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同为文学的非审美价值，为什么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呢?

文学的伦理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伦理观念借助文学的形式得以巩固和传播的形式。一个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的伦理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极力强化它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秩序。这就使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具有因循、保守的特征。尚未获得主导地位的新的伦理观念适应一定新的历史要求而出现，它预示和呼唤着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因而对于旧的伦理观念和旧的人际关系模式来说，它具有超越性和破坏性。当这种新的伦理观念跃居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成为现实中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时，它原有的超越性和破坏性就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保守性和稳定性。它的作用已不再是破坏什么，而是将人们尽可能地笼络在现存的生活秩序之内，使这种生活秩序长久地存在下去，伦理观念像一种无形的胶合剂，将人与人按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

文学的历史价值来源于对社会生活那永不停息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伟大的文学家或以敏锐的洞察力窥见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并自觉表现出来，或以一丝不苟的真实将历史发展趋向暗含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们的作品使文学接受者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倾听到历史老人的足音，使他们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从价值内涵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文学家按一定客观的伦理观念对所表现内容的主观评价的审美化。而文学的历史价值则是文学家在主观上对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把握的产物。从价值效应来看，文学的伦理价值以善恶是非之间的尖锐冲突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情感；文学的历史价值则以冷酷无情的客观规律的形式诉诸接受者的理智。因此，伦理价值以情感性为核心，历史价值以必然性为核心。

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这两个方面的差异，使它们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当然，文学的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并非总是处于矛盾冲突中的。在文学作品中，这两种价值相一致、相统一的情况也很普遍的。一般说来，在文学作品中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是只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现象。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旧有的社会秩序已濒临崩溃，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与社会所提出的历史要求同时产生。那些目光如炬、善于把握历史脉搏的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那种新的伦理观念和历史要求，并将它们表现于文学作品的形式之中，形成“有意义的结构”，这时，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相统一的作品就出现了。

那么，人们怎样来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呢?

政治评价指那种在一定政治立场上，从某种政治原则出发，检验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对于这一政治原则来说，有什么肯定的或否定的价值，并据此对作品进行的评价。政治评价善于敏锐地发现作品中那些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社会价值，尽可能地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都归之于政治上的有利或有害的两个部分，然后肯定那些有利于己的，否定那些有害于己的。但政治评价明显地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作为评价标准的政治原则本身的狭隘性，常常使评价带上很大的片面性；它只留意文学作品中某一小部分价值，而对其他价值视而不见。而且政治原则本身的灵活性、易变性又使政治评价的结论很快就被新的结论否定。

伦理评价是从一定伦理规范的角度出发对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做出善恶的区分。这种评价尽量将它所面对的一切都归于或善或恶两大系统中，然后扬善而抑恶。由于伦理评价所依据的伦理规范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有其稳定性，因此，伦理评价的结论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伦理观念能在最大程度上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因而伦理评价往往最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应，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常常正是借助于伦理评价才产生的。较之政治评价，伦理评价有其更广泛、更持久的作用。但伦理评价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只能在伦理层次上对作品加以评价，只能揭示作品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对作品其他价值它无力把握，而且由于伦理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就使文学的伦理评价变为一种劝人行善的说教，这样就会影响人们对作品其他价值的感受和发掘。

历史评价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对作品社会历史的评价。历史评价的任务是以社会的进步与后退为基本衡量标准，对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做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一定表现为肯定或者否定的情感态度，而是表现为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表面现象背后隐含的历史必然性的揭示，表现为对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揭示。或者说，表现为对作品所标志的历史运动的轨迹的阐释。历史评价与政治评价和伦理评价相比有其明显的长处。它不像政治评价那样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功利目的，也不像伦理评价那样带有明显的情感性。但是历史评价也并非尽善尽美的评价手段。作为一种文学价值的评价方式，历史评价常常会导致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忽略，常常将文学现象与一般社会历史现象混为一谈，因此，即使是仅对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而言，历史评价也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也许正是由于考虑到历史评价作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手段所具有的这种不足，恩格斯才提倡“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作为评价手段。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美学—历史评价”。这是一种较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更为完善、更为合理的对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判断方式。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对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具有指导意义，对一部作品只有在正确地把握其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方能对其政治伦理价值有正确的评价。

