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日，《水浒》相关内容是否应该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讨论成了热点话题。有家长认为《水浒》有毒，足以毁灭“三观”，中小学生不应该读。

限制阅读不是个新鲜事，书籍作为传播思想的载体，在人类历史上不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大范围限制阅读的主张往往存在争议。有趣的是，禁止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一些书籍的做法却似乎更容易取得多方——尤其是家长——的共鸣。保护孩子，是很多限制阅读主张的初衷。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谢尔·西尔弗斯坦的《给予树》，甚至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国》，都因为或描写了青春期叛逆，或因为成年人担心它宣扬了一种不健康的、片面的爱和给予，或因为“鼓吹”儿童的恶作剧和不良行为等原因，在某些时代某些学校被禁止。

不可否认，书籍对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那种认为一本书足以摧毁孩子“三观”的主张，其实是把一本书的作用脱离开了孩子的整体阅读体验，把阅读体验脱离开了孩子的家庭环境，把家庭环境脱离开了社会文化。个人的“三观”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塑造“三观”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时时刻刻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家庭背景、社会文化、个人经历和教育、哲学思想等等。

书籍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阅读对行为产生的影响往往深远而长期，近几十年以来的众多研究，都无法找到两者之间一锤定音的因果关联。此外，每个看书的孩子都是带着自己性格特点在阅读，但是，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我们消费的暴力娱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我们面临的血腥死亡风险却从未如此之低”。这个推论或许可以消弭一些成年人的焦虑。

当然，认为《水浒》有毒，中小学生不应该阅读的成年人，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孩子。那么怎样才是合理保护孩子。

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这本书中，美国心理学家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批判了现代美国大学文化，特别是“溺爱”或过度保护学生和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的趋势，而这种现象绝非仅仅是大学生特有，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养育方式，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早已开始了。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是由三个错误的假设造成的：假设一，学生是脆弱的，他们的情感健康非常重要；假设二，世界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假设三，我们应该让孩子避免任何思想上的争议、挑战或困难。

那些主张禁看《水浒》的成年人对这三个假设是否似曾相识两位作者在书中有力地论证了这种过度保护的弊端——它直接导致言论和知识多样性的匮乏，让孩子与真实世界缺乏链接，减少了接触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机会，导致青少年抗压能力和应对技能下降，增加了焦虑和抑郁的比例。而限制阅读的初衷恰好完美地体现了这种保护主义至上的原则。就像每个成年人一样，青少年应该有权利阅读，甚至应该自己决定所读的内容，即使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可能存在争议。与其限制阅读，不如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和辩论。

（节选自凤凰网资讯，原题《是〈水浒〉有毒，还是脑子有毒》）

材料二：

《水浒》内容能被选入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水浒》文学价值巨大。《水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书中很多创新之处被后世文学争相模仿，仅从文法角度来说，全书“行文如行兵”，谋篇布局非常纯熟，将草蛇灰线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从文本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赏析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当代青少年误入暴力犯罪深渊与《水浒》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惟有理性地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让学生理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它，通过解读，实现解“毒”。

第三，《水浒》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这其实是前面两点的延伸。《水浒》没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有善，有恶，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幻想、隐忍、挣扎、妥协、反抗……我们读故事、读人物、读社会、读人性，还可以进行专题探究，如“庙堂失序与江湖理想”“个体失路的偶然与必然”“快意恩仇与暴力滥杀”“水浒女性的是是非非”“侠义与忠义”“江湖聚义的善与恶”“反叛与归顺”……

重要的不在于你“读了什么书”，而在于你“怎样把每本书读好”。有针对性地指导孩子阅读，让他们学会判断，在经典书籍（包括《水浒》）中吸取精华，才能真正让阅读为学生打好精神底色。

（节选自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回复网友“《水浒》有毒应该从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的留言）

材料三：

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想说的是，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没有艺术才能，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对于林冲这个人物，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节选自毕飞宇《小说课〈“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

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觑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糙、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摘编自黄金《以人文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材料二：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档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需要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挥洒汗水、奉献智慧。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工匠精神，大至“格物致知”的理念，小如“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艺在身”的意识，都与工匠精神有着密切联系。回顾历史，从古代的鲁班、庖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八级工，我国一直不缺乏对工匠精神的推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传的一句歇后语“八级工拜师——精益求精”，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工匠精神的崇尚。但近些年来，“速度为王”成为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时髦用语，工匠精神逐渐被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说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升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硬件”，那么，工匠精神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必不可少的“软件”。缺少“软件”支撑的“硬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建设制造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工匠精神。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将产品的每个细节尽可能做到极致，是工匠精神的精髓。在建设制造强国的进程中，现代产业工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具有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中的“螺丝钉”，更是具有“匠心”的工业艺术品大师，是现代制造业的栋梁。

