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在这里我们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木”仿佛本身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它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它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木”与秋天似乎并无必然联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李白的《梁园吟》写道：“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其中的“木”就是写夏季高大茂盛的树。还有杜甫有名的诗句“城春草木深”《春望》）及韦应物的“春深草木稠”（《游灵岩寺》，写的都是春天长势挺拔、生机盎然的树，但都未用“树”而用“木”。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呢？其实也不然。“树”也常常被古诗人用来描写枝干枯秃、少叶或无叶的疏朗的形象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觑省》）；马戴的诗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漏上秋居》），用的却是“树”。李白的有些诗也是如此，如“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灞陵行送别》），“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秋下荆门》），“乌鸾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战城南》）；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秋思》）则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至于古人为何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树叶”呢？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还有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较多，“木叶”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不具备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

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许多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像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十五岁时，写过一首咏芳草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洪迈《容斋续笔》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定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

（摘编自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材料二：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与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有关。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到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物候在________两个领域有交汇点。从科学视角看，花开花落、鸟鸣虫吟都是自然界的“语言”。物候的________特点如“一岁一枯荣”为农民提供农事指南，如杏花催耕、布谷鸟唤种。在文学领域，物候触发作家对________的敏锐感知，斗转星移、日月如流，都不会被轻易忽略。他们将感性体验升华为诗化表达，通过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现象，引发读者的共鸣。可见，物候既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呈现，也是人类认知自然、感悟生命的桥梁。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的。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乡下多文盲，是不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有时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表现形式下内蕴的“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教鹤然《“文学真实”的维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不具备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现在，自然科学家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

像上面所讲，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许多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像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十五岁时，写过一首咏芳草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颂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洪迈《容斋续笔》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定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

（摘编自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材料二：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与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有关。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到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物候在______两个领域有交汇点。从科学视角看，花开花落、鸟鸣虫吟都是自然界的“语言”。物候的________特点如“一岁一枯荣”为农民提供农事指南，如杏花催耕、布谷鸟唤种。在文学领域，物候触发作家对________的敏锐感知，斗转星移、日月如流，都不会被轻易忽略。他们将感性体验升华为诗化表达，通过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现象，引发读者的共鸣。可见，物候既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呈现，也是人类认知自然、感悟生命的桥梁。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土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中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对乡村遗产保护的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在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保护乡村遗产，我们还需要将其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凭借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使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突破亿元人民币。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的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大会决定以60年代为“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并制定了《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发展中国家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仍然进步缓慢。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有效利用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便已开始，它终于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随着社会进入新阶段，一股所谓“美轮美奂”的建筑热潮蔓延开来。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日益成为新兴贵族们的一种重要需要和兴趣所在。例如“美哉室，其谁有此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台美乎”（《国语·晋语》）。《墨子·非乐》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十年不成。

这股建筑热潮大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大修阿房宫而达到最高点。据文献记载，两千余年前的秦代宫殿建筑是相当惊人的：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文字材料看，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它的体制、风貌大概始终没有脱离先秦奠定下来的这个基础规范。体现了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许多民族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等等。中国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

正如中国绘画理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游”“可居”种种，但“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中国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是说，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是能够经常瞻仰或居住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

中国建筑物结构严格对称，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

这种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在个体建筑物的空间形式上，也同样表现出来，这方面又显出线的艺术特征，因为它是通过线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脚轻之感，体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效果。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建筑艺术》，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的建筑体系是在世界各民族千年文化史中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代经验累积所创造的。

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的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在这种布置中，往往左右均齐对称，构成显著的轴线。这同一原则，也常用在城市规划上。为了得到最多的阳光，主要的房屋一般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取得更多的阳光。这样的庭院或天井里虽然往往也种植树木花草，但主要部分一般地都有砖石墁地，成为日常生活所常用的一种户外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很好的“户外起居室”。

房屋主身部分是以木材做立柱和横梁，成为一副梁架。每一副梁架有两根立柱和两层以上的横梁。在每两副梁架之间用枋、檩之类的横木把它们互相牵搭起来，就成了“间”的主要架构，以承托上面的重量。两柱之间也常用墙壁，但墙壁并不负重，只是像“帷幕”一样，用来隔断内外，或划分内部空间而已。因此，门窗的位置和处理都极自由，由全部用墙壁至全部开门窗，乃至既没有墙壁也没有门窗（如凉亭），都不妨碍负重的问题。

