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二三十年来的国内移民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城”移民研究，也就是“农民工”问题研究。但最近五到十年关于“城—城”移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它与“乡—城”移民研究一样，都绕不开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流入地城市市民权利分享、不同人群在城市公共资源再分配上的权益之争等话题。在特定地域内对特定群体进行权利再分配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这种矛盾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认同困境，他们是在流入地城市长期生活或工作的常住居民，同时却在市民权利的分享上面临各种障碍或来自本地人的质疑。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对流入地存在着地域上和群体心理上的归属矛盾心理，即把对城市的地域认同与对城市市民的群体认同区分开来，如“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这句话经典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但他们又是哪个城市的孩子呢？他们在群体认同上将自己归属于“城里人”，但在地域认同上，却无法将自己归属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那个城市，更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外地人”，只有回到农村老家才是“本地人”，可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农村的孩子。他们到底是“谁”？

群体认同和地域认同的不一致的根本内涵是，移民对所在城市虽然有认同（或归属）的意愿，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意愿却不相一致，他们想做“某地人”，但最终要么不得不继续做“农民”，要么就变成非农的“外地人”。然而，“外地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群体认同，只是有着共同生活际遇的人的集合体，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在某些方面（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外地人”争取权利的抗争往往以个体权利诉求的形式出现，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立场。同样，当下在一些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外来人口个体化赋权的路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是外地人”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它背后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不是本地人”，这应该就是“外地人”这一地域身份意识的核心意涵。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本地人”呢？

（摘编自康岚《“谁是外地人”：大都市居民的地域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二：

自19世纪中叶成为通商口岸以来，语言和原籍一直被用作上海社会阶层的代名词以及歧视外来人口的依据。自2001年《语言文字法》通过以来的20年间，普通话逐渐在上海的大学校园、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占据主导地位。这大大降低了外来人口为日常工作、生活而学习方言的动力和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和10年代中期，在上海定居的三组外来人口所受的语言歧视，已经从公开转变为隐蔽，从在整个上海本地人群中普遍存在到仅局限于年长且相对弱势的本地人群中。多年来，“外地人”这一标签逐渐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建筑工人或家政服务人员等体力劳动者脱离，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已逐渐减少，但外地人与上海人之间的认知鸿沟仍然存在。对于大多数上海本地人来说，一个人的价值仍然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或听上去是否像上海人来判断的，即是否具备上海人的习性。尽管上海本地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背景迥异，但上海人的身份仍暗示着城市的精致和西方的现代性。高教育、高技能的外来人口拥有社会阶层及个人财富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又明确表示他们的自我认同是流动的：永远是外地人，但对上海有着明显的归属感。这种矛盾性表现在他们对这座城市在物质上的象征性的拥有权，承认自己不精通上海话或没有掌握上海话的意愿，以及对家乡逐年来的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个人背景、语言文化等原因，他们与土生土长的真正上海人的区别烙印在各自的脑海里。正是这区别使他们形成以上海人身份自居的模仿倾向，那些希望迅速融入本土上海人社群、并在上海定居的外来年轻职业女性群体尤其如此，她们有种种愿望，但在实现愿望、被认可为中产阶级的同化目标方面手段有限，缺乏个人经济水平做支撑，语言能力就成了一条捷径。

2017年，笔者采访过原籍哈尔滨的伦，她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在此工作生活超过15年。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要被认定为上海人，就必须有不容商榷的标准：“首先，你需要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其次，要了解这座城市。我在这座城市里完全没有方向感，总是依靠导航。但是我老公（上海人）对每条路和每条街都很熟悉！如果我说自己是上海人，我自己都不相信！”上海方言不熟练、城市建筑环境不熟悉，使通过工作获得上海户口的伦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丈夫有很大不同。这两个标准很有意思，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扩张让许多本地人对自己的城市都感到陌生。伦对典型上海人的描绘依赖于传统的限定词，这些限定词假设了一个冻结在时间河流里的城市语言和物理空间。这样的限定，并不适用于上海这几十年来的状态或轨迹；或者说，自上海开埠后从未如此。

（摘编自徐舫《永远的外地人还是名义上的上海人》）

3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后面题目。

病起书怀^①

陆游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②。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注】①此诗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陆游时年五十二岁，被罢官后病了二十多天，客居成都浣花村。②和銮：古代马车上的铃铛。这里指“君主御驾亲征，收复祖国河山”的美好景象。

书愤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雪夜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老妈妈

王愿坚

我问：“刚才那个女同志是谁？”

旁边的同志说：“同志们都管她叫老妈妈。算咱这个医院的副队长，又是政委、看护员、炊事员、采购员……反正这洞里的事她一手包干。人倒是个好人，就是年岁大了，腿脚不灵，嘴又啰唆……”听着听着，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天放亮的时候，外面的联络员传回消息：“外面到处是敌人，在找伤员。”一听这情况，洞里顿时乱了起来。旁边的老刘第一个放大嗓门儿喊道：“嗅！这下子可完了，完了……”我也急得不知怎么是好。

正在这时，老妈妈忽然霍地站了起来，走到老刘跟前，厉声地说：“老刘呀，什么完了，完了！你想想，你说这话能对得住长征路上的那些同志吗？……”她从腰里摸出一件什么东西，用力抖了抖，里面铮铮作响，“这是特委留下的钱，我可以偷着下山买米给你们做饭吃；钱花光了，我就是下山讨饭，也不能让你们饿着……”

