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成就了我们”（与企业家谈“新”）

——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访谈

问（《人民日报》记者，下同）一：最近贵公司的拉布布畅销，泡泡玛特引发热议，有正面的，也不全是正面的。这个过程中，您是否有过焦虑？

答（王宁，下同）：焦虑肯定有。不过，换个角度想，在不断“破圈”的过程中，对新鲜事物，有人好奇、有人欣赏，也会有人质疑，这很正常。

问二：对于国内潮流玩具行业，泡泡玛特的作用是什么？

答：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潮流玩具这个品类。潮流玩具以前叫艺术家玩具或者设计师玩具。最初，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品类，不相信“大人也要买玩具”。2017年，我们策划了首届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现在已是亚洲规模领先的潮流玩具展。我们通过大型展会推广潮玩文化，并定义了行业标准，带动了大量就业。

问三：有人认为，泡泡玛特太年轻，成长太快了。您怎么看？

答：我们既年轻又不年轻。年轻，是指潮玩这个行业；泡泡玛特今年15岁了，不算是特别年轻的企业。去年，拉布布销售额超过30亿元，层层“破圈”后，今年成了一个世界级的IP。成长迅速的原因是，泡泡玛特是一个开放包容的IP平台，吸纳了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我们对这些IP进行体系化运营。文化产业的魅力在于，它要求较强的软实力，无法理性计算，也就是说，不是花钱就能再造出一个拉布布。

问四：从“卖产品”到“卖文化”，泡泡玛特是如何提升价值的？

答：有一句话，叫作“From the world to the world”，就是“来自世界，再走向世界”。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是世界级的文化。我们孵化出大家喜欢的产品，通过产品将其背后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品牌，我们希望制造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成为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最关注效率和成本。例如，一个杯子，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价格从100块钱降到10块钱，这说明中国制造足够优秀。与此同时，同样的玻璃杯，上面印一个拉布布，就可以重新卖到100块钱。我们跟优秀的艺术家合作，依托中国成熟的制造业，创造新的价值。我觉得，这也是创新。

问五：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企业，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答：在一个小的品类，也有可能诞生一家大企业。我们有一个理念——尊重时间、尊重经营。在小事情上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做到最好就都有机会。

问六：一些联名或者限量款的拉布布，卖出成千上万元的高价，很多人不理解。对此您怎么看？

答：需求是丰富的，有些人喜欢常规的，有些人喜欢限量的。拉布布正处在从小众往大众消费品走的过程中。今年9月份之后，拉布布每个月销售可能近1000万只，全世界范围内需求量太大了。我们在用各种方式，争取不要让它被恶意炒作。

问七：有人对盲盒这种营销方式不理解。您怎么看？

答：文化类公司通常有自己的“语言”，比如乐高的积木，就是它的“语言”。泡泡玛特的“语言”，是从盲盒这种营销方式开始的。当然，企业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在于产品和设计。

问八：2024年，泡泡玛特境外营收达50.7亿元，同比增长375.2%。您曾提出“海外再造一个泡泡玛特”，做到了吗？

答：2025年，海外销售大概率会超过国内，增速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当年IPO（首次公开募股）时，公司全部销售额才不到20亿元。2024年我们实现营收130亿元。这样算，现在已经再造了很多个泡泡玛特。今年，我们在北美的销售大概率会超越东南亚，在海外的市场不断扩大。

问九：为什么想到要去海外发展？

答：我们有两个重要优势：一个是中国市场，一个是中国制造。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他们所处的地方，要么市场不够大，要么制造业不够成熟。中国优秀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市场，可以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孵化IP的平台，在中国孵化再走向世界。

问十：出海会遇到哪些困难？

答：很多企业想快速做大市场，我们想的是如何先做好。慢就是快、少就是多，要聚焦一件事情慢慢做。出海是一个系统过程，语言、文化、法规等都得去适应。我们开店数很少，而且全是直营。今年底海外估计有200家店，我们自己建团队，在当地雇人自己管，这是比较慢和笨的方式。我们外籍同事去年超过1000人；今年可能至少翻一倍。我们坚持本土化运营，希望把公司变成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文化跟文化之间的融合，团队成员的磨合，都需要时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不断优化，才能把企业发展和文化交流两件事都做好。幸运的是，人们对快乐和美好的追求是无国界的。

刚把店开到海外时，很多人质疑说，一定都是中国人跑过去买。现在反过来了，说国内门店有很多是外国人来买。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产品成了“中国土特产”。

问十一：在全球经济波动的背景下，潮流行业也面临增速放缓、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局面。您如何看待？

答：我相信设计和美的力量，它是有价值的。我一直认为，推动很多产业下一次大发展的动力，是关于美的。以前是从无到有，现在是从有到美。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椅子、沙发等等，在追求美的推动下，完全可以重新发展，很多行业都可以。

（摘编自202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泡泡玛特能实现快速成长，关键在于两大核心举措：一是搭建开放包容的IP平台并①______；二是依托中国成熟的制造业，②______。在此基础上，通过产品将背后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最终实现③______。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关于《人生》的对话        

路遥     王愚

王愚（文学评论家）：《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这个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织，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

路遥（《人生》作者）：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象。像农村生产责任制，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为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的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

王愚：我以为，你写《人生》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不是单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

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

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高加林这个形象处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不应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写这个人物时，我是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的，我想完整地描写他。

王愚：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地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进，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包括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所以才概括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路遥：其他各种行业也有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引起社会对青年的重视和关怀；另一方面，青年本身也应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

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诸多矛盾。另外一些次要人物也是这样，像刘巧珍这个人物，更是有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赋予的一种美好素质。

路遥：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这是有原因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他们身上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些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

王愚：《人生》中其他人物的形象塑造似乎略显平庸。

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想尽办法把它们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琢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这些地方就显得很平庸。

