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流浪地球》的票房奇迹，加上此前《三体》的热销，刘慈欣的作品影响巨大，但社会各界的评价却颇有两极分化之势。

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精巧的剧情或百转千回的人物感情，更多的是直接甩出一个个宏大震撼的设定，靠设定本身为读者带来审美快感。在他笔下，主人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不过是宇宙规律中很小的部分，和人类命运、宇宙洪荒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刘慈欣自称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他坦承自己“喜欢文学因素较少、科幻因素较多的科幻作品，一直认为，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更不是它的优势”，甚至有过“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出来”的激进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刘慈欣却逐渐意识到需要保持“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平衡、作为文学的科幻与作为商品的科幻的平衡”，他后来的作品“正是这些平衡的结果”，这“或多或少地背叛了自己的科幻理念”。

刘慈欣对文笔也并不是没有自觉。他评价阿西莫夫的文笔，“平直、单色调、刚硬、呆板……几乎所有这类文学上的负面词都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笔”，却又话锋一转，表示“这种笔调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文学的，但却很适合科幻，也使他的小说风靡世界”。刘慈欣对他敬仰的阿西莫夫的描述，显然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文风。

（摘编自冰村《刘慈欣：黄金年代的守望者》）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人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对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是集中于对新世界的探索以及对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就会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材料三：

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一直有争论。就如武侠小说是武侠题材的小说，不等于武术和侠行；侦探小说是侦探题材的小说，不等于刑侦侦破；科幻小说是科学幻想题材的小说，不等于科学技术。科幻小说当然姓“文”，是将科学想象寄予文学思维的一种文学文类。以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这“三剑客”的作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思维有了明显变化：一是因果关系的时间叙事结构已被打破，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时空组织造就了结构的精美；二是类型小说的通俗化和现代主义的意念化成为小说情节模式的重要形态。

《三体》的第一部基本上还是时间叙事：第二部《三体II•黑暗森林》时间叙事渐渐弱化，空间叙事上升为叙事主体；到了第三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结合在一起，小说叙事由空间对抗变成融合循环，形成一个精美的轮回式的叙事结构。类型小说的情节模式在刘慈欣和王晋康的小说中相当明显，而韩松的叙事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变异风格。

（摘编自汤哲声《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维和边界》）

材料一：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

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文体所能替代的。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地去描写，使人产生兴趣，因而也就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来说，历史往往缺乏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像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灵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原原本本地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到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往往让剧本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让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物态心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使其活生生地立在我们眼前。况且一部小说，有景有人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丰富的最好的模范文。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别好坏。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

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得说；它决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撑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绝不是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而定去取，而是要以作者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谋篇布局去定好坏。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修养都大有裨益。

（摘编自老舍《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材料二：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在北京专访《小说课》作者毕飞宇。

舒晋瑜：您以经典的标准选择篇目。《小说课》除汪曾祺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仅仅是篇幅和时间的限制，还是另有原因？您怎么看待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的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我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的作品相对来讲更安全，如果我讲余华，他也许会告诉我，他可没那个意思，那我的脸还要不要？——这是玩笑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

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条件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给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舒晋瑜：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宇：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鲁迅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还是有新的发现，还是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对王彬彬教授说，鲁迅的小说确实是太好了。过去我们过分在意鲁迅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个作家的文本意识特别强。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阅历已经很丰富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甚至是标点符号就会有新的感受。

舒晋瑜：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宇：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经典当作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舒晋瑜：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宇：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毕飞宇：你也不是外人，那我就说了，我是土地上生长的艺术家，本质上我是艺术家，很不靠谱，斜着生，歪着长，如果风调雨顺，我也可以结几个果子，好不好吃不关我的事。

舒晋瑜：《小说课》中的内容，跨度有多大？

毕飞宇：比较大，我的好友庞余亮替我算过了，从《水浒》到汪曾祺，六百年。

（摘编自《毕飞宇谈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工智能时代普罗大众可以通过各种人工智能大模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信息与方法。然而，它们的功能与效用常常因人而异，这与提问的内容形式及使用者素质相关。康德曾指出，科学发展源于对世界的提问。中国“学问”传统也强调“问”的意义。AI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能力，提问素质成为掌握AI的重要素质。

这种提问包括科学与人文两种基本形式。提问的质量与水平不仅取决于逻辑训练、问题结构化能力等科学的方法论，更取决于其中的价值追求、人生品位、认知偏好与语言形式等。所以，在充分重视科学性的同时，强调提问的人文取向是非常必要的。它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个性特征，体现了沟通与表达的能力，展示了求知欲与好奇心，以及终极关怀的价值观，等等。它不仅取决于个体知识的类型与数量，也并非单纯是某种技术与工艺的过程，而是体现了精神世界的差异；它具有逻辑思维的特征，但也包含了很多非逻辑的因素与特点。它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境界，以及一种精神的内在张力与文化的性格。

