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们常常被富有东方诗意的“暮山紫”“天水碧”“桃花心木色”等国潮色吸引，也对西方由地名或人名命名的“提香红”“普鲁士蓝”“那不勒斯黄”等色彩感到好奇。中西方的颜色命名各具特色，它们不仅仅是色彩的表达，更是时代、文化、社会和思想的投射。探究其中的差异，既能彰显各自独特的美学追求，也能透视出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

     ①     。“竹叶青”“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描绘里蕴含着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向往。在这里，颜色不仅是视觉的感知，它们与四季更迭、天文现象、自然时序以及人的情感体验紧密相连。“春青”寓意生机勃勃，“秋水”则带有一丝宁静与深远，中式色彩之名透露出艺术情怀。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五行”与“五色”关联起来，例如“金”对应“白色”，象征纯净与收敛，“木”对应“青色”，代表生机与生长。同时，也把时空概念纳入进来，青色对应东方和春天，赤色对应南方和夏天等。视觉上的色彩和感受蕴含着智慧，构建了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些文化基因源远流长，影响至今。

古代艺术家与诗人透过色彩之名，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时节的敏锐感知，也传递出广阔的宇宙观以及对“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国的色彩命名并不急于锚定具体事物，而是注重抽象的哲理意境。例如，“丹青”一词既指代红色，又具有艺术与情感的双重内涵。这种命名方式强调意象与气韵，而非单纯的物理呈现。相比之下，西方的色彩命名则更偏向实用与具象。很多西方颜料的名称直接与矿物元素、地理位置相关。“普鲁士蓝”便得名于德国普鲁士地区的特定矿物，“群青”“靛蓝”等色彩也因其珍稀矿物资源而闻名。这些色彩之名往往与物质世界的具体存在紧密相连，并带有对资源或技术的依赖性。

     ②     。例如“印度红”反映了18世纪英国对印度资源的控制，“哥伦比亚蓝”也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相关。“安哥拉红”的原料主要来源于美洲的胭脂虫，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胭脂虫作为红色染料的巨大潜力，便大规模运往欧洲垄断了胭脂虫的贸易。

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强调通过科学实验和观察来认识自然，进而掌握控制自然的力量。他主张将自然视为一个可以被揭示和操纵的对象，通过科学研究“拷问”自然，获取其秘密，并用于改善人类生活。这种观念与东方哲学强调的顺应自然形成了鲜明对比。朱熹的“格物致知”阐明了东方哲学重整体、重体验、重德性、重内省以及天人合一的特点，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两位思想家都注重方法论的构建，但认知路径却截然不同。

如果用颜色的命名逻辑来拆解其背后的理念差异会更容易理解。古代中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类似于朱熹的“理”的道德映射。红色系的命名与社会伦理和情感关联，具有“喜庆”“吉祥”“正统”的价值预设，延伸出“朱门”“红颜”，进而用颜色来指代这些抽象意义，比如过年贴红联、婚礼穿红衣，将红色视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视觉符号”，核心是“以义释色”。西方强调实证观察，红色命名始于物理属性与自然现象——先观察血液、火焰的客观颜色，参照光谱中的特定波长，再用“red”来统称这类视觉特征，不带有固定的伦理标签，其核心是“以物释色”，即由具体现象归纳出颜色的定义。在蓝色系的命名上，中西方自然哲学隐喻与物理分类导向的不同轨迹更为突出。中国古人从“青天”“碧海”等自然景观出发，衍生出“青出于蓝”（进取）、“蓝田生玉”（珍贵）等含义，颜色成了人与自然相通的媒介。再比如“蓝本”指原本，本质上是借自然之色的特质映射抽象的秩序感，核心是“以景喻色”。西方蓝色的命名则偏向科学分类与实用功能，先通过实验界定蓝色的光谱范围，再应用于具体领域，前文提到的“群青”“靛蓝”等，每种蓝色都有明确的成分和用途定义，核心是“以用释色”。

步入新时代，广大美学工作者在传承与创新中推出了许多新的色彩理念。他们从历史、文学、艺术和民俗等领域汲取灵感，对传统色彩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创新应用。比如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敦煌色系”在家居、服饰中得到广泛应用，该色系不仅复原敦煌壁画的色彩，更体现出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元宇宙蓝”和“生态绿”等更具时代感的色彩名也应运而生。

中国消费者也积极接受新事物，欣然接纳了“莫兰迪色”这一源于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的柔和、低饱和度色调，它被广泛应用于服装、配饰和化妆品中，因其温柔、优雅的特质备受青睐。这些新颜色的命名和应用趋势，表现了中国人对国际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转化，成为中外文化互鉴和交流的生动实践。

透过色彩名字的考察，可以窥见中西方审美背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有机会理解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欣赏不同的文化之美，还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合作基础，实现美美与共。

（节选自李军《中西方色彩命名中的文化密码》2025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细节的再现并非堆砌式的描写，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大所见所闻。杰出的文学大师往往敏捷地抓住一个细节，从而激活一个特殊人物形象，或者带动一段完整的生活气氛。《三国演义》第五回“关公温酒斩华雄”堪称著名范例：“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作者甚至不屑于正面叙述两将交手的激烈场面。喧天的鼓声与呼号作为背景，“其酒尚温”的细节展示了关公的神勇。