她说完话，洞里鸦雀无声。

山上的松涛呼啸着，风，把早晨的浓雾一团团地刮进洞里来。

休息了一会儿，老妈妈欠起身，低声叫道：“主力上下来的张同志，你能到外面来吗？”洞外，是一块光坪。太阳已经露脸了。从弥漫的大雾里看去，像个通红的大火球。她搀着我向一棵大树走，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大妈，有开水吗？我可要开的。”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怔。迎着朝阳，我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起了她。苍老的脸上，刻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门牙也残缺不全，在她的左眼下，有一个黄豆大的疤痕……噢，想起来了。三年前秋天，我奉命到潮汕地区去和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接头。这是我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她就是我的联络人。她比三年前老多了，看上去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嘴角上添了皱纹，鬓角也花白了。

她把我扶到树下一块石头上坐好，收敛了笑容，说：“老张，这里就咱两个是党员，得把这担子担起来。”

我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又回到洞里。大概因为我是主力上来的，又是个干部，大家都同意我暂时负责。我拿过那支驳壳枪来挥着。这工夫，老妈妈早已趁着雾大、不会暴露目标的时候，点上了火，烧了开水；她把开水舀出来一些，冲了盐水；又把米下到锅里。然后，端着一茶缸盐水，挨个给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她这一切做得那么仔细，那么沉着，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似的。这种镇定的情绪感染着洞里的所有人，大家都安定下来了，人们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老妈妈把事情弄完了以后，抄起一根竹杖，对我说：“我去了。”

时间真难熬啊，太阳已经落了，还不见老妈妈回来。我出去眺望了好几次，除了遍山荒草、大树、怪石，什么也看不到。更难的是粮食没有了，同志们都在忍着饿呢！

黄昏时分，我决定顺着山路去找找看。我沿着小路往下爬，才约莫半里路，实在爬不动了。我靠着一棵大树，四下瞭望了一下，远远地看见路旁草丛里好像有一个人影在蠕动，我警惕地掏出了枪，问了声：“谁？”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我走上去一看，正是老妈妈。只见她脸上、手上满是血迹，两肘两膝上的衣服也破了。她趴在地上，头前放着一个包包，她用手和头顶着那个包包，正吃力地往山上爬。我连忙跑上去，激动地叫了声：“妈妈！”她见我来了，咧开干燥的嘴唇笑了笑。我用一只手拎着东西，她扶着我，就上了山。

她一进洞口，就忘记了劳累，挤在人堆里，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像多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她摸着年龄最小的和伢子的手，抱歉地说：“孩子，饿坏了吧；上了几岁年纪，走道不利索，真是……来！”说着，解开了包包。这个包包简直是个杂货摊，里面有约莫十来斤的一小袋粟，有打糕，有窝窝、红薯、干红薯丝子，有一块豆腐，有一个小南瓜，还有几卷各种颜色的布——大概是给我们包伤口用的。她把可吃的东西按人们的伤情轻重分了分。

同志们饿了一天，现在每人都拿着一样东西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洞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正吃着，忽然听和伢子喊了声：“老妈妈哪里去了？”

我连忙跑出洞来找，只见她老人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捧着一样东西在吃呢，见我去了，忙把手里的东西掖在衣服底下藏起来。我好奇地抢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草根、菜叶、红薯丝、烂南瓜杂拌的窝窝。我眼眶子一热，一把抱住她：“妈妈，你……”

“别嚷，别嚷，别叫同志们听见。”

我硬把自己手里的一块煮红薯和她换过来。这天夜里，我被老妈妈的行动感动着，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老妈妈早早做好了饭，换完了药，又下山了。

一个白天，我把老妈妈下山讨饭的经过和她瞒着大家吃的东西给大家说了说。最爱嚷嚷的老刘也怔怔地沉默了一天，最后才对我说：“老张，我的伤势轻，有什么事只管叫我干，要不，我对不住妈妈呀！”……

日子过得飞快，我已经康复了。黄昏，我收拾行李，就要上路了。走出了好远，回转头来看时，只见老妈妈还站在岭头上向我张望，她那花白的头发，迎着山风，微微地飘动着。

1955年10月8日（有删改）

文本一：

猎舌师

房伟

民国二十七年的南京，春风吹不散阴霾，整座石头城像一口倒扣的闷锅。

骆宁安又一次在凌晨惊醒。

窗外是永无止境的黑暗，耳边却回荡着两年前的惨叫。母亲的喉咙被刺刀刺穿，血渗进中华门的青石板缝，怎么洗都洗不掉；兄长被井绳勒死，双手僵硬地指向苍天；三岁侄儿的肠子拖在地上，冻成暗紫色。那些画面日夜啃噬着他，让他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味。

他曾是松涛楼最年轻的淮扬菜主厨，一手雕工、刀工、火候，在南京城里数一数二。他读过书，通旧学，能背《随园食单》，懂得“味者，甘也、鲜也、和也”。可战争一来，诗书礼仪、人间烟火，全都碎了。

为了护住妻女，为了活下去，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唾骂的选择——去日本总领事馆，当一名给侵略者做饭的厨子。

走在街上，熟人朝他吐口水，骂他“汉奸”“软骨头”“忘了祖宗”。

骆宁安从不辩解。

他低着头，进了领事馆的后厨，换上白色工作服，拿起那把跟了他十年的厨刀。刀还是那把刀，人却像换了一个。话少，手稳，眼神平静得近乎麻木。

领事馆的厨师长，叫虎太郎，是个精瘦、严苛、近乎病态痴迷料理的日本人。他不苟言笑，目光锐利，一进后厨，空气都要冷三分。

第一天见面，虎太郎就用生硬的中文问所有人：“料理的奥义是什么？”有人答：“让人吃饱。”有人答：“让人快乐。”虎太郎都摇头，满脸不屑。

轮到骆宁安，他抬眼，声音平静：“中国厨圣王小余说，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尽物之性，以表其美于人，是为厨之道。”