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

路遥：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样，也许前面会有一片洼地，只有通过这片洼地，他才有可能爬上另一座山坡。

（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陈曼：吴老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第一篇诗评《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

吴思敬：应该是在1978年初，当时正值拨乱反正的时期，大部分诗都是直抒胸臆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而这首诗不同，作者塑造了“小延歌”这样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全诗以一个儿童的口吻，书写了这个孩子在梦中与周总理在天上相见，抒发了作者对周总理的热爱与怀念之情。这种幻想的写作手法与对儿童性格心理的准确把握很新颖，在那个年代里更是难能可贵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首诗，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也就是《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

陈曼：后来《天上的歌》与您的评论文章，还被做成了专题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可以说是诗歌的一个巅峰期。您认为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吴思敬：现在的时代肯定是有变化了。在当时，诗歌的高潮的到来是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正值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当时人们对周总理的感情、对党的感情，多年的压制下积郁的情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等等，都迸发了出来，那是一代人的心声，是一个时代的呼声。而这重大的政治背景，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陈曼：您刚刚也提到，70年代末的诗歌是因为大的政治环境才达到了一个顶峰的。而通常意义上，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内心情感的。既然促进诗歌发展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近期内也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条件，那么，回归诗人的内心感情，是不是就成了新诗发展的新的道路了呢？您也提到过“个人化写作”现象，这种写作方式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吗？

吴思敬：诗歌可以表现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政治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它们都是书写政治的，但同时表达了作者感情，有极高的艺术和思想价值，是不朽的作品，我们能够因为杜甫写了政治就说他的诗不好吗？显然不是了。所以我们既不要把诗歌当作政治的传声筒，也不需要把政治完全从诗歌中剔除出去。我们不要把政治与诗歌对立起来，要顺其自然。至于回归诗人的情感世界，这是诗歌的正常发展道路，自然也是新诗的发展道路。但是，也不一定是与时代对立的。

80年代出现的诗歌“个人化写作”现象，即使人不再以群体呼号式的方式表达想法，而是回归诗人自身。这种写作既是在表达诗人个体的情感，也将会引起某个群体的共鸣。比如“漂泊”这种情感，既可以表达诗人的创作时的情感，也可以让诸如在外地求学的大学生、在他乡打工的人等等产生共鸣。所以说，这种“个人化写作”是有生命力的。因为一个诗人，毕竟要在社会中生活，他们也是无法摆脱社会的，总会在诗中体现一个群体的情感的。而且，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可以用诗歌表达，这样，越是个人的，也可能越是这个时代的。

陈曼：您曾说过“80年代的诗歌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思暗”。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新的世纪，您认为，（               ）？

吴思敬：让现在的人去说几十年后的人会怎么写诗，是很困难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歌不会消失。尽管现在诗歌被称为“边缘化”，甚至有人说“写诗的比看诗的都多”等等。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当情感炽烈时，人就会能够将它表达出来，而用文字表达，并且能很优美的表达出来，这样的文字就可以被称为诗歌，当然，有一些口头流传的也是诗歌。因此，只要人类还有情感，还有表达情感的要求，诗歌就会存在，诗人就会生生不已。

陈曼：现在预想今后诗歌的发展趋势这个话题的确太大了。那您对新诗的格律问题有什么看法？

吴思敬：郭沫若——一个自由诗写得很好的诗人。郭沫若的《女神》是自由诗，天马行空，不符合格律；但是，你能说郭沫若的诗不好吗？新诗的成就还是可以值得肯定的。许多当年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诗人，都没有按他的主张去写。新诗的诞生，就是因为传统的格律诗已经无法表达新时代诗人的情感了，所以才有了新诗。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几种固定的格式来规范所有新诗，是不可能。

陈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厅中巨大的青花瓷瓶上，您题的一句话是“永远有一颗童心”，您认为葆有一颗童心是诗人最重要的一种素质吗？

吴思敬：王国维说过：“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赤子之心，即是一颗童心。童心的可贵之处，一是 ① ，即不懂装假，饿了会哭，高兴了会笑；二是 ② ，即摆脱实用功利的态度，拥有开阔的想象天地。因此，诗歌创作 ③ ，便能以真挚的情感和非功利的审美视角创造出打动人心的独特艺术境界。冰心曾真诚地对小记者说：“我是你们天真队伍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地：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地朋友。”冰心老人是做到了这点的，我们一般人肯定达不到冰心的境界，但我却愿意以冰心老人的话勉励自己、鞭策自己，尽力葆有一颗童心。

（摘编自《永远葆有一颗童心——诗歌评论家吴思敬先生采访录》）

峨日朵雪峰之侧

当代·昌耀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

山海。石砾不时滑坡，

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啊，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种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绝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称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道、中国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近代铁路、巧夺天工的中国桥梁、千姿百态的车站建筑、古往今来的港口和码头遗址等，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交通形态留下了种类繁多的交通文化遗产。交通文化遗产承载着国家民族的记忆，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围绕交通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您看来，我国的交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交通运输发展历程中创造并留存至今、与交通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类文化遗存，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遗迹，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与精神载体

1994年11月，有关学者提出“线路（Routes）是我们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交通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大类来看，具体呈现为三大体系。

第一，时空维度：具备“空间连续”与“时间传承”的双重属性。空间上，需形成跨越区域的交通网络或线性载体；时间上，需经历较长历史时期的使用与传承，形成稳定的交通功能与文化印记，而非短期或偶发的交通痕迹。

