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四章“差序格局”思维导图）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塑造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对这种情形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

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摘编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继承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

（摘编自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红楼梦》第四回“雨村判案”故事的梗概为：冯家和薛家因为争买一个丫头（其实是甄士隐女儿甄英莲）而发生争执，拐子收了冯家钱又把丫头卖给薛家，薛蟠便喝令手下人把冯家公子冯渊打死了。贾雨村正要判案的时候，一个幕僚拦住他，给他看“护身符”，贾雨村便改了结果，向冯家说薛蟠得病死了，就多赔了点银子给冯家，冯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贾雨村借此拉拢薛家。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和文本学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的感知、认知，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能轻易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服务于其艺术目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虽然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是局部的，但读者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用《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他道：‘好处在那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他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莺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薛宝钗作为典型的封建淑女，确实有许多的好处，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但是，这不是说这个“不写之写”无解，而是我们能够根据文本感受到、理解到薛宝钗的通晓时务、克己隐忍、善于决断等性格特点。“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的角度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可以说，薛宝钗的进来打断了对话符合生活里的一般情景，同时也符合艺术家匠心独运的“不写之写”修辞的运用。

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为什么这些属于“不写之写”？因为这些留白、空白是艺术家通过艺术描写限定的，根据叙述逻辑或性格逻辑可以推演的，也是作家个性和风格的延展，是属于作品的内在构成的内容，是可以通过比较、揣摩、反思意识到的内容。换言之，对这些留白、空白、“不写之写”不做引申、联想、填补，就不算是合格的阅读、欣赏、品鉴。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二：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

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回）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家要有自己的水平，要能把时代的特点抓到，把历史的真实抓到，把艺术的真实抓到。所以，尽管一切窗子都打开了，两次破除了迷信，但作家本人还是要有修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老作家的修养的确比较高。要有老作家的帮助。新作家把《人民日报》社论搬进剧本，老作家就不重复一句台词。话剧要写出艺术的语言。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语言，严谨的政治语言，又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提炼成真正的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曹禺同志剧本中的语言，有些好的台词，我们能背出来。鲁妈对周萍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你——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句名句，被新的导演删去的。邓颖超同志发现了，向导演提出以后，才又恢复。好台词是百读不厌的。

（摘自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材料二：

殷国明：您是说剧作家必须具备更高超的理解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钱谷融先生：没错。剧本是为演出、为被搬上舞台而写，它要求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当作正在发生的事，通过演员——也就是剧中人——的活动，具体地在舞台上，在观众的面前展现出来。剧中人既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语言就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剧作家应该根据剧中人的性别、年龄的不同，出身、教养的不同，以及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不同，而赋予他们的语言以各种不同的特色。决不能让各种不同的人都刻板地说着同一种干巴巴的毫无个性色彩的语言。同时，这些人既然凑到一块来了，就不能各说各的话，像井水不犯河水地互不干扰；他们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斗争才由剧作者把他们招集拢来的。那就应该让他们发生冲突——性格的冲突，让他们进行搏斗——意志的搏斗。在他们的对话中，应该或者直接而明显地、或者间接而隐秘地体现出这种冲突、搏斗的情况，应该充满着动作性。

（摘编自钱谷融   殷国明《令人憧憬和痴迷的艺术境界——关于〈雷雨〉欣赏答问录》）

材料三：

在科技与戏剧快速融合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注意戏剧蕴含的价值观念问题。戏剧的价值观念问题，实质上就是戏剧的人文精神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及更为迅猛的未来，重视并推崇戏剧与戏剧教育的人文精神至关重要。

作为集体艺术形式的戏剧，不仅是折射人文精神的一面棱镜，也始终映照着人类对自我本质的永恒追问。无论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戏剧通过极端情境的建构，将人性置于命运熔炉中淬炼。剧场恰似解剖人性的实验室，让观众在角色的命运沉浮中目睹人性中崇高与卑劣的角力。剧场这个特殊的时空容器使分散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凝结成精神共同体。无论古今中外，戏剧始终扮演着人文精神的镜像角色。它不仅记录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更在集体仪式中完成了文明基因的传承。这就是戏剧永恒的人文精神，好的戏剧必然整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光晕。

