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捐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节选自《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关于人有善性，孟子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继承了“天命之谓性”的传统，将善性溯源于形上、超越的层面，认为是天的赋予。其次又强调人有善性亦有着事实的根据，可以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显现与证明，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对于这段文字，以往学者往往看作是孟子对性善的证明，实乃大误。人性善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是说人性的全部内容及表现都是善，这显然是不能靠有限的举例来证明的，若举雷锋助人之例来证明性善，同样也可以举小偷行窃之例来证明性恶，这样的举例是无限的。其实，孟子以上所论只是要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皆有善性，而人皆有善性与人性是善的虽有联系，但所指显然有所不同。人皆有善性当然也不可以通过有限的举例来证明，但由于它近乎一种事实，实际上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孟子举出此示例，意在使每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反省到自己也必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亦有过众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到内在善性的存在。这样就证明，人确有善性存在。

既然人有善性，孟子需要进一步说明，人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人性。对此，孟子又从“人禽之辨”“性命之分”“大体小体之别”三个方面做了论证。关于人禽之辨，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既然生活中谁都不愿被骂为畜生，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人还有不同于、高于禽兽的特性，这些特性才能真正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故谈论人性只能以人高于、不同于禽兽的特性为人性，而不能以同于禽兽的特性（可称为兽性）为人性。那么，以善为人性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又从“天爵”与“人爵”、人格平等、人生之乐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说明。人生在世，其价值、意义何在？除了财富、权势、地位这些世俗的价值外，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根本、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孟子通过“天爵”“人爵”对此做了回答。“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人爵指“公卿大夫”，即现实中的权势、地位；天爵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即内在的善性和对此善性的自觉、喜好。天爵的“天”有二义，一是指尊贵；二是指“此天之所与我也”。故天爵具有超越的来源，高于现实的人爵。古代的人将天爵置于人爵之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而今天的人修其天爵，是为了获取人爵，获取了人爵，便抛弃天爵，完全违背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在孟子看来，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权势、地位，而在于善性、德性。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是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赋予，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

（节选自袁行霈主编《孟子·导读》）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韵文之脉：诗、词、曲的审美流变与精神承续

中国古典韵文，自《诗经》《楚辞》发轫，历经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诸座高峰，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审美长廊。其间，诗、词、曲三者，既一脉相承，又各擅胜场，共同勾勒出中国文人精神世界与审美趣味的演变轨迹。

诗至唐代，臻于鼎盛。其审美核心在于“意境”的营造与“格律”的精严。无论是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奇飘逸，还是杜甫“星垂平野阔”的沉郁顿挫，抑或王维“明月松间照”的空灵禅意，皆旨在构建一个情景交融、意蕴深远的艺术空间。近体诗（律诗、绝句）在平仄、对仗、用韵上的严格规范，犹如精美的牢笼，激发着诗人们于限制中追求自由、于法度内施展才情的创造力。唐诗的精神气质，总体上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江山社稷的关怀以及对人生况味的深沉咏叹，体现着一种“盛唐气象”的集体人格。

及至宋代，词体大兴。词源于民间，本为“胡夷里巷之曲”，后经文人雅化，成为“一代之文学”。与诗相比，词更侧重于“心境”的细腻抒写与“词境”的幽微缔造。它突破了诗之“言志”传统，更专注于“缘情”，尤其长于表现那些幽深婉曲、诗体难以容纳的私密情感。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羁旅愁绪，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身世悲感，苏轼“明月几时有”的宇宙之思，辛弃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深致情怀，无不将内心的褶皱细腻铺陈。词有词牌，句式长短参差，音律更为繁复多变，这种形式本身就更适合传递起伏跌宕、复杂微妙的情绪节奏。宋词的精神，在于其“深”与“隐”，于儿女情长、家国沧桑中，见出士人心灵的深度与曲折。

元代，曲艺勃兴，散曲与杂剧并盛。曲可视为词在民间化、世俗化道路上的一次激变。其审美特质，突出表现为“意趣”的酣畅与“语言”的本色。相比于词的含蓄蕴藉，曲则追求“豪辣灏烂”“痛快淋漓”的审美效果。关汉卿自称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正是其叛逆不羁、直面现实精神的写照。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的意象叠加，直指天涯羁旅的苍凉；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慨叹，更是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历史兴亡的本质。曲在语言上大量吸纳口语、俗语，不避俚俗，活泼生动，充满了生活气息。其精神核心在于“真”与“俗”，敢于撕破温文尔雅的面纱，直率地表达人性的欲望、社会的矛盾与个体的牢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俗关怀与批判力量。

从诗之“境”，到词之“心”，再到曲之“趣”，中国古典韵文的流变，不仅是文学形式的新陈代谢，更是审美重心与时代精神的深刻转型。它们共同构成了华夏美学的丰富维度，至今仍散发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材料二：

破体与通变：论词曲对诗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在中国韵文发展史上，后起文体总是在对前代经典的“尊体”与“破体”的张力中，开拓出新的艺术疆域。词之于诗，曲之于词，莫不如此。它们既汲取传统的滋养，又勇于打破窠臼，从而实现“通变”与发展。

