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典型报道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随着社会发展，经历了兴起、成熟、鼎盛、起伏等多个阶段。过去，部分典型报道存在因主观色彩过浓、宣传过度而造成报道失真、新闻失实等新闻价值错位问题。对典型人物的刻板、僵硬、模式化刻画以及高姿态说教一直是部分典型报道的沉疴痼疾。当前，新媒体迅速崛起，媒体融合转型成为趋势，社会传播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典型报道面临着全新环境和创新课题。面对这种重大变革，媒体应直面挑战，针对典型报道既存问题，思考和探索典型报道的创新路径。

②新闻生产：全息报道塑造鲜活典型，贴近时代提升格局立意

新闻信息生产方式正被“技术元素”重构，新技术被不断应用于新闻信息采集中。比如，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报道中，央视利用无人机拍摄了黄文秀遇难现场的塌方情况，对受灾情况进行了全面直观的反映。

在全媒体时代，信息技术让视、听等感官元素成为新闻生产的主角，打破了以往文字等单一符号的新闻呈现方式，这也为典型报道立意的深化、格局的提升提供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正如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的预言，“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全息信息新闻将成为全媒体时代构建典型报道深度与灵魂的重要创新。

全媒体的新闻产品结合多元的视听符号元素，根据受众视听规律进行新闻产品生产。在黄文秀事迹报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元符号元素生产了具有融媒体特征的新闻产品，立体化、多元化呈现了黄文秀先进事迹。央视新闻的短视频《请记住这位姑娘，她叫黄文秀！》点赞数达341万，评论数超10万；广西日报的微信图文推文《悲恸！她拍摄的灾情现场竟成临终视频，百色一名第一书记确认遇难》等全息新闻产品广受好评。

在这些报道中，全媒体多元全息符号元素所塑造的鲜活典型形象也成为弘扬时代精神的新符号。丰富多元的报道还原了黄文秀的日常生活和真情实感，也规避了典型报道的脸谱化、神话化弊端，让典型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身边榜样。

③报道传播：多元媒体联动优势互补，推动传播场域立体延伸

完善报道体系，实现跨地域传播，使典型报道可以在多元媒体进行多维度的立体报道，形成多种传播渠道的立体场域，丰富新闻报道的传播和接触网络。在传播渠道上，应当利用政策引导与互联网的聚合作用，构建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机构媒体与自媒体间的联动，使典型报道从传统媒体走向互联网融合媒体，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国内走向国际。

第一，践行全媒体思维，调动各种新闻资源强化“微”传播，利用品牌优势进行“深度”扩散，形成层次丰富的传播网络。人民日报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出关于黄文秀同志的推文数十篇，新华社在微信公众号播发的《你无愧，却留我们一辈子思念……》，短时间内阅读量超10万，央视新闻官方微博、抖音号也发布了相应内容。这些视听结合、长短不一、角度多元的融媒体报道，实现了连续、成系列的传播与报道，实现了新老媒体的互联网联动。

第二，典型人物的报道不仅是中央级媒体的专利，地方级媒体的作用和优势也不可忽视。在此次报道中，地方新闻媒体进行了跨区域合作，扩大了典型报道的传播覆盖面。如广西云客户端、广西新闻网推出黄文秀相关报道855篇，总点击量2064万人次；广西广播电视台微视频《2018年，在第一书记黄文秀的驻村点，其校友为她录制的珍贵视频》播放量达1214万人次。

④传播效果：传者中心转向用户思维，互动参与构建主体间性

全媒体构建了开放互动、协同叙事的话语空间。在全媒体时代，要提升典型报道的传播效果，增强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就必须引导受众主动参与，与受众进行良性互动，还要树立用户思维，让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过程，让用户由看客变为新闻报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用户—选题—报道—传播”的闭环。

进一步讲，就是利用社会化平台的互动参与性，突破话语壁垒，构建共同记忆，提升主流价值认同感，增强主流价值向心力。在这次报道中，主流媒体利用微博平台的话题标签，鼓励受众参与讨论，在宣传黄文秀事迹的同时，完成主流价值的矩阵式、自发式、感染式扩散。

⑤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一种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在全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要创新信息生产模式，丰富新闻产品样态，扩展传播渠道，适应全媒体时代群众接受新闻、消费新闻的习惯，从而在舆论引导上真正取得成效。

（摘编自季为民曾雷霄《在全媒体环境下创新典型宣传报道》）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情境】

你是一名高中生，加入了学校的家乡文化生活现状调查课题小组，小组成员共五人，研究时间为一学期，拟定的研究对象是“家乡商家招牌”，请你阅读资料后参与小组讨论。

【资料】

①在一个研究的开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想通过你的研究来回答关于这个世界某一方面的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研究问题不是“论文题目”，也不同于论文的“主题”或“主旨”，而是你在一个研究中非常具体地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应该以疑问的形式问出来，以问号结尾。一篇学术文章不可能回答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那么你应该为读者指明这样一篇文章的篇幅到底能够回答那个问题的什么方面。学术论文要求作者思路连贯、架构严谨地探讨学术问题的答案，只有当你的问题尽量具体而明确的时候，这种探讨才可能成功，才可能有意义。

②研究问题从目的上分类，可以分成三大种类型：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关注“我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描述性研究关注“如何描述这个问题？”；解释性研究关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层级是由浅入深的。

③探索性研究一般是在某一个问题还没有被清晰定义出来的时候最合适的一种研究目的。它常常被用于初步了解某个问题的大体情况，探索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因此很多前导研究都属于探索性研究。当我们对某一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就可以进行描述性研究了。与探索性研究不同，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观察具体反映出某一个问题的客观情况。描述性问题经常问的是“什么”“哪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过程”等问题，把真实情况用系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最常见、最典型的描述性研究就是“人口普查”。解释性研究，顾名思义则是把重点放在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对于一些问题，已经不仅仅需要去客观反应和描述事实了，而是需要依托现有的理论和文献，提出相关的解释变量。因此，解释性研究里一般会设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变量，并试图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④那么我们确定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提供以下五点。

⑤该研究问题是否是你和别人所在乎的？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应该是对某个领域的理论建设或实践操作有贡献的、能推动知识车轮向前发展的问题。比如对于公共管理而言，研究“为什么有的公务员工作效率高，有的效率低”，就要比研究“公务员的外貌有什么共同特征”有意义。

⑥该研究问题是否可以争论？一个问题如果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答案，或者这个答案很容易查到，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它意义不大。很多问题虽然最初看上去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问题，但实际上领域内基本达成了一定共识，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员工的情绪是否对其工作绩效有影响？”但是，这类问题可以转化成更加具体的、挖掘进一步未知空间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下员工情绪对其绩效影响最小？”。