戏剧教育更像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具象化操演场。在数字技术日渐解构人类感知的当下，戏剧教育以其独特的在场性建构起人文精神再生产的实践空间，将抽象的人文价值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经验。首先，戏剧情境可以激活人性深处的同理心。比如，当学生化身《雷雨》中的繁漪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时，角色扮演就变成了破除认知茧房的利刃。在戏剧里，角色、演员与观众共享的情感使性别、阶层等社会标签在人性的共鸣中消融。这种沉浸式体验超越了文字说教，在肢体与心灵的共振中培育出真实的人文关怀。其次，经典文本的当代演绎能够构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网络。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传统戏曲，戏剧教育将文明基因编码于身体记忆。学生对经典戏剧的演绎既是重新建构剧作者当时提出的人文命题，也回应了学生自身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焦虑：古人、今人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其中人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这种动态传承可以使人文精神摆脱博物馆式的僵化形态，获得持续生长的生命力量。

（摘编自陆军《教育·革新·未来——三大戏剧观的理论贡献、时代局限与未来展望》）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捐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节选自《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关于人有善性，孟子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继承了“天命之谓性”的传统，将善性溯源于形上、超越的层面，认为是天的赋予。其次又强调人有善性亦有着事实的根据，可以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显现与证明，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对于这段文字，以往学者往往看作是孟子对性善的证明，实乃大误。人性善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是说人性的全部内容及表现都是善，这显然是不能靠有限的举例来证明的，若举雷锋助人之例来证明性善，同样也可以举小偷行窃之例来证明性恶，这样的举例是无限的。其实，孟子以上所论只是要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皆有善性，而人皆有善性与人性是善的虽有联系，但所指显然有所不同。人皆有善性当然也不可以通过有限的举例来证明，但由于它近乎一种事实，实际上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孟子举出此示例，意在使每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反省到自己也必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亦有过众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到内在善性的存在。这样就证明，人确有善性存在。

既然人有善性，孟子需要进一步说明，人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人性。对此，孟子又从“人禽之辨”“性命之分”“大体小体之别”三个方面做了论证。关于人禽之辨，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既然生活中谁都不愿被骂为畜生，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人还有不同于、高于禽兽的特性，这些特性才能真正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故谈论人性只能以人高于、不同于禽兽的特性为人性，而不能以同于禽兽的特性（可称为兽性）为人性。那么，以善为人性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又从“天爵”与“人爵”、人格平等、人生之乐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说明。人生在世，其价值、意义何在？除了财富、权势、地位这些世俗的价值外，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根本、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孟子通过“天爵”“人爵”对此做了回答。“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人爵指“公卿大夫”，即现实中的权势、地位；天爵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即内在的善性和对此善性的自觉、喜好。天爵的“天”有二义，一是指尊贵；二是指“此天之所与我也”。故天爵具有超越的来源，高于现实的人爵。古代的人将天爵置于人爵之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而今天的人修其天爵，是为了获取人爵，获取了人爵，便抛弃天爵，完全违背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在孟子看来，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权势、地位，而在于善性、德性。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是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赋予，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

（节选自袁行霈主编《孟子·导读》）

6 . 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展现了孔子灵活的教育形式和独特的教育方法，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其中的言志教育又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瑰宝。

所谓言志教育，其实就是立志教育，即通过自我表达来树立志向，以此确立正确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孔子认为立志对一个人至关重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则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可见立志是个人立身于社会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条件。同时，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反复强调“志于道”“志于学”和“志于仁”，言志教育也成为孔子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孔子立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弟子不断践行“修己安人”的思想和成为真正的君子。孔子的立志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立志、守志和践志，三个方面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立志是前提，守志是关键，践志是重点。

首先，孔子认为必须早立志，同时立志必须以“修己安人”为目标。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可见他本人在年少时就树立了远大志向。《论语·学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处强调儒家不改父道而考察孝行的思想，也侧面表达了早立志的重要性。少年时就树立远大理想和志向，随着年岁增长，父母不在后，仍然坚守和践行自己的志向，三年之内遵循守丧之礼，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孝”，这其中的“行”就是对志向的践行。同时，孔子认为立志前必须“辨志”，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前途。程树德引《反身录》云：“志道则为道德之士，志艺则为技艺之人，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学莫先于辨志。”因此，孔子将“仁”和“君子”作为立志教育的目标。在《论语·宪问》中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成为君子，孔子说了三个不同的层次，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修己安人”，因此在立志教育时将弟子理解和践行“修己安人”作为教育目标。