词对诗学传统的超越，首先体现在其“内转”倾向。诗，尤其是唐诗，多以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或即景抒情为主，情感抒发相对开阔明朗。而词则实现了由外向内、由世界向心灵的深刻转身。它将审美视角探入更为幽微、私密的内心世界，大量表现闺阁情怀、伤春悲秋、离愁别绪。温庭筠的“小山重叠金明灭”，描绘的是一幅精致而封闭的闺阁图景，情感细腻如丝。这种“内转”，并非退缩，而是对人性情感复杂性的深度开掘，弥补了诗歌在表现私人化情感方面的某些不足。其次，词在形式上借助词调的音乐性，创造了更为灵动、参差的句式节奏，打破了齐言诗较为均衡的节律感，更贴切地摹写心绪的起伏婉转。

曲对词乃至诗学传统的颠覆则更为显著，可称之为一次“外向”的突围。其一，曲极大地拓展了表现题材的边界。诗庄词媚，题材各有侧重，而曲则真正做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它将笔触伸向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商贾、妓女、乞丐、农夫等各色人物，谈论金钱、名利、世态炎凉，甚至不避讳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暗面。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乡民的独特视角，将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解构为一场滑稽的闹剧，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与颠覆精神。其二，曲在语言上进行了一场革命。它大量运用口语、俚语、方言、象声词，形成了一种活泼生动、酣畅淋漓的“蒜酪”风味。这与诗词追求典雅、含蓄的语言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关汉卿笔下“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的直白自诩，在诗词中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语言的本色化，使得曲更贴近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情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然而，无论是词的“内转”还是曲的“外向”，它们都未曾真正脱离诗学传统的根脉。词之婉约，可见《诗经》“国风”的缠绵与《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词之豪放，则承续了诗言志的雄浑气魄。曲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亦可上溯至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唯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精神。只是，词与曲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将这些传统因子与新的艺术形式、新的审美需求相结合，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

由此可见，韵文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守正”与“创新”的辩证运动中得以生生不息。词与曲的成功，在于它们既尊重了文体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又敢于打破前代文体造就的审美定势，从而开辟了新的情感表达空间与艺术境界，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概在26岁时，李清照写下了最早的词学理论文章之一《词论》。虽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有着石破天惊的力量，但在宋代并没有激起太大波澜。只有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录了此作，并评价道：“易安历评诸公歌，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在宋代，“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词人的地位还比较低，而女性词人则更甚。因此，为词人编年谱的作品几乎没有。即使是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年谱，主要也是把他们当作政治人物来看待的。在宋代，没有任何对李清照生平的研究，人们只是对其晚年“改嫁”一事津津乐道。词为小技，陆游在其妻的墓志铭里提到，李清照曾主动要传授其妻文学而被婉拒，就是因为当时流行观念认为，女性不应该把精力花费在填词上面。

李清照也许不会想到，《词论》这篇仅500余字的短文会成为词学史上的里程碑。在这篇文章中，李清照回顾了唐末五代至北宋中叶词的发展史。让人颇为费解的是，在这篇短评中，李清照竟花了百余字篇幅详述了一位唐末歌手李八郎的传奇故事。这个混迹宴饮、伪装寒士的男歌手，一旦展喉便令当红女歌星黯然失色。这个看似游离的开篇，实则暗藏了李清照对词乐关系的深刻思考。

《词论》开篇的李八郎故事，像一则精心设计的隐喻。据李清照记载，这位男歌手“能歌擅天下”，却在权贵宴会上“衣冠故敝”，故意以寒酸形象降低众人期待。当酒酣耳热之际，主人令其演唱，“及转喉发声，歌一曲”，满座宾客“皆泣下”。这个颠覆成见的场景，在宋代有着特殊的文化语境——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女子善歌”，男性唱词常被视为末技。李清照特意选取这个故事，无异于在宣告：艺术的高下从不以性别论定，正如李八郎能超越女歌星，女性词人亦能在词坛占据一席之地。

在《唐国史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更早的版本。在这里，李八郎一开口唱歌就被人们认了出来。而在李清照的版本中，李八郎唱完一整首歌才被人们认出来。李清照显然是要突出李八郎的歌唱所具有的动人心魄的力量，让故事更加富于戏剧性。

宋代文人虽爱听闺阁女子唱词，却极少将女性视为创作主体。苏轼虽赞赏朝云唱词的悟性，却从未将其视为创作同道。李清照偏要打破这种成见。她在《词论》里直言不讳地批评张先、宋祁等人的词作“破碎”，认为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北宋文坛举足轻重的前辈之词为“句读不葺之诗”，指责柳永“词语尘下”，甚至讥讽王安石和曾巩等人只会作文章，一旦作词就会引人发笑，认为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这种横扫千军的气魄，恰似李八郎开嗓时的震撼力，给词坛投下了一颗惊雷。

正如胡仔所说，李清照的酷评“未公”，有偏颇之嫌，但也可谓切中要害。苏轼的门人陈师道也在《后山诗话》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的“本色”论与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可谓异曲同工，都体现了文人对诗词分野的争议。

李清照在《词论》中明确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个“家”的核心便是音乐性。她要求词必须“协音律”“可歌”，既反对苏轼那样破坏词乐韵律的“跨界”，也不满柳永过度迎合市井的“俗化”。同时，李清照还详细阐述了优秀词作的标准。她认为词应该配合特定词牌进行演唱。进一步明确词的审美要求，如“勿破碎”，有铺叙，讲“故实”，要高雅典重等。

