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

[加拿大]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

我从地板上高高的雨鞋的空隙间望到他，突然我就升空了，脸被按到他的胡茬里去。这是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父亲从他雨鞋的红跟到他蓬乱的白发，闻上去都是咸的。每当我想起他，那股浓烈的咸味便像海浪一般袭来。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第一次去坐那条船。从家到码头的那半英里路，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记得他大步踩在砾石滩上的声音，记得他曾经爱哼的小调和空气中盐的味道。船舱里也弥漫着一样的味道，这种气味始终不变。我们在港口兜了一小圈就回来了。回到家里，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点年纪就扬帆远航，非同小可，问我“你觉得船里怎么样啊”“你在船上怕吗”“在船里哭了没有啊”，没有一个问题离得了“船”字，当时我就知道，它对每个人有多么重要。

每当父亲一大早就去了船那边，屋里就剩我和母亲。她似乎总在修补“在船上弄破”的衣服，准备“在船上要吃”的食物，或者，就是在我们厨房那扇面朝大海的窗口搜寻“那条船”的踪影。大概到了中午，父亲回来，她总会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这个问题也成为我第一个会问的问题。

我生命中的这条船，有三十二英尺长，九英尺宽，船身漆成淡绿色，船头一侧印着黑色的“珍妮·琳”字样。“珍妮·琳”是我母亲的名字，如此命名，是要让她作为一环接入到传统的那条长链中去。

以船坞为中心，一共有五十栋左右的房子绕着马蹄形的港口，我们家是其中之一。家里最重要的一间屋子是厨房，是老式、狭长的那种。厨房是大家共用的，也是个中间的缓冲地带，因为它一头通向十个都收拾得一丝不苟的房间，而另一头只有一间，是父亲的，里面混乱得如同经历了一场灾难。

母亲打点家务一丝不苟，每一样东西都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家里的七个小孩（六个是我的姐姐，我是父母的幼子），她为每个人准备食物，缝制衣服。我家的园圃，他人见了都不敢置信，花开得华美。但是她从不涉足父亲的房间。

父亲的床靠的是南墙，永远是乱糟糟的。床边上放着一个褐色的小圆桌，上面堆着一个古老的鹅颈台灯、一个破旧的收音机。邻着的墙旁边有张写字台。杂志和书覆盖了整个写字台，甚至在椅子上还要跟衣物抢夺地盘。小圆桌本来已很英勇，它们却还要再加重它的负担，而收音机上难免也要顶几本书刊的。床底下那个像是窑洞般神秘莫测的空间，也已被书塞满。写字台边上的墙角，书从墙上洒落，从地板上垒起。

当他不在船上的时候，父亲大多时候都穿着袜子躺在床上。鹅颈灯照亮他手中的书。桌上的收音机始终开着，午夜，或一点，或两三点、三四点，人们会时而听到广播，听到他的咳嗽，听到看完的书被扔向墙角书堆时，在空中扑腾的声响。他似乎从来不睡觉，只小憩，而他窗口的光亮整夜整夜地照向大海。

母亲鄙视这个房间和这个房间代表的东西。我出生之后，她就再没有在那里过夜。其实她鄙视的是混乱，不管是房间的混乱，作息的混乱，还是人生的混乱。她高中毕业之后就再没有翻开过一本书，觉得读书完全是浪费时间。而姐姐们到九年级左右的时候，一个个都会被父亲的书本深深地吸引，对补袜子和烤面包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向往更广阔的世界。母亲看到姐姐们看书，就总会吼道，“别往那堆垃圾里面钻，过来干你的活”，“我倒想知道，有谁过日子真得了看书的好处？”母亲和她家族的人一样，是属于大海的。她希望姐姐们能嫁给渔民，像她一样安安稳稳地在海边度过一辈子，希望子女们永远地守护着大海。父亲从来不会禁止姐姐们看书，反而积极地支持她们。姐姐们最终一个个地离开了大海。她们常常会从外地给父亲寄来各种杂志和图书。

我十岁出头的时候，以为将一直这样无拘无束下去，可以继续在学校名列前茅，自得其乐，有空再去船上帮些忙。但是十五岁那年冬天，父亲好像一下子老了，身体也突然就坏了。到了第二年，整个一月，他都很少从床上起来，一直躺在那里看书、听广播。到了二月，别人开始检修捕虾网，父亲还是没有动作。于是我和母亲在夜里编结网眼、网囊。白天舅舅会来帮忙修补渔具，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父亲的伙伴。到了三月，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我知道母亲着急，我也知道到了五月一号，要是渔具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两个人在船上待命，我们所有人都完了。我明白，《大卫·科波菲尔》《暴风雨》们，都将永远退出我的生活，所以，我向它们道了别。

那是第一次，我整天都待在家里。晚上，母亲上楼了，父亲喊我进他的房间。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你明天回学校。”他就简单说了一句。

我不答应，说我已经做了决定，说我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决定不是这么做的，”他说，“你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我有。你还是回去的好。”我当时几乎生气了，就跟所有少年一样，我告诉他别管我的事，别命令我该如何做。

他躺在床上，盯着我看了许久。十六年之前，就在那张床上，他有了我，有了我这个独子。当时他五十六岁了，天晓得生我时，头发已然雪白的他有着怎样的心绪。床响了一声，他把腿甩过来，坐在床沿，正对着我，他眼睛蓝得透彻，正对着我黑色的眼睛。他两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柔声说：“我不是要命令你什么，我只是请求。”

第二天一早我又要回学校。出门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廊里，说：“我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我的儿子居然会为那些无用的破书，抛弃生他养他的父母。”