⑦该研究问题是否过大或过小？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既具体又有研究的空间。比如，我们来看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内容为虚构）。研究问题1：“为什么鸡会横穿马路？”研究问题2：“在2020年5月1日，有多少只鸡横穿了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马路？”第一个研究问题过于宽泛，问哪种类型的鸡，问在哪里的鸡，问在什么时间横穿的马路；而第二个问题过于具体，导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的空间，有监控的话数一下就好了，其研究结果对其他研究也没有很明显的推广意义。那么比较合适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折中一下，修改成以下的研究问题：“是哪些环境因素，导致2020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小鸡横穿马路事件？”

⑧该研究问题在给定的时间和资源下是否适合和可行？这一个标准要求我们考虑研究问题的规模、所需的资源、所需的时间等因素，做一个实际的考虑。你是否拥有经费、合作者、现成的数据、足够的时间，这些都将影响你能回答的问题的规模。这一点要求我们把梦想牵回现实，脚踏实地地考虑自己的现实资源，去解决能力范围内的问题。

⑨该问题要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还是“观点”问题？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是用来反映和总结社会规律的，它能解决“事实”类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财富分配是否是平均的？”，而不能解决“观点”问题，比如“美国的财富分配是否应该更平均？”。在价值问题、偏好问题、信仰问题上，是没有办法争论和达成统一标准的。

（节选自《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

老师为了帮助同学理解研究问题的三大类型，针对“家乡商家招牌”举出三个例子加以阐释。“家乡商家招牌的语言特色”是探索性研究，选题对家乡招牌的语言特色并未清晰界定，①______，才能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打开局面。描述性研究则根据科学观察客观呈现事实，例如“家乡老街与新街商家招牌有什么差异”是描述性研究，研究需要通过对老街和新街的商家招牌进行科学观察，②______，而不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家乡商家招牌用语与辨识度相关性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选题包含③______，整个研究需依托“消费者认知理论”“广告用语传播理论”等理论，通过调研理清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但以之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这既表现在书写乡村现实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明显减少，更表现在年轻作家日益远离乡土书写，乡土小说的创作者数量呈现明显萎缩状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倡导和实施也许是乡土小说振兴的良好契机。一方面，乡村的现实变化是真实客观的存在，具有切实的书写意义。近几十年的乡村发生了大的变革，这一过程中，既包含传统向现代的剧烈文化冲击，更有无数激荡人心的命运变迁，是孕育文学巨著的良好土壤。而且，经历了数十年的变迁，乡村社会形态正逐步趋向稳定，有利于作家们的深入把握和思考。另一方面，“新山乡巨变”作为国家推动和倡导的文学计划，可以在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提供帮助和便利，推动作家深入书写乡村，让更多的作家投入到对现实乡村的关注中来，也有利于扩大乡土小说的社会关注度。

当然，要将机会化为现实、让乡土小说真正振兴，并非易事。

首先是创作姿态的调整。现代乡土小说一直以启蒙为精神主导，对乡村持批判和俯视的姿态。在今天，并非要完全放弃批判精神，但更需要对乡村保持平等和尊重的姿态。从文学创作层面说，只有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才能真正深入了解和关注书写对象，才能产生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抵达文学的本质精神；从接受层面说，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的真诚，然后作者才可能得到农村读者的认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乡土小说进入和影响乡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对乡村和农民怀着深情，以及对其没有距离的关切和感同身受。

漫长的文化积淀是制约我们改变写作心态的最大难题。在文化心理上祛除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拥有对乡村和农民真正的关切，是作家们了解乡村的最重要前提。只有了解乡村，才能真正写好乡村，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品。从当前创作看，不少作家的创作姿态没有完成这一重要的调整。在当下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对农民生活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种无形的文化和身份优越感，以及遥观和漠视的叙述姿态。如果缺乏平视的姿态和深入的关切，就不可能真正贴近人物生活和心理世界，也不能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真正真实客观地展示乡村生活。与之相关联，乡土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应该适度考虑农村大众的接受问题。正如茅盾当年论述的：“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艺而如果没有相对的读者界，则此文艺非萎枯便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为推动时代的精神产物。”（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如果没有广大农民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乡土小说创作就很难称得上成功。这并非要求作家放弃现代的文学形式，而是适当考虑包括农民在内的读者的接受水平，使作品的表达更生活化，与文学自身的追求并不矛盾，而是可能相互促进。

其次是思想意识的深化。在20世纪90年代，当乡村社会乍临文化转型，不少乡土小说作家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眷恋，为其吟唱出失望而深情的挽歌。在今天看，这种姿态所蕴含的主要是作家的文人立场，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文学虽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工具，但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具有更深远的文化视野，应该比普通大众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其作品才能启迪和影响大众。在今天，这一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因为与当前中国乡村变化相伴随的，是更为复杂而全面的科技转型。高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进一步刺激了乡村社会的变化。甚至说，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其单独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在思想上都难保持清醒，乡村大众更容易发生思想的混乱和迷茫。时代呼唤优秀的乡土小说家，期待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思想的深邃、开拓和创造性，对乡村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帮助，为其发展提供某些启迪。如此，乡土小说将自然地进入到新的境界和高度。

最后是深度写作意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为中国作协倡导的文学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现实要求。事实上，作家们投入到对乡土现实的关注，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本身就是对这一活动的积极回应。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但是，作家不能将文学创作写成简单的宣传话语，而是要具有文学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出文学的独特价值。这样才能既实现乡土小说振兴，也更好地呼应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深度意识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真正揭示乡村中的问题，从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写作。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深度意识所需要的不是为了预设目标而人为设置的、结局不言自明的伪问题，而是真正源自生活、充满复杂纠结的真问题。作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但是，发现和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文学的价值。目前的很多乡土小说在这方面有严重的匮乏。真问题、深刻的问题非常少见，更多都是人为制造的虚假问题。人物形象塑造也是这样。如果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人物写成简单的英雄赞歌，那是塑造不出真正的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的。只有将人物融汇到时代激荡和社会变化中，让人物在时代的问题和矛盾中洗礼、成长，才可能产生有血肉有灵魂的优秀人物形象，并真正描画出真实的乡村时代镜像。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呼唤乡土小说创作，乡土作家也有责任关注当前乡村社会这片热土。

（摘编自贺仲明《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振兴乡土小说》）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沉浸式新闻是5G技术支撑下的信息传输新形态，在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沉浸式新闻可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由于5G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和作为社会一份子之间的矛盾，因而当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信息差异性需求与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信息集体供给产生分裂时，主流媒体的传统互动渠道就往往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沉浸式新闻来发挥平衡沟通、填缝罅隙的功能，促使人、信息、情感之间形成网状联结，深化社会沟通。