李清照的《声声慢》堪称她的词学理念的完美实践。开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不仅营造出层层递进的情感氛围，更暗合了当时燕乐的“双调”韵律。清代词学家万树在《词律》中评价道，“其用字奇而不妨音律”。

李清照的《醉花阴》同样体现着对音乐性的追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句，“瘦”字的入声韵戛然而止，恰如西风卷帘时的突然停顿。此“瘦”字被学者夏承焘认为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

元代伊士珍的小说笔记《琅嬛记》记载了关于李清照的逸闻趣事，一则赵明诚与之争胜的故事尤为有趣：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阙，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政易安作也。”

赵明诚不服气李清照，闭门三日作五十首词，将李清照原作混杂其中，请友人评鉴，结果友人独指李清照的一句为最佳。这背后正体现了音乐性赋予李清照文字的独特感染力。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李清照写的一副名对：“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被后人认为是对仗工整的典范。学者白化文说，“变”字与“成”字，“三变”与“九成”，都是古代音乐术语。

从《词论》到《声声慢》等词作，李清照的词学实践加深了人们对词与音乐关系的认知。

（摘编自孙舒君《词人李清照与音乐》）

声声慢

宋·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词最早开始于民间，所以在语言上有些粗糙，但是也很直白、大胆，而文人写词就比较典雅、含蓄。在中唐或晚唐，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写词仅是游戏的态度，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写诗和写文章。到了五代时候，出现西蜀、南唐两个词学中心，涌现出温庭筠、韦庄、冯延巳等写词名家，他们的创作多是模拟女子的口吻写男情女爱之词。他们为何不用词写自己的真实情感呢？因为词在当时属于艳科、小道，是业余的时候创作的，文人们不屑用词来写自己的真实情感。文人词的创作长期处于“尊前”“花间”的环境中，带有鲜明的娱乐消遣功能，所以就形成了“作闺音”“为艳科”的特色。但到了李煜，他后期的词内容变得很真实，他用词写一个亡国之君内心真实的、深刻的、深远的痛苦，“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为宋词开启了抒情言志的大门。

宋人以歌伎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词作，除了延续宫体、花间风格之外，还有一些是写歌伎与文人之间存在感情上的联系，甚至有些歌伎在词人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譬如，著名词人晏几道，早年过惯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后来家道中落，生活一落千丈。黄庭坚曾评价晏几道：“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一句话，晏几道实在、单纯、重情义。正是这样的人，写情词是第一等的好。大家熟知的《临江仙》，“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小苹”即是一位歌女。晏几道在写这首情深意长的感伤之词时，背后寄予的是自己身世的巨变与个人的切肤之痛。虽为艳词，但真挚深婉，表达了士大夫的仕途沉沦浮荡。

词，不仅是在歌舞升平、瓦栏歌肆之间，与歌伎之间推杯换盏的文学创作，更是一种重要的城市文学。宋代的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词人将眼光投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用词来表现生活着的城市。柳永对北宋的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用词描绘过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当时许多著名的城市。在他的《望海潮》中，写杭州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清丽之景，又有“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惬意生活，真实交错地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生活乐事，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倾杯乐·禁漏花深》则是柳永为宋仁宗在元宵佳节之夜与民同乐时所作。“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柳永笔下的汴京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为我们展示了自宋以来物阜民康的社会生活风貌。

除了城市，还有描写乡村。相对于城市的富庶、繁华，乡村词的重点在于勾勒农家之乐，展现出怡然自得的、缓慢的、富有诗意的生活节奏。譬如苏轼笔下的“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辛弃疾笔下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皆是难得的、富有诗意的、文人化的乡村景色。他们亦曾在乡村的丽景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苏轼在乡村中，获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洒脱与惬意，辛弃疾在乡村中经历了“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的恍惚与惊喜。苏轼曾写作《浣溪沙》组词，展现“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热闹场景，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则描述了“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其乐融融的生活。宋词中的这些乡村世界到现在依然让我们心旷神怡。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是随遇而安、和光同尘、与时俯仰。他们一方面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注重个人生活。他们试图将都市生活与乡村野趣融为一体，在闲暇之余喜欢山水形胜，在登临游览中恣意抒怀。词这种不太严肃、可长可短、随即可歌的文学样式，特别满足了宋人想要表达丰富内心感受的需要，也特别适合表现宋代文人的世俗娱乐，以及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如果我们说，宋人在诗文当中表达他们的治国情怀，有壮志的情怀，那么在宋词中，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的热爱，对于宋代的边边角角细致入微地描述，就在词当中充分地表达了出来。由此来讲，宋词当得起宋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节选自康震《都市燕乐中的宋词》，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美学是一个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体系，不仅有偏于内敛的阴柔之美，也有充满进取精神的阳刚之美。作为中国美学的经典之作，《二十四诗品》第一篇就是“雄浑”。“雄浑”诗品展示了中国美学典型的阳刚之美，“雄浑”可以用一个字来定义：大。总体而言，雄之大源于儒家，浑之大出自道家。

