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风景，是在人的审美视觉下的自然风物，但必须有光的参与，风景是由光对物象之反映所显露的一种景象，有言风光、景色者，此理同也。它能引起人的讶异、感叹，能慰藉心灵。风景，有相对恒定的，但从本质上说，它是流动的、变幻的，它是历史、地理和现实的结合。岁月有四时更替，人类有生产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变化中。景物、景感和条件，是风景构成之三要素。景物是风景构成的核心要素，是具有独立欣赏价值的客观存在，其中，山川形胜为最重要者，也包括人造景观。景感是人进入风景而生成的自然美的冲激、感动、观感与鉴赏。有面对风景手舞足蹈者，形于外也；有面对风景如醉如痴者，思于内也；有跋山涉水悠然于风景中之苦行者，日记即美文，徐霞客也。其中有生命感觉，首先是视觉，由视觉而心觉，其次是触觉、嗅觉等。风景，不独可望，且可感可闻。条件是形成风景的制约因素，是作为欣赏者的主体，与风景客体所构成的关系，如时间-春光还是秋色？如条件-步行还是骑驴？现在出行坐游览车，风景减色大半矣！

与风景格外契合亲密的是文章诗词。王勃《滕王阁序》：“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屈原有《楚辞》，李白有《行路难》，杜甫有《秋兴八首》，黄庭坚有“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句，它们是风景与文人墨客行旅的结合，使风景的审美价值更上层楼，从而流传于世；另有一些则为贬官逐客，浪迹天涯，而得风景得境界，如苏东坡《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风景是属于行者的，当一处风景因为一篇诗文而流布，此一地风景便成为无关时空的、行走的风景，便成为读者心中的风景，是虽千万年而不朽的风景。如是，当年风景之地在日月更替、自然演化中变迁消逝，因诗文犹在，则风景有余韵。风景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其生态功能本文从略）可以从两方面探讨：一则，风景是文学的灵魂，无风景即无美文；二则，真正优质的、优美的诗文携风景而长存于世，生命拽不住时光，时光亦损毁不了优美文化。此即风景二重奏也。

把“风景”与“境界”相联结，而意出非凡者，王国维也。读《人间词话》，皆知道王氏之“三境界”说，其实王国维先生关于“境界”的论述，三番四复，不厌其烦，是《人间词话》中最重要、最美妙的理论阐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又：“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词从诗来，读者读这些撼人心魄而又如醍醐灌顶的文字时，不妨把“词”当作诗、当作一切文学作品看。王国维进而说“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必合乎自然”，造境必需之准则也；“必邻于理想”，诗人必具之情怀也。“境界”之前一个字谓其内容，境也；后一个字谓其范围，界也，有疆域、土地的界限义。诗人移之于文学创作，即成感悟和修为。有襟抱之大，可容山海；有界别之高，能彻天地。

王国维还指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豪杰之士”，陶渊明是也。在由“境”而“景”的指代和转换上，王国维毫不犹豫，且直截了当：“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中这一段境、景之论，不仅对何为境界有了明确的定义，而且还是中国汉语言字义中，对一个字从物质到精神的革命性的形而上的解释：境者，景也。

“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斜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这是王国维从细微处说境界，自然风景中的一叶一水一花一燕，在大诗人笔下皆可成境界。这不仅仅是我们通常说的细节描写，而且是慧眼识细微，它可是细节，亦可是整体，它是存在，渺小的存在，因其渺小细微而易于被忽略。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倏忽间，月色隐去矣，清泉流走矣，白霜飘逝矣。而能存于心、品其味、识其美、遣之以笔端者，境界出矣。境界小大由之各得其妙，境界之优劣则不以小大论，其妙乎？其美乎？其撩拨人之性情乎？其为佳构而流布于后世者为高。

（摘编自徐刚《自然笔记：风景与境界》）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论语》和《老子》两书中的简短词句，本来就不是根据某种前提，经过讨论而得出的结论。现在由于一部分内容遗失而使它们显得无头无脑。它们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要用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也许能帮助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永远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

而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可言——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的。但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用比喻例证。

名言隽语、比喻例证，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东西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艺术类型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有它的独特哲学背景。《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和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又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不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二：