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并非只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阐释，更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探索现有知识体系与理论定律的边界条件，进而追问在新的可能性中知识与理论的变迁与拓展；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索取答案与办法，而是在更恢宏的视野中挖掘具体问题与知识的深层次涵义及内在价值；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所关注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外部客观世界与社会现实，更多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忧虑与寻根。它需要一种直觉与悟性，在看似没有问题的领域发现问题，在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现象中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它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在知识领域中进行各种形态的转换，将人们的此岸现实与彼岸梦想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执念，对某些问题有着一种刨根问底，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可动摇的念头；等等。在这种提问中，问题的指向不仅是工具的实用性价值，而最根本的是人性，是真理、是意义、是目标。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不仅能够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赋能，而且是引导人工智能与各种大模型健康规范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模型自身的进化，也可以通过强化学习，逐渐形成所谓“机器好奇心”，获得生成假设性问题与自主提问的能力。但人类智能的各种提问，特别是能体现人文取向的好问题，客观上会帮助“训”出非常有价值与高效能的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各种产品。例如，哲学风格的反思性问题能够提升人工智能的语言理解与思辨能力，增强对某些抽象概念中复杂语义的领会，提高表述与叙事的准确性，培养人工智能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塑造大模型的价值观，提升其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文学色彩的问题形态则能够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语言能力，丰富它们文字表达的风格与修辞手法，增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信仰意义的问题表达则能够引导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深入终极关怀层面，将现实问题与理想境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超自然的思维方式；类似的提问取向还包括目的性提问、时空变量的提问，以及对人性的提问；等等。

在这种提问的人文取向中，语言的修养是关键因素之一。有些专家认为，所谓大模型，就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其中，说人话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目标，对应的设计思想是：从人类规模语料中自动提取关键性语言痕迹，并用于语言的自动生成”。而且，“由于大模型的服务过程将积累大量新的语言痕迹，可用于改进大模型的性能，导致大模型的介入能力不断提高”。所以，提问中的语言因素，包括对结构、修辞与语气的要求等，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效能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陈述句与祈使句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语言优雅的问题可以增强人工智能的语感与输出的韵律感，逻辑严密的表达则可以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输出的精确性，而适当的副词与状语则能够强化它们的情感理解，以及与人类情感的共鸣，并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创意和想象力，等等。这样的提问能够极大地丰富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数据的积累与类型，不断优化与改进模型，拓展应用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增强其伦理与安全性，甚至是对用户进行教育与引导。而问题的清晰度、复杂性、相关性，甚至是文字数量，以及其中可能包含的创新或者某种偏见等，都将对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效能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而那些庸俗或粗鄙的低质量提问甚至可能诱导大模型生成虚假信息，训练出偏见放大的各种大模型，影响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谢维和《提问的力量——人文教育助人工智能更强大》）

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催生了一个危险_____：有AI就够了，何必苦学课本基础知识？实则恰恰相反， _____，才是驾驭AI的关键。同样是探究“二战起因”，缺乏历史知识框架、认知浅薄的人向AI提问，只能得到一份罗列时间、地点、事件的标准答案，学习就此止步。而具备扎实知识积淀、拥有深度认知能力的人，才能提出直指核心的专业问题：“请扮演地缘政治和经济史学者，以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为视角，结合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立足经济传导路径分析凡尔赛和约是如何从经济层面撕裂魏玛共和国社会共识，最终诱发二战的。”这正是AI时代的核心分化：AI的能力上限，永远受制于使用者的_____；而使用者的素质，决定提问的水平。

材料一：

虚拟现实（VR）技术，简单说是让人进入一个虚拟环境并在其中得到近乎真实感受的技术。这套富有沉浸感并能进行交互的仿真系统需要软件和硬件的全面支持，方可完美呈现出“虚拟现实”。

拍摄ⅤR视频与其他视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需要360度全方位拍摄，这样才能让用户无论是抬头、低头还是回头，看到的都是统一、连贯的场景。为此，全景拍摄设备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内部集成了6个摄像头的GoPro Omni VR，拥有8个同步球形相机的Nokia OZ0……这些专业设备不仅能全方位捕捉图像，还可以直接拍摄3D视频。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就特别定制了针对ⅤR视频内容的摄像头，能够捕捉到360度的运动画面。

如果要拍摄影视级别的VR影片，则要制定一套更加精密的拍摄方案，把多个单反或微单相机拼接，再搭配其他音频、传感器等配套设备，进入全封闭的摄制环境，隐藏拍摄人员，遮蔽光源。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ⅤR动画片《珍珠》，整个故事的场景就设置在一辆老爷车里，从副驾驶位上的乘客视角进行拍摄。

将不同角度的视频素材无缝拼接，是VR视频制作的重要一环，需要借助第三方全景图软件或开源的拼接模板完成。此外，还可利用电脑软件进行电脑图像（CG）制作来处理拍摄到的场景，甚至直接利用CG来进行场景制作。目前，大型对战类游戏大多是利用CG制作完成的。CG可以更好地完善实景拍摄无法达到的视频效果，打造出更“真实”的场景。

利用这么多“黑科技”制作的VR视频，自然还需要能够进行真实呈现的终端设备。当前，VR视频终端越来越多样化：移动VR盒子属于低门槛产品，插上手机就可以体验到虚拟现实的世界；头戴式显示器融合了多重传感器技术及室内空间定位技术，能让用户获得很好的沉浸感和交互效果，眩晕感也会有所缓解；VR一体机是终端硬件的新探索，无须外部设备，因而延迟更少，也不会产生眩晕，但需要专供的VR内容，且性能有待提高。

不单满足于视听效果，VR技术开始向强化感官体验渗透，开发出涉及味觉、触觉、嗅觉甚至痛感的全方位沉浸式ⅤR。这类VR需要借助更多的传感器和芯片来实现，如VR智能衣通过遍布全身的震动马达增加触觉体验，玩家能“感受到音乐的震动、身体的刺激”，芳香扩散器会让用户闻到食物的味道，在手柄、游戏手套或体感衣中内置弹性热电芯片，可以让用户感知到冷、热和疼痛，真正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

