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宋代人如何叫外卖

宋代是中国外卖发端的年代，这和宋代发达的经济息息相关，酒楼饭店林林总总，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多元服务，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疑似正在送外卖的小哥。除了送菜上门，宋代还流行上门做菜的服务，算得上是一种“高端外卖”。   

一、皇帝也爱叫外卖

北宋末年首都汴梁，有位宋五嫂开着一家鱼羹店，靖康之变后，她和其他很多汴梁人一样，南下逃难，最终在临安落脚，继续以售卖鱼羹为生。她把店开在西湖边上，宋高宗赵构坐船游览西湖，就曾点过她家外卖，宋五嫂亲自送到船上，赵构知道她是汴京旧人，相对难免感伤。宋嫂鱼羹经过高宗“御赏”，一下变成了当时的“网红美食”，人人趋之若鹜，宋五嫂因此成为富豪。   

像宋五嫂一样从汴梁来到临安，在史料上留下名字的还有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店，事实上，南宋临安的大部分餐饮名店，都是汴梁旧人所开设。当时皇帝要钱要物，称之为“宣索”或“宣唤”，因此皇帝叫外卖就有特别的名字“宣索市食”或“宣唤买市”。宋高宗经常从市井叫外卖，使得各家餐厅更加重视餐饮品质，不敢苟且草率，无形中提升了临安餐饮的整体质量，为中国餐饮事业做出了一丝贡献。   

宋孝宗自己也“宣唤”市井美食，他有次元宵节期间祭祀回宫路上，让人“宣押市食，歌叫支赐钱物”，见于记载的有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团子，这两家也都是汴梁流寓而来的老字号店铺。帝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当时权贵大臣、富裕人家叫外卖的情形就更加普遍了。被帝王点名“宣唤”过的店铺自然深以为荣，要将此事广而告之，往往会在店铺门口醒目处挂上写着“曾经宣唤”的旗招。有个段子说当时有人开店卖治脚后跟老茧的狗皮膏药，自己挂了个招牌“供御”，意思是皇宫指定，后来皇帝听闻了他借皇家名义招摇撞骗的事情，就派人传唤他严加责罚。等他回来，不仅不以为耻，反而马上就给自己加上了“曾经宣唤”的招牌。   

二、《清明上河图》中的外卖小哥

宋代的餐厅非常开放，不仅可以将菜“外卖”到客人住处，还允许客人在自家酒店把其他小吃摊贩的食物“外卖”进来，绝无“他食莫入”或“谢绝酒水自带”的规矩。北宋汴京除了走高端路线的州桥炭张家和奶酪张家，其他都允许贩卖各色食物的小贩来店中兜售食物，这些流动的小贩和酒店形成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如果你在酒店坐下，发现没有自己想吃的下酒菜，可以派人去外面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鲊、生削巴子、瓜姜之类。《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酒店，会有一些商贩手里托着盒子、盘子，来店里托酒店代卖炙鸡、燠鸭、羊脚子、点羊头、脆筋巴子、姜虾、酒蟹、獐巴、鹿脯、从食蒸作、海鲜、时果、旋切莴苣、生菜、西京笋等不同种类的美食。还有小厮身穿白布罩衫，带着青花布手巾，抱着小白瓷缸子卖辣菜，还有托着盘子卖各种水果干的，种类非常多。还有卖软羊诸色包子、猪羊荷包、烧肉干脯、玉板鲊、把鲊、片酱之类的。在《清明上河图》的形形色色人物中，就有一个小伙在酒店前端着食盒往外送餐，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大宋时期的外卖小哥。   

三、________

北宋汴梁“共享经济”繁荣，凡是要雇用人力、杂役工人、宴席厨师等人员，各行业都有叫行老的角色，可以介绍推荐人选。雇用女用人，也有专门牵线搭桥的中介。找人帮忙非常简单，只需到街巷口去一趟即可。无论是有人家房屋年久失修，需要整修房屋或者修补墙壁，还是有人家到了先祖生辰忌日，需要请僧尼道士祈福，都可以一早来到桥市和附近的街巷口。在这里，不管是被称为“杂货工匠”的木匠人和竹匠人，还是随时可以做各种杂活的零工，乃至于和尚道士，都三五成群，环立集聚、等候雇用，堪称一道独特的风景，人们把这个叫作“罗斋”。修缮房屋需要的各种竹木材料、都有专门的店铺。要找专业的砖瓦泥水匠，也是呼之即来，非常便利。

专门替人上门操办宴席的机构叫“四司六局”。四司六局的名字听上去像是政府部门，但在宋代，不仅政府和豪门贵族家中常设四司六局，民间也出现了这样的服务机构，四司六局变成了一种专门负责宴席的行业通称。四司六局这种机构，从隋唐时期的公务员编制，到宋代慢慢变成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乃至变成了国营、民营企业。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政府采购”非常普遍，宴会、演出等项目，往往都从民间请人，民间高手有机会在御前大展身手。哪怕是官方的四司六局，在承接到大型项目时，也需要通过各类行业协会去民间寻找能手协助。四司六局这样的机构在今天一些农村地区还能看到，就是所谓的“宴席帮办”，婚丧嫁娶，不需主家费心劳神，由专门一套“班子”上门帮助操办宴席，或按桌收费，或全程打包，极为方便。