诸子之文作为哲学，其终极目的是传达思想。而思想本身又是一个不可言说、不可穷尽的对象。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易传》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智慧，就是找到了一条把抽象的思想形象化的道路，即比喻论证。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最有意义的概念都以源于自然界的本喻为模型。例如，“道”这个概念尽管抽象，但它也是以水的隐喻为原型的。水作为“万物之本源”，其文化意味已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不断的磨洗锤炼，而形成特定的象征意义。

水在儒家学者那里，是比附伦理德行的象征。孟子以水的波澜壮阔喻君子的志向高远，以水“盈科乃行”比喻君子欲达于道，必有深厚的积累。“性善说”是孟子重要的哲学观点，因为人性本善，而水势向下，所以“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迅速而自然，所谓从善如流是也。

同样，荀子也从水的常性中悟出人性的道理：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

人性如盘中之水，有清有浊，有善有恶。如果用正确的道理来引导它，用高洁的品德来培养它，外物就不能使它倾斜不正。清明在上，善以掩恶，就能够判定是非、决断嫌疑了。

水善于滋润万物而又不与万物相争，故《老子》中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的观点，代表了道家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中提到了一系列相对的概念和范畴，如大与小、有与无、柔与强、雄与雌、上与下、进与退等。在每一组矛盾体中，道家选择的都是弱小忍退的一方。“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在表达思想观念时，道家学者也自然地选择貌似柔弱的物象，作为道的比兴以象征。“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这又与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观念相合，且是老子“贵柔守雌”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形象写照。

（摘编自侯敏《“深于比兴”与先秦诸子的文学意象》）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种“娱乐至上”的倾向。这种追逐感官刺激和享乐的现象，是和悲剧创作的缺席紧密相连的。而悲剧创作的缺席，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中国近现代美学传统的断裂。

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那些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先驱，是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1904年，蒋观云以“中国之演剧界”为题在引进西方的悲剧概念的同时强调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虽然，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则必在悲剧”“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因此，蒋观云提出要发展悲剧，革新国剧。蔡元培在比较中西戏剧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观念，“即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竞尚喜剧”。他挖掘了中国人竞尚喜剧的思想根源，“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在美育中，蔡元培格外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悲剧特别感人。可见，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前驱虽然轻视喜剧的美育作用是偏颇的，但他们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这一传统则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要发扬光大中国近现代美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传统，要在美育实践中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重视悲剧对人的历史意识的培养。伟大的悲剧作品往往洋溢着一种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是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缺乏深厚的历史意识，就很容易为一些短视的“世论”和历史的表象所迷惑。而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促进人们对整个历史运动的把握，从而超越各种各样短视的“世论”。“世论”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绝不相信历史发展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过程。一些人在强大的邪恶势力挤压下不是跻身邪恶势力的行列，就是在轻松逗乐中化解强大压力。他们随波逐流，在迎合中混世；他们麻木不仁，在屈辱中生活。“世论”就是这些人苟活的产物。可见，伟大的悲剧作品摒弃了“世论”、伸张了“正义”。因此，当历史发展出现小人得志、正不压邪的现象时，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帮助人们破除历史表象的迷惑，看到希望。

重视悲剧对人的担当意识的培养。在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登幽州台歌》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置身在广阔天地和悠久历史中的个体，是多么孤独寂寞。但是，个体如果主动自觉地承担“古人”和“来者”之间的延续，就将格外充实。这就是说，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渴望“古人”和“来者”的提挈，而是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延续“古人”和“来者”之间的精神文化血脉。这是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品格。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深知天下经常出现无道，但是，他们仍然以弘道为己任，守护和捍卫“道”。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坚守道和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弘道上真正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在中国悲剧中，正义是在一代一代的奋斗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即正义力量是在同邪恶势力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最后消灭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的。因此，这种悲剧作品可以增强人们自觉的担当意识。

重视悲剧对人的超越意识的培养。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中国悲剧就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中国悲剧与西方戏剧的不同还在于：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比较完美的，没有罪过和不义，他们不是因为自我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而正义力量在大团圆这种现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中经过不懈努力和奋斗，最终战胜和消灭了邪恶势力。这种正义力量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真相，在现实生活中也许难以看到，但在伟大的悲剧作品中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在感受伟大悲剧作品时既有难抑的悲痛和愤恨，也有强烈的愉悦和振奋。而当前中国不少文艺作品着力表现人反抗的失败和幻灭。这些人在异化中虽然感到自己的毁灭，从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但是，他们仍然屈服于既成的不合理的秩序，放弃了斗争。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有些文艺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甚至强化了有些人投降和背叛的阴暗心理。与此相反，伟大的悲剧作品则培养人的审美超越意识，使人获得改造现实生活的力量。