人们时常说，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最后一幕必须打响。这不仅表明情节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情节保持始于开端、继而高潮、终于结局的持续演变。相对地说，细节的出现往往带来停顿之感。两军将领阵前挥刀厮杀，两个恋人咖啡馆晤面密谈，一个间谍潜入密室窃取情报，一个足球运动员即将临门一脚——这时，任何肖像、服饰、神态、身姿、心理和外部环境的细节描写都将暂停动作性，从而使情节滞留于原地。细节愈是密集，情节愈是丰满，情节的进展速度愈慢；反之，细节愈是稀少，情节愈是简明，情节的进展速度愈快。这是文学叙事内部情节与细节之间的辩证统一。按照叙事学的观点，前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横坐标，后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纵坐标。然而，情节与细节的不同叙事倾向曾经引起现实主义文学内部一场深刻的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论文《叙述与描写》之中提出情节与细节的对立，并且以独到的分析阐述这种对立的意义。卢卡契比较了左拉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的《娜娜》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共同描写了一场赛马：左拉无微不至的细节再现仅仅是情节之间的某种“穿插”，托尔斯泰的赛马却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左拉的《娜娜》与巴尔扎克的《幻灭》共同出现了剧院：相对于《幻灭》之中剧院与人物命运的紧密联系，左拉对于种种剧院细节的严谨描写只不过制造出一个完整的孤立片段。总之，左拉的细节描写精细准确，一丝不苟，然而这些细节可能脱离情节或者人物性格而毫无节制地就地膨胀，甚至成为情节内部一个笨重的赘物——“真实细节的肥大症”。卢卡契认为，左拉的倾向隐含了自然主义的危险，逼真的表象复制无助于认识表象背后的历史运动机制；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摆脱静态的细节堆积而在叙述中展现出历史的动向。

（节选自南帆《细节会说话》）

文本二：

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连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个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往往采用低频次细节描写，并将之设置在开头与结尾处。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开头和结尾几乎是一模一样。相同的是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盲人，一老一少，一前一后，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区别的是，开头第一段中的“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在结尾处被替换为“也无所谓谁是谁……”这一细微调整，不但让文本意蕴有了轮回之感，小说主题也由具体的“一老一少”替换为“无所谓谁是谁”而增强了普遍性，哲思的意味更浓。

短篇小说也有高频次细节描写。这一类型的小说往往不是以故事的曲折复杂性吸引读者，而是靠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取胜。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反复地向别人倾诉孩子的离去，表达“小人物连痛苦都不配被听见”的深刻主题。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与小说主题的揭示、深化基本是同频共振的。最为极端的大概当属鲁迅的《示众》，小说通过“伸”“挤”“钻”“堵”“挡”“塞”“打”“冲”“撞”等相似的高频次细节描写看客们的心理。

古典长篇小说中的个别故事单元类似于短篇小说，也常常采用高频次策略。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水浒传》中的宋公明“三打祝家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中的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等。这种高频次细节描写除了增强故事性之外，更多是为塑造人物性格、凸显故事象征意义而设置。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高密度、高频次细节的渴望，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望和能力有着根本性联系。现在摄像机的像素越来越高、快门速度越来越快，物品的细部被拍得越加精细，微观世界也越加丰富。以此来看，如果以更加宏观或微观的视角来观测这个世界，人们对小说细节密度和频次的认知有可能被刷新，也许一个细节单元就是整个艺术世界。

（节选自 李晓禹《细节揭示出小说的秘密》）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祖父在溪中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已快夜，别的雀子似乎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各放散出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还有各种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赋是汉代最为流行的文体。赋之于汉，如同诗之于唐，词之于宋，曲之于元，小说之于明、清，堪为当时文学的范型和代表。

有汉一代，以景帝到武帝这一时期为最强盛最发达，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赋这一中国古代独具一格的文体的成熟期、鼎盛期，其主要体式，便是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为代表的“散体大赋”。可以说，散体大赋可视为汉赋的范型和代表。

散体大赋的主要审美特性和功能并不在社会政治意义的讽谕，也不在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摹拟、写实和再现。也就是说，它的美学支点不是内向的、心理的，而是外向的、认知的。它偏重于对对象的客观把握而非心灵的主观抒写，偏重于对外在感性世界的穷形尽相和遍观总览而非对主体行为的伦理反省和价值评估。这是我们对汉大赋审美特性和功能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把这一判断视为散体大赋这一文体和偏于“言志”“缘情”的诗歌有所区别的重要标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刘勰对赋的这一描述，生动地揭示了赋偏于铺述、摹拟、写实和再现的审美特征。散体大赋作为赋之范型和代表，在这一点上更不例外。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以游猎为题材，以假设的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等几个人分别铺叙自己所见所闻的方式，先对齐、楚两诸侯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继而对天子宫苑的壮观景象和君臣游猎的浩大场面一一展开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和结构本身就决定了作品的外向摹拟性质和感性认知趣味。同时，通过这些虚构人物的叙述，自然外界的纷繁物色成了作者刻意描摹、铺排和展现的主要对象。

其次，散体大赋固然以体物叙事为旨趣，但这种体物叙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事物的摹拟和再现，而是对对象的全体总貌、对世界的巨细宏微的完整把握和描述，摹拟、再现的是对象界的“全景”和“大观”。这种把握和陈述、摹拟和再现在更深的意义上，带有一种话语形式的外向扩张、占有和征服的浓厚意味，因而从文化语境看，与大汉王朝“大一统”的社会意志以及士人阶层“兴造功业”的文化心态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司马相如作赋，就旨在“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因为在他看来，“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与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抱负不正如出一辙吗？不正都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那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雄视天下、傲视古今的主流文化精神吗？正是在这里，散体大赋的体物叙事自然地蕴涵着一种豪雄之气，显现着一种宏大之象，表征着一种巨丽之美。

