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顺民心”是先秦诸子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制定的一条重要的原则。但他们对于“民心”的理解又有所不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依据。对“民心”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产生了不同意见。

②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的范围应是指“国人”——宗族之人（包括贵族），或者“庶人”——社会上所有的一般民众。《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可见，孔子对于“民心”的理解，首先是“富”，其次是“礼”。“礼”是社会的秩序，是百姓遵守社会等级与统治者爱护百姓的一种约定。百姓对统治者与社会秩序的信心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来到这个国家，所以有了“礼”的保障，百姓就会“既来之，则安之”。而同时，“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孔子出身贵族，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有礼的文明社会当中。

③老子是史官，一向主张“无为”，他的论述时常是建立在君主的立场上；而百姓，在他看来就像“羊”一样是可以驾驭驱使的。百姓的心会被统治者所导向，所以统治者不能够使百姓生起异心。在老子的眼里，百姓的意志是会随着天下形势不断地变化的，而且并不能做出自我判断。百姓最舒服的政治姿态就是符合“道”运行的政治姿态，这是最自然的不被打扰的状态。百姓少税少役，少受指令的限制，君主不矜功好战，自然就会积累财富。同时君主还应对百姓一视同仁，百姓愿意生活在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当中。

④法家韩非子的思想主要是为君主服务，而非为百姓着想，由此与老子所言称之“以百姓心为心”的平等等之思想不同。韩非子认为百姓所希望的理想社会，是君主圣人能够公正审判是非，要公正平等，要治乱饬邪，制止淫荡泛滥。有明法严刑可以让百姓规范自己，杜绝恶的行为，杜绝僭越，使国家富强。韩非子是贵族出身，对于百姓的生活并未体贴过多，他所理解的民意，是从理论逻辑出发去推想的，把行法令、定是非、去奸邪放在第一位。

⑤墨子在论述当中经常用人民死亡来说明儒家过于注重礼、排场，以此来证明政教不可行。在其他诸子的论述当中，并没有一家有如此多的民众死亡事例。墨子深处人民大众之中，深知他们的难处，所以他提出节用、节葬，都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物质需求，满足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墨子认为顺民心者，能够得到鬼神的祐助，并以此作为应该爱惜民意的依据。

（摘编自江咏《先秦诸子“民心”说内涵之差异》）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来满足人们实际交际的需要。词义（ ）与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例如，人称“辞书之祖”的《尔雅》一书对六畜的解释非常（ ），同一种动物，会根据它的毛色、大小、年龄、形状、雌雄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之所以对六畜进行如此细致的分类，是因为在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以农耕、渔猎、畜牧为主。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对动物没必要进行如此细致的区分了。因此，古代一些描写六畜的词已经（ ）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也引起了词义的变化。 古代人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并不（），如《尔雅》里《释鸟》《释兽》中对鸟、兽的归类，就只是从①进行划分的，即“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二足而羽”的意思是有两只脚，有两扇羽翼并且能飞翔的就是鸟。《尔雅》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动物都归入鸟类。基于此，与鸟类相类似的其他哺乳动物都被归入鸟类。如《释鸟》里收入“蝙蝠”这个词，就是因为它②。然而，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认识到不能仅从事物的外表形态进行分类，从而对“鸟”“哺乳动物”“蝙蝠”等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工匠精神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不难寻其踪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种人才发展的不均衡，让中国创造遭遇了“人才瓶颈”，抑制了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迸发。

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也。士谦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其后出粟数千石，以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票，本图振赔，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各令罢去。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至春，又出粮种，分给贫乏。赵郡农民德之，抚其子孙曰：“此乃李参军遗惠也。”或谓士谦曰：“子多阴德。”士谦曰：“所谓阴德者何？犹耳鸣，已独闻之，人无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阴德之有！”

（节选自《隋书·李士谦传》，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学习古代汉语必须把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才可望收到预期的效果。

