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艺术性散文并不是科学小品，它的生命就是审美的，而审美的特点就是作者主观的感情，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感情。分析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审美修养，分不清审美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感觉，文学的审美，一般化的情感和感觉是很难感染读者的，关键在于要有特点。郁达夫是有意把秋的悲凉作为美来系统地欣赏的。当时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般的知识分子，久违了这个大城市，怀念什么呢？

如果郁达夫怀念的是五光十色、热热闹闹的场景，就没有他的文化修养和不同的个性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没有大城市的商业繁华，也没有政治生活的喧闹。他选中的芦花，非常朴素，从形状到色彩几乎没有什么花的特点。他选中的公园，不是游人如织的胜地，而是比较幽静的钓鱼台，就是在这比较幽静的公园中，他所钟情的，恰恰又平淡得只剩下了柳条的影子。西山的虫唱，有的是野趣；潭柘寺的钟声，是古老、宁静而悠远，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没有宁静的心情是感而不觉的。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故都之美在于超越了大都市的喧嚣，更具乡野的宁静和自然的境界。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郁达夫对于色彩的欣赏，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的“雅趣”。雅趣的特点是，不像俗趣那样偏重外在的色彩和形状，而是侧重内在的意味，这种趣味是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的，而是与古典文化的修养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欣赏出的雅趣，需要一份超脱世俗、恬淡的心情。“租人家一椽破屋”欣赏风景，为什么要破屋？破屋才有沧桑之感。因为这是故都，历史漫长，文化积淀不在表面上。郁达夫觉得这种积淀，不一定在众所周知的名胜古迹中，要在破旧的民居中体悟出来，才有水平。为什么要泡一壶浓茶？浓茶是苦的，但是有回味之甘。这就说，要细细体会才有味道，越体会越有味道。

要悠闲，姿态才雅得起来，才有趣味。更为关键的是，雅趣的内涵是深沉的。郁达夫不像一般市民去欣赏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观，他欣赏的是残败的生命：牵牛花的色调已经是十分淡了，他还要再强调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色彩的雅致，毕竟是外部的，郁达夫觉得还不够过瘾，还要加上疏疏落落的枯草。枯草有什么美，有什么诗意呢？枯草表现生命的衰败，也是美的一种感受。直面生命的衰败的感觉，启示沉思生命的周期，逗起悲凉之感，也是一种生命的感受。谁说悲凉就不是美呢？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不是有那么多的表现悲凉之美的杰作吗？当现代作家一窝蜂地挤在秋天的欢乐的境界中的时候，郁达夫却着意表现秋天的悲凉美，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情感的开拓吗？从审美教育来说，不是对心灵境界的一种丰富吗？

生命的欣欣向荣，很容易得到自发的欣赏，而生命的衰败则需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价值观念。生命的的衰败，在世俗生活中，是负价值，但是，在艺术表现中却可能是正价值。审美熏陶，就是让情感体验从实用中获得解放和自由。郁达夫欣赏的“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把秋草朴素的雅趣引向更为深刻的境界。生命衰亡的迹象，虽然从世俗观念上看，并不漂亮，但是也很动人。这种动人之处，不在一般的感觉之中，而是在非常细致、非常文雅的心灵感觉之中才有的。如果不是感觉极其精致的艺术家，谁会有“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呢？有了这种感觉，对于生命的消亡就有了深邃的感触了。

美学意义上的美，正是生命的感觉和情致的深邃，并不一定是漂亮的。郁达夫在这里显然是对读者的感觉进行一种精致的熏陶。在“落蕊”被扫去以后，他审视着“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如此生动的自我深化，又如此不着痕迹，正是郁达夫文章风格成熟的表现。发现自己的感觉，深化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感觉，把感觉朴素地语词化，这就是郁达夫告诉我们的为文之道。

郁达夫式的悲秋，固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血脉。在《故都的秋》中，传统的悲秋主题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那就是秋天的悲凉、秋天带来的死亡本身就是美好的，诗人沉浸在其中，却并不是什么悲苦，而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感受秋的衰败和死亡是人生的一种高雅的境界。他抒写的“秋蝉衰弱的残声”，和“落蕊”一样，仍然是对生命衰亡的情趣的体味。抒写衰弱的、临近死亡的蝉声，是很高雅的，但是，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他说这样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耗子”携带着的信息和联想，使得古典高雅的诗意中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当然，这一笔并不孤立，并不突兀，前面的“一椽破屋”早就留下了伏笔。