（摘编自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

①明代张煌言《鸿门歌》：不杀沛公岂云误，此事却有霸王度。

②明末清初屈大均《乌江吊项王》：力拔山今天下雄，气盖世兮乃无终……始驱除兮终拱手，禅授之德真重瞳。

③宋朝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④司马迁：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的小题。

材料一

《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当时文人集体编选，选录从周至齐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影响深远。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和文采兼备，后世流传甚广，萧统却弃而不选，后世学者为此众说纷纭。

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已的大问题。西周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内涵，并构成地域与政权合法性叠合的现实意义。南北对峙，南北孰为正统的争论从未中断，而彰显正统的重要方式，就是尊崇儒学——在思想文化上标榜己方为正统。对于偏安江左的梁朝士人来说，他们不得不去消解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自身僻处江南之间的错位，而想要化解这种尴尬，就要争求思想文化之正统，《文选》及梁武帝时期多项学术文化工程的集中推进，即为此。

《文选》“序”类一共入选9篇序文，其中就有颜延之和王融同题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二者都为帝王组织下的文人集会所作，决定了文章是为歌功颂德、美颂盛世而作。从集会地点来看，颜王二序所涉地点从字面上分别为“乐游苑”“芳林园”，实际都在南朝都城建康，但是作者无一例外地都只字不提“建康”“金陵”。在创作心理上，作者均是将当时的都城建康比附为长安、洛阳，这正体现了一种“北方文化中心”意识，充满对皇权的美颂。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涉地点“会稽山阴之兰亭”，是非常具体的江南地名，没有任何政治蕴含和历史想象。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背景、序文内容还是地名所体现的价值指向来看，《兰亭集序》都不符合帝王期待的儒诗教价值标准；而内容旨在美颂、形式典雅华美的颜、王二序，正契合了喜游宴赋诗、招揽文士和组织文学活动的梁武帝父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选》之外，萧统还编了八卷本《陶渊明集》，一方面固然有对陶渊明文学成就重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萧统从陶集中读到了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光辉，认为陶诗在当时社会“有助于风教”——符合他重视的文学教化原则。那么，蕴含着浓烈个人情感的《兰亭集序》，则与此格格不入。

（摘编自宋雪玲《〈文选〉不录〈兰亭集序〉原因再探》）

材料二

据载，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一生似未明确褒贬过任何历史人物，独独前他七十四年而殁的“南岳幽居之士”陶渊明，却赢得了异乎寻常的尊敬。昭明不仅首次编撰了《陶渊明集》，而且特为之立传作序。就在《陶集序》中，他德文并重地推崇陶渊明。实际上，昭明太子萧统是中国文学史上高度评价陶渊明的第一人。

陶渊明《闲情赋》是《陶集》中仅有的一篇文采可观，十分接近齐梁文学“绮丽”特征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情感，它都可与宋玉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以及曹植的《洛神》诸赋相类比。因此，把《闲情赋》采入《文选》“情”类赋并不为过。但是，昭明不但不选，反倒在《陶集序》中特出一条评语，说道：“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这“白璧微瑕”之叹，难道不正好表明，昭明看重陶渊明之德名，远远超过其文名吗？“惜哉！无是可也”一句无限的叹惋，就把昭明企望陶渊明成为“人伦之璧”的愿望表露无遗。

其实，在昭明文学主张中，原本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追求：一为娱乐，审美；一为“鉴诫”“风教”。前者以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为目的；后者以规范、指导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为指归。《文选》和《陶集》就是以上这两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分别体现。昭明在陶渊明“百年祭”之时编撰《陶集》，纯乎出于一种道德教化的考虑。在《陶集序》中昭明强调渊明文章“有助于风教”，又说《闲情赋》“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等等，完全本之于传统的儒家“诗教”之说。因此，正是在这种传统道德文学价值观的驱动下，他才爱屋及乌，因人贵文，超越个人和时代的审美观念，满腔热忱地高度评价陶文。

（摘编自丁永忠《论萧统〈陶渊明集〉与〈文选〉的不同文学价值取向》）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休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一部中国休闲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发展史，展现了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及对理想生活态度与方式的探寻。中国传统休闲将对道的体悟融入日常，注重人性与自然、自由与秩序、灵动与安宁的平衡，涌现出对美好生活的盎然诗意，和对超越单纯休息娱乐的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