在建筑材料中，大量使用有色琉璃砖瓦，尽量利用各种油漆的装饰潜力。木上刻花，石面上作装饰浮雕，砖墙上也加雕刻。

这些都是中国建筑体系的特征。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历代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这作中国建筑的“文法”。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这在注重画学的中国应该用不着解释。能发挥新创都是受过传统熏陶的，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能表现本国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的文化，如果我们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若失掉艺术特性，于文化表现和观瞻方面令人痛心，代表着文化衰落。四十年来，上海等通商大埠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多为租界外国人建设，中国市民只是附和而已。此类建筑无中国复兴精神迹象。今后虽仍需采用西洋方法建设，但应是自觉的，由专业建筑师指导，在科学结构上有艺术表现，为中国精神复兴而努力。这种创造的火炬已曾在抗战前燃起，所谓“宫殿式”新建筑就是一例。但以最清醒建筑理论来看，其不合近代科学及艺术理想。它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细项上东西凑合且多属过去时代，不适应中国经济情形也不能普遍。这些尝试如同堆砌文字，抄袭章句，整篇结构不出于自然，辞藻也欠雅驯的文章，但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

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现在我们不必削足适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因为一切有传统的精神，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

艺术研究可以培养美感，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摘编自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材料二：

北京中轴线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南北向轴线统领的营城制度。之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金中都的中轴线营建持续演进。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成型、丰富于明清，发展、传承于近现代，成为逾7个世纪城市历史遗存不断累积叠压的结果。近现代以来，中轴线虽然已经不再为封建皇权服务，但它仍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

提到中轴线的研究与保护，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梁思成。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盛赞“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概念被明确提出。

北京中轴线的设计和建造体现了精妙的城市设计思想，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中为尊的礼制思想塑造了空间秩序，中轴线通过严谨的空间布局，突出了帝王的至高地位，创造了宏大的轴线建筑群，使老城依托中轴线对称布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貌。因地制宜的选址布局丰富了城市景观，元代中轴线顺应游牧民族习惯，借助天然水系确定城市布局，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整规范的中轴线与自然灵动的水系相互映衬的独特景观。贯穿始终的城市建设主线传承了文化精髓，中轴思想在近现代持续影响着城市设计，如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以及永定门和天桥的复建等，中轴线不断发展，形成了更为壮丽的城市整体景观。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北京中轴线”）

材料一：

与疫病的抗争贯穿着人类文明进程。黑死病、霍乱、疟疾、流感、登革热、非典、埃博拉……在漫长而悲壮的缠斗中，多少生灵惨遭涂炭，多少文明因此毁灭。“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送葬的钟声几乎没有停止过衣鸣”……不同时空中，人类的悲伤与呐喊从未停息。学者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感悟：我们生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病毒史。

疫病，一次次重创人类，也磨砺了人类向死而生的韧劲。对抗疫魔，人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

回顾中国抗击疫情的实践，“科学防治”贯穿始终。面对充满未知数的新型冠状病毒，面对布满艰难险阻的战“疫”，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是我们克难攻坚的重要一招。

从加强病毒溯源、传播力、传播机理等研究，到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及时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从多学科力量联手进行药品和疫苗研发，到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从“健康码”“云办公”等助力防疫；到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防治，才能看清病毒的“样子”、找到对症的“方子”、走对防控的“路子”。

大疫出良药，中医显身手。从应用“三药三方”等有效方剂，到采取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等防疫做法，中医药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有效防止患者从轻症转为重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方面作用更突出。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认为：“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抗疫，让全社会经历一次科学的洗礼。从传统媒体到网络空间，从社区横幅到农村大喇叭，防控知识科普遍地开花、家喻户晓，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等科学常识逐渐变成人们日常习惯。非常时期，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伯礼等专家纷纷发出专业理性的声音，及时解疑释惑，拨开团团迷雾，向社会注入正能量。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的不朽荣誉，在于它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克服了人们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当相信科学、依靠科学、使用科学蔚然成风，我们应对风浪侵袭就有了理性的“压舱石”。