要获得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就必须大量阅读古代的典范作品。本书文选部分所选的文章都是语言有典范性的优秀作品，而绝大多数又是思想性和语言的典范性相结合的。我们要求结合注释，彻底读懂，并希望多读熟读，最好能够背诵若干篇。这不但可以踏踏实实地掌握一些古代的语言材料，而且还可以培养我们对古代汉语的语感。如果能够坚持不懈，必然会有得于心。反之，如果离开感性认识而侈谈古代汉语的规律，那么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对于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是不会有多大帮助的。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理论知识的意思；恰恰相反，学习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单靠大量阅读后的一些零星体会和心得，那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继承前人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成果。所以本书中有古汉语道论部分，阐述古代汉语词汇、文字、语法、音韵以及修辞表达、文体特点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加深学生对古代汉语的认识，使学生能把读过的作品拿来跟它相印证。这样既有材料，又有观点，对古代汉语才算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学习古代汉语，对于语音、语法、词汇这三方面的知识，都应该学习，但首先应该强调词汇。词汇是不断变化的。有些词，古代常用，现在变得罕用或根本不用了；有些词古今意义或者完全不同，或者大同小异。读古书时，一不留神，就会指鹿为马，误解了词义。词汇的学习重点又需放在掌握常用词上。古代汉语里的词并不都是同样重要的，有些僻字僻义只出现在个别的篇章或著作里，我们只在读到这些作品时才需要了解它们的意义，翻检字典辞书，就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暂时不必费很大的力量去掌握。至于常用词就不同了，只要我们阅读古书，几乎无时无地不和它们接触；我们如果掌握了它们一般的常用的意义，我们就能扫除很多的文字障碍。正是这些常用词似懂非懂，才使人们对古代作品的了解，不是囫囵吞枣，就是捕风捉影。常用词的掌握一方面是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理性认识。说它是感性认识，因为词汇的系统性远不像语法那样强，要掌握每个词的词义和用法，非一个一个地掌握不可。我们说常用词的掌握也是理性知识，因为把各书的常用词的词义集中在一起，需要一番概括的工夫。许多表面上看来像是分歧的意义，都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意义，或者再加上一两个或者再多一点的引申义，就可以说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

（摘编自王力《古代汉语·绪论》）

材料二：一词多义是由词义发展而形成的。词义发展的规律往往是从本义到引申义，各个义项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例如“行”字，甲骨文像十字路口，本义是道路，如《诗经·幽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由“道路”引申为“走路”“行走”，如《论语·学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由动作涉及的对象引申指动作本身，属于词义转移。由“行走”再引申为“走了”“离开”，如《论语·微子》“使子路反，至则行矣”。由“行走”还引申为“实行”，如《论语·先进》“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由“实行”再引申为“行使”“使用”，如《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使用夏朝的历法），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行”的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行（道路）——行走（走路）——①走了（离开）；②实行——行使（使用）

由“道路”义到“行走”义是近引申，由“行走”义到“走了”义或“实行”义也是近引申；但由“道路”义到“行使”义却显然是远引申。不揭示出“行走”“实行”义等中间环节，我们很难理解“道路”义和“使用”义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因此，在掌握词义时，我们要自觉地去发现一词多义之间的这种引申的线索，揭示词义的系统性，而不把它们当作一个个孤立的义项来看待。

词义引申往往又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比如“左”“右”两个字，甲骨文表示左手、右手，这是具体事物，引申为指左手或右手的一方，表示方位，就从具体到抽象了。从左手、右手还引申为辅佐的意思。“左”“右”用作表示方位后，产生了分化字“佐”“佑”来表示辅助的意思。其实最初大概是以左手帮助叫做“佐”，以右手帮助叫做“佑”，这也是比较具体的，引申为凡辅助都叫做“佐”“佑”，这就抽象了。“左”“右”词义的演变过程，很明显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演变过程。

词义引申又是从实到虚的，许多虚词都是由实词虚化而成的。例如“以”本是动词，是“用”的意思。虚化成介词，同宾语结合，表示动作、行为的工具或方式，可以译作“用”或“拿”，还带有动词性。后来，“以”带宾语进一步虚化，可以表时间，又可以表原因，还可以表目的或结果，最后完全虚化成连词，相当于“而”或“与”。