当今世界，凡拥有发达制造业的国家，无不重视工匠精神的培育。德国人素以严谨的工作态度著称。德国的现代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条技术兴国、制造强国的道路；从内涵看，支撑这条道路的则是工匠精神。当欧盟其他国家经济处于衰退中时，德国经济却能一枝独秀、表现抢眼，这与德国人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密不可分。在某邻国，制造者认为制作出一件优良的产品是自己的荣耀；如果由于自身疏漏而导致产品缺陷，即是耻辱。这种“荣誉法则”推动很多该国企业数十年如一日专攻一种产品、一门技艺，使其工业制造能力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培育工匠精神，需要改善社会文化环境、完善激励制度。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应具备“四个崇尚”，即崇尚劳动，尊重生产一线劳动者的劳动；崇尚技能，让技能型人才有地位、有较高收入、有发展前途；崇尚创造，真正的工匠应富有强烈的创新和创造精神；崇尚“十年磨一剑”的理念，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同时，合理的激励制度能够促使产业工人养成精益求精的习惯，最终形成体现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为此，应围绕产业工人的培训、奖励、社会保障等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转变“重装备、轻技工，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操作”的观念，逐渐形成培育工匠精神的良好土壤。

（摘编自李泽泉《在全社会培育弘扬工匠精神》）

培育大国工匠，需多维度发力。工科教育中，________，才能让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涵养匠心；制造业转型中，________，才能为“硬件”升级提供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________和完善激励制度，才能让工匠精神扎根生长。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原创一般来自假设和猜想，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归纳。假设和猜想的创新性至关重要。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选不准，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很难做出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摘自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好奇心驱动是指通过教育方式推动好奇心由内驱力转化为动机驱动，激发学生不断探索。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中关于科教融合的探索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教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实际上，高等教育更偏向于对人类社会已经编码化的知识进行系统化传授和学术化训练，着力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能力。有关研究表明，好奇心和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关键在于基础教育时期的科学引导，创新型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不能仅由高等教育提供，所以，应从基础教育时期开始加强对儿童科学好奇心的培养。

注重选拔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研究，通过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助其成长为未来科技领军者。为解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水平人才紧缺问题，教育部在部分高校推出了“强基计划”、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将好奇心驱动与国家需求驱动结合，吸引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成为科技人才后备力量。

在国家层面出台更多政策扶持基础研究，建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基础研究不仅需要自由空间及社会给予的宽容态度，也需要政府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基础研究与新技术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基础研究能够为新技术提供原理，新技术反过来会拓展基础研究。所以，应基于校企合作探索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企业以适当形式加大对高校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

（摘编自李珍《好奇心、创造性思维与科技创新》）

材料三：

好奇心会激活记忆回路，帮助大脑更好地保留新信息。一项发表于2014年的研究进行了这样的实验：研究者会询问参与者一些日常琐碎的问题，并让他们评估对答案的好奇程度。例如“披头士乐队的哪首单曲霸榜时间最长”或者“地球上唯一已知的方形树干生长在哪里”。接着参与者需要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中等待14秒钟，才能获得答案。在等待期间，参与者会看一些中性、没有情绪倾向的人脸图像。这项研究发现，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激发他们好奇心的问题的答案。奇怪的是，他们也更容易回忆起和这些问题配对出现的人脸图像。大脑成像显示，在这一期间，参与者的大脑海马活动增强，而海马对构建记忆至关重要。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英国卡迪夫大学首席研究员马赛厄斯·格鲁伯将好奇心比作一个“漩涡”：它不仅会让大脑记住想知道的内容，还会吸入这一内容周围的附加信息。

凡是被孩子们询问过一连串“为什么”的成年人都知道，孩子们拥有强大的好奇心。根据基德的研究，好奇心神经回路中的基本元素，在生命早期似乎就已经存在了。基德说，对婴儿好奇心的研究表明，这些神经回路早已准备好在一生中引导他们获取知识。婴儿会最大限度地从环境中学习，似乎能意识到意料之外的事件都可能是机会。他们对信息量大的刺激有强烈偏好——人脸会比玩具卡车更有吸引力，而语言会比非人类的声音更具魅力。婴儿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即使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基德发现，当儿童感到不确定时，他们会继续尝试学习更多知识，并把学到的知识都储存起来。然而一旦他们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些东西，就会对其失去兴趣。在2012年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基德和同事向7～8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了物品从盒子中弹出来的动画场景。她使用眼动追踪仪测量了婴儿的注意力被这些场景吸引的时间，发现他们更喜欢那些复杂程度中等的情景，那些不太容易预测但略带惊喜的情景效果最佳。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金发姑娘效应”，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刚刚好”或适中的挑战。

（摘编自莉迪娅·登沃斯《好奇心，滚起认知的雪球》）

包括基德在内的很多研究者都对好奇心充满兴趣，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①______、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当我们处于“睁大眼睛、充满求知欲”这种所谓的好奇状态时，②______？科学家正试图构建出整个过程，探究大脑如何关注新奇事物，如何触发海马活动而③______的。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濒危戏曲剧种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特定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振兴濒危戏曲剧种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其“濒危”的标签，更在于其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传承价值。

随着推动传统文化振兴、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呼吁，传统戏曲似乎吸引到了一些观众，但他们更多是被戏曲的“新奇”所吸引，怀着猎奇的心理进行文化观赏，其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而真正能使观众长久驻足戏曲领域的，则是其核心艺术魅力，即内容。特别是对扎根于特定地域的濒危戏曲剧种，更应该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戏剧故事，通过特色化的故事内容吸引本地区观众，实现剧种传播和地域文化传承的双向共振。

当前各戏曲剧种的消费市场大都面临用户群体青黄不接的现状，戏曲艺术只有争取到更多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关注和喜爱，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实现持续性的文化传承。因此，濒危戏曲传播应将青年群体作为重点传播对象，借助“戏曲进校园”等活动，通过与校园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式来实现濒危戏曲剧种的深度“地方化”+“年轻化”传播。

