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作品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关注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影响，同时探讨文学作品如何映像和塑造人们对特定地理空间的认知。

文学地理学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它揭示了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其次，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此外，文学地理学关注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有助于揭示文化差异与融合的内在规律。通过对文学地理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地域特色，挖掘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促进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同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就已经关注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9世纪末，美国学者布尔芬奇首次提出了“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20世纪初，法国学者保罗·瓦莱里和英国学者奥斯汀·亨利·莱特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文学地理学理论。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意识和地域特色。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学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提出的“空间形式”理论，将文学地理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结构对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法国学者罗杰·凯卢瓦的地域文学理论，也对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鲁迅、郭沫若等一批文学家和学者，在研究文学创作时，关注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文学地理学。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我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探讨地理环境、民族风俗、历史传统等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文学地理学逐渐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趋势，涉及文学、历史、地理、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摘编自《文学地理学概论》）

材料二：

我们讲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文学、地理环境、关系。

文学是指文学作品，对文学的研究是内部研究。地理环境是指作者曾生活过或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地理环境的研究是外部研究。关系是讲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既然是关系，就是相互作用的。有人认为，文学地理学是讲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影响论”。我们讲文学地理学，则讲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是“关系论”。“影响论”是单向的、片面的。讲多了，讲过头了，就可能滑向饱受诟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既然地理环境和文学是互动的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那么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学，就要注意这个关系，注意它们的互动性。我们不能只讲地理环境而不讲文学，也不能只讲文学而不讲地理环境。

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以文学为本位的，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学的问题。既然是以文学为本位，要解决文学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文本，要以文本研究为重心。文学地理学研究如果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不能解决文学研究的其他理论和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它还称得上是一门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学科吗？文学地理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成立，在于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能够解决其他理论和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独到之处就是用理论和方法研究文本。

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文本，可以有多种路径或步骤。笔者在这里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一是分析文本中的地理要素和非地理要素。这种分析以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为前提。在分析过程中，会涉及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也会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二是以文本中的地理要素和非地理要素为基础，分析文本的时空结构。所谓时空结构，就是既有时间维度，更有空间维度，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时空并重”。三是在要素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本的文体、语言、修辞、叙述方式、抒情方式等方面的情况，发掘、总结和描述文本在艺术和审美上的地域特征。四是在要素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本描写的人物、景观、事件、情节等内容，探讨文本在情感、思想和意义方面的地域性或地方感。这种情感、思想和意义是文本自身包含的，只要仔细研究文本自身即可获得。因此，这种探讨可以称为“还原”。五是联系作者和读者所处的时空环境，结合文本内部的时空结构，探讨文本可能有的情感、思想和意义。这种情感、思想和意义不是作者赋予的，而是读者或研究者通过想象、联想而获得的，已经超越了文本。因此，这种探讨可以称为“延伸”或“发挥”。到了这一步，可以借鉴西方空间批评和地理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可以发挥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功能。最后强调一点，要加强文本研究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使文学地理学的文本研究不同于其他文本研究，并且高于、优于其他文本研究。

（摘编自曾大兴《回到文本：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转向》）

材料一：

千百年来，书籍都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象征，饱读代表着博学与美德。然而，时过境迁，互联网的出现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无论过去有着怎样的辉煌，身处当下这一巨变的时代，纸质书的未来正愈发显得不那么确定。图书版本学家大卫·皮尔森认为，要更好地预见纸质书的未来，我们需要在书籍的数字化进程中，超越书籍作为文本载体的价值，去到它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其他东西中寻找答案。

