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这里说“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甲】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④【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文章作者胡福明1977年9月从南京寄出稿件，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12月下旬才看到胡福明的文章。王强华现在清楚地记得，胡福明当时寄来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

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记得，经过作者胡福明和《光明日报》反复修改后，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于1978年4月23日和24日先后两次送到中央党校，由他和吴江修改。

孙长江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该稿为基础，结合党校的文章草稿进行了修改。

胡耀邦同志1978年5月6日审定了这篇文章，10日在《理论动态》发表后，次日在《光明日报》刊登。

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的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摘编自《“真理标准”十易其稿胡耀邦亲自审定刊发》）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别了，不列颠尼亚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7时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有删减）

材料二：

与时代同向，与祖国同行

程龙

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备受瞩目的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近日访港，相关活动门票一经发售，几小时内几近售罄，体现的是香港民众对内地奥运健儿的喜爱、对祖国发展进步的关注。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前不久，在“时代精神耀香江”之大国建造主题展开幕式上，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的孩子们，手持鲜艳的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用普通话合唱了一首《龙的传人》，引来阵阵掌声。童声悦耳动听、感染人心，激荡着爱国之情。

大国建造，让香江更璀璨。从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香港临时医院项目和社区治疗设施项目，到改善民生的香港将军澳海水化淡厂、搬迁沙田污水处理厂往岩洞工程，再到香港迪士尼乐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直以来，祖国内地悉心支持香港建设发展，有关香港的重大民生工程，都离不开内地建造者的参与。一位建设者说“祖国永远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内地与香港的建设者们同心协力，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着源源不断的力量。

香港市民在深入了解国家发展、见证国家成就的过程中，不断筑牢国家认同，激发家国情怀。“香港好，祖固好；祖国好，香港更好。”最近一段时间，“时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在香港引发热烈反响。“月壤入港”活动，一票难求、场场爆满；“天地对话”现场，近300名香港大中学生、科技工作者踊跃参与，“大国航天”成为网络热词；短短6天的大国建造主题展，吸引了3万多市民、200多个团体参观……祖国内地与香港血脉相连、人文相通、经济相融，在同呼吸、共命运、齐奋斗中涌动着深厚爱国情感，凝聚着一股奋进力量，推动香港创造美好未来。

目前，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在香港上映，有香港观众观影后直呼：“这是最好的国民教育课！”主旋律电影在香港受到广泛好评，反映的是香港观众“身为中国人的骄傲”。香港同胞素来有爱国爱港的传统，爱国爱港是主流民意。近期，从《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刊宪生效，到香港中小学升挂国旗制度化、常态化；从学校课程增加国情教育、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内容，到公营学校新聘教师均须通过基本法测试；从国家“十四五”规划在多领域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爱国爱港，繁荣发展，在点滴行动中化作了具体的政策，于落地落实中收获实效。在“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上，在“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指引下，香港各界爱国力量广泛凝聚、爱国正气持续上扬，为香港重塑新优势、书写新传奇提供重要保障。

香江潮涌起新航，爱国深情永不变。一路走来，风雨兼程，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擦亮爱国底色，激发爱国热情，以奋斗者的姿态向未来奔跑，就一定能共享祖国的尊严与荣耀，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摘编自202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意象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相比中国当代诸多美学派别，意象美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将重点放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实践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

之所以重视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和梳理意象理论的思想资源，对于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文化基因和美学思维特点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文化是尚象重象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丰富的“象”的文化基因，这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器具意识的起源、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构造、《易经》的卦象符号创造中就充分体现出来。先秦哲学家和思想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象”进行哲学阐释和理论超越，提出一系列重要命题与观点，如老子将“道”“气”“象”联结起来的哲学观念，庄子的“象罔”命题和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解，《周易》的“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哲学命题，先秦儒家以“象”比德和《诗》之“比兴”的观念等，对于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活水源头。

其次，它可以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对于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将中国美学理论观念的研究与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宗白华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著作，而且尤其要重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中国美学史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十分丰富，不仅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诗、书、画、音乐、舞蹈、戏剧，而且有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等艺术审美形态，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审美意象的创造。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诗论中的“比兴”“情景交融”“境生于象外”，书论中的“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论中的“传神写照”“气韵生动”，乐论中的“人心之感于物”“和声无象”。园林艺术的“虽由人作，宛在天开”“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等。不少理论家也是围绕着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对于把握和认识中国美学史本来面貌和特色有着重要意义。