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在写到了“都市闲人”的时候，就更加鲜明了。这些人虽然是在都市里，却穿着传统的衣裳——“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连说话都用“缓慢悠闲的声调”，这是值得仔细玩味的。文人情调表现在世俗之人的生活节奏上，世俗之人体现文人情调，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和大俗的交融的美，其欣赏的难度是很大的。

大雅大俗的结合是郁达夫式的趣味的一个创造。这是郁达夫写得最经得起分析的地方，也是最为成功的地方。

（节选自孙绍振《追求大雅和大俗的交融》）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浸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大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20世纪30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摩作用。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提升语言基本功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多注意一般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是一种，这是主要的；熟读一些文言的诗文也是一种，这两方面可说的甚多，现在不能详谈。“到处留心皆学问”，这就要靠各种人自己去探索了。“勤学苦练”总是要连在一起的，勤学重要，苦练则更重要。苦练就要勤写。为了谈一点写作练习，我特意把延安整风文件重温了一遍，特别是《反对党八股》那一篇。毛泽东同志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申诉得极中肯，可谓“慨乎言之”。三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对这篇经典著作都在学习而又学习，获益当然不浅，可是就当前文风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八股”似未彻底清除，可见端正文风真不是一件易事。目前每个练习写作的青少年在冲破禁区、解放思想方面还要痛下决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千万不要再做风派人物，“人云亦云”。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新起的一代人身上了，所以诸位对文艺方面的移风易俗负有重大责任。我祝愿有勇气担起这副重大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替我们的文艺迎来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还引了鲁迅回复“北斗杂志社”一封信里所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之中的三条，对青年作家是对症下药的，值得每个青年作家悬为座右铭：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这三条都是作家的金科玉律，对于青年作家来说，第四条特别切合实际，要多作短小精悍的速写，不要一来就写长篇大作。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作为语文艺术的独特地位》）

材料二：

写作教学从古到今都不行。怎么办？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多读多写。写作和别的学科不同。如数学和历史，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它们可以传授，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写文章就不可以传授。写文章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知识。它具有综合性，牵扯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运用文字的能力、知识面、文化水平，等等。所以，写文章还得多读多练。多读就是借鉴别人的长处，多练就是自己勤写。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什么样的文章不好，得有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知道引导学生向哪里去。我觉得文章应该提倡两条：一是准确，二是自然。

作为教师，有一个提倡什么文风的问题。我比较喜欢平淡，这是个人爱好。就初学写作者来讲，不宜先学花哨的东西，基本功是学平淡、学自然，就像一个人学唱京戏，一开始就教他花腔不会唱好，应当先练基本功。

对于初学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生动，而是准确。其实，准确就是生动。大家不要追求离开准确的生动。像小学生描写年画、描写头发像“壶盖”，就很准确，也相当生动。准确和生动并不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生动，否则，就会有很多流弊，就会引导学生追求漂亮的字眼，打好多没有必要的比喻，结果没有什么好处。

（摘编自朱德熙《写作与写作教学》）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但乡土社会不是人治，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其祖其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威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论文、昌耀先生的追捧者的文章等等，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两手空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要被杀死多少回，但他依然在不停向上。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荆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依托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谁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草包，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都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在修改后面世，诗的裁剪的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又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继续着。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更需要读上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到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亦即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存在着1979年之后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很多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是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带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80年代、并且“属于80年代”的一些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形成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着它独具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着它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着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姿纵、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材料三

在新诗如何用汉语发声的问题上，昌耀给我们作了示范。他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从土地的苦难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诗，必然是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才能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这样的诗，发出的必然是纯正汉语的声音。

昌耀固守青海高原，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的语法关系，打通了汉语诗歌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任督二脉。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