未来，深度感知技术会让VR的体验越来越真实。届时，分辨出虚拟现实和真实的现实，恐怕需要花上点时间了。

（摘编自詹新惠《虚拟现实亦幻亦真》）

材料二：

从高大上的黑科技，到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虚拟现实技术产品已经与不同行业融合，在工业制造、文化、健康、商贸等领域发光发热。作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虚拟现实产业的发展有望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益。

虚拟现实技术跨界融合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虚拟现实产业的飞跃，也离不开技术融合的支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指出，虚拟现实在过去只是一个新奇有趣的应用，只有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相结合，才能从一个“玩具”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核心技术”。即将迎来商用的5G为提升虚拟现实体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业内人士指出，5G的特性与虚拟现实的结合将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而虚拟现实想要真正落地，也需要多元的应用场景和实时的接入，这也依赖于更高性能的5G网络。

AI（人工智能）与VR的融合，同样为虚拟现实开拓了生存空间。美国的研究人员预测，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将在医学、教育等诸多方面重塑未来日常生活和企业运营方式。更重要的是，虚拟现实只有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才能化虚为实。马云表示，离开实体经济的虚拟现实技术没有未来。虚拟现实等技术不管多流行、多受资本青睐，如果不能推进实体业转型升级，不能支持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摘编自刘峣《赋能创新虚拟现实迎发展》

材料三：

在过去的一年里，“VR”一词在多个产品类别中的使用已经达到了不同的程度。各公司正在自己的产品线中创建新的细分，以从VR技术的迅猛采用中获益Persistence Market Research最新发布的全球VR市场报告预测，到2020年底，全球VR技术市场将超过60亿美元。

在很短的时间内，VR技术的应用范围已经超越了消费电子、零售和媒体娱乐。在医疗保健领域，VR技术正与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相结合，创造出能够提供实时数据的三维成像技术。

尽管如此，VR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人员正目睹着新挑战的出现，这让大量用户感到不安。目前，阻碍全球VR市场拓展的最大挑战是消费者对其价格难以承受全球VR市场中企业成本结构的变化，为大量采用VR创造了较高的价格点。即使这些公司克服了价格因素，它们中的大多数也难以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内容。此外，消费者对移动VR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安全隐患正成为一个关键的限制。由于VR设备在高数据传输方面的有效工作，对统一5G频谱蜂窝网络提出了要求。不幸的是，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以及全球其他范围内缺乏这种一致性，限制了它的广泛采用。

（摘编自新浪网《全球VR市场报告预测：到2022年VR市场的价值将超过60亿美元》）

3 . 材料一：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是古人朴素的生态道德观。《尚书·舜典》记载，上古时代舜就设置了一个管理山林川泽草木的官职叫虞，担任这个官位的人叫伯益。到夏朝时，就有了“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的道德倡导。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大文明形态：一是上百万年的原始文明，二是上万年的农业文明，三是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今天正在向第四文明形态过渡，即生态文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的一员，规律只能认识，不能违背。由此，国家出台了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追究终身责任，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屏障。

制度是写在纸上的硬措施，道德则是刻在心中的软约束。生态文明社会所要倡导的生态道德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和道德范式，它不仅要求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要求人对自然环境的行为都要受到伦理评价，接受自我良心的审判。尊重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不损害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态伦理学的禁止性原则。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道德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一工业文明理念仍然广为流传的背景下，仅靠法律和制度的硬约束，缺乏“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修养，是很难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因此，培养善德善行的生态美德，激发社会成员对自然的热爱、尊重和感恩是当务之急。

（摘编自刘奇《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

材料二：

针对如何认识我国各地域传统民俗现象、传统生态民俗，《中国环境报》专访中国生态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陈红兵。

《中国环境报》：某些地区的人们嗜吃野味，说这是当地的传统民俗。请问传统民俗要背这个“锅”吗？

陈红兵：对于有些人将吃野味归因于传统民俗的说法，要提高警惕，以免其混淆视听。诚然，传统上，我国某些地区有嗜吃野生动物的不良风俗，比如广州人食性较杂，除了吃猪、牛、羊、鸡、鸭、鹅、鱼、虾等，还喜欢吃蛇、鼠、龟、猴等。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民俗中又存在众多饮食相关的禁忌，对于我们维护动物多样性，保护人们身体健康具有积极意义。如山东民间有蛇、黄鼠狼、狐狸报复心强的说法，提醒人们不要随意伤害这些动物。各民族民间故事中均有对待动植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内容，教育人们善待动植物。

我们要认识到，传统民俗观念中存在的不适应当代社会的迷信成分，也给了我们很多借鉴反思：一是禁忌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民众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和智慧，有利于我们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保护人自身可持续发展；二是民俗中迷信的说法虽不可取，但是它能激发人们对自然、对其他生命的敬畏之情。我觉得这种敬畏之情在今天依然需要。

《中国环境报》：传统生态民俗在传统社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也有人强调，在现代社会，传统生态民俗缺失了保持生命力的土壤。对此，您怎么看？我们今天关注传统生态民俗的价值何在？

陈红兵：大体而言，传统生态民俗就是传统民俗中体现的生态观念、生态环保实践及方式。传统生态民俗在传统社会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本身产生于民间，是民众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是适应民众思想情感形成的，有自身一整套传承、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能够有效地熏陶民众爱护自然、关爱生命的思想情感，规约民众的生态环保行为。

至于今天关注传统生态民俗的价值何在，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只要农业生产还存在，传统生态民俗的许多方面就依然还具有价值，还应当发挥作用。实际上，也正是当代出现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使我们重新反思、认识传统生态民俗的价值。

（摘编自陈红兵《疫情笼罩，更显生态民俗宝贵价值》）

材料三：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70%的新发传染病，均和食用野生动物有关。人类应从中吸取教训，画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态红线”。因此，要有效禁绝食用野生动物等生态破坏行径，应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落到实处。