首先论“雄”。中国古典文学家郭绍虞在《诗品集解》中指出：“雄，刚也，大也，至大至刚之谓。”“至大至刚”源自孟子的思想，这是一种通过道德修养带来的人格力量。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四川大学曹教授认为，这种至大至刚的气不仅充实于内，而且弥漫于整个宇宙，给人一种崇高伟大、雄浑劲健的美感。这种境界源于儒家的仁义道德修养，以及主体人格的高扬。孟子强调，这种阳刚之气是“义与道”的产物，只有通过“集义”和“养心”才能具备。因此，儒家所说的“大”主要源于伦理道德的修养，体现为浩然正气和崇高精神。《二十四诗品》中对“雄”的界定是“积健为雄”，这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密切相关，都强调了一种至大至刚的人格力量。

美学上，这种人格力量表现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集中阐释了“风骨”这一概念。刘勰将建安文学的特点概括为“雅好慷慨”，主张这种慷慨之气源于时代的离乱和风俗的哀怨，表现为志深笔长、梗概多气。这种美学风貌超越了个人的悲欢得失，展现出一种豪迈、阔大的胸襟和气度。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提出要弘扬“汉魏风骨”，其《登幽州台歌》被视为建安风骨的承继。中国文学史家林庚认为，盛唐气象的核心在于诗歌中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气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二十四诗品》多次描述这种厚重勃发的气：“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由道反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皆以不同方式诠释雄浑。集中体现阳刚之美的是唐代边塞诗，如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以壮阔意象与悲壮情怀展现雄大、刚健的慷慨之气。

其次论“浑”。郭绍虞提出：“浑，全也，浑成自然也。”这主要源自道家的“大”。老子认为，道是天下之母，是万事万物的泉源。《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家的“大”强调一种浑然天成、不可分割、不可名相的状态。这种“大”并非来源于伦理道德修养，而是与宇宙的本体——“道”密切相关。《二十四诗品》中的“返虚入浑”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清代杨廷芝说：“元气未分曰浑。”《庄子·应帝王》中通过“浑沌”的故事说明，道是一种精神体验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不能用知识概念的方式去分析。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它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美学上，《雄浑》诗品所言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豪放》诗品所言的“真力弥满，万象在旁”，都是一种大而全、浑然一体的境界。庄子说：“同乃虚，虚乃大。”这种同于宇宙原始状态的空虚，显然是广阔而包容无限的。因为虚，所以能包容无限，所以能得浑然大全。苏轼认为，“空故纳万境”，因为虚空，所以能生成万物，包容万境。正如老子所言，“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意味着道虽然广大无边、周流不息，但最终会返回本源。落实到审美上，这是一种内外合一、虚实合一、远近合一的境界，体现了中国美学极具民族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南宋诗论家严羽在论唐宋诗的区别时指出，“坡、谷（苏轼、黄庭坚）诸公之诗，如米元章（米芾）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苏轼、黄庭坚的诗，如同米芾的书法，虽有雄健，却无颜真卿的浑厚。雄浑是雄之峥嵘外露与浑之内敛圆融的合一。这种境界并非通过外向的知识探求，而是通过内在心灵的超越来实现的。这就是《雄浑》诗品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雄”是挺立不屈、劲健刚强的超越，“浑”是内外合一、相即相融的浑然。清代陈廷焯认为苏轼词的优点在于“气体之高”，辛弃疾词则胜在“魄力之大”。王国维则认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都是对雄浑的一种表述。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其中“崇高”这一范畴也被引入。然而，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缺少崇高美，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实际上，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雄浑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崇高之美。王国维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返本开新，以“宏壮”对应“崇高”，对传统雄浑之美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西方美学中的崇高，通常强调对巨大力量或无限事物的敬畏，体现为一种超越人类经验的宏大与威严。相比之下，中国美学的雄浑则更注重天人合一的和谐。雄浑之美并不脱离人与自然的共鸣，而是通过虚静、空灵的意境，将雄浑转化为一种内敛的精神境界。这种美学追求并非简单地表现外在的宏大，而是通过内在的超越性，实现人与自然、心灵与宇宙的统一。因此，中国美学并非缺少崇高美，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雄浑之美——来表达对宏大与超越的追求。这种美学追求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也为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

（摘编自李昌舒《中国古典美学的雄浑》）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且陶陶，乐尽天真”，“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有删改）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经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为什么说文学欣赏离不开欣赏者的想象活动呢？司空图引过戴容州的一句名言：“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一语道破了文学欣赏带有想象性特点的奥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塑造形象的手段是语言。因此，文学形象不直接作用于欣赏者的感官，它既不像绘画那样具有具体线条、色彩的直观性，又不像雕像那样具有可以伸手触摸的直感性；欣赏者只有通过语言的中介，进行想象、揣摩和体会，才能将文学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苏东坡评王维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前者指有可见的形象性，后者指有动人的情感性，这是从审美的角度称赞王维诗画的特色。但这并不等于说“诗中有画”的画面直接地呈现出来，“画中有诗”的诗情明显地流露出来。无论“诗中有画”还是“画中有诗”，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必须经过欣赏者的想象去把握，除此别无妙法。但是文学特别具有间接性特点，这又给它带来了优越性。也就是说，在语言艺术里，欣赏者的想象力比在绘画和其他艺术样式中，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屡次被画家入画，堪称“诗中有画”，甚至超过王维某些“诗中有画”的诗。显然《江雪》诗中的画不直接诉诸欣赏者的视觉，是不可直观的；而且通过欣赏者的想象转化的开拓视觉形象，也只是一幅“独钓寒江”的雪景图。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联系写作背景，大力发挥想象力，突破语言文字的物质外壳寻求“言外之意”，透过形象探索“象外之旨”，才会在欣赏者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志在政治革新反遭残酷打击，因而遗世独立的诗人形象。明代胡应麟在《诗薮》里指出诗人的心境不是寂静，而是“太闹”，表面的一片孤寂实在掩盖不住内心一片骚动不宁的思绪。他确实具有鉴赏力和想象力，能“心游目想”地透过纸背见出诗的真意，配得上鉴赏家的名号。