第二，物质维度：涵盖“交通运行全环节”的实体遗存。一是交通线路遗产，陆路的秦直道、近代铁路，水路的大运河，海路的古航路及配套助航标志；二是交通设施遗产，如古桥、码头、火车站等功能性建筑；三是交通工具遗产，如马车、蒸汽机车、轿子等不同时代的运输工具；四是物质遗产附属品，如记录交通的历史地图、里程碑、碑文、管理机构遗址，这些物质遗存共同产生交通活动。

第三，非物质维度：包含与交通有强关联的非物质关联要素。除了上述提到的实体，还需纳入因交通活动衍生的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交通管理制度与规则；二是与交通相关的传统技艺；三是交通民俗与文化符号。同时，因交通产生的文化层面的交流，例如佛教东传等，也可以包含进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蕴含着多重宝贵价值，镌刻着文明历程，见证时代变迁。交通文化遗产有哪些多元价值？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元的，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兼具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文明见证的历史价值。这类遗产是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延续。秦直道、秦驰道等，其宽阔的路面、因地制宜的修筑技术，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央通过交通方式加强对地方管辖的框架体系；大运河贯通南北后，催生了扬州、苏州等运河名城，其沿岸的漕运码头遗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国家治理水平。近代的成昆铁路穿越横断山脉，留存的隧道群与桥梁遗迹，则记录了新中国交通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成为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

其次，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从古代工程智慧到近代技术突破，交通遗产凝结着人类的科技探索。泉州洛阳桥采用“筏形基础”和“种蛎固基”技术，解决了江海交会处的造桥难题，展现了宋代桥梁工程的巅峰水平；京张铁路的“人”字形线路设计，将地形限制转化为技术创新，是近代中国铁路工程的典范。这些遗产不仅是技术史的实证，更为当代工程提供了历史借鉴。

再次，文化传播与融合价值。交通线路历来是文化传播的纽带，相关遗产则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茶马古道不仅运输茶叶与马匹，更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沿途留存的寺院、商号遗址等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与开元寺等多元文化并存，印证了古代中外文化的包容互鉴，这种融合价值在今天仍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最后，经济社会的现实价值。优质交通遗产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大运河打造“骑行运河三千里”的文化线路，既保护了遗产本体，又带动了沿线旅游与民生改善，激发了城市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承载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遵循“优先保护、妥善利用”的原则，构建“保护——研究——利用”的协同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系统性保护机制。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交通文化遗产，需实施分类保护策略。最后，应建立交通遗产数据库，运用新技术对遗产分布、保护状态进行监测，也要防范工程建设与旅游开发对遗产的破坏。

第二，推动多元化利用。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或“只保护不利用”的极端。例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兼具展览、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等。同时，要强化教育功能，多举办相关教育活动，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可以利用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丝绸之路贸易场景，让大家沉浸式感受遗产魅力。

第三，夯实保护利用理论根基，强化学习交流。一方面，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系统梳理中国交通文化遗产的历史脉络与独特内涵，逐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国际通用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研讨环境，推动理论成果与国际先进经验互鉴。

（摘编自张杰《不断推进交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访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题一：追求情绪价值是当下中国青年群体的一个流行现象。什么是情绪价值？如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理解情绪价值？

吕小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情绪价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消费行为领域就已经出现并得到重视，这一概念强调顾客在产品使用、服务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情感收益。提升产品或服务的情绪价值，能够增强顾客满意度，使企业在市场中获得更强竞争优势。后来，情绪价值逐渐从商业领域拓展至社会生活领域。

陈丽君（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情绪价值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内涵。例如，亲密关系中的情绪价值是指伴侣能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所以，人们在选择伴侣时特别在意自己的情绪对方是否“接得住”；在职场中，情绪价值是员工拒绝画饼式管理，追求平等沟通、边界自主与人格尊严。

陈满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综合大家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情绪价值反映一种对“人”关注的回归。在消费领域，年轻人愿意为那些能够疗愈身心的消费品买单；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希望找到能够让自己获得愉悦的伴侣。这也意味着，我们探讨“情绪价值”，真正重要的取向是关注“人”的需求。

问题二：青年群体追求情绪价值有哪些典型表现？

吕小康：以人际交往为例。比如，年轻人擅长使用“表情包外交”等轻松幽默的方式代替严肃直接的对话，避免直接的话语冲突。此外，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搭子文化”，也是追求情绪价值的典型表现之一，作为搭子的双方彼此默契地奉行“轻契约”原则——健身搭子离开健身房便互不打扰，图书馆的学习搭子合上书本即各自回归生活，借此来维持清晰边界、规避深层情感卷入，从而以压缩情感成本的方式提升情绪收益。

陈满琪：具有即时性与补偿性的情绪消费，也是青年群体普遍采用的获取情绪价值的方式之一，比如，许多青年会在情绪低落时购买盲盒等“治愈系”物品，不为实用性，而在于物品所承载的陪伴感；又如“CityWalk”“围炉煮茶”等新型休闲活动的兴起，也是青年群体在都市孤独感与高压工作间寻找微小幸福的方式。

齐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情绪价值的实现也有了全新途径。过去人们常利用网络向网友倾诉，而现在的青年群体则越来越多地通过情感智能体来获得心理满足，这些情感智能体能够基于算法提供精准、及时的情感反馈，模拟出高亲和力的对话风格，让使用者体验到亲密的感受。

问题三：追求情绪价值反映出当代青年的哪些心理诉求？

吕小康：一方面，青年一代拒绝实用至上、绩效至上等“唯指标化”的偏颇导向，强烈表达出作为独立情感主体而想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与强调情感需求并行不悖的是当代青年对社会关系“边界感”的空前重视。当代青年既期待精神情感上的交往共鸣，但又希望摆脱熟人社交倦怠和社交黏稠的状态，在人际交往互动中，既不愿意给对方造成情感负担，也不愿意过度卷入对方的情感世界。