长久以来，书籍之所以受人尊重，并不是作为实物本身，而是他所承载的文本和思想。但新西兰书目学家唐·麦肯齐认为，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这里的“物质形式”是指书籍的封面、字体、配图等构成要素。任何一个时期的书籍封面（护封），都如同当时的艺术品一样，能够充分表达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文化取向。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封面（护封）进行排列，我们就会发现，公众对文本及作者的文化取向和态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而在一本书中，字体和排版的设计同样非常重要。它们形成了书籍的个性特点。事实上，印刷字体和封面一样，能够代表书籍所处的时代。最早的印刷书籍所使用的字体是对同时代的哥特式黑色手书字体的有意识复制，待到机械化印刷时代的19世纪，无数华丽无比、充满实验性的字体直接影响着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印象。另外，作为文字内容的视觉辅助——精心设计的边框、首字母和花饰、精美的插图和不同质感的纸张，也增强了书籍的艺术观感；不断翻新的印刷技术，使得在书页内大批量印刷图像成为可能，从手绘到黑白再到彩色，为书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回归到书籍的根本——“文字”本身，一本纸质书是否还拥有电子版本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纸质媒介时代，一篇文稿从编辑到付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任何差错以及随之而来的勘误修正，都可能带来同一版本书籍的个体多样性：有的可能没有插入勘误页面，有的错误页可能没被取出，有的勘误页和原页被装订到一起……从这些与文字勘误有关的错误中，我们或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改变，或可以窥见时局的风向转变。

每一本书籍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从那些标记、批注或藏书票中，我们可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也可以了解一本书可能产生的时代影响。

数百年来，书籍装帧作为一门手工工艺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可用于装帧的纸张、纸板和羊皮纸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价格昂贵，于是回收再利用就成为装帧师的工作常态。在那些回收来装订新一代书籍的“废纸”材料中，书目学侦探们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文化遗产。比如在一本1630年左右的书籍装帧中，人们就发现了关于莎士比亚佚失剧作《爱的功劳》的记录。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纸质书作为文本载体的存在价值在电子通信带来的益处面前如此不值一提。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作为实物的书籍有着超越文本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书籍成为历史”的说法是悲观的，但“历史”的含义同样也是积极的，它让人们认识到书籍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拥有值得保护和诠释的丰富意义。

（摘编自陆纾文《数字化时代，我们如何解读纸质书的价值》）

材料二：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只需拥有一部手机，即可下载浏览海量电子书资源。而五花八门的电子书阅读器也给读者带来越来越接近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再加上便携轻便、价格低廉、节省纸张和空间、资源获取容易、检索信息方便等优势，使得电子书阅读从方兴未艾到渐成潮流。

此外，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书阅读的全员化、全覆盖优势将为弥合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的信息鸿沟添一份力。相对于花大力气兴建的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拥有一部数字阅读终端（比如手机），就相当于拥有一座“移动图书馆”，读者可以便捷享受数字出版红利。另外，电子书阅读的全程化（阅读活动发生的时间更为灵活随意）、全景化（阅读场景和状态的多样化）特点对于增加国民阅读时长和阅读量有所裨益，为人们利用零碎时间及时“充电”提供了便利。

但与纸质书相比，电子书阅读也有其突出的缺点。

首先，读屏造成的眼疲劳程度比读纸质书更高，而视觉疲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学习效果，尤其是在进行深度阅读时。其次，电子书无法满足深度阅读所需的“空间感”。我们在阅读复杂文本时常常需要反复查阅，以便把某个意思弄得更透彻，纸质书易翻易寻，而电子书的内容并无固定位置，不易完成文本的空间建构。此外，电子书模仿纸质书，但不可能在形态上做到完全一致，这给人一种陌生、疏离和不真实的感觉，导致读者不自觉地缺乏读纸质书时的严肃和投入，影响深度阅读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电子书并不能完全替代纸质书，在阅读市场日益细分的形势下，对读者而言，认清二者各自优长，从阅读需要出发才是关键。