梅尧臣说过这样一句话：“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照我的理解，“作者得于心”，就是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熔铸在具体形象里，让形象说话；“览者会以意”，就是读者通过作品形象的触发而引起对同类情景的想象和联想，从中悟出艺术形象的真谛。这句言简意赅的话，概括了一条创作和欣赏的规律。

综上所述，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欣赏离开了想象，就无法进入欣赏境界；进入不了欣赏境界，既无所谓艺术欣赏，也更谈不上“识庐山真面目”了。

（摘编自曾玲先《想象助欣赏谈》）

材料二：

想象的基础是生活。没有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就不会有什么想象的能力。创造想象和欣赏想象都离不开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想象开始于回忆。鸟儿能飞起来，是因为有翅膀；幻想能翱翔，是借助于现实。一个生来就闭目塞听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大象是个什么样子。想象出来的东西，不管多么荒诞离奇，我们总能从它的身上找到现实的影子：狮身人面兽是想象出来的，但这只不过是对狮身和人面两个观念的组合；天堂和地狱的情形，也都是人间生活的变形。我们欣赏艺术，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推想那些作品的情境。同一件艺术品，对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人和阅历不同、知识贫乏的人所引起的想象程度上是不同的。照此说来，那些反映古代和外国生活的作品，我们是否就不能欣赏了呢？当然不是的，这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对古人或外国人的生活要有所了解，要有相关的间接的知识。否则，我们就想象不出那些作品所描写的情形，也就不会理解那些作品。对于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作过极其雄辩的论证：“所有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来就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是一点也不美的。”

欣赏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它是以艺术的创造性想象为依据的。创造性想象对于欣赏想象总是起着规定、引导和制约的作用。我们欣赏艺术作品，只能在作品规定情境的范围内驰骋想象，如果超越这个范围，就会误解作品的原意。但是，欣赏想象也有自己的能动性，它可以在总的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对创造想象作某些引申发挥或补充扩展。由于人们的年龄、经历、地位、文化的不同，对同一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欣赏想象也会是不同的，只要不违背作品的规定情境，这样的差别是允许存在的。

想象，不论是创造想象还是欣赏想象，都是飞跃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瞬息之间，可以“视通万里”，也可以“思接千载”，往来倏忽，变化无穷。但是，想象并不是独来独往的天马，伴随它的是感情。感情驱使想象也驾驭想象。想象仿佛来无影去无踪，没有什么线索可寻，其实它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被感情牵动着的。人们的感情并不是固有的，它是在生活的土壤中培植起来的。让我们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生活之中，汲取养料，汲取美好的感情，发展我们的想象能力吧！

（摘编自赵景波《欣赏想象和抒情诗的欣赏》）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语文审美鉴赏活动是对语言文字及作品的品鉴、欣赏与品评的活动，是“鉴”“赏”“评”互融互摄、互推互进的综合性的审美心理活动。审美鉴别力、审美欣赏力与审美评价力也在此活动中得到逐步培养。

1．语文审美鉴别力

审美鉴别力的核心是读者原有的审美图式。图式指人脑中原有的认知结构或框架，是过去经验的心理表征，既包括感性的经验，也包括理性的知识结构。审美图式则是指读者大脑中原有的对美的体验与认知框架，它由感性的审美经验与理性的审美知识构成，可产生审美期待，用于对审美对象的辨识、判断与解释。

语文审美鉴别力的生成，实质上是审美图式不断建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根植于对语言文字及作品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和语言、文学知识的系统建构。

首先，丰富的审美经验为语文审美鉴别活动奠定了感性基础。通过广泛涉猎不同风格、体裁的文学作品，学生能够体验多样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积累感性认识，进而发展出对作品形式和风格的整体觉知的敏感性和辨识力。例如，通过诵读大量的儿歌、古诗词、儿童诗等内容，学生能够形成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审美鉴别力。如能够辨识儿歌通俗直白、贴近生活、结构简单重复等特点，律诗与绝句的韵律严格、对仗工整等特点，词的句式灵活与节奏自由等特点。

其次，语言、文学知识的积累为语文审美鉴别活动提供理性判断依据。语言知识能帮助学生从语言形式角度对作品类型及属性进行识别与判断。文学知识则为语文审美鉴别活动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支撑。其一，文体知识能够帮助学生识别文学作品的类型与特点。例如，寓言《乌鸦喝水》“拟人化动物+寓意”的文体特征与童话形成差异。《木兰诗》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复沓的句式及英雄叙事的主题，符合“乐府民歌”的文体特点，据此能判断其“叙事性与抒情性结合”的审美属性。其二，作家作品知识有助于学生识别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例如，根据李白的诗歌风格及诗人仕途失意等背景知识，学生可初步判断《行路难》“豪迈中的苦闷”情感，识别盛唐诗歌“慷慨多气”的审美特质。其三，文学史知识能从文学内容和发展脉络角度助力学生识别作品类型及属性。