接下来几个礼拜，他奇迹般地起身了。工具都已经准备妥当，“珍妮·琳”四月中旬重新刷过。五月第一天，和往常一样，马达声四起，渔船驰向大海，舱里满载的渔网一直垒到船舷。渔网如活物一般跃入海水中，洁白晶莹或碧绿透彻的冰山依然浮动左右，渔船腾挪其间，寻往去年前年五月的旧去处。

直到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坐在山上的高中教室里，讨论丁尼生^[注]笔下水的意象，眼睛却望着渔船在底下来来回回地穿梭，直到下午，码头上的渔网都去了海床上。我看到“珍妮·琳”也在它们中间，一整天，父亲站在船舷，双腿叉开，用手里的绳子将工具绑在甲板上。

（有删改）

【注】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他的作品意象丰富，深刻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进步与精神困惑。

文本一：

雪

沈从文

天气变到出人的意外。晚上同叔远分别时，还约到明早同到去看栎树林里捕野狸机关。把身子钻到新的山花絮里呼呼地睡去。人还梦到狸子兔子对我作揖，心情非常的愉快。因为是最新习惯，头是为棉被蒙着，不知道天亮已多久，待到为一个人摇着醒来时，掀开被罩，已经满房光辉了。

叔远就站在我面前笑。

因为是纸窗，我还不知道外面情形，以为是有了大黄太阳，时候太晏了，看狸子去不成了，就懊丧我醒来得太晚，又怪叔远不早催我醒。

“我刚从老屋过来，院中的雪总有五六寸，瓦上全成了白颜色，你还不知吗？”

“落雪？”

“给你打开窗子看，”叔远就到窗边去，把两扇窗子打开，“还在大落特落呢，会要有一尺，真有趣极了。”

叔远以为我怕冷，旋即又把窗关上。我说不，落了雪，天气倒并不很冷。于是就尽它开着。

雪是落得怪热闹，像一些大小不等的蝶蛾在飞，并且打着旋。

房中矮脚火盆中的炭火炽爆着火星，叔远在那盆边钩下身子用火箸尽搅。

“我想我得起来了。”

“不，早得很。今天我们的机关必全已埋葬在雪里，不中用，不去看了。呆会儿，我们到外踏雪去。”

“下了雪不成，那我们见到玛加尔先生他捕狐不就正是在雪中么？”

“那是书上的事情，并且是俄国。我的天，你为了想捉一匹狸子，也许昨天晚上就曾做过那个可怜玛加尔捉狐的梦了！”

听到叔远的话我有些忸怩起来。我还不曾见过活的狸子在木下挣扎情形。只是从那本书上，我的确明明白白梦过多次狐狸亮亮的眼睛在林中闪烁的模样了。

叔远在炭盆的热灰里煨了一大捧栗子，我说得先漱漱口，再吃这东西。

“真是城里人呵！”叔远是因为我习惯洗脸以后才吃东西揶揄我，“我告你，乡巴佬有些地方也很好受用的，若不是我娘说今天要为你炒鹌鹑吃，在这时节我们还可以拿猪肠到火上来烤吃呢。”

“那以后我简直无从再能取笑乡下人了。这里太享福。”我想我这个冬天，真过一个好运的年了。

一竹筒栗子，我们不知不觉就已吃完了。望到窗边雪还是不止。

叔远突然说他要出去一会，接着我耳朵听到他的脚步踏在雪里沙沙的声音渐远去了。我侧面睡下，望到那窗外雪片的飘扬。等一会，叔远还不来。雪是像落得更大。听到比邻人家妇人开门对雪惊诧的声音，又听到屋后树枝积雪卸下的声音，又听到远远的鸡叫。

火盆中新加的白炭，为其他的炽炭所炙着，剥剥爆着响，像是在催我，我决定要起床了。

然而听到远远院子的那端，有着板鞋踏雪的声音，益近到我住的这房子。掀开帘子是一个女人，叔远的母亲。我笑了，赶忙要起床，这老伯娘就用手止住。老人一进房，就用手去弹那蓝布包头上的雪。

到这老伯娘把手来炭盆边交互捏着烘着时，我们适间所吃的栗子，剥到地下盆边的栗壳，已为老太太见到了，老太太笑。我记起叔远说的，娘是不准拿东西到早上吃，担心这时叔远不知道他娘在此，恰巧这时高高兴兴捧了一堆果子从外面进来，又无从起来止住叔远，就很急。

叔远的娘似乎看出我的神气了，就微笑解释似的说：“我告了他今天早饭我们炒辣子鹌鹑不准多吃别的零东西，这孩子又骗我！栗子吃熟的还不要紧，不过像我们老人吃多了就不成。”

我答应她的话是：“不，我并不想吃。”我一面在心中划算，“今天吃早饭我若不再多吃两碗来表明我栗子吃得并不多，真是不配在此受人款待了。”

听到院中有人踹雪的声音，我断定这真是叔远了，老太也听到，就从窗口望出去。

“又不怕冷呀。你瞧手都冻红了，还不开烤烘！”

叔远即刻负着一身雪片进房了，我因他妈望别处，就怒目示意，告他栗子事已为老人发觉。

叔远装作不在意那样，走近炉边去，说：“娘，我先还以为挂在那檐下的棕袋里栗子不干，谁知甜极了。”

“你是又忘娘的话，同从文吃烧栗子了。”

“并不多，只几颗儿。”

娘望到地下那一些空壳，听到“几颗儿”的话，就不信任似的抿嘴笑。我也不得不笑了。叔远坐在火边反复烤着那些肿成小胡萝卜似的手指，娘就怜惜十分为纳到自己暖和的掌中捏着。叔远一到他娘的面前，至少就小了五岁。