（摘编自张鹏禹《纸质书不可替代，电子书渐成潮流》）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走到尽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浸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是为着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有的人在学生时代已早早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也有人更爱好历史和乡土传说；有的人也许喜欢民歌，还有人觉得阅读那种细致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加富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一本别人称赞而我们也试图阅读却引不起兴趣的作品，一本令我们反感、无法读进去的作品，千万别强迫自己耐着性子硬往下读，应该干脆放弃。所以也不要过分鼓励和规劝小孩子和年轻人去读某一专门范围内的书；否则，会搞得他们终生厌恶那些最优美的著作，是的，甚至厌恶读书本身。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为了说清楚富有个性地、生动热情地与书籍打交道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我别无他法，只好将我本人迷恋阅读的一些情形如实相告。我早早地开始了读书生活，也知道应该努力去正确而恰当地选读世界文学。我广泛涉猎，认为了解和懂得某些生疏的事物乃是自己的责任。殊不知这种将读书当作学习，以教养和公平为阅读外国文学的目的和准则的方法，实在不合我的天性；相反，在书籍的世界中，总不断有某种特殊的爱好使我着迷，有某个新发现令我神往，有某种新的热情叫我兴奋不已。许多这样的热情交替出现，有的过一定时期去而复来，有的出现一次便永远消失了……

少年时代，我唯一熟悉并可以利用的是我祖父的巨大藏书室。在它数以千计的卷帙里面，绝大多数我一点不感兴趣，也永远不会再感兴趣。可是就在这故书堆中，渐渐地，我也发现了另一类东西，一开始吸引我的只是不多的那么几本书；但正是它们，促使我慢慢地将这显得如此无聊的藏书整个翻了一遍，并且终于发掘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那不过是一部配有格兰威尔引人入胜插图的《鲁滨逊漂流记》，以及两巨册1830年出版的四开的《一千零一夜》的德译本，同样配有插图。这两部书告诉我，在灰色的大海里也可以捞到珍珠。从此我便孜孜不倦地搜寻大厅中那一个个高高的书架，经常在扶梯顶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要不便趴在地板上，让周围一摞一摞的书将自己围起来。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巴尔扎克的名字。书架上有几册还是他生前出版的十六开蓝色硬纸面的德译本，我没有忘记，我怎样第一次翻开他的作品，却几乎不懂他说些什么。主人公的财务状况竟描写得如此详尽，每个月入息多少，从母亲方面得到的遗产是多少，还有希望得到多少遗产，以及欠债多少，等等。我大失所望，我所期待的是充满狂热与纠葛的故事，是前往陌生国度的旅行，或者是甜蜜而冒险的艳遇；谁知没有这一切，却要我去操心一个年轻人，一个还完全陌生的年轻人的钱包！我厌烦地将那本蓝色小书放回原处，从此许多许多年都没再读巴尔扎克，直至很久很久之后重新发现他；这次才是认认真真的发现，一劳永逸的发现。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此后若干年，我发现自己坐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包德林图书馆里。一间名叫“亨福莱公爵室”的古籍阅览室是我常去之地，那里天花板上有彩画，四壁还有过去名人画像，也是华美的建筑，然而照明相当差。当时还有一些古本是用链子锁在书架上的，把它们拉下来摊在桌上看也看得吃力。在这里，中古僧侣修习的遗风犹存，那种一灯如豆一心苦读的空气却与我当时的心情合拍：国内正在进行大战，我的家已无音讯，虽然在做着功课，心里却是很不平静的。只在最后的两个月里，论文已经做完，口试也已通过，北平也解放了，我在等船的间隙里在包德林图书馆纵情自由阅读，初夏的阳光给了馆内更多光亮，我的心境也豁然开朗了。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还去过英国博物馆的圆形图书馆，这就是过去马克思常去的地方。这个大厅也是建筑华美，气象万千，那高耸的大圆顶总使我想起一段台词：“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

也许是牵强附会吧，但这也说明独拥书城自吟啸固是一乐，上图书馆也有其奇趣。

（摘编自王佐良《上图书馆》）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来文章家都提倡简练，而列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 A ，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的景象。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   甲   ），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唆。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啰唆”。《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 B ，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啰唆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练。但是，这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琢。像上面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