2．语文审美欣赏力

语文审美欣赏力，即从语言文字及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品味中获得情感共鸣和精神愉悦的能力。情感共鸣（简称“共情”）是产生审美欣赏的关键。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理论认为，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存在着根本的统一，当外部客观事物的结构与内部心理结构相似时，人会产生一定的情绪变化。如看到波浪线，会产生柔和感；看到锯齿线，会产生痛苦的感觉。美学中一直有“移情说”。朱光潜认为，物我存在同一现象，移情“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与共鸣”。德国美学家费肖尔认为，移情就是“人把自己外射到或感入到自然界事物里去”，以造成“对象的人化”。审美心理学学者张小将则认为，“移情作用的产生，反映了审美主体的联想或投射作用……但它并非无中生有，它的产生需要有客观的根源与主体内在的动因。客观的根源是审美对象的特性与主体的特定情感具有相似点和共通性”。

综上可见，影响情感共鸣与审美愉悦产生的因素主要是审美对象的形式与审美主体的情感投射。当审美对象的形式与审美主体的情感相通，便产生情感共鸣，获得审美愉悦，从而形成审美欣赏。可见，审美欣赏力的强弱直接与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形式的情感投射力相关。语文审美欣赏的对象是语言文字及作品，因此，对语言文字及作品形式的情感投射力是影响语文审美欣赏力的重要因素。

3．语文审美评价力

语文审美评价力是读者基于美学知识和文学理论对作品艺术价值进行多维评判的能力，生成这一能力的关键是读者的文艺美学素养。

美学理论以其对美的本质理解与系统阐述为审美评价提供了哲学依据和分析框架。如把“审美”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态度与生命的存在状态，可以提升审美评价的眼光，让语文审美不止于草长莺飞的热闹、五彩缤纷的绚丽，更能从中挖掘生命蓬勃向上的追求。又如了解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三种类型与优美、崇高、悲剧、喜剧、荒诞、丑六种审美形态，可以为审美评价提供分析框架。

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具体阐释为语文审美评价活动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如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拓宽了文学评论的视野；“言——象——意”的文学作品层次理论，即语言、意象、意蕴为文学作品评价提供了分析框架。文学形态理论则直接影响文学的评价标准。如对于《在柏林》等现实主义作品，批判现实的主题、个性化的人物形象、真实性的细节描写成为作品评价的标准；而要解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则需要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与夸张手法去品评作品的妙处与魅力。

（摘编自余虹   米禧《语文审美鉴赏力的学理探究与培育路径》）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诗歌体裁的乐府，有古体与近体之分。乐府之古体奠基于汉魏，近体肇始于齐梁。近体诗长于抒情，便于入乐，故唐人或以近体重赋乐府古题，或以近体入时下新声。而汉魏以下，乐府古体之作与音乐文艺之关系日渐疏离。脱离音乐母体之后的古体乐府，在唐代经与近体乐府之博弈，文学表现力获得极大拓展。宋承唐后，受尊经复古思潮影响，古乐府之文体地位愈加尊崇。

以抗衡近体流行乐章为动因，唐代文人沿抒情咏怀与纪实叙事两种思路进行古乐府之复兴。主抒情咏怀的一系，李白实有“开凿”之功。李白的古乐府受鲍照影响很大。鲍照承东晋文人拟乐府寥落情形之后，有意识地利用古体乐府寄寓身世感慨，重新激活了汉魏乐府缘情叙事的文体功能。李白古乐府进一步融合诗、骚精神，发掘汉魏乐府古辞、始辞或诗题、本事中与个人情怀相契合处，结合个人身世际遇、社会观察，形成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则重新确立起古乐府的纪实叙事传统。元稹、白居易强调《汉书·艺文志》中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功能定性，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刺时精神。

宋代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全面总结，在古乐府方面，则表现为进一步溯源乐府诗体的古乐歌性质。受到复古思潮的影响，宋人非常重视古乐府的古质体貌，在创作时有意仿效上古以来之杂歌谣辞，如曹勋《松隐文集》有“古乐府”六卷，里面有不少拟古歌谣，如《吴歌为吴季子作》《孔子泣颜回》等。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将“杂歌谣辞”列为十二类乐府之一，实际上正是宋人扩大化的乐府诗体认定标准。在宋代文体观念中，与一般的“古诗”及具有世俗宴娱功能的乐章曲词相比，古乐府诗有着更加尊崇的地位。周紫芝编《古今诸家乐府》序中指出：“世之言乐府者知其起于汉魏，盛于晋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实肇于虞舜之时……至孔子删诗定书，取三百六篇，当时燕飨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乐府盖起于此。”这一观点实际上支持了唐宋以来“补乐歌”类作品的创作，正式认定其乐府属性，并明确将《诗经》视作先秦乐府诗的结集。由此可见，古乐府诗与艳词俗曲不可同日而语。