总之，要掌握一词多义之间的内容联系，首先就要抓住本义。再根据引申的一般规律（由具体到抽象、由实到虚）探究出引申义的系统，就会对词义有更明确、更透彻的认识。

（摘编自郭锡良《怎样掌握古汉语词义漫谈》）

“兵”的词义演变遵循了①__________的基本规律。“兵”的本义是“兵器，武器”，如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后来“兵”引申为“士兵，军队”，如苏洵《六国论》“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一引申是②____________。再由“士兵，军队”引申为“战争，战乱”，如姜夔《扬州慢》“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这一引申是由执兵器的人引申为战争。后来又由“战争，战乱”引申为“兵法”，如《孙子兵法·谋攻》“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此时引申义已经与本义相隔甚远，而且没有了实体，体现了③__________的词义引申规律。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如果说语言是一座房子，那么词语便是其中的“砖石”。历史 ① 不在发生变化，随着历史的不断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词义也随之发生细微的变化，这种细微的变化 ② ，词义就出现了重大的演变。具体来说，词义的演变类型有：词义的扩大，这个主要是指一个词语的词义在发生变化以后，其所能够概括、反映和指向的内容范围比过去要大很多的现象；词义的缩小，主要是指汉语的词义在演变过程中其含义所指向的客观事物的内容范围逐渐缩小的变化过程；词义的转移，就是在发展变化中词义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指称甲事物转为指称乙事物；感情色彩变化，或者是所表达的褒贬意义有所不同，或者是词义的轻重有所不同。

词义的演变与社会和人们的生活 ③ ，词汇因其与社会及百姓的交际生活联系最为直接，进而对社会发展和交际需求的反馈最为灵敏，考察梳理词汇的变化，会给我们观察新时代的社会语言生活带来有益的启示。

词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而不断演变。例如：

①“涕”,古代指眼泪，现在指鼻涕。

②“官”,原本表示官府，后代表示官职、官员。

③“声”,原指乐音，后可指一切声音。

④“菜”,本指蔬菜，后泛指菜肴，包括鱼肉等食品。

⑤“子”,原本包括儿子和女儿，现在只能指儿子。

⑥“金”,本来是各类金属的通称，现在只指黄金。

⑦“爪牙”,古代表示得力的帮手，褒义词；现在表示坏人的帮凶，贬义词。

⑧“党”,本指为私利而结成的集团，贬义词；现代汉语中的“党”指一种组织，中性词。

“旮旯”一词探源

庄寿雨

“旮旯”是北方居民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指屋子里或院子里的角落，或指一切角落。近年，北京人艺演出了话剧《旮旯胡同》，说的就是北京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发生的故事。

“旮旯”这个词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它的原意是表示居住地。今天的蒙古族居住地还有很多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与旮旯一词发音类似的词，像阿尔本格勒镇等。“旮旯”“格勒”发音相似，写法不同，语源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使用“旮旯”一词的地区，正是我国长城沿线及华北、东北地区，是汉族与阿尔泰语系诸族长期相伴生活的地区，他们的语言影响了汉语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北京方言中就有大量的蒙、满语词，如“窟窿”，即借用蒙古语“库伦”（蒙古语语意为围起来的地方）一词，都表示小的空间，汉语在词意上有所变化。

那么，汉族是怎样借用“旮旯”这个词的呢？又是怎样把它由表示重要的居住地的词，演变成一个表示边远小地方以至角落的词的呢？我想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词汇的演变过程推测出其演变的情况。例如，我们原本郑重地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为国际友人、外宾、外国人，后来，外国人越来越多，民间就称他们为“老外”了。“旮旯”一词的演变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开始，阿尔泰语系某族人来到汉族聚集区，问他们从何处来，他们自然说某某格勒。后来，来的人多了，都说是来自某某格勒。时间长了，就演变为不发达的鲜为人知的边远、偏僻的地方，语音也打趣地变为“旮旯”。

汉语里借用“旮旯”一词，可以单称“旮旯”，也可以和汉语里原来的词结合，叫“犄角旮旯”，两个字不能拆开， 这是很多外来语词的共同特点，如葡萄、唢呐、珐琅等， 在阿尔泰语系中，“旮旯”表示宏大、雄伟、神圣的地方，从当初造字的字形上也能看出来。两个字都有“日”字。.汉语中“旮旯”的本意是太阳的故乡或太阳神的住地，保持了原意。阿尔泰语系诸族，普遍有崇拜太阳神的信仰。但“旮旯”这个词译过来后，又经过演变，词义由神圣变为世俗，所指的地方也由大变小，但字形却没有变。