（摘编自谭克修《重建生命和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了以求知、求实、求真、求新等为主要内涵的整风精神，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挤”“钻”的求知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干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和把握。学习和应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而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干部工作繁忙学习时间少，有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等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工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作“挤”，用“挤”来对付忙。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作“钻”。延安整风运动首要的就是以“挤”“钻”的求知精神为导向，从“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政治高度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延安整风中的陈云经过认真思索，得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结论。所谓“不唯上”，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同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不唯书”，也不是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只唯实”，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以“眼睛向下”“做小学生”的态度，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的重要一环，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最终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的”，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是就是，非就非”的求真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即在精读文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来称一称自己”，从而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1943年2月6日，中央党校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举办舞会，在会场中悬挂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两侧悬挂着6个插着鲜红党旗的旗座，每个旗座上也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大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凡是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凡是错误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违背”。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求新精神。延安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求变、求新，求个人思想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求工作作风从主观主义转变为实事求是，求组织工作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转变为五湖四海，最终实现党风的优良和事业的全新局面。求新，不是喊口号，不是装门面，而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顺应潮流，开拓创新。1942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字“推陈出新”。五年后的1947年10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看完晋剧《反徐州》后，题词“与时并进”，这种一以贯之的求新思想，不仅仅是对戏曲文艺的要求，更是整个革命事业前进方向的指针。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改变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劳动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全国解放区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苗店子合作农场。在教育事业上，不仅主张要以“打碎旧的一套”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废除封建的旧的教育制度，而且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这种求新就是要深入群众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最终实现既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创造。

（摘编自谭虎娃《延安整风精神浅谈》，有删改）

1978年冬，为了改变大集体式低效率生产方式，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将生产队土地划分到户，包干经营。1979年小岗村不但不再靠国家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6万多斤公粮，人均收入也由22元上升到400元。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亲临小岗村考察，被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所感动。他不仅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政策，更将这一先进做法推广到全省，使“包产到户”成为新的农村改革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先驱。不久，我党在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试题。

材料一：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比如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以现代标准去看，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就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而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个大家都接受都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客观地讲，“礼治秩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而且，礼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给人们一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更在于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不断培育人们的道德心，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当道德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由礼的约束进为道德自觉，由他律进为自律，达此道德境界，人的内心高度自由，行为则于礼无不自然相合。在潜移默化中将人引向道德之途，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培养人的道德自觉，这就是礼的教化之功，也是礼治所赖以运作的内在机制。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教化，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得以历经数千年而依然完好地保存流传下来，这是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无法做到的。而且，“礼”中的很多优秀合理的成分，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谦虚礼让等好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这些都是“礼治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阻碍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尤其使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然而近四百年欧洲近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却远远落后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崇拜、依赖传统，因循守旧，躺在老祖宗的成果上睡大觉。

其次，“礼治”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反对变革、维护封建制度的屏障。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儒学，提倡礼教，尤其是到了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的明清时代。

再次，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无形中扭曲了人格，压抑了人性，容易使人形成一种畸形心理。礼治社会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人们只知道承担义务，不知道行使权利。

（摘编自张路《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浅析》）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真实是艺术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净化、深化和美化，它比生活真实更集中，也更能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艺术家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或生活中可能有的人、事为基础创造艺术真实。

艺术虚构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手法之一，是艺术家通过想象、联想、夸张、象征、推理等方式对生活素材进行再创造和重构的过程，旨在更深刻、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生活。艺术创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艺术家反映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在艺术虚构中创造出艺术真实。那么，艺术创作是如何借助艺术虚构创造出艺术真实的呢？艺术创作始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要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必须同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发生一定的联系。而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所形成的主题，就是这种联系所爆发的火花，这火花就成为艺术家进行艺术虚构的开端。在艺术虚构的过程中，艺术家调动全部生活积累，使这火花变得越来越明亮，直到融入艺术家创造的艺术真实之中。艺术虚构受艺术家自觉的理性制约，经过艺术虚构进入艺术真实之中的，不只是艺术家的真实思想，还有艺术家的真实情感。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是对作为表现对象的客观生活事件所蕴含的社会内容的认识和提炼。如果这种认识和提炼是正确的，如果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是与人民相通的，那么，这个作品就符合了艺术真实的部分要求。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真实与艺术虚构是辩证统一的。要想创造出艺术真实，一般来说既不能没有生活真实，也不能没有艺术虚构。虚构而达不到艺术真实，或真实而没有虚构，都要不得。离开了生活真实，就没有正确的艺术虚构；离开了正确的艺术虚构，就没有更高的真实，即艺术真实。正如歌德所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真实的假象”。达不到艺术真实的虚构是对艺术真实的歪曲，是对生活规律的背离，是虚假的艺术。要想做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融合，艺术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洞察生活本质的能力，还必须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也许有人认为，艺术真实这个概念，对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作品是适用的，却不适用于山水诗、风景画等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类，除了其中所体现的作者某种特殊审美情趣之外，又何尝不是寂静山林的典型写照？至于从维纳斯的雕像到齐白石的花鸟虫鱼画，无不在典型中见真实，无不在个别中显示着某种普遍性，蕴藏着某种发人深省的内在涵义，体现着事物的生命和灵魂。