首先，强化生态法治基础，严格法律红线约束。2003年非典之后，“让野生动物远离餐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在过去的17年间，只在2016年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明确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像蝙蝠、水貂等可能大量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却并未列入其中。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等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加快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进程，在法律层面让禁食野生动物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进一步夯实生态法治基础，从源头严格管理野生动物非法捕猎和贸易，全面禁绝食用野生动物。

其次，倡导生态价值理念。针对食用野生动物这类行为而言，最恰当、最适用的生态价值理念是“永久保护、杜绝食用”。其中关键一环在于需求侧的生态治理，应有效抑制消费端对野生动物的“虎视眈眈”。正如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广告所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例如，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有效切断食用野生动物的黑色利益链条，最大程度降低类似疫情的发生概率及安全风险。

第三，明确生态行为主体。要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文明范式转型，最终要复归到人类行为主体自身的行动上。其中，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构成生态行为主体的关键力量。建议政府落实对猎捕、杀害、收购、运输、买卖和滥食野生动物等行为的全链条监管责任，推动企业坚持不经营野生动物，拓展公众监督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渠道，调动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构建以政府管治、企业守责、公众监督为特征的多元主体绿色行动体系，让禁食野生动物成为新时代下的绿色行动新风尚。

（摘编自罗胤晨《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落到实处》）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呼吁，“将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共同防范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度介入乃至重新塑造着人类社会运行逻辑，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民生和治理红利，也隐匿着价值失准、伦理失衡等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科技与人文相互融合，以科学的价值准则、有效的治理思路推动人工智能向善而行、造福人类，为社会所普遍关注。本报特邀三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围绕上述话题开展讨论。

主持人：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由人创造且为人服务的，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既要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维度考量，也要从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维度分析。发展人工智能应该如何平衡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遵照哪些价值原则？

李老师：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首先需要科学把握人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智能体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甚至有些国家赋予智能体或机器人法律主体资格，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形成的实体仍然不是独立的主体存在，而只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将本质力量对象化而形成的人工创制物。人工智能只是人类意识和实践延伸的技术产物，自身并不具备自主价值诉求或主动目标导向，这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性特征。换言之，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仍然是主体与对象化工具之间的关系，而非对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因此，人工智能的“从善之理”，并不是像人作为主体那样去追求善，而是在认识与实践活动中，人类将善的理念与价值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创新与应用过程中，使之符合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借助人工智能开展的伦理实践活动，实质上是主体向善行动的拓展，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表现。在此过程中，人类作为主体的道德性、卓越性与权威性得以确证，并实现了主体性的回归与彰显。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之所以要向善发展，其根源与基础仍在于人类自身要追求善、追求福祉，而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确证与表现的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工具手段。

卢老师：事实上，对智能向善的把握，根本价值根基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原点，并锚定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此，可以从科技逻辑和应用逻辑两个维度来分析。

一方面，在科技逻辑上，智能向善需要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入手，推进价值对齐。人们在进行人工智能研发的每一个环节都隐含价值倾向，应确保技术设计本身就嵌入善的准则。例如，利用高质量标注的数据训练大模型，避免数据投毒、数据污染，让大模型学习人类主流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在这个维度，人工智能的“从善之理”就是创新发展普惠、公平、人本的人工智能技术。

另一方面，在应用逻辑上，智能向善需要在把握人工智能各种应用规律基础上，进行合乎伦理规范和主流价值观的应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直接关联个体权益与社会秩序，要让人工智能的发展合乎普惠公平、人类福祉等价值目标，让人工智能的各种应用符合善的价值标准，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贯穿应用全流程。

林老师：正如卢老师所说，智能向善的关键在于价值对齐。那么，向什么样的价值对齐、如何实现对齐，以及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道德模型的自我纠偏，是当下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2019年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2021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到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提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与向善发展”，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工作，从理论到实践，我们对于人机关系的期待以及关于人工智能价值的共识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智能向善在理念上突出表现为尊重人类尊严和主体性。一是确保以人的价值引领人工智能创新，即以人的伦理价值为标准和目标，推动人工智能的行为表现与人类价值观、道德规范、社会期望对齐，通过价值敏感设计等方法，将伦理价值植入智能算法。二是始终确保人类的“在场”。尽管人工智能事实上在推动自动化与无人化，但缺乏人类“在场”的人工智能，既无法向善也难以为继。只有将人工智能的理性能力与人的多元智能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实现智能向善的目标。三是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构建“机优人更优”的人机协同新模式。人工智能性能越高端，对人提出的综合素养与能力要求也就越高。人类只有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才能更好地驾驭人工智能系统，借助人工智能促进自身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智能向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理与路》，《光明日报》2025年9月26日）

作为中学生，我们在应用人工智能时，要先主动把握其不同场景的应用规律，无论是借助AI辅助学科学习、拓宽知识视野，还是用AI完成创意创作、提升实践能力，都需坚守_______，让人工智能的应用贴合善的价值标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与我们的学习生活、个人权益紧密相关，我们更要将_______的理念贯穿应用全流程，拒绝用AI抄作业、伪造内容等不当行为，让AI的应用契合普惠公平、人类福祉等价值目标。总之，我们应该充分发挥_______，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助力学习成长、提升自身能力的有益工具。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论语》问答

张实龙

【语录1】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翻译】子路问如何服务人君。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却可以冒犯他。”

问一：为什么对国君不能欺骗，但可以冒犯?