其次，守志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步，直接决定立志的成败。孔子认为，立志之后就有了奋斗目标，但是最为关键的还是坚守自己的志向和道德节操。《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里就强调，坚守志向必须淡泊明志，不要被外界物质世界过度干扰，贪图物质享乐和安逸舒适必然难于进取，也就无法真正“志于道”。孔颜之乐其实都是在守志，只是他们有“求仁求义”的坚定信念和关切天下、心系苍生的伟大志向。

最后，践志是立志的目的。通向理想的唯一路径只有实践。《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践志提供了重要方法指导。在践行志向的过程中要据守住德、依倚于仁、优游于六艺，朱熹曾评论此章：“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朱熹认为立志之后的“据德”“依仁”和“游艺”都是实现志向的重要方法，只有如此才能成圣成贤，实现理想。同时在践志过程中一定有困难和挑战，但关键是要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坚强意志，还要有“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实干精神。

（摘编自刘焕文《〈论语〉“四子侍坐”章研究》）

材料二：

“礼坏乐崩”的现实越来越不遂孔子之愿，终生欲为实现大奴隶主一统天下之志而奋斗的孔子，偏偏宏图难展，壮志未酬。当然他不可能认识到其志不得实行的原因是自己的主张不合时宜，而是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时塞运乖，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即使这样，他也并未“乘桴浮于海”，没脱离现实，而是正视现实，把力气放到教授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尤其是编写《春秋》的事业上，以继续酬志。司马迁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这些做法的目的，正是“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而开之”。孔子这个失意的知识分子，尽管有其治国的抱负，无奈社会急剧变化，自己不能力挽狂澜，但又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便选择了董狐修史的道路，有褒有贬地编写了《春秋》。他要通过修史进一步明志。让历史维护着周王的威名永存，让那些“乱臣贼子”遗臭万年。以史明志，寓褒贬于文字中的做法，虽非孔子所创，但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在历史上却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孔子所主张并为之奋斗的志，有其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他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这种立定志向、矢志不移的思想，对后世和当今的人们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是教育工作者引导青少年确立远大志向、实现奋斗目标的典范。

（摘编自杨世谷《浅议孔子的志向观》）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霑，一字芹圃，是汉军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即以织造局为行宫。其父亦为江宁织造。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在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岁时，随父到了北京。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有时还不得饱食。可是他还纵酒赋诗，而《红楼梦》的创作，也就在这时候。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夭殇，悲恸过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余——《红楼梦》也未得做完，只有八十回。后来程伟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但实则是其友高鹗所续成，并不是原本。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像。（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的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四）是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似于宝玉；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还是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摘编自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材料二：

说《红楼梦》是“自叙传”，是否以胡适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后的立说而言，可以说是的。但其实乾隆时人本就明白，这部小说的实质是写作者自家的，因此鲁迅才说“自传说”之出现实际最早，而肯定确立反在最后。

嘉庆十七年（1812）已有刊本的“二知道人”所著《红楼梦说梦》早已揭出：“盲左、班、马之书，真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实事；罪花业果，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耳。这话已够明白。道光元年（1821）已有刊本的诸联所著《红楼评梦》也说：“凡值宝、黛相逢之际，其万种柔肠，千端苦绪，一一剖心呕血以出之，细等镂尘，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楼阁，吾不信也；即云为人记事，吾亦不信也！”这是何等的真情实话，何等具有说服力的逻辑语言！至于咸同年代撰刊的书，可举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的一则。其言曰：“或谓《红楼梦》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纳兰）容若也。窃案《饮水》一集，其才十倍宝玉，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

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于其中郑重指出的则是：“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按：指蔡元培说）遂不立……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①，源于本土传统，极力反对“写己”之论，此是民初年代之事，至今后继有人。以“虚构”“概括”为理由而批判“自传说”的风潮，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事。鲁迅的看法是，从整体宏观看，小说分明是雪芹自叙——因为他的半生，即与“石头”绝似。说得这样明白确切，岂不足见《红楼梦》更可能是“自叙”而不是“他叙”？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十二层》）