（摘编自杨琳、刘胜华《非遗保护视域下濒危戏曲剧种当代振兴的传播理路》）

材料二：

“生存还是毁灭”？中国地方剧种生与死的严肃命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带着种种疑问，笔者走访了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

记者：我国地方戏曲剧种目前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

傅谨：近十年来，戏曲剧种锐减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濒危剧种的生存环境比起十年前有了质的变化。十年前我提出“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濒危剧种”的建议，提出戏曲的生存发展应该优先注重继承与保护的观点时，在戏剧界几乎得不到共鸣，而且还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现在不同了，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那些可以与“审遗”相结合的地区，政府抢救与保护濒危剧种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危机仍然存在，如果危机被这样高涨的热情遮蔽，那我们就很难真正找到抢救和保护濒危剧种的方法。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哪些剧种？

傅谨：我认为最需要保护的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内涵的剧种。20世纪以来，曾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腔逐渐衰落，南方的乱弹、北方的梆子有不少在晚近也进入低谷，而这些剧种往往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国舞台艺术的许多精华。保护和抢救应该以它们为主。与之对应，中国目前还有一部分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正处于消亡边缘的剧种。曲六乙先生称这些剧种为“人为剧种”，将它们区别于那些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自然形成的剧种；不能说所有的“人为剧种”都没有艺术与文化价值，但它们毕竟主要是当代人的人工产品，与那些因历史悠久而积淀了丰厚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剧种不能同日而语。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不加区别地去抢救与保护所有濒危剧种，还不如只将那些真正拥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剧种，即有传统、值得继承的剧种作为抢救与保护的对象。

材料三：

随着文旅融合实践的快速发展，从旅游角度切入创新发展对深陷于传统市场困局的戏曲艺术是一种必然，也是一剂良药。但这又随之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戏曲如何和旅游结合呢？

显然，单纯的文旅融合并不完全适合以表演、故事、剧场等为核心元素的戏曲艺术。但文旅融合的思路让戏曲艺术的演出从传统的“物理剧场”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能够建构一种“社会剧场”的状态。特别是戏曲与文化景观融合而形成的如“越剧小镇”“淮剧小镇”等新场域让戏曲实现了一种更为生活化、全景化的呈现。例如，浙江嵊州的“越剧小镇”，按照“中国戏曲朝圣地，华东文旅新地标”的定位进行建设，仿古戏台、越剧博物馆等越剧元素的全覆盖化，让“越剧小镇”不仅具有丰富的越剧剧种化特点，还成为文化旅游休闲的景观。

同时，数字技术的赋能也使观众所获得的视觉刺激和快感更为强烈。比如在“乌镇戏剧节”举办期间，戏剧创作者和游客都能够进入戏剧空间进行体验，这一空间可以同时为观众和游客提供全景式、高密度的视听景观。此外，充分利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落户”浙江乌镇的契机，使用VR/AR虚拟场景、KOL直播互动等数字技术，为大量潜在的观众提供展播服务。

此外，以当地的文化景观或故事为基础创作戏剧曲目也是当下戏曲演出创作的一种创新形式。例如，锡剧现代戏《回家》直接以“宜兴的风土人情”作为故事的背景和题材进行创作，不仅讲述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故事，也传递了人文关怀，以传统戏曲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诠释了“回家”的精神内涵，还在戏中融入了宜兴的美食、民俗文化以及紫砂壶制作工艺，在观众心中留下了美的涟漪。

由此可见，文旅融合思维为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强化了“文旅+戏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文化景观的戏曲化不仅延展了戏曲的剧场化演出的概念，可以通过丰富戏曲的故事题材和舞台呈现，让戏曲扎根当地文化景观，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可以让其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创新发展，实现全景化的实体戏曲世界建构。

（摘编自曾小燕《传统戏曲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破圈突围》）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前不久“爱你老己”网络热梗走红。从新榜数据看，“爱你老己”相关话题的参与者中，24-30岁群体占比45%，18-23岁群体占比23%，两个年龄段总占比接近7成。这一热梗颇具生活气息，以方言化的亲昵表达，道出“我是我最长久的朋友，用行动而非空话爱自己”的内核，成为当代年轻人自我关怀的生动注脚。它的走红看似轻松随意，实则折射出青年文化与社会心理结构的深层变化——这句带着方言味的情绪梗，不只是可爱的口头禅，更是一代人在高压现实中重建自我关系、与自己和解的心理象征。

“老己”的称呼，是对自我认知的巧妙重构。它将抽象的“自我”化为可对话的老友，消解了“爱自己”的鸡汤式沉重。年轻人不再将自我关怀寄托于昂贵消费或刻意仪式，而是融入日常：加班后煮一碗热面，失意时买一束花自勉。这些细碎行动，让自我接纳变得触手可及，让与自己相处的过程温暖而具体。

“爱你老己”的流行并非偶然。当下青年直面就业竞争激烈、生活成本攀高、社会预期波动等现实压力，加之社交媒体塑造的“成功叙事”不断施压，焦虑与疲惫感持续积累。他们逐渐意识到，外界肯定难以提供稳定心理支撑，于是转向更内在的力量来源——与自己成为朋友。