我是非得起床不可了。叔远说是为到东院去叫人送洗脸水，他娘就说让她过去顺便叫声，娘于是走了。

我站到床上，一面扣衣一面说，“我问你，你拿的粑同腊肉？”

叔远把头摇，知道是母亲已告了我。然而又狡猾地笑。

“怎么？还有什么罢？”我看叔远那身上，必定还有赃。

“瞧，”果不出所料，叔远从抱兜里把雪枣坯子抓出七八条，“小有所获，君，仍然可以！”接着叔远说是只怪娘为人太好。所以有些地方真像是不应当的顽皮。

“还说！你真不孝！”

洗脸水还不见来，我们二人又把放在灰里捞好的东西平分吃完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作，有删改）

文本二：

阿Ｑ正传（节选）

鲁迅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Ｑ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Ｑ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Ｑ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啪啪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Ｑ！”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啼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Ｑ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材料一：

近二三十年来的国内移民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研究，也就是“农民工”问题研究。但最近五到十年关于“城—城”移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它与“乡—城”移民研究一样，都绕不开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流入地城市市民权利分享、不同人群在城市公共资源再分配上的权益之争等话题。在特定地域内对特定群体进行权利再分配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这种矛盾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认同困境，他们是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或工作的常住居民，同时却在市民权利的分享上面临各种障碍或来自本地人的质疑。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对流入地存在着地域上和群体心理上的归属矛盾心理，即把对城市的地域认同与对城市市民的群体认同区分开来，如“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这句话经典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但他们又是哪个城市的孩子呢？他们在群体认同上将自己归属于“城里人”，但在地域认同上，却无法将自己归属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那个城市，更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外地人”，只有回到农村老家才是“本地人”，可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农村的孩子。他们到底是“谁”？

群体认同和地域认同的不一致的根本内涵是，移民对所在城市虽然有认同（或归属）的意愿，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意愿却不相一致，他们想做“某地人”，但最终要么不得不继续做“农民”，要么就变成非农的“外地人”。然而，“外地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只是有着共同生活际遇的人的集合体，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在某些方面（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外地人”争取权利的抗争往往以个体权利诉求的形式出现，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立场。同样，当下在一些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外来人口个体化赋权的路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是外地人”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它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不是本地人”，这应该就是“外地人”这一地域身份意识的核心意涵。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本地人”呢？

（摘编自康岚《“谁是外地人”：大都市居民的地域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二：

自19世纪中叶成为通商口岸以来，语言和原籍一直被用作上海社会阶层的代名词以及歧视外来人口的依据。自2001年《语言文字法》通过以来的20年间，普通话逐渐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占据主导地位。这大大降低了外来人口为日常工作、生活而学习方言的动力和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和10年代中期，在上海定居的三组外来人口所受的语言歧视，已经从公开转变为隐蔽，从在整个上海本地人群中普遍存在到仅局限于年长且相对弱势的本地人群中。多年来，“外地人”这一标签逐渐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建筑工人或家政服务人员等体力劳动者脱离，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已逐渐减少，但外地人与上海人之间的认知鸿沟仍然存在。对于大多数上海本地人来说，一个人的价值仍然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或听上去是否像上海人来判断的，即是否具备上海人的习性。尽管上海本地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背景迥异，但上海人的身份仍暗示着城市的精致和西方的现代性。高教育、高技能的外来人口拥有社会阶层及个人财富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又明确表示他们的自我认同是流动的：永远是外地人，但对上海有着明显的归属感。这种矛盾性表现在他们对这座城市在物质上的象征性的拥有权，承认自己不精通上海话或没有掌握上海话的意愿，以及对家乡逐年来的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个人背景、语言文化等原因，他们与土生土长的真正上海人的区别烙印在各自的脑海里。正是这区别使他们形成以上海人身份自居的模仿倾向，那些希望迅速融入本土上海人社群、并在上海定居的外来年轻职业女性群体尤其如此，她们有种种愿望，但在实现愿望、被认可为中产阶级的同化目标方面手段有限，缺乏个人经济水平做支撑，语言能力就成了一条捷径。

2017年，笔者采访过原籍哈尔滨的伦，她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在此工作生活超过15年。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要被认定为上海人，就必须有不容商榷的标准：“首先，你需要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其次，要了解这座城市。我在这座城市里完全没有方向感，总是依靠导航。但是我老公（上海人）对每条路和每条街都很熟悉！如果我说自己是上海人，我自己都不相信！”上海方言不熟练、城市建筑环境不熟悉，使通过工作获得上海户口的伦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丈夫有很大不同。这两个标准很有意思，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扩张让许多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都感到陌生。伦对典型上海人的描绘依赖于传统的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假设了一个冻结在时间河流里的城市语言和物理空间。这样的限定，并不适用于上海这几十年来的状态或轨迹；或者说，自上海开埠后从未如此。

（摘编自徐舫《永远的外地人还是名义上的上海人》）

3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后面题目。

病起书怀^①

陆游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②。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注】①此诗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陆游时年五十二岁，被罢官后病了二十多天，客居成都浣花村。②和銮：古代马车上的铃铛。这里指“君主御驾亲征，收复祖国河山”的美好景象。

书愤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雪夜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讲好中国故事是外宣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从毛泽东同志向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讲述“延安故事”，到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故事介绍中国道路和共建美好世界的理念主张，善于通过故事传播理念，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做好外宣工作，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既要宣介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传播优秀当代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关键是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不能厚古薄今，更要注重展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推动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理念、文艺精品、文化成果走向海外，既要入乡随俗又要入情入理，努力进入主流市场，影响主流人群。