（摘编自侯印国《宋朝人的日常生活》）

宋代餐饮业开创性地发展出_________。其中“厨司”专攻菜品制作，“茶酒司”负责饮品供应，“帐设司”负责场地布置，“台盘司”管理餐具陈设。_________，堪比现代中央厨房与物流体系的结合。   

专业送餐群体“闲汉”也应运而生，他们身着统一服饰，随身携带温碗、注子等保温器具，《梦粱录》记载，“有百姓入酒肆……近前唱喏，小心供过，使人买物，谓之‘闲汉’”，这些专职配送人员日行三十里，_________。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大家知道，英文里边，小说有三个概念，一个是Fiction，一个是Story，一个是Novel，那为什么叫Novel呢？因为它是新的，也就是说跟传统文类完全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在哪儿呢？就在于现代小说是需要靠经验来支撑的。《堂吉诃德》之所以会成为举世公认的现代小说的起源，就因为它跟过去的流浪汉小说，跟过去的那种冒险意义上的骑士小说完全不同，塞万提斯注意到了一个东西，他注意到了家庭伦常，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现代小说是要描写个人生活的，那就要依靠个人经验。

那么，我们怎么来积累经验呢？无非靠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触摸、可以闻，当然也可以尝。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积累经验，但在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叫做“看”。也就是说，在一切获取经验的渠道当中，“看”具有优先地位。

我们在观看事物的时候，已经预先有一个东西介入到我们观看的这个行为当中，这个东西叫自我。要看到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东西，看到事物的奥妙，观察到对于我们创作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把陈词滥调用括号括起来。

现象学家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事物，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事物都是被定义的，都浸透了话语和判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浸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知识多了，反而会有变得无知的危险。也因为这样，我是从来都不主张大家乱读书的，有的人不读书还好，越读越郁闷，因为他不思考，也不警惕，也就觉得这个人说得有道理，那个人说得有道理，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观察对象都已经非对象化，我们很难分出主客体，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存在。我们认为我们在观看这个世界，在理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被这个世界的话语所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事物呢？有些人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不用看也已经知道，那我们看不看无所谓的，这就叫“不视而见”，但这样是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

我非常相信一句话，叫修辞立其诚。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喜欢写作的人要重新回到这个“诚”字上来，我们需要使用各种方法让“诚”字回来。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在无意识当中度过，那就等于他连一天都没有生活过。大家也许还知道，苏格拉底说的另外一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思考，不能过度沉溺于某种自动化的生活模式当中。

我们中国人过去讲格物致知，朱熹当年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到了王阳明，他也是强调这个。他们为什么强调要格物呢？也是因为这个物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习以为常，就会被那种习焉不察的种种现象，以及围绕这些现象衍生出来的话语所控制。比如我们要学会真正地看，要真正跟事物接触，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去描写事物，否则的话，我们描写的不是事物，而是观点。我们要努力做到“修辞立其诚”，这对写作者来说极其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纳新事物。

我之所以觉得写作是一个神圣的、充满刺激的、伟大的事业，是因为写作特别好玩，写作真的能让你脱胎换骨，让你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这不是因为一夜之间你水平提高了，不是。而是因为你不会用自己的看法去要求所有的人，你真正尊重笔下的人物，你希望了解他在想什么，他的感情如何变化。就像汪曾祺先生说的那样，你要钻到别人的心里去，揣摩别人怎么想，这是写好人物的关键，哪怕这个人是坏人，你也得尊重他。你不能简单化，简单地套用一些是非善恶观念，就把这些坏人打发了。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很多的坏人都光彩照人，就是因为那些大作家真正了解、观察、体会他们的所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呢？他们这么干的情理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要说的“诚”，不带偏见的“诚”。

（摘编自格非《寻视与静观》）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澄怀观物，为什么要澄怀呢？就是强调把自己清空后，________。王阳明的大弟子王龙溪说，没办法判断善恶的时候，你先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回到诚。________？王龙溪把它解释为无，实际上就是虚已，也就是把你原来有的那些观念全部放在一边。因为按传统的方法，你已经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也辨不出是非了。而当你处于________，你才能容纳事物，否则，你的脑子里已经被各种观念占满了，你还能观看外物吗?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沉浸式新闻是5G技术支撑下的信息传输新形态，在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沉浸式新闻可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由于5G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和作为社会一份子之间的矛盾，因而当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信息差异性需求与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信息集体供给产生分裂时，主流媒体的传统互动渠道就往往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沉浸式新闻来发挥平衡沟通、填缝罅隙的功能，促使人、信息、情感之间形成网状联结，深化社会沟通。