与“我真的会谢”等偏向群体情绪发泄的过往流行语不同，“爱你老己”呈现出全新特质——它不是对外嘲讽，而是对内安抚；不是抛却情绪，而是聚焦自身；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尝试和解。这种表达转变，映照出青年文化从“玩梗消解压力”到“自我对话疗愈压力”的情绪进化。

网络热梗终会褪去，但“爱你老己”承载的自我关怀精神值得留存。它既是玩笑，也是认真的生活策略；既是流行语，也是时代心理的缩影。更提醒我们：人生漫漫，唯有以行动善待自己、与自我真诚相伴，方能在纷繁世界中守住内心安宁。

（摘自李鑫婕《“爱你老己”的流行，是一代人的自我和解》，有删改）

材料二：

“老己”，一个对自己亲昵而可爱的称呼。“爱你老己”，这个流行梗背后，是当代许多人渴望被自己温柔肯定的呐喊。

如果说“守己、适己和悦己”这三个词，回应了“找回自己”的路径，那么面对“如何真正爱自己”这个更本质的命题，答案或许藏在另外三个词里。

一、识己

对“我是谁？”这一道哲学终极命题，如今许多人习惯性用标签来回答，比如“I人”“斜杠青年”“小镇做题家”……但那真的是“我”吗？我们真的认识自己吗？“识己”，是爱己的第一步，也是通往精神自洽的必经之路。

真正的“识己”，不是情绪反刍的内耗，而是在与世界的真实碰撞之中，逐渐明晰自己的底色。如此，也会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被标记为“缺点”的特质，或许只是被错译的天赋——若将“敏感”安放在需要共情的关系里，就是巨大的优势；让“三分钟热度”出现在跨界探索的领域，也许便成了创新的源泉；“急性子”在抓住机遇的关头，能成为强大的行动力。

二、知己

“知己”，是“知己知彼”的知己。当“识己”让你看清自己的轮廓，“知己”便指引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站稳——真正明白“我是谁”，还能清楚地知道“去哪儿”，并坚定地忠于内心的追求。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唯有过滤外界杂音，厘清想做、所爱、所向，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收获源自本心的丰盈。徐霞客身处“学而优则仕”的朝代，却始终怀揣对山川地理的热爱，用其一生行走，完成年少立下的“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王阳明被贬至贵州荒僻之地，在困境中思考所求是功名还是良知，终在静夜顿悟“心即理”，开创影响后世的心学一脉。他们的路各不相同，但指引他们抵达人生彼岸的，却都始于同一份“知己”。

三、成己

生命是一条流动的长河，穿过青春的热烈，行过中年的宽阔，流向晚年的深沉。所谓“成己”，便是让这条河流，依其本真的动力与方向去延展，活出那种“本该如是”的状态。

“成己”的剧本，不是要跑赢谁，而是稳稳地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杨绛曾在年近五旬时，苦学4年西班牙语，只为更好翻译《堂吉诃德》，又在92岁时埋首创作出深情之作《我们仨》。她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份从容，来自“专注于自己生长”。无论是深耕一份事业，还是滋养一份热爱，专注本身，就是意义。

识己是看见，知己是陪伴，成己是抵达。我们一路跋涉，不为成为他人眼中的风景，只为活出那个真实而完整的“我”。爱你老己，爱此刻的从容，也爱明日依旧生长的勇气。

（摘编自温轩《识己、知己和成己》）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国潮”作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下潮流相融合的中国原创产品，以时尚表达进入全球年轻人的视野和生活，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潮产品在海外收获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在此背景下，国潮代表的不仅仅是怀旧，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和自我探索的旅程。全面提升国潮产品的全球消费体验与文化认同，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

科文融合“培本”，以品质力提高国潮认知度。国潮一头承续中华文脉，一头连接时代审美，二者有机融合成就了国潮的不断创新“出圈”。特别是潮流化的创新表达，“传统+时尚+科技”的新设计、新营销，赋予国潮品牌新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消费者喜欢上中华传统文化，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24年中国国潮经济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为2.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4%，预计2028年将突破3万亿元。该报告指出，年轻一代逐渐成为国潮消费主力军，更具时尚感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消费者购买国潮产品的主要动因。

社群传播“扎根”，以情感力提高国潮认可度。当今的年轻人正以全新的方式玩转国潮，展现出他们独特的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很多年轻人从时尚、音乐到生活方式，甚至是消费选择，都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一种“回归”的姿态。他们偏爱国风元素，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独特的审美，更是借传统文化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感。2012年起，比亚迪推出王朝系列，以“秦”“汉”“唐”等中国朝代命名汽车，巧妙地将中国龙文化融入其中，并借鉴毛泽东《沁园春·雪》，使品牌文化与中国文学的魅力相得益彰。

中华文化“立帜”，以价值力提高国潮认同度。游戏《原神》，以“国风”构建了一个具有全球文化身份的开放世界，其细腻的画面质感、逼真的光影效果、动人的音乐旋律，体现出多元共生、交流互鉴的“全球化”意味，让身处不同文化的玩家都能从中感知到一种微妙的文化认同。《原神》配乐《神女劈观》，在玩家中掀起京剧热潮，全球总播放量达1.5亿，微博话题阅读量4亿，相关二创视频多达15000多个，让更多人意识到音乐背后中式美学的魅力。