【注】①索隐派：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流派，以发掘《红楼梦》中被隐藏的“本事”即真实历史事件为目标。材料一第二段中（一）（二）（三）的观点均为索隐派的观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之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门、窗、墙、瓦、槛、阶、栏杆、斗拱、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们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而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就必须首先熟悉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国“文章”的。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我国传统建筑外形上的特征非常明显，无论单体建筑规模大小，其外观都分为台基、屋身、屋顶三个部分，这种独特的建筑外形体现了建筑功能、结构、艺术的高度统一。当代设计师在设计建筑物的外形轮廓时往往会借鉴古建筑的造型组成和比例特征，演变出姿态万千的立面造型，这样不仅使作品的外形严整而简洁，还赋予了建筑物深邃而古典的姿态和古韵。中国国家美术馆新馆的某一投标方案遵照的就是古建筑的三段式构图原则，用现代的建筑材料和明快的几何体块模仿古建筑的屋顶、屋身和台基，视觉效果凝练而大气。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的13级佛塔，其构图形式和塔一样层层内缩，意寓着传统文化中佛教的最高境界，传播了传统的东方神韵。

古人在梁枋、斗拱、檩椽、柱头、门窗等构件上进行艺术加工，形成雕梁画栋、华丽壮观的艺术效果，这些构成了传统建筑的词汇。建筑师会出于对传统建筑词汇的深厚热爱，从博大精深、繁丽精妙的词汇中撷取一些片段，辅以几何的变形和材质的更新，孕育出兼具古朴与时尚美感的新词汇。湖北省博物馆借用了大坡式屋顶、多层宽屋檐等楚式建筑的特征，将它们恰如其分地植入平直简洁的建筑立面，表现出层层叠落的美。在万科第五园中，设计师用矩形的拼合、错综与堆叠模拟出了中国江南民居马头山墙的屋顶形象，典雅而恬淡。

（摘编自《传统建筑在当代设计中的运用》）

材料三：

古代中国在色彩应用上有着严格的制度体系，甚至以彩度色域来区分不同阶层。“五行、五方、五色、四象”这些词语指明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划和装饰方向，同时还赋予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道“左青龙（木）、右白虎（金）、前朱雀（火）、后玄武（水）、中央后土”，这里阐述了早期的五行及五象之间的关系。《周书·洪范》篇中进一步确定了五行排序即水、火、木、金、土，这里的五行所对应的色彩为黑、赤、青、白、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中国的传统用色源于古人对于色彩精神性的归纳与尊崇，这是一种从认知传递到感觉的系统，与西方建立的色彩体系互相补充，完成了从色彩技术到色彩寓意的文化阐述。古建筑中的传统施色并不是从一而终、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以朝代的更迭，古人提炼色彩、色料的技术为支撑。

一方面，原始的中国建筑提倡“茅茨土阶”，主要表现出来的色彩为材料的原色。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视觉与防护建筑上开始出现红土、白土及蚌壳灰的涂料装饰。随着石绿、丹砂、赭石等矿物原料在建筑上的出现，颜色变成权贵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殷商尚白，红柱白墙的宫殿用色在素色中透出一点浓烈，以衬托建筑的高贵。周代有了正色的定义，并尊崇红，宫殿、柱墙、台基多施以此色。从汉开始，到唐代，黄色成为皇家正统之色，黄色琉璃瓦的出现彰显着皇家的威严。盛唐期间色彩的应用浓烈而多变，绿、青、绀色琉璃衬托出一个时代的磅礴与大气。宋代用色清淡高雅，宫殿却仍沿用“五彩遍装”“青绿叠晕棱间装”等方式，以加强建筑阴影中色彩的碰撞。明清则在宋代用色体系上更讲究华丽与烦琐的搭配，并且严格规范建筑的色彩等级制度。

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传统色彩本身就蕴含的五行中动态联系的观点。《易经》乾卦中的“天行健”中“行”所表达的是一种动能，以诠释物质之间的一种动态联系，互为相生、互为因果，因此，在五行中又有着相生相克一说。“火生土”，而火所代表的颜色为“赤”。定位于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紫禁城，不仅在方位和规划上体现了中央的位置关系，其屋顶大面积使用的黄色琉璃瓦也从色调上辅助建立了其昭示天下的态度。而紫禁城中宫墙、檐墙、门、窗、柱、框等构件，皆施以赤色，以衬托黄色屋顶，寓意为两者相生不息、江山稳固。这些经典的用色经历了时光的洗涤，脱去了最初的浮华，与历史、文化纠缠不息，慢慢转化为中国独有的色彩符号。