③一方面，沉浸式新闻本来就拥有独特的大众讯息智能化表达方式，5G技术赋能的大数据系统又进一步强化了沉浸式新闻的吸引力，既能实现用户需求匹配基础上的信息内容精准、高效分发，提升信息流动效率，同时也会吸附不同圈层间的相互注意，成为圈层间建立横向连接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流动框架中，受众的新闻选择主要受信息内容获取需求的驱动，而沉浸式新闻出现后，用户对“体验”和“共情”的需求逐步增强。基于此，新闻生产者的任务从单纯的“事实呈现”，开始转变为搭建配套技术、给用户重现新闻场景，帮助其以“第一人称”视角去体验和理解新闻。受众除了获取表层的信息本体外，还能进入一个浸入式的虚拟内容空间，同时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的立体感知，并在“参与”新闻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更新、更真实、更逼真的信息体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在人、信息、情感层面形成新认知，深化传播者、媒介、受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④主流媒体生产的沉浸式新闻依托庞大的5G信息技术系统，能构建出强烈的用户“在场幻觉”，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带来人与信息表层、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信息背后情感的网状共振，进而构筑社会关系认同。因而，从此层面上看，沉浸式新闻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共情传播，对于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具有巨大助推作用。

⑤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新闻无论在制作还是消费层面，大都以文字、语言、图片为叙事文本，其间隐藏着一种精英化的表达逻辑，由此也曾一度因传播渠道“失灵”而与受众和市场脱节。

⑥5G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困局有了解决的机会。沉浸式新闻将5G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将“场景”嵌入到新闻创作要素当中，把受众的体验真实作为新闻真实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而让新闻的表达者——媒体退居其后，从“讲述者”变为新闻场景的构建者、呈现者、服务者。随着新闻消费用户上升为传播格局中的主角，泛众化的时代特质被进一步深化。以新闻内容属性为划分标准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大众媒体、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边界趋于模糊。在此语境中，主流媒体开始提速“破圈”，主动适应泛众化传播格局，积极升级运营模式，推进媒介融合，加快了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联结，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⑦沉浸式新闻推动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创设连接意义。5G技术促使媒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流媒体的职责定位已不再拘囿于内容创作与生产，数据、服务、用户等都是其关注的因素。未来主流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资本等市场资源的支持，沉浸式新闻就是5G背景下媒体与市场资源耦合的产物。

⑧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制作流程中，主流媒体只需对信息采集、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把控。而5G技术条件下的沉浸式新闻生产与传播，从大的层面看，需要对网络信息技术、虚拟技术、传播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量，综合施策；从小的方面看，则要考虑到受众需求，为用户配置可视化头盔、眼镜等设备；这种繁琐的新闻生产与运作流程仅凭主流媒体的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必须要强化市场资源整合。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以社交链接属性和资讯聚合属性为基础的商业平台，成为信息管理枢纽，然而其内容生产专业性的缺位、传播价值导向的缺失等负面问题日渐严重。此外部分公众由于缺乏媒介素养，容易被智能推荐算法等信息传播技术裹挟，从而消耗其主体认知和思维能力，沉溺于碎片化、浅层化、娱乐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中，甚至无视、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与价值，增加了正确网络舆情引导内容的传播难度。由于技术与商业联合打造的沉浸式新闻能够敦促新闻工作者履行媒介责任，因此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也必须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⑨沉浸式新闻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建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在新媒体发展初期，自媒体、社交媒体依靠流量时代的规则红利，一度在舆论阵地对主流媒体的主导权形成冲击。5G技术使信息传播方式迎来了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所带来的个体观照可以辐射到用户的生理状态及情感体验中，沉浸式技术促进用户反馈升级，信息的“场景”意义将逐渐取代“流量”价值。作为5G技术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沉浸式新闻描绘出了以用户为核心的信息传播图景，促使主流媒体步入全新的舆论阵地，并关注到个体与社会的情感沟通、群体间认知差异的弥合、社会价值共同体的构建等公共话题，不仅满足了大数据时代新闻的社交性需求，还在此过程中重拾了自身的话语主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沟通模式。

（摘编自李明德、王晴《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作为我国主流媒体的核心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虽在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和①________方面具有优势，但在②________方面却力有不逮。为打造“资源共享、价值共创、责任共担”的经营新生态，2025年10月1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在京举行，活动现场，总台总经理室负责人任学安与腾讯、“与辉同行”、遥望科技等网络平台负责人签订合作项目意向书。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重大主题、专业表达、长篇叙事，构成了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报告文学在朝着这样“专”而“大”的路径发展时，纠缠在其周围的议论也愈加多重。直面、梳理、分析这些声音，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殊为重要。

最为突出的是如何加强报告文学的读者接受。随着报告文学的长度不断增加，中短篇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长篇巨制式的作品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接受，要知道一部报告文学书籍动辄近百元，读者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阅读，许多作品因为篇幅过长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读者检验。作家在创作之初应有读者意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给所写领域、地方、机构记录一段历史，提供一种有人物有故事的“年鉴”或“志书”，还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某一陌生领域、事件、人物热切及时的关注。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要从一味求大求全中跳出来，重新思考其作为轻骑兵的优势。

其次，如何厘清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也面临着新情况。小说创作这些年出现纪实化的趋势，故事发生地有现实依据，使得纪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如何凸显其纪实的特质？一些作品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努力还原现场感，但试想，一部描写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要想在对话上如实还原，是非常困难的，要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说，在纪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面对的难题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

再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希望并且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这是文学意识和艺术性要求的体现，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评论家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许多方便简易的角度：题材是重大的，采访是艰苦的，表现是真实的，等等。而文学性往往成为一个看上去来不及探讨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文学性至关重要。应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质地给予特别评述，同时还应从理论上、从创作学的角度，对其文学性提出要求。不得不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叙述上没有特别用心，语言表达也不太讲究，细节化的描写不够丰富、精彩，求大求全的抱负盖过了对语言的追求，没有达到和主题高度相匹配的艺术高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目前的报告文学界，总被其他一些概念所冲击。相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似乎更侧重亲历者的追述，对过往人与事的回忆更值得采信；“非虚构”异军突起，“非虚构”的题材往往没有那么重大，描写却又比较深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出时代潮流，更具文学性追求。留给报告文学的似乎就是以重大题材为主了。

（摘编自阎晶明《锻造报告文学的魅力》，《人民日报》2025年2月18日）

材料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生动蓬勃地发生着。报告文学，作为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等特征的文体，又一次被时代所选择，在“新山乡巨变”这一主题写作中显示出重要而独特的文体价值。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多了一份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自觉继承了《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先生的创作精神，在这一跨越时代的主题呼应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研究的文本。

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同频时代、深度参与并书写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中国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已得到了充分实践和验证。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同时，报告文学同样以即时、在场的态度实践着自身的文体使命。湖南报告文学这种介入山乡巨变的写作态度更为自觉，也更加自信。

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重点的报告文学乡土写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如题材过度集中，写作者急躁、敷衍甚至是偏移的态度，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等原因，使得写作周期短，造成了书写模式化、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作品辨识度不高，作家自身风格更难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文本样貌会推远读者的阅读初心，最终对报告文学文体带来伤害。

