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摘编自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材料二：

70岁的孔子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非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种“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么？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这，就是70岁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再譬如，肥大的良种马喜欢懒洋洋地睡大觉，苏格拉底却偏要做一只马虻，一心只想刺激这匹懒马，让它清醒过来，这就难免引起懒马的厌烦甚至愤懑；懒马如果要摆脱马虻的刺激，不受打扰地酣睡，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处死这只讨厌的马虻，——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然而，那还是苏格拉底吗？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摘编自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三：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明”的罪名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判决执行前夕，苏格拉底的朋友格黎东潜入监狱，试图劝说他越狱逃跑。）

苏格拉底   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一块研究吧。要是你对我所说的话有异议，请提出反驳吧，我会听的。要不，你就别再向我重复那句话，要我违背雅典人的意愿跑掉。我虽然很愿意你把我说服，使我按照你的意思办，却只能说服，不能勉强。现在请你看看我开始这一考察的方式是否令你满意，请你尽可能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

格 黎 东   我试试看。

苏格拉底   请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故意做不正当的事？是不是在某某情况下可做，在别的情况下不许做？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曾经多次同意，而且现在刚刚说过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做不正当的事都是既不好又不美的？……是不是我们必须承受一些比死刑更加重或者比较轻的刑罚？是不是做不正当的事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做此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可耻的？我们要不要这样说？

格 黎 东   要。

苏格拉底   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做不正当的事了。

格 黎 东   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   既然根本不能做不正当的事，那就连那个人们所相信的以不正当报不正当也不行吗？

格 黎 东   看来不行。

苏格拉底   怎么啦，对人做坏事行不行？

格 黎 东   当然不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怎么啦？以坏报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格 黎 东   当然不正当。

苏格拉底   因为对人做坏事跟做不正当的事是一样的。

格 黎 东   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   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摘编自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

②汉语修辞学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具有和合会通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情、伦理等整体的把握，传统“立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辞的社会功能，随着现代语言学流派的不断发展，人们注重思维和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语言如何运用和交际才能具有最大化的社会功能，于是面对“立诚”分出了两个相反的修辞活动。在传统含义的基础上王希杰先生提出了得体性原则，从语用角度出发认为交际活动中有四个世界，得体性原则可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假话去蒙骗别人是对语言的一种负偏离，即言语的失误，只有把负偏离正偏离化才能取得超常的表达效果。而得体指的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他把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而其他原则是从属于得体性原则的。其实这在古代早已有了萌芽，《论语·卫灵公》指出“子曰：辞达而已矣”。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单纯让别人听懂的交际已经不适用了，社会上需要一批有能力、高情商的人才，而得体性原则正是继承“诚”的传统，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交际的准则。自20世纪初期我国修辞学研究开始进入草创和建立阶段开始，外国先进的修辞学著作不断涌入我国，陈望道先生作为古今中外派的杰出人物一边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一边继承传统文论，提出“适切”的主张，可谓是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后来学者提出的修辞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真实、得体和适切”的发展。由于社会的需要，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的影响，开始注重语言的交际作用，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出现实用修辞学、公关修辞学、辩论修辞学等分支。这一时期修辞学领域百花齐放，但统领它们的准则始终围绕“诚”这一核心。

③“修辞立其诚”现今作为一种修辞原则被一直贯穿始终，实际上，“立诚”始终是修辞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修辞本体研究还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需要“诚”来统率。对于辞格来说，如作为逻辑变异类中的夸张是语言变异与现实完全偏离的一种典型，表面上看并不是真实的，但各家对夸张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于现实，夸张并不等于言过其实，陈望道先生认为“夸张是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而再现现实”。修辞的功能具有社会性，是因为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直被使用，人们不自觉地通过转喻或隐喻的方式运用已有的经验在概念整合的基础上处理新信息，修辞的本质是言语交际活动中话语调控行为，在交际中需要运用有限的话语序列生成无限的言外之意。言语活动始终离不开真实性，一切都是以客观的现实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段进行交际，“修辞立诚”的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了修辞学的快速发展。