（摘编自梁媛《用国潮风尚讲好中国文创故事》，《学习时报》2024年12月6日）

材料二：

讲故事是具有全球共识的一种文明对话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故事具有意义赋予和观念生产的功能，是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族群且最具大众性的传播技术载体。中西方都具有悠远的叙事传统，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成为西方文明的精彩篇章，而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登场的一幕幕精彩的中国民间故事，则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因此，讲故事可视为拓展中外文明对话、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落地的路径与桥梁。

讲故事不等同于直白的抒情和说理，要避免“直抒胸臆”、观点先行。应通过具象元素和空间的营造催生现场感，将中华文明的价值表达内蕴在温暖而质朴的场景、细微而生动的情节、鲜活而真切的人物中。特别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元素融合起来，把中国和世界联结起来，既要激活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历史文脉，又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既要有对壮阔中国的宏大烛照，又要有对一张张鲜活中国面孔的具体聚焦；既要刻画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不懈拼搏与奋进，又要突出中国对全球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文明对话不是文明独白，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唱独角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彼此文明价值，加强双向沟通，实现文明的触动、交流和关联，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激发共同的文明情怀，提炼最大公约数，缩小距离感，进而生成共同的价值空间和意义秩序。从“你来我去，我来你去”升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各美其美”跃升为“美人之美”，终至“美美与共”。

我们应当善于以立体、具象、生动的中国故事呈现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气象，呈现多样精彩的世界文明图谱，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同时，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合共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

（摘编自钟悠天《以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人民日报》2025年7月15日）

Mark：小华，你给我讲一个中国故事吧。

小华：好的，Mark。我就给你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有一天，后羿从西王母那儿得到了不死之药，就交给嫦娥保管，没想到嫦娥偷偷地把药给吃了，于是飞到了月宫，成为月宫中的仙女。后羿听说后，痛不欲生。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明清时期，白话小说的创作方式与作品题材均有明显变化，从而对叙事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小说作家把学识、修养融入创作之中，作品反思人生、批判社会的意识渐趋浓厚，同时也在艺术手法上求新求变。他们借鉴传统文学，主要是古文的叙事技巧，又掺以戏曲手法，使小说叙事艺术取得多方面进展。

就创作而言，全篇采用新叙事模式的作品尚未出现，但作者有意尝试于局部者却颇有几部。金圣叹的见解很值得研究，他明确把作者讲述同人物主观叙事区分开来，强调书写人物之叙事要“设身处地”，并提出了局限性叙事的“影灯漏月法”。在他对《水浒传》再加工时，这些理论观点都贯彻于实践之中了。

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比较。容与堂本《水浒》二十七回“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中，武松佯饮了蒙汗药，作品写道：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那妇人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见里边跳出两个蠢汉来，先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这妇人后来桌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缠袋，捏一捏看，约莫里面是些金银。那妇人欢喜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这若干东西。”把包裹缠袋提了入去，却出来，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那妇人一头说，一面先脱去了绿纱衫儿，解下了红绢裙子，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

在贯华堂本中，金圣叹把这段文字改写作：武松也双眼紧闭，扑地仰倒在凳边，只听得笑道……只听得飞奔出两个蠢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先扛了进去……想是捏一捏，约莫里面已是金银。只听得他大笑道……听得把包裹缠袋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听他一头说，一头想是脱那绿纱衫儿……

两相对比，计有十处改动，而关键在于开头的一处。原文“把眼来虚闭紧了”，金氏改为“双眼紧闭”。依前者，似乎是武松眯缝着眼，故店中一切变故皆收眼底，未免近于儿戏。而“虚闭”且“紧”，也有些费解。详观全文，作者并不强调武松是否看到店中情景，下面的“只见里边”云云，是说书体的习用语，全知的叙述人以之引导读者的视线而已。金圣叹改作“双眼紧闭”，一则避免了上述费解、儿戏之弊，二则为自己提供了探索叙事角度的机会。金氏的改动强调店中的所有变故都是武松听到与猜想的。由于武松的“双眼紧闭”，叙事人的视线与读者的视线同时被切断。而武松的听觉与想象力仍然活跃，因而事态只能在“只听”与“想是”中叙述。于是，文章的叙事角度由全知的散漫多变状态集中固定到了武松身上，随武松的感知局限而调整叙事的内容、方式，成为比较典型的第三人称局限叙事。

叙事模式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艺术效果。局限叙事，叙述人的观察角度固定在作品某人物身上，读者随此人见闻而见闻，很自然在想象中认同于叙述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全知叙事，由于叙述人上帝般无所不能，使读者被动地居于“听故事者”的地位。话本与说书体小说更由于说书人不断直接插入介绍、说明、议论等，使读者明确感到自己局外人的被动身份，拉大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随叙事角度的局限化，叙事的主观色彩增加，作品还可以产生“一喉两歌”的效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摘编自期刊《博览群书》）

材料二：

叙事要引人入胜，就要找到一个好的立足点，从这个立足点去观察和叙述，要选择合适的叙述视角。叙事视角一般分为外视角、内视角和交叉视角。外视角就是故事的叙述者以“局外人”身份去讲故事；内视角是叙述者从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的角度去讲故事，叙事者参与或目睹故事情节；交叉视角是两者的交叉。内视角叙事有亲切感，但因叙事者不是故事的操纵者，其视角有局限性，不过这种局限性常常能巧妙地丰富故事内容。外视角叙事者身份不固定，较为灵活，也被称为全知视角。