（摘编自何雁、熊元义《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当今社会，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②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所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我们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③家书作为一种文本，西方人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铺一张白纸、修一方尺牍，是我国古代文人表露心绪的常用形式；展一方徽宣、写一帧信札，是我国传统士子寄寓乡愁的有效渠道。鱼传尺素、鸿雁传书、目断鳞鸿，这样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融入百姓生活，升华为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维度——家书文化，沉积为融亲情、乡情、友情于一体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是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径。无论人在何处，修一封家书、报一句平安，就可化解千里之外亲人的担忧挂牵，令其安心。特别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家书的价值尤显珍贵。

④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⑤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⑥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⑦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⑨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所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摘编自《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家书的审美价值>》）

“十八^①之败，杏南表弟阵亡，营官亡者亦多，计亲族邻里中或及于难。弟日内心绪之忧恼，万难自解。然事已如此，补救一分，即算一分。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②自馁也。”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万物齐一的角度看待自我，从天地并生的角度看待人类，庄子的认识论超越了“轴心时代”的西方先哲。虽然庄子哲学也以“道”为核心，但是所论之认知原则、心理路径、宇宙观念、价值判断，则建构了主体、自然、社会之间的认知理论逻辑，又极大拓展了老子哲学。

默然守道的认知原则。庄子之道，虽然“于大不终，于小不遗”（《天道》），存在于一切现象之中，但是独化于玄冥，不可见之；泰然而自得，不可言之。唯有主体“熙乎澹泊”“游乎混芒”，方可“蹈其大方”（郭象《庄子序》）。也就是说，得乎自然，默然守真，是认知“道”的基本原则。消解“成心”“丧我”“守真”，是这一认知原则的理论三层。

消解“成心”以及“丧我”“守真”，虽无严密的因果逻辑，却构成互证生生的关系。三者既是认知的心理前提，也是认知的理论原则。

心斋坐忘的心理路径。从理论上说，“丧我”“守真”也是心斋坐忘的心理内容；而消解“成心”则是治政的前提。《人间世》将辅佐治政分为三类：一是与天为徒，内心诚直，无贵无贱，遗荣辱，不求名，不求善，犹如童子，纯心直往；二是与人为徒，外形委曲，举手投足，磬折曲躬，俯仰拜服，循规蹈矩；三是与古为徒，内心诚直，敢于谏诤，效仿古代忠臣，追求建功立业。三种类型皆“师其成心”，尚未达到无心而付之天下的境界。为此，庄子提出了三条摆脱“师其成心”而认知“道”的心理路径。“心斋”，是认知“道”的心理前提。“听之以气”的本质是生命直觉，故“心斋”也就是直觉观道。“坐忘”，是认知“道”的心理特点。《大宗师》也假借仲尼与颜回的对话，描述“坐忘”的特点：“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所谓坐忘，就是“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撄宁”，是认知“道”的心理结果。作为现象存在的道，既拯济无方，送死迎生，又任物自性，或生或灭，自然成之。这种萦物而动、应物而静的心境即谓之“撄宁”。

心斋、坐忘、撄宁，既是主体直觉道的心理路径，也是心性修养的三层境界。与默然守道不同的是，从心斋、坐忘到撄宁，存在着心理生成上的逻辑次序。

浑沌一体的宇宙观念。庄子将直觉道的心理路径引入宇宙认识论，遂形成宇宙浑沌一体的观念。对宇宙生成、特点及运动规律的终极追寻，一直是先哲关注的焦点。邹衍“五行说”、董仲舒“天人说”及王弼“本无说”是其代表。庄子认为无限性、整体性、呈环形运动是宇宙的基本特点。

对宇宙的无限性、整体性以及封闭性的环形运动特点的终极认知，突破了“九州”认知的局限。这种宇宙认识论，不仅超越了那个历史时代，也具有现代科学的意义。

方是方非的价值判断。庄子将直觉道的心理路径引入社会认识论，又得出方是方非的价值判断。庄子由“道未始有封”“万物与我齐一”，推导出“方是方非”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从表层看，是一种悖论；从深层看，则揭示了是非产生的本原。他从概念判断、主观判断、彼此分别三个层面，揭示其原因。