中国在传统用色的领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魅力，从民间建筑的慵懒浪漫，到皇家建筑的威严端庄，正是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色彩体系，赋予了古建筑独特的生命力和仪式感。

（摘编自杨思宇《从赤色窥析中国传统色彩在古建筑中的应用》）

（黛玉）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4 . 阅读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其实，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一个喜爱美食者，对每一口食物都细嚼慢咽，像陆文夫小说《美食家》中的主人公朱自冶，能分辨出食物与食物之间千分之一的味觉差别，就是在对美食进行“文本细读”。一个善于品酒者，端着一杯美酒，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从酒里品出了丰富的味道，忽而是青草的味道，忽而是苹果的味道，忽而又是榴莲的味道，就是在对美酒的“文本细读”。

如果要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下一个简洁的定义，那就是：文本细读就是一字一句地读，就是一字一句地品味。或许有人会说，谁读文学作品不是一字一句地读？当然不是！正像并非所有人吃饭都是细嚼慢咽，也并非所有的文学读者，包括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作品都是一字一句地读。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里，写大淖边的挑夫吃饭是“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而许多的文学读者，甚至以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为业的人，也是以《大淖记事》里挑夫吃饭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常听有人说，他用一天的时间，读完了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就算这部长篇只有二十万字，就算他这一天读了二十个时，那每个小时读了一万字。那也只能是粗略地读，只求掌握一个大意，并不求品味一字一句的意思、意味、意义。

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虽说并不神秘，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欣赏行为，它的发生，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认为每一个文学读者，都具备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能力，只要愿意便都能够做到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那绝对是一种误解。文本细读，当然是一种欣赏态度。但是，文本细读，却主要不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那些一目十行地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那些“走马观花”其实是一种阅读习性的文学批评家，并非总是不愿意进行文本细读，也并非总是没时间进行文本细读，而是没有能力进行文本细读。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文学欣赏行为，不那么容易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必须有经得起具有细读能力的读者进行细读的文本。如果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行细读；如果认为任何一部作品，具有细读能力者想对其细读便可以进行细读，也是一种误解。一个美食家，只有品尝的食物确乎是“美食”时，才能让其品尝能力得到起码程度的发挥；一个善于品酒者，只有所品者确乎是“美酒”，才能在慢慢地抿着中感觉到丰富的美味；一个对自然风景之美感觉敏锐的人，也必须眼前出现的确乎是“美景”，才能细细观赏，才能流连忘返。同样，一个具有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能力的人，也只有所读者是经得起细读的作品，才能让他的细读能力得以显现。过去的作品就不说了。在当代，每年不计其数的新作中，经得起细读的作品是很少的。这并不奇怪。要出现一个总是经得起细读的作家，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作家，要写出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是不容易的。

所以，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文学欣赏行为，是一个具有细读能力的读者(优秀读者)与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优秀作品)的相遇、相拥、碰撞。一个具有细读能力的读者，解读一部经得起细读的作品的过程，就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与一部优秀的作品相爱相恋的过程，耳鬓厮磨的过程，欢度蜜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相互的欣赏，有相互的肯定，当然也有相互的质疑。或许有人说，文学作品如何欣赏、肯定、质疑读者？其实是能够的。一个优秀的读者，当他得意于自己对作品的某种理解时，仿佛看到作品也竖起了大拇指；当他确信自己对作品的某种感悟根据充分时，仿佛看到作品也在点头微笑；当他怀疑自己对作品的某种解读有些牵强时，仿佛看到作品也皱起了眉头。

(摘编自王彬彬《何为文本细读》，《文艺争鸣》2024年第10期)