虎太郎一愣，随即冷笑：“你们中国料理，不过是奢靡、油腻、讨好口舌的把戏。真正的料理，是征服，是统治，是让舌尖臣服！”

从那天起，虎太郎总有意无意与骆宁安较量。骆宁安做泥炉烤鸭，色泽枣红，皮酥肉嫩，一鸭三吃，满堂叫好。虎太郎便做冰火炙烤牛肉，薄如蝉翼，热肉裹冰屑，入口冰火两重天，霸道凌厉。

骆宁安的菜，是平和、包容、烟火气。虎太郎的菜，是冷酷、极致、征服欲。

后厨所有人都明白，这不是简单的厨艺比试。

骆宁安默默忍下所有轻蔑。他每天天不亮就备菜，选最嫩的肉、最新鲜的笋、最清鲜的鱼。他的刀工稳得可怕，萝卜丝能穿针，鱼片薄如纸，狮子头浮在清汤上不散，松鼠鳜鱼外酥里嫩。

他越精湛，日本人越信任他。他越谦卑，心里的火焰越旺。

机会终于来了。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决定在领事馆举办盛大庆功宴，宴请所有高级军官，炫耀“战果”。虎太郎亲自点名，由骆宁安担任主厨，要求他拿出淮扬菜最高水准，压过所有日本料理。

这是陷阱，也是死局。

骆宁安接下任务。

他选料极严：苏北活鸭、长江活鱼、太湖鲜笋、金华陈年火腿。每一道工序都亲自动手，不容半点差错。

宴会当晚，领事馆灯火辉煌，军官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道道淮扬名菜端上桌：松鼠鳜鱼栩栩如生，清炖狮子头汤清味鲜，水晶肴肉晶莹剔透，三套鸭醇香浓郁。

全场赞不绝口。司令官连吃三碗，拍着桌子大笑：“骆，你的厨艺，是帝国最好的奖赏！”

骆宁安垂首而立，面色平静，眼底却一片冰凉。

他在等。

一刻钟。两刻钟。

第一个军官突然捂住喉咙，脸色涨紫，想喊，却只发出“嗬嗬”的破风声。第二个，第三个……军官们接二连三倒地，痛苦地抓着脖子，惊恐地瞪着眼，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宴会厅瞬间大乱。

虎太郎猛地回头，死死盯住骆宁安。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个温顺、沉默、手艺绝伦的中国厨子，从一开始就是一把藏在油烟里的刀。他不是厨师。他是猎手。

虎太郎想嘶吼，却发现自己的喉咙也开始发紧。他看着骆宁安，眼神里有愤怒、震惊，竟还有一丝复杂的敬佩。

骆宁安缓缓站直身体。他没有逃，没有慌，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群失声的恶魔。

“你们用枪炮征服土地，”他轻声说，声音在死寂中格外清晰，“我用料理，收回你们的舌头。”

这就是猎舌师的复仇。不流血，不持枪，却诛心。

窗外，夜色如墨，石头城沉默不语。骆宁安拿起那把陪伴多年的厨刀，轻轻擦拭干净。他知道，从此他将踏上流亡之路，妻女不能再相见，家乡再也回不去。

可他不后悔。

有些尊严，必须以命相搏。有些抗争，只能在沉默中完成。有些战场，不在硝烟里，而在烟火深处。

风掠过南京城的屋檐，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菜香，那是淮扬菜的香气……

（有删改）

【注】《猎舌师》是一部抗战系列短篇小说集，本文的故事原型来自抗战期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发生的一起震惊中外的投毒事件。

文本二：

《猎舌师》序（节选）

王尧

好的历史小说，应是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象力结合历史真实性与理性诉求的产物。几个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学史上的优秀中短篇历史小说也不少，但创作中短篇历史小说，尤其是短篇历史小说，难度却不小。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进入一个感性历史情境逻辑，将读者带入到独特的历史氛围，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现宽广的历史视域与历史反思，这的确不容易。同时，注重历史精神，也不能放弃历史小说的娱乐性，如何将历史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在传递历史真实信息的同时，给人以智慧启发与故事性愉悦，是历史小说努力的方向。

（有删改）

文本三：

《猎舌师》这部小说集摆脱了我们习惯的抗战文学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的皱褶处与缝隙处寻找故事，发现被宏大历史所覆盖的部分。把个人叙事作为叙事的原点和主要出发点，将宏大的、民族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历史转化为个人的历史，并上升到个体、文明、人性、生命、日常等层面，这是一种将战争叙事进一步往下推进的重要方式。

（选自“豆瓣书评”，有删改）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独木

孙颙

九月底，北方的天气，凉得快，街上过客，就不敢穿单衣了。局势不稳，各种吓人的传说，正在延续了数百年的皇城圈内蔓延。街上的行人，显得稀稀疏疏。傍晚的阴沉，早早地淹没了太阳的余晖。风飕飕地扫过街面，在胡同的转弯处，卷起弥漫翻卷的沙尘，让人没法睁开双目。