（摘编自郁沅《艺术真实与现实主义》）

材料二：

艺术典型是艺术家通过个性化和本质化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它既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又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既表现出一定时代人们的审美理想，又表现出艺术家独有的审美感受。它在文学作品中具体是指典型形象，同时也指典型环境或典型事件。艺术典型是个别与一般（本质、规律）的统一，是对艺术真实的最高要求。艺术创作就是要从个别中显示一般，经过虚构创造一种“不是现实而神似现实”的艺术真实，以实现对现实本质的真实反映。

有些艺术形象即使是艺术家采取夸张或幻想等表现形式创造的，其艺术真实性亦为人们所认可。《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关于严监生之死的精彩描写，虽然运用了夸张的形式，却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一个垂危的病人在“痰响”弥留之际竟然因为油灯中多点了一根灯芯而“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久久不断气。这显然是漫画式的夸张，是一种虚构。亚里士多德说：“为了获得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正如梁祝化蝶，虽然在生活中不真实，但在艺术中却是“可信”的。因为它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典型化的方法，即在个别中显示一般。

艺术典型必然带有作家的主观因素和理想品格。别林斯基说：“如果艺术作品只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如果没有任何基于时代主要思想的强烈的主观激情，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号泣或欣喜的颂歌，那么，它就是死的。”可见，主观因素与艺术理想，是艺术典型不可缺少的要素。当然，艺术典型也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胡思乱想，那种“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倾向是错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典型又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总之，艺术创作就是从“个别”开始的，作家经过艺术虚构，对“个别”进行改造与加工，使“个别”鲜明化，同时使“个别”中的“一般”深刻化，塑造出艺术典型，从而创造出艺术真实。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工匠精神不仅是精湛技艺更是价值目标。历史上，养由基射剑百发百中，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卖油翁熟能生巧，这些事例都是指所练技艺炉火纯青。“惟手熟尔”，是工匠精神的典型案例。然而，“惟手熟尔”就只是靠机械重复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可见，工匠精神超越了机械重复。它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蕴含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等特质。

“执着专注”在行为上绝非一时的热情或短暂的投入，而是长期在某专业领域做到极致，围绕终极目标不断提升品质，专注一行，精进一艺，用一辈子办好一件事。例如，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护整整60余年，带领团队从抢救性保护迈向科学保护，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能够做到坚持，是对“时间复利”的深刻理解，即不追求“速成”，而强调慢工出细活，从时间维度来讲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长时间投入有利于拓展“单一领域投入”的深度。能够做到深耕，是对“垂直复利”的精准把握，即不追求“广度扩张”，而强调精耕细作，从空间维度来讲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积累。这样的坚持和深耕是在主体积极发挥主动性的基础上的自觉行动，而不是缺乏思考被动的机械重复。机械重复的过程是枯燥的，更容易让人或半途而废，或浅尝辄止。

“精益求精”在思维上要求对现有知识、技术和流程进行深度解构和再审视。不满足于表面的“能用”或“达标”，而是持续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还能怎样更好”。这种追问迫使思维深入事物本质和底层逻辑，不仅是不断内化的过程，更是实现内在驱动创新与发展的途径。以太钢“手撕钢”研发为例，在引进世界顶级生产线、外国专家多次尝试失败后，太钢自己组建攻关团队。团队经历711次试验，攻克452个工艺难题和175个设备难题，最终实现使用国产设备轧制出0.015毫米“手撕钢”。太钢成为全球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箔材唯一批量生产商，拥有30余项核心专利。在追求精益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培养了永不自满、主动求变的思维习惯，不断主动建构和重构对技艺、材料、工具的理解，实现优化突破。然而精益求精并非总追求惊天动地的突破，而是强调微创新，也就是无数微小、渐进式的优化，追求优化必然意味着尝试未知的方法和路径，失败也就成为寻找优化的必经之路。精益求精在思维层面上倡导创新与发展，强调自主求变，相信“量变引起质变”。而机械重复是缺乏创造性的重复劳动，这不仅会使人失去了工作的激情，而且还固化了既有的实践路径，更重要的是弱化了探索新模式的动力。