（节选自梁悦《“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及时代内涵》）

在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一文中，苏格拉底面对越狱的建议，坚守正义原则，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我不能仅因自己遭遇不幸，就抛却曾经信守的誓言与原则。如果经过理性判断，认定一种行为是正义的，那么无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应当去践行它，而不是在逆境中轻易背弃。否则，我们伤害的不仅是城邦的法律，更是自己灵魂的和谐与诚实。”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乌梅30g、陈皮8g、薄荷8g、桑葚8g、山楂20g、甘草5g……这段时间，一服酸梅汤的中药饮方火出圈，成为风靡网络的“时尚养生方式”。可以现熬现喝，甚至还能根据个人体质调配药材，如此实惠、方便又好喝的中药茶饮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令广大网友感叹“原来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房”。

在奶茶、汽水、咖啡等饮品研发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各种花式新品也令广大消费者应接不暇、褒贬不一。这种情况下，早就拥有极高国民度的酸梅汤又何以迅速“突出重围”、收获广泛好评？

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大众心底对国内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认可。从客观角度讲，相较于市面上许多商业化产品可能含有的添加剂及食品安全风险，中药饮方具备药理学原理，材料安全透明，让人喝着放心，更能赢得消费者青睐。从现实反馈看，许多人品尝中药版酸梅汤后纷纷表示其“风味独特”“价格美丽”“健康养生”，完全凭实力打败市面上各种甜腻饮品，更“点亮”了传统配方的“当代优势”。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服中药饮方之所以不必费心营销就能持续热卖，一定程度上还源于年轻群体对中医药文化的热情呼应和积极推广。如今，有更多年轻人愿意亲近中医药文化。面对底蕴深厚的中医药传统文化，他们更乐于主动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培养自身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向往和美好旨趣。无论是开方抓药还是记录感想，其实都是他们主动亲近、学习、理解、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其效果价值往往更胜于传统形式的科普与说教。

在更大意义上讲，此次中药饮方的火热，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展现自身时代活力与价值的案例。这同样启发我们，要想更好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传统文化，不妨让其更主动贴近当代人的工作生活，用中医药的文化魅力和真材实料吸引大众关注、感悟其中内涵。在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医借助网络，在社交平台上成为“网红”，以专业知识开展科普、讲述养生之道，收获各年龄群体的欢迎。

中药版酸梅汤供不应求、掀起社交媒体热潮的事实更有力说明，这届年轻人有自己的方式把优秀传统文化“宠成时代顶流”。相信在广大公众的普遍热情、包容与探索中，中医药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展现自身底蕴、凭实力“出圈”，激发更大的时代魅力与光彩。

（摘编自陈之琪《年轻人中意中药饮方，优秀传统文化时尚不减》）

材料二：

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诺奖，令公众重新审视土生土长的中医药。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但这个礼物却是“免费”的。尽管青蒿素是我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后注册批准的第一个新药，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为数不多的创新药，但由于历史原因，青蒿素的知识产权被跨国药企所占有。幸运的是，诺贝尔奖承认了屠呦呦的首创性，认为她在青蒿素研究中具有无可争议的“三个第一”。40多年后，这项拯救上百万生命的成果，才被盖上了“中国印”。

然而，中国创新的成果，不能总寄望由国际性的学术荣誉来认可；中国创新的资源，也不应常用“秘不示人”来保护。屠呦呦获诺奖，青蒿素进入大众视野，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以有效措施，开发和保护中医药这一宝库？

我们对中医药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还缺乏有效的开发和保护手段。以“汉防己”为例，这种防己科植物分布于中国南部，它的提取物汉防己碱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抗埃博拉病毒候选药物。然而，这项成果并不姓“中”，是美国和德国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中药提取物如此，中药复方境况也让人担心。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洋中药”纷纷在我国境内抢注中药专利，中医药竟成了国外企业的摇钱树。比如，不少国人去日本不仅抢购马桶盖，还会扫货汉方药。这就源于日本对《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方》等古籍中所载古汉方的开发。