（摘编自《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材料二：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的十字路口。电视剧《太平年》以15种语言在全球超100家平台同步播出。这部引发热议的电视剧，为世界提供了些许启示与信心。“太平”二字，折射出当前国际社会一种普遍而强烈的期盼。五代十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至暗时期。彼时礼崩乐坏、纲常扫地，山河四分五裂，民生如坠深渊。即便如此，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 ① 。这并非剧情刻意设置的“大团圆结局”，而是真实发生的过往。这一历史进程，揭示了一个被无数次验证的真理：混乱与分裂，从来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往往是新秩序建立之前的阵痛。

“太平”承载着人类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最基本诉求。《太平年》向世界传递的，并非中国古人善于征战的信息，而是中华文明始终具有的一种超越武力征服的逻辑，是“统一不是谁吞并谁，而是让黄河两岸的人都能安心种地”的朴素公理。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个经历了丛林法则时代的民族，最终选择了超越丛林法则。

从古至今，以人为本、聚焦发展、文明互鉴和开放包容等理念一直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与今天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和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凝练成“中国方案”的政治智慧。《太平年》里关于秩序、治理、民生的思考，超越了一部历史剧的范畴，照见了国际秩序的当代命题。“太平”这个曾推动中国一次次走出历史混乱岁月的共同期待，在世界秩序面临考验的当下，具有格外突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世界呼唤太平年，一部剧照见当代命题》）

材料三：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际成效，不仅取决于内容的质量和表达的方式，还依赖于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在新媒体时代，《太平年》精准把握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演进规律，突破传统历史剧在观众群体上的固有壁垒，拓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传播边界，实现了历史观教育的“破圈”传播。

《太平年》依托腾讯视频、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新媒体平台，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矩阵，让观众能够随时看、随地学。在腾讯视频，平台设置“太平年·百科”板块，集成人物介绍、剧情解读和历史知识，实现了观剧体验与知识学习的无缝衔接。在微博，制片方成立“历史追剧团”，邀请历史类博主带领观众“边看剧、边学史”，发起相关话题讨论，推动剧集剧情和历史知识的传播。在B站、小红书，博主们自发制作五代十国政权更迭时间轴、剧中人物与史实对照表、服饰妆容解析等内容，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解读历史，吸引青年观众参与。在抖音，平台推送剧情片段、主创访谈等短视频内容，以碎片化传播的方式扩大历史观教育的覆盖范围。新媒体平台的赋能，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摆脱了传统“课堂式”“书本式”的局限，实现了“观剧即学史”的传播效果，吸引了不同年龄层、不同知识背景的观众参与到历史学习中来。

《太平年》的传播不再采用“单向输出”的叙事模式，而是通过多种方式搭建互动桥梁，引导观众主动参与历史探究与讨论，形成“观剧—考据—讨论—分享”的良性循环。《太平年》凭借严谨的史料考据，被观众称誉为“难得一见的历史剧细糠”，充分激发了观众的“解密欲”。不少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主动利用AI工具查阅相关历史问题，如“张彦泽食人案”“冯道为何历仕多朝”“‘纳土归宋’的政治博弈”“‘留后’是什么官职”等，将观剧行为转向历史研究。弹幕里“暂停查史料去了”的调侃，就是《太平年》所独有的风景线。在社交平台上，观众自发分享历史考据成果、讨论历史人物评价、交流对“太平”“统一”等主题的理解，形成了集体性的历史学习热潮。“《太平年》的‘正确打开方式’，本质上是技术赋能下观众与剧集的新型互动——剧集提供‘可考据的历史肌理’，观众以智能检索为工具完成‘深度解码’，在这种双向奔赴中，历史剧真正实现了从‘娱乐消费品’到‘文化对话载体’的升级。”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让观众不再是历史观教育的“旁观者”， ② 。这既强化了观众对历史知识的记忆与理解，更深化了其对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同与坚守。

（摘编自胡芜齐等《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创新与实践启示——基于<太平年>热播的分析》）

老妈妈

王愿坚

我问：“刚才那个女同志是谁？”

旁边的同志说：“同志们都管她叫老妈妈。算咱这个医院的副队长，又是政委、看护员、炊事员、采购员……反正这洞里的事她一手包干。人倒是个好人，就是年岁大了，腿脚不灵，嘴又啰唆……”听着听着，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天放亮的时候，外面的联络员传回消息：“外面到处是敌人，在找伤员。”一听这情况，洞里顿时乱了起来。旁边的老刘第一个放大嗓门儿喊道：“嗅！这下子可完了，完了……”我也急得不知怎么是好。

正在这时，老妈妈忽然霍地站了起来，走到老刘跟前，厉声地说：“老刘呀，什么完了，完了！你想想，你说这话能对得住长征路上的那些同志吗？……”她从腰里摸出一件什么东西，用力抖了抖，里面铮铮作响，“这是特委留下的钱，我可以偷着下山买米给你们做饭吃；钱花光了，我就是下山讨饭，也不能让你们饿着……”

她说完话，洞里鸦雀无声。

山上的松涛呼啸着，风，把早晨的浓雾一团团地刮进洞里来。

休息了一会儿，老妈妈欠起身，低声叫道：“主力上下来的张同志，你能到外面来吗？”洞外，是一块光坪。太阳已经露脸了。从弥漫的大雾里看去，像个通红的大火球。她搀着我向一棵大树走，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大妈，有开水吗？我可要开的。”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怔。迎着朝阳，我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起了她。苍老的脸上，刻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门牙也残缺不全，在她的左眼下，有一个黄豆大的疤痕……噢，想起来了。三年前秋天，我奉命到潮汕地区去和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接头。这是我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她就是我的联络人。她比三年前老多了，看上去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嘴角上添了皱纹，鬓角也花白了。

她把我扶到树下一块石头上坐好，收敛了笑容，说：“老张，这里就咱两个是党员，得把这担子担起来。”