徐方白站在胡同的角落，一棵大树的阴影，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他细长的身影。身子那般瘦弱，套在宽松的长衫里，松垮的衣衫被风戏弄着，时而鼓起，时而下垂，那风再猛些的话，感觉他会被轻易地裹挟走。他向来偏瘦，这段时间，吃饭也有一顿没一顿，心情处于极端紧张之中，更加弱不禁风。

他吃力地睁大眼睛，风沙之中，视线变得非常模糊。他努力想看清的，是斜对面的一处门洞，那是“浏阳会馆”的大门，湖南同乡会的会所。门匾的下方，站着条汉子，粗粗壮壮，模样却看不分明，到底是熟悉的同乡，还是凶狠的清廷捕快？徐方白分辨不出，就踌躇着，是否要现身走过去。他往前跨了半步，眯缝着双眼，努力望去，依旧看不准。天色变得更加黯淡，夜幕正在加速降落。他想，只有走近了去看。也许，他可以装作路人，大大方方从会馆前面经过，就算那里候着捕快，也不至于出手逮一个行人。

徐方白犹豫不决地抬起了右脚。突然，他感到肩胛一阵剧痛，像是被铁钳狠狠夹住，脖颈一圈儿酸麻，顺颈椎往下延伸，身子顿时动弹不得。被这突然袭击惊傻了，徐方白刚想张口呼救，背后的人已经轻展长臂，把他如小鸡般拎起。他身不由己，双脚离地，活生生地被扯回去，从胡同口被拖到了粗壮的大树背后。

他以为，遇到了抢劫的强人，不由惊恐地睁大双目：“七爷啊——”他下意识地抖抖肩胛，虽然那铁钳般的五指已经松开，强烈的酸疼还持续着。他轻声嘀咕着：“好痛！”

七爷知道下手重了，赶紧拱拱手道：“方才一时性急，吓着徐先生了！”七爷稍停顿，跟着说：“徐先生，会馆那里去不得，官府的差，等着抓人哪！”

徐方白道：“我想探探谭大人的消息。不知他是否脱险，会不会放出来。”

七爷，大名鼎鼎的通臂猿胡七，谭嗣同身边两员虎将之一；另一位，自然是名气更大的单刀王五。

胡七沉重地摇晃着脑袋：“哪里会放出来！”他朝四下里瞧瞧，又道：“此地不宜说话，徐先生随我来！”胡七熟门熟路，带着徐方白，到了一家茶馆。胡七压低嗓子道：“方才，见徐先生要朝‘浏阳会馆’那里去，吓我一跳啊！”徐方白道：“我想，谭军机的父亲是朝廷要员，或许能救他出来！”谭嗣同被光绪帝重用，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所以常被简称谭军机。

胡七的脸膛本来是深色，此时显得越发黝黑，长叹道：“这是太后直接下旨办的大案，谁救得了？谭先生担心连累他父亲，临进去前，还假拟几封父亲的信，信中骂儿子大逆不道、不忠不孝，希望借此信说明父子异心，不至于牵连他父亲。”

徐方白颓然道：“皇上有消息吗？”这是唯一的指望了。只要皇上吉祥，或许还有转圜的可能。

胡七的牙齿咬得咯嘣响：“皇上不知去向——场面上忙活的，都是太后的亲信！”

胡七猛喝一大口茶，黯然道：“坏就坏在袁世凯那个老狐狸。谭先生还指望他支持变法，上当了！街上传说，正是他向太后告密，说维新变法派拉他谋反。”

徐方白道：“我去天津，是谭先生意思，让我在那里观察，说袁世凯会除掉荣禄，唉——”他略一沉吟，又问：“七爷，谭先生为啥不躲一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不能没有谭先生啊！”

胡七圆睁的双眼，缓缓闭紧，又徐徐张开，布满血丝的眼睛，似乎有泪珠在闪动，黝黑的双颊，青筋突突地抽动。这个顶天立地的江湖大侠，那种悲哀到极处的绝望神情，让徐方白震撼，斯情斯景，永远烙进他的心底。胡七慢慢地道：“我和五哥随便怎么劝，都劝他不动，他执意不肯离开浏阳会馆，要等着朝廷的兵丁来抓！”胡七轻轻一拍桌子，坚硬的手指随即扣住茶桌，似乎要在上面抠出洞来：“我和五哥险些动手，架起谭先生离开险地，谭先生坚决不从。最后，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愿。他说，维新变法，定要有人流血，才能震撼国人；都跑了，支持变法者，还指望甚？他想以一己之命，去唤醒民众。我们无法违拗他的气节！”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徐方白明白了谭嗣同的内心，“独木难支，不如一炬，照亮天下！”

胡七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言辞，他说：“我和五哥商量了，谭先生泰然就擒，是他的气节！我们得为国家保住栋梁之材，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救他出来！”

徐方白为胡七的豪侠仗义深深折服，他问：“你们打算劫狱还是劫法场？我虽然没有你们的本事，我却不怕死。你们做什么，我在后面跟着！”

胡七摇摇头道：“这个就不辛苦徐先生了，你是读书人，干不了的！”他细细打量徐方白瘦弱的身子，坦率道：“人尽其才而用。救谭先生的事，交给我们兄弟。徐先生应该去做别的大事！”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谭先生尚不可为，我又能做啥？”徐方白苦笑道，“不如痛快随谭先生而去！”

胡七正色道：“徐先生说错了！要唤醒国人，谭先生献身流血足矣。但是，谭先生的苦心，要有人传扬开去，才能为民众知晓。这等事情，我和五哥做不了，徐先生是最合适的人才。你一直追随谭先生，他胸怀救国救民大志，你知道得详尽，务必书写出来，告知天下众生！”