③一方面，沉浸式新闻本来就拥有独特的大众讯息智能化表达方式，5G技术赋能的大数据系统又进一步强化了沉浸式新闻的吸引力，既能实现用户需求匹配基础上的信息内容精准、高效分发，提升信息流动效率，同时也会吸附不同圈层间的相互注意，成为圈层间建立横向连接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流动框架中，受众的新闻选择主要受信息内容获取需求的驱动，而沉浸式新闻出现后，用户对“体验”和“共情”的需求逐步增强。基于此，新闻生产者的任务从单纯的“事实呈现”，开始转变为搭建配套技术、给用户重现新闻场景，帮助其以“第一人称”视角去体验和理解新闻。受众除了获取表层的信息本体外，还能进入一个浸入式的虚拟内容空间，同时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的立体感知，并在“参与”新闻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更新、更真实、更逼真的信息体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在人、信息、情感层面形成新认知，深化传播者、媒介、受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④主流媒体生产的沉浸式新闻依托庞大的5G信息技术系统，能构建出强烈的用户“在场幻觉”，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带来人与信息表层、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信息背后情感的网状共振，进而构筑社会关系认同。因而，从此层面上看，沉浸式新闻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共情传播，对于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具有巨大助推作用。

⑤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新闻无论在制作还是消费层面，大都以文字、语言、图片为叙事文本，其间隐藏着一种精英化的表达逻辑，由此也曾一度因传播渠道“失灵”而与受众和市场脱节。

⑥5G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困局有了解决的机会。沉浸式新闻将5G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将“场景”嵌入到新闻创作要素当中，把受众的体验真实作为新闻真实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而让新闻的表达者——媒体退居其后，从“讲述者”变为新闻场景的构建者、呈现者、服务者。随着新闻消费用户上升为传播格局中的主角，泛众化的时代特质被进一步深化。以新闻内容属性为划分标准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大众媒体、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边界趋于模糊。在此语境中，主流媒体开始提速“破圈”，主动适应泛众化传播格局，积极升级运营模式，推进媒介融合，加快了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联结，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⑦沉浸式新闻推动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创设连接意义。5G技术促使媒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流媒体的职责定位已不再拘囿于内容创作与生产，数据、服务、用户等都是其关注的因素。未来主流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资本等市场资源的支持，沉浸式新闻就是5G背景下媒体与市场资源耦合的产物。

⑧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中，主流媒体只需对信息采集、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把控。而5G技术条件下的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从大的层面看，需要对网络信息技术、虚拟技术、传播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量，综合施策；从小的方面看，则要考虑到受众需求，为用户配置可视化头盔、眼镜等设备；这种繁琐的新闻生产与运作流程仅凭主流媒体的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必须要强化市场资源整合。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以社交链接属性和资讯聚合属性为基础的商业平台，成为信息管理枢纽，然而其内容生产专业性的缺位、传播价值导向的缺失等负面问题日渐严重。此外，部分公众由于缺乏媒介素养，容易被智能推荐算法等信息传播技术裹挟，从而消耗其主体认知和思维能力，沉溺于碎片化、浅层化、娱乐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中，甚至无视、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与价值，增加了正确网络舆情引导内容的传播难度。由于技术与商业联合打造的沉浸式新闻能够敦促新闻工作者履行媒介责任，因此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也必须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⑨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建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在新媒体发展初期，自媒体、社交媒体依靠流量时代的规则红利，一度在舆论阵地对主流媒体的主导权形成冲击。5G技术使信息传播方式迎来了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所带来的个体观照可以辐射到用户的生理状态及情感体验中，沉浸式技术促进用户反馈升级，信息的“场景”意义将逐渐取代“流量”价值。作为5G技术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沉浸式新闻描绘出了以用户为核心的信息传播图景，促使主流媒体步入全新的舆论阵地，并关注到个体与社会的情感沟通、群体间认知差异的弥合、社会价值共同体的构建等公共话题，不仅满足了大数据时代新闻的社交性需求，还在此过程中重拾了自身的话语主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沟通模式。

（摘编自李明德、王晴《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与传统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不同，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具有________，但是这仅凭主流媒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________。与此同时，作为信息管理枢纽的________，在新闻生产专业性和传播价值导向等主流媒体的优势方面存在日趋严重的负面问题。为了更好地履行媒介责任，二者可以优势互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昆仑石刻”甫一公布，就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石刻有三个方面尚存疑点。

首先是秦代石刻之罕见。现已知秦代石刻，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包括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处。秦代石刻屈指可数，先秦时期的石刻也很罕见。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在商代，即殷墟石簋铭，但还只是器物上的题刻。秦国较早制作文字铭刻，但也只有秦公大墓石磬铭、石鼓文、诅楚文等少数石刻闻名于世。如果秦代有大量摩崖石刻存在，北宋时就会被金石学家著录，但事实恰恰相反。