齐玥：作为一种正面情绪，情绪价值并非仅是短暂的愉悦或舒适，还是青年们切实需要的一种推动个体持续成长的内在的心灵能量。比如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向饭搭子、运动搭子分享工作烦恼，这种被接纳的陪伴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带来的孤独感，进而积蓄积极面对挑战的内心力量。

问题四：社会如何才能提供更多情绪价值，保障和提升青年群体的情感福祉？

陈满琪：真正高质量的情绪价值应当是有尺度的、具成长性的。因此，重点不在于社会如何一味“满足”青年人对情绪价值的需求，而在于青年人如何通过有边界、有节制的情绪支持获得更清晰的自我认知和更健康的心理成长路径。

陈丽君：我们确实需要注意引导青年人建立“电子榨菜”和情感智能体的使用边界。既要让青年群体享有便捷的数字慰藉，也要促进他们在现实社交中获得满足感。

吕小康：青年对情绪价值的关注，已上升为普遍性的公共诉求，成为重要的社会心理议题。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必须高度重视青年群体的精神家园建设，一方面要理解、支持青年对情绪价值的合理追求，另一方面，也引导青年树立健康的情绪管理观，善用AI、匿名社区等作为情绪调节的辅助工具。我们需要探索如何在教育、社区、家庭及数字平台等层面主动提供更多情绪价值，以促进青年群体整体情感福祉。

（摘编自《光明日报》“圆桌对话”专栏《从“情绪价值”的流行看当代青年的社会心理诉求》）

当代青年对情绪价值的追求，在消费领域表现为愿为疗愈身心付费，在亲密关系中追求情感支持等，其核心是________。青年还会通过“搭子文化”等轻社交模式，在获得情感支持的同时________，这反映了他们既渴望情感共鸣又想避免情绪负担的矛盾心理。然而，过度依赖“电子榨菜”、情感智能体等来追求情绪价值，可能阻碍他们提升________的能力。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宋宝伟：新诗无论是草创期还是发展期，都离不开对国外诗歌资源的汲取，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博取众家之长，方可获得与全球诗歌对话的权利和地位。但同时必须提高自身的消化能力，完成异域诗歌艺术经验的中国化，这是百年新诗成功确立的重要因素。您认为新诗与英美文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英美文学对新诗最大的推动表现在哪里?

罗振亚：中国新诗与英美文学的关系，我主要以“新批评”理论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新批评”派的两位主将瑞恰兹、燕卜荪分别在1929年、193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西方现代派诗歌与理论开始沉潜于广大学子的心智结构之中。冯至、卞之琳、叶公超、李广田等人系统、深入地研读阐释“新批评”理论，穆旦、辛笛、陈敬容、郑敏等人也在进行具有现代化倾向的诗歌创作，在众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创建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实现了“新批评”理论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具体表现在，将瑞恰兹“包含的诗”的观念转化为中国新诗的反讽与智性品质；将具有文本中心主义弊端的“新批评”理论进行中国化处理，诗歌更注重文本和现实、历史、传统因素的关联。九叶诗人从方法论与思想维度吸纳瑞恰兹、艾略特诗歌理论，使中国新诗对西方诗歌诗学的接受由单纯的创作层面，向实践和理论并重的立体层面转换。尤其可贵的是，“新诗现代化”倡导者对中西两种诗学资源都有所扬弃和超越，努力弥合诗与现实、社会使命与艺术使命之间的鸿沟，创生出中国的真正具有“包含”意味的诗歌。可以肯定，对“新批评”派“包含”内蕴幅度、范围进行扩大、拓宽的中国化处理，是“新诗现代化”理论的独到贡献。但这种贡献也并非完美，自身潜藏着诸多遗憾。首先是理论研究的视野有限，无法涵盖新诗创作的所有区域。其次，移植而来的后期象征主义特别是“新批评”派理论，与中国诗坛的现实联系过于微弱，同时对西方诗学理论过于崇拜，进而产生很强的理论依赖，从而束缚了对问题的深入探究，所以整体上的创新气度还是明显不足，这些问题只能留待后来者进行继续探索和寻找新的突破。

宋宝伟：在您看来中国新诗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新诗在吸收中外诗歌精华和文学流派营养中发展成熟，中西诗学资源同等重要。但大多数人在对百年新诗的认知中，有一个较为固化的观念，就是新诗与传统之间是对立的，是反叛传统诗学资源并吸纳西方资源而创生发展的，新诗与古典诗歌分属两个独立系统。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新诗发展到现在还需要古典诗歌资源吗?

罗振亚：的确，在新诗研究中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新诗当初是将旧体诗词视为“革命”对象的，其反叛姿态决定了新诗与旧体诗词、传统文化之间彻底绝缘，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予以澄清。有研究发现，马拉美、庞德的意象艺术，并非他们首创，而是源自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新诗运用的意象艺术，被很多人认为吸纳西方的意象艺术，其实只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借道”返回。俞平伯、闻一多、郭沫若、臧克家等新诗名家，为何在新诗方兴未艾之际转头创作古体诗？这些充分表明，传统文化、传统诗歌在新诗的“革命”面前不仅没有寿终正寝，其生命力反倒因外力的刺激愈发健壮。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艺术早已深入诗人骨髓，新诗与传统的断裂仅仅是语言和形式，而精神血脉始终是相通的。对新诗草创期那种严重偏颇的反传统做法，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的穆木天、王独清等人早已明白新旧诗歌绝非水火不容，可以共存，并在创作中不断修正、调适新旧诗歌的关系。后来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新诗乃至朦胧诗，均在持续寻找、平衡现代与传统的“和解”之道，双向完成外来诗歌本土化和古典传统现代化两个看似对立的任务。新诗进入21世纪，传统文化同样在“照亮”诗歌的前行之路，“激活”诗歌无限的创造潜力。主要表现在，传统诗歌关注现时现事的“及物”品格对21世纪诗坛是一种深度的唤醒。它敦促诗人调整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距离，接受传统诗歌“当代性”品格的启示，加大介入现实真相和时代良知的力度，避免纯诗和神性诗歌等乌托邦抒情的凌空蹈虚。

（节选自罗振亚宋宝伟《在联系与“对话”中精准指认新诗》）

21世纪一系列外来重大事件唤醒了诗人蛰伏心底的悲悯与担当意识，秉承艺术良知，自觉加大________。同时，传统诗歌认真虔诚、精益求精的态度，在21世纪诗歌中出现大面积的反应和回响。因此，诗歌在当下乃至未来，都需要________，在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一道________。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问一：林教授，您主持了“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研究”两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不知道他们的成长有哪些特定的规律呢?