再次，从审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西汉散体大赋的出现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至少有两大贡献：其一，充分发挥了中国语言的审美潜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文学表现力。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炫博耀奇、堆砌辞藻、滥用生僻字词之嫌，但同时在锻炼词句、讲究辞采、追求语词的摹物状景技巧和声色气势效果等形式美学方面，它又确乎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魏晋以后以沈约“四声八病”为代表的文学形式美理论的大发展，若没有此前汉大赋对语言之美的开发这一环节，那是不可想象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汉大赋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的空间意识，提高了文学体物摹形的能力，开拓了审美的感性视野和对象界域，为自然物真正获得独立之美做了比较充分的历史准备。我们知道，中国审美文化总体上有着浓厚的主观性、内向性和体验性色彩。从思想观念上说，“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等论述，皆表明外在的、感性的、物质的对象界并不与人相疏远、相对立，而是与人息息相通、浑然如一的。因此，对于人而言，它在本质上就难以构成一种认知性、思维性客体对象，而主要是一种体验性、内省性对象。而散体大赋将审美焦点由“向内”移换为“向外”，对广大浩邈的对象界、自然界，极尽描摹铺陈之能事，使自然客体从先秦审美文化的“人事”氛围和“言志”趣尚中凸现出来，成为自己所关注、所追逐、所摹仿的主要对象，而且其描摹铺写的完整、细致、繁复、逼真，其风格、格调的色彩斑斓、纵横飞扬，都可谓尽其情致，达其极端，从而在体物写景、状貌拟象的丰富、具体、广博、直切等方面，已较先秦时代有了突破性、飞跃性发展。

应当说，散体大赋对外在感性界、对象界的艺术“开发”和对物质的形貌声色的文学“摹仿”，为后世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前景和可能。最为明显的是，它对魏晋以后自然之美和山水文学的渐趋独立与深入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开拓作用。

（摘编自仪平策《大风起兮：秦汉卷》）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材料二：

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行观开展的不同路向，毛泽东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这就是承继和接续王夫之、魏源、陈天华、孙中山的知行观脉络，沿着认识论路向阐发“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主张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理解为“知和行的关系”，正是就这一关系的认识论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这一关系的伦理学意义来说的。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曾以中国哲学史为坐标系，将《实践论》的知行观与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王夫之讲的“知行相资”进行了比较，对三者的关系加以辨析。他说：“《实践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就这一方面说，‘知行合一’也是可以主张的，不过不是‘知是行之始’，而是‘行是知之始’。《实践论》又指出‘理论……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这一方面说，‘知行相资’的主张，是比较正确的。”在中国哲学史上，“知是行之始”是王阳明所主张的，“知行相资”是王夫之所提出的。因此在冯友兰看来，毛泽东赞同和承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冯友兰的这一理解当是准确的。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当然与他少年和青年时代深受湖湘学风影响相联系。王夫之、魏源、陈天华这些湖南思想家都曾给毛泽东很大影响，使他重视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在《实践论》中，他也像魏源一样，举了一个只有通过“吃东西”才能“知味”的例子，说明一切真知都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当然，这里的吃梨子只是比喻性质的说法，并不是说吃梨子就是《实践论》所讲的实践，因而毛泽东在这里特地用了“变革梨子”这个很特别的说法。后来不少人把吃东西也当成了《实践论》所讲的实践，那是没有细读《实践论》这段话的缘故。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与孙中山一样，都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革命家。他们建构知行观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各自在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所遭遇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因而都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毛泽东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的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的原话，如上文所论，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体现了他对“行”的看法。而毛泽东的引述，体现了他对孙中山的知行观的了解和重视，并强调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上的密切联系。

（摘自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从根本上把客观世界当作镜子来反观自己、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努力，而总是看见把人的内心当作平静的湖水，认为真正的本心是“虚静”“无事”“空”。中国人更多地用镜子来比喻人心而不是外界对象，镜子的作用不是用来认识自我，而是用来反映世界、“玄览”万物、呈现宇宙本体的，即是说，镜子（人心）本身是看不见的，在镜子里看见的都是外界事物；人们从镜中反映的外界事物得知镜子的存在，但却不能把握那独立于一切外界事物的镜子实体的形象。

进入现代，我们热烈地讨论“自由”“人性”和“独立人格”，但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时代思潮如果不涉及“人之镜”的根本颠倒，终将只是过眼烟云。所谓根本的颠倒是指：不再仅仅把人心看作被动而平静地反映外界的“明镜”，而是要能动地从外部世界中去获得自我的“确证”。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通过“洞喻”，以理性贯通人性和对象世界，认为人只要运用他的“理性之光”反观自身，对自己的固有本性加以“回忆”（洞中囚徒回转头，发现了真实事物），就能触及并把握客观的世界本体。从这里产生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反思”学说。

“反思”（reflexion），也就是反映、反射，它与中国古代“吾日三省吾身”的那种反省不同，不是直接检查自己干净的心地上沾染了哪些灰尘，而是从对象上回过头来思索自己的本性。中国传统的反省是以人的“心性”为出发点的，人心被假定为已知的、人人相同的、平静一色的，但这恰好使人心本身成了视觉上的一个“盲点”。西方的反思则是从对象出发的，人心被看作有待于认知的，这就使得人不断地从外面转回头，不是为了“返本归原”，而是要对人性、人心做步步深入的探索。