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具有史诗性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时代乡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到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深入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回报家乡的企业家，以及投身乡村建设的广大农民。他们也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是值得书写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乡村新人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必然性与未来可能性，塑造新人形象是一个从个人经验书写上升为时代整体性经验书写的有效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呼唤新的文学审美关系。面对新时代广阔丰富的创作资源，作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做到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五年时间行走十多个省市202个村庄，这种与农民吃住在一起的情感连结，把文学写在大地上的虔诚，正是对周立波先生“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的有力践行。湘西作家龙宁英则以主人公身份经历了湘西脱贫的真实过程，写下《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主题、人物、土地的关系自发天成，就避免了假大空的口号式宣传，也在客观展现现实情形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文本的主体性。

（摘编自黄菲蒂《“新山乡巨变”写作中的湖南报告文学视野》，《湖南文学》2024年7期）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闻一多色彩丰富的诗歌，正好实现了他的艺术理想，成为“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注]”。这朵中西艺术开出的奇葩，究竟有怎样的美呢？

其一，是富于感观效果。逼人的色彩夺人眼目，我们似乎能从文字中大饱眼福。

色彩丰富的文字容易引起通感，让感官得到享受。如“紫得像葡萄似的涧水”，读者不仅能看到紫色的涧水（视觉），还能用肌肤体会到凉爽的溪水（肤觉），更有吃紫葡萄的甜美感（味觉），喝葡萄酒的陶醉感（味觉）；又如“黄金笑在槐树上，赤金笑在橡树上，白金笑在白松皮上”（《秋色》），不仅让读者的视觉得到了享受，满眼是黄、红、银……还让我们的听觉也得到了享受，满耳是色彩爽朗的笑声。

其二，色彩使闻一多诗歌集异国情调与民族特色为一体，让读者在奇异中感到亲切。

闻一多色彩浓丽的诗，让习惯了淡雅自然的中国诗读者耳目一新。如诗人的小诗《稚松》，在“夕阳底红纱灯笼下”，松树的颜色成了“金色”“海绿色”，这就借用了西方绘画色彩的理论，不画物体的“固有色”，而画对比中的色彩。这一新奇的色彩画面，大大地满足了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不过，闻一多很会掌握度，他不会像自己批评的拉斐尔前派那样走得太远。除这首略为猎奇的小诗外，闻一多大部分诗的色彩，都是异国情调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如他的《秋色》，总的来看，其注重色彩的写法颇具西方风格，而在这些色彩中，不仅有美国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肥厚如熊掌似的/棕黄色的大橡树”，更有“黄浦江上林立的帆船”“紫禁城里的宫阙”和“陵阳公样的瑞锦”。对于中国读者，如果在《秋色》中读到的通篇皆是“蔷薇窗”“天使画”之类的，我们会从开始的新奇感变为陌生感，继而拒绝读下去；而当我们在《秋色》中看到了“黄浦江”“紫禁城”，对民族文化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因此，即使我们读的诗与本国诗歌冲淡的色彩风格相去甚远，我们也能在浓郁的色彩中，在感受异国情调的同时，感受亲切。而这正是闻一多诗歌与西方诗歌艺术融合的结果，是他对诗歌恰到好处的着色使然。

其三，闻一多诗歌的色彩让读者经历了热烈与深沉的情感享受。

色彩是有情感的，不同的色彩能激起读者不同的情感。读中国素色的古诗，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的情感是冲淡、平和而闲适的；而读闻一多富于色彩的诗，       。

据陈梦家先生回忆，闻一多诗中用得最多的颜色是红色和黑色（黑灰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液的颜色，能使人热血沸腾。闻一多自己也说：“红给了我情热。”（《色彩》）黑色是大地的颜色，深厚的大地，给黑色笼上了一层沉重感。黑色也是死亡的颜色，闻一多说“黑还要加我以死”。他《死水》的封面是黑色的，那“一沟绝望的死水”，再加些“破铜烂铁”，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黄昏是一头神秘的黑牛”（《黄昏》），黑色黄昏令人退而却步。

闻一多喜欢用黑色，因为当时的中国一片漆黑。忧国忧民的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心情是沉重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正因为他红色般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国家，他才有黑色般的忧和痛：“请你只当我灶上的烟囱：口里虽勃勃地吐着黑灰，心里依旧是红热的。”（《红豆》二七）与闻一多先生感受着这样的黑色，我们的心有了忧患感、沉重感，我们的思想不再轻浮。

其四，闻一多诗中绚丽纷呈的色彩，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使我们思考人生。

“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色彩》）

难怪闻一多要用色彩写诗。色彩在于他，不只是红黄赤橙，更是生命本身，这就赋予色彩以哲学意味。那摔了一地的“白杏儿红樱桃”，是人性的纯洁和热情受到了摧残；春末依旧娇绿的荷钱“不息地仰面朝上望着”（《春之末章》），那是人们在祈求生生不息；秋在“嵌白框窗子的”房檐下（《秋深了》），那是生命必逝的挡不住的悲哀。闻一多的色彩使人们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使我们以哲人的姿态来审视生活。

其五，闻一多的诗歌色彩是他追求艺术理想、人生理想的途径，或者说是色彩帮助他完成艺术追求，实现美的理想。

闻一多用色彩实现艺术理想，他佩服济慈，他的艺术理想也是要像那样，为艺术的美而死。他写了《李白之死》《剑匣》等表现他艺术理想的诗。李白在水中追月而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月宫，正是闻一多向往的艺术殿堂。而他用以构筑艺术宫殿的，当然是色彩：那里有“琼瑶的轩馆同金碧的台榭”，有“满载霓裳”的“云车”，还有“彩佩玲珑的仙娥”（《李白之死》）。剑匣是诗人亲手制作的艺术精品。当这一杰作制成，诗人也醉死了，被艺术的美醉死了。而帮助他完成这一精品的，自然是色彩。你看，他要在剑匣上镶白面的太乙、粉红色的荷花，雕墨玉的凤蝶。他的彩匣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的诗人也“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色彩帮他完成了理想，帮他完成了人生，使他实现了为艺术献身这一崇高目标。因而，色彩本身也具有了崇高性。

总之，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糅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诗歌绘画传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奇异的美。追求美，表现美，正是中西方诗歌的最终目的。

（摘编自周彦《中西合璧的宁馨儿——闻一多诗歌色彩论》）

【注】宁馨儿，用来赞美孩子的称呼。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小说的精彩评点多集中于那些经典文本，评点家力图创造一种新的阅读范式，这不仅在于设置阅读路标，而且在于培育新的读者和阅读欲望，也就是说点醒读者善于读书、乐于读书的精神兴奋点。这种阅读范式之一是，当评点家把“评点路标”插向叙事关键点的时候，最能刺激读者的审美敏感的地方，当然要算评点家的那些画龙点睛之笔。《水浒传》写武松打虎，是极精彩的地方，无可怀疑地是龙睛所在。如何把龙睛点醒，题为李卓吾评的明万历袁无涯刻本在“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的地方，有眉批道：