我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又回到洞里。大概因为我是主力上来的，又是个干部，大家都同意我暂时负责。我拿过那支驳壳枪来挥着。这工夫，老妈妈早已趁着雾大、不会暴露目标的时候，点上了火，烧了开水；她把开水舀出来一些，冲了盐水；又把米下到锅里。然后，端着一茶缸盐水，挨个给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她这一切做得那么仔细，那么沉着，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似的。这种镇定的情绪感染着洞里的所有人，大家都安定下来了，人们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老妈妈把事情弄完了以后，抄起一根竹杖，对我说：“我去了。”

时间真难熬啊，太阳已经落了，还不见老妈妈回来。我出去眺望了好几次，除了遍山荒草、大树、怪石，什么也看不到。更难的是粮食没有了，同志们都在忍着饿呢！

黄昏时分，我决定顺着山路去找找看。我沿着小路往下爬，才约莫半里路，实在爬不动了。我靠着一棵大树，四下瞭望了一下，远远地看见路旁草丛里好像有一个人影在蠕动，我警惕地掏出了枪，问了声：“谁？”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我走上去一看，正是老妈妈。只见她脸上、手上满是血迹，两肘两膝上的衣服也破了。她趴在地上，头前放着一个包包，她用手和头顶着那个包包，正吃力地往山上爬。我连忙跑上去，激动地叫了声：“妈妈！”她见我来了，咧开干燥的嘴唇笑了笑。我用一只手拎着东西，她扶着我，就上了山。

她一进洞口，就忘记了劳累，挤在人堆里，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像多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她摸着年龄最小的和伢子的手，抱歉地说：“孩子，饿坏了吧；上了几岁年纪，走道不利索，真是……来！”说着，解开了包包。这个包包简直是个杂货摊，里面有约莫十来斤的一小袋粟，有打糕，有窝窝、红薯、干红薯丝子，有一块豆腐，有一个小南瓜，还有几卷各种颜色的布——大概是给我们包伤口用的。她把可吃的东西按人们的伤情轻重分了分。

同志们饿了一天，现在每人都拿着一样东西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洞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正吃着，忽然听和伢子喊了声：“老妈妈哪里去了？”

我连忙跑出洞来找，只见她老人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捧着一样东西在吃呢，见我去了，忙把手里的东西掖在衣服底下藏起来。我好奇地抢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草根、菜叶、红薯丝、烂南瓜杂拌的窝窝。我眼眶子一热，一把抱住她：“妈妈，你……”

“别嚷，别嚷，别叫同志们听见。”

我硬把自己手里的一块煮红薯和她换过来。这天夜里，我被老妈妈的行动感动着，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老妈妈早早做好了饭，换完了药，又下山了。

一个白天，我把老妈妈下山讨饭的经过和她瞒着大家吃的东西给大家说了说。最爱嚷嚷的老刘也怔怔地沉默了一天，最后才对我说：“老张，我的伤势轻，有什么事只管叫我干，要不，我对不住妈妈呀！”……

日子过得飞快，我已经康复了。黄昏，我收拾行李，就要上路了。走出了好远，回转头来看时，只见老妈妈还站在岭头上向我张望，她那花白的头发，迎着山风，微微地飘动着。

1955年10月8日（有删改）

文本一：

猎舌师

房伟

民国二十七年的南京，春风吹不散阴霾，整座石头城像一口倒扣的闷锅。

骆宁安又一次在凌晨惊醒。

窗外是永无止境的黑暗，耳边却回荡着两年前的惨叫。母亲的喉咙被刺刀刺穿，血渗进中华门的青石板缝，怎么洗都洗不掉；兄长被井绳勒死，双手僵硬地指向苍天；三岁侄儿的肠子拖在地上，冻成暗紫色。那些画面日夜啃噬着他，让他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味。

他曾是松涛楼最年轻的淮扬菜主厨，一手雕工、刀工、火候，在南京城里数一数二。他读过书，通旧学，能背《随园食单》，懂得“味者，甘也、鲜也、和也”。可战争一来，诗书礼仪、人间烟火，全都碎了。

为了护住妻女，为了活下去，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唾骂的选择——去日本总领事馆，当一名给侵略者做饭的厨子。

走在街上，熟人朝他吐口水，骂他“汉奸”“软骨头”“忘了祖宗”。

骆宁安从不辩解。

他低着头，进了领事馆的后厨，换上白色工作服，拿起那把跟了他十年的厨刀。刀还是那把刀，人却像换了一个。话少，手稳，眼神平静得近乎麻木。

领事馆的厨师长，叫虎太郎，是个精瘦、严苛、近乎病态痴迷料理的日本人。他不苟言笑，目光锐利，一进后厨，空气都要冷三分。

第一天见面，虎太郎就用生硬的中文问所有人：“料理的奥义是什么？”有人答：“让人吃饱。”有人答：“让人快乐。”虎太郎都摇头，满脸不屑。

轮到骆宁安，他抬眼，声音平静：“中国厨圣王小余说，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尽物之性，以表其美于人，是为厨之道。”

虎太郎一愣，随即冷笑：“你们中国料理，不过是奢靡、油腻、讨好口舌的把戏。真正的料理，是征服，是统治，是让舌尖臣服！”

从那天起，虎太郎总有意无意与骆宁安较量。骆宁安做泥炉烤鸭，色泽枣红，皮酥肉嫩，一鸭三吃，满堂叫好。虎太郎便做冰火炙烤牛肉，薄如蝉翼，热肉裹冰屑，入口冰火两重天，霸道凌厉。

