十四节气的主线，正是阴阳二气的变化。

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口。而要真正把握二十四节气所饱含的中国智慧，非得进入七十二候的肌理不可。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气，六节气为一季，四季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展现出天地之气和生命万物的规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一个又一个的五天不以为意，其实在这五天时间里，天地之气变化巨大。所以在体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候，就要走在泥土地里“接地气”，感受阴阳二气的变化。

大寒节气走在北京郊区大地，突然一下觉得脚底的土开始有点变软，这是在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和空中的阴气进行平衡。随着立春的到来，太阳黄经至315度，会感受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复苏。随着阳气过了小腿，春分节气草就绿了；阳气到了腰间，冬衣也就脱掉了，这是春天的景象。当到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北京的牡丹仙子又回人间怒放。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循着阴阳二气变化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中医学、哲学、民俗、宗教、道德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传统农耕时代发挥了指引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日用而不觉的许多价值观念都蕴含其中。当我们深入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候的更替之中，细致触摸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永恒魅力，以新的文化使命来思考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新价值时，就会领悟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这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应当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每一个节气和物候现象都可以得出关于“天、地、人”的感悟。比如芒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节气的15天里，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三个物候，一个是螳螂，另两个是小鸟，都是小动物，其在此时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均和阴气的初生有关。芒种节气为仲夏之始，阳气渐至极，阴气也悄悄地滋生，螳螂是喜阴之物，所以上年深秋产的卵破壳生出小螳螂，此为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鵙即是伯劳鸟，也喜阴，开始出现在枝头，感阴而鸣。

到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专门学别的鸟儿鸣叫，叫得特别好听，这时却沉默了，因为它喜阳，觉到阴气的出现就不叫了。从这三个物候现象里，我们可以观察到阴阳二气变化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感，追求阴阳二气的平衡，追求万物的平等，强者向弱者倾斜，不管是在谷雨盛放的牡丹，还是在大雪节气顽强挺出小芽的荔草，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农人在芒种节气的状态则是“三忙”，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管。北方收麦子，南方种水稻，田间还有一些农作物需要管理，“三夏三忙”是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景象。“三忙”是遵循天道而为，农人不能不抓紧时间，并且是分秒必争，不然就没有收成。

此时我们从中就会有所感悟。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子。种上以后，还要勤管理，除草，施肥。人生亦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好的思想，就跟施肥一样；要把我们的缺点改掉，也跟除草一样，其实人生也是一门管理学。

那么种下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也会结什么样的文化果实。真正的优秀文化要提倡去掉“我”字，去掉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冲突的偏狭与执念。以此观之，我们更加自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精神。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提倡走进大自然，从天地造化中感悟“忘我”；佛学经典，讲究“无我”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更是明确告诉人们要克制贪念，一言一行要符合“礼”“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引导我们，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管理自己。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所以，从芒种节气的三个物候里，我们感悟阴阳二气平衡的宇宙观，从“三夏三忙”的生命管理中，悟到人类在求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要遵循天道，习得真、善、美。

（摘编自徐冬冬《以艺术的形式开掘中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角龙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传统在距今8000多年前应该就已经产生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和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文明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可能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齐整的装殓、丰厚的随葬，寄托着对逝者特别的关爱与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随葬，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音乐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摘编自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学习人类智能的过程。多年来，人工智能领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学派，大致来说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可以把大脑的逻辑、规则、推理过程都用符号表示出来，这就是符号学派。还有一种思路是连接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大脑如此复杂，智能的实现十分困难，所以要通过大量的数据，依靠积累经验、持续学习、不断适应，以及与世界的连接来获取智能，这就是连接主义。最近10～20年主流的深度学习技术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

人工智能发展史上有几个里程碑性质的关键事件值得关注：2016年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第一次击败了李世石九段。但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大家听闻较少的AlphaGo升级版AlphaGoZero。它完全不用学习人类的棋局，而是自己和自己下棋，通过不断地博弈来学习，进化速度非常快。AlphaGo代表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智能体。