现今，创作上有一种长的趋向：短篇向中篇靠拢，中篇向长篇靠拢，长篇呢，一部、两部、三部……当然，也有长而优、非长不可的，但大多数不必那么长，确有“水分”可挤。有的作品内容确实不错，因为写得拖沓累赘，读起来就像是背着一块石板在剧场里看戏，使人感到吃力、头疼。而读大师们的名著呢，（   乙   ），轻松畅快。

（节选自周先慎《简笔与繁笔》）

你好！我一直都特别想去云南旅游，我尤其向往苍山洱海、石林这些绝美的地方，就想去昆明、大理、丽江这几个城市好好转转。我每年国庆都特别期待能出去好好玩一趟，之前去过不少地方，像海边城市青岛，还有历史古都西安。今年呢，我国庆有7天假，不过头两天已经和朋友约好了要去参加一个本地的文化活动，已经买好票了，没办法更改，所以3号才能出发去云南。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那种包含昆明、大理、丽江这几个热门景点的旅行套餐，酒店住宿条件怎么样，行程安排会不会特别紧凑，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任什么主题都不需要

契诃夫对别的作家说：“任什么主题都不需要。生活里是没有主题的，一切都搀混着：深刻的与浅薄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悲惨的与滑稽的。”

博主（童庆炳）：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和读者总是要追问作品的主题。作家要调动一切资源表现出一个主题来，读者要想尽办法表现出一个主题来，实际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很难用一段话甚至一句话把一个主题概括出来。 ① 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根源就在《红楼梦》所表达的不是什么主题， ② 一种“意蕴”。作家需要的是“情致”，读者需要的也是“情致”，而不是什么可以用一根思想丝线表达出来的主题。

大狗小狗都得叫

契诃夫说：“自从莫泊桑凭自己的才华为创作定下那么高的要求以后，写作就变成难事了，不过还是得写，而且在写作上得大胆。有大狗，也有小狗；可以小狗不应因了大狗的存在而张皇失措；所有的狗都得叫，各自用上帝赐给它的声调叫。”

博主（童庆炳）：大狗是由小狗变成的。他如果还是小狗的时候不叫，那么就永远不会变成大狗。你怎样才能远不会变成大狗。 ③ 你如果在“小狗”时不叫，你怎样才能变成“大狗”呢？契诃夫所讲的基本上是人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的问题，信心对于从小狗变为大狗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幸福指数明显提高。要让人们不断增强幸福感，必须坚持发展，使财富更加丰饶充盈。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不受歧视，才会感到幸福。如果心理失衡，即使自己的经济收入比过去多，但看到在同样付出的情况下别人却拿得更多，也会感到不快乐。一个基本生活不愁的人，由于对钱财没有贪欲就会知足常乐；而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将幸福完全物质化，在钱财上总觉得比上不足，内心就会长戚戚。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拥有800余年历史的梨园戏根基厚重，而基于‘返本开新’的创作理念对老故事进行剧种化和现代性改编，可以为梨园戏注入新的生命力。”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梨园戏《促织记》编剧林清华如是说。

取材于蒲松龄短篇小说《促织》的新编梨园戏《促织记》，25日晚在“闽南戏窝子”福建泉州首演，赢得满堂彩。

促织即蟋蟀。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讲述的是主人公成名一家因“宫中尚促织之戏”而生活大起大落的故事。梨园戏《促织记》则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增添了大量的人物心理动态、魔幻的“化虫”表演等等，使全剧更具戏剧张力和观赏性。

林清华说，蒲松龄的《促织》展现的是封建集权对底层人民的迫害，但《促织记》想给观众带来的是更深一层的人性思考：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受迫害的小知识分子成名是否会产生异化？因儿子“化虫”而飞黄腾达后，他会不会从受迫害者变成迫害者？我们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下保存自身的高洁？“这同样是一种‘返本开新’。”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魔幻精彩的“化虫”表演、精致典雅的唱腔配乐、发人深思的结局改编……让《促织记》在首演落幕时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回首观众席，年轻面孔数不胜数。

“实际上，进我们梨园古典剧院看戏的年轻戏迷占比很高。”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主任林小伟表示，梨园戏想要传承发展下去，培养年轻观众非常重要。

