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虽然歌德很早就有了接触中国文化的各种条件，但这种机会都没有引起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批判的态度。在歌德自传中，他提到了童年时代参观蜡布工厂时，对蜡布上的中国画发表的议论：“在后一种蜡布上头是由熟练的工匠以毛笔绘画中国的怪诞的花卉。”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歌德当时的审美趣味，他对中国花卉用“怪诞的”来形容，对中国制的壁衣加以讥评，他追求自然的审美观，反对矫揉造作。

18世纪70年代，德国文坛出现了“狂飙运动”的浪潮，而歌德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狂飙运动”在德国出现的时候，正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学者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也是中国风最盛行的时候，而文化民族主义是德国“狂飙运动”参与者们主张“去法国化”的思想基础，既然法国在那时是“中国风”的“风眼”，那么受文化民族主义支配的狂飙学者，在否定洛可可艺术，摒弃法国文化影响的同时，连同“中国风”也一同抨击，就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歌德正式接触中国文学大概开始于1776年，在这一年的1月12日的日记中，歌德写道：“清晨读小说，话题是中国小说……。”此后的数十年时间，没有查阅到歌德接触中国文学的相关记录。直到1827年，歌德在2月3日的日记中两次提到了英译《花笺记》，这本书中另收有若干中国古籍《百美新咏》中的诗篇，歌德为这首诗写了引言，在引言里他称《花笺记》为“一部伟大的诗篇”。歌德在魏玛图书馆借阅《花笺记》后发表了他的感言，他认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他们一样，能感到中国人是他们的同类人，甚至比起西方人，在中国的一切都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描写，他感到在中国人与大自然是和谐共生的。歌德还发现其中很多的典故涉及道德与礼仪。他由此发表感慨说：“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通过《花笺记》洞察到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感情。他把中国人视为同类人，而且觉得他们生活得更纯洁和明朗，没有强烈的情绪和无穷的渴望。他还赞赏了中国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引文最后他还指出了道德和礼仪是中国封建社会维持长久的重要原因。

从这些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歌德对他接触的中国文学都流露出褒扬之意。歌德不仅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品味其中的闲适意境，更是从汉诗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他从托姆斯英译的《花笺记》所附的《百美新咏》中选了9首诗重新翻译，并发表了其中的四首。《百美新咏》触发了歌德的创作灵感，甚至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自觉地使用中国题材，最著名的当属1827年所作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人们把这首诗看作取材于中国的作品，并不是指其内容，而是他所创造的意境，他创造了歌德心目中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意境，在这首组诗中，歌德将他这一时期的个人心境与他所体会到的中国文学的美妙境界作了很好的艺术融合。

（摘编自吴悦茜《歌德的中国缘与中国观的变迁》）

材料二：

那么对于下列问题：“歌德小说与中国小说究竟有无共同之处?”我们还是摘录歌德本人的言论来作答。歌德曾对爱克曼谈到：“那里的人们思考，行动与感受几乎完全同我们一样，人们立即就可感觉出两者间的相同。只是在他们那儿发生的一切被反映得更清晰，纯洁，更具道德风范；一切都表现得很理智、市俗，没有巨大的激情与诗一般的高潮，这与我的小说《海尔曼与多罗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很像英国理查逊的小说。”另外卡塔琳娜·蒙姆逊指出歌德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浮士德》第二部创作之灵感。

歌德通过对中国诗歌的研究认识到，自然在中国诗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1827年1月31日对爱克曼说：“区别又在于在他们那儿外界自然是与人共存的。人们总是可听见池塘里的金鱼噼啪跳跃，树梢上的鸟儿吱喳不停。白天总是温暖明亮，阳光普照，夜晚总是宁静清朗，对月亮有很多描写，它并不改变环境，但它的光芒被想像的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歌德以他诗人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文学中“人与自然共存”这一特点。

除了小说、诗歌内容上的影响，我们同样要谈及形式上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格那·底特玛提出的论点。她认为，歌德与中国诗的接触曾对他短诗形式的完美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在研究这个论点时，我们首先要问：歌德在与中国诗歌接触之前是否就已经运用了简洁的短诗形式?回答是肯定的。诗人年轻时就写过许多短诗。特别是写给朋友与个人的诗善用短诗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擅长“即兴表达”。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漫游者夜歌》，这首歌德在1780年创作的诗，短小精悍，情景并茂，言简意赅，是他诗中之精品，实可谓德语诗歌之绝唱。