较之机械重复是磨洋工混日子，敷衍度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缺乏长远打算；“一丝不苟”在思维上，远非日常理解的“仔细”，而是崇尚认真和严谨，它代表了一种对细节极端苛求、对过程绝对规范、对标准严格执行、对误差零容忍的态度与行为准则。例如，中国商飞C919螺栓拧紧力矩的“三次确认制度”是保障飞机装配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举措，它比一次拧紧具有提高装配精度、减少预紧力衰减、降低螺栓损坏风险、增强连接可靠性等优势。“三次确认制度”本质上是将“认真”转化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将“严谨”转化为“对流程的绝对敬畏”。它要求工匠在认知、行为和结果三个层面上都达到高度的精确性和一致性，实现内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工匠同时保持对细节的警觉性，在每个步骤中主动对照检查，确保行为与规范高度一致，杜绝“差不多就行”的思维，实现将理性之脑与赤诚之心毫无保留地交付于当下工作的生命状态。

追求卓越不仅是技艺的修炼，更是心灵的淬炼与价值的共鸣。在情感层面上是近乎信仰的热爱，这种热爱超越功利，成为支撑工匠忍受枯燥、对抗浮躁的内驱力量。比如，在我国首型舰载机歼-15的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对自己的女儿说，“歼-15就像爸爸眼中的另一个孩子”。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对材料、工具皆怀敬畏，对作品、成果皆怀虔诚，在造物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情感的投入，不容敷衍，不敢僭越，以谦卑之心回应万物之灵性。同时，工匠将人格尊严熔铸于造物之中，拒绝让粗制滥造玷污双手，因为每一次交付都是对自我价值——“这即是我灵魂的模样”的宣誓，可谓是“制器即修心，物成则人成”。

由此可见，工匠精神的本质远非停留于机械式的劳动重复，而是一种动态的超越，将重复性过程转化为创新的熔炉和价值的源泉。在当代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这种超越精神不仅打破了“简单劳动”的误读，更成为制造品质升级的核心动力：当重复工作被赋予艺术性和创造性时，它便构筑起中国智造的坚实根基，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创新活力。

（摘编自佟磊《工匠精神何以超越“机械重复”》）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没有改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仍能科学地指引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形式，正确理解劳动与物质生产的深层关系。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时代性的基础上，也要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重大变化，对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提出的具体概念范畴进行合理延伸，深化认识，不断发现新问题，并通过实践检验使理论发展前进。

第一，对生产性劳动范畴的认识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阐述了生产劳动问题，他认为：“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存在的基础”；“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在于其生产性，这并不特指生产活动的外在形式，而是针对其内在本质，即是否带来资本增殖。因此，判断一种劳动是否为生产性劳动的两个标准是：其一，该劳动是否有助于资本增殖；其二，该劳动是否存在雇佣性质。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数智领域许多新兴的“无酬劳动”或“免费劳动”。这些劳动仍由人来完成，其内容主要是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原材料。这种伴随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发展出现的新劳动形式，常使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隐性地服务于资本增殖。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将此描述为“隐藏在‘玩’背后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于认知差距与数字资本的霸权形式，资本剥削愈发隐匿。这种隐性劳动难以被定义为生产性劳动，因为我们虽可推导出其在资本增殖中的作用，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不具备明确的雇佣关系。这使得许多人类劳动成果被资本与作为资本的智能技术占有了。因此，我们应当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劳动形式，准确分析价值形成过程，对生产性劳动作出新的界定。

第二，对科技人员劳动贡献的认识发展。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其中就包含脑力劳动。马克思肯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不过他当时重点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体力劳动。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不断细化，职能专门性增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已形成明确区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与科技研发、技术创新相关的脑力劳动（复杂劳动）愈发重要，其所创造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高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因此，应充分明确科技人员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肯定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深化对其劳动性质的认识，并在分配方式上与之相匹配。