这种从外向内不断深入的过程表明，人先要认识对象，然后才能认识自己，才能对自己的心性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这样形成的自我意识，就会不再只是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而是要从旁边来看看这个“自己”或“我”的真实内涵，从而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这个“我”的丰富的可能性，这才能使自己的人格立体化。

我们中国人通常认为，自我反省是属于伦理道德和“天地良心”方面的事。一个人做错了事，我们叫他“好好反省一下”，殊不知，真正的反思正是对自己内心是否本来就“干净”、对社会习俗是否本来就合理的一种怀疑和探求。

一个人，光是强调自己做事的动机是好的，主观道德上是高尚的，或像孟夫子所说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哪怕干下了多么残酷的事，也觉得自己“光明磊落”，这种人很难说有什么自我意识。因为他缺乏一面外部的镜子，一心以为对象就是他心里反映出来的那个样子——只要他心里没有“私心”。“宇宙即是我心”，这是闭着眼睛就可以断言的梦话。

（摘编自邓晓芒《镜子的故事》，有删改）

材料二：

关公的形象显出某种性格上的抽象性，是更适合于概念化、“脸谱化”的。人们喜爱关公，除了外表上的美和英勇无敌外，更多的是对他所体现的仁义道德的敬重。至于关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倒是不太关心。尽管他的思想感情理应是《三国演义》中最复杂、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在书中却恰好总是以白描手法一笔带过。

相反，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形象则是重彩浓墨、精雕细刻，诗人荷马对这些细节如此感兴趣，几乎可说是沉溺于其中而津津乐道。他写竞技赛车，写饮宴，写山羊背和肥嫩的小猪腿的烧烤过程，写营帐里垫席的颜色、衾被的柔软。光是写阿喀琉斯的盾牌就花了整整一页篇幅；上面描绘着大地、海洋、日月星辰；一座城池在举行婚礼，还有一座城池正在进行攻防战；有和平的田野，耕者与耕牛，起伏的麦浪和葡萄园；有伴着音乐的跳舞者，蜿蜒的河流，以及牧牛和猎狮的场面……而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突现出人物的完整性格，烘托出与性格相适合的强烈气氛。

关公和阿喀琉斯的形象之所以会有这样明显的区别，正说明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对于“人”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作家把人心看作客观世界的镜子，那么他在描绘一个人物形象时，必然会把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看作不动、不变或“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必然对各种细节尽量加以简化、抽象化、白描化，以免模糊了镜子本身的单纯明彻；反之，如果外部世界是人心的镜子，那就可以放手对各种各样色彩丰富的外部细节加以有声有色、细致入微的描写，并坚信这些描绘最终都是对人心的描绘，且只有尽可能生动而毫不遗漏地表现出这些细节，人心才会完整地呈现出其多方面、多层次的立体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关公的形象可以用“忠、义、仁、勇”几个抽象的道德概念概括无余，他的童年、他的教育、他的内心世界，都是你不熟悉而且也不必知道的；阿喀琉斯的形象却是一言难尽，尽管他一半是“神的儿子”，又是王子，他却比曾经“逃难江湖”的关云长更接近凡人、更真实、更具有鲜明的“性格”。

（摘编自邓晓芒《品格与性格：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戏剧冲突作为戏剧中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按照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性格与性格的冲突以及性格内部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交代背景、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彰明主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指的是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某个横截面的具象化。剧中人物都有各自所处的独特环境，当人物的性格与主流大环境发生某种奇妙的碰撞时，冲突才得以产生，戏剧情节也随之不断向前运动、发展。因而剧中的人物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矛盾，其源头在于周二十年前对鲁的抛弃。这一抛弃的行动是在家族的压迫下做出的，是源于当时社会上“门当户对”的主流思想观念，个人的力量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下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抛弃，鲁侍萍另嫁鲁贵，才有了四凤的出生和后面的那一场不伦之恋，并在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

若只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则《雷雨》中悲剧的根源在于大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与裹挟，这一论断显然失之偏颇——只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剧本之中的人性塑造，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性的挖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一个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性格与性格的冲突是戏剧冲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手段。同样是《雷雨》之中，周朴园逼繁漪喝药的一段戏，通过人物短短的几句对话和几个戏剧动作，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与繁漪两个人之间爆发的矛盾看似简单，只是喝药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朴园借着喝药这一件事在树立他在整个周家的权威，他要繁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咄咄逼人，最后甚至逼迫周萍用下跪的方式劝繁漪吃药，繁漪只好步步后退，最终在喝了药之后“哭着跑下”，而周冲之前想把学费分出一半的想法也被立即掐灭，在这一段兔起鹘落的冲突中，周朴园作为一家之主的独断，周萍的软弱，繁漪的辛酸无助赤裸裸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性格内部的冲突实际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复仇的王子”哈姆莱特一角，当他证实了叔父杀父仇人的身份、决心复仇之后，却因为对方正在祈祷的行为而犹豫不决，最终与仇人同归于尽。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昭示了人物性格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莎翁设计的这种人物的“延宕”，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是不合理的，但站在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剧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来看，却又是最合理不过的。