材料二：

文本不是有待肢解的文本尸体，文本是正在进行的欲望主体，文本不仅仅是某一真理的敞明，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感事件。因此，细读要参与文本的欲望和恐慌，需要特别关注文本中的那些由虚词所构成的结构性词汇。传统细读主要聚焦于由实词所构成的核心意象，而沉浸式细读则另辟蹊径，对虚词进行“超级特写”。这些虚词对于文本节奏的引领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比如，华兹华斯的《丁登寺》共出现了60次“of”，“of”通常被理解为关于的意思，传统的细读很少会关注到这样的结构性虚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一般会认为虚词能起到引领诗歌节奏的作用。事实上，如果对“of”进行“超级特写”就会发现，“of”所提示的“某物”是由“另一物”所构成的，代表着范畴的转换，但是“另一物”却是语焉不详的，是被“擦除”(erasure)的。擦除源于符号的多义性，选择一种意义意味着取消其他的意义。意义的产生是一种“擦除”的行为，“of”提示了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擦除即取消，作者满怀焦虑地掩盖前辈作家的影响，会突出选择此而非彼，选择一种可能性总是遮蔽另一种可能性，被遮蔽的部分作为一种制约的力量、反身性的注释改变着意义的确定性”。文本中包含很多未定的成分，它们不仅相互争论，更邀请我们加入争论之中。擦除的过程意味着能指的过剩，新的意义空间被创造出来。

(摘编自崔国清《文本细读实践起源与范式演进》，《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3期)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节选自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叙事性文体，要能讲述生动的故事，有“深度的变化，要反映出联系和联系的中断”，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对故事层面的基本要求，即“有意思”。还应“让读者能够一掏感动之泪、产生心灵的共鸣……甚至能对未来的暴风雨、民族、社会心理乃至人类的苦难做出预报”，这是对哲思层面的要求，即“有意义”。“有意义”指涉小说的思想、主旨，隶属哲思层面，代表作者对世界、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看法。一部“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小说，叙事空间分为故事空间、情感空间和哲思空间。

故事空间是最基础的部分，是从选材、人物形象设定、对话设计到情节构建、细节呈现、氛围渲染等一系列的总和。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将其认定为“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的机体中的最高要素”。讲故事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好小说要以生动的故事代入叙事现场，通过故事情节的构建与推进，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浮沉，从而塑造出“圆形”的人物形象。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故事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是有吸引力的。只有讲述一个好的故事，读者才愿意读你的小说，小说所承载的情感、哲思才能传达给读者，真正实现“明德载道”这一社会作用。

我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故事性强，甚至出现了模式化的故事情节走向，一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一二小人拔其间、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西方现代小说中出现了弱化故事的物理空间的现象，但也没有完全抛弃故事，而是夸大或者强调故事的心理空间。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一个因变异而被家人、社会抛弃的故事，侧重于表现变异故事的心理空间。但无论中国传统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都不可能缺少故事。故事性的淡化固然可以使小说的情感空间表现得更为宽广与淋漓，但是缺少故事空间的支撑，情感空间的表达就会成为某种虚无精神的高蹈、空中楼阁的建构，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也会受挫，对小说失去阅读兴味。

情感空间与故事空间交相辉映，但同时又是一种提升。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想写出带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共通”故事、“共痛”情感的小说，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还要将阅尽苍生的经历内化为深沉的情感体验，不断地在内心发酵升华。一篇好的小说往往是一个大的情感吸纳器，吸纳着一个人的情感，一群人的情感，甚至一个时代的情感。这样的小说能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情感共鸣的桥梁，让读者随着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同感受痛苦体验，跨越障碍，把心灵结合在一起，以此构建一种宽阔的情感空间。孙犁的《芸斋小说》，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内化为情感体验，不是单纯着眼于艺术审美价值追求，而是注重对小说情感空间的开拓，执着于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情物理”和“世道人心”的深入开掘，不刻意渲染，不顾前思后，喜怒哀乐跃然纸上，是心迹的敞露。

从传播学和接受学角度而言，读者从小说中获得的不仅是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更是“通过类比获得某种对于普遍性和事物关联性的宏大感受”，这种感受帮助读者重新理解生活，应对生活的烦琐，促使读者将无处安放的情感重新投入到生活中去。

哲思空间是继小说的故事空间与情感空间外的再度升华。一篇好的小说不仅需要有好看的故事、有张力的情感空间，还需要深刻的哲理，饱含对生命、人性和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深沉思考，放射出思想的光芒，从而在“共通”的故事、“共痛”的情感基础之上建构起“共思”的小说世界。哲思空间第一探讨生命与生存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第二探讨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尊严，共中包含对人性的思考；第三则是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