为了赢得年轻人的喜爱，他们在舞美、灯光、音效、编剧、导演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尝试，做到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有能使年轻观众会心一笑的点。

此外，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还经常创新戏剧表现形式，到各地进行梨园戏的“沉浸式表演”；组建梨园戏“尚好听”乐队，将古老的戏剧艺术与摇滚、流行歌曲等时尚元素融合，碰撞出不一样的艺术火花，引起更多年轻观众的共鸣，让传统艺术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新的风采。

(摘编自吴冠标《新编梨园戏〈促织记〉首演 “返本开新”获满堂彩》）

材料二：

《促织记》是学者林清华的沉潜之作。他以《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为蓝本，在七场戏中，通过人与促织的荒诞化异变，展开对人性、异化等的思考，以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思辨，呈现出独具个性的文心巧构。林清华的文本创作将现代创作折向对“人”的理性解读，突出地展示了“思想”在戏曲中的价值主导作用，这当然对戏曲舞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作品的整体情节和结构，导演更加聚焦在人的行动，力图在人的变化中确立人与环境的推移。在七场戏顺次展开中，舞台上的古典气息扑面而来，那种以梨园戏科介规范为原则的表演，极大地发挥了音乐在舞台调度中的枢纽作用，将梨园戏古典的声乐艺术，铺排在每一场次的递进转接中。在一气呵成的叙事结构中，如同应和着乐音的高低强弱，而呈现出气息的急缓迟慢，这种人与舞台的同频共振是一个表演艺术家驾驭舞台时的独特技法，显示出剧种“古典性”在舞台上的张扬。

在《促织记》中，导演突破了梨园戏惯常的舞台结构，将舞台的前、中、后区充分利用，立体地完成人物在不同时空的交错叠加，在层级并列的空间中，突出彼此互动感应所带来的生命变化。例如剧中人成名和成妻陪侍着昏迷的成子，只用一条长凳的假定和对怀抱状态的虚拟化表演，来呈现现实家庭中一家三口相依苦守的生活场面。再如《斗虫》中成名与里正的现实对质，舞台的中区则展示由成子与里正子幻变为促织的“虫斗”，两个时空交织并放大成现实与虚幻的同时并在，舞台表达显得异常饱满。诸如此类的多层次立体的结构，几乎贯穿于该剧的整体舞台空间，改变着传统线性叙事的一般模式。

同时，该剧的音乐以梨园戏核心的器乐组织为基础，改变了单纯的伴奏职能，而让每件乐器充分表达，以独立的节奏、韵律、音色对应于人物场面，共鸣协奏，既紧扣人物精神心理的悸动，又形成独立的音乐排场，以音乐叙事推进情节变化。该剧的舞美同样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表达形式，从灯光整体的暗色系营造荒诞空间的无序，只在《虫笑》一场以鲜明的色彩呈现出虫界灵动活泼的景象。笼罩在整个舞台两侧的笼状结构，将笼器世界的压抑感和象征性凸显出来，而在成子虫变的场面中，玄幻绮丽的幕布凸显出人虫变化时的灵光转化，这就在视觉与感觉上为形象的生命属性做出了标识。

这些在舞台上各司其职而能彼此彰显的叙事线索，让剧作文学的想象空间得到丰富的回应，更让人物表演得到充分表达。尤其是《得失》一场戏，展示成名为求一线生机，意外捕获促织的过程。在这个大的情节推进中，以成名寻找促织作为重要的表演内容，很具有梨园戏传统剧目《玉真行》的表演张力。

导演对舞台艺术的整体把握，让《促织记》初上舞台便拥有了上乘品相与独特个性，更加显示出以表演艺术和舞台整体把握来引领创作的艺术立场。这是梨园戏在新时代走向新探索的切实实践，必然成为这个古老剧种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中，更加稳健地寻求新的发展契机的阶段性成果。