经唐宋两代诗人的努力，古体乐府终于开拓出近体乐府无法替代的意义功能，拥有了独特的文体学价值。

（摘编自梁海燕《唐宋乐府古体的嬗变》）

材料二：

初唐时期，乐府创作向着格律化、歌行化方向发展。此时流行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抒发感情，如“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乐府诗虽未脱尽六朝之绮艳，然已有刚健雄浑之气骨，加上陈子昂提倡“风骨”“兴寄”和张若虚、刘希夷等人的创作实践，乐府诗始洗尽铅华，呈现出兴象玲珑的初唐风韵。张若虚“以孤篇压倒全唐”的乐府名篇《春江花月夜》，吟咏出初唐人对人生的思索，以及生命积极蓬勃的姿态。

盛唐时期，乐府诗的创作达到了高潮，如高适、岑参创作的慷慨悲壮的边塞乐府诗，王昌龄、王之涣创作的风华流丽的乐府诗等。其中最杰出的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杜甫。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促成了盛唐乐府诗百花齐放的全新局面。李白以乐府旧题创作了大量诗作，不拘字数、形式自由，其《将进酒》《蜀道难》等都是挥洒自如的名篇。此后的杜甫以如椽巨笔创制“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新题乐府，开启了中唐时期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崭新篇章，其“三吏”“三别”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明代胡应麟评价“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盛赞李白的乐府诗浪漫奇绝，情感磅礴，杜甫的乐府诗注重现实叙事，沧桑古雅。

中唐时期，乐府诗创作走向全面繁荣。元稹、白居易倡导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推动知识阶层投入乐府诗的创作。“新乐府”就是新题乐府，指的是不依旧谱、不入音乐、不用乐府旧题，而用新题写时事，强调诗歌要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坚持“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不为文而作”，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带有乐府诗的典型特点，以“行”“歌”为篇名，且采取乐府诗的叙事方法，选取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片段、一个矛盾焦点，来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新乐府运动除了掀起文人创作乐府诗的热情，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乐府诗的“伦理”改造，使乐府诗与五言诗、七言诗一样，具有讽喻时事的功能。

晚唐时期，乐府诗沿着中唐新乐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继续前进，尤其是晚唐后期，时代更加动荡，因而乐府诗中的“讽喻”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功能，咏史讽世的乐府诗层出不穷。但随着新的音乐——燕乐兴起，而与之相配的长短句开始流行，乐府诗的地位逐渐被其取代。

与唐代乐府诗的繁荣相比，宋代乐府诗创作大多取法前人，创新之处不多，整体上相对沉寂。不过，宋代以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市民文学的发展，为乐府诗提供了新的契机，此时创作的乐府诗体现了市民文化精神。

（摘编自贾艳雪《浅谈乐府诗的历史演变》）

“新乐府”，是指采用     ①     的乐府诗，与古乐府相对。唐代中期，诗坛中的乐府诗大多“沿袭古题，唱和重复”，     ②     的功能严重缺失。基于此，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拟恢复乐府诗的风雅比兴传统，强调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     ③     。他们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政治，敢于指陈时弊，关注民生疾苦，对乐府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美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从审美角度来研究人与世界关系，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审美把握，美化社会、美化生活、美化人生、完善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一个新命题，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项新任务，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赓续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中华美学在美的本体上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也不存在一种纯粹主观的“美”，美是人在审美活动中藉由情景相融而生成的意象世界，故而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离不开人的心灵创造。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说过：“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这句话提出了一个命题：自然景物（比如“清湍修竹”）要成为审美对象，成为“美”，必须要有人的审美活动，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去“唤醒”它、去“照亮”它，使它从实在物变成“意象”。外物并不能单靠它们自己就成为美的，即“美不自美”。

美学家宗白华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这说明，在中华美学中，“心”是照亮美的光之“源”，这个“心”不是实体性的，而是最空灵的，正是在这个空灵的“心”上，宇宙万物如其本然地得到显现和照亮。所以，中华美学认为美的本体是“意象”，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意象世界作为审美对象，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广义的“美”。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观念，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心灵的创造，重视人生意义的追求。这个特点至少产生了两方面重要影响：一方面引导人们重视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与人生的紧密联系，重视心灵的创造与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引导人们去追求心灵境界的提升，从而去照亮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在平凡中营造美的氛围

中华美学不仅渗透到艺术领域，而且广泛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化，早在孔子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论语》记载孔子很欣赏曾参父亲曾点的生活方式，“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营造了一种美的氛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民俗风情，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安详、平和、乐观、开阔的内心世界，寄寓着中国人的审美情怀。

比如，北宋时期绘画《清明上河图》，就体现了古代老百姓的美感世界。《清明上河图》用写实手法，表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就像你亲眼在北宋都城汴京看到了这一切：汴河、船只、虹桥、牲口、街道、酒店、货摊。画里渗透着人们对安定生活的满足和美感，渗透着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物的爱好，渗透着一种毫无拘束的快活热闹的气氛。这些普通的人及其生活场景，用不着美化夸张，用不着改头换面，单凭本色就使人愉悦。

再如，北京老百姓的休闲生活富有古都的特色，精致、适度而又悠然自得，渗透着一种“京韵”和“京味”。他们饮酒、品茶、放风筝、听京剧、捏泥人、画糖画……生活中不失情趣和快意。他们喜欢养鸽子，制作精美的鸽哨。民俗学家王世襄说，天空中鸽哨的声音深入于人们生活之中，已成为北京的一个象征。“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这是北京老百姓的一个美感世界。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中华美学在自然美的观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自然界（包括人类）是一个大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的生命和生意（生生不息的精神），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周敦颐喜欢“窗前草不除去”，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