（摘编自徐福伟《好小说的标准：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材料二：

文艺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堪寻与艺术表达，必须始终以人作为观照的中枢，在铺陈情节、演绎故事和塑造人物中抓住对人思想内涵的表达和精神内核的发掘，凸显对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的开掘与展示。只有这样，故事情节才会有魅力，人物形象才会有活力，作品内容才会有张力。

优秀文艺作品从来都是这样，这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任务和终极目标，也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中的典型人物成了历史的永恒标志。林道静、杨子荣、梁生宝、孙少平等人物形象，已深深印刻在了人们的心灵底版上，并促使大众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加以比对，从中汲取智慧，提升道德情操。之所以这样，缘于作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高度典型化地凸显了人物自身的思想光彩与精神内涵，导致其所蕴含的“美”深深激励和感动了读者。如何实现这种对人物的强化和凸显呢？就是充分运用艺术手段和审美程序为典型人物注入饱满的先进思想和高扬的义理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既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标识，同时又是人的先进性之源与创造性之根。

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必须走出文娱领域的一些怪圈——以“表现自我”代替表现人民，以肆意恶搞代替庄尚崇高，以片面化的所谓“写真实”代替典型化写作原则，以无聊的故事掩盖思想光彩、泯灭英雄本色，特别要杜绝以审丑为快、为趣的低俗娱乐，那些无疑是与文艺乃至文化本质内涵的背道而驰。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故事、失却活力与灵魂的人物，何谈对读者的教益，何谈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驱动？

我们在创作中绝不能淡化和舍弃对先进思想和奋发精神的弘扬，更不能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以至于漫出道德堤坝，偏离法治轨道，在恣意将审美异化为审丑的过程中公然用无思想、无精神、无意义、无品位、无价值的所谓作品，弱化和消解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价值、教化力量。

（摘编自艾斐《文艺应凸显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摒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我们尤其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人从来不对他的同类效劳，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人自认为他有取得自己所需之物的权利，因此便以为他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人。诚然，霍布斯看出了现今的人们对自然的权利所作的种种解释的缺点，然而从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就可看出，他的解释的着眼点也是错误的。既然这位作者是根据他自己提出的原则进行推理的，他的论点就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在自然状态中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关心，是丝毫不妨碍他人对保护他自己的生存的关心的，因此这个状态是有利于和平的，是适合于人类的。然而他在书中所说的话却恰恰相反，因为他把为了满足许许多多欲望而产生的需要，与野蛮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造成的，而且，正因为人的欲望丛生，才使法律成为必需的东西。既然霍布斯认为恶人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我们就要问：野蛮人是否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人强壮的时候也像他柔弱的时候那样依赖他人，那么，什么过分的事他干不出来呢？他的母亲如果不及时喂他奶，他就会打她；如果他觉得他的弟弟招他讨厌，他就会掐死他；如果别人碰撞了他或打扰了他，他就会咬别人的腿。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强壮的，与说自然状态中的人需要依赖于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人只有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候才是柔弱的；如果他无拘无束，不依赖他人的话，他早就是很强壮的了。霍布斯没有看出：我们的法学家所说的阻碍野蛮人使用理智的原因，正好就是霍布斯本人所说的阻碍野蛮人滥用他们的官能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人，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智慧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欲念的平静和对恶事的无知；他们从对恶事的无知中得到的益处，比别人从对美德的认识中得到的益处多得多。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这一点，就连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我不怕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蜜蜂的寓言》的作者已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他以平淡和细致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