（摘编自王馗《梨园古剧的现代呈现——从新编〈促织记〉说起）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艺理论交流互鉴的事实足以证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优势文明，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是正确认识文明多样性的关键；文明之间也不是孤立地在发展，对话互鉴的文明观是正确认识人类文明历史规律的前提。这是我们倡导的文明观，也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和底座。中国学术界长期受到西方中心论文明观的压制，即使由部分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多元文明观也仍旧处在西方中心论的覆盖之下，并非真正的“多元”。因此，凸显中西文化的多向交流与联系，彰显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理念，中国学者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权，应当用具体的事实说话，用切实的理据发声，彰显中国视角，从而重建文明观。

文明观的重建，需要重写文明史及各学科史，这就需要对中国各学科体系的话语体系进行发掘和重建。从中国文艺理论学科的角度看，首先就需要对古代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资料进行搜集和梳理。不断深化体系研究，绝非朝夕之功，需要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了科研项目的推动和锻炼，我们还应继续重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的阅读。只有深入地、系统性地阅读以至背诵这些堪为文化之根本的经典，我们才能真正触摸、明晰传统思维的模式和语境，厘清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脉，进而逐渐澄清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同样要明确，构建话语体系并不仅是知识性的材料分析与排列，元典阅读也不仅能提高学术素养及储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这些过程中，重拾、保存、继承及发扬中华民族独有的信念和精神。在这些内在信念和精神的激励下，我们还要秉持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观。从（     ）的视角，搭建中西文艺理论交流的关联网络，就中西文艺理论的思想特征进行跨文明的比较对话，并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回归、厘清、建设我们自身的传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我们也要在构造自身话语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西双向阐释。在就相似的诗学问题进行平行阐释的同时，兼顾以西释中、以中释西，最终达到范畴交错、杂语共生的对话状态。我们还要书写文艺理论互鉴史。在揭示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及客观规律的同时，关注思想文化借鉴的来龙去脉。

伴随着上述种种措施的推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将在国际格局中消减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误解及偏见，重塑西方存在缺陷的多元文明观念，并从多元文明的角度真正展现中国文艺理论的深刻意义，推动中西文艺理论的双向借鉴，彰显异质文明互鉴互融、协调统和的合异之美。

（摘编自曹顺庆《中西视域下的文艺理论交流互鉴》）

材料二：

自近现代与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失语、破碎及对象化，丧失了言说的机制和环境。其结果，在当代文艺实践中出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审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中国文艺在世界上走不远、传不开、唱不响”等论调。彻底纠正这种偏见，离不开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

实现这一任务，要加强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体认，重续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的根脉，生发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可以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就有了与其他文明交流对话的平等地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优秀遗产是中华文明在文艺知识理论层面的反映，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思想、理论范式、知识体系、问题领域、研究方法和话语系统，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的基础。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要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的魂脉。从目前情况看，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研究阐释还有很大空间，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不接地气、不解决问题的现象。而目前最重要、最根本、最紧迫的工作，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把工作要求转化为学术追求。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要扎根于文艺多样的创作实践，在现实的土壤中进行创新实践。只有当我们真正契合、切近文艺多样的创作实践时，撇开完全抽象的“理想语言”时，我们才算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们应该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路径，从文艺的创新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在成功回答新时代审美之问、艺术之问中，构建具有强大阐释力、说服力、引领力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绝不意味着忽视和排斥国外的文艺理论资源和成果，而应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我们应对可能出现的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大保持足够的警觉，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主动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努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评论话语。

（摘编自徐粤春《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

文艺评论话语的生命力，最终要__________。它既要从《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提炼叙事范式，又要观照当下影视、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形态，在古今贯通中建立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特色的评价体系。通过对文艺作品的价值评判与意义阐释，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不仅能__________，更能激发全社会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认同，让文艺成为__________、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3 . 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选自鲁迅《拿来主义》）

材料二：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拿来”，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还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是礼仪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表示怀疑。其实，这些同志未必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一些东西，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时了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祖传的遗物，那也不能使我们今天的中华儿女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张贤亮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当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绝不会青睐的。所以对于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