作为一种迷人的文化现象，休闲在中国渊源极早。《诗经》提出“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尚书》有《无逸》篇；对《同簋》“毋汝有闲”，故宫博物院释为“不得荒殆工作”，都表明休闲观念渊源甚早。学界一般认为“休闲”最早见于曹植《吁嗟篇》“夙夜无休閒（同‘闲’）”，但此问题仍有讨论空间。魏晋以后，“休闲”一词使用率大增，可为名词、动词、形容词；除表休息外，还可指致仕退隐、闲适生活、高妙人生境界（如苏轼“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腼”）等。

“休”指人劳后而息，与天命、道德、审美相关；“闲”喻示着闭门成德与优游自如的统一。在汉语哲学视域中，与繁忙、勤苦、忧怖、压抑的劳作状态以及无所事事、心无所寄的空虚无聊相反，休闲喻示着人超脱约束性因素而获得相对自由美好的生活，它浸透着人对自然乃至天命的体悟与对身心状态的关照，是氤氲着道德、审美与诗性气息的人的理想存在方式与生命境界。

在中国人眼中，休闲是人与宇宙节律的共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孕育出质朴温暖的“四时闲话”。人们可以在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间了悟人生真谛，在俯仰天地中抒发万物一体的襟怀。莳花弄草、东篱采菊、烟波垂钓，就是人生的意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休闲提供了人与自然宇宙对话、共情的新可能，成为中国人张弛有道、自然逍遥、欣享诗意栖居的渊薮。

中国人注重文以载道，艺以为游，将兰亭雅集、曲水流觞、赌书泼茶、游戏翰墨等淬炼成精美绝伦的艺术实践。《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里的茶坊酒肆、瓦舍勾栏与明清时的庙会、集市、戏园都充盈着温暖动人的人间烟火气。晚明文震亨《长物志》所记皆为与功名事业无关的闲事趣事；金圣叹评《西厢》时，列三十三则快事，同样雅俗共赏，承载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生活理想，构成中国人特有的生活辩证法。

中国人注重道德涵养、心性开悟与休闲技能培养，做好休闲的加法，涵养生命本原；中国人也强调做好减法，清心寡欲、摆脱物累，以生命的轻盈之姿昂然世间；中国人还善于做“接法”，以最大的热情拥抱世界，在与人为善、与物为娱中实现人性与物性的共同成长，在以休闲推动创新创造的伟力中展示生活与世界的圆融自得、生生不息。

（摘编自赵玉强《中国传统休闲观念与生活追求》）

材料二：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涵盖文化、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的休闲活动，日益成为国民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年国民休闲专项调查，现阶段国民对健康和心理疗愈的需求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践行“休闲即生活”的新理念，开始更加注重利用闲暇时间进行自我调适和放松，追求更加健康、积极、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通勤路上通过手机观看短视频、听音乐，还是在工作间隙进行短暂的散步或阅读，这种灵活的休闲方式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惯性选择。

随着闲暇时间增多和公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视，文化休闲的比重在看电影、观演出、听音乐会、逛书店博物馆等多元消费场景中稳步提升。无论是刀郎“山歌响起的地方”演唱会一票难求，还是各地音乐节单日参与人数破万等现象，均显示年轻人正将文化消费融入生活方式；而西西弗书店、钟书阁等品牌通过“图书+咖啡+文创”模式，年均吸引超2亿人次打卡，不断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技术的发展也为这种趋势提供了便利。故宫夜游预约“秒光”、三星堆特展排队长达千米，进一步彰显了数字化展陈和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带动了博物馆参观热潮。

现代科技在改变国民休闲方式的同时，催生了国民追求科技感、互动性、个性化与社交分享价值兼具的休闲体验新需求。无论是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还是人工智能的智慧服务，都为休闲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与舒适，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科技让休闲深度融入国民日常生活。餐厅里机器人端着餐盘灵活避让、语音互动送餐，让用餐变成一场趣味科技体验，而“萝卜快跑”等无人驾驶车辆穿行街道，乘客轻点屏幕就能召唤车辆，出行本身也构成了体验未来交通的休闲项目。这些场景背后，是人们对休闲活动的新期待：既要便捷高效，又要充满视觉冲击与互动乐趣，甚至能在社交圈晒出“科技感日常”，让每一次休闲都成为彰显个性的时尚标签。未来，科技创新将推动国民休闲需求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并带来更加便捷、现代和时尚的休闲体验。

（摘编自《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24）》）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有效进入现代诗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