答：在孔子看来，君臣本为一体。一个国家之所以要有国君，是因为他可以将大家有效地组织起来，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体的力量。国君是引领方向之人，对国君当然不能欺骗。但是，发现国君有问题，要勇敢提出来，这是为国君好，也是为群体的利益。这种对国君权力的冒犯，是出自公心，而不是由于私利，贤明的国君都会理解，并从善如流。

【语录2】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翻译】孔子说：“天下太平，创礼作乐以及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天下昏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便决定于诸侯。决定于诸侯，大概传到十代，很少还能继续的；决定于大夫，传到五代、很少还能继续的；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传到三代，很少还能继续的。天下太平，国家的最高政权就不会掌握在大夫之手；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不会谤议政治。”

问二：为什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有道，自诸侯出就是无道?

答：所谓有道与无道，就是看是否符合天地之道。天地间事物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看起来是杂乱无章，其实自有其秩序。也可以说，天地间一切变化，都是在追求这种终极秩序。人类社会的管理也应该符合这个终极秩序，或者说也应该是这个终极秩序的一部分。人必须结成群体，然后才能在天地间生存。人类开始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原始部落，相互隔阂、提防、攻杀，损耗了大量的资源、于是部落联合成国家。国家之间也是利益纷争，相互算计、威慑、战争，还是损耗了大量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相互融合、文化的相互交流，国家迟早会灭亡，现在的一些联合组织即是明证。到那一天，地球成为一个村，人类实现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只有合作共赢、没有欺诈威胁，天下只有一个秩序。礼乐征伐由天子出，代表的正是这种秩序，这当然是有道。如果由诸侯出，天下就会政出多门，就会陷入无序状态，自然是一种无道。

问三：为什么自诸侯到大夫到陪臣，他们掌权的时间会越来越短?

答：在春秋时期，天下的事，先是周天子无权管理，是诸侯说了算；后来诸侯也无权了，是大夫说了算；再后来大夫也无权了，是大夫的陪臣说了算。一方面，天子下面有很多诸侯，诸侯又有很多大夫，大夫下面又有很多陪臣。也就是说，从诸侯到大夫到陪臣，越到下面，人越多，相互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真正能够霸占权力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另一方面，诸侯掌权的时间长，有比较坚固的根基；陪臣掌权的时间短，是暴发户，没有什么根基。所以越往下，延续的时间就越短。

问四：如何理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答：这里的“议”是谤议，即批评朝政，而不是我们一般的议论。天下有道，一切都处在合理区间，天下百姓各得其所，自然就没有什么需要批评的。

【语录3】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翻译】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爹娘，敬重兄长，而喜欢冒犯上级，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一个人不喜欢冒犯上级，而喜欢作乱，是从来没有过的。有品德的人都会去追求根本的东西，有了根本，就有了为人之道。孝悌就是学习做人的根本。”

问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很孝顺父母，但喜欢冒犯上级；电影电视剧里有些人物非常孝顺父母，却做了犯上作乱的土匪。如何来理解有子所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答：有子的这个说法明显与孔子的思想不同。孔子讨论服务君主的问题时，要“勿欺也，而犯之”。可见，孔子并不反对冒犯上司。以我们的理解，有子的这番话适用于有道之世。在治世中，一切关系都是那么顺。那么，作为讲孝悌的人，是不会冒犯上司，也不会犯上作乱，因为本来就没有理由冒犯上司，没有理由犯上作乱。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乱世则不同，如果讲孝悌的人去助纣为虐，那就不是真正的孝悌。中国历史上治世少而乱世多，有子这番话客观上是用孝悌来束缚人的手脚，因此，陆象山读到有子这段话，心里有抵触；熊十力批评有子是小人之儒。

问六：如何理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含义?

答：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上，除了自己的一条命，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人的生命就是人之“本”。人的一生都应该在充实生命、提升生命上下功夫，要让自己的生命挺立起束，呈现出来，这就是“务本”。因此，修身是人的根本。人的生命有这样的特性，总是要自由自在地绽放，并且是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绽放，这就是人之“道”。只要人的生命挺立起来，人之道自然而然就能生发出来。

问七：       ?

答：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融入的是自己的家庭。在与家人的长期互动中，人自然产生孝悌的情感，并学会用孝悌来与家人互动。后来走入社会，人又将孝悌的互动仪式链带过去，与社会上的人产生互动。因此，有子说孝悌是为人之本中国古代文化特别强调家庭教育，强调以孝治天下，都是根据这个道理。《中庸》说：“仁者人也，求亲为大。”古人说孔子之道“行在《孝经》”，都是有一定的道理。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毕生追求的“禾下乘凉梦”

——与袁隆平院士一席谈

寂寂无闻时就敢于挑战世界权威，名满天下时仍然只专注绿野田园，这一切只因为心中有毕生追求的梦想——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袁隆平院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杂交水稻事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7年10月，袁隆平院士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问：什么是杂交水稻？与普通水稻相比，它有哪些优势？

答：杂交水稻就是通过将遗传上有一定差异、优良性状互补的两个水稻品种杂交，获得的具有杂种优势的新品种。

与常规栽培稻相比，杂交水稻的产量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杂交水稻自1976年大面积推广以来，已累计推广80亿亩，累计增产稻谷6000亿千克以上，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些年来，因为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领域的不断创新，也使我国成为世界杂交水稻强国。

问：您为什么选择杂交水稻作为研究方向？

答：我上大学时，学的是农业科学。20世纪60年代，在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育种中，只有水稻育种停滞不前，成为世界性难题，而水稻又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因此，我开始研究水稻育种，立志解决我国的粮食短缺问题。