是非属于概念判断，是主观认知的抽象，彼此之间不能互相证明。“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是庄子的基本观点，之所以“不称”“不言”，是因为任何概念语言都蕴含主观判断的元素。所以《齐物论》说，我与你争辩，无论胜负，都不能证明自己辩说之理是“是”或“非”，更不能证明二人辩说之理皆“是”或皆“非”，因为你我的认知都具有主观性，二者“不能相知”。简单地说，一切主观判断，“或是则非是，或非则非。俱是则无非，俱非则无是”（成玄英疏）。之所以造成这种认知悖论，是因为是非属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同于伦理判断，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阶层性、族群性，受意识形态、权力意志的制约，所以各是其是、非其非，论辩双方既无法自我证明，也不能彼此证明。唯有“和之以天倪”，以“是不是，然不然”的态度，亦即遵循自然规律，适应事物变化，不以主观成见判断是非，才能在无判断中获得正确的判断。

是非源于主观判断，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具有普遍意义。《秋水》说，万物的大小、有无、是非都是相对的存在，从“大”“有”“是”的方面说，皆是“大”、是“有”、是“是”；从“小”“无”“非”的方面说，皆是“小”、是“无”、是“非”。之所以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乃源于主体的认知局限。所以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主观成见，并非客观存在。

是非生于彼此分别，只存于主体的视角转换之中，并非真实存在。《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由此可知：此就是彼，彼也是此，也不存在彼此不同的是非标准和现象分别。与其执念彼此、是非，不如客观呈示万物的本然状态。简言之，一切是非皆因主体以自我为视角而产生彼此分别的误判。唯有消解主体“成心”，以宇宙自然的视角观照万物，才能在无判断中得出符合规律性的判断。

庄子批判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判断，试图消解一切形式的价值判断。而考察其本质，恰恰是试图建构符合事物本然状态的价值判断。解构与重构，既昭示了庄子价值论的悖论，也昭示了庄子价值论的理想原则。

（摘编自刘运好《<庄子>认识论的逻辑建构》）

材料一：

家书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鲜活文本，西方人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铺一张白纸、修一方尺牍，是我国古代文人表露心绪的常用形式；展一方徽宣、写一帧信札，是我国传统士子寄寓乡愁的有效渠道。鱼传尺素、鸿雁传书、目断鳞鸿，这样的文化传统代代相因，融入百姓生活，升华为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维度——家书文化，沉积为融亲情、乡情、友情于一体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是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径。无论人在何处，修一封家书、报一句平安，就可化解千里之外亲人的担忧挂牵，令其安心。特别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家书的价值尤显珍贵。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覆盖全球，人们只需轻点手机屏幕，便可诉说心曲、互道衷肠。这样一来，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润和熏陶。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人类社会的进步既体现在科技方面，也体现在人文领域。如果只重视科技而忽视人文，将危及人类经过长久辛劳累积起来的智慧成果。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选自刘金祥《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有删改）

材料二：

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选自《家书的审美价值》，有删改）

此间对我的消息甚恶，英警署连夜派人来护卫，现决无虞。吾断不至遇险。现一步不出门，并不下楼，每日读书甚多，顷方拟著一书名曰《泰西^①近代思想论》，觉此于中国前途甚有关系，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使汝辈再处如前数年之境遇者，更阅数年，几何不变为纨绔子哉。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工匠是对所有手工艺人，如木匠、铁匠、铜匠等的称呼。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除农业之外的各种手工艺工匠已成规模，称为“百工”。这些工匠能够“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工艺制造大国，无数行业工匠的创造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标识。在我国的工艺文化历史上，产生过鲁班、李春、李冰、沈括这样的世界级工匠大师，还有遍及各种工艺领域里像庖丁那样手艺出神入化的普通工匠。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伴随手工艺向机械技艺以及智能技艺的转换，传统手工工匠似乎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但工匠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即现代工业领域里的新型工匠。机械技术工匠和智能技术工匠。我国要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制造强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的升级转换，对技能的要求直接影响到工业水准和制造水准的提升，因而在新时代更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深蕴的工匠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哲学对工匠精神有着深刻的认知：道技合一或“匠工蕴道”。在《庄子》的多篇文章中，表达了对工匠精神的本质看法：《庄子》以庖丁解牛等生动事例告诉人们，古代匠人的技艺能够达到鬼斧神工的至高境界，即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以十九年解牛数千之功力，使技法能够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到“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的境地，这足以见得古代工匠精神既是实践的积淀，又是内心对道的追求的展现。“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蕴含着天地与人间社会的规律或准则（天道、人道等）。在道家看来，道既是思维所能把握的最高概念，同时也是万物存在之理。万物的本性都是道的体现，“匠工蕴道”的这个“道”是技艺之道，同时也是得天理之道。庄子以庖丁娴熟完美、游刃有余的技艺来表明，庖丁对劳动对象的自然机理纯熟于心，并化为精神生命之道。而在庖丁的精神境界里，则深蕴着对道的追求和把握，同时也将这种追求和把握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鬼斧神工的境界。当代大国工匠高凤林、张冬伟等，其技艺臻于完美的境界，都是通过刻苦训练和反复实践，从而达到对其劳动对象的自然机理之道的深刻把握。