②诗歌是高度浓缩的文体，颇有一锅牛奶熬制一克奶酪的特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常常省略与隐去许多东西，所以它必须“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知识”，它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用布罗茨基的说法，就是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

③单单是一份诗歌术语清单：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隐喻、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单单是这些必备的基础话语，就够你大大劳神，你究竟了解了多少？而如果更复杂一些的怎么办？

④长期以来盛行文本的宏观研究，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相当匮乏，孙绍振教授曾严声批评道：“有多少人能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由此他引申说：微观分析才是过硬工夫，其特点就是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

⑤那么，怎样进入现代诗，如何有效读解现代诗呢？

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英美盛行的新批评，与中国崇尚的“印象感悟”“体验领悟”是两大通道。可以平行，也可以交错。

⑦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文学主张之一。具体地说，“细读”是一种“细致的诠释”，不主张引入包括作者在内的“外部因素”，仅仅针对语言、结构、修辞、音韵等文本内部问题。它提倡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重视语境与语义分析，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挖掘词语的意象组织（选择、搭配、隐显程度），探究上下文关系及言外之意等，这样一来，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

⑧现代诗歌当然不要求像古诗那样字字落实，许多时候做大体把握就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多“后理解”空间和格式塔未完型，未尝不是件好事。施蛰存先生曾经有个意见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对诗既要求解，又要求不甚解，仿佛得之即可；读诗不要刨根问底，只要产生与诗人大体相近的感觉就行了。他强调“解诗”的原初感觉。

⑨蒋述卓先生则在古今文论交融点上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做整体的艺术把握，即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以生命感受生命。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对象，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点到枢机处。以此来光扬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在本质上，现代诗是灵性与体验的产物，本能要排斥那些常态的、秩序化的“编程”，故在与它遭遇时，心灵上的体验领悟是高于一切的，至少是个前提。

⑩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更有一番感性见解，他说：“阅读者是对另一生命精神留痕的进入，充分感受自身内在直觉的运行速度、体验面积及再生质量，进而激活生命原本的沉寂状态，并在阅读品的智慧空间之外享受自我生命的抚摸与扩展。”

领教诗歌，就是真正进入诗歌内部，起码条件是能够“感应”到属于诗歌本体性内部的各种要素，这是诗歌阅读的基本功。在通常情况下，结合各种方法论角度和本体性“钥匙”的配备，大致是可以进入诗歌门户的。诗歌本体性要素有很多，例如想象、感觉、意绪、语词、语感、意象、张力、智性、排列、节奏等等，都是诗歌发生与传达必不可少的“机关”。首先是要一眼中的，然后打开，从各个向度、别具一格地打开它。

我们来读一读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三）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四）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六）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选自陈仲义《现代诗歌的解读策略》）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一个日益嘈杂的世界里，让我们躺进漂浮舱，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远离那些扰人的思绪。

谁不想拥有片刻安宁呢？世界卫生组织支持我的看法——它表示，我们身处的世界太过吵闹以致危害到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几个世纪以前，人类已充分理解宁静的重要性：安静被视作一种关键的疗愈手段，我所处的喧嚣促使我思考，我们在现代社会寻求无声的意义何在。

如今，人们尝试寻找各种宁静场所，为了避闹取静加入修道院，或者跑到山上享受周末的宁静时光。更有人不惜花大价钱，只为在漂浮池或感官剥夺舱内体验片刻的寂静无声，艾林·卡格在其著作《寂静：在喧嚣时代》中写道，宁静是“新的奢侈品”。

我家并不是喧闹的特例，我们中大部分人长期生活在过分嘈杂的环境中。我们能很好地适应噪声，这也给我们带来了益处。从进化角度看，声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讯息，引导我们规避风险。为了确保对意外的噪声进行及时的反馈，我们身体内部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血压升高，肌肉紧张，身体蓄势待发，准备释放压力荷尔蒙。从短期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尤其在战斗和飞行等环境中；然而从长远看，噪声过大使我们身体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持续的生理反应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例如情绪焦虑、抑郁甚至是心脑血管疾病。自从我朋友分享她在感官剥夺舱内漂浮一小时后宛若新生的经历，我便计划从这项体验入手。这种漂浮舱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科研人员简·舒利和约翰·利莱首次构建这类无声环境，用于研究人脑如何对外界感官输入缺失做出反应。