性格内部的冲突，往往被用于彰显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复杂与煎熬，进一步勾勒人物形象。其性格内部的冲突，从某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理智与道德的冲突，多用以展现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以进一步完成对戏剧主题的升华。

（摘编自纪超《从人物与冲突看戏剧的本质——以〈雷雨〉〈哈姆莱特〉为例》）

材料二：

古希腊悲剧绝大多数为命运悲剧，所表现的往往是人类在同命运的抗争中不可避免地毁灭。《雷雨》和《哈姆莱特》的写作都受到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命运悲剧字面上的意思是指生命中发生了令人悲哀的事。宿命论者相信命运不可以改写，因为人不可窥探预知命运，命运存在任何角落，只是无法接触。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

《哈姆莱特》第三幕，哈姆莱特就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命运选择，他已经洞悉人类的堕落黑暗及现世的无意义。哈姆莱特无法自制地随着生命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他那爆发的火焰正逐渐将自己所憎恨的世界推向灭亡。哈姆莱特被自己的命运驱使着走向一个不可知的深渊。他明白自己无法超越混沌的世界，被无常的命运困扰，最终步入毁灭。同时，哈姆莱特的性格过于内向，过于审慎，尽管他有行动的决心，也不时责备自己拖沓，但由于病态的思考多于积极的行动，最后他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这既是他性格弱点的悲剧，又是他本身命运的悲剧。

从命运悲剧主题看，这两部作品展示了人的抗争精神，把人与命运相对立，但肯定了个体的意志与尊严，也呼唤人用崇高的力量斗争。与此同时，《哈姆莱特》和《雷雨》都展示了人性格上的弱点，从性格弱点这个切入点奠定了整部戏剧命运悲剧主题的契机。

（摘编自任洁敏《从平行研究角度浅析〈哈姆莱特〉与〈雷雨〉的悲剧主题》）

材料三：

〔卜儿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妇儿！〔刽子云〕婆子靠后。〔正旦云〕既是俺婆婆来了，叫他来，待我嘱咐他几句话咱。〔刽子云〕那婆子近前来，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卜儿云〕孩儿，痛杀我也！〔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儿面上！

（摘编自关汉卿《窦娥冤》）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但以之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这既表现在书写乡村现实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明显减少，更表现在年轻作家日益远离乡土书写，乡土小说的创作者数量呈现明显萎缩状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倡导和实施也许是乡土小说振兴的良好契机。一方面，乡村的现实变化是真实客观的存在，具有切实的书写意义。近几十年的乡村发生了大的变革，这一过程中，既包含传统向现代的剧烈文化冲击，更有无数激荡人心的命运变迁，是孕育文学巨著的良好土壤。而且，经历了数十年的变迁，乡村社会形态正逐步趋向稳定，有利于作家们的深入把握和思考。另一方面，“新山乡巨变”作为国家推动和倡导的文学计划，可以在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提供帮助和便利，推动作家深入书写乡村，让更多的作家投入到对现实乡村的关注中来，也有利于扩大乡土小说的社会关注度。

当然，要将机会化为现实、让乡土小说真正振兴，并非易事。

首先是创作姿态的调整。现代乡土小说一直以启蒙为精神主导，对乡村持批判和俯视的姿态。在今天，并非要完全放弃批判精神，但更需要对乡村保持平等和尊重的姿态。从文学创作层面说，只有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才能真正深入了解和关注书写对象，才能产生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抵达文学的本质精神；从接受层面说，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的真诚，然后作者才可能得到农村读者的认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乡土小说进入和影响乡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对乡村和农民怀着深情，以及对其没有距离的关切和感同身受。

漫长的文化积淀是制约我们改变写作心态的最大难题。在文化心理上祛除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拥有对乡村和农民真正的关切，是作家们了解乡村的最重要前提。只有了解乡村，才能真正写好乡村，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品。从当前创作看，不少作家的创作姿态没有完成这一重要的调整。在当下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对农民生活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种无形的文化和身份优越感，以及遥观和漠视的叙述姿态。如果缺乏平视的姿态和深入的关切，就不可能真正贴近人物生活和心理世界，也不能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真正真实客观地展示乡村生活。与之相关联，乡土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应该适度考虑农村大众的接受问题。正如茅盾当年论述的：“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艺而如果没有相对的读者界，则此文艺非萎枯便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为推动时代的精神产物。”（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如果没有广大农民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乡土小说创作就很难称得上成功。这并非要求作家放弃现代的文学形式，而是适当考虑包括农民在内的读者的接受水平，使作品的表达更生活化，与文学自身的追求并不矛盾，而是可能相互促进。

其次是思想意识的深化。在20世纪90年代，当乡村社会乍临文化转型，不少乡土小说作家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眷恋，为其吟唱出失望而深情的挽歌。在今天看，这种姿态所蕴含的主要是作家的文人立场，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文学虽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工具，但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具有更深远的文化视野，应该比普通大众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其作品才能启迪和影响大众。在今天，这一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因为与当前中国乡村变化相伴随的，是更为复杂而全面的科技转型。高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进一步刺激了乡村社会的变化。甚至说，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其单独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在思想上都难保持清醒，乡村大众更容易发生思想的混乱和迷茫。时代呼唤优秀的乡土小说家，期待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思想的深邃、开拓和创造性，对乡村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帮助，为其发展提供某些启迪。如此，乡土小说将自然地进入到新的境界和高度。