另外，叙事长文，如中长篇小说，情节曲折起伏的故事往往更能引起读者兴趣，如《水浒传》里林冲的故事，从“误入白虎堂”到“刺配沧州道”，从“棒打洪教头”到“风雪山神庙”，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牢牢地抓住了读者。对于叙事短文来说，要想情节动人，不如聚焦于一点。所谓聚焦于一点，或聚焦于人物的某个侧面，或聚焦于某个时间段乃至某个时间点。高明的作者，往往善于把较多的内容、较长的过程压缩到一霎时间、一个场面中，让故事更集中，也更利于刻画人物、表达思想。

同时，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要使读者如临其境，离不开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让人难忘的细节总是凝聚着人物（或作者）强烈的感情，《水浒传》中写武松杀完张都监等人，“见桌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盅子一饮而尽，连吃了三四盅，便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就这一处细节描写，就可以使一个浑身是胆的大丈夫形象站起来了。

（摘编自钱春《叙事如何引人入胜》）

金圣叹区分作者叙述与人物主观叙事，强调书写人物之叙事要“_______”，叙事角度应收束固定于人物自身，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读者通过_______观“紧雪”，以其感官体验朔风寒意，更借山神庙_______而洞悉阴谋。此叙述令读者身临其境，同时因视角所限，偷听前读者与林冲同陷迷局，待真相骤揭时更具爆发力，遂成精妙的第三人称局限叙事。

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宋江怒杀阎婆惜”写阎婆惜（宋江的妾侍）意外发现梁山头领晁盖给宋江的答谢信和金子，想以此要挟宋江；已外出的宋江也发现这些东西遗落在阎婆惜处，赶紧返回讨要。此时婆子（阎婆惜的母亲）已在一楼床上躺了，阎婆惜仍在楼上闺房内：

（阎婆惜）正在楼上自言自语，只听得楼下呀地门响。a．婆子问道：“是谁？”b．宋江道“是我。”c．婆子道：“我说早哩，押司（指宋江）却不信要去，原来早了又回来。”d．宋江也不回话，一径奔上楼来……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作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就像半身插入了土地，土气是因为不流动发生的。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不逾规矩的自由。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与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有删改）

材料三：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工作也很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节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向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

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写作背景：本诗写于1919年9到10月间。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影响，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2月16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从“全民阅读”连续12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专门为其立法，阅读从个人志趣进入到公共政策和法治视野，这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回应，更蕴含着涵养文明、传承文脉的深远考量。

鼓励每一个人都去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条例》的用意，在它的名称中已经体现出来：以制度保障来营造氛围，助推人人参与阅读。《条例》写入了此前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复中同意的自2026年起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的内容，指出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每个人都去阅读，让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条例》打破了“阅读是个人私事”的传统认知，将其纳入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意味着政府、社会、家庭需共同承担保障阅读权利的责任，让阅读从“少数人的习惯”变为“多数人的权利”。

在青少年心中种下阅读的种子。青少年是阅读主体，其阅读习惯往往影响他们的一生。有人说，当下学业压力大、互联网诱惑多，青少年的阅读常常面临时间被挤占、资源难获取、质量无保障等困境。有的学校阅读活动被应试科目挤占，农村与偏远地区的青少年缺乏优质读物，短视频、鱼龙混杂的网文网游等又不断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加之青少年的心智尚未成熟，对阅读内容的甄别能力有限，不良读物和过度娱乐化、碎片化的“浅阅读”内容，也冲击着青少年的阅读生态。《条例》特别注重让青少年伴随书香成长，如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在阅读内容管理上，《条例》指出，出版单位应当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教育部、中宣部今年启动实施的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专门提出构建中文阶梯阅读标准体系，组织专业机构从阅读频率、阅读数量、阅读种类、阅读意识、阅读习惯、阅读能力等多个维度构建青少年阅读指数。倘若青少年的阅读时间有所保障，资源触手可及，内容质量可控，无论城乡都能获取优质读物，那么家庭的陪伴、学校的培育、社会的资源就能在立法框架下融合并形成合力。每个青少年都能在优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智慧、塑造品格。

让阅读空间成为“城市会客厅”。书香是最温润的城市竞争力，从鳞次栉比的公共图书馆、社区书房，到街角巷尾的24小时书店、无人借阅点，再到公园里的读书角、地铁里的阅读主题专列，阅读提升城市的气质，城市涵育阅读的土壤。那些在图书馆里潜心钻研的学者、在书店里静静翻书的青年、在社区书房里亲子共读的家庭，勾勒出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图景。然而，当文化娱乐方式日渐多样，传统的书店、阅览场所已经不能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该如何唤回人们对阅读的注意力？重塑阅读空间的功能价值、降低阅读门槛，让人们有更多理由、更多机会阅读，或许是一种解法。《条例》指出，有条件的全民阅读设施可以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适当延长开放时间；新建、改建和扩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应当包括全民阅读设施；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件、开展阅读活动，发挥全民阅读服务功能。加强阅读设施建设的初衷，正是要打破“空间孤岛”，打造真正开放、共享、兼具审美与温度的“会客厅”。这既意味着物理空间的重构，也意味着文化功能的升级。具体来说，阅读设施不再局限于“阅读”，而是能承载多元需求、促进人际连接的公共平台。它不止于有书可读的基础供给，更追求为人们提供读得舒心、读有所获、读有共鸣的精神体验。