尽管屠呦呦称，阅读了2000多本中医古籍才找到青蒿素的提取办法，但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寻找创新药，这种“笨”办法仍不啻为一条捷径。西方传统筛选新药方法如同大海捞针，一些发达国家因而凭借技术优势，大力发掘世界各地的传统药物。如果我们捧着金饭碗，却既不愿花笨功夫，也缺乏新手段，拿不出几个像样的一类新药，还得花高价进口原研药，这实在让人汗颜。

中医药属于国人的原创知识，可惜的是，因为保护不当，成了“无主公地”，被疯狂攫取无偿开发。另一方面，流传于民间的中医偏方、验方，受相关政策的制约，应用空间越来越小；一些验方秘不外传，也只能老死山林、悄然泯灭。中医药的开发利用，不只是加盖“防盗水印”，撑开法律“保护伞”，让中医药姓“中”，为人类健康造福，刻不容缓。

（摘编自《如何为中医药盖上“中国印”》）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们姑且把诗人所要说的思想和情调叫做意境，把他所说出来的叫做语言。这两种成分本是密切相关的，不能分剖。不过为说话便利起见，我们不妨把它们分开来说。诗的难懂在语言亦在意境。中国人向有“言近旨远”的说法。在言近旨远时，语言的易懂不能保障意境的易懂，陶渊明的诗可以为例。但是“旨远”有时可以“言近”，亦有时不可以“言近”。意境难，语言也往往因之而难，李贺和李商隐比元稹、白居易难懂，是同时在意境和语言两方面见出的。

语言可分义的组织和音的组织两点来说。前者属于文法，后者属于音韵学。义的组织大半取决于文法的惯例。这在每国语言里都根深蒂固，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写，都因习惯成为自然。诗人在大体上都得接受这个习惯，纵然在选字、配字两方面每人有每人的个性，总不至于把文法的基础完全放弃。所以诗在语言方面的难懂，起于义的组织者非常微细。纵然偶有困难，那也是读者可用努力征服的。

音的组织可就不然。这是情调思致所伴的生理变化的微妙痕迹。诗是情感的语言，而情感的变化最直接的表现是声音节奏，这是诗的命脉。读一首好诗，如果不能把它的声音节奏的微妙起伏抓住，那根本就是没有领略到它的意味。不幸得很，诗的这个最重要的成分却也是最难的成分。大多数人对于声音的反应都非常迟钝。心理学家对于不能辨别红绿青黄的人有“色盲”一个名词可用，我想他们也应该造“音聋”一个名词，这是很需要的。我们大部分人多少都是“音聋”。这并非说对于一切诗都聋，只是对于某种音无感觉力。比如英国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只喜欢听“联韵”诗，而不能欣赏弥尔顿的“无韵五节格”，便是“音聋”的好例。“音聋”有起于先天的，有起于种族差别的，也有起于习惯与修养的。中国人读外国诗，或是英国人读法国诗，无论修养如何深厚，在声音上总有一层隔阂。读惯旧诗的人一读诗就期待五七言的音的模型，对于本有音乐性的新诗总觉得不顺口不顺耳。这只是就粗浅地说。如说得更严密一点，每个诗人甚至于他的每一首诗，因为是一种特殊个性与特殊情趣的表现，都有他的特殊的声音节奏。这是自然流露，不必出诸有意造作，所以诗人自己也往往不能加以分析说明，甚至于有些诗人因没有意识到音乐性的存在而根本否认它的存在。诗的最难懂的——一般人所谓“晦涩”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声音节奏。现在一般谈诗的清楚与晦涩的人们根本就不提这一点，他们仿佛以为只要语言意义明白清楚了，诗也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这似乎是没有认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摘编自朱光潜《谈晦涩》）