从根本上说，工匠精神是一种伦理德性精神。就德性论层面而言，人的一切行为发自内在品格。对完美的追求，精益求精以及持之以恒的探索创新，是内在德性的展现。从道德的观点看，每个人都应当追求德性，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德性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德性行为者作为我们行为的典范。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充当这样一种典范？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工匠，并且只有像铁匠、铜匠甚至修鞋匠那样具有手工艺的人才真正具有德性。道技合一是德性品格的见证。在苏格拉底看来，工艺制作是指向善的活动，一个人熟练地掌握了他所从事的技艺，也就能够把这类事情做好，从而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因而，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也就是像匠人那样生活和工作。具备工匠精神的大国工匠坚守质量品质，一生打造精品，把产品的好坏看成自己人格和荣誉的象征，他们就是这样具有优美德性、始终追求卓越的人。

（摘编自龚群《工匠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君子不器”，孔子认为君子作为价值的承担者，不能仅仅满足于掌握某种技能来实现个人物质追求，还要能够胸怀天下，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此教育之重，首要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首先要塑造人格，做一个“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一个人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技能，而是他的人格，完善人格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要重于技能的培养。因此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成人”“成德”上，并始终贯穿这一目标。

孔子认为，技能培养必须以人格培养为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即使他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却仅仅用来为自己谋事、谋食的话，也未必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甚至若缺乏完善的人格，一个人掌握的技能愈高，就愈有力量危害人群。这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可以清晰地看出。比如他认为以“言语”著称的子贡不如以“德行”著称的颜渊。对同样以“言语”著称的宰予，孔子更是因其不行三年之丧而斥之“不仁”。冉有精于“政事”，但他帮助季氏搜括钱财，孔子号召弟子群起而攻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夏以“文学”著称，孔子告诫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说明孔子评价弟子的首要标准是人格而非技能。他绝不会因为其某方面的技能而对人格缺陷姑息迁就。孔子把培养学生人格作为教育首要目标，强调以完善人格为目标，重视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而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发展。

（摘编自杜以向、王雪梅《孔子的人格教育思想》）

10 .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剧本与剧场

①目前国内许多戏剧学研究依旧以戏剧文学为基础，即使论及表演与剧场，也是从文本的话语形式这个角度谈的。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戏剧文学在戏剧中究竟有何功能？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

②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戏剧理论，主要是戏剧文学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以戏剧剧本为基础讨论戏剧问题，尽管他提出的悲剧的六因素也包括“形象”与“歌曲”，但它们只是构成悲剧的诸因素中的两个次要因素。

③将戏剧文学夸大为戏剧艺术的核心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戏剧审美的期待视野与形式风格的演变，有些曾经轰动剧场的作品已不适宜于上演，只能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比如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两千五百年前在古希腊剧场中一再获奖，但现在只能当诗读。其次，戏剧诸种艺术因素中，只有文学因素是固定持久的，戏剧文学成为戏剧研究可靠的根据。剧场演出的生命只在散场之前，演出录像录音，只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

④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戏剧理论发生转向，从剧本中心走向剧场中心。著名戏剧理论家汉密尔顿强调戏剧是在剧场中上演的，剧本在戏剧诸因素中只起到次要作用，剧场才是衡量戏剧的尺度。