在歌德暮年的抒情诗中，短诗形式重新成为诗人之所爱。例如《威廉·梯施释恩的风景画》《西东合集》等等。因此，就歌德运用短诗形式进行诗歌创作而言，我们见到的是一种从青年直至老年的持续发展状态。中，德诗歌各因文化基因不同，传统不同，语言不同，而形成独自的风格特征。我们若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歌德当时尚未完全了解到中国古诗的形式、格律以及声韵，歌德凭他诗人的直觉发现了中国诗的某些特征，中国诗人侧重于自然主题的描写，表达精练，诗式短洁，歌德从中受到了启迪。以此便言中国诗歌对他的短诗形式有过重要影响，未免言过其实。东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正好与歌德老年诗风相吻合。这也正是他试图用自己象征性的诗歌语言来模仿中国诗人和阿拉伯诗人的原因之一。歌德这最后一次“转向东方”的创作不仅表明了他对短诗固有的偏爱，也反映出各国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神通意合。这也恰恰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我们在寻找相同之处时，即便是形式上的，也往往要从诗人的审美观及他们对艺术的根本理解这一层面上去剖析。

（摘编自唐际虹《歌德与中国文学》）

你知道吗，那柠檬花开的地方，

茂密的绿叶中，橙子金黄，

蓝天上送来宜人的和风，”

桃金娘静立，月桂梢头高展，

你可知道那地方?

前往，前往，

我愿跟随你，爱人啊，随你前往!

5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节选自司马迁《屈原列传》）

材料二：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节选自班固《汉书·扬雄传》）

材料三：

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若其为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辩说所能全也。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犹必有可师者，况如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此观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则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尚何说哉！

（节选自朱熹《楚辞后语·反离骚第十六》）

材料四：

李生曰：离骚，离忧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谓屈子翻愁结耳。彼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为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则其卑鄙世人驴骡下上，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深以为可惜，又深以为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夫有伯夷之行，则以饿死为快；有柳下惠之冲，则以不见羞污为德，各从所好而已。若执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则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实未常不相痛念也。

（节选自李贽《焚书·反骚》）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包身工（节选）

夏衍

①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②“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还躺着，猪！”

③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作“猪”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④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儿的“猪”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⑤“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⑥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⑦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两千个左右衣服褴褛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⑧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作“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⑨“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⑩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⑪福临路工房的两千个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儿的，三十五十；多一点儿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儿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⑫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儿湿气的晨风，大概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橱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文本二：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节选）

夏衍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够调查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1-5题。

材料一：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我们的写作应该是与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种联系去堆砌的华丽辞藻，即便是有生命的也不会长久。我们说王勃的《滕王阁序》写得非常华丽，但是他是有多年积郁在内心的委屈或者情感的爆发，它不仅仅是词汇的堆砌，而是有灵魂的思想在里面。所以说好的写作本身一定要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硬堆砌出来，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文章写出来根本感动不了人。

文风的问题还在于八股风格。写文章总是用那种很死板的句子，像一形容爱情就是用玫瑰，一形容心中所好就是“YYDS”，以至于丧失了用你自己体会很深的触发点来形容事物的能力，只能重复别人用过的陈词滥调，让读者失去对文章内容的“阅读欲”。同时，这种八股文风经常将理论和经验撕裂成没有血肉相连的“两张皮”。其实这也是一个文风问题，就是大家没有用心把经验感受最深的东西提炼出来，而是在文献中找一个或一些理论像使用“万能”模板一样生硬地套用在经验数据上。这样写成的文章既不能用理论解释当下现象的本质，也不能用经验的复杂性来修正现有理论的偏颇。冯友兰先生晚年借一生之经验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在“自序”里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学术原则：“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

（摘编自陈心想、张磊《修辞与文风》）

材料三：

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时不能只讲真话。

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都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摘编自李贵富、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们尤其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人从来不对他的同类效劳，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人自认为他有取得自己所需之物的权利，因此便以为他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人。诚然，霍布斯看出了现今的人们对自然的权利所作的种种解释的缺点，然而从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就可看出，他的解释的着眼点也是错误的。