其次是“昆仑石刻”的缺损。“昆仑石刻”右下角有明显缺损，且十分平整，似是同一时期脱落的。而我们从释文来看，第一行为“皇帝”两字，第二行为“使五”两字，“五”字可与第三行“大夫”构成固定词组，这说明石刻雕刻之时，“五”字下方已有缺损。第三行为“大夫臣翳”，释读者之所以补“翳”字，一是“臣”字之下，确实有残缺笔画；二是根据后文两次出现“翳”字推断，此处当是“翳”字，可见石刻雕刻之时，“臣”字下方是完好的。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疆域内，石刻的风化程度应该差不多。如果此刻为真，按正常自然风化，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平整。此可疑者二也。

最后是“昆仑石刻”的行文。“昆仑石刻”的文字，有学者提出，将“廿六”释为“卅七”，回应了之前学者对石刻年代的质疑，但似未注意到石刻行文的问题。从称谓上看，“昆仑石刻”短短三句话中，“翳”这个自称竟然出现了三次，与古代汉语中常省略主语的用法大相径庭。

（摘编自李豪《“昆仑石刻”的三个疑点》）

材料二：

近日，有关部门认定在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刻石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石全文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險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工作专班通过现场调查、科学分析，获取了刻石的科学研究数据，并调集石质文物研究与保护、秦汉考古、古籍文献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形成考古调查报告。

为获取刻石的详细文字信息，工作专班采用了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该项技术能够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体的原始图像、纹饰以及文字信息。再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处理、应用，可将清晰度提高40%～90%。比如，刻石中“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通过信息采集和提取，专家们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在此基础上，他们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摄影技术，对刻痕微观特征进行了数据采集。根据文字提取结果，刻石文字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秦篆。

专家们还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尕日塘秦刻石的岩体结构、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体附近地面与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在该区域内，只有刻石所处的2号岩体具备人类避风停留进行刻凿，且有利于刻石长期留存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这一点体现出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的智慧。

刻石本体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属高磨蚀性岩石，有自然风化痕迹。刻石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检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据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认为刻石的内容大致意思为：秦始皇派五大夫翳率方技等去昆仑采药，翳乘坐卅七年三月己卯日的车到这里，翳计算来程约250里（1里=500米）。他认为刻石的最后一句“可/□百五十/里”尤为重要。他说，“可”字的用法是非常典型的秦汉古书里的用法，意思是“能够达到”。

（摘编自李韵《青海秦刻石“验明正身”》）

材料三：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石摩崖，以表窦氏之功、宣大汉之威。这段历史在《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详细记载。然而长期以来，该石刻的具体地点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一支脉南麓避雨时发现一处汉字摩崖，其间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联合考察队，对该摩崖进行实地考察。8月15日，考察队宣布该摩崖即班固所作《燕然山铭》。文字为典型汉隶，内容和《后汉书·窦宪传》基本相同，仅存在一些异文。至此，消失近两千年的燕然山铭原刻才为世所知。

（摘编自吴毅强《辨伪与述真——从“昆仑石刻”谈起》）

自6月以来，昆仑石刻的消息持续引发热议。①__________，有人则怀疑石刻是现代人伪造。近日，基于一系列科学检测和严谨论证，有关部门给出了有力的结论。其技术考证过程表现在：经对用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提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从字体来看，②__________。经对石刻进行矿物和元素检测，排除了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其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现代新刻的可能。可见，在这场争论中，③__________，为“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文化的发展中，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和在“比兴”思维的诗学传统的影响下，门的文化功能逐渐增强，在文学中融入了丰富的精神还乡的意识。门联结着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的文化含意。

第一，传递空间领域感，成为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一个标志。门是空间上的节点，具有通过性、出入自由性的特点。门承担着空间相互联结和阻断的双重功能，空间转化的标志性仪式让使用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门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对空间进行了划分，在不同的空间内人们的心理感受不同。从门的位置来讲，有院门、宫门、山门、城门、国门等。这些门的建设规则不同，比如宫门的主门都设在宫城的中轴线上，以展示天子受命于天，掌管国家；山门即佛、道教等宗教建筑的大门。出入这些门的过程，时刻提醒人们在出入时所进入的空间领域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门是空间划分的标志物，人的心理通过门产生中心与边缘、内与外的转化。穿越门的瞬间，人觉察到空间的转变和属性的变化，正如在出入高校大门时通过者的身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门象征着主体的精神。门的基本功能是开关，阴阳变化是其中熔铸的集体潜意识，从这里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门的关闭是为了防卫，与保守、被动的心态对应；门敞开是为了出入，与开放、包容的心态相对应。门成为人连接宇宙的一个纽带，门开意味着主体的开放心态。《淮南子·泰族训》：“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开门是与日月万物接近，与自然一体，是对宇宙的接纳，从自我的狭小世界到精神通达四方。