答：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我们对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及艺术领域众多杰出创新人才进行了访谈和传记研究，发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大致经历五个基本阶段：自我探索期、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集中训练期、创造期和创造后期。自我探索期，主要在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父母与小学教师通过创造宽松的探索环境，使孩子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在哪里获得成功的乐趣。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创造性工作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为后来的创造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个体主动性形成的重要阶段。才华展露与专业定向期，是发现自己的领域才能、为自己确定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过前一时期的广泛探索，学生逐渐地将兴趣集中于探索某一方面。之所以将研究的兴趣集中于某一方面，是由于他发现这方面的学习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与他学习的进展速度有关。集中训练期，主要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经过上一个阶段，学生发现自己特别喜欢某一学科，或者在某一方面展现出特别的才华，他就会投入集中学习与训练阶段。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会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明确自己主要的研究或创作领域、方向，开始做出有创新性的工作。在创造期，创造型人才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做出具有重要影响、被同行认可的创造性成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创造期一般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企业家的创造期则是整合各种资源、产出具有广泛影响力产品的时期。进入创造后期，大多数科学研究者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或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实际的产品。与科学家创造后期不同的，无论是企业家本人还是所经营的企业，相当一批都会处在创造或创新的衰退期。

问二：       

答：我们在“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的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人人都有创造性，创新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造性人才不能单靠某一种方法，而需要构建一个多路径、多层次的系统。

根据我们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主要有三类比较成熟的培养模式，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第一类是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这是对常规学科课程非常有价值的补充。我的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的胡卫平教授团队，就开发了一套名为“学思维”的活动课程。这套课程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以思维方法为主线，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专门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课程涵盖了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到创造性思维的多种形式。教学实验表明，参与这类课程的学生，其思维能力、学习动机和创造性人格等创新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证明，通过专门设计的活动来“催化”学生的思维，是培养创新素质的一条有效路径。第二类是课堂教学创新模式，其核心是我们提出的“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课堂毕竟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如果主渠道不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就是空谈。这种模式强调，在日常的每一节学科教学课中，教师都要有意识地融入思维训练和创新素养的培养。我们特别强调五个基本点：一是动机激发，要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二是认知冲突，教师要善于创设能引起学生认知上“两难”的情境，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三是社会建构，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四是自我监控，引导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五是应用迁移，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和新的情境中去。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几千所学校应用，效果显著，它让创新人才的培养真正落地于日常教学。第三类是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这是针对那些在某一领域展现出特殊潜质的“苗子”进行的早期培养探索。比如陕西省启动的“春笋计划”、北京市的“翱翔计划”，都是通过选拔少数具有创造性潜质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进入高校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让他们提前接触前沿研究。我们评估发现，参与计划的学生不仅产出了创造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加深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形成了创造性人格。这种模式打破了中学与大学的壁垒，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深度培养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问三：除了这三种具体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在创新人才的系统化培养中还有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答：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个支撑性因素不可或缺。首先，要营造创造性的学校环境。这既包括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形成师生平等对话的氛围，也包括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比如给学生足够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经费上支持学生的创新活动，建立多元、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标准束缚学生。优化学校环境的创造性是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要培养创造型的教师。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的影响居于第一位，教师的人格、品德、气质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成长，而且这种影响是综合且长期的。一位创造型的教师，不仅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成果并积极应用的引导者，其自身的人格魅力更是关键。只有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知识的教师，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重视因材施教、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摘编自《基于核心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林崇德教授专访》）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存在阶段性，其中________期主要在中学阶段。学生经过前期的广泛探索，逐步确定________。在课堂学习中，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精心设计的各类活动，能_________。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微观史的“大关怀”

——王笛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李俊杰（以下简称李）：您一系列成果中展示的微观史视角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由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出发，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种对微观视角的强调，和教学中相对粗线条的历史表达以及相对宏大的历史划分，存在矛盾性吗？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们强调微观史，但是学术眼光不能太局限。如果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眼光就只局限在小问题或者小人物上，那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背后，始终要有宏观的视野，这意味着在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超越具体的小问题，能回答一些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谓“微观”，必须要将小人物放到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经历、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诉求。

所以我提到我的研究历程，课题越来越小，从辛亥革命，至整个长江上游，再到四川，然后是成都街头文化，再是茶馆、袍哥，但实际上我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写“街头文化”，写的是成都街头的普通人，但实际上我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权力与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不被关心，但它其实存在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就是我要关注的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成都街头文化的个案，把它表现出来。

我的第一本“茶馆”，虽然研究对象是茶馆，但我不断强调，我看到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龃龉。通过1900年到1950年《茶馆》的第一卷，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地方文化的。地方文化是一种弱势的状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这都是一种常态。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显示了地方文化的坚韧和深厚的土壤。所以，这个研究远远超出了“茶馆”和“成都”本身。

研究小问题，常常会受到批评，比如碎片化等，但最终要看的，还是这些小问题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拥有了更深入、更抽象、更复杂的理论追求，实际上研究就会超越课题本身。