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这一点，就连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我不怕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可看到被剧中的不幸者的苦难遭遇感动得伤心流泪的观众，尽管他们当中有那么一个人身为暴君，屡屡对敌人滥施酷刑。如嗜血成性的苏拉，对不是由他造成的痛苦，也是很伤感的；又如菲尔的暴君亚历山大，尽管他每天听见被他下令杀害的许多公民的叫声无动于衷，但他从来不敢到剧院去看悲剧，因为他害怕人们看见他同剧中的昂朵玛克和普里亚姆一起叹息。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

（节选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黎东啊，你对我的关怀如果合乎正道，那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不合，那就越关心越难从命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

格 黎 东   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   那就该重视好的意见，不管那些坏的意见吗？

格 黎 东   是的。

苏格拉底   好的意见不就是明白人的意见，坏的意见不就是糊涂人的意见吗？

格 黎 东   当然是。

苏格拉底   ……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说，在任何情况下做不正当的事都是既不好又不美的？……是不是我们必须承受一些比死刑更加重或者比较轻的刑罚？是不是做不正当的事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做此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可耻的？我们要不要这样说？

格 黎 东   要。

苏格拉底   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做不正当的事了。

格 黎 东   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   既然根本不能做不正当的事，那就连那个人们所相信的以不正当报不正当也不行吗？

格 黎 东   看来不行。

苏格拉底   怎么啦，对人做坏事行不行？

格 黎 东   当然不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怎么啦？以坏报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格 黎 东   当然不正当。

苏格拉底   因为对人做坏事跟做不正当的事是一样的。

格 黎 东   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   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节选自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

材料三：

当代青少年道德教育面临“情感弱化”与“原则模糊”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过度竞争与功利导向削弱了学生的共情能力，使其对他人困境反应迟钝；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将“讲义气”“帮朋友”等同于道德行为，实则混淆了情感同情与道德原则的界限。研究表明，有效的道德教育需实现“情感—理性—行为”的闭环：首先唤醒天然的怜悯心，继而引导其接受正义原则的规约，最终通过真实情境中的实践，形成稳定的道德判断力。例如，某市开展的“校园道德议事厅”项目，让学生围绕“是否该举报作弊好友”“能否替迟到同学签到”等两难问题展开辩论与行动设计，在理解对方处境（怜悯）的同时明确规则底线（正义）。结果显示，参与学生在后续行为中既更愿意主动帮助他人，又显著减少“以善之名行不义之事”的现象。这印证了卢梭与柏拉图思想的互补性：怜悯提供道德动力，正义划定道德边界，二者缺一不可。

（摘编自李明《共情与原则：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双维路径》《教育研究》2023年第8期）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只从“立诚”是“修辞”的目的之一出发，把“诚”理解为“信实不欺”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考虑到“立诚”是“修辞”的出发点的话，则只作上述理解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建立于“信实不欺”基础上的“修辞”是很难“居业”的。

为此有必要重新考察“诚”的词义。我们知道，上古时期的词语发展到后代往往在词义上有所变化。尤其是有一些常用词，用后代常用的义位去理解，虽然在上下文里也能使句子成立，但却丢掉了很多原来的文本信息。如《论语》里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中的“知”，如果按照后代的义位“知道了解”去理解，也能使句子成立，并且能把句子讲通，然而，它在上古时期的义位与后代的有所不同。据刘宝楠的考证，它指的是“了解并启用（某人）”。用这一义位去理解《论语》中的相关句子，便可发现它的含义要深刻准确丰富得多。那么，《周易》中的“诚”的义位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据作者的考察，“诚”的含义可以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态度方面要“敬”，即《论语》中的“敬事而信”的“敬”。《大戴礼记》：“《春秋》之元……皆慎始敬终云尔。素诚繁成。”王聘珍《解诂》曰：“《广雅》云：‘诚，敬也。’……素诚繁成者，言昏礼于始能诚敬，必繁衍于其终也。”《大戴礼记》是公元前的语料，其中的“诚”就含有“敬慎”意义，说明《周易》中的“诚”也可以含有这一意义。更有力的证据是《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孔《传》解释说：“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这是明显地把“诚”讲成“信实不欺”。然而，钱大昕把它讲成“敬”，在《广雅疏议》中针对“诚，敬也”条，他举的例子就是“享于克诚”。这说明该“诚”的义位中不仅含有“诚实不欺”义，也含有“敬慎”义。这说明《周易》中的“诚”也可以是这一类情况。《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吕子约》中有：“近看遗书说‘修辞立诚，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必以方外之事实’。”这说明朱子是把“诚”看成“诚实不欺”与“敬慎”的结合体的。