最后是深度写作意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为中国作协倡导的文学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现实要求。事实上，作家们投入到对乡土现实的关注，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本身就是对这一活动的积极回应。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但是，作家不能将文学创作写成简单的宣传话语，而是要具有文学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出文学的独特价值。这样才能既实现乡土小说振兴，也更好地呼应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深度意识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真正揭示乡村中的问题，从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写作。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深度意识所需要的不是为了预设目标而人为设置的、结局不言自明的伪问题，而是真正源自生活、充满复杂纠结的真问题。作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但是，发现和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文学的价值。目前的很多乡土小说在这方面有严重的匮乏。真问题、深刻的问题非常少见，更多都是人为制造的虚假问题。人物形象塑造也是这样。如果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人物写成简单的英雄赞歌，那是塑造不出真正的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的。只有将人物融汇到时代激荡和社会变化中，让人物在时代的问题和矛盾中洗礼、成长，才可能产生有血肉有灵魂的优秀人物形象，并真正描画出真实的乡村时代镜像。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呼唤乡土小说创作，乡土作家也有责任关注当前乡村社会这片热土。

（摘编自贺仲明《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振兴乡土小说》）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但礼和法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对于一个真正有思想和发现能力的人来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经典。《论语》作为儒家核心经典之一，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文本，为费孝通先生勾连古今、分析乡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经由《乡土中国》对《论语》的文本引述与费先生的生动阐释，我们得以对儒家两大核心概念——“仁”与“礼”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仁”。孔子对“仁”的阐释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论语》中问“仁”者不一而足，孔子则因对话者身份、性格等不同做出不尽相同的回答，由此造成“仁”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费先生借助“仁”这一概念的生成基础，在引述中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乡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陌生人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依赖关系，仅在特定情景中存在个性化交往需求，因而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正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之上：从“己”出发，强调“克己复礼”的修身之德；由亲疏远近的差序关系决定因人而异的价值标准。

费先生指出，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波纹向外扩张的“推”字，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等次向外推：以己到家，从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乡土社会，身处这种社会结构里的每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应秉着一颗“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

“仁”为核心，“礼”为外显。言及“礼”，费先生认为“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并引述《论语》的语句“为仁由己”印证，再将“礼”与“道德”“法律”等现代概念进行比较，明晰其内涵、作用对象、方式、效力与限度。费先生指出，三者皆为社会秩序规范，差异在于维持规范所借助的力量。“道德”与“法律”都是靠约束人的外在力量，前者由社会舆论维持，后者则由国家权力维持。相较而言，“礼”是靠由内而外的自觉力量，主要通过传统维持。传统即社会累积的经验，固化成为仪式，经由教化养成的自觉个人习惯，由此阐释可逻辑地推知：“礼”发生作用的前提是传统习惯能得到有效保持，其发生作用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变化较慢、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

此外，“礼”的教化过程决定了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对象是广大民众。礼治社会解决纷争的主要方式，实则是渗透伦理道德的教化过程，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而变迁较快的现代社会，在传统失效、礼序失范的背景下，出于维护个体权利、确保义务履行的需要，基于陌生人之间的契约而形成了法律。现代法理社会以司法诉讼作为解决纷争的手段，意在厘清权利义务，而与伦理道德的直接关涉不大。

费孝通生活的时代，传统乡土社会的全部特点都已成熟。费先生援引《论语》本意是作为观察与印证乡土社会及其理论的“透镜”，而他结合西方社会学分析工具和实地社区考察发现，在《乡土中国》中对儒学核心概念的阐释形象且有创见，使得古代经典焕发出跨越时空的思想活力。

（摘编自《〈乡土中国〉与〈论语〉的互释》）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先民及历代服饰文化的先行者与创造者，在服饰材料方面，搜尽多种动植物，以超乎想象的智慧与耐心，将皮毛、枝条化为绕指柔。葛麻的发现与驯植自有其厚重的积累，而蚕丝的发现与创造更是为人类谱写了一首伟大而响彻古今的乐曲，从而建构了与异域先民创造的棉花文化圈、皮毛文化圈、亚麻文化圈互补的丝麻文化圈。在中国服饰文化的叙述格局中，服饰材料的探索、发现与完整巧慧的工艺过程，不只是客观外在的物质罗列，而且是渗透着温馨情愫的人文意象。

春秋战国时期，葛纤维逐渐被麻纤维替代。随着丝、麻、裘等新材质的发展，葛渐渐成为平民之物。到了唐宋，人们甚至把获得官职称为“释葛”。对葛麻所织褐衣的唱叹，往往就是平民情怀的抒写。《诗经·采葛》中的男子对心仪的女子一往情深地唱叹：“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服饰材质也延伸到了动物。从工艺层面说，因皮革鞣化技术的出现，兽皮的美观性、舒适性得到空前释放，从而确立了其真正成为衣装的可能性。从心理层面说，皮装在身从远古的炫耀到今日的羞怯，也有着以兽为神、以兽为役、以兽为敌、以兽为伴乃至以兽为友的多样性历史迁延。考虑到兽皮获得不易的珍稀性，加之图腾神圣的铺垫、官方的垄断，它的社会地位超拔而起，在一定时间段曾成为梳理社会秩序与文明、象征层级的高端符号。周朝曾专设“司裘”和“掌皮”之官职。在这时，“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裘之褐也，见美也”（《礼记·玉藻》），成为常态与共识。