骆宁安的菜，是平和、包容、烟火气。虎太郎的菜，是冷酷、极致、征服欲。

后厨所有人都明白，这不是简单的厨艺比试。

骆宁安默默忍下所有轻蔑。他每天天不亮就备菜，选最嫩的肉、最新鲜的笋、最清鲜的鱼。他的刀工稳得可怕，萝卜丝能穿针，鱼片薄如纸，狮子头浮在清汤上不散，松鼠鳜鱼外酥里嫩。

他越精湛，日本人越信任他。他越谦卑，心里的火焰越旺。

机会终于来了。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决定在领事馆举办盛大庆功宴，宴请所有高级军官，炫耀“战果”。虎太郎亲自点名，由骆宁安担任主厨，要求他拿出淮扬菜最高水准，压过所有日本料理。

这是陷阱，也是死局。

骆宁安接下任务。

他选料极严：苏北活鸭、长江活鱼、太湖鲜笋、金华陈年火腿。每一道工序都亲自动手，不容半点差错。

宴会当晚，领事馆灯火辉煌，军官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道道淮扬名菜端上桌：松鼠鳜鱼栩栩如生，清炖狮子头汤清味鲜，水晶肴肉晶莹剔透，三套鸭醇香浓郁。

全场赞不绝口。司令官连吃三碗，拍着桌子大笑：“骆，你的厨艺，是帝国最好的奖赏！”

骆宁安垂首而立，面色平静，眼底却一片冰凉。

他在等。

一刻钟。两刻钟。

第一个军官突然捂住喉咙，脸色涨紫，想喊，却只发出“嗬嗬”的破风声。第二个，第三个……军官们接二连三倒地，痛苦地抓着脖子，惊恐地瞪着眼，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宴会厅瞬间大乱。

虎太郎猛地回头，死死盯住骆宁安。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个温顺、沉默、手艺绝伦的中国厨子，从一开始就是一把藏在油烟里的刀。他不是厨师。他是猎手。

虎太郎想嘶吼，却发现自己的喉咙也开始发紧。他看着骆宁安，眼神里有愤怒、震惊，竟还有一丝复杂的敬佩。

骆宁安缓缓站直身体。他没有逃，没有慌，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群失声的恶魔。

“你们用枪炮征服土地，”他轻声说，声音在死寂中格外清晰，“我用料理，收回你们的舌头。”

这就是猎舌师的复仇。不流血，不持枪，却诛心。

窗外，夜色如墨，石头城沉默不语。骆宁安拿起那把陪伴多年的厨刀，轻轻擦拭干净。他知道，从此他将踏上流亡之路，妻女不能再相见，家乡再也回不去。

可他不后悔。

有些尊严，必须以命相搏。有些抗争，只能在沉默中完成。有些战场，不在硝烟里，而在烟火深处。

风掠过南京城的屋檐，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菜香，那是淮扬菜的香气……

（有删改）

【注】《猎舌师》是一部抗战系列短篇小说集，本文的故事原型来自抗战期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发生的一起震惊中外的投毒事件。

文本二：

《猎舌师》序（节选）

王尧

好的历史小说，应是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象力结合历史真实性与理性诉求的产物。几个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学史上的优秀中短篇历史小说也不少，但创作中短篇历史小说，尤其是短篇历史小说，难度却不小。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进入一个感性历史情境逻辑，将读者带入到独特的历史氛围，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现宽广的历史视域与历史反思，这的确不容易。同时，注重历史精神，也不能放弃历史小说的娱乐性，如何将历史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在传递历史真实信息的同时，给人以智慧启发与故事性愉悦，是历史小说努力的方向。

（有删改）

文本三：

《猎舌师》这部小说集摆脱了我们习惯的抗战文学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的皱褶处与缝隙处寻找故事，发现被宏大历史所覆盖的部分。把个人叙事作为叙事的原点和主要出发点，将宏大的、民族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历史转化为个人的历史，并上升到个体、文明、人性、生命、日常等层面，这是一种将战争叙事进一步往下推进的重要方式。

（选自“豆瓣书评”，有删改）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独木

孙颙

九月底，北方的天气，凉得快，街上过客，就不敢穿单衣了。局势不稳，各种吓人的传说，正在延续了数百年的皇城圈内蔓延。街上的行人，显得稀稀疏疏。傍晚的阴沉，早早地淹没了太阳的余晖。风飕飕地扫过街面，在胡同的转弯处，卷起弥漫翻卷的沙尘，让人没法睁开双目。

徐方白站在胡同的角落，一棵大树的阴影，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他细长的身影。身子那般瘦弱，套在宽松的长衫里，松垮的衣衫被风戏弄着，时而鼓起，时而下垂，那风再猛些的话，感觉他会被轻易地裹挟走。他向来偏瘦，这段时间，吃饭也有一顿没一顿，心情处于极端紧张之中，更加弱不禁风。

他吃力地睁大眼睛，风沙之中，视线变得非常模糊。他努力想看清的，是斜对面的一处门洞，那是“浏阳会馆”的大门，湖南同乡会的会所。门匾的下方，站着条汉子，粗粗壮壮，模样却看不分明，到底是熟悉的同乡，还是凶狠的清廷捕快？徐方白分辨不出，就踌躇着，是否要现身走过去。他往前跨了半步，眯缝着双眼，努力望去，依旧看不准。天色变得更加黯淡，夜幕正在加速降落。他想，只有走近了去看。也许，他可以装作路人，大大方方从会馆前面经过，就算那里候着捕快，也不至于出手逮一个行人。

徐方白犹豫不决地抬起了右脚。突然，他感到肩胛一阵剧痛，像是被铁钳狠狠夹住，脖颈一圈儿酸麻，顺颈椎往下延伸，身子顿时动弹不得。被这突然袭击惊傻了，徐方白刚想张口呼救，背后的人已经轻展长臂，把他如小鸡般拎起。他身不由己，双脚离地，活生生地被扯回去，从胡同口被拖到了粗壮的大树背后。