第三，对价值创造过程的认识发展。价值创造始终来源于人类劳动，形成于生产领域，但因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愈发模糊。人工智能在资本权力作用下，试图以“智能劳动者”身份介入生产过程，取代人类劳动，使价值转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价值生产过程。这是资本权力统治下的一种虚假“景观”。对此，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智能劳动工具”本质。在生产过程中，“智能劳动工具”的出现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生产力，但就其本身而言，同样具有商品属性，即“智能商品”。人类劳动在生产“智能商品”过程中对价值的创造是清晰明确的，这个环节需要被置于整体价值创造过程中去理解。因此，应深化认识人工智能背景下价值创造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完善价值分配机制。

第四，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认识发展。自机器时代以来，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其不仅服务于资本，甚至被作为资本，这颠倒了机器、技术与人的关系，并延续到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现代技术的最新表征，不仅没有实现对人类劳动的解放，反而成为挤压人类的异己力量，这正是因为在资本权力统治下，人、机器、自然都沦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要理解这一异化现象，关键在于厘清“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工人的截然不同的影响：前者作为劳动工具，其技术属性本无善恶；后者则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必然导致劳动条件与工人相异化，并随着机器发展激化为“完全的对立”。从机器时代到智能机器时代，人机矛盾的普遍化与尖锐化，正是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必然后果。我们绝不能盲目陷入人与机器的表象对立，而必须穿透“景观”洞察其背后的资本逻辑。正如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所深刻揭示的：“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此，将机器本身视为矛盾根源是一种误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是真正根源。

（摘编自于天宇《人工智能挑战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代化审思》）

在人工智能时代，尽管劳动形式发生变化，但①_______没有改变。判断一种劳动是否为生产性劳动，其内在本质在于它是否带来②_______。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本质是③_______，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的论文、昌耀先生的推崇者的文章等，他们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要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被杀死多少回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向上。上天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桂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流淌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昌耀先生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如何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空洞的，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他的诗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是在修改后面世的，诗的裁剪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还需要读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以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是在1979年之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八十年代并且“属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创造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作品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独特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恣肆、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期，诸多作家诗人纷纷将注意力投向社会热点，“落单”的昌耀却“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歌唱着内心的“高车”（《高车》），最终成为“大山的囚徒”。这一遭际无疑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创伤，然而诗人以更加清醒的认知、更为开阔的胸怀关照着时代社会的潮流与个体命运的走势。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苦难也是一种特殊的馈赠。面对时代的洪流、现实的荒诞，虽然获罪在身，诗人依旧表现出了昂扬高贵的精神姿态，发出了《划呀，划呀，父亲们！》那样激越的呐喊，诗中的“旋涡”和“狰狞的孤圈”无疑是苦难与宿命的代称，这些强大的外力随时都有可能将“幸存者的脊椎扭曲”，然而此时的诗人，对苦难的理解已然超越了浅层的痛楚与悲鸣，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内心力，不断鼓舞着自己和身边的“父亲们”去奋力地划，有韧劲地划，因为“我们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高原省份，对于19岁就来到青海，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的诗人来说，青海就是他的故乡，他熟知青海的方言土语，熟悉青海的文化传统和民俗宗教，他的生活习惯和文学创作中自然流通着青海高原的文化因子，此外，昌耀在诗歌中喜欢使用古汉语词汇等。因此，当我们看到一种“博杂异质”的诗歌语言时，难免觉得其古奥深涩。西川认为，这种语言形式“强化了他作为独语者的形象”，并使他的诗获得了“坚硬的封闭性”，这是昌耀诗歌语言的棱角和审美的特色，无须因读者的接受问题而降低其独立品格。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耐力，昌耀的诗歌作品确实难以消化。

昌耀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实绩时，就会清晰地看到，在同质化和重复性现象比较突出的当代诗坛，昌耀及其诗歌创作是独一无二的。

（摘编自刘大伟《昌耀诗歌的时代性与经典性》）

材料二：

在对其他艺术的化用方面，昌耀最突出的贡献是诗歌中的雕塑性，可以说他在闻一多提出的“三美”理论的基础上实践了雕塑美，创作了大量具有立体感的诗歌。

昌耀很早就确立了诗歌的雕塑观念，因而在写作现实中的人物时，他一直注重刻画人物的立体感和动态感，同时与音乐的节奏感、绘画的画面感结合起来。他在《我的诗学观》中这样说：