——选自《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

材料二：

抗疫，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党全社会的一次大考。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疫情好比一面放大镜，让优势和长处更加凸显，也让我们把短板与不足看得更加清晰。抗疫斗争，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跟不上，折射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警示我们养成文明健康的卫生习惯是何其重要……

这场全方位大考，是对新时代中国的一次全面“体检”。我们没有被疫情击倒，扛住了这次巨大冲击，“中国体质”总体上是过硬的。但也应看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的问题存在。疫情警示我们，增强忧患意识，破除沉疴积弊，永远都是进行时！

反思，是面对灾难的应有态度；改变，是面对问题的最好回答。

——必须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的底线思维。疫情之下，既有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也有有迹可循的“灰犀牛”。最大的风险在于看不见风险，最大的问题在于无视问题。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各方面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正视最坏处，解决最难处，做在最实处，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必须下足“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功夫，依靠改革解决问题、推动进步。“刀伤药再好，不如不拉口子。”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既应痛定思痛，更应举一反三，聚焦公共卫生、防灾备灾、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通过深化改革啃下“硬骨头”，锻造应对风险挑战的“铁肩膀”。把灾难当作“磨刀石”，把教训当作“铺路石”，方能筑就发展进步的坚实阶梯。

——必须涵养“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的务实作风，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疫情防控涉及方方面面，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失，每一项任务都必须落实，充分证明“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同样需要始终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舍得下“绣花”功夫，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认认真真抓好落实。

——必须增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2020年即将过半，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时间紧、难度大、责任重。做好疫情“加试题”，答好发展“必答题”，唯有绷紧弦、加把劲、同心干，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才能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答卷。

——选自《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缅怀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

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马克思曾经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为创立科学理论体系，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最终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不仅深入了解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知识，而且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马克思毕生忘我工作，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为了《资本论》的写作，“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马克思仍然不断迈向新的科学领域和目标，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笔记。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为了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马克思义无反顾投身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他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满腔热情、百折不挠推动各国工人运动发展。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让人自我欺骗的解救办法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当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主导思想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具有合适才干的人幸福，但是也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而贸然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自己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守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摘自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和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观，这促进了其生态哲学思想的产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意识到了人对自然有一种依赖性。马克思认为，自然在人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的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

在之后对费尔巴哈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中，马克思生态观慢慢地形成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实践唯物主义的方向出发阐述了人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表达了“周围的环境是根据人类改变得到的”的观点，认为人类能够在实践中改变四周的环境。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认为人类最基础的活动是物质生产，人类在开展物质生产的过程中，第一要务是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认为，要解决经济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进行变革，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及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研究，为后期的《资本论》一书中的生态思想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依靠科技可以帮助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也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所以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如在资源缺乏时可利用技术对资源进行再利用，也可以运用新技术减少在使用资源时产生的污染，从而保护环境。

第二，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虽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发展时也会出现不可控制的因素，对生态和社会造成破坏。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恩格斯的这番话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

（摘编自潘明静《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而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又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儒学与生态文明》《道教与生态文明》《佛教与生态文明》等书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了解决生态危机，西方人开始琢磨中华文明的古老传统。

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那就是“中”“和”“容”，即中庸之“中”、和谐之“和”、包容之“容”。儒、释、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犹如同胞手足、朋友兄弟，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儒家主张天道即人道，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需要人来实现，人恰恰可以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正根源于此。

当然，过分强调“天命”，会忽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一面。儒家传统中还有一支主张“天人交胜”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荀子、王夫之等。他们认为，一方面应当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充分运用自然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又要“交相胜，还相用”，看到人的有限性，遵循自然天道的正常规律，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在第一，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反对人为、机心，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

佛教是中华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中国特色的莫过于禅宗。禅宗所体现出的东土大乘佛教精神完全是中国式的，它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对中华道德礼义的吸收，对简朴生活方式的认同，无不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佛教提出“佛性”为万物本原，万物之差别仅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山川草木，悉皆成佛”，因此以消除“分别心”作为佛家最根本的原则之一。

这些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就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度是一种节制合适的平衡，度是一种立身达人的智慧。概言之，“度”不仅是中国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摘编自潘岳《中华传统与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