几天后，客栈老板神色慌张地跑到徐方白的屋子里，说是太后大开杀戒，在菜市口杀了一批维新变法人士，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谭嗣同。老板凄惨地道，穷凶极恶，穷凶极恶！连死也不给个痛快！用的是钝刀啊，谭先生被砍了几十刀，方才断气！

徐方白大惊失色，跌坐在圈椅之中，半晌没缓过神，目光迷离，久久望着灰暗的屋顶。徐方白颓然想，谭先生终于去了，他的烈士志愿实现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独木一炬，是否能够唤醒民众？谁也不知道。

谈到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鲁迅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佳人才子，或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所谓“新的智识者”，指的是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在鲁迅笔下，这些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却常常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相反，他们总是陷入“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困境。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相对经济困境，这种“中国太难改变”的困境，才更令现代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因为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赋予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希望以先进理念进行启蒙，从而改变中国，这是他们的理想。这种启蒙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批判当时的统治阶层；一是“唤醒民众”“改变他们的精神”。结果却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举步维艰。

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矛盾冲突易于理解，二者在根本上就难以相容。借鉴萨义德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要站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底层人们和议题”的立场上，“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而且“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这就注定了“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相反，遭受排挤、打击和迫害，倒是他们的常态遭遇。在强权面前，无刀无枪的知识分子终究是弱者，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用笔和口“说话”，而“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更令鲁迅痛心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之业本是“为民众”的，竟然也不为民众所理解、认同和支持。鲁迅曾总结说：“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他认为未觉醒的民众永远抱着“看戏”的心态，将仁人志士的奋战、献身视为戏剧：“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或者说，民众常常要么直接要么间接、要么有意要么无意地充当杀人者的帮凶。这一点在《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反清志士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宏愿从事革命伟业，最终被清政府砍头示众了。在这一惨剧中，几乎每个民众都是帮凶。这些在“铁屋”中昏睡的乌合之众对于启蒙者的态度，让鲁迅止不住悲叹：“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

当然，知识分子也希望解决自身“所能”与民众“所需”存在错位这一问题。起先，他们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认为只要以现代理念促进了民众觉醒，中国一切难题皆可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即要进行思想革命。但中国民众身受的多重苦难，很多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想求得民众解放，又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理论上，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现实却是民众的苦难日甚一日，这一客观形势要求必须优先、从速推动社会革命，而且如果没有社会革命作为保障，思想革命就很容易沦为空中楼阁。但进行社会革命，显然又非启蒙主义所长。鲁迅因此才哀叹，“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这里的孙传芳并非特指孙传芳这一个具体的军阀，而是制造苦难的一切强权力量的象征。

（摘编自《“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经济与启蒙的双重困境》）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论语·八佾》中写道：“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这一评论，后人作过不同的解释和评价。第一，政治角度的褒与贬。褒之者认为，它教导人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人正常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反对沉溺于享乐，反对过度的哀伤”。贬之者则认为，它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即或偶有牢骚，也必须遵循“温柔敦厚”和“怨而不怒”的规定。第二，从伦理学角度加以肯定。即认为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艺术要以理节情，达到情和理的和谐统一，艺术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而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动物性的情感。第三，从美学角度加以分析。强调“乐不至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孔安国《论语集解》），表达了孔子以“中和”为美的观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观乐”，其中对音乐有“忧而不困”“乐而不淫”“怨而不言”“哀而不愁”等评语。这些评语反映了季札以“和”为美的看法。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对季札审美观念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礼之用，和为贵”思想在美学观念上的反映。以上三种看法，尽管观点不同，但都从孔子的思想实际出发，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从美学角度的解释，总结了美和艺术的一般规律，尤其值得重视。但是，除政治，道德的考虑外，孔子为什么要以“中和”为美呢？我认为，不论孔子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论是有心理学的根据的。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艺术情感的快适度的命题。

情感体验有积极，消极之分。一般地说，积极的情感令人愉快，消极的情感令人不愉快。同样一种情感体验则又有强度的区别，例如，快乐可以从适意到狂喜，愤怒可以从微愠到暴怒，哀伤可以从惋惜到悲怆。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已意识到情感强度的区别。情感体验从弱到强的许多级别差异中，就存在一个快适度问题。那么情感究竟达到什么强度才是快适度呢？积极的情感如果过分强烈，超过一定的“度”，也可转化为不愉快的情感；反之，消极的情感，如果能保持一定的“度”，也可以是愉快的情感。这里所说的“度”就是“快适度”。例如，微小的愤怒不一定不愉快，而强烈的愤怒则肯定是不愉快的。又如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悲伤，可能是富于韵味的，而在现实中遇到灾祸所产生的悲伤体验则使人受不了。

那么，情感的强度为什么会影响情感的快适度呢？这是由于情感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就愈大。当人们只是处于淡淡的忧伤中时，情绪未达到高度紧张水平，对于实际功利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以单纯的鉴赏态度去体味自己的情感，而体味情感或多或少总能给人带来愉快。相反，当人们陷入极度哀愁之际，感到痛不欲生，整个自我完全被情绪支配，关心的就只是自己的损失，审美心境完全丧失，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快感与美感。尽管孔子当时对情感的强度影响快适度的道理毫无所知，但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艺术情感的最佳快适度作了规定。这就是说，对艺术情感来说，“过”与“不及”都不符合快适度。“不及”，达不到激活水平，不能使人进入艺术世界。“过”，即过分强烈，则又使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得不转而直面普通生活的场景。孔子试图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一个“度”。这就是他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一种境界。