（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这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优胜劣汰”是一种规律，“协同进化”也是一种规律。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曾说：“应该说，协同进化的观点比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进化论，在反映自然进化时更全面、更准确。”这个观点也适用于我们观察当前世界的语言关系。

没有众多语言的并存，几种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发展。汉语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汉语在历史上不知吸收了多少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才得以严密和丰富起来。汉语如果不是通过佛教从印度语言中汲取大量营养，就不会有如下一些佛教典故的成语熟语，如“一知半解”“对牛弹琴”“闭门造车”“空中楼阁”“五体投地”等。傣语与壮语、布依语属于同一个语支，由于傣语吸收了大量的巴利语词，壮语、布依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因而各自丰富了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成果。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语言，它将因缺少外来资源而枯竭。那将应了施莱哈尔的预言：语言生命经历了产生、成长的阶段，而走向死亡。但施莱哈尔的语言生命学说是错误的。上帝可以把建造巴别塔的人们的语言分化，但谁也没有力量把五彩缤纷的语言同化为一种。只要世界政治是多极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语言就必然是多样的。因此，我们对世界语言的前途不必过于悲观。但当前的事实是世界语言在迅速减少，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保护面临危机的语言，使其在未来的时代继续显示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各自民族千百年来适应特定环境的宝贵文明成果。

多语言的共存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幸运。只懂得自己母语的人，眼界必将受到限制。18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的代表们只看到一种拉丁语，把拉丁语奉为一切语言的语法的典范。这种谬误后来为历史语言学纠正了。20世纪前期博厄斯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更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到萨丕尔写《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的时候，他已注意到语言成分表达的各种类型的可能性，而且明确指出：“各种类型又可以无尽地互相组合起来。像英语甚至拉丁语这样比较简单的语言，只能有限度地说明这些理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庞大的语言仓库里找例子，不只从我们较熟悉的语言里找，也从陌生的语言里找，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种可能性不是实际上用到的。”

以“先进”“落后”的标准来评判语言，这是一种短浅的眼光。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是有人类以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发展的结果。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现存语言间存在的差距是极其微小的，现存的语言都是完善的语言。首先，每一种语言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东西，都能表达出来；其次，每一种语言对于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单凭想象的东西，也能表达出来；第三，每一种语言根据自己语言的逻辑，都可以推理出未来的世界。在本质的意义上，语言之间不存在进步和落后的差别。现有的差别，诸如使用面的宽窄、使用频率的高低、人群覆盖面的大小、拥有信息量的多寡等等，都是社会、文化的原因造成的。只要社会条件具备，每种语言本身所拥有的能量即它的表达和应用功能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结构上的差异、风格上的差异、气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现在还无法作优劣的判断，目前，使用面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这只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优势的选择，而不是语言构造本身价值的选择。

（摘编自张公瑾《语言的生态环境》）

材料二：

放眼世界，语言文字生态的主要情况可以这样描述：英语在国际交流、新闻舆论、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都独占鳌头，在语言技术和互联网上的垄断力更为强盛。英语的一语独大，在帮助国际社会的语言沟通上有积极意义，但是也对语言多样性、文化多元化构成严重威胁，形成对世界语言的第一波语言压力。其他一些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俄语、日语等，一方面更加重视国际语言传播，希望在第二语言方阵中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也在自己本社团内加强语言规范和语言统一，以稳住后方，但也把来自英语的语言压力向其他语言传导。语言压力的层层传导，引发各个层面的语言竞争和语言矛盾，并使得弱势语言更快地走向濒危。印刷术的出现本就大范围地改变了语言生态，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被严重边缘化；广播、电视的普及加速了有官方地位的语言及国际大语言的传播，其他语言几乎失去了竞争能力；网络与语言智能的发展为濒危语言保护提供了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也只为少数语言保留了国际应用的空间，且更进一步助长了英语的强势，多数语言只能在小范围内发挥交际作用，甚至最终退出交际领域，只发挥文化作用和用于学术研究。若无有效措施，语言矛盾、语言濒危将充斥着世界语言生活；一些语言、地区和人群将因得不到语言技术的支持而更加边缘化；语言技术用于战争等非和平目的的情况需要引发世界关注。

（摘编自李宇明《当前的语言生态——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