“东坡题画雁诗：‘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今虎食人法，安得如此分明？可谓格物。”

这段批语在说明原著作者推人及物的想象之妙的时候，把著名的诗人苏东坡拉来和读者一起体悟艺术之道。于极繁忙之中，竟然发遐远的妙想，实在是善于画龙点睛之人。金圣叹大概非常欣赏这种做法，他把袁无涯刻本的这段话提前到打虎一幕的开头，提前到吊睛白额老虎跳出，武松惊呼闪在青石边，并且增加了其他评议：

“已下人是神人，虎是活虎，读者须逐段定睛细看。我常思画虎有处看，真虎无处看；真虎死有处看，真虎活无处看；活虎正走，或犹偶得一看，活虎正搏人，是断断必无处得看者也。耐庵忽然以笔墨游戏，画出全副活虎搏人图来。今而后要看虎者，其尽到《水浒传》中，景阳冈上，定睛饱看，又不吃惊、真乃此恩不小也。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副虎食人方法在胸中也。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人，岂虚誉哉！”

在打虎开始后，情势紧张得间不容发，那里只能做出一针见血的简短评点，以免过多地打断读者的思路，因此金圣叹除了作回评之外，把这段较长的夹批置于人虎相搏之前了。他提醒读者，又插入自己的感受，其后对人虎相搏场面的细读式的评点，自然也是点睛之笔了。

在“文本——评点——阅读”的多重反馈中，点睛之笔不仅是对于点醒作品而言，而且是对于点醒读者而言。《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帅天逝黄泉路”，不是情节发展最关键的地方，却是作者调动叙事角度、穿插情节线索极见功力的地方。贾元春加封贤德妃，当然是在贾府烈火烹油的繁华上添了一把火，众人言笑鼎沸。但行文却从贾宝玉愁闷的眼睛去描写，由于好友秦钟因水月庵之事受老父笞打而病重，宝玉“心中怅然如有所失，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能解得愁闷”。脂砚斋在此加上眉批：“然接水月庵，似大脱泄，及读至后方知为紧收。此大段有如歌疾调迫之际，忽闻戛然檀板截断，真见其大力处。”原文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以愁观喜，在强烈的情调反差中给烈火烹油的景象隐伏了某种危机感。脂砚斋的评点，使这种情调反差中的危机感更为突出，让读者在感受艺术之为艺术的神采时，眼睛为之一亮，从而获得对艺术奥秘之发现的惊喜。

评点阅读范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酿造浓郁的阅读趣味，使人把阅读化为生命欲望。应该看到，这是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以“趣”论诗衡文的传统相联系的。《文心雕龙》说“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沧浪诗话》谓“诗有别趣”，这些都是非常驰名的见解。至于小说戏曲一类叙事作品，往往以趣味作为它们的优先原则。小说、戏剧在明清时代本属“闲书”，让人读闲书而得不到乐趣，那简直是造孽。因此，评点而无趣，乃是评点不能与读者共享的失败。评点应致力于涵养性情、提高人的精神品位，借对文章的深刻处、惊险处、幽默处和妙笔生花处的解读，使读者能够以审美为消遣，共享一种充满雅趣的艺术人生。

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的某些评点洋溢着智慧趣味。比如《三国志演义》第五十回写曹操赤壁惨败，退走乌林，看到树木丛杂，山川险峻，猜测诸葛亮并未在此伏兵，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夹批揶揄曹操：“且不要笑，理会哭着。”这种揶揄，带有看透曹操自以为得计、实则中计的智慧优越感的。果然鼓声震动，刺斜杀出赵云一彪人马，把个曹操吓得几乎坠马。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冒雨逃到南彝陵葫芦口，晾衣造饭，割马肉烧着吃，相当狼狈，还“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嘲笑诸葛亮不善于用谋。夹批又说：“宜哭又笑，想亦哭不得而笑也。”结果又笑出了张飞一彪人马，杀得他“尽皆胆寒”。接着曹操督率军队在坎坷泥泞的险道上挣扎，道路略为平坦，他又“在马上扬鞭大笑”了。夹批说：“第三番又笑，一发笑得可笑。”岂料又笑出关羽的五百校刀手，只好请这位义重如山的将军放一条活路了。这一回回评专门有评点曹操三笑的段落：

“曹操于舟中舞槊之时，既大笑；今在华容败走之前，又大笑。前之笑是得意，后之笑是强颜；前之笑是适己，后之笑是骂人；前之笑既乐极生悲，后之笑又非苦中得乐。前之笑与后之笑都无是处，千古而下，又当笑其所笑。”

这里以排比之笔，评点着曹操笑诸葛之无谋，反在笑声中陷入诸葛高人一筹的计谋之中。赤壁惨败，曹操当哭，以哭写惨败是“常笔”，以笑写惨败是“奇笔”，作者以一路的笑声写惨败，造成了“悲喜荒唐”的叙事情境。评点家捉住这“悲喜荒唐”的情境反复论笑，实在是想给读者一种智慧荡漾的趣味。

（摘编自杨义《中国叙事学·评点家篇》）

“林黛玉进贾府”虽不是《红楼梦》的开篇，但在很多读者心里，它是全书故事的真正开始。原著主要借黛玉之眼看贾府的富丽堂皇，以及一干女眷粉墨出场。在宝、黛初见时，小说却________，从宝玉的视角来写“这个曾见过的妹妹”。当宝玉听闻她也没有“玉”时，便要砸烂这“劳什子”。________：“宝玉一见黛玉便摔玉哭泣，黛玉亦因摔玉夜间淌泪，此时之两泪是一生眼泪根源，且伏后来砸玉失玉情事。”________，而且也点醒了读者。

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夹批；刀在此处带起，看官记着。遥遥然直于此处暗藏一刀，到后草料场买酒来往文中，只勤叙花枪葫芦，更不以一字及刀也。直至杀陆谦时，忽然掣出刀来，真鬼神于文也。】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有效进入现代诗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

②诗歌是高度浓缩的文体，颇有一锅牛奶熬制一克奶酪的特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常常省略与隐去许多东西，所以它必须“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知识”，它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用布罗茨基的说法，就是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

③单单是一份诗歌术语清单：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隐喻、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单单是这些必备的基础话语，就够你大大劳神，你究竟了解了多少？而如果更复杂一些的怎么办？

④长期以来盛行文本的宏观研究，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相当匮乏，孙绍振教授曾严声批评道：“有多少人能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由此他引申说：微观分析才是过硬工夫，其特点就是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

⑤那么，怎样进入现代诗，如何有效读解现代诗呢？

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英美盛行的新批评，与中国崇尚的“印象感悟”“体验领悟”是两大通道。可以平行，也可以交错。