李：正如您说的“微观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大诉求，一个大关怀。如果没有大诉求的话，研究就会丧失生命力，就会有所谓碎片化的问题。”这样的大诉求、大关怀，是怎么通过具体的研究实现呢？

王：我是通过个体研究展现某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整体性问题。在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响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精英之外的历史，之前被精英斥为“愚蠢”“迷信”的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之前，历史学家往往接受了精英视角和精英话语，葛兰西批判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个情况。在底层民众失语的情况下，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为一般民众进入历史书写，为历史学家关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新文化史注重普通人，展现普通人的经历，讨论普通人的情感，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泛泛而谈，对历史中很多问题的说法大体上看起来有道理，很多时候是想当然的，进入细节就发现捉襟见肘了。有学者认为，微观史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我认为，这种忧虑为时过早，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真正的担心，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微观个案上。所有优秀的微观史研究，都应该带着对宏大问题的思考。这样，微观的具体研究之下，得出的结论、看到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关怀。

李：我发现您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材料的使用是非常独特的。比如对于鲁迅、巴金、老舍、李劼人、沙汀等文学家作品的处理，都将文学材料引入了您的史学研究中。请问您怎么看待文学材料进入历史研究，历史材料进入文学研究的问题？

王：在研究成都的时候，特别是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正史一般是不记录日常生活的，过去的史家或者精英都不记录，觉得它太普通了。在资料少的情况下，就要发掘新史料。其实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西方新文化史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觉得文学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做很好的补充。我所说的文学可以作为史料，指的是作者生活在我所研究的那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今天的作者写过去的历史。比如李劼人，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沙汀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巴金，他们作品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那个时代的家庭。这种文字资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用的。

文学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时也需要非常谨慎，不是任何文学描述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李劼人在作品中对茶馆和城市的描写，也有一些偏见。文学一方面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档案、报刊和其他资料进行印证，去印证那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带有偏颇、带有精英的偏见。

同时我认为历史和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部书中专门提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中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依靠档案、依靠官方文献。司马迁收集的是口述、文学、民间传说等，然后去编撰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现在也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分离。你刚刚提到研究文学要有历史感，我们写历史，也要走出象牙塔，要让普通民众读得进去，要生动，要有文学性。

【注】王笛：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研究学者。李俊杰：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副教授。

王笛教授主张微观史研究必须具备“大关怀”。这意味着研究者在处理具体的小人物或小事件时，________。通过个体研究展现群体的整体性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此外，在史料运用上，他打破了文史隔阂，________，但同时也强调要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进行印证，以规避文学描述中的偏见。他认为，优秀的历史写作不仅要有学术深度，________，从而让普通民众也能读懂历史。

约会一场浅“吟”低“诵”

叶嘉莹 王一澜

受访人：叶嘉莹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

采访人：王一澜 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王一澜（以下简称王）：叶先生作为诗词研究的名家，可否为当今读者推荐诗词研究的入门书籍？

叶嘉莹（以下简称叶）：要想做古典诗词研究，真正入到诗词研究的门里去，不能光靠读哪本书。因为诗词的入门之法不在书中，而在吟诵中。

王：您的诗词研究是如何入门的呢？

叶：我小时候读书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念起的。最初念的是四书、《诗经》、楚辞。入门给我启发最大的，是背《唐诗三百首》。

我的父亲、伯父都喜欢吟诵，我小时候一面背《唐诗三百首》，一面听他们吟诵。没有人刻意教我，但我听得多了，自然也吟诵，吟诵惯了，便掌握了诗的韵律。我从10岁开始作诗，因为背的诗多，所以对诗的平仄韵律比较熟悉，我从来没有作过不合律的诗。要想学中国古典文学，吟诵非常重要。

王：只有吟诵才能体会古典文学里的韵律之美？

叶：对。我小时候就背熟、吟诵，我根据我的经验，介绍入门的道理。为什么中国的古诗词一定要吟诵才能入门？这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的。汉字是单音独体。比如“花”，一个字一个音，在英语中是“flowers”，就是好几个音。单音独体的字，要想有韵律，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二二的停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最早的《诗经》是四言体，二二的节奏。

从周朝开始，我们国家就有了吟诵的传统。《周礼》记载太师教国子诗歌入门，主要用兴、道（导）、讽、诵等方法。

“兴”即兴发感动，让小孩子体会诗歌作者内心深处感发的感情。“兴”可以随便联想。李商隐有一句诗“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有的人就会把“几对”联想为数量词，以为是几对梧桐树的意思。这是错误的联想。这里的“几对”其实是“多少次面对”的意思。老师引导你正确地理解诗歌的意思，即为“道”。

“讽”，即为背，背下来才真的能够体会诗的幽微深厚的意蕴和美。背下来还不够，然后还要“诵”。诵要有节奏、声调，吟诵的时候就对诗歌有一种更细致深刻的体会和感受。

北方的诗歌音乐系统，从《诗经》开始到乐府诗歌，由四字一句发展为五字一句。南方的音乐系统，是楚辞，有一种形式，被后人广泛传承，那就是前三字后三字，中间一个兮字：“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伤别离。”楚霸王项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魏文帝曹丕诗“秋风起兮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都是七个字一句。这就有了七言诗。

中国古典诗歌整体的演进是与我们语言文字单音独体的特色分不开的。无论是四言体、五言体还是七言体，基本的节奏都是二二、二三，或者二二三。同时这种基本的节奏一定是循环的，不仅是每一句内部有平仄的配合平衡，一串诗下来，同样有循环往复的节奏。这也是造成中国有吟诵传统的重要原因。