心地的温情，

是大自然把眼泪给予人类的同时

赠予人类的礼物。

曼德维尔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大自然不赋予人类以怜悯心来支持他的理性，那么，人类尽管有种种美德，也终归会成为怪物。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的是，人类的种种社会美德（曼德维尔否认人类有这种美德）全都是从这个品质中派生出来的。的确，人们所说的慷慨、仁慈和人道，如果不是指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怀抱的怜悯心，又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深层次的意义上看，人们所说的善意和友谊，无非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所抱有的持久的怜悯之心而已，因为我们希望某一个人不受苦，不是希望他幸福，又是希望他什么呢？即使说怜悯心真的只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受苦的人着想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在野蛮人心中不明显，但甚强烈；而在文明人心中虽较明显，但很微弱）。这种说法，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我的论点符合真理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它能使每一个身强力壮的野蛮人宁可到别处去寻找食物，也不去抢夺身体柔弱的孩子或老人费了许多辛苦才获得的东西。在训导人们方面，它摒弃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句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精辟格言，而采用“在谋求你的利益时，要尽可能不损害他人”这样一句出自善良天性的格言，尽管这句格言没有前一句格言完善，但也许更有用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不应当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应当在这种自然的感情中去寻找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熏陶也不愿意做恶事的原因。虽然苏格拉底和具有他那种素养的人可以通过理性而获得美德，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要依靠组成人类的人的推理的话，则人类也许早就灭亡了。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行观开展的不同路向，毛泽东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这就是承继和接续王夫之、魏源、陈天华、孙中山的知行观脉络，沿着认识论路向阐发“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主张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理解为“知和行的关系”，正是就这一关系的认识论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这一关系的伦理学意义来说的。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曾以中国哲学史为坐标系，将《实践论》的知行观与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王夫之讲的“知行相资”进行了比较，对三者的关系加以辨析。他说：“《实践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就这一方面说，‘知行合一’也是可以主张的，不过不是‘知是行之始’，而是‘行是知之始’。《实践论》又指出‘理论……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这一方面说，‘知行相资’的主张，是比较正确的。”在中国哲学史上，“知是行之始”是王阳明所主张的，“知行相资”是王夫之所提出的。因此在冯友兰看来，毛泽东赞同和承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冯友兰的这一理解当是准确的。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当然与他少年和青年时代深受湖湘学风影响相联系。王夫之、魏源、陈天华这些湖南思想家都曾给毛泽东很大影响，使他重视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在《实践论》中，他也像魏源一样，举了一个只有通过“吃东西”才能“知味”的例子，说明一切真知都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当然，这里的吃梨子只是比喻性质的说法，并不是说吃梨子就是《实践论》所讲的实践，因而毛泽东在这里特地用了“变革梨子”这个很特别的说法。后来不少人把吃东西也当成了《实践论》所讲的实践，那是没有细读《实践论》这段话的缘故。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与孙中山一样，都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革命家。他们建构知行观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各自在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所遭遇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因而都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毛泽东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的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的原话，如上文所论，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体现了他对“行”的看法。而毛泽东的引述，体现了他对孙中山的知行观的了解和重视，并强调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的密切联系。

（摘自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历史的接力棒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70年前，面对热战的惨痛浩劫和冷战的分裂对峙，那一代人为了维护和平、捍卫主权，给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答案。这个答案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不仅没有褪色过时，反而焕发出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芒。70年后的今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

在历史的关键当口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没有穷期，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努力不会止步。无论世界怎么发展，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我们要以同“球”共济精神珍爱和呵护地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生存的乐土。

未来值得期许，挑战必须应对。面对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

（摘编自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愈韧、历久弥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如是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来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其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与各国希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愿望一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利平分析称，这一特点也使得五项原则可以跨越时空，持续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发挥重要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崔洪建指出，对中国而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了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世界而言，70年历史充分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和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前，国际格局正在深刻变革，世界和平与发展遭遇多重挑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认为，从国际局势看，当前出现的地区冲突乃至战争背后，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得到有效遵守，进而导致地区国家失去和平与发展的机会。相比之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守得越好，支持力度越大，和平与发展越有保障。

在外界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久弥新，还在于中国持之以恒探索解答“国与国如何相处”的重大课题。正如习近平在大会上所言，70年后的今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文章）

材料三   尼泊尔前外交部长潘迪表示，不仅是尼泊尔，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时始终倡导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的当今世界，70年前正式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潘迪认为，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方面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领土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是世界上能够消除极端贫困，持续保证自由、平等、人均寿命等指标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基本人权在中国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尽管他们声称他们是民主的，尊重人权。但在他们的社会中，我们发现了肤色、经济、人权、政治权利等多方面的歧视。但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和平地领导这个国家。中国人民正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前进。中国提出‘人类的所有成就’属于全人类，这个提议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中尼两国政府于2017年5月签署关于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目前，中国是尼泊尔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上半年，中尼贸易额为9.5亿美元，同比增长21.6%。潘迪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尼中在基础设施、电力能源、农业生产、传统医药、旅游观光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他希望未来两国能够发掘更多经济合作的机会。

（摘编自王菲   朱宛玲   侯晨   石玥   李冠群   张玥《尼泊尔前外交部长：中国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方面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