⑦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新批评的文学主张之一。具体地说，“细读”是一种“细致的诠释”，不主张引入包括作者在内的“外部因素”，仅仅针对语言、结构、修辞、音韵等文本内部问题。它提倡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重视语境与语义分析，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挖掘词语的意象组织（选择、搭配、隐显程度），探究上下文关系及言外之意等，这样一来，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

⑧现代诗歌当然不要求像古诗那样字字落实，许多时候做大体把握就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多“后理解”空间和格式塔未完型，未尝不是件好事。施蛰存先生曾经有个意见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对诗既要求解，又要求不甚解，仿佛得之即可；读诗不要刨根问底，只要产生与诗人大体相近的感觉就行了。他强调“解诗”的原初感觉。

⑨蒋述卓先生则在古今文论交融点上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做整体的艺术把握，即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以生命感受生命。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对象，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点到枢机处。以此来光扬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在本质上，现代诗是灵性与体验的产物，本能要排斥那些常态的、秩序化的“编程”，故在与它遭遇时，心灵上的体验领悟是高于一切的，至少是个前提。

⑩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更有一番感性见解，他说：“阅读者是对另一生命精神留痕的进入，充分感受自身内在直觉的运行速度、体验面积及再生质量，进而激活生命原本的沉寂状态，并在阅读品的智慧空间之外享受自我生命的抚摸与扩展。”

领教诗歌，就是真正进入诗歌内部，起码条件是能够“感应”到属于诗歌本体性内部的各种要素，这是诗歌阅读的基本功。在通常情况下，结合各种方法论角度和本体性“钥匙”的配备，大致是可以进入诗歌门户的。诗歌本体性要素有很多，例如想象、感觉、意绪、语词、语感、意象、张力、智性、排列、节奏等等，都是诗歌发生与传达必不可少的“机关”。首先是要一眼中的，然后打开，从各个向度、别具一格地打开它。

我们来读一读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三）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四）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六）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选自陈仲义《现代诗歌的解读策略》）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歌追求画意，既指诗歌的画面之美，也指情和景、意与境的统一，即画面之美和意境之美的结合，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往往也需要调动其形象思维，在头脑中唤起所要描绘场景的图画，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表现传达给读者。南宋中兴三大诗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农事诗，融诗情和画意于一体。他们借鉴画技入诗，描绘出一幅幅具体生动、富有美感的艺术画面，呈现出“诗中有画”“以画为诗”的创作特质。

他们善于运用色彩词描绘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绚丽图画。陆氏《暴雨》“黑云如龙爪，白雨如博棋”，以形象化语言描写“黑云”和“白雨”之形态。诗歌以黑、白等色调营造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意境，类似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看似简单却韵味无穷。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运用色彩对照使意境增辉。如《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杨氏运用红、绿等色彩，将西湖荷塘中荷花、莲叶竞相生长的盛景描写得真实而贴切，极富色彩感，一下子就使读者脑海中浮现出荷花莲叶的面貌。其他如《过杨村》“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南溪早春》“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末梢红”、《过秀溪长句》“海棠开尽却成白，桃花欲落翻深红”等，诗人在其间描绘的色彩，或浓墨重彩，或淡墨轻染，其旨归即在于增加诗的画意，加强诗的魅力。

有时他们还注重通过色彩对比，以突出诗歌主题。范氏《夏日田园杂兴》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用雪白、金黄等冷暖色调造成强烈对比，借以营造素雅、空明的意境，构建一幅迷人的“初夏图”。陆氏《三月十一日郊行》中“水陂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以绿色与金黄色进行对比，暗示农忙季节就要到来。

文本中，有的还以景物的组合来形成色调之美。《晨起坐南堂书触目》构设了“林塘”“断云”“微雨”“奇峰”“远水”等自然美景。虽然它们具有不同色彩，但陆氏巧妙地将它们加以组合，形成了鲜明的色调美：近看“漠漠断云开复合”，白云复合奇幻；远观“奇峰角立千螺晓”，山峰突兀苍穹，远近结合呈现出一幅色彩感浓烈的图画。

为了追求更高层次上的画意，“三大诗人”在其农事诗创作中善于捕捉运动、变幻、转瞬即逝的物象，突出其动态特征，并将其艺术地再现出来。

《暮热游荷池上》中，杨氏傍晚时分走出室外，抬头仰望，看到天空出现一朵云头，“旋旋开来旋旋收”。再细观这朵云头，像“蒙松松树子”，忽然，它又变成随风飘动的柳树球，变化万千；《夜宿东渚放歌》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江晚霞变幻图：他观察天黑之前的东渚晚霞，或旋载蜀锦、须臾红锦，或暮鸦翠纱、澄江如练，幻化神奇。

《秋日田园杂兴》中，范氏形象地描绘了“橘蠹”的蜕变过程。当虫茧幼小之时，看上去像“蓑衣”。待其渐渐长大后“忽然蜕作多花蝶”，突然破茧而出化为彩蝶。他还特别描写了其翅膀上的“粉”刚干，“翅粉才干便学飞”，就跃跃欲试地想要飞舞的神态。

为丰富特定事物的情态、加强画面的动感，他们在其农事诗创作中还常使用一些具有动感的词语，除了上文的“旋”“忽”，还有“俄”“速”“转眼”等。

工笔是运用细致的笔触勾画景物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三大诗人”的农事诗即表现出他们细致深刻地观察物象，并且精工入微地加以描绘的艺术特质。

《白莲》中，杨氏描绘了一朵冰清玉洁的白莲花的花瓣“花头素片剪成冰”，似是用冰片雕刻出来的一样。再看其叶子“叶背青琼刻作梭”，仿佛也是由专业画工精心描画出来的。刻画之精巧、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范氏《催租行》写里正手持文书踉跄敲门、“醉归耳”、“大如拳”及“成一醉”等细节，寥寥数语如同简笔素描，活画出官府催租小吏厚颜无耻的形象，形神毕肖。《春日田园杂兴》描写土地解冻，大地回苏，花草蓬勃生长，重点描写其突然惊奇地发现院里冒出了几支竹笋的细节：“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原来这是邻家院落竹林的根因分蘖生长而穿墙横冲过来的，喻示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以及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夏日田园杂兴》写“留得黄丝织夏衣”，摹写“留黄丝”的细节：小妇虽然今年“蚕桑熟”，但因要缴纳繁重赋税，自家只能留存少量的次等黄丝来织衣，反映她虽千辛万苦地劳作，但仍衣不蔽体的酸楚。同篇“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通过“学种瓜”这个细节，突出庄户人家孩子的勤劳持家和独当一面。

《登城望西崦》中，陆氏通过“炊烟”“钓筒”及“麦桑”等细节抒写，勾勒出乡村高古清纯、淡泊醉美的田园风光。《书村落间事》中，“儿从城中怀肉归，……再拜进酒寿老人，慈颜一笑温如春”，称颂父慈子孝等淳朴民风。《农家叹》首写乡民在山坡种满麦子，水田种满了水稻，突出牛颈部虽“生疮露骨”也没让其停止耕地的细节，其目的就是期盼过上“太平”生活。