正如一位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的更强烈的兴趣。”“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

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选自陈诏《拿去主义》）

9 . 材料一：

当今是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阅读载体趋于多元化发展，网络小说、电子杂志、电子书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层出不穷，成为了和传统阅读并驾齐驱的阅读方式，如今几乎大部分经典畅销书籍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其电子版本，甚至是有声图书，虽然目前纸质书籍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购买纸质图书，正如英国情报学家K·J·麦克格雷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可以完全取代另外一种媒介，总的情形是相互补充并逐步统一起来以解决一个特定的交流问题。但毫无疑问，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分流了传统阅读的部分受众。

（摘编自《当今国民阅读习惯与趋势探讨》）

材料二

当今社会，人们习惯于畅游互联网，有时间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求。虽然精神食粮不再匮乏，各类书籍品种丰富，应有尽有，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却很难再见到人人都爱读书的场景。读书的习惯都去哪儿了，引人深思。

“全民阅读”今年已是第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建立了区域的阅读节、阅读月，开展了传统文化讲学、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主题阅读活动；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的50多种图书入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国家有关部门推荐的中国好书。全民阅读的倡导，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去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而增强文化自信，进而达到全民悦读。“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全民阅读更应该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小把古代经典嵌在脑子里，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材料四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他认为，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在叶圣陶先生看来，以“整本的书”为教材，“就学生方面说，在某一时期专读某一本书，心志可以专一，讨究可以彻底。在中学阶段内虽然只能读有限的几本书，但是那几本书是真正专心去读的，这就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凭这能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读其他的书以及单篇短章。读整部的书，不但可以练习精读，同时又可以练习速读。如此说来，改用整本的书作为教材，对于‘养成读书习惯’，似乎切实有效得多”。

（摘编搜狐网）

材料五

二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在制定重建家园计划时，仍留出专门资金用来推广阅读。“阅读是教育的基础”这一理念已成为全德国的共识。德国人非常注重阅读的娱乐功能，提倡快乐阅读，他们用书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阅读的兴趣，让孩子更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参与到阅读活动中来。德国人更喜欢纸质图书，认为真正的阅读源于书，而非实时消息。他们更愿意阅读有价值的，即便是长篇大论的文章，而不是阅读那些无用的、八卦的、没有任何营养的花边消息。德国平均每个家庭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100多册。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

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但在创新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以色列平均几千人就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以色列有句老话：“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以色列人以此激励自己，养成了求知好学的习惯。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犹太民族不仅涌现出的科学家多，而且拥有亿万家财的富贾巨商也居于世界各民族之前。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中，犹太人就占了一半之多。许多人把犹太民族称为善于学习，积极思考的民族。

（摘编自人民网）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知识空间指的是文化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领域。在AI技术推动之下，知识空间正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开放。

首先，数据驱动发现新知，数字人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以前无法观察到的隐含模式。例如，研究者用计算机分析了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文本，绘制出其人际交往网络图，揭示了以往史书未详载的复杂关系。又如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项目，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把古代诗人的活动投射到地图上，“让历史动起来”，清晰展现诗人迁徙路线、创作地点和群体互动，深化了对文学场域和文坛生态的认识。这正是数据驱动知识发现的典型例证。

其次，参与知识重构与再创，AI能基于知识进行再创造，“让知识自己说话”。例如，交互式图像描述工具：用户用鼠标点击图像细节，触发AI用自然语言描述，并可指定风格或要求背景讲解。这启发我们，未来博物馆、美术馆里的文物和绘画，都可能配置类似功能。知识由此被重新组织、加工和传播，进入“动态智慧”新范式。

再次，开放共创的知识平台，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更加开放。例如上海图书馆建立历史文献众包平台，招募志愿者在线抄录和标注馆藏档案，使市民成为文化知识生产者。这类协作在学术界也渐受重视。AI可助力校对、纠错或智能推荐任务。在AI支持下，知识生产将实现专业与大众的更紧密协作。