⑤历史事实表明，优秀的剧本往往不能决定优秀的戏剧。某些具有较高价值的剧本，演出效果却令人失望；相反，某些戏剧在剧场演出时掌声雷动，但其剧本的文学性却不高。莎士比亚某些剧作的文学价值无可争议，但上演的运气却不佳。莫里哀是位了不起的戏剧家，他的台词朗朗上口，可他不是诗人，也谈不上文学风格，若就诗才而言，他还远远赶不上其同时代的凯南。

⑥但这是否意味着戏剧文学可以被抛弃？答案是否定的，剧本研究不可少，关键是不能把剧本当作一般文学来研究。剧本有其艺术形式的特殊性。

⑦剧本与一般文学不同，剧本的语言具有指向剧场演出的功能。仅从文本形式上看，剧本就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剧中人物的对话，演出时构成演员的台词；第二层次是剧作者的描述与说明，其中包括剧名、题记、前言、人物表、场幕标志、舞台说明、表演动作以及每一段台词前的人物名称。

⑧在文本与演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关系。文本可以允许演出在相当程度上自由发挥，也可能严格限定演出形式。一个剧本的第二文本层次提供的信息越强，它与演出的关系就越密切，越具有剧场性。相反，几乎没有舞台说明性的文字，剧本本身也不适宜于上演。

⑨而且，在戏剧文本中，言语的意义经常要由表演行为与剧场条件来确定，所以在戏剧文本研究中，剧场交流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戏剧的交流中，交流关系总是多层次的，人物对人物讲话，而他们的话又是不在场的剧作家说给观众听的。因此，剧本中的同一句台词，剧中人物说出，可能是将某件事告诉另一人物，提供关于事实的信息；而这一句台词对于观众或批评家，可能提供的信息或许就不再是关于那件事实的陈述，而是传达了关于说话者本人的事实。

⑩所以，_________________？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回答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提问就错了，不得不落入片面。一出戏如果只是演出，时过境迁之后便永无声息，就不能说是富于生命力的戏剧。同样，一出戏写得文采斐然，思想深刻，但是无法上演，那么它的生命力至多只能体现在文学范围内。戏剧是个综合艺术的整体，剧本与剧场并不互相排斥，剧场是戏剧生命的空间形式，戏剧生命表现在时间维面上，主要是戏剧文学的价值。

（有删改）

材料二：

窦娥冤（节选）

（外扮监斩官上，云）下官监斩官是也。今日处决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来人闲走。（净扮公人鼓三通、锣三下科。【甲】刽子手磨旗、提刀，押正旦带枷上。刽子云）行动些，行动些，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

【叨叨令】……（刽子云）【乙】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是甚么主意？（正旦唱）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刽子云）你的性命也顾不得，怕他见怎的？（正旦云）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唱）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告哥哥，临危好与人行方便。

……

【煞尾】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丙】做哭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刽子做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与我抬他尸首，还了那蔡婆婆去罢。（众应科，【丁】抬尸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化”是文明所到之处，“化外”指文明未及之地，也就是野蛮落后的地区。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古代的评论曾指出，《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的开头模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而这也同时表明了作者视永州为“夷狄”的态度；另外，“永州八记”里也有称永州为“夷”“夷狄”之处。由此推测，柳宗元确实是把永州当作“化外”之地来看待的。

一般读者、学者看“永州八记”，是看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失意文人如何通过风景来安慰自己……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风景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强势心态，其中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通读“永州八记”，会发现柳宗元的写法是有套路的，他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或改造）、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

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是由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所致——“西南夷”的风景确实不同于长安——后者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其潜在的“归化”后的价值。

（摘编自邵毅平《文学题材的历时演变——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变迁》）

材料二

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重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写引向对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物的背景，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本文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和策略。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人物，“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茅盾正是利用风景的地方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

（摘编自李永东《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

（茅盾《风景谈》）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一般意义上，诗首先是个人的，是个人情感经验的集中升华，情感丰厚与否、经验深厚与否，直接决定了一首诗的品质的高低。与之相应，言与意的矛盾在诗的创作中会更为突出。因此，一首好诗，总需要诗人努力去调和言意之间的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讲，诗的历史几乎就是不断同语言搏斗的历史。