1961年，我在湖南省安江农校的早稻田中，偶然间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它穗大，籽粒饱满，结了十几个8寸多长的稻穗。我如获至宝，等它成熟时，小心翼翼地收下种子。第二年，我在田里用这些种子种了1000多株水稻。让我大失所望的是，子代长得参差不齐，高的高、矮的矮。冷静之后我仔细分析，水稻是自花传粉植物，一般都是纯种，为什么这些子代与亲代存在巨大差异？说明这株野生稻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也就是说，水稻是能杂交的。这让我对当时的“水稻等自花传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不适宜进行杂交”的权威理论产生了怀疑，激发了我研究杂交水稻的兴趣，由此确定了研究方向。

问：据说杂交水稻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发现“野败”有很大的关系，您能简单介绍什么是“野败”吗？

答：刚才所说的天然“杂交稻”启发我，水稻中一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雄蕊发育不正常，但雌蕊正常，可以接受外来的花粉而繁殖后代）植株。如果将雄性不育植株作为母本，就可以让它与其他品种杂交来培育杂交水稻。后来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了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水稻，并将它命名为“野败”。

问：有人说发现“野败”是一种偶然，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答：选育出雄性不育植株，是做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个难题。最初，我们在栽培稻中寻找。在检查了几十万个稻穗后，只找到6株雄性不育植株，而且它们雄性不育的性状无法在后代中保持下去。后来我们改变策略，尝试做远缘杂交，即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1970年，我们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就是前面所说的“野败”，而且它雄性不育的性状能够保持下去，这就为研制杂交水稻打开了突破口。

虽然发现“野败”的过程十分艰辛，但我们一直很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研究方向很明确，我们也具备专业知识，知道如何分辨雄性不育植株。因此，当遇到“野败”时，我们就能一眼识“宝”。能够成功地发现“野败”，绝不是什么偶然，而是我们多年来持之以恒、克服种种困难的必然结果。

问：您为人类的粮食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答：我的体会就是“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这八个字。知识是创新的基础；汗水意味着任何一项成果都来自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灵感是知识、经验、思索和孜孜以求综合在一起升华的产物，它往往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突然产生；机遇看似偶然，但往往又是必然的，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如此，偶然背后是必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偶然性的表面现象，找出隐藏在它背后的自然规律。

问：您在杂交水稻研究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是否也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您能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吗？

答：杂交水稻是我国科技领域自主创新、社会主义协作的成就。它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我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努力协作、合力攻关取得的。我在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沿工作中起了一些带头作用，但我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是靠大家合作完成的。

问：您至今还奋战在科研第一线。我们看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挺好的，这是否跟坚持锻炼有关呢？您有哪些业余爱好呢？

答：我的爱好比较多，打球、游泳、拉小提琴、阅读等，我都喜欢。爱好会让学习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还可以促使人在知识、文化等层面上相互交融和相互启发。

问：听说您有两个梦想，您能简单谈谈吗？答：第一个梦想是“禾下乘凉梦”，这是我曾经做过的梦。我梦见试验田的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同事就坐在瀑布般的稻穗下乘凉。第二个梦想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如果全球一半的稻田种植杂交水稻，所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4亿——5亿人，这将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很大贡献。我还要继续工作，实现我的梦想，向水稻的更高产量攀登。

我最想对高中生说的话：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

袁隆平2017年10月（摘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生物学必修2遗传与进化》）

袁隆平院士在杂交水稻研究中突破了两个关键难题：首先是发现了________，这为解决水稻杂交技术提供了母本材料；其次是通过________的方法，使雄性不育性状能够稳定遗传。他认为科研成功离不开“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八个字，其中机遇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________的必然结果。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55年建成，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7时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材料二：

回忆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在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两三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采访北京各种迎回归的活动，拍摄小巷居民挂国旗、张贴标语、民众举办联欢会等内容。我还经常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前，拍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前人们的各种活动。那时候自己的干劲儿特别足，总想为香港回归尽点儿微薄之力。

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前一天的早上，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前。淅淅沥沥的雨笼罩着广场，可倒计时牌前的游客却一点儿也不见少，许多人淋着雨专门来这儿拍纪念照。几个月大的婴儿也坐在童车里被家人推着赶过来拍照，从贵州来的几位列车员不顾几个昼夜连续的奔波，一到北京就跑来留影。

我漫步在广场上，望着人们喜庆的样子，心里想得很多很远：中国辉煌与苦难的历史，香港的被迫割让，改革开放后国家的进步，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格外舒畅。就在这个时候，雨突然停了，一缕缕阳光洒在石板路上，浅浅的积水中映出人们欢快的笑脸。

6月30日晚上，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庆祝香港回归大型联欢活动。夜幕降临，华灯闪烁，各界民众聚集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迎接回归的时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起巨型标语牌，红底白字的“庆祝香港回归”6个大字耀眼夺目。其间伫立的巨型电视屏幕，将直播香港回归的现场画面。当时的我也很激动，到处奔跑着拍摄。

距离7月1日零时还有10秒钟，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开始齐声倒计时：“十、九、八……三、二、一！”随着倒计时牌上的数字闪动成“零”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沸腾了，呐喊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有的打起粗犷的西北腰鼓，有的扭起欢快的东北大秧歌，还有青年伴着悠扬的旋律跳起交谊舞。

一阵欢腾之后，广场上很快又安静下来，无数双眼睛盯着电视屏幕上的现场直播：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23时59分，英国国旗缓缓降落。7月1日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江泽民主席在仪式上讲话：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崭新的时代。此后他又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7月1日零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区。