王：您梳理了中国古代诗歌吟诵的传统，吟诵也是古人学习诗词的方法。

叶：学诗词，古人的要求，一定是先要会背，背了以后要会吟唱。曾国藩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说到学诗词有两种方法，先是大声地读——高声朗诵得到气势；然后再学习慢声低咏——体会其中的情味。在你背诵吟唱之间，从声音、口吻到内心，都能跟古人的内心感觉打成一片，融会贯通。

王：怎么学习吟诵呢？吟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吗？还是有共同的音调？

叶：这个不是唱歌，没有谱子，不但没有谱子，而且绝对不能谱出谱子来！现在有人把诗谱成很好听的歌。但是你会唱歌，你永远不懂得诗，你也永远不会学会作诗。我小时候，我的伯父、父亲都会吟诵，但是我们吟诵都没有死板的调子，我父亲和伯父吟诵得不一样，我和他们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有一个节奏。掌握了节奏，自己就有自己的调子。

王：在吟诵的过程中传递的不仅有节奏韵律，更有一种诗文的情韵。

叶：对的。钱钟书的诗思智非常深刻，也非常博学，造句用典非常的精微美妙，但是他的诗缺少一种情韵，当时我推测他一定不是很会吟诵的人。因为他的父亲钱基博虽然也是博学多识的学者，但是并未流传下来几首诗。我猜测钱基博应该也是不作诗不吟诵，因此钱钟书也从未受到父亲吟诵的熏习。我的这个推论，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为我找到了佐证。有一本书叫《朗诵法》，序言是钱基博写的，里面谈到他自己不会吟诵。这么一个趣闻可见吟诵之重要。

王：情韵、智慧，是您每次谈到古典文学的两个关键词。所以学诗词的过程更多的也是与古人的智慧情感对话的过程。

叶：一点儿不错，与古人对话。而且中国那么长的历史，能够传到现在的作品作者，一定是他的感情意境、修养品德有好的地方。读之既久，你就自然把你的学识、修养、品格都提高了。

王：回顾您人生中的阅读和研究经历，您读书有什么方法吗？

叶：要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不要光靠入门书籍，你要把他的书拿来自己去读。人云亦云，那怎么是你的呢？所有的入门的书始终是二手的，你要真的拿古人的书来读，读来真的让你动心，才是你的。有一个比喻特别好，会读书的人就像一个刺猬，身上都是刺，滚到哪里身上就沾上什么东西。

王：要有个入心的过程、感动的过程？

叶：对，也要有思考的过程。王国维给了我读词欣赏的入门。但他说的也不是都对，我只是觉得他说得好。比如，王国维谈李后主的词。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看了都很感动，李后主的词是以他个人国破家亡的痛苦写下我们天下人共同的悲哀和痛苦。“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文字极为浅白，但是那种悲哀就蕴涵在里面。所以说读书你要有体会，“学而不思则罔”。读书是一种受用，你要真的习得了，自身饱满了，才享受了。

（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京报：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今年两会带来的建议是什么？

麦 家：我建议的是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立法立规去规范AI写作的行为以及写作者对人工智能的使用。

AI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工具，比如让它写一篇鲁迅或者金庸风格的文章，快的话20秒就可以写出一篇2000字的文章。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农夫，AI都可以帮助他完成一篇文学创作。你当然可以使用AI来写作，但是如果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发表，我认为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立法机构应该对这些问题予以规范，这条路怎么走，我们可以走到哪里，我觉得都应该规划出来。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问题，能不能分享触发你提出这一建议的具体事件或观察？

麦 家：我在三年前开始关注人工智能写作。当时，AI写作已经是热门话题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兴奋，喜欢跟人探讨，也看了很多相关文章。当时的确有很多危言耸听的说法，觉得AI写作的未来肯定是要把作家干掉。

我看过美国华裔作家特德·姜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AI写作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对于他这个观点，当时我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用AI写作，但是我现在有概念了，因为我已经使用过好几种AI工具。我带着一种探索的心理，一方面是训练它，另一方面我也想寻求一个答案，它是不是真的就比我们写得好，好到什么程度，我的确是做了很多尝试。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AI写作迫切需要规范的是什么？

麦 家：我觉得AI写作作为私下尝试或者写日记都可以，但不能用AI写作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去投稿去发表出版，因为这是个商业行为。

论文可以查重，但文学创作很难查重。编辑也很难鉴定是不是AI写的，可能稍微修改命令词之后，那些遣词造句分行分段就完全变了。这时候人首先要拿出自己的诚信，但是人的诚信总是经不起考验，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仰仗法律，至少是相关的规定。

新京报：                        

麦 家：你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自己一直在盘算。如果无法去查重考证一篇作品的AI痕迹，那我只能说他是个幸运者，钻了漏洞，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制定法律去规范。法律不是百密无一疏的，我们不会因为有漏洞就不立法了，我觉得这是两层关系。至于这还算不算“人类创作”，其实无需较真，写作者自己知道。你要追求真实的话，其实最后会追到人性的深渊里面去，不要考验人性。

新京报：面对人工智能的“创作”能力，你会感到恐慌吗？

麦 家：不会恐慌。写作是我的生命，我不会利用写作去做游戏。写作就是要表达我内心最深沉的感受，对生命的感受，这是我对自己赋予的使命。在这个使命面前，我相信AI无法帮我完成，只有我自己才能完成，而且我只有完成了这个使命，我才是对自己满意的，我也追求这个满意。

新京报：AI可以模仿鲁迅、海明威的风格写作，你认为AI能否真正理解文学中的痛苦、爱恨这些人类经验？它是否永远无法触及文学的核心价值？

麦 家：AI是模仿而非体会，创作能力来源于数据算力，而非出于感动写这首诗。它是基于以前大量的文本资料，再加上你的指令生成，你的指令指哪儿它打哪儿，可以改得面目全非，但我想没有哪个作家愿意这样做。