【材料二】

著名美学家赫斯曾对文学文本的意义作过“意思”与“意味”的区分。“意思”即作者写进文本并要借助文本加以传达的原意，而“意味”则是读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所“认定”的文本意义。赫斯所作的区分启发我们，与非文学文本的阅读不同，文学文本的阅读和鉴赏，绝不仅仅只是从语义的理解到文本“意思”的把握这么简单。文学语言并不仅仅只是要完成一种单纯的语义传达，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语言的特殊运用，营造出一种审美的情调和韵味，以引导读者在对语言的感受中体悟到某种特殊的意味。对诗歌这样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体而言，尤其如此。诗歌的欣赏不能纯粹依靠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完成，也不能单纯通过语义的准确理解来实现，原因也正在这里。所以，唐代司空图才会有“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说法。

在语言中，除一些谐声字可以由声见义外，绝大多数语词的语音与词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它们的读音与意义无关，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其他文本类型如科学文本中无关紧要的语音的组合，在文学文本中却是十分重要的，语音的精心组织仍然是文学文本，特别是诗歌文本独特审美效果的重要构成层面。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我们可以补充说，从这个“声音系列”中再生出来的“意义”，正是需要我们去细心体味的情调韵致或者说意味。

那么，语音的巧妙组合何以能够再生出丰富隽永的意味呢？这和语音具有的“调质”有关。比如：“委婉”与“直率”，“清越”与“铿锵”，“柔弱”与“刚强”，“局促”与“豪放”，“沉落”与“飞扬”，“和蔼”与“暴躁”，“徐缓”与“迅疾”，不只在意义上对立相反，而且从调质上来说，也有明显的反差。由于语音的长短、疾徐、高低、轻重与人的情感、情绪的运动节奏和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物理层面的声音，节奏的选择、组合等音律技巧的运用，也就能够通过“调质”形成一种特殊意味的“暗示”，并唤起某种相应的情绪体验。选择富于暗示性或象征性的“调质”，往往能营造出独特的情绪氛围，引导读者去体味文本特殊的情调韵致。

（摘编自《文学欣赏导引》）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讨论文体，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鲁迅论“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他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怡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向秀《思旧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摘编自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摘编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有各种各样的界说。“所谓艺术的真实，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概括、集中、提炼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性。”“艺术的真实性，就是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这些定义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艺术真实性是作品正确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这个认识当然对，可又丝毫不解决问题。因为不只是文学艺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且一切科学也要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所以把艺术真实性界说为“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会把艺术真实和科学真理混为一谈，就不能说明艺术真实区别于科学真理的独特个性。

举例来说，月亮，就它本质而言，它是地球的卫星，它本身无风、无云，它本身不发光……我们能不能要求诗人正确地写出这种“真相”和“真义”来呢？如果诗人在咏月时不揭示这种“本质和规律”，是否就违反了艺术真实性呢？实际上，诗人在吟咏月亮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从来就不是揭示月亮的物理本质。杜甫的诗句“月是故乡明”，如按月亮固有的本质去衡量，就完全不真实，甚至可以说歪曲了月亮的本质，可人们从未对这句诗的艺术真实性提出过异议。可见，艺术真实在诗里不是一般的科学真理，而是文学所必需有的本质——诗意的真切的感受。单纯用“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来界说艺术真实性，显然是不够的。

在我看来，艺术真实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但又不只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既是一种假定，又是一种真实……我们可以用“合情合理”这四个字来说明艺术真实性。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的逻辑，是指它可以被人理解的性质。由于文学艺术都是虚拟的，所以人们要求它“符合生活逻辑”，是以假定为前提的。既然是一种艺术的假定，就不必经过考证与检验。这也就是说艺术的真实性不要求作家笔下所写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作家完全可以虚构，关键是要“合理”。一件在生活中发生过的事，由于写得不合理，即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固有逻辑，不可能达到艺术的真实性。相反，一件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事，由于作家充分地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下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重要的不是所写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人、事、景、物的整体的联系。细节的逼真诚然是重要的，但整体的联系更重要。如果一部作品只注意细节的逼真，不注重整体的合理性，仍不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它的主观方面，因此它除了要求“合理”之外，还要“合情”。在某种意义上，“合情”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艺术中的理不是直接说出的，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真正达到艺术真实性的要求。