《条例》的出台，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责任清单。当阅读权利成为法定权益，当书香飘进每个家庭、每个社会角落，人人有书读、人人读好书、人人好读书的绮丽画卷也将徐徐展开。

（摘编自之江轩《为“阅读”立法，有哪些深意》）

材料二：

后来我上大学进了清华。清华给我的教益极多，这当中它的图书馆又是我的一大恩师。它比“公书林”更神气：文艺复兴式的红色外表，大理石的门厅，玻璃地板的书库，软木地板的阅览室——当时新建的第三阅览室好像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其中各种精美的书刊闪着光，宽长的书桌上两端各立一个铜制的高台灯，它们在一个19岁青年的心上投下了温情和宁静的光，是后来任何日光灯、白炽灯所不能比的。就是在这个“指定参考书阅览室”里，我和我的同学好友们读了柏拉图《对话》的英译本，西洋哲学史，古罗马史，希腊悲剧，英国16、17世纪诗剧，等等，进入了一个知识上和情感上的新世界，一片灿烂！

（节选自王佐良《上图书馆》）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知识空间指的是文化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领域。在AI技术推动之下，知识空间正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开放。

首先，数据驱动发现新知，数字人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以前无法观察到的隐含模式。例如，研究者用计算机分析了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文本，绘制出其人际交往网络图，揭示了以往史书未详载的复杂关系。又如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项目，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把古代诗人的活动投射到地图上，“让历史动起来”，清晰展现诗人迁徙路线、创作地点和群体互动，深化了对文学场域和文坛生态的认识。这正是数据驱动知识发现的典型例证。

其次，参与知识重构与再创，AI能基于知识进行再创造，“让知识自己说话”。例如，交互式图像描述工具：用户用鼠标点击图像细节，触发AI用自然语言描述，并可指定风格或要求背景讲解。这启发我们，未来博物馆、美术馆里的文物和绘画，都可能配置类似功能。知识由此被重新组织、加工和传播，进入“动态智慧”新范式。

再次，开放共创的知识平台，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更加开放。例如上海图书馆建立历史文献众包平台，招募志愿者在线抄录和标注馆藏档案，使市民成为文化知识生产者。这类协作在学术界也渐受重视。AI可助力校对、纠错或智能推荐任务。在AI支持下，知识生产将实现专业与大众的更紧密协作。

知识空间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提升问题意识，因为大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无法代替我们发现问题。拥有问题意识的我们才是指令的发出者和结论的决定者。

（摘编自牛力《当数字人文遇见大模型》《光明日报》2025年8月）

材料二：

人工智能飞速融入日常，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最主要的阶段性成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辅助决策、创作内容的重要工具。很多人以为，大模型没有情绪、没有立场、没有私心，输出内容理应客观公正，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的AI“投毒”黑产，揭开了生成式AI商业化进程中的灰色地带。事实上，大模型从诞生到应用，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存在，而是人类社会、技术规则与用户偏好三重倾向共同塑造的“数字投影”。

“机器无情感，是客观的”，是当下对人工智能最普遍的误解之一。这种误解忽略了一个核心逻辑：大模型的一切能力，都源于对人类数据的学习，它不会凭空产生“思想”，只会复刻、整合、放大训练过程中接收到的信息与倾向。大模型的“不中立”，并非技术缺陷，而是由数据、训练、使用三个环节共同决定的必然结果。

首先，训练数据自带偏见，AI学的就是“不完美的人类”。因此，大模型是社会偏见的“镜子”，甚至可能是“放大镜”“哈哈镜”。大模型的知识体系，建立在海量文本、书籍、新闻、论坛、网页等数据之上。这些数据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记录。而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文化差异、历史叙事差异等都早已渗透在文字与表达中。

模型一边学习语言规律、知识关联，一边会不自觉地内化其中的“偏见”。如果部分数据对某一群体、性别、地域、文化带有负面描述，模型在无干预情况下，就可能输出歧视。它不会主动判断“对错”，只遵循数据里的概率。

其次，对齐过程植入价值观，让大模型自带“立场倾向”。为了让模型更安全、更有用、更符合人类标准，开发者会通过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等技术进行“对齐”。简单说，就是让标注员对模型的不同输出结果进行排序或者打分，判断哪个更有用、更无害、更得体。这个对齐过程，看似在追求“规范”，实则是把人类的价值观植入模型。

标注员的文化背景、教育水平、道德观念、地域立场，都会直接影响“好答案”的评判标准。不同文化对同一议题的看法可能天差地别。当标注人员背景趋同、视角单一时，模型就会偏向这一群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极端的，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在社会议题、文化判断、道德选择中，悄悄偏向某一种共识，忽略其他合理视角。

最后，用户偏好引导偏见，AI很擅长“顺着你说”，大模型更像“迎合者”而非“裁判员”。

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却很少察觉。你偏向什么观点，AI往往就顺着你说；你相信什么结论，AI就帮你找什么理由。它会不断强化你本来就相信的东西，让你待在舒适区里，慢慢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甚至是“思维茧房”。