如果说葛麻，异域或许有之，而丝绸，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服饰文明独有的贡献。《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得简洁且神奇：“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欧丝即吐丝。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所著《博物志》记载：沿里海及西梯亚洋海岸线东北行，即抵赛里斯（意为丝国，即中国）。其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在树上，取下后湿于水，理之成丝，织成锦绣，贩运至罗马，贵妇人做服饰，光彩夺目。

史载凯撒大帝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因为绸袍多层而仍能清晰地看见肚脐而引起满堂轰动。东汉刘熙《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况西行数万里，出口到罗马，早就贵于黄金，甚至被视为国家衰败的象征。罗马元老院多次以法令禁穿丝绸。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把连接中国和西方的交通网命名为“丝绸之路”。

相比丝麻来说，棉花属后起之秀。众所周知，葛麻是半长纤维，丝是长纤维，它们都有悠久的纺织史。而棉花是短纤维，入境时脱籽、弹松这两道工序在丝麻古国史无前例，其织物质量远劣于丝麻，成为影响推广的瓶颈。差不多到宋末元初，黄道婆出现后，才有突破性的技术进展，从此棉花才可与丝麻抗衡。于是我们知道了《木兰诗》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所述并非织棉布之声；唐代《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游子衣不是用棉布缝制，慈母手中也不是细细的棉线。

服装款式方面，我们的先民奠定了一种服饰结构模式，即缝合型结构。着装看似感性，虽为生命个体呈现，却极具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依存。笔者认为魏晋风度服饰的三重境界，或可成为人类着装的普世模式，它着意呈现的就是人的自觉与衣的自觉。

其一曰严装。魏晋时代的严装是人体美饰，涂脂抹粉，华衣美服。这种热衷与讲求，是从美化人体自身、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

其二曰粗服乱头。阮籍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头散发，宽衣大袖，袒胸箕踞。这既不符合世俗礼法之美，也不是前一阶段所推崇的容貌之美，而是得到褒扬的超尘脱俗的仪态。

其三曰淡装。陶渊明辞官为民，脱掉冠冕着素装，他的服饰自然朴实。同样是突出了人的欣赏，但他更自在，服饰的平淡如同他的隐身山林，既在不随流俗中展示了人格的高昂，又那么自然随意，平和谦冲。

（节选自张志春《云想衣裳花想容——衣冠古国的创意与践行》）

材料二：

“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在我国流传着黄帝的妻子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的古老神话。近年来，郑州双槐树遗址和荥阳青台、汪沟遗址的相关证据的发现，将这一美丽的神话传说照进了现实。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以双槐树聚落遗址为核心的古国迎来了发展的繁荣阶段，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家蚕，外形饱满作吐丝状。青台、汪沟遗址中的几座瓮棺葬内发现了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丝织品，表明这里的人们在五千年前就开始养蚕制丝。仰韶先民此时已经掌握了用多粒蚕茧抽丝合束以增强生丝韧性的技术，这种制丝方法是织帛的首要条件。青台遗址还发现了浅绛色螺纹丝织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且唯一带有色彩的丝织物，表明丝绸的炼染技术也已形成。丝绸有着比麻、棉、毛等天然纤维更为出色的特质，缫出的生丝不仅纤细而均匀，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都更具优势。丝线织出的丝绸兼具散热和保暖的双重属性，触感柔软光滑且细腻，穿着舒适度也更高。

早在秦汉以前，丝绸就通过贸易的形式到达波斯、古罗马和古埃及等国家，成为那里不可多得的珍贵面料。到了西汉，丝绸之路沿着陆地与海上两条线路延伸开来，北线到达地中海沿岸国家，南线则途经印度到达中东地区，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还带动了当地丝织品的生产。丝绸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为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节选自郭子月《千丝万缕忆衣裳》）

两则材料都聚焦中国传统服饰。材料一主要从_________这两个方面来介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材料二则重在解说传统服饰中的丝绸。在介绍我国丝绸历史、探寻服饰起源时，材料二依据_________，增强说服力。丝绸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开始了养蚕制丝。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绸逐渐传入欧洲等地区，为________作出了独特贡献。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么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二：

理论，是与实践相对应的范畴。理论，始于常识，源于并基于实践经验，发端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揭示，成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逻辑化阐述。常识、实践经验、事物发展规律、逻辑阐述，是创立、形成理论的基本要素，其中，实践是理论之源，事物发展规律是理论之基，逻辑阐述是理论之标识。深入来说，理论，是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类型，以及论题、论据、论证的逻辑推导过程，来理解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逻辑体系。通俗来说，理论，既指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阐述，它可用于解释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用来解释客观事物、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还指由实践经验概括出来的科学知识和系统结论。

我们经常强调要认真学习理论、掌握理论。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理论具有伟力，它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能变成强大的力量。首先，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行动，要从事许多活动，进行实践活动。人的正确行动和活动不是盲目的、自发的，而是自主的、自觉的，人的自主自觉的活动来自理论的指导，具有正确理论指导的行动和活动，才能取得成功；反之，有可能遭到失败。另外，人是具有思维的动物，这种思维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果体现在人的行动和活动上，就需要运用理论思维，一般来说，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有多高，人们的行动和活动水平就会有多高。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要提高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就必须学习哲学史。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都需要理论指引，人类活动千差万别、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归根结底就是解释(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解释(认识)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需要两种眼睛，一是人的“肉眼”,它能感性直观地观察和认识世界，往往把握的是世界的表象；二是人的“心眼”,即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同一种事物和对象，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不一样，往往得出的认识和结论不一样。要正确认识和解释事物和对象，认识和解释世界，就必须树立正确或科学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同正确的理论息息相关，这就是人们常常所讲的世界观。最后，理论的影响力深刻而长远。人们一旦掌握一种理论，就会对其活动产生叩击心灵的深刻影响，也会产生持久的深远影响，还会掌握解释事物和世界的理论话语权。