清代画家郑板桥的一封家书充分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观。他在信中说，天地生物，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他认为这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所以他反对“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人与万物一体，因此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不能把自己当作万物的主宰。郑板桥还谈及，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这样，作为和万物同类的人也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最大的美感。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晋宋之际的名士陶渊明有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写出了天地万物各适其天、各得其所的状态。唐宋诗词中处处显出花鸟树木与人一体的美感。如“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王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等。很多诗歌充溢着对自然界的感恩之情，如杜甫《题桃树》：“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就是说，自然界不仅供人以生命必需品，而且还给人以美的享受。

（摘编自叶朗《论中华美学精神》）

“月是故乡明”，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学者季羡林在散文《月是故乡明》中说，他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这些月亮都是美妙绝伦的。但是，看到它们，就立刻想到他山东故乡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他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①_______。季羡林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作为物理实在的月亮的不同，②_______。自己心中的那个小月亮，③_______，“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已成为一个情景相融、意蕴绵长的感性世界，充满美感。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慷慨悲凉之中，亦有命运无常、人生短促的不安心境，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掀起了一个诗歌高潮，被后人尊为典范。

建安风骨的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文风清峻，给人一种利落大方之感；通达脱俗，不拘小节，沉雄激荡；气盛辞壮，畅所欲言；华靡。

（摘编自卢劲《建安风骨》）

材料二：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生活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家们，敢于抨击时弊，敢于在不同作品样式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前人提到建安文学，往往用“建安风骨”来指代，即内容充实，风格劲健，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的文章风格。建安作者以此来对抗彩丽繁绮而又空洞无物，或者低级庸俗的文风。而之所以形成“建安风骨”，一方面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的决定因素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和创新。

建安前后，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社会动荡不安。建安前爆发的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接下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战火不断，生灵涂炭，而上层统治者却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生活在如此时代背景下的建安文学的主要作者们——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还有蔡琰——都饱尝了战乱的苦楚，目睹了百姓无家可归、饿死街头的凄惨境遇。所以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时代的烙印体现得尤为明显。建安风骨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孕育了这种文学风格。如王粲在《七哀诗》中描述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普通百姓流离失所图，严重的饥荒竟迫使母亲不得不忍痛抛弃亲生的骨肉。全诗情景交融，语调悲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母亲那痛苦而又无奈的神情，好似一幅悲惨的画面，展示在世人面前。这首诗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精神，在建安文坛上，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建安作者们没有被现实的残酷和苦难吓倒，更没有醉酒消沉，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把重整山河作为己任。他们各自的作品，表达了一种高昂奋进的情绪，慷慨悲歌地表现出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国家太平的理想，犹如在黑暗里点亮了一盏明灯，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使迷茫的人不再迷茫，消沉的人从此昂扬战斗。正如古人所言，文学亦写实亦传情，诗人们正是本着文学这一特色，很好地通过诗歌把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尽显“建安风骨”。正如曹操《龟虽寿》，以神龟起兴，言生命必有终时，表现出了诗人不信天命、努力进取、志在千里的豪迈气概和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融深刻的哲理于生动的形象之中，感情真挚，意境深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建安文学在继承汉乐府民歌本色的同时，又注重用词和文采。诗人们汲取汉乐府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走直抒胸臆的道路，创造出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文学。那种无病呻吟、脱离实际、空洞无物的作品被作家们摒弃，转而借景物观照时代，有感而发。如曹操的《观沧海》，诗人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联想到当下的现实，一发不可收拾地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吐露出自己的宏伟抱负，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号召，可以说它是积极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特色兼得的佳作，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丕的《大墙上蒿行》等作品，也都各有不同的特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能让人深刻地感觉到诗人们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追求，即冲破樊篱、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建安作家的作品，从反映生活的方面来说，比汉代其他诗人及辞赋家要广泛得多；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不但继承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而且加以发展，加强词句的色泽和光彩，使之更华美。建安作者的创作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从以上种种，不难得出，建安作者的作品具有对生活、社会真切的感受，对国家、百姓炽热的情怀，对战乱现实的深刻反映，对国家统一与太平的渴望，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与之相得益彰的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以及刚健清峻、质朴有力的语言……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建安风骨”的主要因素。

（摘编自汤树德《“建安风骨”构成的主要因素》）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魏至两晋年代，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竹林七贤中阮籍与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称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借助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了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这一则故事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无功利性，即不以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华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这种唯美生活也正是魏晋风度的表现。

魏晋风度主要通过饮酒、服药、纵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创作等方式，展现出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

最后我们再来谈几点启发。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转型时代，旧的精神价值观人们不信了，而新东西还未为我们所接受。这并不值得过分忧虑，但最值得忧虑的是对于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甘于自我堕落而没有魏晋风度的追求精神，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工业化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再加以官本位的体制，使人们蔑视精神的价值，陷于权势与金钱的压迫而难以自拔。其实，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尚且有这种精神，但今天却很少看到。

尽管处于无奈之中，但是我们在精神趣味、生活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上，还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向上向善之中，我们的人生得到充实，我们的心理得到舒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王国维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教育之宗旨》）梁启超在20世纪的20年代指出：“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于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富有启发意味呵，我们应当经常想想。

（摘编自袁济喜《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