写作总体来说是从心出发。如果没有那种内心强烈的表达冲动，那我觉得不写也罢，甚至根本不需要交给AI。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不在乎你那一本。如果只是为了欺骗一点稿费，那我建议去做其他事情，因为稿费太难挣了，写作是极其辛苦又孤独的一件事情。

新京报记者把麦家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发给Deepseek，让它向作家麦家提出它最关心的问题，以下是Deepseek和麦家的“对话”。

Deepseek：您说“伟大的作品来自人创造的未来”，但人类写作本质也是重组既有经验读过的书、受过的苦、听过的故事。如果AI“原创”同样基于数据重组，为何人类的“二手经验”被奉为神圣，而AI却被斥为剽窃？

麦家：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不对。我从未认为人类二手经验是神圣的，我反复强调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它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而不是二手。你我各有各的经验，你的经验和我的经验就像大地上的小草：各有各的姿态。正因为你有你的姿态，我有我的姿态，这个草坪它才是丰富多彩的。

Deepseek：当您判断某篇作品“有灵魂”时，是否本质上在用人类共识投票？如果有一天，十亿人认为AI写的诗比《诗经》更动人，文学史的话语权会向技术投降吗？

麦家：其实我觉得有一天我们跟AI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不需要去比高低。你谈到《诗经》，AI也许现在就可以写出比《诗经》还要好的《诗经》出来，但是我们并不需要AI的《诗经》，我们要的是我们祖先留下的《诗经》。

（摘编自新京报）

Al进入文学创作与传播，这并不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正在进行中的具体实践。从当前AI“创作”文学作品的实践看，人机协同是主要的创作模式，而文学创作者主导着作品的内容质量及其价值意蕴。Al生成的内容大多是基于①_____________，可按照输入的指令要求自动生成。在文学创作者创作的过程当中，作家或创作团队必须要融入②_____________，以此保持文学创作的真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与Al创作的本质在于“模仿”不同，③_____________。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为何全球关注超级人工智能

对话人：彭飞，《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前瞻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彭飞：回顾2025年，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大家谈到通用人工智能，充满热情，而谈到超级人工智能，则顾虑重重。2025年10月以来，一份呼吁暂缓研发超级人工智能的声明，获得全球一大批科学家、政商界知名人士的签名。这是为什么？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区别？

曾毅：目前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一般指具有高度泛化能力、接近或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信息处理工具。“它”能够学习并执行智力任务，拥有常识、推理、规划、创造力，能跨领域迁移知识，像人一样思考和学习，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超级人工智能则是指各方面都超过人类智能水平，且被认为是接近生命的存在。“它”可以自我改进和优化，从而在各种领域中自主完成各种任务。这意味着“它”会产生自主意识，且很多想法和行动将难以被人类理解，更难以被人类控制。

我们期望超级人工智能是“超级利他”的，但如果是“超级邪恶”怎么办？有研究发现，当前主流大语言模型在面临被替换的可能时，竟采取欺骗等方式以自保。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模型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测试的环境时，会故意掩盖不当行为。通用人工智能尚且如此，更何况超级人工智能？大家忧虑的正是这种未知感。

彭飞：从历史看，每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完善、治理跟进，人类发展最终都能趋利避害。超级人工智能为何不会遵循这样的规律？

曾毅：不能简单把超级人工智能类比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技术工具。“它”可能拥有独立认知并超越人类智能，这一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带来的风险和颠覆性改变也绝不限于就业、隐私保护、教育等局部领域，而是系统性的。最核心风险在于对齐失败和失控。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价值观不一致，即使微小偏差也可能在经能力放大后导致灾难性后果。人类的负面行为大量存储在网络数据中，不可避免会被超级人工智能习得，这极大增加了对齐失败和失控的风险。因此，在人工智能开发与治理中，时刻都要坚持底线思维，摆脱传统的被动反应、跟进式的模式，做到未雨绸缪、前瞻布局。

彭飞：面对这么紧迫的课题，我们应采取一种怎样的治理思路？

曾毅：从基本原则看，安全必须是发展超级人工智能的“第一性原理”，即安全应成为模型的“基因”，不可删除，无法违背，不能因为可能影响模型能力而降低安全护栏。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安全隐患并开展模型安全加固，坚持主动防御而非被动应对。

从实现路径看，通过“攻击—防御—评估”的技术过程不断更新模型，能有效解决如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等典型安全问题，妥善应对短期风险。但从长期看，真正的挑战在于使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期望对齐。目前采取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即在人机交互中将人类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的模式，很可能对超级人工智能无法奏效，迫切需要全新的思维与行动方式。

从最终效果看，由于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拥有自我意识，更安全的理想图景是使“它”自主产生道德直觉、同理心与利他之心，而非单纯依靠外部“灌输”的价值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从合乎伦理变成拥有道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彭飞：超级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性，一旦出现漏洞、失控，影响是跨越国界的。而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又非常激烈，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在争先。一些发达国家在超级人工智能的研发上更是“油门踩到底”。如何避免盲目竞争导致失控？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协作有可能吗？

曾毅：目前看，通用人工智能还是比较安全的，但人类需要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演变为“军备竞赛”，其危害性不可估量。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也许不需要国际合作，但确保超级人工智能对全人类安全可靠，全球合作是必选项。

世界需要一个高效率、有执行力的国际机构，来协调人工智能的治理，以确保安全。2025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弥合数字鸿沟。这方面的探索还应深入、继续。

各主权国家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体，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更应当有是非之心，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在规则缺位的条件下盲目发展超级人工智能，造成风险外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值得在全球范围推广和践行。宁可稍稍放慢节奏，把安全的底子筑牢打扎实，也不能急功近利，以免把人类社会引向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6年01月0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