优秀的诗总是以言意的高度统一为前提，那么如何实现言与意的高度统一呢？诗歌中言与意的统一需要以语言的精致和陌生化为前提，一是因“意”的丰富常常难以找到对应的语言，“意”总是无限的，而“言”又总是有限的：二是因“意”的主观性、朦胧性，常常与“言”的明确性和逻辑性形成冲突，优秀的诗在语言选择、组织结构与思维上，都存在鲜明的打破常规的特点，与日常语言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同其他文体的语言的特征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正是这种对既定规则的破坏，语言的重新组合，带来了诗在结构上的跳跃性和感觉上的陌生化，带来诗以有限空间容纳无限情义的可能。今天，应当强调这样一个被人们所熟知，但又总被忽视的事实，那就是诗的语言应当是陌生化的，它要同日常语言保持相应距离，乃至对日常语言进行有意的“破坏”和重新组合。日常生活中，语言主要是工具，重在追求表达的准确完整，即便是出于特殊情况，故意把话说得不清楚，也会被人们贬斥为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而诗恰恰相反，如果诗仅仅只是日常语言毫不加以修饰提炼、变形重组的分行排列，那么诗也就不复存在。

回顾中国二十世纪诗歌历史，大凡杰出的诗人，都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家，都会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而绝不是日常语言的重复。即便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复杂的“小诗”，其语言同样是精致的，具有陌生化的特征。徐志摩《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用“水莲花”来形容少女的娇羞，这个意象是具有创新性的。“温柔”“娇羞”“忧愁”，自然回旋，韵味无穷，一反常态的三个“珍重”连用与“沙扬娜拉”收尾，意义重复，音响却绵延不绝，回旋不断。

再来看艾青的诗。“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中间是八个“在你”起头的句式，首尾是重复相同的句子，在这样一个独立的结构中，容纳着一个由八组画面构成的完整的生活场景，情感在这样的手法和结构中得以回旋上升又得以有效节制。

当新诗语言拥有了打破常规、重新捏合的可能，内外世界的共振，瞬息情感的跳跃，微妙感觉的贯通，山海空间的腾挪，万古时间的跨越等，让新诗显得鲜活而陌生，具有了很强的表现力。

（摘编自袁循《陌生化——论新诗语言的一个基本特质》）

材料二：

陌生化作为一个美学、文艺学术语，是俄国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研究诗歌语言结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艺术的程序就是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复杂，从而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中国古代诗论也提倡陌生化，提倡“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杰出的诗人总要颠倒习惯化的过程，使普通语言向文学语言、诗化语言、艺术语言转化。打破常规是获得陌生化的常用手段，即打破词语、语法、语体的常规。

汉字的象形性、词义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致使诗人可以在某一特定意境中创造性地衍生出词的新鲜用法。王维《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咽”是拟人，状石间泉声低沉，“冷”是通感，绘夕阳余晖微弱，或谓之使动用法亦可。日色之凄冷与泉声的幽咽相互衬托，渲染出山寺远离人间烟火之环境氛围。

语法是创作者和读者彼此默契遵守的语言规则，通过倒装、省略、反常搭配等方式打破语法规则，是造就诗歌语言新鲜明朗的重要手段。傅隶朴《修辞学》论曰：倒装是言语伦次上下颠倒的安置法。善为文者，往往在关要处，故乱其序，一方面梗涩读者的眼口，唤起其注意，一方面增加文章的波澜。名词并置也是语法陌生化手法之一。最典型的即为《天净沙·秋思》，首三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九个名词并置，以白描手法勾勒出一幅凄凉的羁旅图，简洁之至，景象却历历在目。

语体是指适应特定的语言环境而形成的不同语言体式，它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诗是一种高雅的文学样式，诗人的语言一般说来都比较文雅精致，但若以口语入诗，以俗为诗，或是“以文入诗”，在诗歌中使用虚词和散文化的句式，也能造成一种陌生化效果。

（摘编自赵洪琴《诗歌语言的陌生化》）

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②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③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④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⑤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⑥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①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一讲话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②毛泽东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论断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原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熟悉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③在文艺批评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原则。他并不否认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但强调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他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也反对只讲艺术不讲政治的形式主义。他要求文艺作品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④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度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这种观点忽视了讲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当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文艺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必须服务于抗战这一最大政治。而且，毛泽东并非不重视艺术性，他明确反对缺乏艺术力量的创作，要求文艺作品具有感染力。

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影响深远。它催生了一大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如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至今仍然是中国文艺工作的基本遵循。