第三，门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隐喻。门的概念和“家”是相关的，门是自我领域和家的代表，家庭与家族可称为“家门”，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黄帝宅经》：“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住宅的安定与家族的兴盛密切联系，“宅以门户为冠带”，门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儒家倡导“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门的数量、大小、装饰、材质等方面要遵守“礼”，门是家主社会身份的象征。故宫中门的布局、形状、大小、装饰都遵守“礼”的文化，故宫大门上的铆钉都是圆形，代表着追求圆满。“门风”指一个家庭的家风修养；“光大门楣”则是指为家族争光；“名门望族”指代家族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家族兴盛，人口众多，房屋的数量自然会增加，门也会相应增加。古代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人际交往，所以从门的设置上也能分辨出人际关系的亲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

（摘编自张芳《门的文化符号研究》）

材料二：

门的诗学情怀是门之意象化的最高层次。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将门的交互性道出：“世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门已联结了我、他人和整个世界，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蕴涵和美学基础。

门的开启实际是表明与世界的联系、沟通。开门有两层意思，一是功利比喻，一是洒脱自我。前者如《尚书·舜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唐王起《辟四门赋》：“致穆穆于四门，获济济之多士。关键（即门栓）不用，无老氏善闭之功。”喻开门纳贤，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之意，好一番盛世气象。在后者看来，这类功利的方向是很世俗的，人们希望世界是清新自然，而不是恶浊虚伪，于是就有了这类“敞开门”的意象。

门在古代有着生命之根源的意义，《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赤诚无雕饰。而生命归于大地的坟墓之出入口被称为“魂门”，古人以为死者灵魂从地下墓穴通过“羡道”升至墓门，出墓门过“神道”，走上升入天国之路。

就现世状态看，门是进出宅院的关口，代表着家，这容易理解，如新娘入夫家称为“过门”，男子入赘称为“上门”，女子招婿称为“顶门”。但普通意义上的家与家园概念并不同义，前者指现实的物质的场所，后者指精神的世界。那些装饰高贵的大门，是适意的，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并不是快乐的，豪门、朱门、宫门、禁门对人有着诸多限制与要求，居之会失去本真，于是普通的门，寒门、柴门、柴扉等就成了真实、自由的意象。

竖一根横木，立两扇柴扉，显示出天然的纯朴天真，温馨可爱，这正是脱出利禄羁绊之人的心灵归依，这是向家园的靠拢。这时，柴门荆扉衍化为返乡归家的意符，成为梦牵魂生活指向。傅道彬说得好：“难道诗人们真的是向往贫寒的生活吗？其实柴门是一种象征，当它们的物质形式简单到只有两块木板的时候，它的语词意义也返回到最单纯的命名状态，这时候柴门的意象就反映出原始家园的状态，人的精神状态也返归到诗意的自由境界中，柴门荆扉把饱经忧患的诗人们带回了人类用来走出荆棘的遮风避雨的家园。”

（摘编自袁忠《“门”的审美传承与建筑文化学分析》）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材料二：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的杂文多为社会文明的批判，以冷峻为主。《记念刘和珍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有关的解读文章也不胜枚举，但是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诚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就是过分把文章当作社会历史的反映（见钱理群的《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我想与此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真正要把《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特点弄清楚，需要从它抒情的特点来分析。关键是不要以为抒情文章都是一样的，鲁迅这篇文章的抒情有不同于其他抒情文章之处，即它的抒情是杂文式的抒情。

在鲁迅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似乎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的弱化，尽可能地收敛。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故思绪滔滔。作为杂文，鲁迅追求的是深邃、犀利，而作为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因此，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式抒情的特点。鲁迅不屑于浪漫主义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倾向于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而是让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

鲁迅的丰富就在于，思绪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强调忘却的轻松，不忘却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忘却，正视现实的惨烈，不但是哀痛的，而且是幸福的。鲁迅展示了他抒情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感情渗入叙事之中。以叙事的惨烈，隐含情感的强烈。

就是在直接抒情之中，也表现出鲁迅情感的深邃。“这是真的”，“有尸骸为证”，好像是多余的，既然已经引用了，还要加上这一句，说明自己难以置信，又不能不相信。这里，不但有正面的揭露，而且有反讽，如“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鲁迅的深邃不但由于抒情，而且在抒情基础上提炼象征的形象：“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前面的细节毕竟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的场景，而到这里，就变成了普遍现实和历史的象征。不但把前面的细节统一起来，而且把具体场景以外相关联的事象，不但是此时的，而且是异时的，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外国的，都凝聚到这个统一的形象中，一方面是“脸上有着血污”，另一方面是自得地“昂起头来”——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显得有很强的概括力度。

在多层次的曲折和转化中，在激情和理性的曲折交融中，鲁迅的情感在紧缩中张扬，时而引而不发，时而张扬蹈厉，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正是鲁迅杂文成熟的风格，可以用杜甫形容自己诗作的“沉郁顿挫”来形容他在本文中的抒情。这就是鲁迅杂文式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奥秘。不从文本去分析内在情志的曲折、矛盾，单纯从社会现实方面去评价，只能看到时代背景的普遍性，而不能洞察鲁迅杂文式散文的美学。