他以为，遇到了抢劫的强人，不由惊恐地睁大双目：“七爷啊——”他下意识地抖抖肩胛，虽然那铁钳般的五指已经松开，强烈的酸疼还持续着。他轻声嘀咕着：“好痛！”

七爷知道下手重了，赶紧拱拱手道：“方才一时性急，吓着徐先生了！”七爷稍停顿，跟着说：“徐先生，会馆那里去不得，官府的差，等着抓人哪！”

徐方白道：“我想探探谭大人的消息。不知他是否脱险，会不会放出来。”

七爷，大名鼎鼎的通臂猿胡七，谭嗣同身边两员虎将之一；另一位，自然是名气更大的单刀王五。

胡七沉重地摇晃着脑袋：“哪里会放出来！”他朝四下里瞧瞧，又道：“此地不宜说话，徐先生随我来！”胡七熟门熟路，带着徐方白，到了一家茶馆。胡七压低嗓子道：“方才，见徐先生要朝‘浏阳会馆’那里去，吓我一跳啊！”徐方白道：“我想，谭军机的父亲是朝廷要员，或许能救他出来！”谭嗣同被光绪帝重用，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所以常被简称谭军机。

胡七的脸膛本来是深色，此时显得越发黝黑，长叹道：“这是太后直接下旨办的大案，谁救得了？谭先生担心连累他父亲，临进去前，还假拟几封父亲的信，信中骂儿子大逆不道、不忠不孝，希望借此信说明父子异心，不至于牵连他父亲。”

徐方白颓然道：“皇上有消息吗？”这是唯一的指望了。只要皇上吉祥，或许还有转圜的可能。

胡七的牙齿咬得咯嘣响：“皇上不知去向——场面上忙活的，都是太后的亲信！”

胡七猛喝一大口茶，黯然道：“坏就坏在袁世凯那个老狐狸。谭先生还指望他支持变法，上当了！街上传说，正是他向太后告密，说维新变法派拉他谋反。”

徐方白道：“我去天津，是谭先生意思，让我在那里观察，说袁世凯会除掉荣禄，唉——”他略一沉吟，又问：“七爷，谭先生为啥不躲一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不能没有谭先生啊！”

胡七圆睁的双眼，缓缓闭紧，又徐徐张开，布满血丝的眼睛，似乎有泪珠在闪动，黝黑的双颊，青筋突突地抽动。这个顶天立地的江湖大侠，那种悲哀到极处的绝望神情，让徐方白震撼，斯情斯景，永远烙进他的心底。胡七慢慢地道：“我和五哥随便怎么劝，都劝他不动，他执意不肯离开浏阳会馆，要等着朝廷的兵丁来抓！”胡七轻轻一拍桌子，坚硬的手指随即扣住茶桌，似乎要在上面抠出洞来：“我和五哥险些动手，架起谭先生离开险地，谭先生坚决不从。最后，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愿。他说，维新变法，定要有人流血，才能震撼国人；都跑了，支持变法者，还指望甚？他想以一己之命，去唤醒民众。我们无法违拗他的气节！”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徐方白明白了谭嗣同的内心，“独木难支，不如一炬，照亮天下！”

胡七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言辞，他说：“我和五哥商量了，谭先生泰然就擒，是他的气节！我们得为国家保住栋梁之材，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救他出来！”

徐方白为胡七的豪侠仗义深深折服，他问：“你们打算劫狱还是劫法场？我虽然没有你们的本事，我却不怕死。你们做什么，我在后面跟着！”

胡七摇摇头道：“这个就不辛苦徐先生了，你是读书人，干不了的！”他细细打量徐方白瘦弱的身子，坦率道：“人尽其才而用。救谭先生的事，交给我们兄弟。徐先生应该去做别的大事！”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谭先生尚不可为，我又能做啥？”徐方白苦笑道，“不如痛快随谭先生而去！”

胡七正色道：“徐先生说错了！要唤醒国人，谭先生献身流血足矣。但是，谭先生的苦心，要有人传扬开去，才能为民众知晓。这等事情，我和五哥做不了，徐先生是最合适的人才。你一直追随谭先生，他胸怀救国救民大志，你知道得详尽，务必书写出来，告知天下众生！”

几天后，客栈老板神色慌张地跑到徐方白的屋子里，说是太后大开杀戒，在菜市口杀了一批维新变法人士，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谭嗣同。老板凄惨地道，穷凶极恶，穷凶极恶！连死也不给个痛快！用的是钝刀啊，谭先生被砍了几十刀，方才断气！

徐方白大惊失色，跌坐在圈椅之中，半晌没缓过神，目光迷离，久久望着灰暗的屋顶。徐方白颓然想，谭先生终于去了，他的烈士志愿实现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独木一炬，是否能够唤醒民众？谁也不知道。

谈到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鲁迅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佳人才子，或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所谓“新的智识者”，指的是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在鲁迅笔下，这些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却常常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相反，他们总是陷入“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困境。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相对经济困境，这种“中国太难改变”的困境，才更令现代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因为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赋予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希望以先进理念进行启蒙，从而改变中国，这是他们的理想。这种启蒙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批判当时的统治阶层；一是“唤醒民众”“改变他们的精神”。结果却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举步维艰。