所谓“合情”是指作品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真诚的意向。感受的真切、感情的真挚、意向的真诚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升华为真实。

李白的诗句：“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从表面看起来，这种描写是不真实的。因为头发变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有一天之间就由“青丝”变成“白雪”的呢？但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原来李白是写人生短促的真切感受。特别当一个人被愁苦所压倒的时候，往往觉得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这种感受是很真切的，因此由这真切感受所引发出来的描写也是很真实的。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真挚的感情的作用就更大，真挚的感情往往可以把虚幻的东西升华为真实。汤显祖的《牡丹亭》描写杜丽娘痴情，竟然死而复生。在实际生活中，死而复生的事是完全不可能的。可在《牡丹亭》中写来又是那样真实，在这里起作用的就是一个“情”字。用汤显祖自己的话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尔。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就是说，只要情真意切，虚幻和不合理的东西，也可以变得真实。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作者真诚的意向也可以让不可理解的描写变成可以理解。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描写：离奇怪诞，不可理解。但一旦读者明白作者的用心，尤其明白作者那种真诚地想表达某种愿望、意向的时候，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它、相信它。离奇怪诞变得可以理解。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写一位土地测量员应邀进城堡去工作，可这位土地测量员花尽毕生的力气，也没有走进城堡中去。城堡就在眼前，可走呀走呀，怎么走都走不到。这是一种多么怪诞的事情呀！可我们细细品味，这情景是很真实的，在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花尽力气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作者要表达的是这种从生活中深刻体验到的真诚的意向，所以我们能透过荒诞捕捉到真实。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就是指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它既包含客观的真理；又包含主观的真情，是二者的和谐统一。

文学创作要求客观真理与主观感情的统一，但有时这两者也会产生矛盾，情和理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是牵情就理还是牵理就情呢？在科学研究那里，当然是要尽可能排除感情的影响，让客观的真理充分地显示出来。譬如，死者不可复生，就是一条铁的科学规律。如果有哪篇论文想证明死者可以复生，那他就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走向迷信。可是在文学艺术这里，则应牵理就情。只要情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如《牡丹亭》里所写的那样。对科学来说，在情和理之间，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而抛弃了情；对文学艺术来说，它追求至情至理，但如果情与理发生了矛盾，它就要以情来制约、规范理。

（摘编自童庆炳《艺术真实性问题再议》）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教鹤然《“文学真实”的维度》)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万物齐一的角度看待自我，从天地并生的角度看待人类，庄子的认识论超越了“轴心时代”的西方先哲。虽然庄子哲学也以“道”为核心，但是所论之认知原则、心理路径、宇宙观念、价值判断，则建构了主体、自然、社会之间的认知理论逻辑，又极大拓展了老子哲学。

默然守道的认知原则。庄子之道，虽然“于大不终，于小不遗”（《天道》），存在于一切现象之中，但是独化于玄冥，不可见之；泰然而自得，不可言之。唯有主体“熙乎澹泊”“游乎混芒”，方可“蹈其大方”（郭象《庄子序》）。也就是说，得乎自然，默然守真，是认知“道”的基本原则。消解“成心”“丧我”“守真”，是这一认知原则的理论三层。