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研究，还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美学史面貌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从形而上的哲学美学方法入手还是从具体的艺术审美实践出发，学术界是存有不同看法的。对于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来说，这两种方法是可以统一的。意象美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背景下，意象审美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形而上的审美意识与追求，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实践的产物。中国美学家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命题，是可以通过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意象创造来印证的。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和文艺审美的核心范畴，并提出“神与物游”“感物吟志”等诸多命题，不仅很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和心物观，而且也在中国古代诗歌审美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还突出了范畴命题对于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的意义。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中国美学运思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统摄力，其所包含的“意境”“妙悟”“平淡”“飘逸”“沉郁”“空灵”等概念范畴组成了一个强大系统。通过对“意象”概念系统以及相关范畴命题的分析，不仅能凸显出意象在中国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古人特有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运思方式。

（摘编自毛宣国《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意蕴》）

材料二：

意象，是汉语诗歌的核心与标识。通过意象抵达至美的境界，从而传达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这就是中国诗歌美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大不同于外国诗歌之所在。汉语诗歌注重意象，体现了中华文化取象于物、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立象尽意”，要点有三。首先，“象”充满了画面感，表情达意因此变得形象可感、生机勃勃。其次，“立象尽意”弥补了“言不尽意”的局限，非但能以生动的具象传达作者幽微的情意，而且可以通过“象”的调遣引发读者的参与。最后，“立象尽意”使得诗人在“我”与“世界”之间找到了“象”这个中介，建立起“世界—象—我”这样的表达格局，从而获得了对于世界的隐喻式表达；而隐喻正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核心要素。

（摘编自梁文勤《意象：汉语诗歌的核心与标识》）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 ① ，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 ② ，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材料二：

在如今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自我包装、自我夸耀、自我炒作的倾向，例如某些人在公众面前或媒体面前发言时，通常会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词汇夸大事实，以突出自己或团体的成绩和地位，但这些修辞并不符合事实。这些词汇的盲目滥用，造成了领导发言、工作报告等内容上的假大空；经过他人传播和模仿，更会引起恶劣的社会效应。这样的修辞行为违反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不仅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加剧了文化的泡沫化。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修辞立其诚”原则就是在中国修辞学界贯彻诚信原则。“修辞立其诚”出自先秦经典《易传》，是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说话和自我约束的准则之一。西方的修辞学一度不重视“修辞”要“诚”以致被诡辩派利用而陷入困境，尝到了声名狼藉的恶果。

然而，“修辞立其诚”也并非尽善尽美。过于强调“诚”，会使修辞陷入寸步难行的僵局，无疑是作茧自缚，使语言变得索然无味。封建制度强调各安其位、上贤下孝的封建伦理，但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打破并建立新制度、制定新原则。过分强调伦理，就会忽视修辞规律。修辞活动中过于强调伦理制约，会阻碍修辞活动的进行，不符合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原则。从这个方面来说，“修辞立其诚”过于重视操作层面，相对忽视了效果层面。提高表达效果是修辞的最终目的，因此“修辞立其诚”要适度。

从其内涵入手，欲达到“修辞立其诚”，必先言之可信，措辞得当，谦恭诚恳，涵养丰富。这就要求人们平时注意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气质。但是纸上谈兵容易，还必须考虑其操作性。古人云：“三思而后行。”如果必须保证话语的真实性，还要兼顾态度诚恳，甚至要体现自我涵养，那么开口之前的准备阶段未免太长了。所以说，做到“修辞立其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辞欲巧”且“情欲信”。此外，随着时代变化，“修辞立其诚”的内涵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原则，修辞理论研究需要多角度的创新之见。

（节选自周强《浅析“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致自媒体朋友的倡议书

互联网已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自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作为新媒体领域的重要组成力量，有责任、有义务肩负起时代责任，维护好清朗的网络空间。现向自媒体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公众需求，倾听民众声音，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二、自觉抵制“标题党”“跟风党”等信息内容，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三、