脱光衣服进入充满盐水的漂浮舱内，我发现周遭十分安静，但并非彻底的寂静无声。我能感受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贾斯丁·范斯坦表示，正是这种专注于呼吸和心跳的敏锐听觉帮助人彻底放松身心或迈入冥想状态。冥想有许多被人熟知的益处，如减压等。

为了进一步探索漂浮舱作为治疗仪器的可能，范斯坦及其同事招募了50名饱受压力和焦虑之苦的患者接受治疗，并填写反馈问卷。受试者均表示，在单次漂浮一小时后，肌肉紧张性疼痛等抑郁症状以及焦虑都有显著缓解，放松的状态促使整体幸福感提升。本苏桑说，这些研究发现不足为奇。即便不在漂浮舱内，宁静本就可以帮助人更快进入冥想状态，获得疗愈，感受幸福。他说：“当我们得享宁静时，这种感受不仅是环境上的宁静，更是内心自我的宁静。这可以帮助我们更敏锐地感知周围环境，并做出更适宜的回应。”研究表明，虽然通过漂浮舱这种剥夺感官、构成寂静环境的治疗可以短期缓解焦虑和抑郁带来的不良反应，但它具体对大脑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尚不为人知。为此，范斯坦的团队设计了新的实验。48名受试者选择3次90分钟漂浮舱治疗或者3次90分钟躺椅放松后，接受大脑核磁共振扫描，三周后再度扫描。研究人员研究扫描成像后发现，漂浮舱治疗能额外降低预设模式回路的活跃度。这个结果出人意料。范斯坦对此有自己的解释：预设模式回路与我们内心的喧闹有关。这些区域在大脑其他活动停止的时刻，仍处于焦虑、压力和反复思索的“喧嚣”中。预设模式回路过分活跃往往与抑郁症正相关，其活跃度下降反过来说明，漂浮舱正在帮助你平静内心。范斯坦表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漂浮舱或许能够为人类提供一套简便的治疗方案，防止神经系统失衡。

如果使用现代漂浮舱，你将会经历一个感知改变的过程，在温和的光环和轻柔的嗡嗡声中享受宁静。当没有外部感官刺激大脑时，大脑会尝试填补感官的空白，逐渐赋予黑暗寂静新的价值。

虽然漂浮舱给我带来了美好的体验，但我也很想知道这种治疗是否是无可替代的。或许爬上小山坡，或许躲在浴室里享受的片刻安宁，也能改善我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普法伊费尔大概能够给出解答。他和同事们正在研究不同类型的宁静及其潜在的益处。他的研究组比较各种条件下安静环境对人的影响，控制的变量包括个人或集体、室内或室外、有无指导，以及有无间歇性舒缓背景音乐。结果显示，所有类型的安静环境都能够改善人的情绪。不过，有些环境下人们的体验会更上一层楼。在公园这种室外自然环境中，在专业治疗者的指导下，伴随间歇性舒缓音乐进行冥想的放松治疗能够给予最好的疗愈效果。

这说明我可能真的需要投入一些时间和金钱去寻求最好的宁静疗愈。不过，普法伊费尔坚持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理想安静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首先，彻底的寂静没有必要。普法伊费尔小组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受试者在有声的公园里比在彻底寂静的房间中更为放松，也更不会感觉无聊。梅雷迪思·贝瑞认为，无论是放空沉默、冥想还是树林漫步，我们总是可以随时放下手头事务，安静片刻，放松自己。

其次，普法伊费尔指出，我们并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安静来改善自我。他的研究表明，在持续时间不到十分钟的安静环境中，人们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了。因此，他相信即便是在浴室里静静待上一会儿，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在长期紧张中得以喘息片刻。

他无须再提醒我这一点。即使我无法将漂浮舱治疗设为每周必打卡事项，我还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忙里偷闲，寻求更多的宁静时刻，就算躲在浴室也无所谓。这是一项值得我投资的奢侈品。

官方数据显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吵。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孟买、纽约、巴黎等大都市的夜间噪声已经远高于适宜人类居住标准的40分贝。

许多城市正在为降噪而努力。2004年，伦敦市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音响城》的报告，着重指出伦敦及市郊工业和运输带来的噪声污染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一些城市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尝试引入降噪涂料和增加道路绿化来帮助消音。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解决方案：华盛顿自2021年起开始禁用汽油动力吹叶机，旧金山规定晚十点至早七点禁止在居民区制造扰民噪声。此外，纽约通过一项法案，针对非法改装车辆导致发动机声音过吵的车主进行罚款警告。尼克·安东尼奥说：“人们见证了安静对身心健康的益处，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城市能越来越安静。”