消解“成心”以及“丧我”“守真”，虽无严密的因果逻辑，却构成互证生生的关系。三者既是认知的心理前提，也是认知的理论原则。

心斋坐忘的心理路径。从理论上说，“丧我”“守真”也是心斋坐忘的心理内容；而消解“成心”则是治政的前提。《人间世》将辅佐治政分为三类：一是与天为徒，内心诚直，无贵无贱，遗荣辱，不求名，不求善，犹如童子，纯心直往；二是与人为徒，外形委曲，举手投足，磬折曲躬，俯仰拜服，循规蹈矩；三是与古为徒，内心诚直，敢于谏诤，效仿古代忠臣，追求建功立业。三种类型皆“师其成心”，尚未达到无心而付之天下的境界。为此，庄子提出了三条摆脱“师其成心”而认知“道”的心理路径。“心斋”，是认知“道”的心理前提。“听之以气”的本质是生命直觉，故“心斋”也就是直觉观道。“坐忘”，是认知“道”的心理特点。《大宗师》也假借仲尼与颜回的对话，描述“坐忘”的特点：“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所谓坐忘，就是“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撄宁”，是认知“道”的心理结果。作为现象存在的道，既拯济无方，送死迎生，又任物自性，或生或灭，自然成之。这种萦物而动、应物而静的心境即谓之“撄宁”。

心斋、坐忘、撄宁，既是主体直觉道的心理路径，也是心性修养的三层境界。与默然守道不同的是，从心斋、坐忘到撄宁，存在着心理生成上的逻辑次序。

浑沌一体的宇宙观念。庄子将直觉道的心理路径引入宇宙认识论，遂形成宇宙浑沌一体的观念。对宇宙生成、特点及运动规律的终极追寻，一直是先哲关注的焦点。邹衍“五行说”、董仲舒“天人说”及王弼“本无说”是其代表。庄子认为无限性、整体性、呈环形运动是宇宙的基本特点。

对宇宙的无限性、整体性以及封闭性的环形运动特点的终极认知，突破了“九州”认知的局限。这种宇宙认识论，不仅超越了那个历史时代，也具有现代科学的意义。

方是方非的价值判断。庄子将直觉道的心理路径引入社会认识论，又得出方是方非的价值判断。庄子由“道未始有封”“万物与我齐一”，推导出“方是方非”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从表层看，是一种悖论；从深层看，则揭示了是非产生的本原。他从概念判断、主观判断、彼此分别三个层面，揭示其原因。

是非属于概念判断，是主观认知的抽象，彼此之间不能互相证明。“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是庄子的基本观点，之所以“不称”“不言”，是因为任何概念语言都蕴含主观判断的元素。所以《齐物论》说，我与你争辩，无论胜负，都不能证明自己辩说之理是“是”或“非”，更不能证明二人辩说之理皆“是”或皆“非”，因为你我的认知都具有主观性，二者“不能相知”。简单地说，一切主观判断，“或是则非是，或非则非。俱是则无非，俱非则无是”（成玄英疏）。之所以造成这种认知悖论，是因为是非属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同于伦理判断，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阶层性、族群性，受意识形态、权力意志的制约，所以各是其是、非其非，论辩双方既无法自我证明，也不能彼此证明。唯有“和之以天倪”，以“是不是，然不然”的态度，亦即遵循自然规律，适应事物变化，不以主观成见判断是非，才能在无判断中获得正确的判断。

是非源于主观判断，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具有普遍意义。《秋水》说，万物的大小、有无、是非都是相对的存在，从“大”“有”“是”的方面说，皆是“大”、是“有”、是“是”；从“小”“无”“非”的方面说，皆是“小”、是“无”、是“非”。之所以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乃源于主体的认知局限。所以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主观成见，并非客观存在。

是非生于彼此分别，只存于主体的视角转换之中，并非真实存在。《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由此可知：此就是彼，彼也是此，也不存在彼此不同的是非标准和现象分别。与其执念彼此、是非，不如客观呈示万物的本然状态。简言之，一切是非皆因主体以自我为视角而产生彼此分别的误判。唯有消解主体“成心”，以宇宙自然的视角观照万物，才能在无判断中得出符合规律性的判断。

庄子批判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判断，试图消解一切形式的价值判断。而考察其本质，恰恰是试图建构符合事物本然状态的价值判断。解构与重构，既昭示了庄子价值论的悖论，也昭示了庄子价值论的理想原则。