对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心理学意义，后人已意识到了。宋人魏泰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清人沈德潜也有相似的说法：“写离情不可过于凄婉，含蓄不尽，愈见情深。此种可以为法。”含蓄，情隐反而“入人深”，盛气直述反而“感人也浅”，揭示了情感强度影响快适度的规律，这是深得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旨义的精辟之论。实际上，中国古代诗学中关于含蓄的大量论述，中国古诗中产生那么多含蓄蕴藉的诗，无不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思想有密切关系。

然而，诗人如何去获得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呢？我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大体的答案。那就是要想办法，把艺术世界（“乐”“哀”）与生活世界（“淫”“伤”）分隔开来，不使两者混淆。中国历代诗人的创作实际证明。让情感经过时间的过滤，通过回忆，沉思，梦幻之类的心理过程，把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分隔开来，将自然形态的情感转换为可供心灵享受的艺术情感，并进而寻找到诗的情感的快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其更深层的心理学意义在于揭示了情绪缓解与舒泄的规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一种情感，是一种经过回忆，沉思，再度体验的情感，它在大脑皮层中得到了缓解，已转换为一种有节制的，智慧的情感。当它通过诗句所构成的意象表现出来时，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性的发泄，而是一种委曲备至，令人荡气回肠的舒泄。情感的舒泄，对于诗人来说，往往是一种黯然销魂的心灵享受。由此不难看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儒家的诗学思想，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但从审美心理规律上看，它规定了艺术情感的快适度，却是符合艺术实际的，是精辟而独到的。

（摘编自童庆炳《寻找艺术情感的快适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解》）

旅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开往皮克顿的船十一点半钟开。当凡尼拉下车走上伸延到海湾中去的码头时，水面上刮起了一阵微风。风儿在凡尼拉的帽子下面飘动，于是她抬手将帽子拉紧。旧码头上，人们拥挤地走上舷梯。船上挂着一串串珠子似的金色的小圆灯泡，看上去不是要在寒冷的海上航行，而是要去星际旅行似的，那颤抖着的光投到无底的黑暗中去。

凡尼拉的爸爸迈着摇摆不定的快步，在他身边匆匆走着的是凡尼拉的祖母，凡尼拉要不时打乱步伐小跑两步方能跟上。她抱着祖母的伞，伞把上有个天鹅颈，它总在一下下啄着她的肩膀，啄得很轻，然而却很痛，像是它也在催促她走快一点似的。祖母先上船了，然后父亲，然后凡尼拉。

“再见，凡尼拉，好好听话。”父亲冷冷的湿胡子在她面颊上扫过，凡尼拉抓住了他的上衣的翻领。

“我要在那儿呆多长时间？”她急切地耳语道。他不去看她，只轻轻地挣脱了她，然后温和地说：“再说吧，来，你的手呢？”他把什么东西塞到她的手掌中，“这儿是一先令，用得着的时候就花吧？”

一先令！这么说自己要永远离开这儿了？“爸爸！”凡尼拉突然喊着。可是他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船的人。一大卷绳子腾空而过，砰的一声重重摔落到码头上。汽笛也随之尖叫起来。黑魆魆的码头开始悄悄地向后滑，一股急流将他们与码头隔开。船和码头之间的水面越来越宽，所能看到的只是寥寥数点灯光，还有钟楼上那面好似悬在半空中的大钟。

凡尼拉走回祖母那里去。祖母精神专注，态度安详，嘴唇微微启动，凡尼拉猜到她是在做祷告。于是她仰头看去，黑幢幢的人影懒洋洋地靠在栏杆上，烟斗一亮，照见一个鼻子，或一个帽檐，或一对表示惊异的眉毛。船儿微微有些颠簸，一个面色苍白、穿亚麻布外衣的乘务员用手掌高高地托着一个盘子摇晃着与她擦肩而过，表情奇怪地俯视她。

她们进门，小心翼翼地迈过高高的包铜台阶，凡尼拉一手抓住冰冷潮湿的钢栏杆，一手紧紧拽着祖母的天鹅颈的伞。走到最底下时，祖母停下了。凡尼拉真怕她又要祷告，然而这次没有。她停下是为了掏船票。一个和蔼的女乘务员走来，把她们迎进了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有多小啊！凡尼拉跟奶奶像是给一起锁到一个盒子里一样。脸盆架上方那个光线幽暗的黑眼睛向她们闪着阴郁的光。祖母已经摘了帽子，她的白发像银丝一样闪着光。她温和地，悲哀地向凡尼拉微笑。她吻了凡尼拉一下，“别忘了祷告，孩子，在海上比在岸上上帝还要关心我们。还有，”祖母精神地说，“我旅行有经验，我来睡上铺。”凡尼拉看了看三个蜘蛛形状的小阶梯。“你以为祖母爬不上来，对不对？”祖母轻声一笑，很利落地爬上去，从高高的床上附身看着她。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女乘务员迈着轻盈的步子走来。

“我们要过海峡了。”

“噢！”

“今天夜里天气不错，可是船太轻了，可能会颠一下。”果然，正在这时皮克顿船开始升高，又摇晃着下降。凡尼拉突然记起她把天鹅颈伞立着放在小沙发椅上了。要是掉下来会摔坏吗？然而这时奶奶也想起了这把伞。

“乘务员，请你把我的伞放平好吗？”她轻声说。“当然可以，克林太太。”

乘务员在祖母身边低声说，“你的小孙女睡得挺香。”