随着几声巨响，礼花照亮了天安门广场和城楼。我的手指使劲地按动着相机的快门，镜头中，几十位学生打出欢呼胜利的手势，身穿五彩服装的孩子挥舞着小手使劲地往上跳跃，绚丽的礼花映照着他们灿烂的笑脸。

2007年我到香港参加回归10周年采访。那一年，香港人均GDP超过20万港元，权威机构发布的世界各大城市综合实力评比中，在经济实力、国际金融、贸易、商业环境、经济自由度等方面，香港名列前位。

（选自《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刘卫兵著，有删改）

材料一：

在正常状态下，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保持着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协调。当遇到重大或紧急事件时，这种内在的平衡被打破，机体会立即调动生理、心理系统的反应，竭尽全力地应对突发事件，进入应激状态。不同的个体对应激事件的反应是有差异的，决定个体应激反应能力的因素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前者主要指个体的原有人格的健康程度和适应能力，后者指客观环境的条件等。从反应结果上看，一次应激事件后，一类反应是恰当的、适应性的，应激事件后个体得到成长和锻炼。另一类反应是不恰当的、非适应性的，其结果是留下创伤。越是人格强健者，越是以前者反应为主。乐观豁达的人能相对客观地评估事件的真实危险性，而敏感脆弱的人容易夸大事件的真实危险性。

在SARS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可能会出现两种应激反应。一是预期性焦虑，主要表现为忐忑不安，对自己能否胜任工作没有把握。这一方面源于他们对未知工作情景的担忧，另一方面源于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鼓励个体认识自己的这种心理冲突是正常的，越是能接受和理解，就越意味着能承受和消化它。同时，如果有了充分准备，尽可能将未知的因素变成可控制的因素，恐惧心理就会减轻。因此需进行知识和技能储备、身体和心理储备。二是挫败、内疚、抑郁等负面情绪。他们可能有对被感染危险的恐惧感、工作难度带来的挫败感、与家人分离带来的牵挂以及面对重症病人的痛苦甚至死亡时产生的哀伤等。因此，要对被感染SARS的真实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估，熟练地操作隔离等防护措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病毒，承认个人的局限性，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部分的无能。越是能接受自己的失败，就越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调整心态，积极学习新技能。作为医务人员，需要足够的共情能力，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及时体察他们的痛苦，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治疗，但也要有能力将自己的情感与病人分离开来，接受现实的局限性。

（摘编自杨蕴萍《由SARS认识应激与应激反应》，《中国全科医学》2003年第7期）

材料二：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情，我们该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不同人群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

日前，记者采访了刚刚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一书编委会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游旭群教授。

记者：当意外来临，焦虑、恐慌是人们最主要的情绪问题，疫情对一个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到底有哪些？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

游旭群：总体来看，作为一种压力事件，疫情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与行为三个方面。比如大家这两天会特别关注疫情相关信息，信息不够明确时会产生认知冲突、无所适从、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都属于认知上的变化；同时，情绪上容易紧张、恐惧、担忧、责备，甚至是抑都和愤怒；从行为方面来看，大家的生活节奏也会出现很大变化，出行受限、社交减少等。应当注意的是，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比如恐惧会加剧我们对疫情的非理性认知，生活节奏的变化又会加剧情绪的紧张感等。

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群体，比如重症患者和普通民众，他们在心理反应上必然存在差异。对于重度应激反应，我们可以借助专业的心理测评手段和诊断技术进行评估和治疗。对普通人群来讲，应激反应比较微弱，并未达到临床标准，在自我心理健康评估时，可以依据下面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生理活动正常，关注自己睡眠、饮食是否规律、免疫力是否下降等；二是情绪反应适度，是否存在过度焦虑、持续抑郁、易激怒等现象；三是社会功能良好，是否存在自我封闭、回避社交、兴趣减退等现象。通常来讲，只要这几个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就无须过度关注和紧张。

记者：最急需心理援助的是哪部分人群？又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

游旭群：目前最需心理援助的有两个群体：一是确诊感染的重症患者及其亲人，二是在救治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这两个群体面临的压力最大，最需要相应的心理支持。

一般来说，从两个层面获取心理支持：一是个人层面，通过个人努力、充分调动个人资源进行自我支持和维护。二是社会层面，有效利用社会支持是应对压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专业团体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支持，通过家人、朋友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通过政府部门、所在社区、工作单位等获得更多的组织支持，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2月6日）

材料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陷入焦虑、恐慌之中。这不仅给身体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长时间、聚焦式的心理恐慌会对整个社会机体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对民众的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实施心理干预，须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分类分级服务；二是专业，有序，符合伦理要求。当前的心理服务主要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实施，必须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为求助者提供针对性服务。各部门各类组织有效协同、高效协作，为个人提供针对性心理服务。疫情初期，国家卫健委就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予以指导；心理学界也迅速组织起来，通过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网络在线咨询等方式提供心理服务。但是短板也仍然存在，以心理援助热线为例，目前各地社会组织，已经支持建设了几百条心理援助热线，但缺少统一管理，存在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现象，对服务质量很难进行有效评估。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演进，心理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变化。接下来应注重从“介入式危机干预”转向“恢复性危机干预”。

社会心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信息传播。媒体在信息传播时，要强化事实传播，多一些科学知识和防控进展、展现国家力量和人性光辉的内容，从而引导民众建立理性积极的心理状态。结合疫情防控，还需在预防促进为主、分层分类、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础上，拓展到社会心态引导、核心价值观培育等重要领域，建立以信仰、信念、信心为指引的社会心理建设价值引领机制，从而在全民族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2月11日）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通过实践，我们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即“五个必须”。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人该怎么投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投资于人呢？