（摘编自刘运好《<庄子>认识论的逻辑建构》）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人民文学》等刊物不断推出有关历史或现实的纪实性作品，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开始引人注目。学界广泛热议，试图探讨它的文体边界和特质。所谓“虚构”和“非虚构”，从本质上说，是以“真实”作为区分彼此的标准，而文学上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不能用纯粹的客观真实来比照。即使是各种非虚构的作品，在经过作家的叙事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也都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因此，“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

纵观文坛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其叙事内容主要向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主要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像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二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重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等。无论是回巡历史，还是直面现实，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这类作品中，作家的身影通常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时而观察，时而缅想，时而喟叹，时而思考，不断地构建各自的故事，明确地彰显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们在叙事中的自我介入是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还通过叙事本身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感体验、历史质询或真相推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作品的真实感，使作品体现出一种灵活而开放的审美特征。

“非虚构写作”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都有着某种“跨界”探索的冲动，希望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历史学价值。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非虚构写作”既不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掩饰作家自己的现场感受和体验，甚至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代。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表明作家们已不满足于纯粹想象的写作，而更愿意积极地沉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彰显自己的精神姿态和理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载体。

“非虚构写作”限制了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由于过度强调作家自身的所见所闻，或受制于各种既定的史料支撑，在具体叙事中，作家们必须更多地顾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必须尊重各种生活应有的内在逻辑，因此，作家的主体意识很难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张扬，也很难拥有像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式的精神境界，叙事受到特定对象的限制，无法向生活的可能性方向挺进。

（摘编自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

材料二：

非虚构写作的具体内容不是凭借一般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想象，而是立足于真实的现实事件，但这种写作就其实质而言依然是文学，它所具有的本质性特征理所当然地还是审美，而审美则必然对具体的现实形成一种艺术特有的超越。遗憾的是，大多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章虽然也强调这种写作的文学性，但对此种文学性的探讨分析却主要局限于文学的形式主义艺术特征上，从而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本质或多或少形成一种遮蔽。

近年来，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洪治纲曾指出：“我们如此热衷于讨论现实主义文学，还不如认真地探讨一下：我们的作家为什么缺少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我们为什么面对现实总是忍气吞声而无法飞翔？说到底，文学终究要以审美的方式击穿现实的表象，回应人类此岸生活的困顿与伤痛，寻找彼岸生存的理想与诗意。如果动辄就将文学弄成一种地方史或山川志之类的东西，看似‘现实主义’了，但它却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灵性和诗意，不太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品。”

文学之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丧失了其应该有的担当，不是因为其没有以现实中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是它缺乏超越现实的灵性与诗意以及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虚构性文学如此，非虚构写作亦然。可以说，文学的真实性不仅是虚构写作的核心，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

王富仁先生曾指出：“文学的真实性是被心灵感受出来的，而不是被理性认识到的；认识到的文学的真实性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学的真实性，只有被心灵直感到的真实性才是文学的真实性。”一个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其一系列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她的独创即在于她有能力让人说出他们最痛苦的经历，也在于她的才华，能够把海量的原始素材塑造成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独白，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心灵感受到的真实依然是通过活生生的具体事物的真实来加以体现的，只是这种真实并不必然建立在现实具体的真实上。

（摘编自晏红《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文学性——关于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

（目睹带工老板虐待芦柴棒等女工后）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儿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节选自夏衍《包身工》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代诗词中，许多“塞上”意象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生发出很强的统摄力，这是因为浸润了创作主体丰厚的生命体验。如王维《使至塞上》中，“出塞”情境构成全诗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艺术空间开掘功能。“征蓬出汉塞”出句不凡，汉塞作为典故，既隐喻现实中的军事堡垒，更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确证符号，给中原士人们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归属感、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感。跨过这道屏障，中原士子们的生命体验必然是复杂的。本初的心灵的宁静和平衡状态即将被打破，两种相反相成的心理交互作用。一种是“胡天”所带来的新奇感、自由感和欣喜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另一种是进入陌生异域所带来的孤独感和焦灼感，“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在很大层面上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符号化。