知识空间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提升问题意识，因为大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无法代替我们发现问题。拥有问题意识的我们才是指令的发出者和结论的决定者。

（摘编自牛力《当数字人文遇见大模型》《光明日报》2025年8月）

材料二：

人工智能飞速融入日常，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最主要的阶段性成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辅助决策、创作内容的重要工具。很多人以为，大模型没有情绪、没有立场、没有私心，输出内容理应客观公正，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的AI“投毒”黑产，揭开了生成式AI商业化进程中的灰色地带。事实上，大模型从诞生到应用，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存在，而是人类社会、技术规则与用户偏好三重倾向共同塑造的“数字投影”。

“机器无情感，是客观的”，是当下对人工智能最普遍的误解之一。这种误解忽略了一个核心逻辑：大模型的一切能力，都源于对人类数据的学习，它不会凭空产生“思想”，只会复刻、整合、放大训练过程中接收到的信息与倾向。大模型的“不中立”，并非技术缺陷，而是由数据、训练、使用三个环节共同决定的必然结果。

首先，训练数据自带偏见，AI学的就是“不完美的人类”。因此，大模型是社会偏见的“镜子”，甚至可能是“放大镜”“哈哈镜”。大模型的知识体系，建立在海量文本、书籍、新闻、论坛、网页等数据之上。这些数据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记录。而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文化差异、历史叙事差异等都早已渗透在文字与表达中。

模型一边学习语言规律、知识关联，一边会不自觉地内化其中的“偏见”。如果部分数据对某一群体、性别、地域、文化带有负面描述，模型在无干预情况下，就可能输出歧视。它不会主动判断“对错”，只遵循数据里的概率。

其次，对齐过程植入价值观，让大模型自带“立场倾向”。为了让模型更安全、更有用、更符合人类标准，开发者会通过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等技术进行“对齐”。简单说，就是让标注员对模型的不同输出结果进行排序或者打分，判断哪个更有用、更无害、更得体。这个对齐过程，看似在追求“规范”，实则是把人类的价值观植入模型。

标注员的文化背景、教育水平、道德观念、地域立场，都会直接影响“好答案”的评判标准。不同文化对同一议题的看法可能天差地别。当标注人员背景趋同、视角单一时，模型就会偏向这一群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极端的，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在社会议题、文化判断、道德选择中，悄悄偏向某一种共识，忽略其他合理视角。

最后，用户偏好引导偏见，AI很擅长“顺着你说”，大模型更像“迎合者”而非“裁判员”。

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却很少察觉。你偏向什么观点，AI往往就顺着你说；你相信什么结论，AI就帮你找什么理由。它会不断强化你本来就相信的东西，让你待在舒适区里，慢慢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甚至是“思维茧房”。

如果说数据和训练是模型的“先天基因”，那么用户使用就是模型的“后天环境”。大模型的输出，高度依赖提示词、上下文与用户偏好。用户从提问开始，就自带立场、情绪和预设，而模型的优化方向，本就包含“理解用户、满足需求、提供情绪与逻辑认同”。

面对带有偏向的提问，模型很容易顺着用户的思路展开，强化其既有观点，而不是主动纠正。随着模型对用户习惯的记忆与适配越来越强，这种“迎合”还会更加明显：同样的问题，不同用户、不同提示词，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三重偏见叠加，让大模型不可能做到“客观中立”。它不是一面客观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一台同时放大知识与偏见、智慧与狭隘的机器。这种非中立性，带来的影响远超想象：在招聘、贷款、教育评估等场景，模型偏见可能固化歧视；在公共舆论与信息获取中，会加剧立场对立、思维封闭；在跨文化交流中，还可能因文化偏见引发误解与冲突。人们越是盲目相信AI，越容易被其中隐藏的偏见误导。

认清大模型非中立的本质，不是否定其价值，而是为了更理性、更安全地使用它。每一个使用者都要认识到，大模型是强大的工具，是高效的助手，是文化与知识的载体，但它绝不是真理的化身，都应保持批判性思维。

（摘编自南熙文章《光明日报》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