（摘编自张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有各种各样的界说。“所谓艺术的真实，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概括、集中、提炼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性。”“艺术的真实性，就是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这些定义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艺术真实性是作品正确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这个认识当然对，可又丝毫不解决问题。因为不只是文学艺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且一切科学也要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所以把艺术真实性界说为“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会把艺术真实和科学真理混为一谈，就不能说明艺术真实区别于科学真理的独特个性。

举例来说，月亮，就它本质而言，它是地球的卫星，它本身无风、无云，它本身不发光……我们能不能要求诗人正确地写出这种“真相”和“真义”来呢？如果诗人在咏月时不揭示这种“本质和规律”，是否就违反了艺术真实性呢？实际上，诗人在吟咏月亮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从来就不是揭示月亮的物理本质。杜甫的诗句“月是故乡明”，如按月亮固有的本质去衡量，就完全不真实，甚至可以说歪曲了月亮的本质，可人们从未对这句诗的艺术真实性提出过异议。可见，艺术真实在诗里不是一般的科学真理，而是文学所必需有的本质——诗意的真切的感受。单纯用“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来界说艺术真实性，显然是不够的。

在我看来，艺术真实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但又不只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既是一种假定，又是一种真实……我们可以用“合情合理”这四个字来说明艺术真实性。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的逻辑，是指它可以被人理解的性质。由于文学艺术都是虚拟的，所以人们要求它“符合生活逻辑”，是以假定为前提的。既然是一种艺术的假定，就不必经过考证与检验。这也就是说艺术的真实性不要求作家笔下所写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作家完全可以虚构，关键是要“合理”。一件在生活中发生过的事，由于写得不合理，即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固有逻辑，不可能达到艺术的真实性。相反，一件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事，由于作家充分地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下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重要的不是所写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人、事、景、物的整体的联系。细节的逼真诚然是重要的，但整体的联系更重要。如果一部作品只注意细节的逼真，不注重整体的合理性，仍不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它的主观方面，因此它除了要求“合理”之外，还要“合情”。在某种意义上，“合情”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艺术中的理不是直接说出的，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真正达到艺术真实性的要求。

所谓“合情”是指作品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真诚的意向。感受的真切、感情的真挚、意向的真诚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升华为真实。

李白的诗句：“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从表面看起来，这种描写是不真实的。因为头发变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有一天之间就由“青丝”变成“白雪”的呢？但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原来李白是写人生短促的真切感受。特别当一个人被愁苦所压倒的时候，往往觉得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这种感受是很真切的，因此由这真切感受所引发出来的描写也是很真实的。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真挚的感情的作用就更大，真挚的感情往往可以把虚幻的东西升华为真实。汤显祖的《牡丹亭》描写杜丽娘痴情，竟然死而复生。在实际生活中，死而复生的事是完全不可能的。可在《牡丹亭》中写来又是那样真实，在这里起作用的就是一个“情”字。用汤显祖自己的话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尔。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就是说，只要情真意切，虚幻和不合理的东西，也可以变得真实。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作者真诚的意向也可以让不可理解的描写变成可以理解。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描写：离奇怪诞，不可理解。但一旦读者明白作者的用心，尤其明白作者那种真诚地想表达某种愿望、意向的时候，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它、相信它。离奇怪诞变得可以理解。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写一位土地测量员应邀进城堡去工作，可这位土地测量员花尽毕生的力气，也没有走进城堡中去。城堡就在眼前，可走呀走呀，怎么走都走不到。这是一种多么怪诞的事情呀！可我们细细品味，这情景是很真实的，在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花尽力气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作者要表达的是这种从生活中深刻体验到的真诚的意向，所以我们能透过荒诞捕捉到真实。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就是指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它既包含客观的真理；又包含主观的真情，是二者的和谐统一。

文学创作要求客观真理与主观感情的统一，但有时这两者也会产生矛盾，情和理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是牵情就理还是牵理就情呢？在科学研究那里，当然是要尽可能排除感情的影响，让客观的真理充分地显示出来。譬如，死者不可复生，就是一条铁的科学规律。如果有哪篇论文想证明死者可以复生，那他就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走向迷信。可是在文学艺术这里，则应牵理就情。只要情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如《牡丹亭》里所写的那样。对科学来说，在情和理之间，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而抛弃了情；对文学艺术来说，它追求至情至理，但如果情与理发生了矛盾，它就要以情来制约、规范理。

（摘编自童庆炳《艺术真实性问题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