（摘编自贾名党《论“南宋中兴三大诗人”农事诗中的图画美》）

插秧歌

杨万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工匠精神不仅是精湛技艺更是价值目标。历史上，养由基射剑百发百中，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卖油翁熟能生巧，这些事例都是指所练技艺炉火纯青。“惟手熟尔”，是工匠精神的典型案例。然而，“惟手熟尔”就只是靠机械重复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可见，工匠精神超越了机械重复。它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蕴含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等特质。

“执着专注”在行为上绝非一时的热情或短暂的投入，而是长期在某专业领域做到极致，围绕终极目标不断提升品质，专注一行，精进一艺，用一辈子办好一件事。例如，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护整整60余年，带领团队从抢救性保护迈向科学保护，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能够做到坚持，是对“时间复利”的深刻理解，即不追求“速成”，而强调慢工出细活，从时间维度来讲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长时间投入有利于拓展“单一领域投入”的深度。能够做到深耕，是对“垂直复利”的精准把握，即不追求“广度扩张”，而强调精耕细作，从空间维度来讲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积累。这样的坚持和深耕是在主体积极发挥主动性的基础上的自觉行动，而不是缺乏思考被动的机械重复。机械重复的过程是枯燥的，更容易让人或半途而废，或浅尝辄止。

“精益求精”在思维上要求对现有知识、技术和流程进行深度解构和再审视。不满足于表面的“能用”或“达标”，而是持续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还能怎样更好”。这种追问迫使思维深入事物本质和底层逻辑，不仅是不断内化的过程，更是实现内在驱动创新与发展的途径。以太钢“手撕钢”研发为例，在引进世界顶级生产线、外国专家多次尝试失败后，太钢自己组建攻关团队。团队经历711次试验，攻克452个工艺难题和175个设备难题，最终实现使用国产设备轧制出0.015毫米“手撕钢”。太钢成为全球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箔材唯一批量生产商，拥有30余项核心专利。在追求精益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培养了永不自满、主动求变的思维习惯，不断主动建构和重构对技艺、材料、工具的理解，实现优化突破。然而精益求精并非总追求惊天动地的突破，而是强调微创新，也就是无数微小、渐进式的优化，追求优化必然意味着尝试未知的方法和路径，失败也就成为寻找优化的必经之路。精益求精在思维层面上倡导创新与发展，强调自主求变，相信“量变引起质变”。而机械重复是缺乏创造性的重复劳动，这不仅会使人失去了工作的激情，而且还固化了既有的实践路径，更重要的是弱化了探索新模式的动力。

较之机械重复是磨洋工混日子，敷衍度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缺乏长远打算；“一丝不苟”在思维上，远非日常理解的“仔细”，而是崇尚认真和严谨，它代表了一种对细节极端苛求、对过程绝对规范、对标准严格执行、对误差零容忍的态度与行为准则。例如，中国商飞C919螺栓拧紧力矩的“三次确认制度”是保障飞机装配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举措，它比一次拧紧具有提高装配精度、减少预紧力衰减、降低螺栓损坏风险、增强连接可靠性等优势。“三次确认制度”本质上是将“认真”转化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将“严谨”转化为“对流程的绝对敬畏”。它要求工匠在认知、行为和结果三个层面上都达到高度的精确性和一致性，实现内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工匠同时保持对细节的警觉性，在每个步骤中主动对照检查，确保行为与规范高度一致，杜绝“差不多就行”的思维，实现将理性之脑与赤诚之心毫无保留地交付于当下工作的生命状态。

追求卓越不仅是技艺的修炼，更是心灵的淬炼与价值的共鸣。在情感层面上是近乎信仰的热爱，这种热爱超越功利，成为支撑工匠忍受枯燥、对抗浮躁的内驱力量。比如，在我国首型舰载机歼-15的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对自己的女儿说，“歼-15就像爸爸眼中的另一个孩子”。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对材料、工具皆怀敬畏，对作品、成果皆怀虔诚，在造物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情感的投入，不容敷衍，不敢僭越，以谦卑之心回应万物之灵性。同时，工匠将人格尊严熔铸于造物之中，拒绝让粗制滥造玷污双手，因为每一次交付都是对自我价值——“这即是我灵魂的模样”的宣誓，可谓是“制器即修心，物成则人成”。

由此可见，工匠精神的本质远非停留于机械式的劳动重复，而是一种动态的超越，将重复性过程转化为创新的熔炉和价值的源泉。在当代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这种超越精神不仅打破了“简单劳动”的误读，更成为制造品质升级的核心动力：当重复工作被赋予艺术性和创造性时，它便构筑起中国智造的坚实根基，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创新活力。

（摘编自佟磊《工匠精神何以超越“机械重复”》）

10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作家创作而言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鲁迅小说中的未庄、鲁镇，茅盾小说中的双桥镇、1930年代老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以及萧红、孙犁、赵树理小说中的中国北方农村景观，都是实实在在非常自然地矗立在他们的作品中。要说地域与文学创作没有关系，似乎没人相信。

②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也不是止于这些。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写一些地方景观，搜罗一些地方的人物传奇和故事，再添加一些方言俗语，以为这就是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有个性的文学作品，那也是把文学中的地域问题简单化了。

③如果你真的是照着鲁迅的作品景观去绍兴看看，或许会觉得有点迷茫，未庄在哪里，鲁镇在哪里呢？我想这些小说家们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标志，有现实的影响痕迹，但不是现实的直接对应物，而是作家们虚构创造出来的。小说家们能够用文字打造一座地方的文学景观，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这种地域标志的文学打造，是一个作家写作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某种标志。不少写作者尽管也描写了人物故事以及相关的活动场景，甚至生怕读者不知道这些人物、故事的发生地，特地标出这是东北、这是1930年代的上海，但这样精确的陈述有时并不一定有助于小说景观和地标的打造。

④还是应该从文学创作方面来思考地域与写作者写作的关系。地域问题，有时也可以理解成影响作家写作的地方经验的构成。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点独特的个人地方经验的积累，仅仅是靠着所谓的一点文学经验和文学阅读体会来进行创作，那是行之不远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和发明。我以为这种地方经验与作家写作之间的联系，是精神、气质之间的关联，只要你走进绍兴，就会感受到鲁迅小说的味道，只要你到了浙江乌镇，就会感受到茅盾《春蚕》《林家铺子》中荡漾的江南味道。这是地方经验在小说家作品中无形的影响，构成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世界。