（编译自英国《新科学家》，有删改）

表演传统曲艺，演唱流行金曲，展示手工技艺……如今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也许你就能邂逅这些热闹的街头艺术表演。快意拨弦，随性而歌，律动翩舞，生动、热烈、洒脱的街头艺术，为蓉城街头增添了别样色彩。

除了剧院、荧屏，城市露天公共场所也是孕育文化、成就梦想的地方。我们所熟悉的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等，都是从街头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天地。但要处理好街头表演和城市秩序的关系，有不少现实矛盾需要妥善处理。此次成都向社会招募街头艺人，推行持证上岗、定点表演，为街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安适的土壤，也为心怀梦想者创造了一个人生出彩的舞台。

街头艺术的规范有序发展，是一个城市文化特质的生动表达。放眼世界，有不少城市都是因为生机勃勃的街头艺术而为人所向往。伦敦著名的考文特花园，被誉为街头艺术表演的天堂，也因此成为伦敦独特的文化名片；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道，缤纷多彩的街头表演更是让游客惊叹连连。充满艺术性的街头表演，可以让城市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帮助城市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将蜀中风流蕴于音符，将多元艺术展现于街头，相信这也会助力成都文创产业的发展，形成城市新的文化景观、文化资源。

其实，不只是成都，上海、深圳等城市也都在陆续采取措施，推进街头艺人的规范化、专业化管理。为什么几大城市纷纷有此行动？一方面，街头表演确是城市管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虽然街头表演对于城市形成轻松、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大有裨益，但一些不分时段、不分场合的表演，也影响着城市的正常秩序，对表演的时间、地点、内容等进行相应的规范，才能让其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如今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如何增加优质的文化供给，也在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智慧。

给街头表演一席之地容易，但要保证街头表演的长期有序规范，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街头艺人的表演内容理当健康向上、传播正能量。除此之外，街头表演的管理还涉及多方面问题。从表演本身来看，就包括街头艺人内涵的界定、艺人形象的管理、节目内容的审核等，而从外部来看，市容、交通、环保、安全保障等，哪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只有在实践中对相关管理细节不断优化，各方协调形成合力，才能让街头表演有序发展、精彩绽放。

城市管理，是门科学。文化发展，有其规律。“城，所以盛民也”，文化是城市的阳光雨露。文化充盈，才能让城市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从禁止街头艺人卖艺，到如今越来越多城市给予街头艺人合法化身份，对待街头艺人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城市管理理念的更新，体现着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包容开放的城市正在给予文化多样发展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多样的文化也在充盈着城市的气质内涵。城市不仅能长出高楼大厦，还能处处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摘编自张凡《健康丰富的文化为城市添彩》）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有了粮食，才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税收。古代中国的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其耐旱耐贫瘠，生长周期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粟率先从百草中脱颖而出，被古代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被人们称为“粟文化”的王朝。不过，当时人口还比较少，密度很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就在这时，小麦横空出世，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纷纷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大约在8000年前，西亚人民获得了普通小麦这个今天栽培范围最广的物种。小麦到达中国的时间不详，不过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发现的，在古墓一个草编的小篓中装着小麦作为随葬品，距今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当地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磨麦器。新疆的这个发现提醒我们，小麦从西亚传入我国，走的可能是史前丝绸之路。史书上也曾经记载，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见面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与西方世界用小米粉烘烤面包和发酵酿造啤酒的食用方法不同，小麦进入中国后，形成了馒头、面条、面饼的传统吃法。

不过在商周时期，小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粟，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人们以粟为尊贵之物，这很可能是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让我国古人烦恼的是，小麦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我国北方却是温带季风气候，春季较为干旱。因此要种植小麦，就需要春季有充足的灌溉。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与粟相比也就没什么优势了，但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立刻把粟远远地甩在后面。

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国力才发展到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兴修水利的程度。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位于西方，从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很早。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宜种植小麦。粟、麦轮种，让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所以秦国最后做大，统一天下，是有着雄厚的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秦国的军队有多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就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年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

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与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到了汉朝，管理者非常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许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修建水利工程，改善了离河较远的旱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日益普及开来，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粉食”法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因此，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开的。