如果说数据和训练是模型的“先天基因”，那么用户使用就是模型的“后天环境”。大模型的输出，高度依赖提示词、上下文与用户偏好。用户从提问开始，就自带立场、情绪和预设，而模型的优化方向，本就包含“理解用户、满足需求、提供情绪与逻辑认同”。

面对带有偏向的提问，模型很容易顺着用户的思路展开，强化其既有观点，而不是主动纠正。随着模型对用户习惯的记忆与适配越来越强，这种“迎合”还会更加明显：同样的问题，不同用户、不同提示词，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三重偏见叠加，让大模型不可能做到“客观中立”。它不是一面客观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一台同时放大知识与偏见、智慧与狭隘的机器。这种非中立性，带来的影响远超想象：在招聘、贷款、教育评估等场景，模型偏见可能固化歧视；在公共舆论与信息获取中，会加剧立场对立、思维封闭；在跨文化交流中，还可能因文化偏见引发误解与冲突。人们越是盲目相信AI，越容易被其中隐藏的偏见误导。

认清大模型非中立的本质，不是否定其价值，而是为了更理性、更安全地使用它。每一个使用者都要认识到，大模型是强大的工具，是高效的助手，是文化与知识的载体，但它绝不是真理的化身，都应保持批判性思维。

（摘编自南熙文章《光明日报》2026年3月）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二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历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讲究阴阳二气，讲究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平衡、它们的和谐。“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贯穿二十四节气的主线，正是阴阳二气的变化。

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最好的入口。而要真正把握二十四节气所饱含的中国智慧，非得进入七十二候的肌理不可。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气，六节气为一季，四季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展现出天地之气和生命万物的规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一个又一个的五天不以为意，其实在这五天时间里，天地之气变化巨大。所以在体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候，就要走在泥土地里“接地气”，感受阴阳二气的变化。

大寒节气走在北京郊区大地，突然一下觉得脚底的土开始有点变软，这是在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和空中的阴气进行平衡。随着立春的到来，太阳黄经至315度，会感受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复苏。随着阳气过了小腿，春分节气草就绿了；阳气到了腰间，冬衣也就脱掉了，这是春天的景象。当到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北京的牡丹仙子又回人间怒放。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循着阴阳二气变化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中医学、哲学、民俗、宗教、道德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传统农耕时代发挥了指引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日用而不觉的许多价值观念都蕴含其中。当我们深入每一个节气、每一个候的更替之中，细致触摸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永恒魅力，以新的文化使命来思考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新价值时，就会领悟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这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应当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每一个节气和物候现象都可以得出关于“天、地、人”的感悟。比如芒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节气的15天里，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三个物候，一个是螳螂，另两个是小鸟，都是小动物，其在此时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均和阴气的初生有关。芒种节气为仲夏之始，阳气渐至极，阴气也悄悄地滋生，螳螂是喜阴之物，所以上年深秋产的卵破壳生出小螳螂，此为初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鵙即是伯劳鸟，也喜阴，开始出现在枝头，感阴而鸣。

到了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专门学别的鸟儿鸣叫，叫得特别好听，这时却沉默了，因为它喜阳，觉到阴气的出现就不叫了。从这三个物候现象里，我们可以观察到阴阳二气变化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感，追求阴阳二气的平衡，追求万物的平等，强者向弱者倾斜，不管是在谷雨盛放的牡丹，还是在大雪节气顽强挺出小芽的荔草，都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农人在芒种节气的状态则是“三忙”，忙着收、忙着种、忙着管。北方收麦子，南方种水稻，田间还有一些农作物需要管理，“三夏三忙”是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景象。“三忙”是遵循天道而为，农人不能不抓紧时间，并且是分秒必争，不然就没有收成。

此时我们从中就会有所感悟。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一寸光阴一寸金，耽误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子。种上以后，还要勤管理，除草，施肥。人生亦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好的思想，就跟施肥一样；要把我们的缺点改掉，也跟除草一样，其实人生也是一门管理学。

那么种下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也会结什么样的文化果实。真正的优秀文化要提倡去掉“我”字，去掉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相冲突的偏狭与执念。以此观之，我们更加自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他精神。中国本土的道家文化，提倡走进大自然，从天地造化中感悟“忘我”；佛学经典，讲究“无我”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更是明确告诉人们要克制贪念，一言一行要符合“礼”“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引导我们，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管理自己。种下善因，才能收获善果。所以，从芒种节气的三个物候里，我们感悟阴阳二气平衡的宇宙观，从“三夏三忙”的生命管理中，悟到人类在求得快乐与幸福的同时，要遵循天道，习得真、善、美。

（摘编自徐冬冬《以艺术的形式开掘中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连续演化并融合西来人种成分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1万多年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南、北方都已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这只有观测相当稳定的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角龙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也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传统在距今8000多年前应该就已经产生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一种一端双叉、一端有把手的骨器，类似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还有一类骨尺类器物，这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使用的“规矩”。“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发现的装有石子的龟甲、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此外，贾湖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和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文明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许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样的社会在8000年前可能已经出现了。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有着土葬的“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将逝去的人深埋地下，齐整的装殓、丰厚的随葬，寄托着对逝者特别的关爱与敬重，表明已有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分区随葬，成排成列，秩序井然，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祖坟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距今8000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音乐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摘编自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