其二，来历方面要有依据，信实不欺。这是“诚”最一般的解释，历来讲“修辞立其诚”都注重阐发这一方面的含义，孔颖达的疏是这样讲的，例见前。又如《文山先生文集·西涧书院释菜讲义》有：“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

其三，要求方面要“审”，即《战国策》“言不审亦当死”的“审”。《礼记·经解》：“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陈，不可欺以方圆。”郑注：“诚犹审也。或作成。”从郑注可以看出，这一义位“诚”含有“精审，准确”的含义，也有“成事”的含义。这种用法与《楚辞·九章·抽思》“昔君与我诚言兮”中的“诚”用法一样。这说明，《周易》中的“诚”也可以有“审”义。

其四，境界方面要“独”，即《庄子·人间世》“其行独”的“独”。《周易述》在讲到“闲邪存其诚”与“修辞立其诚”时，特别讨论了“诚”的含义。该书首先从《大学》《中庸》等经典入手讨论了“诚”的语义范畴，接着引《荀子》“养心莫善于诚”与“不诚则不独”为例，归结出“诚，犹独也。”由此可知，《周易》中的“诚”义位中是包含有“独”义的，指的是有独到的与众不同之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指言辞要富有创意而又到位。当然，按儒家中庸的标准，要“慎独”，但“独”与“诚正”共同组成义位时，一般而言是不会超越中庸标准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知道：“立其诚”指的是讲究精审准确、深刻独到、信实可靠、行事敬慎。

（节选自赖积船、赖鹏《“修辞立其诚”考辨》）

材料二：

朱熹曾经明确地对学生说：“修辞，只有‘言顾行，行顾言’之意。”显然，这里“修辞”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修辞技术性范畴，具有人生价值观、世界观的意义。

什么是“言顾行”呢？言顾行就是说话（包括写文章）符合事物的实际状况，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符合自己行为的可能性和逻辑性。什么是“行顾言”呢？行顾言就是自己的行动符合所讲的道理，符合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道德与法律的规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言行一致”。但必须知道，这里所说的“言”不是一般地随便说的“言”，而是上面所说的正确的恰当的“言”，这就是“修辞立其诚”。朱子对“修辞立其诚”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认为“是说处有真实底道理”。这句话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是深刻而复杂的。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必须用语言文字交流思想感情，为的是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可是，恰当地交流思想感情谈何容易，再加上病态的人类往往故意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以达到自己病态的目的，“说处有真实底道理”便成为了修辞的理想要求。一般人是很难完全达到这个标准的，即使是语言大师，如鲁迅先生，也说了不少偏激的话，不符合“真实底道理”。再如朱熹本人也不能完全达到这个标准，否则他就不会一再地修改自己的著作，直到临死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了。朱子在自我检讨中不止一次公开承认自己的见解有误，从而不断加以修改，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修辞”不能“立其诚”将大大不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确实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曾经说他最痛恨的人类缺点是“虚伪”，因为“虚伪”是“修辞”不能“立其诚”的极端表现。从这一点也可以加深我们对革命导师深刻博大情怀的理解。一个人如果生活在虚伪的人际关系中，其境遇是非常可悲可怜的，而一个虚伪的人本身更是可悲可怜难有人生价值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又说：“修辞处立诚，又是进德事。”

（节选自李士金《朱熹论“修辞立其诚”的深刻意蕴》）

《周易》中“修辞立其诚”的“诚”并非单一义项，而是具有丰富内涵。从态度维度看，要求言说者秉持①_______的心态；从事实维度看，需保证言辞有依据、信实不欺；从表达维度看，要做到言辞精审、准确；从境界维度看，则追求言辞②_______。朱熹也强调“修辞立其诚”需践行“言顾行，行顾言”，核心是让言辞符合③_______，这也是提升德行的重要途径。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用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要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三章，讲述了这样一段情节：童年的大卫假期投奔保姆佩格蒂，来到了她哥哥佩格蒂先生的家。这里虽是简陋的渔船屋，家境也十分贫寒，却充满了温暖与仁爱。佩格蒂先生倾尽微薄之力，照顾孤苦的艾米莉，热情款待大卫。对此，佩格蒂这样深情地夸赞她的哥哥：“佩格蒂先生自己也是个穷人，可是心地好得像金子，纯得像钢。”（宋兆霖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老子》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世间至美之物，往往不事雕琢；真正深厚的力量，常常蕴于无声之处。静水流深，闻喧享静，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这或许是一种更高明的智慧与境界。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不少于600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人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删改）