从生命哲学角度来说，“塞上”意象最深层的审美意蕴，是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它成了华夏英雄志士生命激情和生命活力释放的精神符码。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生存和活动空间的超越。

作为社会的个体，其生命活力的释放往往受到社会伦理的规约，因此，其生命价值观的实现以强调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为标准。基于此，功业意识构成了历代文人生存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代开始，随着汉帝国的日趋强盛，建功异域就成为许多人释放生命激情、实现个人价值的生命意识。《后汉书·班超传》就展现了班超的这一抱负，他曾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如果将《后汉书·班超传》与《史记·陈涉世家》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班超和陈涉作为英雄人物有一共性特点，就是有不甘沉沦于庸众的强烈进取心。但不同于陈涉的是，班超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那就是“立功异域，以取封侯”。颇为有趣的是，暮年的班超却表现出强烈的返乡意愿，《后汉书·班超传》言“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向皇帝上疏恳求回归故里，“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陈说自己生命之脆弱和返回中原心理之迫切。

扬名异域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呼应，如曹植《白马篇》里对游侠形象的塑造就体现了这一点，游侠“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在异族入侵时，他挺身而出，“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由此可见，效命边疆、建功立业的意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角度来说，“塞上”意象的一个重要审美意蕴是对爱国精神的礼赞和对和平生活的维护与捍卫。边塞的文化地理学意义表征着中华民族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大族群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对于这一争夺，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表现，其主体是农耕族群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必然从肯定和颂扬角度来反映农耕族群这一群体在斗争中的行动，因为这反映了其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这就是“塞上”意象爱国精神审美意蕴的基源。

（摘编自陈鹏程、王腾可《“塞上”意象的生成、经典化及其审美蕴含》）

材料二：

唐人心中的西北历史文化的意象可作如下概括：陇上大漠，寒苦边愁；义气塞外，杀气雄边；背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媚人泪尽。试想这样的寒苦之地如何能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途？但历史诗意中的唐代西北边塞的确如此。原因何在？诗词意象的形成，是由诗人们所处环境的可意象性决定的。所谓可意象性是指区域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对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边塞诗的意象及其分野呢？

首先，西北地区所处的边塞地缘政治决定了其文化发展的基础。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无不以河陇地区为跳板，从而使其成为民族迁徙融合的舞台，并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战争夺的桥头堡。有唐一代，就分别与突厥、吐蕃等先后发生战争。这样的社会人文条件，对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诗人们的意象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

其次，西北干旱荒漠地区与中原内地自然景观的反差对边塞寒苦意象的强化。应当说，黄土高原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中平原环境的反差并不十分强烈，但蒙古高原西部的荒漠、戈壁地带与内地则有很大的差别。这巨大的落差不仅强烈地冲击着诗人们的视觉，也给诗人们的身心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在战争环境下，诗人们对此环境更有难以自遣的不适与恐怖。

其三，文学意象发展的历史积淀所致的先入为主的心理预期，为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其过程与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上古史层累地造成说有相同之处。如长城的“白骨”意象，陇头的“愁绝”意象，无不如此。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所采用的夸张手法本身就有着对环境优劣对比的强化功能，更何况还不能完全排除那些以边塞戎马之旅为终南捷径的士人们心的别有用心。

其四，“他者”在区域文化塑造中的过客行为，对边塞诗意象的强化。从唐代诗人古籍的考证来看，真正文化底色形成期生活于此的边塞诗人为数非常有限，绝大多数都是以过客的心态踏上边塞土地的。与当地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相比，诗人们对异乡土地的那份挑剔异常强烈。边塞诗的意象分野正是上述诸要素空间耦合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

（摘编自李智君《诗性空间：唐代西北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