四、

中共网信办

2023年11月28日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摘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著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二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三个重要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摘编自陈占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后面的问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表现在做学问方面，要求我们做到“从实求知”，即费孝通“行行重行行”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行行重行行”是到处去走，去看，去实践。费孝通的学问是到实地调查出来的，“不是空想，而是实际地看。看见具体事情，看出来意思，把意思说明白，再回到实际中去”。晚年的费孝通曾说：“要多跑多看。我这点东西就是跑出来的。行行重行行嘛！”1936年他在吴江开弦弓村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带着材料去了英国留学，写成了成名作《江村经济》，后来有了条件，重访江村26次。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以“行行重行行”的方式走过了除了中国台湾和西藏的祖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了十多卷文集。

“行行重行行”需要求知者虔敬的诚心、精一的专心、纯粹的内心、坚定的恒心。这些即所谓的用心：用心做学问，用心写文章。“用心”这个词源自王阳明的《传习录》。他的一个学生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就是说专一，纯粹的“专心”可以摒除外在的、浮华的、表面上的形式主义。比如奉养双亲，有些人“仪节”做得很到位，就像艺人严格按照剧本在表演一样，而且演得还非常真实，但他们却不是真心如此。这样能算至善吗？显然不能。这个例子劝导我们要通过知行合一才能达成“修辞立其诚”。

写作课其实与游泳课很像：教的东西再多，如果自己不下水，也是无法学会游泳的；开始写得可能不太好，但是慢慢你写得多了自然就会写好，你不去写的话，别人讲再多的道理都是没用的。写出来真正属于自己体会发现的东西，才能体现出“真”和“诚”。“知行合一”，就是在践行“修辞立其诚”。

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看了很多文学经典、社会学经典，以及看待和分析世界的经典范式和方法。这一切有关修辞的东西，我们看得多了就会慢慢地沉淀成为习惯。我们还要认识到任何经典都有其局限，要看，更要活学活用。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说只有诚实才能凝神听从直觉，只有直觉能够辨析和感知世界的真伪。所以我们的写作要跟个人的生命、群体的生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联起来，用恰当的语言描述真实的观察，拒绝空洞虚伪的模板式八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好文章是从真实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中“生长”出来的生命，而不是依据特定格式虚构出来的故事。

（摘编自陈心想、张磊《修辞与文风——写作务必“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给一个样本，或者即便是开出一套方法来，都不能把它作为教条去照搬，而只能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调查的经验和方法，都是别人从彼时彼地的具体的社会调查中获得，并加以总结提高的。而接触到的客观事物、现象，各有其不同的内在联系，有着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有不同的类型。所以，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模式去硬套，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某种方法去分析具有不同特点的研究对象。

硬套和搬用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理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我国的特点，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认为这也是社会调查的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应当学习它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不是局限于某些具体的结论。这就是说，我们要重视从过去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认识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强调在事物的不断发展中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得出新东西。

社会调查所面对的是与我们同样的活生生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里，态度是否诚恳，被调查者要先了解清楚了才能回答问题。

我常说起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开了几个座谈会，到会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他就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解决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他靠了两条：第一条是他出身于农村，并有意识地接近农民群众，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就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直接的感受；第二条是他十分虚心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

社会调查要有一个制订研究计划、方案的阶段。计划的制订不能靠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那种像电影里表现的指挥官对着地图想出来的作战方案，在实战中未必行得通，多半要吃败仗。因此，计划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实际，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做仔细详尽的观察，从一点或几个点的经验来做计划的依据。这叫作探索性的调查，即先探探路子，为大规模的正式调查做先导。江苏的小城镇研究至今没有全面铺开，我们所做的只是在苏南、苏北等地区选点做了观察。在此基础上，现正在设计一套合理可行的指标。我们的探索调查搞了两年，可见订出研究计划并不容易。

（摘编自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的。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养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马虎地想，非但自己吃亏，甚至影响到社会，把种种事情弄糟。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

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想对了，写对了，才可以一字不易。光是个一字不易，那不值得夸耀。翻开手头一本杂志，看见这样的话：“上海的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廉价的房间更难找到，高贵的比较容易，我们不敢问津的。”什么叫作“上海的住旅馆”？就字面看，表明住旅馆的原来是人。从此可见这个话不是想错就是写错。如果这样想：“在上海，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写对了。不要说加上个“在”字去掉个“的”字没有多大关系，只凭一个字的增减，就把错的改成对的了。推广开来，几句几行甚至整篇的修改也无非要把错的改成对的，或者把差一些的改得更正确，更完美。