（摘编自孙绍振《杂文式抒情》）

材料二：

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那里，存在着两个转化过程：首先是将历史事件转化成个人心理事件，然后又将个人心理转化为文学艺术（意象、画面、色彩、声音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于是就出现了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我看来是非文学的解读。就拿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多数老师都是根据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大讲鲁迅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残忍，御用文人的无耻，表现了爱国青年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样一说，就和新闻报道、评论没有什么区别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者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它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的心灵。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即他的心理反应。因此，文章是围绕着面对血腥的屠杀，“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困惑展开的。

在“说（写）”还是“不说（不写）”之间徘徊，往返起伏，构成了整篇文章内在的心理线索，也形成了“文气”的跌宕。这篇文章，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首心灵的诗。

但作为一个有强烈艺术感的文学家，鲁迅还要把这“心灵的诗”外化为画面、色彩、声音。《记念刘和珍君》正是由许多的画面、特写和声音组合的，全篇的文字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些场景：

（幻景一）

画面：

刘和珍在宗帽胡同听鲁迅讲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刘和珍君在读鲁迅主编的《莽原》，依然“微笑着”……

特写：

刘和珍在鲁迅和其他师长面前，黯然至于泣下……

画外音：

“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幻景二）

（幻景三：执政府前，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人请愿示威，被枪弹射杀。）

画面：

刘和珍和她的同伴们“欣然前往”……刘和珍突然倒下——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立仆”……

特写：

刘和珍的尸骸……

画外音：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编自钱理群《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节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浸种：一夜春雨涨堂前，万木生芽迎句芒

南宋楼璹的《耕织图》是“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被誉为“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相传元代程棨临摹时，给每幅图加留了空白，并在空白处用小篆题写了楼璹的五言八句律诗，通过图形说明与文字描述的结合示范，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传播和农耕文明的传承。

“耕图二十一”画面中一座简明整洁的农舍，门外草木生发，屋前溪水潺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三名男子看年纪似祖孙三代，正相互配合为这一年的耕作准备谷种：左侧的男子挽起裤腿立于溪水中，伸出双手正欲接过装满谷种的竹篮；中间的男子立于岸边，将手中的竹篮递出；右侧的老者拄着拐杖，好似在叮嘱浸种的注意事项。溪水中已有两篮浸泡着的种子，并排着，竹篮上面还放着增重的石块，以便让种子充分地浸泡在溪水中。

耕图二十一首•浸种

【宋】楼璹

溪头夜雨足，门外春水生。筠篮浸浅碧，嘉谷抽新萌。

西畴将有事，耒耜随晨兴。只鸡祭句芒，再拜祈秋成。

画面的右侧是楼璹的诗，诗的首联与颔联是对画面内容的陈述：一夜春雨过后，溪流上游水量充沛，门外的溪水也涨了起来；农户们把装有种子的竹篮浸入清浅的溪水中，浸泡后的种子就会萌发出新芽。诗的颈联和尾联则结合农时要求、农具选用、农俗文化等对画面进行了补充说明：立春意味着今年的农事即将开始，农户们清晨就要早起带着犁等农具到田里整地，出发前还要杀一只鸡祭祀春神，以祈祷秋日的丰收。

浸种（乾隆和诗）

谷种如人心，其中含生生。韶月开初律，向阳草欲萌。

三之日于耜，东作农将兴。筠筐浸春水，次第宛列成。

画面左上方是乾隆题写的和诗，前三联都是陈述和解释“浸种”的背景和意义：谷种如同人们内心的美好愿望，寄寓着一年的收成和生计；韶月（立春）开始进入新的一轮二十四节气，朝阳的草将要发芽；农历正月一过就要拿耜（即“犁”）开始准备今年的农事了。尾联则以白描的方式强调了画面重点：装满种子的竹筐浸入溪水，一个挨着一个整齐地排列着。

祭“春神”祈秋收

“只鸡祭句芒”中的“句芒”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主管草木生发的“春神”。《礼记·月令》中记载：“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表明句芒为孟春之神。又据《吕氏春秋通诠》记载，孟春即春季的首月，具体指立春至惊蛰期间。其间冷空气开始减弱，气温逐渐回暖，有利于种子的萌发。

人们在立春祭祀句芒，举行迎春仪式。对“春神”的祭祀，远在周朝时就有，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而杀鸡祭祀的由来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鸡是一种神兽，具有驱邪祛病、祈福祝祷的作用。因此，在祭祀活动中，鸡常被当作祭品。

楼璹的诗由民间采风而成，其中记录的农俗皆是民间认可和采用的活动形式。古代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农户们在立春之际杀鸡祭祀句芒，以求风调雨顺、秋日丰收。

农时不候   浸种有讲究

（1）把握农时。宋代浸种的时间是在二月立春前后。陆游就曾写下诗句“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这段时间如果是夜雨昼晴的天气，就能保证种子发芽所需的湿度和温度，因此画中题诗首句即言“溪头夜雨足”。