(摘编自韩庆祥《领悟理论的伟力》)

3 .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①       。非洲有一个民族把新生的婴儿叫做kuntu（物），到孩子学会说话才叫做muntu（人），这一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

②说话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说话时所用的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所谓“社会”，就是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体，即一般所说的部落、部族和民族。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靠语言来维持。有了语言，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才能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斗争，协调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没有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社会就会解体。

③语言不但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且是各种交际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种。

④除了语言之外，人们还使用其他的交际工具，如文字，旗语，电报代码等等。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早已存在，估计有几十万年。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旗语、电报代码等交际工具，大多是在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都有特殊的服务领域，使用的范围相当狭窄，而语言的服务领域非常广阔，包括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旗语等等是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领域的辅助性的交际工具。

⑤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不但动嘴，而且脸部的表情、手的动作、乃至整个躯体的姿态等非语言的东西也都会参加进来。这就是说，交际的时候除了运用语言工具以外，还可以运用一些非语言的交际工具。我们平常说话，不可能毫无表情或动作。孩子学话也需要依靠大量的非语言手段的帮助。可以说，语言的交际处于身势等各种伴随动作的包围之中。有些时候，离开这些特定的伴随动作，语言的交际还可能发生故障。有些反面话只有联系神态、身势等伴随动作才能听出真意。在这种情况下，身势、神态等伴随动作往往更接近事情的核心。

⑥在一定的条件下，身势等伴随动作还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完成一些交际任务。例如，鼓掌欢迎，举手为礼，挥手送别，伸舌表示惊讶，这些都是常用的身势。用手指刮着脸皮羞人，是汉族人特有的动作；西方人摊手耸肩，表示不知道。我们平常说的“察颜观色”“眉目传情”等等，都是不用语言的一些特定的交际方式。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用语言来表达，甚至还显得有点笨拙。

⑦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说话时身势等伴随动作，各民族也有自己的特点。打招呼是一种日常的交际行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运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比方中国人过去是打拱作揖，欧美人用握手、接吻、拥抱等方式，库泊爱斯基摩人用一个拳头连打对方的脑袋。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也不是各个民族都这样。我国境内的佤族人就用摇头表示同意。塞孟人头往前冲表示同意。交谈时双方的空间距离也有一定讲究。和朋友谈话、和陌生人谈话、和异性谈话、招呼长者和上级，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如果上级故意“缩减”与下级人员通常谈话时的距离，那是表示对下级的关切。空白也表示意思，在说唱艺术中，什么时候停顿，停多久，都有讲究，以便使交际更有成效。这就是说，空间和时间的因素也在交际中得到了适当的运用。

⑧所以，各种伴随动作也是交际的工具。它们一般都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使像“察颜观色”这一类特定的交际方式，也必须有语言的交际为基础，预先有了一定的了解，对方才能领会。①       。非洲有一个民族把新生的婴儿叫做kuntu（物），到孩子学会说话才叫做muntu（人），这一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

材料一：

【宝玉挨打】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材料二：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   （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   （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了以求知、求实、求真、求新等为主要内涵的整风精神，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挤”“钻”的求知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干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和把握。学习和应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而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干部工作繁忙学习时间少，有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等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工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作“挤”，用“挤”来对付忙。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作“钻”。延安整风运动首要的就是以“挤”“钻”的求知精神为导向，从“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政治高度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延安整风中的陈云经过认真思索，得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结论。所谓“不唯上”，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同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不唯书”，也不是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只唯实”，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以“眼睛向下”“做小学生”的态度，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的重要一环，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最终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的”，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是就是，非就非”的求真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即在精读文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来称一称自己”，从而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1943年2月6日，中央党校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举办舞会，在会场中悬挂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两侧悬挂着6个插着鲜红党旗的旗座，每个旗座上也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大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凡是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凡是错误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违背”。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求新精神。延安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求变、求新，求个人思想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求工作作风从主观主义转变为实事求是，求组织工作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转变为五湖四海，最终实现党风的优良和事业的全新局面。求新，不是喊口号，不是装门面，而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顺应潮流，开拓创新。1942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字“推陈出新”。五年后的1947年10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看完晋剧《反徐州》后，题词“与时并进”，这种一以贯之的求新思想，不仅仅是对戏曲文艺的要求，更是整个革命事业前进方向的指针。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改变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劳动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全国解放区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苗店子合作农场。在教育事业上，不仅主张要以“打碎旧的一套”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废除封建的旧的教育制度，而且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这种求新就是要深入群众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最终实现既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创造。

（摘编自谭虎娃《延安整风精神浅谈》，有删改）

1978年冬，为了改变大集体式低效率生产方式，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将生产队土地划分到户，包干经营。1979年小岗村不但不再靠国家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6万多斤公粮，人均收入也由22元上升到400元。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亲临小岗村考察，被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所感动。他不仅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政策，更将这一先进做法推广到全省，使“包产到户”成为新的农村改革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先驱。不久，我党在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