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动荡岁月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迎来了“文景之治”。《汉书》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积攒了大量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数不胜数。后人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后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等因素。这些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关注更为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分许多种，有自耕农、佃农、农奴，但就古代中国来说，农民中的主力军是亿万小自耕农。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仅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使皇帝再勤俭朴素，以德治天下，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够存留下来。正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小麦，才使得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可供上交的皇粮也就更多了，可以说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摘编自波音《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孝”观念的产生和体系化受中国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

农耕与渔猎采集的最大差异在于：在渔猎采集生产中，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社会由此形成一种对“力量”的崇拜，故当时有“食老”“弃老”的习俗；到了农耕时期，不需要同猛兽搏斗，在保证农作物丰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而“经验”来自世代相传，在无文字或文字不普及的时代，群体中经验最丰富的是老年人，于是逐渐出现了“尊老”的习俗。这是“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但在世界范围内，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民族众多，为何唯独中国的“孝”文化最为系统、丰富？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制度。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和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孝—悌—贞—顺。其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其它三个准则都是“孝”在不同人员身份间的呈现：“悌”包括弟妹对哥姐的“恭”（恭敬、听话）和后者对前者的“友”（友爱、爱护），“恭”也是一种“孝”的表现；“贞”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妻子“红杏出墙”，确保男性血缘的纯正，这对一个宗法家族来说，是最大的“孝”；而“顺”更是媳妇对公婆的“孝”。

“孝”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得到了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同。“孝”的最初含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尊奉、顺从，但随着其影响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一套从家庭内部扩张到社区、国家的观念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甚至被统治者利用来为治理国家服务，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即君仁臣忠、忠君爱国。《论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认为能够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而冒犯上级长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会冒犯上级长辈而喜欢造反的人更是没有。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了“孝”的观念，并在价值观上赋予“孝”至高无上的地位。“孝”这种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起到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家族、国家的作用，具体呈现为两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形态。

虽然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过无数次外敌入侵，经历过多次朝代更替，但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两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

（摘编自郑土有《孝：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

材料二：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观念，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也是建基于此。然而，自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孝道屡受质疑与批判。在现代中国的百余年里，孝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客观挑战。

所谓“挑战”，即“质疑”“批判”与“失落”。质疑与批判多集中于观念层面：有人认为传统孝道强调绝对服从、尊卑等级，与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个体权利相冲突；也有观点指出，旧式孝道强调家族本位，易压抑个体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精神存在龃龉。而孝道的失落，则更多源于社会结构的客观变迁。当下，中国社会正由家族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个体道德义务从血亲圈层扩展至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忠孝难两全”的矛盾更为突出。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从单纯的自然村落扩大到了“地球村”，这使得整日承欢膝下、时时尽孝已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上的独子化或者少子化趋势，也在客观上加重了子女履行孝道的负担。传统孝道在实践层面客观上面临困境，这是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

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在现代社会，孝道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孝道能温润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仍然是家庭关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望子成龙是中国家长普遍的期待，亲子和谐是家庭和谐幸福的源泉。如何建立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做到孟子所言“父子有亲”，自然离不开父母亲祖的慈道，但也同样离不开子女晚辈的孝道。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这句话强调了孝道对于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父慈子孝”才能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孝亲乃是人子德性和人格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具有孝道文化传统的国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最主要、最可靠的养老方式。2017年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龄化将给中国人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弘扬孝道对于缓解我国养老压力、完善养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德治主义传统的经验，特别是以孝和族睦乡的基层治理经验，将弘扬孝道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引导人们不辱亲，进而报亲报乡。更为根本的是，孝道是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重要基石，这是当代重视并传承孝道的根本原因。《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说孝是传统道德的根本，“爱、敬、忠、顺”的精神实质构成了传统伦理的重要基石。孝道所蕴含的爱心、敬意、忠德、顺行不仅是道德的根本，也是教化与教育的起点，人格的成长离不开父母早期关于爱敬忠顺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教为先，而德教则以教孝为起点。