（2）巧用农具。浸种使用的农具是特制的竹篮，是一种用竹子紧密编织而成的篮筐，侧面看几乎没有孔洞，种子不会漏出，但水能够进入篮中，又有较好的透气性。使用时，以竹篮盛放种子浸于清浅的水中，并在竹篮上压一块大小、质量合适的石块，从而确保种子在浸泡过程中，既能与水充分接触，又有充足的氧气。

（3）科学原理。禾本科植物的种子会休眠。干燥的种子含水率通常在15%以下，生理活动非常微弱，处于休眠状态。浸种是让种子从休眠状态复苏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浸种，待种子吸收水分后，种皮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也会随着水分进入细胞，促进种子中的酶活化，增强胚的呼吸作用。胚乳贮藏的不溶性物质逐渐转变为可溶性物质，并随着水分输送到胚部。当胚获得水分、能量和营养物质后，在适宜的温度和氧气条件下，细胞就开始分裂、生长，胚根首先突破颖壳（谷粒外包的干燥鳞状的保护壳）发芽。

可见，要使种子萌发，首先必须使它吸足水分，至少要吸收相当于自身质量15%～18%的水分才能开始发芽，吸水量达到自身质量40%时才能正常发芽。浸种所需要的时间与种子的谷壳厚薄、透水性强弱、浸种前种子的含水量以及浸种时的水温等相关。籼稻吸水较快，粳稻吸水较慢；种子含水量低的吸水较快，含水量高的吸水较慢；温度高时吸水较快，温度低时吸水较慢。

目前，随着我国现代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传统浸种催芽的法子逐渐被取代，但《耕织图》中对浸种这一环节的农时把握、农具巧用以及技术细节的描述，依然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水稻种植技术的先进性。

（摘编自《基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农耕文化研究》）

浸种是农耕生产的关键环节，需兼顾自然条件与技术细节。春雨过后，溪水上涨，农户将谷种装入竹篮，压上石块使其_______；选择此时浸种，既因立春后气温回升适合萌芽，也关联着_______的农俗传统；而种子萌发的核心条件，除充足水分外，还需_______以保障酶的活化与呼吸作用及胚乳物质转化。

材料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深受人类影响的全球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对生物资源及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生态环境及生物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

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化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城市化水平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指标，但无序蔓延的城市开发使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日益萎缩，一部分动植物不得不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

城市中约60～70%的地表被道路、人工建筑、停车场等硬化，水不容易渗入，植物的种子难以生根。全球很多城市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千米数万人，密集的人流对诸多生物而言是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汽车、摩托车等在飞驰。高楼大厦林立，热量不断聚集，城市中心的温度有时甚至高出周边10℃之多，这种热岛效应对生物的生存也是一大干扰因素。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目前它却面临着来自城市化等方面的威胁。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成为生态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取材于干靓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衡量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增强城市生态韧性的重要保障。相较于其他区域，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一些城市粗放扩张，过度挤占生物原有栖息环境，各类污染导致许多敏感物种不见踪迹；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大规模向城市集聚和流动，也带来了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既威胁本地生物种群生存，更有可能损害城市安全和人民健康。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城市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践行生态优先，优化城市空间规划。大力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必须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城市规划，使城市空间规划更有利于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助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要在城市规划中提升城市蓝绿空间的容量和质量，科学布局并串联分散的公园、湿地、森林、河流等生态节点，细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恢复措施，建设生态廊道和动物通道，增强栖息地的连通性，拓展物种生存空间，为生物栖息繁衍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网络。

厚植生态基底，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协同并进，使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成为驱动城市品质跃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以法治筑牢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红线。加强综合性立法，探索跨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立法，明确各项制度内容、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责任和违法处罚细则，为恢复生物多样性、提升发展“含绿量”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发展动能，把提升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态经济结合起来，比如，将湿地保护与生态农业、绿色旅游有机融合，更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不断夯实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加强科技赋能，通过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的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体系，实现自动采集和分析生物信息、物种智能辨识，为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效能提供强大科技引擎，有效促进保护与发展良性互动，让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成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鲜亮底色。

（摘编自曹现强、李琼《万物共生和美永续大力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

材料三：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根基，科学研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坚实支柱，科学普及是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纽带，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协调推进，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在我国麋鹿保护实践中，这些理念得到充分彰显，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注脚。

每一个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食草性动物，麋鹿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们在湿地中通过取食芦苇、菖蒲等水草，控制湿地植物的过度生长，在水体中排泄的粪便又成为鱼类等水生生物的营养来源，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地球生态系统的持续和稳定需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作为保障。地球上每灭绝一个物种，就会引发与之相关的约20种物种消失，继而导致食物链断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科学研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支撑。麋鹿回归以来，科研人员围绕遗传、行为、疾病防控、饲养管理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成功突破疾病防控、饲养管理、遗传瓶颈“三道难关”，绘制出麋鹿种群复壮、迁地建群、野化放归的科学路线图，取得了数量过万、迁地近百、栖息地修复、重建野生种群的积极成果。科研人员还建立起涵盖应激、繁殖、营养、消化、免疫能力等多项指标的多参数监测体系，动态掌握鹿群健康状况，主动开展预防与应对工作，为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今天，科技的发展，遥感技术、DNA条形码等保护技术的应用，为生物多样性监测、物种识别、栖息地管理提供了更多新的手段，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技术提升了监测与管理效率，基因库等建设也为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了长远支撑。