“这是上帝的恩典。”祖母说。

“可怜的没娘的小东西。”乘务员说。祖母还在跟乘务员叨念家里最近发生的不幸。

但是，凡尼拉还没来得及做梦便又醒了。

“到港口了，”祖母说，“我们得起床了，孩子，下船前你最好吃块饼干，要不身上发软。”

凡尼拉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从那个眼睛似的圆洞里往外瞧。

“看见海岸了，祖母。”凡尼拉穿上了她的黑衣裳。她们出舱门，走上了甲板。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冲淡了天上暗弱的星星，岸上有白色的云雾在漂浮。接着，她们看到浮码头和一些小房子。浮码头前来迎接他们了，慢慢向皮克顿船漂过来。同时像溜冰一样滑近的还有一个拿着一大卷绳子的人，一辆小车和一匹瘦马，一个坐在台阶上的人。

凡尼拉跟着祖母上了码头，走到那辆小车跟前。没过会儿小车便轻快地上路了。不多久，小马在所贝壳样的房子前面停下来，她们下了车。祖母拧了拧门把，没有动静。她喊道：“沃尔特！”一个深沉的，闷声闷气的声音立即响起来：“玛丽，是你吗？”

“亲爱的，你等等，”祖母对凡尼拉说：“到那边去。”她把她轻轻推到一个小的、光线明亮的起居间里。

桌上那只白猫像骆驼那样蜷曲着，起身伸了个微展。凡尼拉把一只冰冷的小手埋到它温暖的白毛里，胆小地微笑着抚摸着它。屋里有一张特别宽大的床，爷爷在靠床的一边躺着。他盖着被子，只露着长着一簇白发的脑袋、玫瑰色的脸膛和银色的长胡须。他像只特别老的、机警的鸟。

“我的孩子，”爷爷说，“亲亲我吧。”凡尼拉亲了亲他。他说，“小鼻子像纽扣那么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祖母的伞吧？”

凡尼拉又笑了，她把天鹅颈勾在床帮上，它正俏皮地前后甩动。爷爷把头上的白发揉乱，看着凡尼拉。他显得那么快活，她甚至觉得他是在向她眨眼睛。

（有删改）

雪打灯（节选）

乔叶

那一年，明月六岁。中秋节的晚上，月亮被阴沉沉的云罩着，没怎么露出真容。村里人见了面寒暄，都会说一嘴这事。有两句话几乎是人人都会念叨的：“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小明月却不明白。问奶奶，奶奶说，要是八月十五的月亮被云彩遮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会下雪。

临到正月十四，就开始下雪了。下得小小的，若有似无的，落在掌心里就化了，落在地上更是毫无踪迹。奶奶说，这时节下雪好：“冬雪是宝，春雪是草。”不用说，明月知道接下来她就会有那句：“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可是眼看就要闹元宵了呀，她真有点儿担心雪下大。她的小灯笼都备好了，得上街游灯呢，雪大的话会浸湿她的棉鞋，也可能会打湿糊灯的彩纸，那可怎么办呢？

去年元宵节，明月第一次参与游灯这件大事，一下子就记住了韩家小四，因她的灯实在惹眼。十五晚上她提的是一盏玲珑的红鱼灯，十六晚上她提的居然是一盏鲜黄的葫芦灯。既不重样儿，还比谁的都好，真是既喜人又气人哪。所以，那两晚，远远的，只要瞧见那一堆人里有小四，明月就会躲开。不跟小四比，自己的灯看着还行。跟小四的一比，就啥都不是了。

奶奶说，韩家祖上都是好木匠。家传的手艺就是不一样，韩能扎灯笼的样式花哨多了：细高的长圆灯笼，矮胖的扁圆灯笼，不细高不矮胖的正圆灯笼，一大一小两个圆上下叠起来的葫芦灯笼。彩纸上的画样式也新，不过三笔两笔，你就能看出是龙还是虎，是狗还是羊。

因为韩家祖辈攒下的家底儿厚，韩家才能置办下现在住的那块宅基地，在村心儿，和村委会正对着。在村心儿的宅院，位置自然是好。村里人都说，韩家和大眼家的祖辈早年间为了这块宅基地打过架，结过仇，多少年不说话，后来才缓和了。

村里最大的姓是张，大眼就姓张。大眼是小名。自打明月记事起，就听村里人叫他大眼，也不知道他的官名是啥。大眼哥，大眼叔，大眼伯，大眼爷，不管后缀是哪个身份，总之前面的定语都是大眼。庄重些的场合，比如在大队部开会的时候，才会有人叫他张书记。后来，不晓得是从何人何时开始的，有人对大眼简称大书记。据说他对这个称呼很受用，听到谁这么叫了，他会长长地“嗯”上一声。

忽然间，村里人就悄悄地议论说，大眼踩住了韩能。说是从正月初十起，韩能就开始去外头偷偷卖灯笼，连卖了两天，正月十二是第三天，就被抓住了。听说在那个村卖到最后几盏了，那家人叫他贱卖，韩能不愿意。说自己灯笼没毛病，凭啥贱价出？那边立马翻脸骂他，说你这鬼鬼祟祟，就是臭烘烘的资本主义尾巴，我叫你贱价也卖不成。就告了他，扭送到了公社，狠狠教育了一番，才叫大队部去领人。说大过年的，就不拘留了，叫他在家自己反省。

“听说去年他卖灯笼的时候大眼就知道，硬是按着没动他，也算仁义。”母亲顿了顿，“今年这事，可是韩能自己跌到大眼脚底下了，就看人家咋踩他了。”