关于“诗是什么”我的思索似乎略多。诗是气质？诗是结构？诗是情绪？诗是经验？……但我近来更倾向于将诗看作是“音乐感觉”，是时空的抽象，是多部主题的融汇。感到自己理想中的诗恰好是那样的一种“流体”。当我预感到有某种“诗意抒发”冲动的时候，我往往觉得有一股灵气渴待宣泄，唯求一可供填充的“容器”而已。

根据昌耀的这个说法，笔者把这类将节奏感、画面感与立体感融为一体的诗歌称为“流体雕塑”诗歌或“动态雕塑”诗歌。昌耀主要用“流体雕塑”塑造人物，同时刻画人物活动的背景。《慈航》中的“新娘”、《峨日朵雪峰之侧》中的登山者和《内陆高迥》中的旅行者是昌耀用“流体雕塑”塑造的三个不朽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昌耀前两部诗集《昌耀抒情诗集》和《命运之书》的封面，采用的都是雕塑作品，而且雕像的人物都是乐器演奏者，即雕塑、音乐与摄影的融合体。可以说，这两个封面也体现了“流体雕塑”的特色。

昌耀特别喜欢“雕刻”这个词，这是他诗中不可忽视的词，如：“这是象牙般可雕的土地啊！”“这块土地/被造化所雕刻……我们被这土地所雕刻。”试看《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是如何精雕细刻的：

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我到草原去……

午时的阳光以直角投射到这块舒展的

甲壳。寸草不生。老鹰的掠影

像一片飘来的阔叶

斜扫过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

消失于远方岩表的返照，

遁去如骑士。

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

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

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这是一首写人、物关系的诗，诗中的人是“我”，物有动物“老鹰”“瘦马”，其他皆为静物。“我”的方向是踏着岩原到草原去。诗中立体感最强的是第二节，“午时的阳光以直角投射到这块舒展的甲壳”，“这块舒展的甲壳”即“我”正走在上面的岩原，午时的阳光与它构成直角，立体感就出来了。老鹰的出现带来了动态感，老鹰在上，它的影子投射在下面，被诗人比喻成“一片飘来的阔叶”，“阔”暗示其形体巨大，具有笼罩性。它的动作始于“飘来”终于“遁去”，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但诗中对它的刻画极其细致，富于表现力。它的动作就是一个“斜扫”，然后“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依然是寂静的岩原。如果说这一节写得非常客观的话，第三节就明显有情感渗透了。这一节在“我”与“一匹跛行的瘦马”之间展开，由于二者距离不远，马“瘦”则体轻，“跛行”则足音沉重，它的每一步都如同踏在“我”心上，“有如恋人之咯血”。这是极其强烈的情感表达，还有什么比看到恋人咯血更令人心痛的呢？这就把“我”对这匹马的感情呈现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老鹰一出场便迅速离去，而瘦马却始终在“我”的视野里，二者由此形成张力。整首诗节奏鲜明，音韵铿锵，画面清晰，岩原的静与老鹰、瘦马的动相结合，堪称一道以词语雕塑的流动风景。

（摘编自肖学周《论昌耀诗歌的雕塑美》）

   秦陵兵马俑馆古原野   

昌耀

原野。一枚秦国士卒的头颅

口啃波动的土地，如堕海者之吞咽大水。

如不沉之落日。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昌耀诗歌的“声音”与新诗节奏之本质

李章斌

昌耀在逝世后的十余年间，已被追认为新诗史上的“大诗人”。不过，其诗歌的节奏或者“声音”一直存在争议。若以一般的认知来丈量昌耀作品，确实很容易得到缺少“音乐性”和“形式感”的印象：其诗作往往长短不齐，诗行经常长到难以卒读，也很少押韵，很难看出与散文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昌耀“大诗人”的地位就颇为可疑了。很难想象一个“大诗人”居然在诗歌的核心质地（声音或者节奏）上有很大缺陷。如果如此可疑的诗人被尊为典范，这岂不意味着整个新诗的节奏与形式也相当可疑？