（摘编自肖群忠《传统孝道的现代挑战与传承发展》）

家庭是每个个体活动的第一空间，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观念、行为必然会延伸到更大的社会空间。虽然在家庭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前者有血缘或亲戚关系），但从社会结构看本质是相同的。“父—子”关系即“长—幼”“上—下”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父慈子孝”，延伸到国家就_____。同样，“兄友弟悌”强调兄弟之间的相互关心，延伸到国家则_____。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哲理也是一种美。它来自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独具慧眼的观察、鞭辟入里的认识，它新颖、卓异、睿智、深刻，不但使我们在思想上得到启发，在认识上得到提高，而且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在感情上得到激励，甚至产生行动的渴望。哲理美和形象美一样都是自然美的反映，不过形象美是自然美在感性上的把握，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而哲理美则是自然美在理性上的观照，使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欣然诚服。

哲理凝聚于其中的言语，就是哲理性言语。哲理性言语使哲理具有了自己的形体，成为可供观照的对象，如曙光，如晨钟，如鼓点，如灯塔，发人深省，使人神往。和形象性言语一样，人们一接触到哲理性言语，往往只是惊叹甚至慑服于其中所蕴含的哲理，而感觉不到表现这一哲理的言语形式的存在，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人们真正能够感觉到的却只是它的“言语形式”，这恰恰证明了哲理性言语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是说写者匠心经营的结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它所蕴含的哲理能用别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吗？也许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如这十个字简洁、形象、生动。

哲理性言语是美的语言，它之所以美，最根本的当然是由于它是真理的光芒，它是人们长期探索甚至是几代人孜孜追求的结果，是用无数的痛苦、失败、血泪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好像铁树的花，从一粒种子播入土地到开出美丽的花朵，不但其过程不易为人们肉眼所觉察，其艰辛也是难于想象的，要天时，要地利，更要人们的辛勤的劳作。它总是从新的方面、在新的层次上向人们揭示出某种新的认识，从而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它是对愚昧、偏见、谬误的胜利，就像哥白尼、布鲁诺告诉人们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一样。

哲理性言语之所以美，还因为它本身的简洁朴素。它从错综混乱中找到了联系、秩序，发现了规律、本质，使之臻于和谐，达到统一，具有最大限度的简单明了性，从而使人们体验到理智的满足和感情的愉悦。比如，人对人自身的认识，自古以来曾经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谬误，如说人是天的“副本”，说人是一架“机器”，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车载斗量，难以胜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不管他是英名盖世的伟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凡人，不管他是皇帝、总统还是奴隶、长工，不管他是挥金如土的富豪还是瓮牖绳枢的贫民，不管她是西施王嫱还是嫫母无盐……全都在顷刻间显示出了他们共同的本质。这一见解又是何等的朴素简洁！我们说它朴素简洁，既指它的哲理内容，也指它的言语形式。必须强调的是，哲理内容的朴素简洁只能生成于朴素简洁的言语形式。

哲理性言语有直接、间接两大类型。直接型是指言语直接指向哲理，表里一致，水乳交融，语直言明，哲理“皆若空游无所依”。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阿渥雷琉欧斯的“人生是自己思想的产物”，它们简洁朴素，就像真理本身那样。当然也可能运用比喻、比拟、夸张、映衬、对偶等修辞手法，但也都直接贴近内容。如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以及契诃夫的“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一段人生，只是个草稿，另有一段誊写的人生，该有多好”。相比之下，它们似乎有较多形式的因素，但这些形式的因素全都为了直接强化内容，既不止于形式本身，也不引向别的对象。

间接型是言语并不直接指向哲理，而是描述某一现象，刻画某一形象。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及鲁迅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类实际上大多都是比喻，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喻体，哲理是它的本体。由于哲理直接蕴含于喻体之中，而喻体就是语言之能指，于是能从语言本身感受哲理。它们不像别的比喻那样本体都是比较明确具体固定的，而是相当抽象甚至模糊的，并不实指哪一个确定的对象，只要是这一哲理所能涵盖的所有现象都可以是它的本体，因而弹性极大，例如上引陆游的两句诗，某人写作遇到左思右想再也写不下去的情况时可以从中得到鼓励，而另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受到挫折陷入困境时也可以从中吸取勇气。它所涵盖的对象愈多愈广，也就愈见深刻、精彩。

（摘编自王尚文《语感论》）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的论文、昌耀先生的推崇者的文章等，他们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要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被杀死多少回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向上。上天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桂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流淌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昌耀先生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如何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空洞的，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他的诗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是在修改后面世的，诗的裁剪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还需要读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以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是在1979年之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八十年代并且“属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创造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作品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独特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恣肆、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已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所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9 . 阅读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节选，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