十四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带来了新的消息。

“听说韩家前儿晚上没封好火，昨儿早上火死了。从昨儿开始一家子都在吃冷食呢。”

“咋就到了这个田地？不会去供销社买盒洋火？”姐姐问。

“供销社过年不开门。再说了，也不许他家人出来。得了公社的令，二强^［注］死守着门呢。说免得他钻空子再去投机倒把，挣人民群众的钱。”

“能冻死人不？”明月问。

“又不是住野地里，上有屋顶，四面有墙，有棉袄有被子。冻不死。”母亲说。

“那也太受罪。”奶奶说。

“说是就是要叫他狠狠受受罪。不受罪咋反省呢。”

黄昏时分，家家户户开始试灯。韩家自然没有试。大队部所在的那条街上，唯有韩家门口黑洞洞的，像瞎了的眼睛。

正月十五一整天都下着雪。雪片比十四大了一些，好在没有什么风，就只是纷纷扬扬慢慢悠悠地下着。明月提着灯来到街上，只走了半条街，就回家睡觉去了。没有月亮，也没有小四，她觉得这灯游得实在是清汤寡水。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小四，不是因为月亮。

正月十六那天，雪仍然下着。连着下了几天，虽然下得不算大，却还是存起了一层积雪。厚雪收杂音，让人好睡，明月一觉睡到了午饭时分。吃完午饭，明月想起了自己的花灯。昨晚睡前她放在了床前的鞋边儿，此时却遍寻不见，就到处问。

“我给弄毁了。”奶奶把灯从门后的箩筐里拿了出来，“早起没留神，一脚踩上了。”

那面目全非的小花灯让明月的眼泪一下子就迸了出来。今天晚上她还要游灯呢。虽说这灯笼很一般，可有总比没有强吧。这叫她今晚怎么出门呢？

“我今天晚上还要游灯呢。你，你，”她抽抽搭搭地说，“你赔我灯笼。”

“昨儿夜里不是游过了？今儿不游也中。”母亲说。

“不中！”

“没事，咱去找人修修。”奶奶的神色很笃定。

“找谁修？”

“找韩能。”奶奶摘下围裙，“正好，再去借他个灯。”

“还兴借灯？”母亲很诧异。

“兴。早年间可兴呢。正月十六，就兴借灯。都说借灯添丁，人家仨儿子，咱家才俩，去借点儿人气。”

“别家都不去，就咱家去。出这头干啥？”母亲低声嘟囔。

“借个灯，修个灯，这算啥出头？韩家成监狱了？即便成了监狱，还不叫人探个监？”

半下午，奶奶拉着明月走向了韩能家。二强正在大队部门口蹲着烤火，看见她们要进韩家，忙走过来，笑着喊了声五奶奶，问有啥事。

奶奶指指明月手里的小灯笼：“明月的灯笼耍坏了，叫韩能修修。大过年的，小孩子慌这个。一年一回闹元宵，总不能叫她连这个也不能耍痛快，你说是不是？”

“也是。”二强笑了一声，“就是他家这门有点儿斜，别磕碰着。”

“不管门歪门斜，咱只把身子放正，稳稳地过。”奶奶把二强轻轻地拨到了一边。

进了门，屋里黑着。韩能两口子正在呆坐着，看见奶奶来，眼睛都亮了。奶奶先说让韩能修灯，韩能连忙应着。韩能媳妇喊着小四出来，说：“快点儿，明月来跟你耍啦。”

几个孩子都从里屋出来了。穿的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小四蹭过来，拉了拉明月的手，两个人都抿嘴笑。

韩能坐在屋门口，就着亮光，顷刻就修好了灯。奶奶又说了借灯的事，韩能满口应承，叫媳妇找了盏带着玻璃罩的马灯，用红纸包好，说还有油，回家放在堂屋条案上，点着，等油用完了再还回来就行。

“我试试灯。”奶奶说。

“不用试。好用着呢。”

“还是试试。”奶奶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点亮了灯。然后，奶奶把火柴放在桌上，很随手的样子。

玻璃罩子擦得很明净，灯光很亮。

“是好着呢。”奶奶把灯熄灭，提着灯喊明月走。韩能怔了怔，也喊了声明月：“小明月，我给你个灯笼吧。你想要个啥样儿的？”

韩能话音没落，小四就从里屋拿出来了一堆小灯笼，解说起来。有麦子玉米图样的，叫“五谷丰登”。有喜鹊梅花图样的，叫“喜上眉梢”。有云彩托着月亮的，叫“祥云托月”，还有牡丹花配月亮的，叫“花好月圆”……明月顿时心慌意乱起来。哪一盏都喜欢，但总不能哪一盏都要。看了几遍，她在“花好月圆”和“祥云托月”之间犯了纠结。“花好月圆”的彩纸是粉红底，画着大红牡丹和黄月亮。“祥云托月”的彩纸是大红底，画着黄云彩和黄月亮。这两盏都是正圆灯笼，图样上都有月亮，都合她的心思。到底选哪一盏呢？

“要是都相中了，那就都拿走。”韩能说。

“那可不中。可不能太贪。”奶奶说。

“这个吧。”明月和小四忽然不约而同地指住了“祥云托月”。

一屋子人就都笑。但凡想起中秋节云彩遮月，明月就有些耿耿于怀。这个好，这个云彩没有遮月。明月很满意。

奶奶和明月前脚走出门，后脚韩家的炊烟就升了起来。

【注】二强：大眼的亲侄子，村里的民兵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