ChatGPT诞生之后，人工智能跳跃到了一个新的范式，它不仅可以识别，还可以生成、可以创造，生成式AI就这么出现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的DeepSeek，出现在2025年1月。DeepSeek是一条新的路径，在算法、技术、系统架构上都有创新，它用1%的算力就可以达到和美国前沿大模型相似的能力。DeepSeek出来之后，中国和美国在大模型领域的差距就缩短到大约2～3个月。另外，它采用开源模式，它的开源模型很快就被很多买不起大模型的国家、地区所使用，这使得整个模型的落地和应用变得越来越快。

2025年，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又一重要转变——从生成式AI迈向智能体AI。在此之前，我们遵循“规模定律”：数据越多、算力越强，模型效果越好，达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涌现效应。但2025年我们发现，语言领域预训练阶段的规模效应正在放缓，数据资源逐渐趋于饱和，继续增加算力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与之相对，后训练阶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就像人类的成长：预训练如同上学阶段，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通过学习积累知识变得聪明；而后训练则像是工作后的实践，在具体场景中不断学习、进化，这也是智能体AI的核心来源。

什么是智能体？人类作为高智能物种，能够设定任务和目标、规划实现路径、不断试错反馈，凭借强大的记忆完成任务。AI智能体在学习人类这种高级智能时，具备三大关键能力。

第一点，自主学习，而不是自动学习，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自主学习是没有固定的规则，在不断探索中学习；而自动化往往是有预设规则的，是按照定义好的规则来运行的。

第二点，可进化，通过不断迭代可以变得更好，而且进化之后，下次再做类似的事情，可以把原来学到的知识用上。

第三点，泛化能力，即举一反三的能力。比如说一个人学会了怎么去订票，那么他所拥有的这个技能可以用到其他类似的领域，例如报销、购物等等。

这些智能的实现，离不开最基本的东西——数据。数据的本质就是数字化，我们的技术底座就是数字化。首先是信息世界的数字化，然后是物理世界的数字化、生物世界的数字化。过去40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数字化。

美国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任曾在数字化1.0开启时提出，我们正在从“原子”走向“比特”。“比特”是香农定义的数字世界的基本单位。而如今，我们正从比特回归原子、走向分子——新一代智能是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的融合，是比特、原子和分子的融合。

（摘编自张亚勤《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与未来展望》）

材料二：

人工智能经历了符号主义、连接主义、行为主义等多条技术路线的并行探索，在不同历史阶段各领风骚。如今，随着技术的成熟，多技术路线融合统一成为发展趋势。

从虚拟的数字空间走向真实的实体空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必然。技术条件的成熟，为人工智能进入实体空间提供了可行性支撑。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实体空间的精准感知，为智能决策提供输入；机器人技术的突破实现了感知与执行的一体化，能够在实体空间自主移动、灵活操作；AI芯片性能的飞跃，为大规模模型训练和推理提供了强劲动力，支撑了大模型实现；大模型的发展，融合了语言、视觉、语音等多种感知能力，实现了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为推理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行业应用的需求牵引，成为人工智能走出数字世界的核心动力。这种与物理过程深度耦合、并能直接带来质量提升与成本节约的赋能模式，是推动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业”行动的迫切需求。

然而，实体系人工智能的发展正面临着技术壁垒高、实施路径不清晰、规模化发展难度大等多重挑战。

技术攻关方面，实体系人工智能需以信息物理深度融合为基石，构建“感知—认知—决策—执行”技术体系。先准确感知物理世界。再利用大模型的“通才”能力解决复杂决策，利用小模型的“专才”能力执行确定性任务。最后，实现准确、快速的动作执行。

应用示范方面，实体系人工智能需建立“场景开放+政策激励”双轮驱动模式，打通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速实体系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

标准引领方面，实体系人工智能需构建统一的体系架构与系统评估、规范的技术方法指导与测评、通用的系统应用定义与要求等标准体系，为实体系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综上所述，坚持“以数据为牵引、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发展路线，通过技术攻关、应用示范、标准引领三位一体协同联动，必将加速推动实体系人工智能发展，全面赋能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

（摘编自于海斌《当人工智能走向实体空间》）

2026年是公认的“AI智能体元年”。与传统的聊天机器人不同，智能体不再是“能说会写”的被动工具，而具备了______的能力，没有固定的规则，能够在探索中学习。2025年以来，智能体发展速度超出预期：从生成式AI迈向______。如今预训练阶段的规模效应正在放缓，后训练阶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工智能走出数字世界，关键在于______，推动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业”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