一、投资于人是一种理念思维

过去几十年，我们习惯于以公路延伸、楼宇崛起、工厂轰鸣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尺，这种“投资于物”的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当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一个根本性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持续的巨额投资未能同步培育出能够驾驭未来产业的高素质劳动者，未能充分呼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那么“物”的积累就可能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局，甚至陷入增长乏力、动能不足的瓶颈。

“物”的增长拿了高分，“人”的发展还有广阔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于人不仅是促发展的手段，更是一次发展理念的变革。

投资于人的“投资”，并非单纯的经济概念，它意味着要真正聚焦人的感受、改善人的生活、提升人的能力，从而构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生命周期和社会发展周期。在浙江的实践中，这种投资于人的思维已清晰落地。杭州未来科技城能从一片农田快速跃升为创新高地，关键不在于引进了多少龙头企业，而在于率先构筑起吸引与滋养人才的“雨林生态”。政府早期投入的不仅是园区与实验室，更是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便捷的生活配套和“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理念。这些着眼长远的举措，为未来十多年的产业升级预先储备了人才根基，也生动诠释了“投资于人”作为最基础、最战略性投入的深刻内涵。

二、投资于人≠投资民生

投资于人常被简单理解为增加民生福利支出，如提高养老金、发放补贴等。这些“分好蛋糕”的措施固然重要，但投资于人的关键，更在于提升人“做大蛋糕”的能力。不仅要让人“过得安稳”，还要让人“变得更强”“吃得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比如就业问题，当前就业市场正呈现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青年群体感到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却面临“招工难”。破解“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难题，就得靠投资于人。

“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同时，也提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不仅着眼于解决当下的就业问题，更致力于为未来储备核心人力资本。

投资于人还具有突破内卷式竞争、激活内需的战略意义。有人说，通过政府引导，推动经济向“服务化”“人本化”转型，能创造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新就业。比如银发经济、托育服务、文旅体育等，这些产业都以人为中心，需要人的专业服务和情感投入，就业空间大、价值也高。当更多劳动者凭借硬实力进入更广阔的赛道，获得更体面的收入，他们就能从“内卷的参与者”转变为“新需求的创造者”，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将更好实现依靠人才质量和创新驱动。

三、投资于人既要见“人”也要见“物”

有人认为，注重投资于人是不是意味着要缩减对基建、产业、工程等有形之物的投资。其实，“物”与“人”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提出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并非转移“投资目标”或削弱“物质方面”的投资，而是倡导用好系统思维，让物的投入有效托举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持续牵引物的迭代，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循环互促。

“人”的价值发挥始终离不开“物”的积累，比如高质量的医疗保障需要充足的床位供给和医疗仪器，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离不开条件良好的实验场地和设备。同时，对“物”的高质量投资将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比如，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这些年陆续建设了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等国家大科学装置，及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等一大批高能级科创平台，3条地铁先后通车，便捷的生活环境和火热的创业氛围以及优质的营商环境，形成了强大的“人才引力场”与“创新生态场”，吸引了60多万名人才汇聚到这里。

四、投资于人的收益不能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

以往以“物”为主的投资有比较具体的衡量标准，比如短时间就能看到数据变化的GDP，但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安全等领域的投入，却未必能在短时间内转化为经济增量，这就需要跳出单纯的量化视角，更多关注人的发展、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无形价值的增量。

实际上，投资于人比投资于物更加考验当地政府的“投资眼光”。一方面，投资于人的背后可能潜藏着指数级的回报效益。在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高素质、创新型的人才队伍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可以看到，梁文锋、王兴兴等青年创业者的创新实践，为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人的可塑性、发展性决定了投资于人并非像修桥造路可以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需要动态优化、持续调整的过程。例如，情绪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随着人的成长而不断升级，也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于人更像是养护一粒种子的成长过程，无法依靠既定的成长模式或参数实现一劳永逸，而是需要实时监测光照、土壤、水分等状况，并动态调整养护策略，从系统角度出发寻求治理之道。

五、投资于人不会立竿见影，而需久久为功

相较于“物”的投资，“人”的投资周期更长、稳定性更高。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作为与之同频共振的长远布局，投资于人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收益，而是注重持续和长期的积累，甚至在起步阶段就要不计较一时得失的持续投入，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民生根基领域。再看西方，政策常常被选举节奏和短期民意牵着走，很难坚持长期主义。像德国之前计划推出的千亿欧元基金，虽然也投资能源、国防和供应链，但本质上更像是给现有产业“打补丁”“强防护”，重点在于解决眼前问题，而不是为未来铺路。

需要看到的是，人的成长与成才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这就要求决策者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长远的制度安排，能一棒接着一棒持续推动。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把每个人的能力提上去、潜力激出来，既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也为国家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深层动力。把投资“人”提到战略高度，不仅是为了在风浪中站稳脚跟，更是为了主动掌握自己的未来。只有沉得住气、持续投入、耐心培育，才能筑牢一个国家真正坚实而有活力的发展根基。

（选自“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别了，“不列颠尼亚”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55年建成，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香港剪贴簿上此时此刻展示的英国人结束、中国人开始的种种镜头，显示 ①___________，以其规模和速度使人眼花缭乱。

对英国来说，虽然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设法把他们的撤退变成尊严和克制的英国爱国主义场面，但是，这个事件已通过使英国感到沮丧的方式提醒英国：②_____________ 。

全世界通过电视观看的这个简单仪式给19世纪的殖民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并洗刷了中国一贯认为是根本的耻辱。对香港630万人民来说，这是未来的黎明。这一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③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