材料二：

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不仅是一场非常庄严的国家级的纪念大会，同时也是一场全球瞩目的盛会。

这场纪念大会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总台军事观察员分享了阅兵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细节。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九三阅兵的观礼现场有很多令人感动的瞬间，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包括抗战老兵在内的老战士他们的面容。当他们听到抗战歌曲响起的时候，从他们的眼睛当中能看到泪花。当这些老战士看到我们年轻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受阅的时候，看到了现代化的主战装备受阅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是出现了笑容。从面容的变化，我们能够读懂在这些老战士、老兵身上的一种力量，同时也能够明白伟大抗战精神是一直在传承、在发扬的。

很多军迷评论说，看了阅兵，感觉自己从军迷变成“军盲”了。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中国的军迷大部分是“80后”“90后”，还有更多更年轻的朋友。他们平时对于这些军事的技术，包括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非常了解的，但是看九三阅兵，尤其是看直播画面，他们就会发现新式的武器装备实在是太多了，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和预想，就是因为人民军队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改革重塑的过程当中，强军的新成果是非常多的，这一次可以说是进行了集中展示，很多现代化的主战装备可以说已经是迈入到了下一代的范畴。很多军迷通过看九三阅兵，尤其是相关的节目，他们也了解到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可以说，对于军迷而言，看九三阅兵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无论是过去在抗战年代的小米加步枪，还是现在新式的海空天的装备，我们中间没有变的可能是大家需要代代去牢记的抗战精神。那么，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抗战精神到底是什么？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九三阅兵的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战士，也有年纪非常大的抗战老兵，当他们向这种全新的作战力量敬礼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永不屈服意志的传承，也可以看到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这正是人民军队强大的重要精神内核。

在天安门广场上，最引人关注的是高14米、托举着“1945”和“2025”字样的年号台，还有上面的14只灵动的和平鸽，都象征着中华民族长达14年的抗战历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卢征远：这些鸽子虽然是14只，但是我觉得它是无数只，最后汇聚成这14只，因为整个大的广场主题也是叫众志成城，其实也是人民的一种汇聚，一种精神的凝练。

（摘编自《新闻1+1丨九三阅兵，我们表达了什么？》）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离不开坚不可摧的意志与世代传承的精神。在建国伊始，毛泽东同志便明确指出，巩固政权、发展建设需要掌握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武器并团结国际友人。而这份底气的来源，不仅在于广阔国土与众多人民，更在于中国人民①________的宝贵经验。时光流转，这种精神在新时期得到了生动的呼应。在九三阅兵式上，从抗战老兵的泪光与笑容中，我们看到了②________的伟大精神在代际之间传承；从令人惊叹的新式装备里，我们感受到了建设③________的宏伟蓝图正变为现实。历史与当下共同昭示我们：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发扬伟大的精神，就能够实现繁荣昌盛的民族复兴目标。

7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青玉案·饯别刘恭父^①

张孝祥

红尘冉冉长安路。看风度、凝然去。唱彻阳关留不住。甘棠^②庭院，芰荷香渚。尽是相思处。

龟鱼从此谁为主^③。好记江湖断肠句。万斛离愁休更诉。洞庭烟棹，楚楼风露。去作为霖雨^④。

【注】①本词作于作者知湖南潭州时，饯别回朝赴任的友人刘恭父。②甘棠：《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巡行乡邑时，曾在棠树下决狱理政。召公去世后，百姓思念其政绩，爱护棠树而不忍砍伐。后因指有政绩的官吏，这里指刘恭父。③龟鱼：潭州池苑中的龟与鱼，平常由刘恭父照管。古时“龟鱼”有“感恩知主”之意。④霖雨：及时雨，喻恩泽。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买话（节选）   

廖润柏

刘耳回到瓦村的第三天，终于在村头老槐树下碰到了人。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姓王，当年刘耳离开瓦村时，王老师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如今她鬓角已染白，正领着几个孩子在树下做游戏。

“王老师，”刘耳主动打招呼，声音带着刻意的亲切，“还认识我不？我是刘耳。”