（摘编自孟玉萍、白加德《守护好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与儒家、道家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有关《孙子兵法》以及整个古代兵学的研究，显然是相对滞后的，而要突破研究中的“瓶颈”，窃以为有三点值得关注与努力，我把这概括为三个“回归”。

第一，回归 ①

文本的文字表述与思想阐释，两者是一体两面，存在着一种类似于谜面与谜底的关系。因此，文本的正确释读，从本质上也是一种解谜。然而，就《孙子兵法》而言，脱离文本穿凿附会的问题并未绝迹，标新立异信口开河的做派时有反映。这样一来，貌似正确的释读，其实经不起认真推敲。

文本释读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评价、思想价值的重估，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兵学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展示与道德定位。人们非常熟悉的“伐交”，长期以来，一些注家与研究者也是望文生义，简单地理解为通过外交博弈来战胜对手，这其实是对《孙子兵法》文本的误读。最好的斗争策略是什么？是谋略。其次是外交，再其次是野战，最差是攻城。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伤亡最大、最不经济的一种打法。然而，有一个困惑无法排除：外交战，从本质上是伐谋的组成部分，伐谋是一个大筐子，反间计、美人计、外交战，都是伐谋类别下的具体方法。

那么，这个“交”究竟是什么？曹操的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交，将合也”。到了梅尧臣讲得更清晰了，他说：伐谋是“以智胜”，伐交是“以威胜”，伐兵是“以战胜”。古代打仗讲究贵族精神，双方约好时间、地点，摆列好阵势准备打而没有打，引而不发的状态，叫作“交”。可见“伐交”之“交”，就是一种威慑，阵势摆好了，向对方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有个成语叫耀武扬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秀肌肉给人家看。

第二，回归 ②

新出土文献对于深化学术研究的意义众所周知，《孙子兵法》等兵学经典文本的释读，如果不能充分借鉴和汲取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的资料信息，则不免“孤陋寡闻、盲人摸象”。例如，传世本《孙子兵法·作战篇》有云：“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意思为：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就是所谓的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日益强大。一些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有“善俘”思想。

表面上看，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但是，如果对照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就会发现“卒善而养之”之“善”，汉简本作“共”，“共”之文义，有“共有”的义项，也可引申为掺杂、混合。显然，汉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掺杂与混合，孙子乃是反复强调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并掺编入己方的军阵之中，共赴战事，从而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的问题，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

第三，回归 ③

史实的叙述会呈现历史书写者所处时代的固有特色。这一点，在传世兵书文本的形成问题上，也没有例外。

例如，在孙子那里，将帅素质的五要素为“智、信、仁、勇、严”。《司马法》则概括为“仁、义、智、勇、信”。而《六韬·龙韬·论将》也把将帅的素质概括为五项，所谓“将有五材”。但三书具体内容却差异较大。《司马法》将“仁”与“义”列为首两位，这与其用兵根本宗旨“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相一致，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而在《六韬》那里成了“勇、智、仁、信、忠”，“勇”变为“五材”之首，另外又用“忠”取代了“严”。

这种调整不是偶然，是因时代政治生态的改变，而对将帅综合素质养成的具体纲目做合乎逻辑、顺应现实的调整。《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后期，《六韬》成书于战国晚期。而春秋与战国之间，政治生态有了较大变化，即春秋时期贵族联合执政，到了战国时期，开始向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过渡。在这种专制集权体制之下，将帅指挥的相对独立性当然是日趋式微。新型政治生态决定了“智”不可能被列为“五材”之首，因为将帅足智多谋，可能会让大权独揽的君主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同样的道理，《六韬》也不可能将“仁”置于“五材”的首要位置，将帅汲汲于“爱兵恤民”，这在君主眼里，几近收买人心，有沽名钓誉、分庭抗礼的潜在威胁。在专制集权的君主看来，将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骁勇善战，敢于冲锋陷阵，因此，“勇”就成了身为将帅者的第一“美德”了。至于“忠”被列入“五材”，也是君主集权体制条件下，赋予将帅必须对君主毫无保留输诚纳忠的义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这也与当时整个社会倡导“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而最终形成的政治生态相一致。在普遍的“臣下闭口，左右结舌”（《慎子·佚文》）的肃杀氛围里，当“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韩非子·有度》）的认知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忠诚成为将帅素质养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合乎逻辑了。

（摘编自黄朴民《从“三个回归”看孙子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