⑤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语言、生活习俗和人物故事活动场景共同交织的独特空间——所谓独特，是指它的具体性，是指它的不可替代性。地方经验不可替代，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风俗、方言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学的具体性，常常是借助这些方言、俗语来加以呈现，没有了方言俗语，没有了地方风俗习惯，文学的很多独特具体的人物、景观就会失去表现力。文学的语言，很大程度上不是标准规范的书面语，而是方言俚语等活的语言，是那些跟说话腔调、神气、姿态、场景、风俗混杂在一起的语言动态。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强调地域与写作的关系，其指向是多层面的，从实际的地方经验到更为具体的文学语言，这种粘连着地方俗语俚语的文学话语，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方言俚语，而是需要小说家们用心去发现、体会其中的表现力和丰富内涵。

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数作家都在用心探索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用自己认为最具文学性的语言在叙事抒情。我们会发现，像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老舍、孙犁、汪曾祺等，小说作品中都有方言俚语保留着。这说明方言俗语等对文学地方经验的表达传递，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无法摆脱它。

⑦但我们又会说，地方经验不是文学的全部，它还有其他的关联物。

⑧除了可见的地域景观和方言俗语之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尤其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应该是文学写作者在思考地方经验时引起重视的。这些看不见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超越具象、重造文学世界的原理性原创性的东西，构成了作家和一个时代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许在文学世界中，人物故事、地域景观就是这些，但构成方式和呈现方式却是可以多姿多彩的。同为浙江作家，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与茅盾小说中的乡土人物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与作家理解世界以及关注世界的方式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⑨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人们会涉及社会政治、人文、哲学等比较宏大抽象层面的问题。从文学构成看，作家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的，能够接收和吸取各种文化信息，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资源。

⑩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学中的地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有虚拟、超越实在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地域，似有似无、虚实相间，引导人们从一种具体实在向更高更遥远的方向思考和追寻。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家最善于从一个具体的地域物象出发，引导人们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审美世界。像鲁迅小说中有很多江南人物、故事，但很少有人会认为鲁迅只是一个擅长于表现民俗风俗的乡土作家。

⑪小说家不能仅仅凭感觉经验进行创作，还需要在文化哲学思想层面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空间，有一种经验之上的叠加和超越。与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作品相比，21世纪中国文学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包括地域与文学问题，需要有一种时代水准和高度的新拓展、新理解和新的表现。

（摘编自杨扬《文学的地域指向意味着什么》）

创作具有地域性的优秀文学作品，既需要作家扎根于独特的________，从中汲取不可替代的生活质感与精神滋养；又需要作家超越具象层面，形成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在________的融入中，实现对地方经验的重构与升华；最终引导读者从具体实在走向更为开阔的________。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时内忧外患，民族贫弱，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身心投向了广袤的土地。

作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的鲁迅，从一开始就高扬“人的文学”大旗，寻求着健康人的生存形式。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经常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所考虑的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在鲁迅看来，人生问题不只是温饱、生活境遇、劳动条件等物质条件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因此，鲁迅认为，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去改变他们被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进而使他们得到正常、健全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沈从文向往的同样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而霉斋闲话》中写道：“‘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士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狭隘、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故‘人生文学’这名词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这说明了他承续“五四文学”精神传统的意图。他的大量作品也贯穿了应当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的思想基调，显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要求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传统。

鲁迅和沈从文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呼应了对人的命运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人性及人的健康生存问题的探讨；他们都曾以积极的态度，为改变乡土面貌进行过不同方式的努力，这种相通形成了两位作家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摘编自马海娟《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乡土小说是指20世纪20年代初，寓居京沪的青年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原状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闻一多曾说：“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仅是绘画的一种要素。”“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需要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新文学作家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乡土气息、泥土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于乡土文学发轫，作为领路者”的鲁迅，他笔下是地道的2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砖墙瓦顶的农村生活：鲁镇与未庄古老而缺少变化的生活模式、咸亨酒店、曲尺形柜台、祝福祭祖风习、临河空地的社戏、水乡乌篷船、活动其间的戴毡帽穿夹袄的形形色色人物……无不充满浙东水乡浓郁的色彩。“京派”作家代表沈从文，虽长年身居都市，但一直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固守其“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虽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潜意识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歌咏者，以潇洒随心的文字把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的竹翠花红、风土人情，汇集在其穷尽毕生功力造就的“湘西世界”：古朴风情的吊脚楼、渡口摆船，淳朴的茶峒田园、碾坊，古道热肠的水手船夫，为爱为情而活的少男少女……

一东一西，此水彼山，不同地域的山光水色与文化特质栽培出两棵卓尔不群的参天巨树，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之园。

乡土文学就是以特定地域为客体，用智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去审视并揭示其固有价值属性，表达出作家不同的创作意图。弃医从文的鲁迅以医生把脉问诊的职业行为，对社会本质、人类灵魂质疑拷问。他直面惨淡人生，背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沉重使命，用冷峻犀利的解剖刀去细析病态灵魂。在他的作品里，乡土虽也有承载过百草园的童真、社戏的欢愉、少年闰土月下刺猹的英武，但本着“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感，其笔触更多是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国民的积弱和冥顽不灵的人性丑陋等精神负累现象。读鲁迅的作品，感到国家、社会，“只是一片乌黑乌黑”。《呐喊》和《彷徨》将审视平台搭建在“鲁镇”，以写实主义揭示人的精神状态，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以唤醒麻木不仁的人们。通过对闰土、阿Q等悲剧形象的塑造，说明民主革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对单四嫂子、爱姑等苦情形象刻画，表现对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鲁迅塑造乡下人，采用“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峻冷目光审视乡下人的退守狭隘、自私卑怯、看客心态、自欺欺人、愚昧巧滑……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以手术刀般精准的笔“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体现“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特点。

自诩“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其乡土小说常淡化时代，像人性实验室，将人间美丑苦乐过滤清理。特异优美的湘西世界是作者用来表达“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不在社会动乱中展现人物，而是写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宁静和谐，以秀丽的文字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从人道主义理想出发，歌颂原始淳朴的民风、劳动者崇高的人性美。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者是沈从文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在湘西山明水秀竹翠花红中，远离尘嚣而生活着的女儿烂漫如花、清纯如水，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纤尘；老者世故如松、刚强如石，生活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风俗淳朴的边城美丽风光，突出对湘西下层人民美善理想的人生形式的关注和赞赏。

一丑一美，此贬彼咏，鲁迅与沈从文相异的创作意图共同指向文学的价值真谛——“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

（摘编自黄建章《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探微》）

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常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极。鲁迅直面乡村的破败与人性的麻木，______，试图以痛感唤醒沉睡的国民；沈从文则不同，他有意滤去现实的血腥与嘈杂，在湘西世界中提炼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如果说鲁迅的创作是“破坏”，是为了拆毁禁锢人性的旧屋；那么沈从文的创作则是“建设”，意在为民族品德的重造提供参照。二者看似路径相反，实则______：一个在绝望中反抗，一个在温情中守望，共同完成了对“人”的深层关注。