王老师愣了一下，眼神从刘耳脸上滑过，落在远处的稻田里，嘴里“哦”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转身招呼孩子们：“好了，我们回教室了。”孩子们瞬间没了踪影，只留下刘耳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槐树下。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像一张无形的网。

他想起昨天傍晚去村主任家借锄头，村主任隔着门说：“锄头都被人借走了。”可他明明看见院角的墙根下，靠着三把崭新的锄头。还有今早去李寡妇家买青菜，李寡妇头也不抬地说：“卖完了。”可竹篮里明明还堆着半篮带着露水的青菜。

刘耳叹了口气，转身朝村尾走去。那里住着村里最穷的张老汉。张老汉家的门敞开着，他正坐在门槛上抽烟。

“老张，”刘耳走过去，递上一支烟，“还记得我不？我是刘耳。”

张老汉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黯淡下去。他接过烟，却没有点：“回来了？”

“回来了，”刘耳在门槛上坐下，“在外头待久了，还是觉得老家好。”

张老汉“嗯”了一声，不再说话，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着自己的旱烟。

“老张，我听说村里最近在修祠堂？需要钱不？我可以出点。”

张老汉的手抖了一下，烟灰落在了裤腿上。他抬起头，看了刘耳一眼，那眼神里有疑惑，有警惕，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恨。“不用，”张老汉说，“村里自己能解决。”

刘耳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听见张老汉在身后嘟囔了一句：“当年的七个鸡蛋，你忘了？”

刘耳的脚步顿了一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隐隐作痛。他当然没忘。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刘耳帮不识字的张老汉写申请，多写了一句话，让张老汉多得了补助。可后来传言说刘耳故意把张老汉家说得很惨是为了讨好领导，让张老汉在村里抬不起头。刘耳想解释，可张老汉根本不听。后来刘耳离开瓦村，这件事也就渐渐被他淡忘了。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张老汉还记着这件事。

刘耳走出张老汉家，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他漫无目的地在村里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尾的河边。他抬头看了看天，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了。这时，他看见一个小男孩在河边捉鱼。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脸上沾着泥点，看起来很机灵。

“小朋友，”刘耳走过去，“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抬起头，看了刘耳一眼，警惕地往后退了两步：“我叫扁豆。你是谁？”

“我叫刘耳，我是这个村里的人，刚从城里回来。”

扁豆上下打量了刘耳一番，眼神里充满了好奇：“你是城里来的？那你一定很有钱吧？那你能给我一块钱吗？我想买糖吃。”

刘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递给扁豆。扁豆接过钱，脸上露出了笑容。

“不用谢，”刘耳说，“你能告诉我，村里的人为什么都不理我吗？”

扁豆犹豫了一下，说：“因为他们说你是坏人。我听我爷爷说的。他说你当年为了自己能升官发财，故意害了张老汉。”

刘耳的心猛地一沉，原来村里的人都这么看他。他想解释，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小朋友，”刘耳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你帮我去问问村里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只要你能问出点什么，我给你钱。”

扁豆接过刘耳递来的五块钱，塞进了口袋里：“好，我帮你问。”说完，转身跑了。看着扁豆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村口，刘耳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想，也许通过这个小男孩，他能重新了解这个村庄，了解这些乡亲们。

文本二：

《买话》：还乡叙事的新变（节选）   

付如初

《买话》的故事内核很简单：“城一代”刘耳还乡。一般说来，城乡流动题材最常出现的矛盾冲突就是人被环境拒绝，尤其是城市对人的拒绝。然而，人被故乡拒绝，在已有的文学作品中却不常见。尽管早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传统记录，但背后的底色还是接纳的、温情的和诗意的。在现代文学中，尤其鲁迅的系列作品中，返乡者往往也是启蒙者，故乡是他们的审视对象。

这是作家廖润柏的重要发现。小说家的创造性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视角上。换一个角度看生活，人性观察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买话》中，刘耳作为从乡村来到城市、实现阶级跨越的代表，自认无法融入城市，却又回不去乡村。他的返乡之旅，没有衣锦还乡的荣耀，没有落叶归根的温情，有的只是被故乡抛弃的尴尬和痛苦。这种尴尬和痛苦，正是当下我们很多人要面对的。而这样的尴尬和无奈如何消解，那是文学要持续努力的广阔天地。

廖润柏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洞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还乡叙事增添了新的维度。它让我们看到，故乡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地方；返乡也不再是一种心灵的慰藉，而是一种灵魂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