（摘自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

材料二：

我们说“修辞”，好像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其实不是。《易经·乾卦·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什么叫做修辞？不是指那种花花草草的涂抹装饰，而是你要找到一句最合适的话传达你自己。不管写人写物写情，你要把那句最能够传达你感情的话、最恰当的字找到。所以杜甫虽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修辞立其诚”。他惊人的语句，跟他内心的感情能够相配合。而后世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用字，而不能够很好地配合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杜甫那么丰厚的感情，他们都是用脑，不是用心。我不是说这些人绝对不好。而韩愈这个人呢，是很有才的，他有丰富的语汇，运用语法的能力也强。我们把白居易也说一下。白居易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与元九书》。元九就是元稹元微之，当时元白两人并称，他们所提倡的，白居易这封信里就写了，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说你写文章，要为这个时代而作，要看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的歌诗要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真实事件。这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杜甫是个写实的、对社会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是流自肺腑。韩愈、白居易这些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而杜甫是用感情来写诗。元微之跟白居易写了一大堆反映现实的作品，叫作新乐府。他们是找题目来写的。而杜甫不是，杜甫写诗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眼中所见，这完全是不同的。

（摘自叶嘉莹《诗圣遗泽广远绵长——中唐以后几大诗歌派别的演变均受杜甫影响》）

材料三：

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写文章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时至今日，对于文章发表后近二十年的今天，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仍然显得熠熠生辉。

一方面，“立其诚”应从“修辞”始。正如作者所言，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即言辞与客观实际即相一致的属性，我们也应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要求，更是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实际的客观需求。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社媒、自媒平台层出不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或夸大其词，或随意臆造不实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一些商家动辄“跳楼”“甩卖”，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无良博主终日把“跪求”“哭晕”当作口头禅；一些“标题党”文章，或言过其实，或子虚乌有，不仅误导读者与消费者，更易造成故弄玄虚的不良社会风气，实不可取。“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形成社会风气时，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正如作者所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久而久之遭人识破，被身边的人疏远。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有明星学术造假，堂堂“博士”不识知网，而引起全网公愤；有艺考生借助父母职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被人发现，取消资格。弄虚作假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摘自黄俊尧《新时代应继续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张岱年先生作为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有着自己独特的为人与为学境界。

张岱年先生秉持着“直道而行”的独立人格意志。勇于探索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张先生的一位早年弟子刘鹗培教授在平反之后向先生讲述自己的人生体会，说自己已经被政治激流冲刷成了鹅卵石，但志向不改，只是“取向于钱，外圆内方”而已。先生听后，片刻不语，只是在纸上写了四个字：“直道而行”。张岱年先生在50年代的“反右”中遭受诬陷，直至“文革”，大约有20年时间不准“乱说乱动”，处境困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未有丝毫动摇和怀疑，仍然认真学习和研究辩证唯物论。

《易传》讲“修辞立其诚”，著书立说，把自己真实的见解表达出来，乃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著书立说，张岱年先生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思想，绝对不会因环境的变幻而扭曲自己的内心世界，也不会讨好时尚而顺风转舵。

张岱年先生晚年自称“渠山拙叟”（“渠”即横渠，“山”乃船山），表达了以北宋哲学家张载和明末清初哲学家王船山为学术人生楷模的意愿，凸显了其为发展祖国学术事业做出毕生贡献的神圣使命感。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荀子对此释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即是说，君子之学目的是有益于身心，而小人之学只是作为夸夸其谈之资或作为外在的装饰品。在现代社会里，有的人读书做学问，或者为钱，或者为权，可谓是地地道道的“伪学者”。面对“学术浮躁”及“学术腐败”等现实问题，当代年轻学者时常感到茫然无措，热切期盼着有人能够指点迷津。

张岱年先生其为人与为学，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彰显其道德学问人生境界，为当代中国学者树立了道德学问的楷模，对于端正当下的学术风气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迟成勇《论张岱年的为人与为学》）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试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