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矛盾冲突易于理解，二者在根本上就难以相容。借鉴萨义德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要站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底层人们和议题”的立场上，“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而且“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这就注定了“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相反，遭受排挤、打击和迫害，倒是他们的常态遭遇。在强权面前，无刀无枪的知识分子终究是弱者，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用笔和口“说话”，而“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更令鲁迅痛心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之业本是“为民众”的，竟然也不为民众所理解、认同和支持。鲁迅曾总结说：“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他认为未觉醒的民众永远抱着“看戏”的心态，将仁人志士的奋战、献身视为戏剧：“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或者说，民众常常要么直接要么间接、要么有意要么无意地充当杀人者的帮凶。这一点在《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反清志士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宏愿从事革命伟业，最终被清政府砍头示众了。在这一惨剧中，几乎每个民众都是帮凶。这些在“铁屋”中昏睡的乌合之众对于启蒙者的态度，让鲁迅止不住悲叹：“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

当然，知识分子也希望解决自身“所能”与民众“所需”存在错位这一问题。起先，他们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认为只要以现代理念促进了民众觉醒，中国一切难题皆可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即要进行思想革命。但中国民众身受的多重苦难，很多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想求得民众解放，又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理论上，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现实却是民众的苦难日甚一日，这一客观形势要求必须优先、从速推动社会革命，而且如果没有社会革命作为保障，思想革命就很容易沦为空中楼阁。但进行社会革命，显然又非启蒙主义所长。鲁迅因此才哀叹，“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这里的孙传芳并非特指孙传芳这一个具体的军阀，而是制造苦难的一切强权力量的象征。

（摘编自《“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经济与启蒙的双重困境》）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论语·八佾》中写道：“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这一评论，后人作过不同的解释和评价。第一，政治角度的褒与贬。褒之者认为，它教导人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人正常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反对沉溺于享乐，反对过度的哀伤”。贬之者则认为，它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即或偶有牢骚，也必须遵循“温柔敦厚”和“怨而不怒”的规定。第二，从伦理学角度加以肯定。即认为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艺术要以理节情，达到情和理的和谐统一，艺术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而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动物性的情感。第三，从美学角度加以分析。强调“乐不至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孔安国《论语集解》），表达了孔子以“中和”为美的观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观乐”，其中对音乐有“忧而不困”“乐而不淫”“怨而不言”“哀而不愁”等评语。这些评语反映了季札以“和”为美的看法。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对季札审美观念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礼之用，和为贵”思想在美学观念上的反映。以上三种看法，尽管观点不同，但都从孔子的思想实际出发，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从美学角度的解释，总结了美和艺术的一般规律，尤其值得重视。但是，除政治，道德的考虑外，孔子为什么要以“中和”为美呢？我认为，不论孔子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论是有心理学的根据的。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艺术情感的快适度的命题。

情感体验有积极，消极之分。一般地说，积极的情感令人愉快，消极的情感令人不愉快。同样一种情感体验则又有强度的区别，例如，快乐可以从适意到狂喜，愤怒可以从微愠到暴怒，哀伤可以从惋惜到悲怆。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已意识到情感强度的区别。情感体验从弱到强的许多级别差异中，就存在一个快适度问题。那么情感究竟达到什么强度才是快适度呢？积极的情感如果过分强烈，超过一定的“度”，也可转化为不愉快的情感；反之，消极的情感，如果能保持一定的“度”，也可以是愉快的情感。这里所说的“度”就是“快适度”。例如，微小的愤怒不一定不愉快，而强烈的愤怒则肯定是不愉快的。又如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悲伤，可能是富于韵味的，而在现实中遇到灾祸所产生的悲伤体验则使人受不了。

那么，情感的强度为什么会影响情感的快适度呢？这是由于情感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就愈大。当人们只是处于淡淡的忧伤中时，情绪未达到高度紧张水平，对于实际功利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以单纯的鉴赏态度去体味自己的情感，而体味情感或多或少总能给人带来愉快。相反，当人们陷入极度哀愁之际，感到痛不欲生，整个自我完全被情绪支配，关心的就只是自己的损失，审美心境完全丧失，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快感与美感。尽管孔子当时对情感的强度影响快适度的道理毫无所知，但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艺术情感的最佳快适度作了规定。这就是说，对艺术情感来说，“过”与“不及”都不符合快适度。“不及”，达不到激活水平，不能使人进入艺术世界。“过”，即过分强烈，则又使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得不转而直面普通生活的场景。孔子试图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一个“度”。这就是他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一种境界。

对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心理学意义，后人已意识到了。宋人魏泰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清人沈德潜也有相似的说法：“写离情不可过于凄婉，含蓄不尽，愈见情深。此种可以为法。”含蓄，情隐反而“入人深”，盛气直述反而“感人也浅”，揭示了情感强度影响快适度的规律，这是深得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旨义的精辟之论。实际上，中国古代诗学中关于含蓄的大量论述，中国古诗中产生那么多含蓄蕴藉的诗，无不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思想有密切关系。

然而，诗人如何去获得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呢？我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大体的答案。那就是要想办法，把艺术世界（“乐”“哀”）与生活世界（“淫”“伤”）分隔开来，不使两者混淆。中国历代诗人的创作实际证明。让情感经过时间的过滤，通过回忆，沉思，梦幻之类的心理过程，把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分隔开来，将自然形态的情感转换为可供心灵享受的艺术情感，并进而寻找到诗的情感的快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其更深层的心理学意义在于揭示了情绪缓解与舒泄的规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一种情感，是一种经过回忆，沉思，再度体验的情感，它在大脑皮层中得到了缓解，已转换为一种有节制的，智慧的情感。当它通过诗句所构成的意象表现出来时，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性的发泄，而是一种委曲备至，令人荡气回肠的舒泄。情感的舒泄，对于诗人来说，往往是一种黯然销魂的心灵享受。由此不难看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儒家的诗学思想，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但从审美心理规律上看，它规定了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却是符合艺术实际的，是精辟而独到的。

（摘编自童庆炳《寻找艺术情感的快适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