昌耀确实有不少诗歌不太顺口，有时甚至有意制造“硬语”。不过，我们强调的是，其语言之“滞涩”与对节奏的介入、尤其是对停顿与诗行长度的处理有关。先来看停顿：

在古原骑车旅行我记起过许多优秀的死者。

我不语。但信沉默是一杯独富滋补的饮料。

昌耀极其注重诗行的停顿，有时甚至不惜以违背日常语言习惯乃至语法规则为代价。上面引文的首行是一个典型的昌耀式长句，其实若要读者读得“顺畅”，可以写成“在古原骑车旅行，我记起过许多优秀的死者”，在句中停顿，让读者“换气”。而第二行“我不语”与后面的“但信……”其实是一个整句，有共同的主语，按照语法规则应当在“我不语”后使用逗号。然而，这也恰恰是昌耀的匠心所在：“我不语”一句极短，骤然中止了上一行长句的节奏进行；此处的句号，暗示着沉默。《在古原骑车旅行》在语义、语法上要求读者连读、短停顿，而在标点上又暗示读者长停顿，可以说包含了诗人哈特曼所谓的节奏“对位法”（counterpoint）：在一个节奏段落中包含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节奏认知，两者构成一种“张力”。这也是为何这样的诗行像分行一样，经常让读者感到“不舒服”，昌耀诗歌显得“疙瘩扭结”也与此相关。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矛盾的节奏认知也正是提高节奏之“自觉”的途径，可以让读者有意无意地感觉到此处很特别，且不说好坏，至少是诗人有意为之。

因此，哪怕我们承认昌耀诗歌声音是“滞涩”的，也很难轻易指责其“散文化”。因为昌耀对于节奏的处理，正是要求诗句与散文语言、日常语言的无意识的节奏拉开距离。关于诗歌与散文的语言节奏差别，诗人帕斯认为：“在一切散文的深处，总是流动着一条无形的节奏的潜流……节奏自发地出现在一切语言形式中，但是只有在诗歌中才表现得最完美。”不过考虑到自由诗从盛行以来，也出现了很多节奏上失败的作品，我们不妨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个术语来代替“完美”一词：“自为”（self-making）。节奏在诗歌中才是“自为”的：其手段包括押韵、分行、停顿以及控制诗行长度等。现代诗歌对节奏的“自为”，表现了诗人以此操控读者对诗歌的时间进行注意、体验，让读者感受到诗中时间进程的独特性，实现一种“节奏自觉”，从而区别于散文中节奏的无意识状态。

从“时间体验”与“节奏自觉”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对昌耀诗歌最为“滞涩”的节奏特征——长句，有新的理解。《烈性冲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时是生死存亡更见艰危的一段。

雷火电光又在树梢扫过了。

那形枯影瘦的落魄者永远是我：可憎的人。

现在火焰又在烧灼。过后必信是洪水。是大风。

我自当握管操觚拼力呼叫拖出那一笔长长的捺儿。

那是狂悖的物性对宿命的另一种抗拒。

这几行诗在精神的顶点（第5行）使用了最长的诗句。读者若通读这行诗，恐怕会有拼尽全力的感觉：名副其实的“烈性冲刺”。诗人布罗茨基说：“诗歌韵律本身就是精神强度……韵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若在“我自当握管操觚”后加上逗号，又怎么会有这种一气呵成、飞流直下的畅快？因此，昌耀诗歌的节奏形式，尤其是诗行长度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精神气质的“赋形”。

当然，昌耀的长句对读者提出了极高要求，而人们常读到一半就已气虚力竭。这产生了一定的“诘屈聱牙”感。大部分评论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征，并给出或褒或贬的评价。这本身就意味着昌耀诗歌声音的“成功”，因为它成功地将自身的节奏特质传达给读者。唤起了节奏“自觉”，且有意无意地让读者感受到诗中的时间进程。况且，若调整一下自身的朗读习惯，这些长诗行也不是没有美感与“音乐性”，反而有一种气贯长河的畅达痛快。

和任何勇进的探索者一样，昌耀也难免有失败之作。但这并不是诗人不明了韵律营造之技艺，而是他不满足于顺口顺耳之圆熟韵语，希望独创一种铿锵顿挫的宏伟节奏，自铸“硬语”。他在独创节奏个性的“自为”之路上走得太远。昌耀诗歌声音的某些不完美之处，是攀越巅峰者的不完美，绝非咿呀学语者的稚嫩与拙笨。

（选自《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有删改）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翼翼探出前额，             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

①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一派嚣鸣，       山海。石砾不时滑坡，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       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

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

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

在锈蚀的岩壁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啊，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1962.8.2       

②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1962.8.2初稿

1983.7.27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